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瓷器的名字。
瓷器上的文字称铭文。明、清以来的瓷器上的帝王年号又称款识。
铭文可以直接刻划在胎上，也可以用釉彩书写，这样就形成了胎体铭文和釉彩铭文两大类。
胎体铭文是在瓷器的胎体上用刻划、模印、堆帖、雕塑的方法题写的铭文，其中主要用刻划和模印两种方法，胎体铭文通常用于单色釉瓷品上。刻划方法既在生胚上用刀刻和用锥划的方法。刻划而就的铭文有阴文、阳文两种。从传世瓷品来看，以阴文居多。从明宣德开始，有阳文楷书的年号款出现。模印是胎体铭文的另一种基本形式。这种铭文是用事先刻就的字模在胎体未干时压印上去，分阴文、阳文两种。
釉彩铭文是用毛笔或其它工具以釉彩在瓷器上题写的铭文。釉彩铭文按铭文釉彩和瓷器底面釉彩的上下位置不同，可分为釉下彩铭文和釉上彩铭文。元、明、清三代以青花瓷为瓷业生产主流，这一时期，瓷器的绝大部分为釉下青花铭文。另有一种釉里红釉下彩铭文，但相当稀少。釉上彩铭文是在烧成的瓷器的底釉上用另一种釉彩题写铭文后再次入窑烧就，釉上彩铭文按其釉色有红彩、墨彩、金彩、珐琅彩等。明代自宣德起铭文用釉上红彩题写。清乾隆以后，大量使用釉上红彩铭文，且多篆书。有些红彩铭文的文字排列如印章，俗称“图书款”。清康熙至嘉庆所制珐琅彩瓷上，用珐琅彩题铭，因釉厚而高出底面，又称“堆料款”，有蓝、红等色。
延伸阅读
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
中国古代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由于器型、烧造时间、烧造地点、釉彩特征、铭文内容、铭文字数的不同，是千变万化的。总的来说，铭文题写位置和器物自身的因素有很大关系，同时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呈现出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器物自身特征是铭文题写位置的内在决定因素。从器型来看，历朝烧制的瓷器形制各异，然每类器物由于其用途的一致性，因而其变化还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的。题铭的位置以不影响其使用价值进而增强其使用价值为前提。碗、盘一类器物形状为撇口、浅身，铭文题写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和里心。壶、瓶、罐一类器物形状为小口、高身，铭文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器腹、器口。铭文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铭文的位置。年号、商标等一般在底面等处，吉语、佳句等观赏性的文字通常书写在器腹等显著位置。就碗、盘等有底足器物而言，砂底的文字写在里心，釉底的写在底面。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铭文由偶然的工艺内容变成必要的步骤，铭文题写位置由随意选择达到约定俗成。对使用者来说，铭文由偶一见之变成欣赏的必要内容，都使铭文的位置逐步规范化。明代以前瓷器上的铭文位置有这样的特点，即总体上的无规律性和局部的有规律性的统一。从东汉至明代的一千多年中，不同时间烧制的不同器物，很难有固定的铭文题写位置。但在同一朝代烧造的器物题铭位置则是相对统一的。明以后，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全国各地生产的瓷器的形制、铭文内容、铭文位置等相互借鉴而得到统一。明、清两代，除长篇题句外，帝王年号、斋名、堂名、吉语等大多题于底面或里心。
铭文的边饰
瓷器上的文字有独立于整个瓷器主题纹饰的圈、框、图案等作边饰，简称为铭文边饰。
（一）圈
圈是铭文边饰中最常见的。圈有单、双之分，釉彩画或刻划而成。釉彩圈有青花和红彩等数种，以青花为常见。青花圈和红彩圈均始自明宣德。明制青花瓷底面双重圈距离较远，粗细相等。圈线的起讫处有不同程度的重叠。清制青花瓷底面青花双重圈距离较近，外圈粗而内圈细，圈线看不出笔画起讫，总的说较明代为细。刻划圈外一般上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刻划后上底色釉，这种形式明代永乐年间出现，传世的大量永乐官窑甜白、霁蓝、霁红器都采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是刻划后加填与图案同色的彩釉，明万历的有些瓷器，刻划而就的文字加填绿彩而圈填黄彩。明永乐、宣德还曾出现椭圆双圈，比较少见。
