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陶瓷收藏爱好者在收藏过程中，千万不要只重整器，而放过对珍贵古瓷片的收藏，特别是那些具有较高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特殊古瓷片。
珍稀古瓷片往往成为填补科学空白的实证和古瓷窑考古重大发现的先导。因而能够拥有典型的珍贵瓷片，已成为玩瓷者引以自豪的财富和收藏水平的标志。
耿宝昌先生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59页，张福康先生撰文《早期铜红和钴蓝的出现》云：“长沙窑产品中带有铜红彩的并不多见，邛崃窑带有铜红彩的更属罕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邛窑和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有意识地进行了试验，并传之于后世，所以铜红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李知宴先生曾说：“邛窑彩绘瓷上有很多用毛笔蘸彩书写的文字，如‘蜀’、‘临’、‘邛’、‘供’等，笔力雄劲，很有书法韵味……”。
笔者收藏的一批古瓷片，纹饰均是用毛笔蘸“铜”料在釉下着彩，再罩上一层青釉，在高温还原焰或氧化焰中一次烧成。这些残片的器型有杯、高足杯、罐、四系罐、碗、钵等，瓷片上所绘纹饰多为云纹、草叶纹等。
据实物考察，这些古瓷片从造型、纹饰、胎釉、烧制工艺、时代特征等方面，均与唐代邛窑产品相同，这些古瓷片应为唐代邛窑烧制的釉里红和高温釉里红绿彩。其中还有一件更珍奇，瓷片上有釉里红“临”字款铭文。这件瓷片约7厘米×5厘米，“临”字款的写法独具一格，写得随意挥洒，草书之体势连绵，一笔而成，气脉通连，笔简意炼，泼辣豪放。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唐代邛窑窑工们的超前意识与无拘无束的个性、社会习惯及审美观念，表现了他们的创造性和勇于革新精神。
“邛窑”在历史上无文字记载，邛崃古称“临邛”，釉里红“临”字款则是邛窑窑口的绝对铭文。“临”字款釉里红瓷片是历史留下来的实证，铭文印证了专家们“邛瓷的釉下多彩技术是我国最早，当时最先进的釉彩技术”的正确论断。
釉里红创烧于何时？何地？有元代景德镇说、唐代长沙窑说、唐代邛窑说等三种说法。这片其貌不扬的釉里红“临”字款瓷片掀开了唐代邛窑的面纱，破译了釉里红起源之谜。（信息来源：中国商报 周佐玉）
小编推荐
梅瓶的价值和收藏意义
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为：“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越瓷的釉色以青为主，青中带灰，形成特有的“艾叶色”，晶莹润泽。越窑创烧于唐朝至五代时期，烧制技术至宋朝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在当时的吴越一带，即现在浙江的余姚、上虞、诸暨等地出现了大量的越窑古窑址，这表明了盛唐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制瓷业兴盛。从五代公元907960年起，制瓷业开始设立“御窑”即“官窑”，产品专供宫廷使用，越窑瓷器作为御用的也称为秘色瓷，宋人曾慥《高斋漫录》说：“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秘色实即还原焰经1300℃高温烧成的，釉色即所谓艾青、湖绿、翠青的“千峰翠”色。本件藏品是一件五代越窑瓜棱云纹双系梅瓶，瓶高31厘米。梅瓶是古代的储酒器，釉色为典型的艾青色，通体施釉，圈足支烧，底部阴刻“内”字（见图），可见这件作品是当时供“内府”使用的官窑器。整件梅瓶刻有六条瓜棱线，并在瓶体上以本色釉划刻六朵飘带立云纹，瓶肩部塑二圆孔，便于穿绳系带，瓶口外卷，亭亭玉立，美不胜收。五代梅瓶与后世梅瓶稍有不同的是口颈稍长、肩腹较宽，并带有双系，这是梅瓶初创时期的特征，不过那时这种作为酒具的窑器，不称梅瓶，而叫酒经、经瓶，至晚清“梅瓶”称谓才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纳一枝梅而得名。
