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官窑。
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仅局限于大中华区，官窑瓷器则受到全世界藏家青睐。欧债危机、世界金融动荡虽然使艺术市场低迷，但因藏家或机构资金短缺，已几十年未曾露过面的珍品又重出江湖。
2010年11月11日，一只清代乾隆时期的官窑瓷瓶以4300万英镑(加上20%的佣金，约合5.5亿元人民币)落槌，阔步甩开5个月前黄庭坚书法《砥柱铭》以4.3亿元人民币创下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创出亚洲艺术品新的世界纪录。
阿胶、瓷器、丝绸、茶叶被称为中国“四大国礼”，其中瓷器所具备的艺术性质使得它们备受各国政要喜爱，因此也成为国礼的首选。
中国官窑作为瓷器的一种，有别于为普通百姓烧制的“民窑”，是专为古代皇帝和他们的追随者而烧制，是瓷器烧造艺术的巅峰，也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时尚。自其诞生之时，就为历代追慕而成经典。
皇帝参与创作的艺术品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件，因而也最具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器件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10年前相比，普遍提高了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已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之巨。
天物馆馆长钱伟鹏分析了明清官窑瓷器收藏的6个显着特点：
首先，明清官窑瓷器属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收藏人群庞大，市场中流传的官窑瓷器少之又少。中国有兴趣于收藏官窑瓷器且有收藏实力者至少有30万人，现在大部分官窑瓷器都已经被博物馆收藏，市场中流通的都是早期的大藏家更迭卖出的，一旦错过机会，再难遇到。
西方如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日本出光美术馆基金会，瑞士玫茵堂等，往往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进行收藏，一旦买入，三五十年甚至更久方才会向市场释放，因此在市面上流通的势必愈来愈少。
其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洪武二年(1369)官窑制度正式确立，到现在已经有643年。
第三，明清官窑瓷器专为帝王宫(博客，微博)廷使用，帝王品牌远远高于贵族品牌(包括现代奢侈品)。
第四，它的设计、创制过程极富特色，是由宫廷画师做样，和景德镇的工艺大师团队结合，共同创造出的工艺美术互补的新型艺术品。再则，为皇家制器，不惜工本，乾隆、康熙甚至亲自参与创作、指点。
第五，相较于中国其他艺术门类收藏交易局限于大中华区，世界属性使官窑具有非常强的抗风险能力。官窑瓷器在全世界范围深受追捧，东西方经济只要有一方坚挺或上扬，中国官窑瓷器的价格就不会下滑，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
第六，西方社会“劫富济贫”的征税制度，也使得艺术品成为完美的避税产品，一部分艺术品的资产配置，可以合理地降低所得税及最高70%的遗产税。同时，西方收藏家相对而言更为成熟，其投资行为向来是以客观理性的分析为基础，他们也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势必会有更多更有实力的藏家加入官窑收藏行列，所以现在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投资的好时机。
中国古代官窑精品瓷器的拍卖历史显示，只要持有时间够长，其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美国文玩公司董事向阳先生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1974年涉足收藏， 15年后，他们将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委托苏富比在香港举办了一场专场拍卖会。全场共上拍101件藏品，成交97件，总成交额则接近1亿港元。一件明代洪武釉里红大碗，估价为600-800万港元，成交价2035万港元;另一件青瓷(宋官窑)拍到2200万港元落槌，创造出当时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最高成交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收藏的其他品种，如非洲、美洲部落和大洋州等地的艺术品表现远不如其收藏的中国瓷器艺术品，例如非洲艺术品同样于行情高涨的1989年被委托拍卖，却是艰难出手，且仅获4.1%的年平均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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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官窑瓷
