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字的古代瓷器。
明代以前，瓷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文字排列方式也各有千秋。明、清两代，帝王年号成为铭文中的主要内容，由于其字数统一（为六字或四字），因而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明、清的帝王年号款有横行、直行两种，横行的少见。直行排列的有楷书和篆书两种。
直行楷书年号款在宋代就有，自明宣德起盛行。明代楷书年号款有六字（“大明□□年制”或“大明□□年造”）及四字（“□□年制”或“□□年造”）两种。六字的年号款作单行、双行、三行的三种，其中三行的比较少见。（注释：这里所说的行，实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列”）四字年号款分单行和双行两种。明代有一种写前朝年号的寄托款，文字内容和排列方式均类同于年号款。清代的楷书年号款款字有六字（“大清□□年制”）和四字（“□□年制”）两种；四字的嘉庆、道光以后极少出现。清楷书年号款的文字排列有：六字两行每行三字、六字三行每行两字和四字两行每行两字等三种。其中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的大都是官窑，六字分三行每行两字的则官窑、民窑皆有。明、清有一些类似年号的铭文如“大明年制”、“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其文字排列同四字的年号款一样，概做四字两行每行两字。
以篆书题写的年号款较楷书款为少，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等朝瓷上可以见到。其中永乐仅见篆书年号款而不见楷书款，且无论是刻划的还是青花书写的均为四字两行。（注：这些看法也不是绝对的，景德镇御窑场遗址出土过一件明确标明十几个文字的酱釉炉）清代自乾隆至同治的年号款大多以篆书书写。有两种形式：一种无边栏用红彩或蓝釉书写；另一种有双线方栏且用红釉书写居多，俗称“图书款”。无论哪一种都是每行两字，即六字的分三行而四字的分两行。篆书年号款的行距都较紧，如印章文字的排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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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铭文
瓷器上的文字称铭文。明、清以来的瓷器上的帝王年号又称款识。
铭文可以直接刻划在胎上，也可以用釉彩书写，这样就形成了胎体铭文和釉彩铭文两大类。
胎体铭文是在瓷器的胎体上用刻划、模印、堆帖、雕塑的方法题写的铭文，其中主要用刻划和模印两种方法，胎体铭文通常用于单色釉瓷品上。刻划方法既在生胚上用刀刻和用锥划的方法。刻划而就的铭文有阴文、阳文两种。从传世瓷品来看，以阴文居多。从明宣德开始，有阳文楷书的年号款出现。模印是胎体铭文的另一种基本形式。这种铭文是用事先刻就的字模在胎体未干时压印上去，分阴文、阳文两种。
釉彩铭文是用毛笔或其它工具以釉彩在瓷器上题写的铭文。釉彩铭文按铭文釉彩和瓷器底面釉彩的上下位置不同，可分为釉下彩铭文和釉上彩铭文。元、明、清三代以青花瓷为瓷业生产主流，这一时期，瓷器的绝大部分为釉下青花铭文。另有一种釉里红釉下彩铭文，但相当稀少。釉上彩铭文是在烧成的瓷器的底釉上用另一种釉彩题写铭文后再次入窑烧就，釉上彩铭文按其釉色有红彩、墨彩、金彩、珐琅彩等。明代自宣德起铭文用釉上红彩题写。清乾隆以后，大量使用釉上红彩铭文，且多篆书。有些红彩铭文的文字排列如印章，俗称“图书款”。清康熙至嘉庆所制珐琅彩瓷上，用珐琅彩题铭，因釉厚而高出底面，又称“堆料款”，有蓝、红等色。
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
中国古代瓷器铭文的题写位置，由于器型、烧造时间、烧造地点、釉彩特征、铭文内容、铭文字数的不同，是千变万化的。总的来说，铭文题写位置和器物自身的因素有很大关系，同时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呈现出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器物自身特征是铭文题写位置的内在决定因素。从器型来看，历朝烧制的瓷器形制各异，然每类器物由于其用途的一致性，因而其变化还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的。题铭的位置以不影响其使用价值进而增强其使用价值为前提。碗、盘一类器物形状为撇口、浅身，铭文题写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和里心。壶、瓶、罐一类器物形状为小口、高身，铭文的基本位置是底面、器腹、器口。铭文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铭文的位置。年号、商标等一般在底面等处，吉语、佳句等观赏性的文字通常书写在器腹等显著位置。就碗、盘等有底足器物而言，砂底的文字写在里心，釉底的写在底面。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铭文由偶然的工艺内容变成必要的步骤，铭文题写位置由随意选择达到约定俗成。对使用者来说，铭文由偶一见之变成欣赏的必要内容，都使铭文的位置逐步规范化。明代以前瓷器上的铭文位置有这样的特点，即总体上的无规律性和局部的有规律性的统一。从东汉至明代的一千多年中，不同时间烧制的不同器物，很难有固定的铭文题写位置。但在同一朝代烧造的器物题铭位置则是相对统一的。明以后，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全国各地生产的瓷器的形制、铭文内容、铭文位置等相互借鉴而得到统一。明、清两代，除长篇题句外，帝王年号、斋名、堂名、吉语等大多题于底面或里心。
铭文的边饰
瓷器上的文字有独立于整个瓷器主题纹饰的圈、框、图案等作边饰，简称为铭文边饰。
（一）圈