2005年，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秋拍，曾以46.04万美元，拍出了一件器高39厘米的五代越窑刻花带盖梅瓶，得主是台湾私人收藏家，刻花图案也是飘带立云纹。由此可见梅瓶因其精湛的工艺以及独特的人文价值，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是收藏拍卖市场的宠儿。
瓷片说历史
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北里东区有一座名为“睦明堂”的古瓷标本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收藏了包括宋代的汝、钧、官、歌、定五大名窑在内的瓷器残片。尽管瓷片残缺不全，但它们依然具有标本的价值和历史的意义。这座瓷片博物馆的创办人之一白明，已经在这里举办了“汝窑瓷片展”、“明清陶瓷展”等系列活动。
和任何不风魔不成活的收藏爱好者一样，在建博物馆之前，白明住的两居室楼房，除了吃饭睡觉和孩子写作业的地界，到处堆的是瓷片；走路时，兜里也装着一块新淘换来的瓷片；睡觉时，枕头边也摆着两块瓷片。一晃玩了20多年的瓷片收藏，白明的瓷片藏品不论从数量，还是从种类和品质上来说，已经达到可观的规模。这个可观的规模，用白明的话说，“能用瓷片串起中华千年的文明”。“玩家们都知道，我们的文物只有千万分之一的遗存，留下来的少之又少，能买得起整器的更少。我买不起陶瓷瓶，才玩起了陶瓷碎片。可就是碎片，上面也写着老祖宗的故事。”
近几年，随着收藏逐渐成为投资领域一项炙手可热的产业。以前在人们眼里不以为意的碎瓷片也摇身一变成为“国之重宝”。高额的回报让很多盲从其实不明就理的普通百姓身陷其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快退休的同事在单位门口上当受骗，花了几千块的血汗钱从别人手里买下一件假货，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欲哭无泪。”
玩了几十年瓷片的白明决定给希望通过买卖古玩一夜暴富的人泼点儿冷水，也给那些指望通过坑蒙的圈里人浇点热水，随即，他写下了《打眼》。“收藏是门学问，背后要靠文化、历史、考古的知识做支撑。急功近利的人肯定要上当。”
写过《打眼》后，白明依然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在随后的时间里，他写了《片面之瓷》。“《片面之瓷》算是《打眼》的延续吧，不过触动点不太一样。写《打眼》是为了给大家伙儿提个醒。《片面之瓷》是觉着大家在收藏之余，应该多看看藏品背后的历史。”话到这，他说起子尤。
“子尤活着的时候，我在医院曾见过他几面。我和他聊瓷片故事，当时，我送了他一块明代的瓷片标本。我说，他碰着这500多年前的瓷片，就是碰着了真正的历史。他说了一句：‘以见知隐，以往知来。’当时我还不知这句话出自墨子，但真把我击中了。这话说出了我多年来力求要去‘拼对文明碎片’的‘终极’目标。子尤离世时，我把一枚有近900年历史的宋代汝窑瓷片放在他身旁，我觉得他的生命配得上那份纯洁的天青色。最主要的是，感谢他让我更深地理解了做这件事的意义。”
谈及碎瓷片的商业意义，白明说：“碎瓷片为越来越多人重视，这是好事，而且瓷片做成的各种工艺品也造价不菲，但我特别反对的是过度浪费。如果你说为了用碎瓷片造栋楼，把成批的整瓷都砸烂了，我会觉着心痛。这和钱没关系，只是觉着这不是在造楼，而是在浪费资源。”联想到他曾见到的高价进口瓷器，白明不无唏嘘地说，“中国人掠夺式地使用资源并没有带来品质的提升，相反，我看到仍然还用着老祖宗留下的技法烧出的瓷器在海外便宜得不能再便宜，而外国的瓷器在中国摇身一变就是大价钱。”
过度浪费、收藏热的出现无一不与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有关，过度地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的大力投入常常让这一类的新生事物呈现出滥俗状态。
“对于所有的跟风起哄现象，我以为‘俗’是正确的。但这个‘俗’是‘通俗’，不是‘庸俗’。‘通俗’是至高无上的。比方说，郭德纲的相声是通俗的，后面一大群‘纲丝’追着去通县看他说相声，这就是庸俗。出现所谓的‘滥’，是因为很多人先不管自己懂不懂，明不明白，都先抢着玩一把。这样的心态，不上当都难。瓷片之乐变成了瓷片之痛。”
