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的品种。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釉下彩绘瓷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长沙窑虽不是釉下彩绘技法的首创者，但却是将这一技法大规模发展的首个瓷窑，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唐代诸瓷窑中独树一帜。它从早期单一的釉下褐彩，逐渐发展成后来的釉下褐、绿彩，釉下褐、蓝彩，使图案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Fe2O3)，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呈色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工匠往往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绿彩、蓝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CuO)，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长沙窑釉下彩绘中还有一种釉下褐、红彩者，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不是作为一个品种来生产的，而是在烧造釉下褐、绿或褐、蓝彩瓷器时，因窑内温度、气氛偶然变化，将绿彩或蓝彩中的二价铜离子还原成低价亚铜离子所致。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鸟类以雀鸟最为多见，其次是雁、长尾鸟、凤凰、鹭鸶、仙鹤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有的跳跃于草丛间，有的独立栖息，但均羽翼丰满，神态生动，显示出长沙窑工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娴熟的绘画技巧。
题写字、词、单句、诗文瓷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的诗文共60多首。每首诗一般只在一件器物上出现，部分诗文在两件、三件多至十几件器物上出现。题诗多为五言绝句，极少数为六言或七言绝句。其位置绝大多数在壶嘴下方的腹部，个别题写在枕面或碟内。在格式上，多为竖写一句一行，也有少数一行未尽而另起一行者。诗文大多内容完整，文字容易辨认，少数因器物残损致使内容不完整，有些诗文中的个别文字因笔画不规范而较难辨认，也有些多次出现的诗文在字词或语句上略有出入。有的诗中还出现错别字，这些错别字一般都是音同字错，如“苦辛”的“辛”写成“新”，“前程”的“程”写成“逞”等。
绝大多数题诗的器物上不再有其他纹饰，个别的则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目前已发现有10首诗歌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句，作者有韦承庆、张氲、高适、刘长卿、贾岛、白居易等，可以认为是当时文人的创作。其他均出自民间。其内容有的抒发离愁别绪，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表现男女爱情，有的反映商贾活动，有的宣传伦理道德，有的表现饮酒作乐或规劝戒酒，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另有应酬诗、写景诗、文字游戏诗等，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者曾在长沙窑遗址采集到两件题诗壶残器，诗文已不完整，经与1983年长沙窑遗址出土完整器核对后可知，一件题写的五言诗应为：“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被北风吹。”其内容是感慨世态炎凉。题此诗的完整壶只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一件。另一件壶上题写的五言诗应为：“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题此诗的完整壶见于1983年窑址出土的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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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是晚唐时期著名瓷器窑口，属于南方瓷器，代表陶瓷是青釉、绿釉、黄釉。在晚唐时期和宋代是重要的出口瓷器，因为长沙窑窑口位于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石渚湖一带，故又俗称铜官窑，古代也称为石渚窑。长沙窑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至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衰败于五代。