圈是铭文边饰中最常见的。圈有单、双之分，釉彩画或刻划而成。釉彩圈有青花和红彩等数种，以青花为常见。青花圈和红彩圈均始自明宣德。明制青花瓷底面双重圈距离较远，粗细相等。圈线的起讫处有不同程度的重叠。清制青花瓷底面青花双重圈距离较近，外圈粗而内圈细，圈线看不出笔画起讫，总的说较明代为细。刻划圈外一般上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刻划后上底色釉，这种形式明代永乐年间出现，传世的大量永乐官窑甜白、霁蓝、霁红器都采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是刻划后加填与图案同色的彩釉，明万历的有些瓷器，刻划而就的文字加填绿彩而圈填黄彩。明永乐、宣德还曾出现椭圆双圈，比较少见。
（二） 方框
以直线组成的图形作铭文边饰，在西晋青瓷谷仓上的铭文外已使用，明宣德开始用青花方框作铭文边饰。框有单线和双线两种，从形状看分方和长方两类，长方框又有横、竖之别。在不同朝代，配合不同书体，有几种形式。
（三）图形
以图案作铭文边饰，宋带既有。这种图案铭文边饰有模印、刻划和釉彩三种。明初永乐、宣德所制甜白瓷上流行在年号款外用图形，在“永乐年制”和“宣德年制”四字篆文暗款外，有各种刻划的暗花。永乐有云纹、花边、八瓣花图案、龙凤、轮形等，宣德的图案则有莲瓣等一二种。釉彩的图案边饰较少，明清彩瓷中有一种喇嘛文（藏文）写于花纹中，称之为花捧真言。清雍正年号款外有的以桃形为饰。
古代瓷器：宋代磁州窑褐彩文字盒
瓷盒，是由底和盖组成，生活日用品之一，用途很广。有盛装铜镜的镜盒、装药的药盒、盛装妇女化妆品的妆盒，而更为广泛的用途是盛装各种香料的香盒。瓷盒在各朝都有其经典的式样，这种圆形直身、盖矮底高的器型，创烧于唐，而流行于宋，是宋代整个社会最普遍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和女子陪嫁的用品之一。
褐彩瓷器，以唐代长沙窑青瓷最为丰富，内容题材涉及人物、山水、动植物、抽象纹样及诗词文字等，其诗文以抒发情感为主。宋代，长沙窑青瓷已趋衰落，河北磁州窑瓷器盛行褐彩装饰。
这件宋代青白瓷褐彩盒(见图)，通高13厘米，腹径15厘米，底径8厘米。胎上施传统的白色化妆土，内外施青黄色透明釉，釉质肥厚莹润，釉色白中泛青闪黄，表面光亮，光泽感强，有开片。盒底足露胎，胎体坚致，颗粒较粗，呈灰色。盒盖顶端题写褐彩草书道字，笔画流畅而不失规度。盒盖外围及盒的主体装饰有褐彩花草植物纹，线条流畅简练，绘画精美，立体感强。制作规整，构思巧妙，盒盖与盒底吻合严密，保存完整，不失为一件磁州窑精品。尤其是用毛笔蘸彩书写的道字，笔力雄健，韵味十足，充盈着大千世界的玄机与奥妙，使人遐想万千，爱不释手。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为我们鉴定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据。在接触的制品中，鄞县东汉瓷钟底书“王尊”隶书两字，绍兴东吴瓷灶灶面上书“鬼灶”两字，上虞县东吴虎子上铭（纪年）“赤乌十四年（２５１）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西晋人物堆塑罐上的龟趺碑铭文主要有：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时富且详（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平阳江山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起会稽上虞”。吴县狮子山２号墓出土“元康二年润月十九日起会稽”。吴县狮子山３号墓出土“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吴县狮子山４号墓出土“会稽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高迁众无极。”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人物堆塑罐的龟趺碑上书“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乐极”。上虞龙山出土的人物堆塑罐上有两块龟趺碑，其书均与吴县狮子４号墓出土物铭同。早期越窑窑址中的窑具、制品上的铭文，首次在慈溪东汉窑址中出现有徐师有、大、吉，鄞县东汉窑址出有王、章。上虞东吴窑址出有宜、贾。余姚市东吴窑址出有安、朱等铭文。上面这些铭文，这无疑对我们在实际鉴定中，碰到类似的铭文时，对于判别、鉴定器物名称、年代、产地以及生产关系等，是有一定的借鉴。对于纪年墓、纪年制品，无疑是我们鉴定器物，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可靠的依据。东汉纪年墓有：永平十年、永初三年、延熹七年、五年，初平元年、建安元年等，出土的各式各样罐、簋、钟、钵、耳杯、垒、五联罐、灶、井、香熏等。东吴纪年墓有：正始二年、赤乌十四年、五凤元年、太平二年、永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甘露元年、宝鼎三年、建衡二年、凤凰元年、二年，天册元年、天玺元年、天纪元年、二年等。西晋纪年墓有：太康元年、七年、八年、九年，元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永康元年，永宁二年，太安二年，永兴二年，永嘉二年、三年、七年等。东晋纪年墓有：大兴三年、四年，咸和元年、二年、四年，咸康八年，建元二年，永和元年、三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升平二年、五年，隆和元年，兴宁二年，大和元年、三年、四年，太元二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隆安元年，义熙二年等。南朝纪年墓有：初永元年、二年，元嘉五年，大宋丁丑年，元嘉二十四年，大明六年，泰豫元年（以上为宋）。永明元年（齐），天监元年、五年（梁）。祯明二年（陈）。隋，大业三年。以上各纪年墓可详阅《青瓷与越窑》专著中纪年墓及出土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