但白明认为，在未来，瓷片的收藏还会走向一个高峰。一是整器越来越少；二是一枚瓷片就可以满足人们猎古之心或是怀旧的情绪。可“这些‘文明的碎片’，不是作秀的碎瓷烂瓦。它们是能够带领现代人‘以见知隐，以残窥整’的真的历史”。
·个人简介·
白明，人称“片儿白”，1958年出生，回族，收藏家白梦璋的孙子。目前，为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民营北京睦明堂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以及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副总编辑。
古瓷片也珍贵
20多年来，金州有个“民间考古家”，在拆迁地、垃圾堆里开始拣瓷片，如今他创下了瓷片收藏的全国之最
三万古瓷片记述金州沧桑
凝神端坐在一摞摞码放整齐的古瓷片中间，老董的表情平和而愉悦：这是元青花，这是清粉彩，这是象牙白，这是大王碗……而金州古城的兴衰荣辱、世事沧桑，也仿佛从一块块残破的陶片、碗碴古拙的花色里鲜活和流动起来……
垃圾堆里拣回3万古瓷片
金州区北门口永安小区董文清的家像间古色古香的文物店，三面墙壁的博古架上摆满高矮错落、形态各异的古瓷瓶，使本来就很狭窄的空间显得越发拥挤。细一看，这些古瓷大多布满裂痕或残缺破损了。老董打开博古架下的壁柜，里面摆着一摞摞古瓷片，揭开床边一条床单，下面竟并排摆着3个大木箱，一箱陶片、一箱民窑瓷片，另一箱是相对珍贵的官窑。
记者被眼前如此丰富的古文明断片所惊愕，而老董说，这只是一部分，在他和三哥、六弟家楼下的小仓房里，还码放着几麻袋沾着泥土的“原汁原味的”古瓷片，加起来有3万多片，这些都是他23年来从拆迁改造的古城里、从倾倒在海边的建筑垃圾堆里拣回来的宝贝。
董文清小的时候，家就住在古城的孔庙附近，那一栋栋青砖灰瓦的老宅，那民风纯朴的街坊邻居，还有八仙桌上擦得锃亮的掸瓶、茶盏，甚至家里吃饭用的砂钵、瓦盆，现在想来都有一种古拙的美。一位老邻居搬家走了，小文清在那间空荡荡的老宅里拣回一只掉了“耳朵”的瓷瓶，捧回家收藏在柴草垛里，后来，它碎掉了，但瓷片上精美的花纹却让他怎么也割舍不下，那种残缺的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似乎愈加可人。
1983年，金州古城陆续开始了拆迁改造，那些扒倒的老宅、那些从地下挖出的陶陶罐罐，变成了一车车垃圾被运去填海或掩埋。一次路过工地时，董文清拣到一把石斧，他把它带回家，把玩了好多天，多么久远的古城啊，这些早年的东西、这些老祖宗用过的物件可能再也见不到了，董文清心里再次燃起了对老城的眷恋。
“这是汉代的灰陶碗，这就是汉瓦，这是汉唐时期的瓦当，你看它做工多讲究。”老董拿起两块“土疙瘩”说，两块瓦当上各有一幅美丽的纹饰，都是手工捏出来的，一块是菊花，老董说那是装饰在一般富裕人家房檐上的，象征着美满幸福；另一块是狮头，是官宦人家镇邪用的。
屡遭白眼的“拾荒人”
1983年，董文清29岁，是陶瓷厂的装卸工，每天下了班，他就抓起钉耙、镐头一头拱进工地，把那些人家看来一钱不值的“破烂”拣回家。
老董说，收集瓷片是个累人的活儿，尽管有时也能在搬空的屋子里拣到“一半个儿”破损的瓷瓶、杯碗，但那些大多是近代、民国的东西，稀奇的都在地下：一两米深是明清的，三四米深是元明的，汉唐、宋、辽金的都在五六米、七八米深的地下。而且要赶在工地的围墙盖起来之前快挖，否则，工人们进来，工地就封闭不让外人进了。多年来，在这种“抢救式的挖掘”中，老董也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经验：“一般盖小黑瓦的是古宅，地下可能有更久远的陶瓷碎片，大黑瓦的多是民国时期的房子；二是看土层，如果是生土，就不动镐了，熟土发黑，说明有人生活过，那里面才可能有被丢弃的瓷器碎片。”说起一套套的经验，老董倒真像个“民间考古学家”了。
家里的瓷片越多，董文清就越为之着迷，他上瘾了、痴了，从“小董”一直挖成了“老董”。工地封了，老董就一天天死守在铁门外看着挖掘机施工，后来工头们都认识他了，有时挖出一两块瓷片就随手送给他。等翻斗车一出工地，他就跟着跑，骑自行车跟不上他就打车追。建筑垃圾排放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金州西海、毛茔子、大房身……一车“黄翻”拉20多吨垃圾，他得倒腾四五天，像小时候“翻地瓜漏儿”一样仔细，也就能找到五六块碗碴。雨下得越大，老董越在家里坐不住，他仿佛看到一块碗碴被冲出了地面，冬天，瓷片冻在土块上，怕碎，他不敢往下撬，连同土疙瘩一起抱回家，放在暖气旁烤……
