瓷砖系列。
本报综合消息4月29日，石湾陶塑技法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佛山市石湾美术陶瓷厂举行。
石湾陶塑技法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胎毛技法正是其中之一。今年正值石湾动物陶塑宗师区乾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以区乾为代表的石湾历代动物陶塑名家，同时也为了推动石湾陶艺发展，在五一期间，将由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和石湾镇街道办事处主办，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司承办石湾陶塑技法保护与传承系列活动。传播和推广胎毛技法这一石湾陶塑的精髓，将胎毛技法发扬光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据悉，本次活动包括石湾陶塑胎毛技法大比拼、区乾诞辰100周年陶艺传承作品展、区乾原创胎毛作品《喜迎牛市》和区乾之女区桂婵胎毛作品《百艺精柔》的限量版首发式（各100尊）等。
胎毛技法是石湾陶塑技法中的精髓。它是利用一些特制的工具，在泥胚上雕刻出动物的羽毛，让陶塑动物呈现出刻划细腻、栩栩如生的立体效果。据介绍，本次胎毛技法大比拼，将分为辘毛、刻毛、啄毛三个技法组别，参赛者最多可参加两个组别的比赛。
石湾陶塑技法是石湾公仔的灵魂，去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佛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廖之春表示，石湾公仔是佛山人引以为傲的本土文化，保护和传承好石湾陶塑技法，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此外，佛山市陶艺收藏家协会还将借此良机，召开第四届一次会员大会，届时来自海内外的200多会员将共聚一堂，商讨石湾陶艺的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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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文化遗产日 多项活动营造保护传承氛围
6月11日是中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内地多个城市开展了与此相关的丰富活动。
景德镇重建元代馒头窑再现“元青花”魅力
王昊阳在江西景德镇报道：“文化遗产日”当天，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重建，拟于今年10月在景德镇期间试烧，有望重现“元青花”与元釉里红瓷的惊世魅力。
为复原元代挛窑与烧瓷技术，重铸享誉世界的“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召集多位窑炉与制瓷专家，开始重建馒头窑，以元代历史为参照，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元代馒头窑。
6月11日上午，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内，景德镇市文物局局长江华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胡家旺等人握揪挥土，举行元代馒头窑窑炉奠基仪式。
景德镇元代馒头窑由江西陶瓷研究所设计，国家文博研究员周荣林以及景德镇挛窑师傅余云山等人多次讨论，对窑炉烟囱、建材等问题进行反复研讨，最终达成一致。
“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吕子豪在河北保定报道：设于保定的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11日宣布，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中，河北省保定市申报的“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榜上有名。
当日，中国直隶官府菜研究会会长、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传承人梁连起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称，该研究会依据入评“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上千本明、清、民国时期的老菜谱和相关史料，成功挖掘开发出“李鸿章烩菜”、“鸡里蹦”等400余道直隶官府菜品，并复原了失传上百年的美食器皿“温盘”。2006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正式入选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第一个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申报成功的中国菜品。
以酱香味为主兼具多味的直隶官府菜，首创于清康熙盛世时期的直隶官府，完善于皇帝行宫及保定官府，鼎盛于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督直之时。
佛山石湾陶瓷艺术
有些地方似乎在冥冥之中就被注定要进行某种特殊的活动，例如工业活动或艺术活动。而这些地方的历史又与这些活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以丝绸或瓷器等多种材料为原料的艺术表达形式，而石湾艺术则是以陶器制@所体现，且历史悠久。
事实上，由五十年代开始的考古工作使石湾附近出土了多个陶制品，其年代之久远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证明从那时起陶器制造业就在那里存在。石湾位于广东佛山境内。自唐代起该地区，尤其是广州市就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贸易的发展使石湾制陶业很早就发展起来，并在唐宋年间就深受旅居华南的中东人及欧洲人喜爱。由于索求甚大，石湾的陶制品发展极快并流传至今，而中国其它地方的制陶业则正在衰败，有些已经衰亡。正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及水陆交通的便利，石湾的制陶业才在明清时期达到了辉煌。
正是在明清时期，石湾的制陶艺术在技术上得到了最快的发展。石湾的工匠们除发展自己独有的风格外，还仿制中国其它地方的陶制品。以满足各方面越来越多的需要。但这一情况使收藏家们有时处于迷惑之中，因为那些被他们收藏并认为来自其它地方的陶制品实际上来自于石湾，但从另一方面讲，石湾工匠在仿制中国其它地方的陶制品风格过程中，亦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技术知识，并使之融入到以后的制作之中。事实上，专家们认为只是从明朝起才出现了今天被人们称之为石湾陶器的东西。
石湾陶器与中国其它地方出产的陶器的区别之一在于，石湾陶器不是纯粹的艺术观赏品，它们还具有实用性。例如直到今天，石湾陶器业仍主要生产日用陶制品，很少制作纯艺术观赏品。在这种意义上，由诸如萄国人文第士等收藏家直接向陶塑专家下单订制的陶制品就显得尤为珍贵。由文第士为前贾梅士博物馆（现澳门艺术博物馆）订制的石湾陶艺制品为此是该馆最美的收藏品。在那里，我们可以欣赏到石湾陶艺最光辉的一面，尤其是那表现中国神话传说的陶塑及表现华南普通百姓，例如樵夫、渔民、农夫等的陶塑制品。中国的学者一直该为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加欣赏这种艺术形式，尤其是那些有能力的收藏家更是如此。也许由于石湾艺术产生于南方，因此更受到外国人的青睐，但文第士等人向石湾的艺术家直接订购这些术品的做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创作及这一古老行业的振兴，也有助于开拓新的艺术内涵。
