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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上的文字有独立于整个瓷器主题纹饰的圈、框、图案等作边饰，简称为铭文边饰。
（一）圈
圈是铭文边饰中最常见的。圈有单、双之分，釉彩画或刻划而成。釉彩圈有青花和红彩等数种，以青花为常见。青花圈和红彩圈均始自明宣德。明制青花瓷底面双重圈距离较远，粗细相等。圈线的起讫处有不同程度的重叠。清制青花瓷底面青花双重圈距离较近，外圈粗而内圈细，圈线看不出笔画起讫，总的说较明代为细。刻划圈外一般上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刻划后上底色釉，这种形式明代永乐年间出现，传世的大量永乐官窑甜白、霁蓝、霁红器都采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是刻划后加填与图案同色的彩釉，明万历的有些瓷器，刻划而就的文字加填绿彩而圈填黄彩。明永乐、宣德还曾出现椭圆双圈，比较少见。
（二） 方框
以直线组成的图形作铭文边饰，在西晋青瓷谷仓上的铭文外已使用，明宣德开始用青花方框作铭文边饰。框有单线和双线两种，从形状看分方和长方两类，长方框又有横、竖之别。在不同朝代，配合不同书体，有几种形式。
（三）图形
以图案作铭文边饰，宋带既有。这种图案铭文边饰有模印、刻划和釉彩三种。明初永乐、宣德所制甜白瓷上流行在年号款外用图形，在“永乐年制”和“宣德年制”四字篆文暗款外，有各种刻划的暗花。永乐有云纹、花边、八瓣花图案、龙凤、轮形等，宣德的图案则有莲瓣等一二种。釉彩的图案边饰较少，明清彩瓷中有一种喇嘛文（藏文）写于花纹中，称之为花捧真言。清雍正年号款外有的以桃形为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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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外销瓷的边饰断代
中国古代瓷器的断代大多凭眼睛看，先确定一个标准件。这个标准件大致可以分为：胎土的颜色和火石红等感觉、彩绘的特点、釉面以及颜色的特征，以及用手摸的触觉感，釉面的气孔，等等。外销瓷因为是在明清时期直接销往西方的，所以外国的学者在断代的问题上不是凭眼学而是靠资料，所以形成了和我们的断代方式截然不同的一套方法。
我们凭眼学标准件来断代，具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康熙瓷器瓷质比较坚硬，青花色泽翠丽层次丰富，等等，而康熙朝长达六十年，能否时间定位再准确一点就完全凭经验了。但是外销瓷依靠它生产时的一些相关资料，就可以把它的时间定位的误差前后不过三年。如果我们把这些相对临近年代的瓷器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在相对集中的一些时间里面，某一些边饰会比较流行。我在美国收藏外销瓷，开始直觉上很快地感觉到边饰和断代有关，具体要研究某一段时期的流行边饰，那就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了。后来，英国的Howard Angela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发现她对边饰断代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她找到一些确定的纹样，而不是像我那样把整个的边饰去笼统地归类。
边饰的断代主要是从纹章瓷开始。由于纹章瓷上面的纹章很多是因为结婚而订做的，从西方的一些城市婚姻记录上可以查到该家族这个人结婚的年代，我们通常的纹章瓷断代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在把相同时期的纹章瓷放在一起，发现了边饰的流行问题；通过这一些流行的边饰，再结合我们通常知道的不同时期的瓷器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清代的瓷器进行较为准确的断代。这些时代的流行特征如果与官窑瓷器进行比较，也许能够把我们对官窑瓷的断代做得更加细致一些。
以下的外销瓷边饰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断代原理去组合的。比如说：迈森风格的边饰，雍正中晚期开始出现白色粉彩画在白瓷胎上的精美边饰；在1740年左右这种边饰又和三个开光结合在一起，这个开光的样式有如意型等不同的形状。到了1745年，这种边饰的开光又变成了四个，所以我们看到四个开光的样式在白色粉彩的纹样边饰上时，一般都是1745到1750年之间的瓷器。