很多人以为老董是个拾荒的，工地、垃圾场上的拾荒人却同样嘲笑他：“拣点废铜烂铁还能卖钱呢，你拣那玩意干啥？”不客气的老人们干脆骂他不务正业：“你拣个破碗要饭去啊？”可怎么嘲讽也改不了老董的痴心了。
拣片钧瓷险赔上命
“家有金银元宝，不如钧瓷一片。”老董对手里的一块钧瓷格外珍视，那是他拼了老命拣回来的。那是1999年秋天，老董正在西海填海的垃圾堆下耙土，忽然看见一小块透出蓝绿色玉光的釉片，他不顾一切向前扑去，连上面喊“来车了”都没听见。抓出来一看，半个钧瓷碗！这时上面一车垃圾倒下来，土直埋到他胸口，他挣扎了好一会才爬出来，鞋丢了，海水涌上来，下半身沾满了污泥，他却“乐彪了”似的跑回家，一连把半个碗搂在被窝里稀罕了好几宿。接下来的半个多月，老董在被埋的地方不停地刨，果然又找到几块钧瓷碎片，遗憾的是，最终他也没能把它拼成一个整碗。
老董的经验是，找到一块碎片，它周围常常会出现“另几半”。那个布满裂纹的乾隆天蓝砂马蹄笔洗是他在卢大臣旧居的院子草窝里拣到的，回到家拿放大镜粘到最后，就差一小片，后来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四大院整个“筛”了一遍，连火柴杆大小的草棍都不放过，终于在一小片纸壳下面，找到了粘在油污上的残片。而那盏明青花油灯上残缺的地方，他花了4天才找到，这些年他也养成个习惯：发现好瓷片的地方，过了一两年走过时也要再蹲下来瞅瞅，他觉得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些残缺的瓷片就被他找到了。字串7
练成“半个鉴宝专家”
老董最爱看考古、鉴宝的电视节目，爱人、兄弟没少给他买收藏类的书刊，老董一本本“啃”，愣是练成了“半个鉴宝专家”。
每拣到一块瓷片，老董都习惯性地先搓搓底，看落款，清乾隆之后，为避“江山破碎”的讳，瓷器底儿上不再落皇帝的年号，代之以窑号，没有落款、窑号，就看釉、看胎、看画、看烧碗时碗之间摞起来的垫点，哪个年代的，是钧窑、哥窑，还是龙泉，定窑……心里就有了个大概。有时老董也逛古玩市场，只是很少发现真品，在他看来，那些古董花瓶大都抵不上他的一块碎片。
大连东北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白文宏看了他的收藏振奋不已，白文宏说，目前个人收集瓷片最多的只有万余片，老董收藏类别之广、数量之大创下了新的个人收藏瓷片之最。而且其中不乏精品，如宋辽金元时期的钧窑、元代的红绿彩、宋代的影清瓷、金元时期的磁州窑、明代宣德字款青花、康熙单色釉等，都极为珍贵，有的在博物馆里也很少见。尽管因为破碎，它的市场价值远没有整瓷那么高，但有些好的残片，价格也在万元左右；它上面的彩绘，往往都是工匠们手绘的，有的可能是大师的遗作，只此一件，因此有着极高的艺术、美学价值，比如晚明时期的青花彩绘就很写意，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画风。特别是瓷片上残留的器型、画面和文字，承载着两汉以来金州人民2000多年的用瓷、生活的文明史，另外，这些古瓷片也是学习鉴定瓷器的实物教材。
目前，白文宏已邀请董文清加入收藏协会，并准备为老董收藏的瓷片出本讲述金州古城用瓷历史的书。
“文明碎片”——古瓷片
在早期的古玩收藏领域，尤其是喜欢收藏古代陶瓷的行家们，大抵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说辞，叫做“古瓷毛边不值钱!”这就明确地告诉了玩儿家们，中国古代的瓷器不是“闹着玩儿”的，除了要求它的真实、年代这被称作是“开门见山”的要素之外，其最讲究的就是完整。比如一只明代的官窑大碗，不要说它有了残缺，哪怕就是口沿处有一丁点儿的磕碰，哪怕是隐约的能让人发现一处“冲口”，其价值都将会大打折扣。那时候人们对古玩的挑剔，何止是“鸡蛋里挑骨头”？简直是“眼睛里不揉沙子”。
但这文玩毕竟是千万分之一的遗存，尤其古代陶瓷更是易损之物，破碎一件，它将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消失，绝不可复制，“复”之必假。古陶瓷是“生”之有节而“好者”无度，于是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做出让步，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另一种论点，叫做“整清破明”。就是说：青代的官窑瓷器必须得是完好无损的方才“保值”，明代的嘛——将就着点儿吧，只要“破”得不太厉害，对一般收藏爱好者来说，还是很有买头的。