石湾陶制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创作它们的艺术家的美学加工。即使是在日常用品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加工的痕迹，这也许是石湾陶制品受到广为欢迎的原因所在。石湾陶器见证了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艺术传统，这在一个知识的传播重要于一个关键人物出现的农业社会中构成了另一个特点。石湾艺术不以个人创造为特点，而以连续不断的创造为特征，是一门真正的民间艺术。也许这才是在观赏其作品时使我们感动的地方。石湾艺术风格统一并且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们虽然是多代艺术家在不同时代所制作的，但尽历沧桑长胜而不衰，而石湾的制陶业也经历了中国近五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
景德镇陶瓷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译介学探究
在传统保护传承方式的基础上，陶瓷译介传播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当地瓷业资源，输出陶瓷文化资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国际陶瓷文化交流。
一、景德镇陶瓷简介
千年“瓷都”因宋景德元年（1044年）宫廷诏令此地烧制的御用瓷底款皆署“景德年制”而得名。不断的窑火，不仅为世界呈上精美绝伦的瓷器，也为这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制瓷工艺发源于汉代，历经千年历史，形成现在“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的独特陶瓷生产工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包括十几道核心工序，出产的瓷器享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美誉，青花瓷、颜色釉、玲珑瓷、粉彩瓷四大名瓷享誉全世界。
作为中国灿烂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德镇制瓷工艺依赖于广大民众世代相传，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经过千年的历史传承积淀，景德镇陶瓷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古“瓷都”，景德镇拥有丰富的窑址古迹、精湛的制瓷工艺、独特的瓷业习俗、精致的瓷灯瓷柱、优美的瓷歌瓷舞、多彩的瓷会瓷展，为陶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天然优沃的土壤。
二、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势在必行
景德镇陶瓷的保护和传承关系民生、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和谐国际社会的创建。景德镇陶瓷的译介输出将有助于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交流，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和游客的兴趣和关注，进而带动陶瓷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古瓷都陶瓷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在当今的形势下，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势在必行。
首先，景德镇陶瓷具有“独特性、或泰兴、传承性、流变性”等特点。沿袭千年的师徒制传承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传统制瓷工艺现在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后继无人”。现今有些博览会和古窑遗址有传统制瓷技艺表演，但是脱离生产需要的手艺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长久。此外，由于历史的贡品文化和市场经济烙印，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日渐难寻，小作坊主打着瓷都的名号以次充好，致使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社会和国际影响力越来越低。因此，跨文化译介输出将推动景德镇陶瓷走出国门，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吸引更大的关注度，为其传承保护提供源源不竭的资源。
其次，景德镇陶瓷跨文化译介输出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但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任重而道远，光靠地方政府和相关学者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组织机构的帮助和支持。而这都需要借助多模态和多元化的翻译、介绍和宣传。景德镇陶瓷的跨文化译介输出有助于推动身在中国腹地的陶瓷艺术文化对外交流，吸收国际性资源参与其保护和传承，为景德镇瓷业资源的创新性开发和利用提供新的契机和力量。
三、景德镇陶瓷跨文化译介输出的可行性
景德镇陶瓷是“物化的文化”，其涉及面广，专业技术程度深，且陶瓷译介兼具科技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双重性质，自然其译介颇为讲究，难度较大。就内容来讲，陶瓷翻译涉及许多诗词、典故、技术等难翻成分：就形式而论，译者会面临语义对应缺失、专业文化信息难以简译等问题。但是难度大并不意味着不可译介。
首先，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的理论为陶瓷文化译介输出提供理论基础。陶瓷译介的受众主要是观光游客和相关学者。根据目的论原则，译介输出陶瓷文化的目的就是帮助受众跨越时空领略景德镇陶瓷艺术的魅力，了解瓷业文化的内涵。这一功能和目的决定了译者可以灵活采用翻译策略和技巧，采用创造性译法传递陶瓷的艺术文化特色。至于诗词典故等难译成分，文化学派认为诗歌翻译并非简单地对原文本的复制，而是创造相似的译文。陶瓷文化的译介输出也不是照搬原文，而是将整个陶瓷文化艺术的种子“移植”到异域文化环境，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因此，译者不必受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而应专注于移植陶瓷艺术的“种子”，介绍陶瓷作品蕴含的文化艺术内涵。