边饰不光是边缘上大的纹饰，还包括一些线状的小的纹样样式。如像一个个箭头一样的花纹，就是流行在康熙晚期1690年到雍正早期1730年之间的。这种小的线状边饰流行的时间一般会长点，而一些大的图案边饰流行的时间相应会短一些，大多在十几年。外销瓷典型边饰数量较大，作为杂志不胜枚举，以下提供少量具有清晰断代的边饰个例，使读者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清雍正 1730年至1735年 张敞画眉粉彩汤盘(三开光)
张敞画眉粉彩汤盘
雍正乾隆时期，有许多的中国历史故事被画在外销瓷中，比如出自《汉书》的“张敞画眉”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敞是西汉人，宣帝时为京兆尹。他和太太感情很好。因为太太幼时受伤，眉角有了缺点，所以他每天要替他的太太画眉后，才去上班，于是有人把这事告诉汉宣帝。一次，汉宣帝在朝廷中当着很多大臣对张敞问起这件事。张敞就说：“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后来，人们也用“张敞画眉”来比喻夫妇恩爱之情。该盘边饰为典型的迈森纹样。
清雍正 1735年 山水大盘，迈森风格的边饰(无开光)
锦地四开光边饰
这件盘子图案目前仅有英国鲍威尔·克顿(Powell-Cotton)私人博物馆收藏，全球其他地方还没有资料显示有谁拥有。盘子外沿白、蓝色图案来自德国的瓷区迈森，这是最早的白色粉彩边饰的迈森纹样。到1740年左右，在这种纹样上面就会加上三个开光的图案；1745年以后，在中国绘制的这种迈森边饰又成了四个上下左右对称的开光图案。这个盘子前景画的是一座花园在江边上，是雍正时期广州的一座私家花园；远处的两艘船是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在后面画的是广州的长洲岛(也叫琵琶岛)上的长洲塔。长洲岛是东印度公司离开的船舶都要停泊的地方。对于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船员们，这个岛有特别的意义。
清康熙 1690年至1722年 锦地四开光边饰，内饰花卉
锦地四开光边饰
画面表现的是1690年8月发生的鹿特丹起义。考斯特曼因拒绝缴纳不合理的货物税，而与蛮横无理的税吏发生肢体冲突，导致税吏死亡，结果考斯特曼被判处斩首。这事激怒了鹿特丹民众，他们发起暴动，推倒了法院大楼，抗议不公正的判决。这个青花的背后有“大明成化年制”的六字款。
瓷器铭文的文字排列
明代以前，瓷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文字排列方式也各有千秋。明、清两代，帝王年号成为铭文中的主要内容，由于其字数统一（为六字或四字），因而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明、清的帝王年号款有横行、直行两种，横行的少见。直行排列的有楷书和篆书两种。
直行楷书年号款在宋代就有，自明宣德起盛行。明代楷书年号款有六字（“大明□□年制”或“大明□□年造”）及四字（“□□年制”或“□□年造”）两种。六字的年号款作单行、双行、三行的三种，其中三行的比较少见。（注释：这里所说的行，实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列”）四字年号款分单行和双行两种。明代有一种写前朝年号的寄托款，文字内容和排列方式均类同于年号款。清代的楷书年号款款字有六字（“大清□□年制”）和四字（“□□年制”）两种；四字的嘉庆、道光以后极少出现。清楷书年号款的文字排列有：六字两行每行三字、六字三行每行两字和四字两行每行两字等三种。其中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的大都是官窑，六字分三行每行两字的则官窑、民窑皆有。明、清有一些类似年号的铭文如“大明年制”、“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其文字排列同四字的年号款一样，概做四字两行每行两字。
以篆书题写的年号款较楷书款为少，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等朝瓷上可以见到。其中永乐仅见篆书年号款而不见楷书款，且无论是刻划的还是青花书写的均为四字两行。（注：这些看法也不是绝对的，景德镇御窑场遗址出土过一件明确标明十几个文字的酱釉炉）清代自乾隆至同治的年号款大多以篆书书写。有两种形式：一种无边栏用红彩或蓝釉书写；另一种有双线方栏且用红釉书写居多，俗称“图书款”。无论哪一种都是每行两字，即六字的分三行而四字的分两行。篆书年号款的行距都较紧，如印章文字的排列方法。
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