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话儿又该“修正”了。因为“整清”已或藏于馆舍，或流于商贾。“破明”更是被修复之后，以天价面世，都非是普通收藏爱好者信手可及的了。于是，除了那些欺世盗名的赝品之外，有着几千年烧造历史的中国古代陶瓷，如今为我们留下了“最后的晚餐”——瓷片！
我们尊称它为“古瓷标本”或者“文明碎片”……
古瓷片作为藏品，被“好古”者把玩，受收藏家青睐看似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并不尽然，说起这古瓷片是如何登入大雅之堂的，也可谓道来“话长”。远的不讲，清中期就有“玩儿家”将宋代钧瓷的碎片以紫檀或黄杨木镶嵌做“四扇屏”的。其匠心独具在于，典雅、古朴、美观丝毫不比老早就“臭了街”的，是个大户人家儿的墙上就能看得见的“福”“禄”“寿”“禧”逊色。
据说清末时期，有一些西方的商人曾将在中国收集到的明代或清代的青花碎瓷片，以其不同的形状打磨加工，大者镶嵌在银制的首饰盒里，小者则制成胸饰甚至耳坠儿，且售价颇昂。正可谓“人弃我取”，发了“洋财”。
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德国汉学家，他曾激动地跟我说过，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是缘于祖上留下的一只首饰盒里的中国青花瓷片，上边画的是一幅完整的“蹴鞠图”，那生动的情境就带入了梦乡，神秘的感觉就融进了血液，就决定了他人生的志趣爱好，竟“成就”了他后来的汉学事业……
有一回我陪同他在北京的某旧货市场里买了一只破烂了的、带“喜”字的青花罐子，其售价之廉比仨瓜俩枣都便宜，跟“白给”差不多。当时我曾暗中讥笑他：“小钉子凿墙——没开过大眼！”因为那时候这类制作于清末或民国初年的“喜”字罐儿属于“嫁妆活”，整器都没人要，何况“破”乎？然而这位“密斯特冯”回去后居然将其制作成了一架极其精美的台灯，摆在他们家那暖色的“罗马式”家私上，一抹湛蓝立刻就跃然而出。照片传给我的时候，我所能表达的就剩下两个字了——汗颜！
或许这些被称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碎瓷烂瓦命该低贱，在陶瓷的收藏领域里从来就不值得让人“正视”？因为它无论如何没有整器金贵。或许历来瓷器玩儿家们的收藏行为是那么的讲究“严谨”？没人愿意“闹着玩儿”。故而古瓷片多年来是尘封土掩、内敛神韵，直到有一天人们忽然地发现，一块古代瓷片所迸发出来的“教化”作用，竟如此之神奇，那残破之美一点也不缺乏震撼力。至少从今天算起，这些出土于几百年前的碎碗碴子，比若干年之后再出土的、尚未来得及降解的塑料袋儿之类，要贵重多了！
古瓷片华丽转身的低调内涵
古瓷片华丽转身的低调内涵
一般收藏瓷器，多追求完整器，通常将老瓷片作为学习和研究的标本。但随着瓷器收藏的逐渐火爆，古瓷片也华丽变身为各式各样的精美装饰品，不甘寂寞，在瓷器收藏市场上呈现出了另一番繁荣景象。
当老瓷片遇上建筑
古瓷片镶嵌在墙上，不仅将古瓷片的装饰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还能打造独特风格，体现特色的陶瓷文化，进一步推广和展示不同的文化。
残缺美，也入画
部分古瓷片的盘底上，通常绘有人物故事，往往画工精细，颇具美感，配以实木画框，挂在墙上就像老画似的，因而古瓷片也能“入画”。
2005年的北京华辰拍卖会上，就出现过一套嵌有宋代钧瓷碎片的楠木四条屏，估价为12万至22万元。专家介绍，将钧瓷老瓷片镶嵌在木质屏风上收藏，从明清时期就有，也是钧瓷的一个特色，因为宋代钧瓷很少有完整器，因而瓷片也不多，俗话说“钧瓷一片值千金”。同样其它古瓷片也可以入画。
瓷片饰品的人文之美
古瓷片也以做成摆件、画作、屏风装饰家居环境外，还能做成项链、胸针、戒指、耳坠等饰品，增添古典美。
据了解这些老瓷片饰品价位从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由瓷片的年代、画工、完整度、内容题材、官窑或民窑等来决定。目前瓷片饰品以景德镇为主，因其画工、题材较好；此外也有河南的钧瓷、汝瓷、绞胎瓷等，钧瓷釉色变幻莫测，汝瓷则清雅如玉。