其次，景德镇陶瓷译介输出已有一定的基础，并将不断吸引各界资源。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已吸引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关注，相关部门也已对其进行抢救和保护。单就译介来说，早在清朝，法国殷弘绪和儒莲就分别译介了《浮梁县志·陶记》和《景德镇陶录》，开启了中国陶瓷典籍西译的大门，随后《陶说》《陶雅》等陶瓷著作相继被译介到西方。现代不断有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引起学术圈的关注。“景德镇学”的兴起，为陶瓷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海上陶瓷之路”、瓷博会以及陶瓷文化周等活动成为景德镇陶瓷译介的重要平台，景德镇与欧亚十几个国家产瓷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也推动了景德镇与西方的陶瓷艺术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体系、各类陶瓷研修和赛事、陶瓷专访节目都在客观上营造了陶瓷译介输出的文化氛圍，为景德镇陶瓷文化走向世界打开新的窗口。
四、基于译介输出的景德镇陶瓷艺术传承与开发
传统景德镇陶瓷文化危在旦夕，保护的努力已然赶不上消亡的速度。陶瓷文化的译介输出可以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提供全球化的途径和资源。
首先，发扬传统节日，深挖民俗历史。景德镇历来全城制瓷，瓷业习俗已成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景德镇的瓷业习俗文化历史悠久、体系完整、特征鲜明、内涵积极，在世界行业习俗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深受相关国际人士的青睐。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庆典活动和民间神话传说是景德镇所独有的，对于外国友人来说是全新的文化信息，是景德镇陶瓷文化译介输出的重要载体，值得深入挖掘利用。烧“太平窑”的节日习俗、吃“知四肉”的饮食民俗、迎瓷业师祖“风火仙师”童宾的“陶人盛典’等节日习俗具有鲜明的地域名族特色，应该在其消亡之前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合理保护和科学利用。
其次，谢绝千篇一律，沿袭古城特色。由于商业旅游的兴起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大，城市建筑相互借鉴越来越多，导致现在的中国“千城一貌”。为了传承自身独特的制瓷文化和艺术氛围，景德镇应杜绝走其它城市的繁华商业模式，而是着重保护原有现成的古窑古城，保留和恢复原有的瓷都风貌和味道，以独特的瓷业文化氛围吸引国际人士的目光。
再次，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被动抢救保护已难抵挡时代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多模态、多元化的发展利用可以提高艺术文化的推广传播效果。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帮助国内外朋友足不出户领略瓷都精品艺术；修复传统柴窑、恢复传统陶瓷烧制，生产性保护才是传承的最佳途径；专访节目、数字影片有助于对外宣传介绍，古窑民俗博览区、元代馒头窑、风火仙师庙、瓷行等遗址景点可以吸引游客的积极参与，实现译介输出促进陶瓷艺术保护、拉动当地经济的目标。
五、结语
景德镇陶瓷既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又是精美的艺术和珍贵的历史资料。相关的保护和传承应该将传统方式与创新途径相结合，以开发性利用促进传承和发展，译介输出则提供了一条不可多得的国际路径。译介输出是景德镇陶瓷保护传承的新途径，也是国际陶瓷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景德镇政府可以借助陶瓷的译介，输出陶瓷文化资源，开发瓷业旅游，借陶瓷艺术的开发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译介输出促进与国际的陶瓷文化交流，借鉴国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经验，为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国际化的视野和资源。
北宋官瓷的保护和传承
北宋官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瓷器，是汉族陶瓷史上唯一一个将窑址建在宫廷烧制的瓷器。当时，北宋官瓷结合瓷器制作大师的精湛技艺与宋徽宗的艺术才华，既在制作技艺上远远超出民间瓷器，同时又充盈着皇室瓷器的华贵与精致。
在金兵攻克汴京时期，宋徽宗忍痛毁窑，北宋官瓷就此停止生产。宋高宗时期，斥国资复古礼器，最终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南宋时期，瓷器的需求量增大，朝廷大量烧制以北宋官窑为蓝本的南宋官瓷，使得两宋官窑得到延续，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北宋官瓷，并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清仿北宋官瓷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一些仿烧作品几乎可乱真。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北宋官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烧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北宋官瓷的恢复，通过立项研制，最终研制成功。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开封市政府2014年第一批颁布的民办博物馆，该馆隶属于开封宏达检测集团和宏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生产、展示于一体的地方民办博物馆。多年来不断挖掘、研究北宋官瓷精湛制作技艺，生产出的官瓷可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北宋官瓷传世真品相媲美。
立足于开封深厚的古城文化底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集营利和公益为一体，进行北宋官瓷艺术的研究和传承。2014年，北宋官瓷博物馆在瓷器上釉色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一窑三百多件，经常只有十多件烧制成功，一窑就损失三四万块钱，而连续十几窑都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却为艺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慢慢成功率有所提升，现在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每窑80%的成功率。