长沙窑胎釉特征明显体现在初唐时产品胎质较粗糙，欠坚硬，呈暗红色，有微微灰黄灰青色，釉层显薄，釉色青中发黄，有姜黄色倾向。唐中后期，胎色基本为深灰色或浅灰色，胎质较前坚硬精细，胎和釉粘结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瓷化程度已相当高。长沙窑的胎体，一般是粗厚的，和同时代的邢窑胎骨相比，相差很明显。釉色主要是青色釉，除此还有白釉和褐色釉等。青色釉中又分为青黄色和青绿色两种。釉质精细莹润。
长沙窑瓷器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
长沙窑釉下彩绘有两种。一是用彩色直接在坯胎上作画，然后加盖一层青釉在上，入窑高温煅烧而成；
二是先在坯胎上刻划出花纹，在其上施彩色，然后罩上青釉，最后入窑烧成。彩绘的色彩，常见有褐色、绿色、粉蓝色、褐绿色或白色等。
长沙窑在唐代创烧出的釉下多彩，打破了仅有釉下单彩的局面。虽然早在三国末年至西晋时期的越窑、湘阴窑就已生产有的青釉褐彩瓷器，且大部分是釉下点彩，但彩的份量比较轻，到北齐时虽有了白釉绿彩瓷器，但还是单色彩绘，且是涂抹装饰，并没有组成任何图案，长沙窑在唐代中晚期烧出了釉下褐、禄、红三色彩绘，并用彩绘组成各种图案或诗文来装饰器物。其中尤以褐绿彩最为普遍，
青釉褐禄彩莲花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胎呈浅黄色，壶流下的腹部用褐绿彩绘以莲花纹，两片荷叶衬托着一支盛开中的莲花。纹饰以绿彩绘枝杆、勾勒莲花轮廓，用褐彩绘花叶经脉纹络。褐绿彩绘呈色纯正鲜艳，虽寥寥数笔，但神态如生。
长沙窑的最大成就是彩釉上的突破，它在唐代创烧出了多种色釉和釉下多彩，从釉色上说有白釉、青釉、褐釉、黄釉、黑釉、红釉、绿釉等多种，一个瓷窑能同期生产八种以上的颜色釉实数绝无仅有，这不能说它不是创造了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如此，长沙窑的工匠们还把各种色釉混在一起，通过窑变烧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尤以白禄两色窑变釉为多见，这类白釉绿彩器釉层比较厚，在焙烧时彩釉流动，相互渗透，形成自然的流动感。这种窑变釉它能给人们的视觉带来特殊的美感享受。
长沙窑窑址于1956年调查发现，1978年曾经进行过试掘，1983、1999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其进行了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瓷器近万件。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12个省、国外有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13个国家出土有长沙窑瓷器。特别是“黑石号”沉船上五万余件长沙窑的惊世发现，说明该窑既烧制当地人们普遍使用的日常用瓷、又是唐代生产外销瓷的重要窑口之一。
长沙窑属于青釉瓷器体系，其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镂刻、堆塑、印花、贴花、绘花等。绘花最富创造性，在釉上和釉下绘出各种花纹。这种釉上彩绘不是在烧好的有白釉的瓷胎上绘彩，而是将釉施在坯胎上，待釉阴干之后，直接在上面作彩画，入窑煅烧，一次性完成。这种釉上彩绘一般是绘彩云、彩山、彩带、彩斑、彩树叶等纹饰，这种彩绘，由于彩、釉交融在一起，所以显得自然、生动、流畅，有水墨画淋漓尽致的生气。
长沙窑造型品种丰富，有盘、碟、碗、杯、洗、盆、瓶、罐、壶、枕、盒、文房用具、人物、动物、玩具等等，类别很多，式样繁杂。彩绘的纹饰常见有几何纹，如四方形、六方形、菱形、圆形等。还有云带纹、山峰纹之类，这种纹饰多用点彩而成，有的还绘成各种飞鸟、游龙、走兽、鱼纹、花卉、人物等。这些绘画，用笔简练，自然洒脱，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
隋代陶瓷的特征和艺术特色
在中国陶瓷史上，隋朝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至唐代，北方形成了以刑窑为代表的白瓷系统，南方则有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系统，一青一白两大瓷窑系统并驾齐驱，形成“南青北白”之说。同时“釉下彩瓷”与“花瓷”、“三彩陶器”等有特色的制瓷工艺也相继出现。