（二） 方框
以直线组成的图形作铭文边饰，在西晋青瓷谷仓上的铭文外已使用，明宣德开始用青花方框作铭文边饰。框有单线和双线两种，从形状看分方和长方两类，长方框又有横、竖之别。在不同朝代，配合不同书体，有几种形式。
（三）图形
以图案作铭文边饰，宋带既有。这种图案铭文边饰有模印、刻划和釉彩三种。明初永乐、宣德所制甜白瓷上流行在年号款外用图形，在“永乐年制”和“宣德年制”四字篆文暗款外，有各种刻划的暗花。永乐有云纹、花边、八瓣花图案、龙凤、轮形等，宣德的图案则有莲瓣等一二种。釉彩的图案边饰较少，明清彩瓷中有一种喇嘛文（藏文）写于花纹中，称之为花捧真言。清雍正年号款外有的以桃形为饰。
瓷器铭文的文字和字体
在中国制瓷史上，汉民族一直是瓷业生产的主体，从而中国古代陶瓷上铭文的主要字体是汉字。汉字在写法上有真、草、隶、篆四种书体。汉字的演变经历了由篆到隶、由隶而真（楷）的过程。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时期的通行文字是大篆和小篆，两汉书体以隶书为主流。三国、两晋产生了真书，在真书产生的同时草书也有了发展。汉字铭文的字体和每一时代的通行字体大致相同。据以有资料，汉字铭文的开始使用以隶、真、草、篆为序。
隶字铭文主要出现于东汉和魏晋的瓷器上，这些铭文概为刻划而成，字体较为草率。明初民窑青花瓷碗上，常见用隶书体书写的“福”、“绿”、“寿”等字。清代的一些官窑瓷上，亦见隶书铭文。
真书自唐、宋起成为题铭的主要书体。明宣德以后，楷书青花帝王年号款关反广泛使用，瓷器题写的铭文始见精妙。清初康、雍、乾三朝，官窑器上铭文多由著名书手题写，从艺术角度讲，到达了相当高的境界。
草书的字体无法用利器刻划的方法来表现，由此不见草书的胎体铭文。唐、宋、明、清的民窑器上，往往有草书题写的吉语、佳句。帝王年号款一般不以草书题写。
篆书直到明初才较为广泛的用于题铭。明初永乐、宣德在瓷上刻划篆书“永乐年制”或“宣德年制”四字。也偶见青花篆书的年号款，其中永乐更为稀少。以后万历制瓷上，有青花篆书“万历年制”的四字年号款。清乾隆、嘉庆、道光、同治等几朝流行篆书年号款，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的都有，以红彩为主。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为我们鉴定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据。在接触的制品中，鄞县东汉瓷钟底书“王尊”隶书两字，绍兴东吴瓷灶灶面上书“鬼灶”两字，上虞县东吴虎子上铭（纪年）“赤乌十四年（２５１）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西晋人物堆塑罐上的龟趺碑铭文主要有：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时富且详（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平阳江山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起会稽上虞”。吴县狮子山２号墓出土“元康二年润月十九日起会稽”。吴县狮子山３号墓出土“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吴县狮子山４号墓出土“会稽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高迁众无极。”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人物堆塑罐的龟趺碑上书“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乐极”。上虞龙山出土的人物堆塑罐上有两块龟趺碑，其书均与吴县狮子４号墓出土物铭同。早期越窑窑址中的窑具、制品上的铭文，首次在慈溪东汉窑址中出现有徐师有、大、吉，鄞县东汉窑址出有王、章。上虞东吴窑址出有宜、贾。余姚市东吴窑址出有安、朱等铭文。上面这些铭文，这无疑对我们在实际鉴定中，碰到类似的铭文时，对于判别、鉴定器物名称、年代、产地以及生产关系等，是有一定的借鉴。对于纪年墓、纪年制品，无疑是我们鉴定器物，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可靠的依据。东汉纪年墓有：永平十年、永初三年、延熹七年、五年，初平元年、建安元年等，出土的各式各样罐、簋、钟、钵、耳杯、垒、五联罐、灶、井、香熏等。东吴纪年墓有：正始二年、赤乌十四年、五凤元年、太平二年、永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甘露元年、宝鼎三年、建衡二年、凤凰元年、二年，天册元年、天玺元年、天纪元年、二年等。