立足于开封深厚的古城文化底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集营利和公益为一体，进行北宋官瓷艺术的研究和传承。2014年，北宋官瓷博物馆在瓷器上釉色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一窑三百多件，经常只有十多件烧制成功，一窑就损失三四万块钱，而连续十几窑都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却为艺人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不断的尝试之后，慢慢成功率有所提升，现在的成功率能够达到每窑80%的成功率。
手拉坯工艺制品储罐和笔洗
在博物馆的经营过程中，博物馆还免费为开封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开放，游客可以进馆内免费参观，同时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陶艺，馆内的陶瓷艺人也会为其烧制，瓷器出窑后可带回家。此外，博物馆成立实习基地，为开封市内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免费传授学生关于瓷器的知识，学习和了解陶器制作工艺。
1984年用煤窯烧制的传世品器型：方尊
1984年煤窯烧制：出戟尊
现在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经营慢慢趋向稳定，烧制成功的瓷器，经常被全国的瓷器爱好者和收藏家购买，也被一些外地的瓷器店和厂家来此批发瓷器。另外，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还会带着制作精致的瓷器参加一些民间艺术的展出，不断扩大北宋瓷器的传承。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馆内展品共计2000余件，主要分为1984年煤窑烧制官瓷作品、历代瓷器作品和现代瓷器作品展区。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展厅陈列的北宋官瓷精制作品
展柜陈列的是2010年在烟台中国民间艺术品展览会上获得金奖的大弦纹瓶
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艺人正在制作茶壶
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的艺人正在制作茶壶
官瓷制作第一次素烧过的半成品：茶壶、公道杯、菊花茶杯
对于今后北宋官瓷的传承，开封宏达集团将会继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形成文化、商业、旅游共同发展，做好官瓷的展示、展销以及收藏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项目，继续推动北宋官瓷文化产业的传承和发展。
龙泉青瓷的传承与创新
“真如绿水中，一朵芙蓉出”，这是对龙泉青瓷的赞美。中国美院陈淞贤教授曾撰文“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作为由韩美林大师题写书名《徐朝兴从艺五十周年回顾展》的序一。在这篇点评当代青瓷泰斗徐朝兴大师的文章中，我们也许能隐隐约约看到徐凌的影子。徐凌是徐朝兴之子，也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认得徐凌是在他父亲这本书在上海的首发会上。那时，他年轻又很低调，谦虚诚恳又贴近生活。展览会上，他什么活都抢着干，像个地道的布展工作人员，只是问及那抢眼艺术作品的作者时，方才知道那个象学生模样的人原来是位大师。在龙泉青瓷艺术家群体中，徐凌在他那个年龄的中青年中算是抗旗的人，这得益于自幼跟着父亲从手工练泥、拉坯、修坯、施釉、烧窑等凡是与青瓷艺术有关的工作他都抢着干，与青瓷艺术有关的书，他也抢着看。“天道酬勤”，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的作品在成百上千次火与土的历练中脱颖而出。例如：在作品《大窑情思》中，吸取了唐代绞胎泥的装饰技法。又如获奖作品《哥窑刻花牡丹瓶》中，继承了五大名窑之一的龙泉哥窑釉裂成纹见长，釉层饱满丰厚，庄重典雅的特点。他还学习了徐朝兴的跳刀装饰技法，创作了不少让藏家着迷的作品，深受青瓷爱好者的青睐。徐凌曾赴日本留学，吸取了当代国际流行的审美观念。他的最大特点是跳出传统的框框，从传承走向创新。在这点上，他父亲徐朝兴讲得很坦然，他说：“徐凌的风格和我不同”。这就是后生可畏之处，也就是龙泉青瓷明天的希望，未来更上一层楼的必由之路。陈淞贤教授在《求新求变——再创龙泉青瓷艺术高峰》一文中，特地点了徐凌等人的名字，认为他们是当今龙泉青瓷的新生代。由于受新潮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中更加注重‘人性’展露，体现了年轻一代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他们应该是龙泉青瓷的未来和希望。徐凌继承了其父的创作风格，其作品清新素雅，又融入了当代的审美意识，其作品能令人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还擅长不同装饰技艺的综合运用，形成虚实相间的视觉图式，自成风格，并有前卫感，受到大家欢迎。作品《手足情》获第六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优秀奖。作品《秋韵》获国际民间手工艺术品展览会金奖。作品《秋韵系列》获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他的作品还多次赴海内外参展，在韩国举办的中韩青瓷文化交流展览会上深受外国朋友的好评。最近，他的力作被龙泉市博物馆收藏。
陶瓷设计与工艺：传承土与火的艺术
位于渤海之滨的唐山是我国著名的“北方瓷都”，在几百年山与水、火与土的交融中演绎着陶瓷文化。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是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重点专业，该专业有15名学生还同时拥有另一个身份——唐山市美术瓷厂和亚洲时代陶瓷有限公司的学徒。“我们与企业签署了学徒协议，学徒期满就成为企业的正式职工了！”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2015-11班的王帅同学话语中带着几分自豪。
工艺大师为学生现场讲解陶瓷设计艺术。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陶瓷设计专业有4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陶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中国陶瓷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该专业致力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已经培育出国家、省、市级陶瓷艺术大师110多位，他们已成为唐山陶瓷行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和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
2015年8月，教育部正式批准该专业为国家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进一步完善“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的培养模式。每名学徒要在企业完成5件难度不同的陶瓷作品，并直接接受市场检验。
瑞士陶瓷艺术家讲解国际现代设计潮流。