隋唐时代，全国统一，社会的经济文化进入了高度发展时期，陶瓷生产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隋代处于两晋南北朝和唐代之问，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孕育着我国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一一唐代瓷器巨大成就的到来，这一时期的陶瓷业相对前代可以说比较发达，瓷器的生产继承了北方青瓷的传统风格，又吸收了南方青瓷的特点，烧制出的器物品种明显增多。白瓷生产也较多，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可以说：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但又有所变化，变得更加饱满。隋代制瓷的中心仍在南方，但已有逐渐向北转移的趋势。隋代制瓷业的突出表现就是北方的瓷业有了新的发展。
隋以前烧瓷窑场主要都集中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北方的烧瓷窑场极为稀少，入隋以后，南北方瓷业才开始了飞跃性的发展，窑场及其烧制的瓷器明显增多，各种花色、风格、样式的瓷器开始呈现，形成各竞风流的局面。
隋代的主要器型有：盘口壶、鸡头壶、带系罐、瓶、高足盘、佣等，其造型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
隋白瓷鸡首壶
鸡头壶：盘口较南北朝时更高，颈更细长，颈部加饰几道弦纹。腹部更为瘦长，鸡头却趋向写实而且较靠近颈部。龙柄、带系。
盘口壶：体形较南北朝时的大，盘口更高，颈较长较直，腹更瘦长，有4—6个条状系。
隋白瓷束腰盖罐
隋青釉四系罐
罐：北方流行的罐多为四系、直口、无颈，罐身近椭圆形，腹中部凸起一道弦纹。南方流行的罐多为六系或八系，直口、无颈、丰肩，罐身瘦长。
隋白瓷龙柄传瓶
隋青釉瓷环形鸡首壶河南新乡出土河南博物院
瓶：小盘口，颈较细长，腹略呈椭圆形。高足盘：有些文献上称作浅盘圈足豆，这是隋代特有的器型。浅盘，口微外撇，盘心平坦，常有阴线圈纹，并留有几个支烧痕。高足呈喇叭状。
隋白釉陶捧罐女俑
隋白釉陶女舞俑
隋白釉陶弹琵琶女俑、白釉陶吹箫女俑
隋白釉陶女立俑
隋白釉陶奏乐女俑
白瓷俑：面部清瘦，身体细长，同唐代肥胖的俑有明显的区别。
隋代瓷器的工艺技术取得许多成就，超越前代。瓷泥一般都经过淘洗，且掌握了控制原料中铁元素比例的技术。主要用支具支托叠烧。支具支托叠烧时，器物在窑内直接接触火焰，受窑内烟火熏染，釉面不匀，而且往往还粘上许多烟灰窑渣。但这时已出现了筒形匣钵，虽未马上得到普及与发展，却也标志着烧瓷技术的又一次飞跃，逐渐使得瓷器制作与造型发生了很大变化，胎壁由厚重趋向轻薄，底足由平底、饼形足变为玉璧形底、圈足，釉面不受窑内烟熏污染，从而保持了色泽的纯净，也使器物造型趋向于轻巧、精美。
隋青釉印花带盖唾壶
如何辨识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青釉贴花褐斑执壶
专家教路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也有人称之为“铜官窑”，窑址于1956年被发现，1964年进行了重点发掘，1983年再次进行发掘。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至迟在唐宪宗时期（公元 806～820年）开始烧造，一直延续至晚唐五代时，盛行了140年之久。
长沙窑的产品，以碗、盘、壶、罐、盂为主，品种比较单一。后期除增加冼、枕、盏托盒等日常用具，前期腹体圆浑，短颈，短流。至晚唐五代时期，其腹部变为瓜棱腹，颈部细长，流呈圆管状，柄为双曲柄，表现出一种线条艺术的韵味和意境。枕在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中也具有典型性，器形较小，有方形、长圆形、腰圆形和兽形等。
长沙窑釉下彩绘，早期色彩比较单调，只有釉下褐彩，或釉下绿彩，其后出现褐、绿两彩，或褐、绿、红多种色彩并现的情况。这几种色彩因交替或重复运用，使彩色产生多变效果，并利用釉料在高温中与瓷胎相互渗透的原理，形成深浅浓淡的层次。纹饰也由以斑点组成的简单几何图案，变成描绘花鸟、人物、山水以及诗文的画面。这些画面虽然简单，但意境协调，充满勃勃生机，它融唐代花鸟画与书法艺术于陶瓷装饰之中，融自然生态于图案程式中，为后世瓷器的彩绘装饰，开辟了广阔途径。
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图案非常丰富，包括人物、花鸟、花草和各种动物。鸟类图案有雁、长尾鸟、凤鸟、雀鸟等；花草图案有莲花、宝相花等。在各种图案中以动物、花鸟画最具特色，尤以鸟的画法最具艺术性。在绘画技巧上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常以粗线勾出大体形态，然后用细线描勾细部轮廓部分，小草、枝叶则采用没骨画法。以在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壶为例，腹部花鸟图案为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和几枝疏朗的花叶。鸟用绿彩粗线勾画出轮廓，嘴、翅膀和羽毛则施褐彩细细描绘。花叶以没骨画法由褐彩作轮廓，中间填绿彩，整个画面虽草草几笔，但小鸟的神态栩栩如生，颇得写意画之妙。