西晋纪年墓有：太康元年、七年、八年、九年，元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永康元年，永宁二年，太安二年，永兴二年，永嘉二年、三年、七年等。东晋纪年墓有：大兴三年、四年，咸和元年、二年、四年，咸康八年，建元二年，永和元年、三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升平二年、五年，隆和元年，兴宁二年，大和元年、三年、四年，太元二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隆安元年，义熙二年等。南朝纪年墓有：初永元年、二年，元嘉五年，大宋丁丑年，元嘉二十四年，大明六年，泰豫元年（以上为宋）。永明元年（齐），天监元年、五年（梁）。祯明二年（陈）。隋，大业三年。以上各纪年墓可详阅《青瓷与越窑》专著中纪年墓及出土器物。
中晚期越窑青瓷的款识铭文的研究
款识，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铭文主要有纪年款、支干款、姓氏款、作坊款等，不管那一类铭款，对我们鉴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有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铭文瓷器，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物。
目前越窑铭文器类，大多为晚唐时期。有双鱼模印王字碗、云鹤纹模印“寿”字和“大中二年”纪年碗，各式墓志罐，罂、罐、瓶等，此外还有执壶、盘、钵、碗、净水瓶、香熏、砚台、器盖等。
唐代铭文大多书刻于胎体上，也有戳印釉下褐彩书等。铭文内容可分：
作坊名称类，有利记、上（尚）记等；姓氏类，有马、利、陈、大、俞、王、朱、上（尚）、李、刘、仙、方、泮、涂等；姓名类，有俞程、李溪、泮子云等；贡（品）窑类，有贡、方者贡，官、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
标价类，有金十九，价值一千文等；制品记名类，有庆擂烧、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数字类，有四、七等；祝愿类，有寿、渐（健）康等；纪年类，有元和拾肆年、长庆三年、太和八年、会昌七年、大中元年、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咸通七年、咸通十年、咸通十四年、光启三年、光化三年、天复元年等；墓志类，数量特多。
吴越时期越器上铭文：
铭文器以碗为多。大多以线刻为主，也有模印。铭文书刻部位，碗、盘、盏、碟类，以外底为多，少数刻于器壁。瓶、罐类肩部为多见，其中荷叶龟纹器物，则书于龟背之中心。
姓（名）氏类，有罗锡、章、王、红、徐、马、朱、上、大、姜、千、示、永、合、平等；作坊名称类，有项记、阮记、柴记等；
贡（瓷）窑类，有官、官样、窑务、供、内、表等；支干年号类，有辛酉、辛、乙、子、太平、丁丑、丁等；制品作者类等；地名类，有下林乡使司北保等；制品作者类，有朱伯远作等；纪年（纪月）类，有龙德二年，太平丁丑、七月十九日记等；墓志类，有龙德二年墓志罐等；庙宇有关类，有周药庙山大殿、弟子朱仁厚舍入庙等；数字类，有八等；方位类，有上、下、左、右等。
北宋时期铭文：
北宋铭文大多为书刻，仅一例器内墨书。部位多在隐蔽部分。
姓（名）氏类，有罗军、魏仁皓、项、陈、里、马、永、千、上等；作坊名称类，有里方记等；干支年号类，有太平戊寅、辛巳、太平戊戌等；贡（瓷）窑类，有供、内等；地名类，有越州上虞上山乡，会稽等；数字类，有六、一个等；窑名类，有上虞窑、长山窑等；纪年类，有雍熙一年、端拱元年、端拱二年、太平二年、嘉佑捌年，元丰二年、元符三年、绍圣五年等；题名类，有造此砚子东海记、弟子舍入观音院等；吉祥语类，有天下太平、延福长寿等。
砚台收藏铭文很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家嗜砚、藏砚、编砚谱、著砚文者，代不乏人，特别著名者如唐代柳公权，宋代米芾、欧阳修、苏东坡、陆游，清代高凤翰、朱彝尊、纪昀等，他们的《论砚》、《砚史》、《砚谱》、《研评》、《说砚》、《砚录》、《阅微草堂砚谱》等影响深远。读书人离不开砚，书法家（画家）就更离不开砚，砚一经诞生，便与文化人相依相伴。