宝石蕴含的是天地精华，瓷片则体现人文之美。古瓷片饰品与黄金、珠宝相比更具内涵。古瓷片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因而不仅具有装饰和点缀的作用，更能体现人的修养和灵气。
历史画里的古灶情结
霍流芝，1932年7月生，祖辈历代制陶，其自小从事陶业生产。早年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陶瓷美术专业，院校调整，转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继续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到1976年，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于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1976年，回到石湾工艺陶瓷厂(今鹰牌陶瓷前身)任创作室主任，后任深圳华侨城锦绣中华陶瓷厂厂长。1984年，响应市委号召，被调到陶瓷三厂进行开发南风古灶项目。nbsp;1989年退休，休前的1986年开始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2002年，在南风古灶霍工作室研究石湾陶瓷史。著有南风古灶历史画册《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认识霍流芝老师（以下简称霍）短短不足一个月时间，细细品读着上月的采访文章和欣赏他的精美画作，我有了再次采访他老人家的冲动。于是，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后，我怀着兴奋而沉重的复杂心情走向他那处于南风古灶旅游区内的工作室。与上次比较起来，这次我更有信心了，因为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间的感情加深了。我相信，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刻，更加客观，也更加富有宣传石湾陶瓷文化的现实意义。
于是，关于“南风古灶历史画创作”的话题就在我的提问和霍老的热情解答中顺利展开。
苏：请问霍老师为什么想到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
霍：历史变化太大，几千年古代史延续时间很长。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变化巨大，短短30年时间，佛山经济发展迅猛，树立起在全国的“陶都”地位。石湾在历史上很辉煌，这主要体现在制陶方面，但漫长的制陶历史尤其是近500年来很少有过文字或者书画记载。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府没有注重文化传承，主要是我们的陶瓷基本是民用的，远没有当时被封为“御窑”重镇的景德镇受宠；而在现当代，政府对陶瓷文化传承方面也同样重视不足。
霍流芝，1932年7月生，祖辈历代制陶，其自小从事陶业生产。早年考入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陶瓷美术专业，院校调整，转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继续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到1976年，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于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1976年，回到石湾工艺陶瓷厂(今鹰牌陶瓷前身)任创作室主任，后任深圳华侨城锦绣中华陶瓷厂厂长。1984年，响应市委号召，被调到陶瓷三厂进行开发南风古灶项目。nbsp;1989年退休，休前的1986年开始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2002年，在南风古灶霍工作室研究石湾陶瓷史。著有南风古灶历史画册《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认识霍流芝老师（以下简称霍）短短不足一个月时间，细细品读着上月的采访文章和欣赏他的精美画作，我有了再次采访他老人家的冲动。于是，经过一番充分的准备后，我怀着兴奋而沉重的复杂心情走向他那处于南风古灶旅游区内的工作室。与上次比较起来，这次我更有信心了，因为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间的感情加深了。我相信，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刻，更加客观，也更加富有宣传石湾陶瓷文化的现实意义。