中国古代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由于器型、烧造时间、烧造地点、釉彩特征、铭文内容、铭文字数的不同，是千变万化的。总的来说，铭文题写位置和器物自身的因素有很大关系，同时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呈现出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器物自身特征是铭文题写位置的内在决定因素。从器型来看，历朝烧制的瓷器形制各异，然每类器物由于其用途的一致性，因而其变化还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的。题铭的位置以不影响其使用价值进而增强其使用价值为前提。碗、盘一类器物形状为撇口、浅身，铭文题写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和里心。壶、瓶、罐一类器物形状为小口、高身，铭文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器腹、器口。铭文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铭文的位置。年号、商标等一般在底面等处，吉语、佳句等观赏性的文字通常书写在器腹等显著位置。就碗、盘等有底足器物而言，砂底的文字写在里心，釉底的写在底面。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铭文由偶然的工艺内容变成必要的步骤，铭文题写位置由随意选择达到约定俗成。对使用者来说，铭文由偶一见之变成欣赏的必要内容，都使铭文的位置逐步规范化。明代以前瓷器上的铭文位置有这样的特点，即总体上的无规律性和局部的有规律性的统一。从东汉至明代的一千多年中，不同时间烧制的不同器物，很难有固定的铭文题写位置。但在同一朝代烧造的器物题铭位置则是相对统一的。明以后，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全国各地生产的瓷器的形制、铭文内容、铭文位置等相互借鉴而得到统一。明、清两代，除长篇题句外，帝王年号、斋名、堂名、吉语等大多题于底面或里心。
瓷器铭文的文字和字体
在中国制瓷史上，汉民族一直是瓷业生产的主体，从而中国古代陶瓷上铭文的主要字体是汉字。汉字在写法上有真、草、隶、篆四种书体。汉字的演变经历了由篆到隶、由隶而真（楷）的过程。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时期的通行文字是大篆和小篆，两汉书体以隶书为主流。三国、两晋产生了真书，在真书产生的同时草书也有了发展。汉字铭文的字体和每一时代的通行字体大致相同。据以有资料，汉字铭文的开始使用以隶、真、草、篆为序。
隶字铭文主要出现于东汉和魏晋的瓷器上，这些铭文概为刻划而成，字体较为草率。明初民窑青花瓷碗上，常见用隶书体书写的“福”、“绿”、“寿”等字。清代的一些官窑瓷上，亦见隶书铭文。
真书自唐、宋起成为题铭的主要书体。明宣德以后，楷书青花帝王年号款关反广泛使用，瓷器题写的铭文始见精妙。清初康、雍、乾三朝，官窑器上铭文多由著名书手题写，从艺术角度讲，到达了相当高的境界。
草书的字体无法用利器刻划的方法来表现，由此不见草书的胎体铭文。唐、宋、明、清的民窑器上，往往有草书题写的吉语、佳句。帝王年号款一般不以草书题写。
篆书直到明初才较为广泛的用于题铭。明初永乐、宣德在瓷上刻划篆书“永乐年制”或“宣德年制”四字。也偶见青花篆书的年号款，其中永乐更为稀少。以后万历制瓷上，有青花篆书“万历年制”的四字年号款。清乾隆、嘉庆、道光、同治等几朝流行篆书年号款，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的都有，以红彩为主。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为我们鉴定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据。在接触的制品中，鄞县东汉瓷钟底书“王尊”隶书两字，绍兴东吴瓷灶灶面上书“鬼灶”两字，上虞县东吴虎子上铭（纪年）“赤乌十四年（２５１）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西晋人物堆塑罐上的龟趺碑铭文主要有：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时富且详（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平阳江山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起会稽上虞”。吴县狮子山２号墓出土“元康二年润月十九日起会稽”。吴县狮子山３号墓出土“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吴县狮子山４号墓出土“会稽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高迁众无极。”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人物堆塑罐的龟趺碑上书“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乐极”。上虞龙山出土的人物堆塑罐上有两块龟趺碑，其书均与吴县狮子４号墓出土物铭同。