章用秀
明清官窑瓷器是中国陶瓷器物的珍品，向为收藏家和富贵人家所青睐。因其金贵，民国时期明清官窑仿品屡屡现身。当年，天津锅店街的同泰祥便精于此道，其所出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给收藏界造成极大的危害。
同泰祥仿明清官窑瓷器比北京前门大街德泰之所仿，色彩、品种要多，数量也大，国内外现存明清官窑瓷器中的赝品，不少是同泰祥于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景德镇仿制的。20年代中后期，居住在天津租界地的官僚政客和大户人家，包括溥仪，庆王爷的后裔，军机大臣那桐，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黎元洪，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还有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相、吴俊升等人，都买过同泰祥的仿官窑瓷器。
据说同泰祥为溥仪烧制过“水燉”和白瓷祭器，书写“宣统年制”款识。水燉是一种早已不见的餐具，下部像盘子，上部有屉，屉和盘都是双层空心，可注入热水，用以保持菜肴常温。张园里的仆人也大量购买仿官窑器，用以调换溥仪从宫里带来的真东西。
清廷内务府总管文索的后代，人称“曾二”，住在英租界。此人拥有不少真正的明清官窑器，可他还是到同泰祥购买仿制品，以赝品充真品，唬那些行伍出身的军阀老粗。汤玉麟没那么多真正的官窑瓷器做陈设，便从同泰祥买来大批的仿官窑器，摆起来壮门面。江西督军陈光远，财产逾千万，他的大儿子也经常去同泰祥选购仿制的明清官窑器。同泰祥的徒弟们称呼他“陈大少爷”。李善人家、正兴德穆家、长源杨家、益德王家、振德黄家、元隆孙家等也都是同泰祥的主顾。元隆孙家有位姑娘出嫁，在同泰祥订制瓷器嫁妆一百件，一百件瓷器都绘有《百子图》。
现在看来，当时购买同泰祥瓷器的，有的是知假买假，以假官窑作装点，或用赝品充真品取乐儿耍人，有的实属上当受骗，不少人为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一位叫沈吉甫的老先生，是颇有名气的收藏家。他从1900年至1931年，先后搜集历代名贵瓷器达千余件。沈老眼力很强，收藏明清瓷器讲究釉色、彩头，一般瓷器他都看不上眼。可是，1932年春天，他在天津英租界一幢小楼赋闲时却上了大当。那天有人带来一件黄包袱，包着一只锦匣，匣里软囊卧着一件精美的珐琅彩瓶。这只彩瓶，胎质洁白，薄如蛋壳；锦匣的名签编号，都是宫里的标志。本主说还有十几件这样的瓷器。不久又拿来十几件黄包袱。沈吉甫将彩瓶一一观赏，最后以10万元代价全部买下。沈老兴致勃勃，请来北平几位朋友来津观赏，但几位鉴赏家都没表态。一看他们的态度，沈吉甫明白了。他送走了朋友，拿出放大镜细细观察，这才发现所谓乾隆珐琅彩瓶胎骨薄，手头轻，彩质也不够精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天津锅店街同泰祥细瓷店在景德镇仿制的。沈吉甫越想越气，盛怒之下，把那些瓷器摔了个粉碎。
枢府瓷：难得的元代官窑瓷
继元代青花瓷在古玩艺术品拍卖市场创出天价后，始烧于同一朝代却与青花风格截然不同的“枢府瓷”也日渐受到收藏界关注。
枢府瓷”色白微青，存世量极为稀少，不说拥有一件，就是能够近距离观赏一下，与其零距离接触一回都要随缘。收藏界更有着“收十件明代、清代官窑瓷器易，找一件枢府瓷难”的说法。
要说“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而枢密院，则是元代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直属机构，主管军事于外交。小小瓷器何以用枢密院命名，说法纷繁，这也为枢府瓷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元代官窑瓷，大气精绝
坊间一般认为元代的开国皇帝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的众多继位者也都粗狂彪悍，尚武善骑射，对瓷器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而没设官窑，也谈不上元代有官窑瓷器。显然，这样的结论过于武断。因为成吉思汗的后人、皇位继承者不仅关注瓷器的生产，且确有官方的瓷场(至少是官搭民烧)。要说统治者倘若不予以重视，元青花是不可能出现的。