“陶瓷艺术需要心领神会，只有在工作岗位上才能造就新一代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刘冠伟评价说。冯清勇大师也对弟子充满信心：“我的徒弟文化基础好，基本功扎实，将来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16年10月，该专业学徒制班学生代表队参加第二届全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全国职业院校陶瓷类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2016届毕业生王戴，最初是慕名来报考陶瓷艺术专业，在校期间跟随师傅董辉学习陶瓷绘画技艺，为企业设计和绘制了多套茶具，深受消费者喜爱。毕业后，她婉言谢绝了企业挽留，正准备创办自己的企业。
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文化优势，该专业还广泛开展陶瓷文化国际交流活动。瑞士维维实用艺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教授考夫曼多次来学院讲学，开阔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来自俄罗斯、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陶瓷艺术爱好者等多次到学校感受陶瓷文化，体验陶瓷创作，学习制瓷技术。该专业还开展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建设、陶瓷大师工作室建设等工作，以持续推动提升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瓷器与玉器文明的传承关系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玉器与陶器同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我国先民在磨制石器的时候，发现玉料并加工成玉器，把它制成生产和生活用具。他们认识到玉高于石，便把它作为装饰艺术品，后来又发展为贷币——璧，以至把它作为帝王权力的最高象征——玉玺，影响所及，百姓也把玉印作为信用的根据。世俗的权力象征，又转化为最高的神权象征。这一切，使玉器文明在古代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积极的成果，就是导致陶器发展为瓷器。
丁华汉大师作品手绘·花红透半湖秋花瓶
一、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
陶器不是由一个地方首先发明而后再传往世界各地的，它是各地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地创造出来的。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国先民之所以都能独立地创造出陶器，是因为先民掌握了火以后，几乎各地都有烧制陶器的泥料，而陶器工艺简单，烧成温度底，便于普遍掌握。当世界各地先民长期使用陶器时，中国先民则率先发明了瓷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瓷器是玉器文明的产物。中国先民在8000年前，几乎同时制造了玉器和陶器。玉器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爱玉的民族心理。”(牟永抗，吴汝祚等《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光明日报》1990年7月4日)玉器受天然玉料的局限，不可能大量制作，于是先民致力于人工制造类似玉器的器皿，而把这种追求放在提高陶器工艺的基础上，则是最现实的了。这样，受玉器文明的长期熏陶，在不断提高制陶技艺的基础上，追求陶器的玉器效果，以满足人们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需要。这种执着的追求，从釉陶，硬质陶得到启示，在先进技艺和一定的物质(如找到瓷土)条件下，逐渐达到理想的瓷器目标。
第二、瓷器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古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商代，我国制造和冶炼青铜器的技艺，达到非常精谌的程度。这种先进的工艺和冶炼技术(高温技术)，转移到制陶上，就产生了一种飞跃，陶发展为瓷。陶向瓷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渐进过程。“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远在3500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以及提高烧成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就创造出了原始的瓷器。”(《中国陶瓷史》第76页)再经历1700多年的长期探索，在东汉时候(距今1800余年)终于烧制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原始瓷器和青瓷器一直在向玉器效果逼近，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终于达到了“越瓷类王”的效果。可是，先民并不就止停步，而是继续向新的高度攀登。到了唐、宋，瓷器比较普遍地达到了玉的意境。元、明、清以来，烧制的瓷器更是巧夺天工，在瓷质的细密和晶莹光泽等方面，达到了精美绝伦的高峰。
二、瓷器的玉器效应
中国瓷器从它的发明，发展全过程来看，瓷器的玉器效应是纵贯古今；从横向来看，南北诸窑尽管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而玉器效应则是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是由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从商代的原始瓷器发展到东汉青瓷，是向玉器效应逼近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越瓷类玉”的意境。北朝山东省淄．博寨里窑青瓷“明亮润泽”，精美的莲花办尊”胎骨坚致，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华缛”。河南省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首次发现了北齐的白瓷。这批早期白瓷具有明显的特点：“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色，没有上化妆土。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唐代，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当时，“白瓷精品已达到了体薄釉润，光洁纯净的地步。”杜甫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扣如哀玉”，说明经高温烧成以后，胎体烧结得很好。唐代越瓷，顾况《茶赋》说它是“越泥似玉之瓯”。唐代晚期，越瓷“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景德镇陶录》卷五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人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景德镇古名)瓷名天下。“霍窑”佳者莹缜如玉广…·邑志载唐武德四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五代时的柴窑瓷器“其色正碧，流光四照。”