早期越窑窑址中的窑具、制品上的铭文，首次在慈溪东汉窑址中出现有徐师有、大、吉，鄞县东汉窑址出有王、章。上虞东吴窑址出有宜、贾。余姚市东吴窑址出有安、朱等铭文。上面这些铭文，这无疑对我们在实际鉴定中，碰到类似的铭文时，对于判别、鉴定器物名称、年代、产地以及生产关系等，是有一定的借鉴。对于纪年墓、纪年制品，无疑是我们鉴定器物，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可靠的依据。东汉纪年墓有：永平十年、永初三年、延熹七年、五年，初平元年、建安元年等，出土的各式各样罐、簋、钟、钵、耳杯、垒、五联罐、灶、井、香熏等。东吴纪年墓有：正始二年、赤乌十四年、五凤元年、太平二年、永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甘露元年、宝鼎三年、建衡二年、凤凰元年、二年，天册元年、天玺元年、天纪元年、二年等。西晋纪年墓有：太康元年、七年、八年、九年，元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永康元年，永宁二年，太安二年，永兴二年，永嘉二年、三年、七年等。东晋纪年墓有：大兴三年、四年，咸和元年、二年、四年，咸康八年，建元二年，永和元年、三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升平二年、五年，隆和元年，兴宁二年，大和元年、三年、四年，太元二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隆安元年，义熙二年等。南朝纪年墓有：初永元年、二年，元嘉五年，大宋丁丑年，元嘉二十四年，大明六年，泰豫元年（以上为宋）。永明元年（齐），天监元年、五年（梁）。祯明二年（陈）。隋，大业三年。以上各纪年墓可详阅《青瓷与越窑》专著中纪年墓及出土器物。
中晚期越窑青瓷的款识铭文的研究
款识，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铭文主要有纪年款、支干款、姓氏款、作坊款等，不管那一类铭款，对我们鉴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有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铭文瓷器，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物。
目前越窑铭文器类，大多为晚唐时期。有双鱼模印王字碗、云鹤纹模印“寿”字和“大中二年”纪年碗，各式墓志罐，罂、罐、瓶等，此外还有执壶、盘、钵、碗、净水瓶、香熏、砚台、器盖等。
唐代铭文大多书刻于胎体上，也有戳印釉下褐彩书等。铭文内容可分：
作坊名称类，有利记、上（尚）记等；姓氏类，有马、利、陈、大、俞、王、朱、上（尚）、李、刘、仙、方、泮、涂等；姓名类，有俞程、李溪、泮子云等；贡（品）窑类，有贡、方者贡，官、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
标价类，有金十九，价值一千文等；制品记名类，有庆擂烧、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数字类，有四、七等；祝愿类，有寿、渐（健）康等；纪年类，有元和拾肆年、长庆三年、太和八年、会昌七年、大中元年、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咸通七年、咸通十年、咸通十四年、光启三年、光化三年、天复元年等；墓志类，数量特多。
吴越时期越器上铭文：
铭文器以碗为多。大多以线刻为主，也有模印。铭文书刻部位，碗、盘、盏、碟类，以外底为多，少数刻于器壁。瓶、罐类肩部为多见，其中荷叶龟纹器物，则书于龟背之中心。
姓（名）氏类，有罗锡、章、王、红、徐、马、朱、上、大、姜、千、示、永、合、平等；作坊名称类，有项记、阮记、柴记等；
贡（瓷）窑类，有官、官样、窑务、供、内、表等；支干年号类，有辛酉、辛、乙、子、太平、丁丑、丁等；制品作者类等；地名类，有下林乡使司北保等；制品作者类，有朱伯远作等；纪年（纪月）类，有龙德二年，太平丁丑、七月十九日记等；墓志类，有龙德二年墓志罐等；庙宇有关类，有周药庙山大殿、弟子朱仁厚舍入庙等；数字类，有八等；方位类，有上、下、左、右等。
北宋时期铭文：
北宋铭文大多为书刻，仅一例器内墨书。部位多在隐蔽部分。
姓（名）氏类，有罗军、魏仁皓、项、陈、里、马、永、千、上等；作坊名称类，有里方记等；干支年号类，有太平戊寅、辛巳、太平戊戌等；贡（瓷）窑类，有供、内等；地名类，有越州上虞上山乡，会稽等；数字类，有六、一个等；窑名类，有上虞窑、长山窑等；纪年类，有雍熙一年、端拱元年、端拱二年、太平二年、嘉佑捌年，元丰二年、元符三年、绍圣五年等；题名类，有造此砚子东海记、弟子舍入观音院等；吉祥语类，有天下太平、延福长寿等。
砚台收藏铭文很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家嗜砚、藏砚、编砚谱、著砚文者，代不乏人，特别著名者如唐代柳公权，宋代米芾、欧阳修、苏东坡、陆游，清代高凤翰、朱彝尊、纪昀等，他们的《论砚》、《砚史》、《砚谱》、《研评》、《说砚》、《砚录》、《阅微草堂砚谱》等影响深远。读书人离不开砚，书法家（画家）就更离不开砚，砚一经诞生，便与文化人相依相伴。