用诗文、书法艺术作为瓷器的一种装饰，题材相当丰富，也是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的一大特色
长沙窑瓷器中，除釉下彩绘外，还采用模印、贴花等手法装饰器物，也就是将纹样贴在器物的腹部，并涂以褐色彩斑烧成。
唐代长沙窑瓷器上的彩釉装饰
长沙窑是唐朝重要瓷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北郊30公里铜官镇及书堂乡石渚瓦渣坪一带，故又称铜官窑、瓦渣坪窑，是唐朝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其创烧于唐，是承继唐朝岳州窑而起的，晚唐至五代是极盛期，五代以后衰落。瓷胎大多呈灰白色、香灰色、青灰色。器物主要有壶、盆、罐、碗、水盂等。
创新和影响彩釉装饰最早的是青釉釉下褐彩，出现于三国吴的瓷器上，长沙窑将此技法普遍运用在瓷器上，创烧出高温红彩、蓝彩，进一步推出白地绿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彩等用铜金属氧化物作呈色剂的各种彩绘品种。红彩即为高温铜红，以往人们对高温红釉的起源一直难以搞清。现在，经过考古发掘和专家的研究，认为长沙窑是最早使用高温铜红釉的。如镇江市区出土的长沙窑青釉红绿彩水草纹盂（图1），高4.4、口径3.3、底径3.6厘米。圆唇，敛口，扁圆腹，假圈足。全器施釉，底部无釉。铜的着色剂在釉料中若在氧化（即含氧多的窑）气氛中燃烧，会烧成氧化铜的绿彩。但如果铜在还原（即缺氧情况）气氛中燃烧，则会成为带红色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长沙窑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烧成高温釉下红彩，开创了中国瓷器史用铜装饰瓷器的先河，北宋晚期钧窑窑变红釉、元景德镇窑铜红釉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在铜釉中如果渗有高剂量的磷酸盐，而氧化铝的成分又低，那在高温烧成后表面釉色总泛上青蓝的色调，过去当是钴料烧成的。镇江中山路拓宽工程工地出土长沙窑青釉蓝褐彩水盂（图2），高3.8、口径3.2、底径3.3厘米。敛口，鼓腹，假圈足（图3）。肩部施蓝褐彩条纹，胎灰白色，较紧密，施釉不到底，釉层光亮。绿釉器与红釉器一样都是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烧造的制品，用一种金属氧化物烧造出不同釉色的技术，为元明景德镇窑生产多样的单色釉奠定了基础。
彩釉装饰成功走出了唐朝从注重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这条发展新方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打破了唐朝瓷器南青北白的格局，中国陶瓷生产由此步入了彩色时代。这种釉下彩工艺也影响了宋朝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吉州窑的白地褐花。
长沙窑评说
《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接连发表了张天琚先生有关“长沙窑源于邛窑”的两篇大作。以下简称“张文”。对张先生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特写此文试作评说。
在讨论问题前，有必要把本文引用的主要参考书，涉及到的有关名称和容易混淆的概念，作如下说明：
１、主要参考书是“邛窑”的代表作——耿宝昌主编的《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和长沙窑课题组编写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２、单独介绍“长沙窑”时称“长沙窑彩瓷”见拙作《长沙窑彩瓷》，福建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出版。谈“长沙窑”渊源时，把“长沙窑”放在“岳州窑青瓷”中介绍见拙作《岳州窑青瓷》，台北度假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年出版。
３、“岳州窑”主要包括该窑的代表性瓷窑——湘阴青竹寺窑东汉、三国、湘阴窑晋至隋唐、湘阴铁角嘴窑唐、长沙窑唐、五代、湘阴白枚窑宋元、以上概称“岳州窑”。