而那些高质量的、带有包括五爪龙纹在内的印有福禄、太禧、万寿、枢府等字样的枢府瓷就是当时的官窑瓷器。这些瓷器的最初烧造地点现在已经找到——景德镇南岸的刘家坞，大量带有龙纹、凤纹并有太禧、万寿、枢府等文字的瓷片被挖掘出来，当然，还有窑具。
在当时，瓷器上所印的文字取决于哪个部门定烧。例如瓷器上印有“枢府”，就是“枢密院”定烧的，太禧、万寿就是宫廷定烧的。至于这些卵白色的瓷器为什么不叫太禧瓷、万寿瓷，而统称“枢府瓷”，倒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有收藏爱好者认为：有些迷不解开更好，让这种精美的瓷器永远披着神秘的色彩，更让人爱不释手。
现在我们知道的是，那些质量好的至正型元青花在过去主要供出口用，部分枢府瓷则是宫廷用瓷。显而易见，枢府瓷同样值得关注和投资。
枢府瓷的鉴赏与收藏
元代尚蓝、也尚白。青花瓷艳俗一些，白色的枢府瓷倒尽显高贵典雅。
原来以骑射为主旋律的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入主中原以后，逐渐与讲究含蓄的汉文化融为一体，从他们选用的单色釉白色瓷器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两宋期间，受到皇帝青睐的五大名窑官窑瓷器，除了钧窑外皆为单色釉。元统治者与宋统治者审美情趣几乎相同。若能有幸拥有一件这种卵白色的瓷器，便能抚摸一段波澜壮阔，曲折迷离，蒙汉和谐共进的历史。
枢府瓷白中泛青，个别微黄，乳浊釉，基本失透。这些瓷器的制作都十分精良，以印花为主。在花纹中，往往能找到太禧、枢府、万寿等字样。这些文字经常分开印制，如“太禧”两字，“太”字在器物的左边，“禧”字就要在器物的右边找了。
这种器物的釉色烧制前粘稠度较大，釉下模印的纹饰显得不太清晰。若图案清晰，釉色透明就有赝品的可能。
枢府瓷上的纹饰主要有植物类、动物类、几何形状等。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龙纹与凤纹。这些龙有三爪的、四爪的，甚至五爪的，当然有数五爪的最为珍贵。五爪龙，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或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才能拥有和使用。有些五爪龙还伴有凤的身影，那就更珍贵了，这给收藏者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这种带着神秘色彩的枢府瓷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拍卖会上几乎不见出现，也鲜有成交记录。古陶瓷爱好者要想拥有一件，有时缘分显得更重要。
在西方，玫茵堂是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的金字招牌
玫茵堂一直被收藏界认为西方私人手中的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在国际市场上可谓是一块金字招牌。几年它不仅刷新了明代瓷器的交易记录，还让我们隐约的看到了当年的青花热。
香港苏富比于2011年10月5日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了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秋季拍卖。除了一贯备受藏家青睐的常设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外，苏富比更再度呈献超卓之欧洲名藏──“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之二”。这次拍卖合共推出超过 310件拍品，总估价逾 11亿。可谓大手笔。
单说玫茵堂珍藏一场就推出逾40件拍品，总估价超过4亿3,000万港元，大多为明清珍品，品味典雅、清华美韶，尽显御窑登峰造极的烧制技术。其中两件单品的估价都过亿，这些都显示了苏富比对“玫茵堂”三个字的信心。拍卖结果证明，玫茵堂依旧是一块金字招牌。
乾隆粉彩九桃天球瓶
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 Nicolas Chow)在拍卖结束后表示：“从今天玫茵堂珍藏的拍卖情况，中国收藏家拍场内，争相竞投最上乘的佳器，当中《明永乐 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更以1亿6,866万港元高价成交，刷新明代瓷器世界拍卖纪录。于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拍卖，32件玫茵堂珍藏的旷世珍品，总值近5亿6,000万港元，每件拍品平均以1,750万港元成交。”