砚既是实用器，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把砚作为一种收藏，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非淹通者不能为之。眼力来自实践，学养决定砚识。愚以为，砚者研也，抛开文字学上的“砚”、“研”相通，砚亦可称为砚学，涉及材质、美术、雕刻、文学、文化、书法、民俗、历史等诸方面，实难兼通。
明代红丝砚
以铭文论，藏砚界素以“有铭为贵”，不但可以从铭文、印章中鉴古知人，欣赏篆刻，更可从中窥探其文化底蕴。一般说来，砚铭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赞砚，二是记事，三是抒怀。如唐代褚遂良款砚铭：“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又如明代隆池（彭年）款砚铭：“我砚有百，唯此最坚，方寸墨池，磨如涌泉。”再如清代王文治款砚铭：“读书世受和平福，学佛人多欢喜缘。”
以形制论，则有足支形、几何形（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六棱形、八棱形等）、仿生形、随意形等。宋代的《端溪砚谱》记载，砚之形制有数十种典型样式，它们分别是平底风字、有脚风字、瓜样、卵样、人面、合欢四直、斧样、荷叶、仙桃、琴样、双鱼样、团样、蟾样、龟样、钟样、圭样、笏样、砚板、琵琶样、月样等。每种形制的砚台又有不同的雕刻方式，而且越到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形制更多，雕刻更精，并出现从实用性向赏玩性转变的倾向。
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一种材质又有若干区分，如宋人唐积的《歙州砚谱》在“品目第四”中描述歙石时称：“眉子石，其纹七种：金星地眉子、对眉子、短眉子、长眉子、簇眉子、阔眉子、金眉子。”
以名砚论，有“四大名砚”之说，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是也。不同时期又有不同名品，如唐宋之红丝石砚，清之松花石砚，都被列为首品。宋代李之彦的《砚谱》就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谱中载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砚为第一，斧柯山端石为第二，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乾隆的《钦定西清砚谱》则把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亦认为，松花石砚“品当列洮河、龙尾、红丝之上”。
以砚史论，更是洋洋大观。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二十五·谱录类》所录，有《歙州砚谱》、《砚笺》、《歙砚说》、《辨歙石说》、《文房四谱》、《砚史》、《端溪砚谱》、《砚谱》、《钦定西清砚谱》等。其《砚史》称：“《砚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画史，已著录是书。首冠以用品一条，论石当以发墨为上，后附性品一条，论石质之坚软。样品一条，则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芾本工书法，凡石之良楛，皆出亲试，故所论具得砚理，视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论历代制作之变，考据尤极精，确有足为文房鉴古之助者焉。”
以文学论，唐代刘禹锡有两首咏端砚诗，一首是《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诗中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另一首是《谢遗端溪砚诗》，诗曰：“娲天补剩石，昆剑切来泥。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李贺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二句更为人所熟知。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砚山行》，赞誉歙砚为“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清查慎行的《赴召集》则记载了御赐松花砚一事，其内容曰，“绿云新斲松花砚，特撤文房赐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