于是，关于“南风古灶历史画创作”的话题就在我的提问和霍老的热情解答中顺利展开。
苏：请问霍老师为什么想到创作南风古灶历史画？
霍：历史变化太大，几千年古代史延续时间很长。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变化巨大，短短30年时间，佛山经济发展迅猛，树立起在全国的“陶都”地位。石湾在历史上很辉煌，这主要体现在制陶方面，但漫长的制陶历史尤其是近500年来很少有过文字或者书画记载。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府没有注重文化传承，主要是我们的陶瓷基本是民用的，远没有当时被封为“御窑”重镇的景德镇受宠；而在现当代，政府对陶瓷文化传承方面也同样重视不足。
早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求学和任教以及在广州美术学院的执教经历再加上历年来的陶艺工作实践体会，五十多年的从艺、教学以及研究工作让我具备了这些优势。
苏：请问近年集结成册的作品有哪些？
霍：截止到目前，我将20年来的大部分作品整理成两册，分别在2001年1月和2002年4月委托广东经济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印刷成册，终获机会和热爱石湾钟情古灶文化以及支持我本人对陶瓷文化研究的朋友见面了。它们就是《石湾龙窑时期的辉煌》和《神奇的南风古灶》。
最近，我整理了这几年的新作，正在筹划着出版发行第三套《石湾的民间传说》。不过，由于经费问题，至今尚迟迟没有机会和读者见面。
苏：除了印刷制作成画册外，这些精美的画作是否也考虑卖给忠实的陶艺爱好者？
霍：多年前我从北京回到广州再最终回到生我养我的石湾，我的理想就扎根在这块热土上，致力于古灶和陶瓷文化的研究是我毕生做大的梦想。这么多画作诞生了，集结成册更更容易、方便和热爱石湾钟情陶瓷文化的各界朋友分享石湾陶瓷的历史和现代辉煌成果。对于一些喜欢我的作品和石湾陶瓷文化以及提供一些我之前不知道的石湾典故资料的爱好者、热心人士，我也乐于满足他们的愿望。
苏：除了创作南风古灶的历史画外，您还创作过哪类作品？
霍：由于精力有限，我现在基本上只进行南风灶的历史画创作。其中我也绘作古灶的剖面图，这样能将南风灶的有关原理和数据资料更清晰地展现出来，并在目前实际应用中说明和解决问题，这对后人研究古灶有帮助。
早些年，我也曾创作过壁画和陶雕，那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制作陶雕的人很多，但研究石湾历史、南风古灶的人就缺乏了。研究南风古灶最有意义的是它与现代陶艺创作的特殊关系，因为现在的电脑控制的先进窑炉是代替不了，并无法完成现代陶艺对它们的要求的。
苏：为了更好地宣传石湾陶瓷文化，您举办过哪些彩画展览活动？
霍：这些年来，我联系有关部门并充分合作，多次组织了在石湾公园、季华公园、佛山图书馆和中山公园等公共场所举办的历史画展览活动。
这些公益活动很受市民尤其是陶艺爱好者欢迎，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南国陶都佛山之文化的一大特色。
苏：您一直致力于为南风古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您觉得进行历史画创作对申遗有哪些具体的帮助？