宋代，瓷器发展到了辉煌时期。如果说唐人称赞越瓷是修辞学上的譬喻，那么，宋人烧造龙泉青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宋代南北方各个名窑的共同本质特征，追求玉器效应更为强烈。官窑釉色莹澈，哥(含章生兄弟)窑纯粹如美玉，汝窑莹润如堆脂，定窑色白而滋润，“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美的极致，黑瓷烧出了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润釉。苏东坡赞美“定州花瓷琢红玉”。北宋耀州窑，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馨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以上写的声，色正是玉的特征。史学界认为，如果把唐人对浮梁瓷誉为“假玉器”和“佳者莹缜如玉”的评语，用于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是更符合实际的。宋代景德年间，这里因生产的瓷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而得名景德镇。《格古要论净说：文天祥经过永和，窑内瓷器变为玉。这个记载带有神话色彩，但吉州窑的瓷器达到了玉的效果却为考古实物所证实。宋代龙泉窑“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广…。·仿玉器的有琮。”龙泉青瓷“是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龙泉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的造型，是对商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陶瓷史》认为：“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
三、彩釉强化了玉器效果
元代以后，中国瓷器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它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彩釉把瓷器装饰得更加绚丽多彩。但彩釉不是淡化了瓷器的玉器效果，而是使玉器效果更加强烈，更加异彩纷呈，某些精品甚至超越了玉器，使“泥土变金玉”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元代，青花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器的明净素雅正是玉的意境，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元代的釉更红和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都是具有强烈玉感的新创造。
明代，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斗彩“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这正如《陶说》序言所说：“瓷器与金玉同珍者，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永乐，宣德时期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制瓷艺人的高度技艺水平。永乐宣德年间造的祭红，为色调庄严肃穆，深沉安定的深红色，也有象红宝色一样艳丽的。宣德时期的瓷器“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王”。斗彩，铜红釉，单色釉等彩瓷，使瓷器的玉器效果更加绚丽夺目。成化朝青瓷“胎薄釉白而青色淡雅”，“玲珑、精巧”的造型，配上“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花”；嘉靖朝青花“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浓重、鲜艳的色调”，使人感到“幽菁可爱”。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进入瓷器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这一时期，又创制了很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和鸟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录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康熙五彩一般都是彩色鲜艳，光泽透澈明亮。康熙寸人许谨齐写诗赞誉郎廷捆督造的瓷器“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郎窑红因宝光艳色而鲜艳夺目。美人醉则兼幽雅清淡，柔和悦目，给人以意境深远的美感。雍正粉彩比五彩更为娇艳，以淡雅柔丽名重于世。乾隆朝，把许多玉雕品都做成粉彩瓷器。唐英窑“至此集大成矣……龙缸、均窑追绝业，复古制，翡翠，玫瑰更出新色。”
鸦片战争后，洋瓷充斥我国市场，加上国内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瓷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但我国瓷业在与洋瓷的竞争中，也出现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装饰。民国初，从国外引进了新彩颜料，贴花纸、金水、电光水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瓷器的玉质风彩始终一脉相承。
新中国建立以来，各大瓷区在继承玉器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蓬勃发展。酸陵的釉下彩晶莹润泽，淄博的鲁玉瓷，唐山的白玉瓷，德化乳白釉做成的瓷雕，简直就是一座玉雕。北京李鸿仓发明陶玉，用于生产工艺美术品及建筑装饰砖板，产品远看似玉，近看是陶，通体自然花纹，色彩变幻奔放。作者介绍，陶玉是受中国南京雨花石、青海丹麻玉等的启发，经过多年研究发明的。白如玉一直是瓷都景德镇的特色，它清秀淡雅的青花瓷，万紫千红的粉彩瓷，巧夺天工的薄胎瓷，五光十色的颜色釉，晶莹剔透的玲珑瓷等，都具有玉的本质特征。