仇国仕的名字或许不是那么熟悉，但是谈及他的祖父仇炎之(Edward Chow)大家都会联想到“玫茵堂”。玫茵堂意为‘Hall among Rose Beds’(掩映于玫瑰花丛中的厅堂)。居住在伦敦的独立学者Regina Krahl是研究中国瓷器的专家，她在1994年出版了第一本《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将玫茵堂的两位主人苦心孤诣多年收藏得来的瓷珍故事娓娓道出。
在西方，提到中国的艺术品收藏，玫茵堂藏瓷可谓私人藏家的个中翘楚，和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 Clark)及玻西瓦尔·大卫(Percival David)齐名。(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和大维德均系热心中国古瓷收藏的学者，其收藏是除却北京和台北的大型博物馆藏之外最为重要的中国瓷器藏品。)被苏富比称为“玫茵堂主人”的是瑞士商人斯蒂芬·裕利和他已经过世的弟弟吉尔伯特·裕利。现年93岁的瑞士商人，出生在菲律宾，兄弟二人经过多年的苦心，将他们父亲在马尼拉创立的商行发扬光大。今天的裕利集团是亚洲领先的医疗服务及药品提供商，并且是该这一地区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这个集团的大部分现在仍然为家族所有，为这对兄弟创造了可观财富。
裕利兄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他们在新加坡的合伙人购买中国艺术品，早期，从古代青铜器到晚期的瓷器，这对兄弟对中国艺术品存有广泛兴趣。但他们按照年代将各自的兴趣进行了划分：吉尔伯特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之间的早期陶器，斯蒂芬则将精力倾注于元明清三代的瓷器。
后来合伙人将仇炎之介绍给这对兄弟。仇炎之是战后知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和经销者，他多年在上海、扬州经营古玩生意，因其眼力极佳，收藏了大量的瓷器精品和高古青铜器。谈及仇炎之收藏之丰富可举例一二。仇炎之生前就曾在1979年卖给上海博物馆瓷器167件。1980年过世后，其家人把他的毕生收藏委托苏富比拍卖，1980年暮春及秋季拍卖其175件藏品。1981年及1984年又分别拍卖其收藏的古玩精品，这些拍卖曾经引起极大的轰动，收到空前的效果，并从此掀起了中国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拍卖高潮。当时仇炎之驻香港，1967年，仇炎之从香港移民欧洲，定居日内瓦，这其中受到了斯蒂芬许多的协助，二人成为好友。在收藏方面，玫茵堂的藏品数量也在仇炎之的协助下数量渐丰，并且获得了数件重要的珍藏。
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
玫茵堂其实是在菲律宾的瑞士藏家斯蒂芬和吉尔伯特·裕利在仇炎之和桂斯·艾斯肯纳奇的协助下历经50余年而成就的。它以其艺臻技绝的御制瓷器举世闻名，为史上最精炼的私人御制瓷器收藏之一。收藏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历朝瓷器中最上乘珍品，被认为是仍在西方私人手中的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
这次拍卖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那件，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此瓶高36.5cm。当时估价就高达8000万至1亿2000万港币。最后以1亿6866万港币成交，它刷新明代瓷器世界拍卖纪录。梅瓶绘折枝花果纹以明朝永乐年间最为著名。此瓶其身巨大，上饰十组折枝瑞果纹样，绘画细腻生动，为后期小型青花花果纹梅瓶奠定下了基础。现存这类梅瓶成对十分稀少，只有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有一例可做对比。此器形比例得当，是永乐年间一件难得的精品。
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
这场拍卖另一个亮点是两件出众的粉彩典型器。一件是乾隆粉彩九桃天球瓶，《大清乾隆年制》款，高 51 cm。估价8,000万至1亿2000万港元，最后成交价为9026万港元。中国瓷艺发展到清十八世纪随着崭新色釉之研发达至臻美顶峰清，遂绘制出万至诸多精巧细致的花果枝叶纹样，如见是次清乾隆九桃天球瓶，及清雍正粉彩过枝月季梅花图大盘。所饰桃枝成双，蜿蜒交锁，瑞果硕结，斑斓炫目，色彩动心，搭配井然，花别树异，画艺至臻，其用意隽永，寄寓丰实长寿。此瓶之华丽构图遂成就乾隆时期经典绘瓷纹样之一。另一件出众的粉彩则是清雍正粉彩过枝月季梅花图大盘，《大清雍正年制》款，高50.3cm。成交价4994万港元。