霍：南风古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必不可少。我在20年前就开始创作的这些历史画对申遗有一定的帮助，画作里反映的是南风古灶沉淀下来的文化底蕴，可为政府有关部门对古灶的考究提供丰富的史料。事实上，这些作品对于近年来启动的申遗计划具有充分的参考价值。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近两年来，该计划进展缓慢，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古代外国人认识中国是从陶瓷开始的，英文中“中国”和“陶瓷”是同一个词“CHINA”。因此，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能够代表中国陶瓷的南风古灶应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苏：这些精美的古灶画承载了您数十年的梦想，对此，您有哪些特别的感受吗？
霍：当初选择走这条孤独路填补这个空白，我就没有考虑太多的身外事，也许这跟我们霍氏数百载来对石湾对古灶的历史情结有关，正如几乎每个人都有浓浓的乡土情结一样。
这么多年来走过的曲折路让自己吃了太多苦头，满腔的热情屡受莫名其妙的冷落，理想的种子难以长成本应长成的参天大树，即便如此，对古灶说不清的情愫让我有着一如既往尽力而为死而后已的决心。
苏：您认为目前的阻力主要有哪些？
霍：石湾从来就是占尽“天时”和“地利”的优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水陆交通发达便捷，制陶技术成熟。我个人感觉就是相对缺少“人和”的要素。有关部门的文化保护意识淡薄，在资金调剂利用上也没有做足工作。曾经红红火火上的项目“南风古灶陶文化旅游区”现在搁浅了，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利用好应该利用的人才，浪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需要负有一定责任。近来祖庙和东华里旧社区改造工程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可前几年早已上马的南风古灶申遗工作等工程却冷了下来，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资金问题。
所以，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还是有必要深入基层和专家多作沟通、研究。关键对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入的认识和给予行业专家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我们的夙愿才可能得以实现。毕竟，这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小组织的事情！
苏：霍老师您对未来的石湾以及南风古灶陶瓷文化建设寄予什么愿望？
霍：在明清时期佛山就是全国四大名镇，当时达到极盛期的的石湾陶瓷业成就了佛山名镇的美誉。明、清时期石湾是南海县七堡地区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鼎盛期的石湾陶瓷全行业有107座龙窑，从业人员六万有多，曾被赞誉为“小金山”。如今，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占据石湾主要地位的建筑陶瓷陆续外迁，曾经辉煌的石湾制陶业正在面临空心化危机，这一点只要大家到石湾来看一看就得知实情了。加上代表“南国陶都”标志的南风古灶的申遗工作又遭遇一波三折的变故，因此，谁都不好预测它的命运。
但愿我的“和氏献璧”、“武训精神”和忧思能唤起政府、企业、行业组织以及民间的每一个热爱石湾关心南风灶的人士的充分关注，共同致力于石湾陶瓷文化的发扬光大。
后记：
每次采访前我都是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霍老所在的“陋”室，在倾听他老人家激情澎湃却带有些许失落的诉说时，我的心随着其中的喜乐与遗憾而起伏不定，最后临走告别前又是如此轻松，因为我已在老前辈身上找到答案，即使我未能帮得上他。
在我眼里，他不只是一个“倔强”和“孤独”的学者，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乡土情重但未受重用的文化人，一个500年古窑灶具有非凡眼光的虔诚守望者，一个乐意执著于自己理想并有着老愚公精神的陶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