“瓷器之源，与国齐名。”李政道先生的题词，说出了中华民族玉器文明的特征。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它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于一身，它作为玉器文明的结晶，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高度赞誉，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陆上丝绸之路所到的西亚，海上我国唐代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都发现有唐瓷碎片。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瓷器之路”。正是不朽的瓷器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瓷器不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中国瓷器文明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的贡献。日用瓷和艺术瓷在未来社会也必将长期作出新的贡献；建筑、卫生陶瓷的普遍使用给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而特种工业陶瓷则在工业、科研和航天技术设备等方面，显示这种新材料的无比优越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讨瓷器是玉器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有助于深刻地认识瓷器的丰富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瓷器的胎质细密和色泽莹润则是玉器本质的再现。
越窑与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及特点
历年来考古调查表明上林湖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分布着古窑址近200处。尤以上林湖分布最为密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了115处遗存，占窑址总数的一半以上。根据各遗存的面貌特征，确认东汉、三国10处，东晋、南朝9处。隋唐至北宋170处，南宋8处。其年代跨度之大，窑址密集程度之高，为全国所罕见。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中，尚缺西晋时期，或许还未被发现，或许是已遭破坏而荡然无存，或许是出于其他原因，这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予以确定。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唐至北宋时期，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的产品面貌特征和装烧工艺等方面完全相同，属于同一瓷窑系统。它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地扩展，瓷业生产蓬勃发展，形成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而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址则成为上林湖窑场的卫星窑址。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关于越窑的涵义，最常见的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窑址分布在古越国范围之内，因此，越窑的“越”为越国之“越”；多数学者则依据陆羽《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认为唐代通常以州名窑，越窑为唐代越州窑的简称。《秘色越器》诗中赞美的越窑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场所产的秘色瓷，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笔者认为越窑是对唐代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
关于越窑的时间范畴，学术界仍有分岐。《中国陶瓷史》把宁绍平原东汉晚期到宋代的瓷业遗存统称越窑，而《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则把这段瓷业遗存划分为“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笔者认为后者是对上林湖地区瓷业遗存类型的客观事实反映。
东汉、三国至南朝时期，曹娥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瓷业生产的高峰，成为先越窑的生产中心。上林湖地区的同类瓷业遗存仅19处，则明显受到曹娥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成为先越窑的地方类型窑址。经过隋唐初中期的发展，到明唐至北宋前期，以上林湖为中心，及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等地的瓷业生产蓬勃发展，蔚为壮观，达到鼎盛状态，成为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与此同时，随着与日俱增的“贡瓷”和对外贸易用瓷的日益增长，相继在宁波的东钱湖、上虞的窑寺前等地增设窑场，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以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窑。台州的临海许墅和黄岩沙埠、金华的武义、东阳和温州的西山等地，出现了与越窑相类似的地方类型窑址，成为越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北宋后期，窑址数量锐减，制瓷工艺衰退，产品粗糙，瓷业生产江河日下，出现大衰败。南宋时期，由于朝廷下令余姚县烧造宫廷用瓷，濒临消亡的瓷业生产得到一时的繁荣，但好景不长，至南宋中期停烧。
越窑青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堆塑、褐彩、镂雕等。其中，刻花、划花最为常见，变化脉络清晰，伴随着越窑的整个发展过程。花纹有植物纹、动物纹、昆虫纹、人物纹、几何形纹等，形式多样，构图美观。上林湖后段二、三期是越窑初创时期，青瓷制作粗糙，釉层薄而无光泽感，已出现刻花。到了四期，刻划兼施的花纹明显增多，刻花、划花少见。花纹以荷花为主，还有荷叶纹、鱼荷纹等。荷花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形状各异，丰富多彩；荷叶纹也有二叶、四叶纹。这类荷花、荷叶纹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纹饰。
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是刻与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线条富有变化，具有层次感；其二是从刻划线条的交错现象来看，是先划后刻，即先在坯体上划出纹样，然后再紧挨纹样的轮廓外侧刻出一道粗线条；其三是花纹布满整个碗、盘、盆的内壁，往往在内底刻划盛开的荷花，周壁刻划荷叶；其四是在碗、盘、盆的口沿上刻四曲，成四等份，曲较浅，曲下外壁划粗棱线，此种装饰技法一直沿用到五代。
五期时，刻划兼施的花纹几乎不见，而盛行划花。虽然器物仍以素面为主，但划花占有一定的比例，明显比前期增多。花纹仍以荷花、荷叶纹为主，有二叶荷花、四叶荷花、荷叶、荷花飞鸟纹等。花纹各异，构图注重对称，线条挺拔健壮，自由奔放。花纹主要装饰在碗、盘的内底、盒盖面上。这些荷花纹的形状基本上保持着前期的特征，但花纹的布局，从碗内壁通体缩小到内底；荷叶由大变小，呈不规则三角形状。碗、盘口刻四曲，曲下外壁划棱线的装饰手法非常流行，曲口较前期深，演变成葵口，形似花瓣，整器像一朵盛开的荷花。