４、为什么把“邛窑”和“长沙窑”称为“姐妹窑”呢﹖这是根据“姐妹窑”开始出现釉下三彩的装饰特点确定的，因为“邛窑”的釉下三彩始烧于隋，所以称“姐”；“长沙窑”瓷釉下多彩瓷始烧于唐，时代略晚。所以称“妹”。隋、唐的历史年代毗连在一起，有如姐妹。如果从“姐妹窑”始烧青瓷的汉、晋算起，汉至隋代相差５～６个世纪，那就是“母女”关系了。所以笔者把“岳州窑”视为“姐妹窑”的阿妈或阿姨。
５、从古窑址的横向关系去看“姐妹窑”。只能把“两窑”的具体时间局限在先后出现高温釉下三彩具有时代特色的隋唐时期。也就是说，其相对年代——指隋唐时期的“邛窑”和唐、五代时期的“长沙窑”，以及唐代的“岳州窑”即湘阴铁角嘴窑。
一、评《“长沙窑”源于邛窑说》
张文首先承认“由于装饰风格、工艺流程，特别是产品形态的相同和相似，有的专家把邛窑和长沙窑比作‘姐妹窑’，这是有道理的。”
张文接着又说：“但是，邛窑始于东晋，发展于南朝，成熟于隋，兴盛于初唐，至唐末五代长盛不衰，结束于南宋晚期，共历了９个世纪。而长沙窑则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也就是说‘姐’窑比‘妹’窑至少早诞生三四百年，而且‘姐’窑的年龄比‘妹’窑的年龄长达六七百岁。”
此说差矣。据《长沙窑》记载：
“长沙窑”演变的历史渊源关系，有如下列一览表所示：
湘阴铁角嘴窑头山窑
第一期 湘阴青竹寺窑 湘阴樟树白枚窑下层 （东汉—三国）
长沙石渚石门矶窑
第二期 湘阴城关镇窑（晋—隋唐）
湘阴铁角嘴岳州窑
第三期 （唐一五代）
长沙石渚长沙窑
衡山窑
第四期 湘阴白枚窑 长沙铜官窑头冲窑 （宋一元）
汨罗营田窑
湘阴乌龙嘴窑
张文说：“邛窑始烧于东晋……共经历９个世纪。”根据以上“长沙窑”演变的一览表所示，长沙窑始烧于东汉，共经历１３个世纪有余。两窑相比，长沙窑的年龄比邛窑大４个世纪的春秋岁月。
张文引用１９８２年，即２０年前已显得陈旧、过时的《中国陶瓷史》大做文章，并提出颠倒历史的“长沙窑源于邛窑”的立论是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
张文称邛窑在隋代才“破天荒”地创烧出高温褐、绿、黑彩绘瓷。可是，岳州窑却早在东汉创烧了青釉褐彩瓷周世荣《江南地区青竹寺窑、湘阴窑的青釉褐斑装饰》、《中国陶瓷研究会１９９４年年会论文集》（图１－２），晋代已出现釉下蓝彩盘口壶周世荣：《岳州窑青瓷》图５５ 台北度假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图３）。
张文说：“湘阴窑怎么能成为邛窑的阿妈或阿姨呢”。
以上有事实为证，所以笔者才得出：“由此可见，湘阴窑即岳州窑也许是姐妹窑的阿妈或阿姨”的结论。
二、再评《长沙窑源于邛窑再说》
张天琚《长沙窑源于邛窑再说——兼谈“神州代有名窑出，各领风骚独自妍”并答罗平章先生》一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
张文中再次否定长沙窑源于岳州窑，是缺乏依据的。据《长沙窑》介绍，唐代的岳州窑湘阴铁角嘴窑与长沙窑出土的青瓷，其造型和烧造工艺，胎与釉，烧成温度均十分相似，如：“长沙窑产品采用高温一次烧成，胎壁呈灰白，或浅褐色，一般火候未超过１２００度，瓷化程度不高而类似炻器ｓｔｏｎｅｗａｒｅ，有生烧现象。产品以轮制为主，其中青瓷碗的胎质、釉色和造型十分相似。”
岳州窑青瓷可分为五式： Ｉ式，圆口，尖唇微收，腹壁圆收，玉璧底，施半釉。ＩＩ式，圆形、尖唇，大敞口，腹壁斜收，玉璧底。Ⅲ式，圆口，尖唇外收，腹壁圆收，玉璧底，少量为玉环底。Ⅳ式，圆口，凸唇外卷，腹壁圆收较厚，玉璧底，多施半釉。Ｖ式，葵花口大碗，状如钵，尖唇，外卷沿；瓜棱式弧型器腹，玉璧形圈足，圈足与器壁连接处有切入胎内的刀痕。
１９８３年长沙窑区长垅坡出土了瓷碗３１件，全部是青瓷，未见釉下彩碗，除３件窄沿圈足葵花口碗外，其余全部是玉璧底圆口碗，其形制与岳州窑产品极为相似。其中有岳州窑Ｉ式碗５件，Ⅱ式碗１８件，Ⅳ式碗２件，Ｖ式碗１件。蓝岸嘴Ｔ２出土碗共１４４件，除１７件为釉下彩外，其余１２７件全部为青瓷碗。其中有岳州窑Ｉ式碗３３件，Ⅳ式碗３件，共９１件。
以上长沙窑产品中的青瓷碗，不仅造型与岳州窑产品极为相似，而且釉的化学成分也十分相似。
以上表明长沙窑产品中，碗类以青瓷为主，且造型、化学成分与岳州窑产品相似。从而可以证明张文说：“长沙窑与岳州截然不同”的论断，没有事实依据。
张文说：“长沙窑与邛窑相差无几”的推论，缺乏事实依据。 下面试将“姐妹窑”出土的“碗”作为例子，借以论证“姐妹窑”之间的差别。
根据《邛窑古陶瓷研究》中的《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介绍：碗，共出土各式碗５４６４件。Ａ型浅腹碗共分十六式，其中Ｉ式、Ⅱ式、Ⅳ式、Ｖ式、Ⅶ式、Ⅷ式、Ｘ式、ＸＩ式、ＸⅡ式、ＸＩＶ式、ＸＶ式、ＸＶＩ式等十二式中为饼足。Ｂ型深腹碗可分为九式。其中，Ⅱ式、Ⅲ式、Ⅳ式、Ｖ式、Ⅵ式、Ⅶ式、Ⅷ式、ＩＸ式等八式为饼足以下从略。
唐代长沙窑和唐代岳州窑出土的碗，１００％是圈足。而从未发现１件饼足器。从而可以证明长沙窑包括唐代岳州窑生产的碗与邛窑生产的碗的装烧工艺显然有别。