砚既是实用器，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把砚作为一种收藏，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非淹通者不能为之。眼力来自实践，学养决定砚识。愚以为，砚者研也，抛开文字学上的“砚”、“研”相通，砚亦可称为砚学，涉及材质、美术、雕刻、文学、文化、书法、民俗、历史等诸方面，实难兼通。
明代红丝砚
以铭文论，藏砚界素以“有铭为贵”，不但可以从铭文、印章中鉴古知人，欣赏篆刻，更可从中窥探其文化底蕴。一般说来，砚铭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赞砚，二是记事，三是抒怀。如唐代褚遂良款砚铭：“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又如明代隆池（彭年）款砚铭：“我砚有百，唯此最坚，方寸墨池，磨如涌泉。”再如清代王文治款砚铭：“读书世受和平福，学佛人多欢喜缘。”
以形制论，则有足支形、几何形（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六棱形、八棱形等）、仿生形、随意形等。宋代的《端溪砚谱》记载，砚之形制有数十种典型样式，它们分别是平底风字、有脚风字、瓜样、卵样、人面、合欢四直、斧样、荷叶、仙桃、琴样、双鱼样、团样、蟾样、龟样、钟样、圭样、笏样、砚板、琵琶样、月样等。每种形制的砚台又有不同的雕刻方式，而且越到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形制更多，雕刻更精，并出现从实用性向赏玩性转变的倾向。
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一种材质又有若干区分，如宋人唐积的《歙州砚谱》在“品目第四”中描述歙石时称：“眉子石，其纹七种：金星地眉子、对眉子、短眉子、长眉子、簇眉子、阔眉子、金眉子。”
以名砚论，有“四大名砚”之说，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是也。不同时期又有不同名品，如唐宋之红丝石砚，清之松花石砚，都被列为首品。宋代李之彦的《砚谱》就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谱中载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砚为第一，斧柯山端石为第二，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乾隆的《钦定西清砚谱》则把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亦认为，松花石砚“品当列洮河、龙尾、红丝之上”。
以砚史论，更是洋洋大观。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二十五·谱录类》所录，有《歙州砚谱》、《砚笺》、《歙砚说》、《辨歙石说》、《文房四谱》、《砚史》、《端溪砚谱》、《砚谱》、《钦定西清砚谱》等。其《砚史》称：“《砚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画史，已著录是书。首冠以用品一条，论石当以发墨为上，后附性品一条，论石质之坚软。样品一条，则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芾本工书法，凡石之良楛，皆出亲试，故所论具得砚理，视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论历代制作之变，考据尤极精，确有足为文房鉴古之助者焉。”
以文学论，唐代刘禹锡有两首咏端砚诗，一首是《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诗中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另一首是《谢遗端溪砚诗》，诗曰：“娲天补剩石，昆剑切来泥。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李贺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二句更为人所熟知。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砚山行》，赞誉歙砚为“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清查慎行的《赴召集》则记载了御赐松花砚一事，其内容曰，“绿云新斲松花砚，特撤文房赐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