到七期，器表装饰仍以素面为主。划花在继承晚唐风格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细线花，纹样在龙纹、交枝四荷纹、交枝四花纹、缠枝纹、朵花纹、波浪纹等。刻花仍比较少见，花纹有仰覆重莲瓣、龙纹等。至八期，划花是最盛行的一种装饰。线条纤细、流畅、繁密，构图讲究对称，布局圆满，这成为划花的重要特征。在装饰纹样题材中，以植物花纹最多见，动物纹亦大量出现，人物故事比较少见。植物类的花纹有四缠枝花、四交枝花、二缠枝朵花、二缠枝菊花、荷花、四荷花、缠枝荷花、缠枝团花、波浪纹等；动物纹有对鸣鹦鹉纹、鹦鹉衔枝纹、云鹤纹、双凤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纹、飞鸟二缠枝朵花、飞鸟四缠枝朵花、龟伏荷叶纹、鸳鸯戏荷纹、龙纹、双蝶纹、飞雁纹；人物故事类的有人物宴乐图等。刻划花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花纹有莲瓣纹、牡丹花、开光牡丹花、龙纹、摩羯纹、双凤牡丹纹、波涛纹等。
其中有许多莲瓣纹往往先用细线划好图案，然后在花瓣轮廓线外侧用斜刀刻出深浅的粗线条，使整个图案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九期时，划花、刻划花明显减少，刻花增多，但所装饰的纹样简单、草率、呆板。虽有少量比较精细的制品，但远不及上期制品那样精致。此期的纹样有朵花、双线朵花、二缠枝朵花、四缠枝花、菊花、荷花、荷叶、莲瓣纹、牡丹花、双蝶纹、鹦鹉纹、摩羯纹、人物纹等。双线纹是新出现纹饰，常见于碗、盘的内壁和壶、罐的外壁。
考古资料表明，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的南宋时期瓷业遗存中，存在着二种制品类型。一种制品与越窑晚期风格相近，但就总体面貌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另一种产品与北方汝官窑制品颇为接近，称之“官窑型”制品。有学者把这二种制品类型共存的瓷业遗存，命名为“低岭头类型”。低岭头类型遗存的内涵特征，即“后越窑”的内涵所在。
“秘色瓷”为上林湖窑场所创制。对于它的研究，首先必须界定其涵义。“秘色”之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五代时，徐夤又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自宋代以来，“秘色”之名在文献中屡见不鲜，如赵令畤《侯鲭录》、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及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秘色瓷始于吴越钱氏，“臣庶不得用”，把“秘色瓷”理解为“神秘”之秘。
（2）认为“秘色”专指青色，故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代始绝的说法。
（3）把“秘色瓷”作为越窑一个时期的代称，故有“缥瓷——秘色——粉青”三大历史阶段划分之说。
今人更是对“秘色瓷”的含义界说不一，纷纷发表文章，进行阐述。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色”，有人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也有说秘色实为“碧色”。笔者认为，秘色是指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种色调，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10余件秘色瓷器，为我们提供了标准器。从地宫出土秘色瓷器的釉色来看，以青绿色居多，也有青黄色。各地唐至北宋时期墓葬出土的“秘色瓷”，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秘色瓷面貌。这些秘色瓷器的特征与上林湖地区窑址堆积中精致的制品相同。由此可见，秘色瓷是越窑青瓷的精粹。唐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物帐对应的10余件秘色瓷的出土及其窑口的确认，证明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时间不晚于874年。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上林湖窑场涂釉密封的瓷质匣钵系一次性窑具，它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瓷业为烧造高品质、高档次的产品不惜工本。然而如果没有官府的苛求，一般民窑是难以做到的。这类瓷质匣钵出现在后段五期，因此，上林湖窑场烧造秘色瓷的时间应可推前到9世纪中叶。《宋会要辑稿·食货》云：“熙宁元年十二月户部尚书上诸道贡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说明直到1068年时上林湖窑场还在烧造秘色瓷。上林湖地区烧造秘色瓷达二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陶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887年）凌倜墓志罐，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晚唐时，上林湖确有“贡窑”存在，同时，设立“贡窑”的时间不会晚于887年。
根据考古调查，凌倜墓志所指的“贡窑”应是后施岙窑址。从其遗存的情况看，与其他窑址一样，存在着精粗两类制品，说明“贡窑”不但烧造“秘色瓷”，而且亦同时烧造民用瓷。从志文中可知“贡窑”在当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窑场的专门称谓，否则就失去了以“贡窑”作为墓葬方位标志物的意义。这很可能与晚唐时期“奉诏监烧”的贡瓷制度有关。在上林湖、白洋湖、古银锭湖等诸多地点类似后施岙窑址的发现，表明“贡窑”无疑是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但是秘色瓷非限于“贡窑”所烧，以至“贡窑”也不完全烧制单一的秘色瓷品种。秘色瓷生产主要靠越窑这个群体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贡窑”烧造秘色瓷，而秘色瓷不全是“贡窑”所烧。
越窑青瓷从北宋晚期衰落，终于在南宋时期停烧，究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粗辟的论述。我们认为越窑衰落的主要原因有几下几个方面：
（1）吴越归宋后，由原来的特贡转变成土贡，无需大量进贡秘色瓷，贡瓷的数量锐减。宫廷用瓷舍远取近，汝窑、定窑、钧窑产品大量进入宫廷，取代了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使越窑的瓷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2）北方青瓷在烧造工艺技术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对传统高钙石灰釉配制方法的改革，成功地创制出具有良好的高温粘度的石灰碱釉，把中国青瓷的发展推到了一新的境界，出现了青瓷生产的另一个高峰，占领了越窑的原有市场。
（3）越窑的衰落与本地区农业生产的高度繁荣，燃料匮乏密切相关。
（4）考丰调查资料表明，北宋晚期，上林湖地区瓷窑址数量急剧减少，仅有10余处窑址；制作粗糙，器表不光洁，特别是圈足不规整，足底往往留下了“鸡心”形状；胎泥的淘洗和练泥不如前期严格，胎质不如前期细密，气孔明显增多，多数釉色呈灰暗，无光泽感；器表装饰只见寥寥刻划数笔，趋于草率；多数制品为明火叠烧，大量倒塌，变形粘釉，废品率高。制瓷工艺衰退，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失去了与其他名窑竞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