其次，再把“碗”中是否有支钉痕加以比较，借以论证“姐妹窑”之间装烧工艺中的差别。据《邛窑古陶瓷研究》介绍：邛窑Ａ型碗中的Ｉ式碗、Ⅱ式碗、Ｖ式碗、Ⅶ式碗、Ⅷ式碗、ＩＸ式碗、ＸⅡ式碗、ＸＩＩＩ式碗、ＸＩＶ式碗、ＸＶ式碗及Ｂ型碗中的Ｉ式碗、ＩＩ式碗、Ⅲ式碗、Ⅳ式碗、Ｖ式碗、Ⅵ式碗、Ⅶ式碗、Ⅷ式碗、 ＩＸ式碗等等，全部出现支钉痕。
可是长沙窑包括唐代岳州窑等出土的碗１００％的产品不见支钉痕。所以张文说：“长沙窑与岳州窑不同，而与邛窑相差无几。”之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张文说：“须知就窑具和器形而言，长沙窑有的，邛窑全有；而邛窑有的，长沙窑未必有。”
此说，后面一句说对了，“邛窑”与“长沙窑”虽属姐妹窑，但两窑差别很大，所以，“邛窑有的，长沙窑未必有”说对了。
但“就窑具和器形而言，长沙窑有的，邛窑全有”则不符合事实。
例如，长沙窑窑具中的“火照”非常特别。一般常见的“火照”呈三角形或不规则形的瓷片。而长沙窑的火照是用多种器形制作的。其中有碗形火照，盒形火照和钵形火照。笔者翻遍了《邛窑古陶瓷研究》，却找不到“火照”的踪影。
谈到“器形”——唐代长沙窑出土了多种类型的背水壶，其中有釉下彩阿拉伯文背水壶、宝塔纹背水壶、绿釉背水壶、褐釉鱼形背水壶等等。这种背水壶的系钮便于引绳悬挂，对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部落来说，迁徙时携带它是再好不过了。所以这种产品主要是一种特制的外销瓷。可是翻遍了《邛窑古陶瓷研究》一书，同样找不到背水壶踪影。
证明张文所说的“长沙有的，邛窑全有”的推论毫无根据。
张文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任何古瓷窑也不例外。对所谓古代瓷窑都采取‘独自妍’的态度，必然割断某一瓷窑与其他瓷窑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存在的客观联系。那么，要‘弄清其发展轨迹’，只能是空话”。又说：“在人类发展史上，全世界所有的陶瓷窑上都客观上存在着‘优劣’、‘高低’之分。在时间上都有一个产生先后和存在的长短区别。”言下之意，长沙窑与邛窑之间，应当在时间、空间和产品“优劣”等方面比比“高低”。
先谈“时间”与“空间”比高低——前面虽然已经谈到，现在重复再说一遍，张文曾说：“邛窑始烧于东晋，共经历９个世纪。”而长沙窑渊源于岳州窑，始烧于东汉，共经历１３个世纪而有余。
两窑相比，年龄相差太大。
再谈比“优劣”和“高低”。由于邛窑的釉下多彩瓷始烧于隋，长沙窑的铜红釉彩瓷也始烧于唐。所以两窑相比时把时代空间，暂定在隋唐时期。
比色彩——
张文说：“邛窑早在隋代就破天荒地新创了高温釉下褐、绿、黑三彩绘瓷”。《长沙窑》则说：“至盛唐末期，大致‘安史之乱’以后，逐渐烧制青釉褐彩，发展到烧制青色釉下褐绿或红彩，以及白釉绿彩和褐绿或红彩。在我国陶瓷史上逐步由青瓷发展为彩瓷，特别是铜红釉的出现是陶瓷彩釉工艺中一项新的突破。”
张福康先生说：“邛崃窑部分彩瓷的装饰技术和长沙窑十分相似……但长沙窑的铜红彩则没有在邛崃窑出现过”见张福康《中国古陶瓷科学》９６页。
邛窑和长沙窑釉彩中所含元素基本上只有铁、铜两种。但把“姐妹窑”加上“彩瓷”、“桂冠”呈色剂的则是——铜。
其中铜绿包括铜蓝为“姐妹窑”所共有，唯独“铜红釉”是长沙窑所独创。长沙窑铜红釉的出现和使用，改变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南青北白两分天下的格局。并逐渐形成以青、白、彩瓷三大窑系为主体的新局面。长沙窑产品不仅有釉下红釉绘画装饰，而且还生产了通体玫瑰红，茄皮紫等执手壶（图５－６）。
由于邛窑只有铜绿彩，而不见铜红彩制品，所以从色彩鲜艳与否的角度相比，则显得黯然失色。
比装饰——
珐琅彩瓷器的主要特征和款式
珐琅彩瓷器是在景泰蓝基础上演变而来。二者不同之处景泰蓝是在铜胎上经施珐琅釉而烧成，瓷胎上施珐琅釉则叫珐琅彩。珐琅彩始于康熙后期，雍正期的珐琅彩水平最高，工艺最美。乾隆时则转向粉彩，故珐琅彩终止于乾隆后期，期间有一部分瓷器其釉料有珐琅釉和粉彩共存。珐琅彩的制作是由景德镇烧制的上好素白瓷送进宫中再由宫中画上珐琅彩釉烘烤而成。画工技艺高，加工水平严，如有缺陷即刻打碎处理。由于珐琅彩器是专供宫延皇室玩赏之用，不得向外流失，故数量少。珐琅彩的主要特征：
一、瓷胎――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大多为小件，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
二、造形――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或动物造型陈设品。
三、底釉――为纯白釉，不偏青也不偏黄，釉面光滑洁净无疵。
四、珐琅彩色――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偶合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现7、8种颜色，多达10多种。
五、色料特点――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质反光感，有时还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观。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立体感，闭眼用手摸可明显感觉到，若用十倍放大镜看可在每一片小花、小叶上看到极小的开片纹。这一现象用肉眼看不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粉彩则无凸感。
六、绘画与纹饰――珐琅彩器画功特别讲究，多为功笔画；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如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其色地的色以红、黄、兰、绿、紫、胭脂色等。在色地上画缠枝牡丹，折枝大朵花卉，团花中心书“寿”或“万寿无疆”，九秋菊花等。康熙珐琅彩的特点是有花无鸟，其色彩调配比雍正乾隆两代都差一些。雍正的珐琅彩比较成熟，工艺上有所突破，彩料更为丰富。雍正时期有色地彩绘，但更多的采用了白地彩绘。白地彩绘能更好地突出珐琅彩釉的艳丽鲜亮。雍正珐琅彩纹饰多为山水、竹石、花鸟等景物，同时在绘画中配以相应的诗句，溶诗、书、画于一体，别有风味，显得更加高雅。雍正时期还盛行单色作画，如用胭脂红、深兰、墨彩……任选一色成画，颇有中国画风格。这是独创，特别靓丽。乾隆时期珐琅彩继承了雍正的风格，但枝艺上没有雍正时严谨。由于乾隆帝对粉彩情有独钟，很关心和发展粉彩的枝艺。于是乎珐琅彩有些退后，而出现了粉彩兼珐琅彩之间的作品。这些过渡时期的产品也有其较高的艺术水平。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绘画以花鸟、山水、人物和西洋女人为主，并配御题诗句。此时又出现了轧道工艺，随之而来就有了非常优美的锦地开光的山水、人物、花鸟纹饰，这一新的工艺实质上也不是珐琅彩了，而是粉彩，也叫“绿里粉彩”。
七、款识---康熙时期的款识有一度是被禁止写款的。康熙四十年后才开放禁令让其落款。不过必将原用“熙”字改写成“熙 ”字，这个“ 熙”仅出现在康熙的瓷器上。康熙的款识在珐琅彩器上均用色料写款，有红、兰、紫、黑等色。落款仅为“康熙御制”四字楷书，加双方框。四字款有三种形式，其区别在于“康”字和“御”字各有两种不同用笔。雍正时期的款识也有两种方式，一为仿宋体，一为楷书体，均由四字组成外加双方匡，仿宋体是“雍正年制”，楷书体是“雍正御制”，只见兰科款。乾隆的款识只有“乾隆年制”四字双方匡形一种，乾隆有兰料也有赫色料款。
八、两大特点及鉴赏 第一，它的数量少，由于珐琅彩制作难度大，成本昂贵，往往制作一件珐琅小瓶要精描细绘三至四个月时间，传世的很少。第二，没有相同的两件珐琅彩。素胎入宫时都由宫廷画师自行选择绘画图案，因此每件珐琅器都单独绘画，珐琅彩被称为“古月轩”瓷，然而传世珐琅彩中并无一件署此款，“古月轩”也成为了珐琅彩高贵身份的代名词。
下面为我们共享下乾隆瓷五颜六色瓷器报价：
《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五颜六色云龙纹抱月瓶》起拍价为1,800,000元成交价为，最终成交价为3,024,000元；
《青花五颜六色龙凤大盘》起拍价为1,200,000元，成交价为1,955,000元；
《清乾隆 青花五颜六色龙凤呈祥碗 （一对）》起拍价为1,200,000元，最终成交价为2,200,000；
《清乾隆 五颜六色龙凤纹碗 （一对）》起拍价为1,200,000元，最终成交价为3,800,000元；
《清乾隆 大红缎五颜六色打籽绣绣球花八团女袍》起拍价为2,000,000元，最终成交价为3,500,000元；
《清乾隆十六年 五颜六色织锦达性安配偶满汉合璧诰命》起拍价为1,800,000元，最终成交价为4,800,000元；
《清乾隆 五颜六色忍冬纹小碗 （一套四只）》起拍价为1,200,000元，最终成交价为1,800,000元；
《清乾隆 绿花绉绣五颜六色丹蝶大袄》以1,500,000元起拍，最终成交价为3,500,000元。
收藏 长沙窑瓷器收藏潜力大
谈到长沙窑瓷器，给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釉下彩”和“铜红釉”，这两种举世无双的工艺确实是长沙窑首创，并开辟了中国陶瓷的彩瓷时代，堪称陶瓷史上的里程碑。除此之外，长沙窑对中国陶瓷还有一个巨大贡献，那就是“诗文器”。所谓“诗文器”，是用黑釉在陶坯上书写诗文，然后再施全釉覆盖，入窑低温烧制成型。就整件陶器而言，工艺并不复杂，但是涂写诗文的局部却属于变种的“釉下彩”，普通光影下赏玩，蛰伏在釉水下的诗文美轮美奂，仿佛要穿透千百年的时光，朝我们扑面而来。
瓷器上诗文浅显易懂
长沙窑遗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北郊铜官镇，所以也称铜官窑，它始于初唐、兴于盛唐、终于五代，窑口绵延300多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民窑。正因为其民窑性质，器身上的诗文才浅显易懂，完全是大白话。比如五言诗：“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不用解释，普通百姓也能明白诗意。当然，瓷器上的诗文不仅仅局限于爱情，还有多种题材，比如征战类：“一月三场战，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励志类：“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等等。客观讲，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涉及到战争、风俗、情爱、山水等诸多方面，堪称社会生活的艺术写照，后来被收入1992年版《全唐诗续拾》。
长沙窑瓷器多种多样，罐、壶、碗、盏、枕、俑、灯、杯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就目前所见，只有罐、壶、枕三类写有诗文。一来因为这三种器型体积较大，有足够的面积书写；二来这三种瓷器或多或少具有陈设作用，诗文可以得到展示。如果在其他器型上见到写有诗文，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字体、内容辨真伪
长沙窑诗文器虽然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但价格始终不温不火，甚至不如同窑其他工艺制作的瓷器，比如贴花、浮雕、彩绘等。今年国内各大艺术品公司诗文瓷器的春拍价平均不足六万元，而民间流通市场，一只诗文执壶要价也不过三五千元，正是收藏的大好时机。收藏中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由字体辨真伪。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一般都是民间窑工手书，既不讲究书写法度，也不考虑摆布匀称，随意性很强，往往出现前面字大、后面字小，上面空白多、下面空白少的现象。尤其是字体，完全是没有练习过书法之人的手迹，笔画舒展不到位，经常出现错别字，草书不似草书，楷书不像楷书，这正是“唐人写经体”的独有神韵。如果见到一件长沙窑瓷器的诗文字迹规整、摆布均匀，必假无疑，而且字迹越像书法大师，虚假度就越高。
第二、由诗文内容辨真伪。长沙窑诗文本是市井里巷的流行歌谣，不见任何一部史籍记载，也从未被任何野史、笔记录入过，如果见到写有出自《全唐诗》诗文的瓷器，几乎可以认定作伪。还有一种情况是假托名人虚张声势，市场曾出现过一只写有“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五言诗的执壶，胎土、釉水、开片各方面都看不出破绽，但抬头题有“李贺专用，大唐永泰三年九月七日作”，一下子就漏了怯——遥远的唐朝，不可能有诗人定做执壶的情况。
扁壶——西夏特色的瓷器
西夏瓷器的生产是在中原北方诸窑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所生产的瓷器与中原瓷器有所不同。与宋、辽相比，无论在釉色、胎质，还是在烧制水平、技法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制瓷业是中原地区传统的行业，西夏制瓷业则是在西夏王朝建立后才发展起来的新行业。其主要生产地在宁夏灵武磁窑堡附近，另在贺兰山东麓、甘肃武威和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也有生产。西夏瓷器的种类较多，每一类型器物又形式多样，既有日常生活用具，如碗、盘、壶、钵和罐等器皿，又有一些娱乐用品和宗教用品等。
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产量较大，制作精美。扁壶的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其造型可能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有的壶腹部正反两面各有一圈足，背面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正面圈足有对称和加固胎体的作用；有的只有一侧有圈足；也有小型扁壶没有圈足。扁壶一般外表为褐釉剔花装饰，也有黑褐釉素面无纹的。
党项民族长期生活于马背，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扁壶体态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吊挂携带，是西夏人所喜爱的用于装水、盛奶、灌酒的生活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