从这个拍卖结果来看一方面显示了“玫茵堂”这块金字招牌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可看出青花依旧热度不减，以苏富比为例，根据数据显示明代青花之前最高拍卖纪录为：明宣德，青花“鱼藻纹”棱口洗，4299万人民币。粉彩最高成交价为：清乾隆，粉红地“锦上添花”粉彩通景“山水庭廓”图双耳撇口瓶(一对)，成交价8661万人民币。明代青花瓷并未变现出今天这种强势，但是从这场交易来看，无论从品相还是从估价和成交的差距来看，青花都表现出了强势的态势。这场中的明永乐青花海水龙纹山形爵托2866万港元成交，远远高出估价1000万港元至1500万港元。这让人想起来当年的青花传奇，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当年在伦敦佳士得的成交价是2亿2861人民币，但那一年是2005年。
瓷器鉴定要多见真东西
瓷器鉴定这行，最重要的是要多见东西，见真东西，见好东西。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前，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我们文物店大量收购瓷器，给了我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遇。
这段经历说来话长。1956年全国各行业开始公私合营，文物行业也不例外，我们文物店合到了旧货商店，对外号称是旧货商店的古玩组。古玩组是企业化管理，考核指标是每月的营业额。当时古玩组占用店里13000元资金，店里要求每月周转一次，也就是说每月要卖出13000元的古玩。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当时组里就三个人，辛友三、我和一个会计。辛友三年纪大了，跑进跑出的基本就靠我一个人。除了业务量大，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文物不值钱，玉镯子1块钱一个，扳指5毛钱一个，花瓶一般几块钱一个，这样的行情每月要完成13000元的营业额真是不容易。
幸亏我们与北京进出口工艺品公司有合作，他们帮了我们大忙。这是怎么回事呢？刚建国那会，中国特别需要外汇，但是当时中国能出口创汇的工农业产品几乎没有，只有文物在国外比较受欢迎，老外认这个。当时做文物出口的，全国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四大口岸，我们收上来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卖给北京进出口工艺品公司，济南文物店等于是他们在山东的代收点。有了这个大客户，我们每月13000元的营业额才能顺利完成。
古玩组的三个人分工明确，辛友三师傅跟会计主要负责在店里卖货，我负责在外采购。那时社会上流传的文物太多了，我们可以随意挑拣，一般的东西我们根本看不上眼。而且国家对于文物出口有严格的标准，像瓷器，乾隆60年以前的不允许出口，这是一道硬杠杠。所以为了配合北京那边的要求，瓷器我们一般只收同治彩，民国瓷器只有细路货我们才收。那段时间，我们文物店出现了一个很好笑的现象，老东西不收，因为过线了外贸出不去，北京不要，又压我们的资金。
渐渐的，山东地界上符合要求的文物越来越少了，我开始往南方走，最常去的地方是扬州，在那里一住几个月。扬州周边文物比山东厚实，特别是瓷器，我在那住上两个月，就能收个几十箱子。我也不去别的地方，就住在扬州文物店旁边的旅馆里，他们派人下去收文物，收满一船就运回来，文物店的祁文萃经理再喊我们这些外地的文物采购员去店里“瓜分”。那段日子很难忘，也很有意思，认识了很多人，见识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印象最深的一次，一共有8家外地文物公司的人在那里等货，运回来的瓷器把扬州文物店的几个屋子都堆满了，院子里也堆的无处下脚。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好东西，大家眼里放光，都想先上去挑货，这可把祁文萃难坏了，都是好兄弟好朋友，让谁先上都不好。最后他想了个办法，8个人抓阄，按号排队，1号先进去选，但是只能拿一件，随后其他人按先后顺序进去，都是只能选一件。这样做很公平，每个人都很高兴。那一次每家文物公司都挑了几十箱子货，那种场面现在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
运回来的瓷器就堆在旧货商店里，北京那边差不多一两个月派人来取一次货。过来验货的人水平都很高，见多识广，什么东西买对了，什么东西买错了，价钱高了还是低了，他们都会告诉我们。特别是他们对于那些罕见品种的鉴定，让我受益匪浅。说实话，我们济南文物店在鉴定字画方面是强项，瓷器鉴定一般的大路货还可以，碰上那种稀有物件一般还要请外面的高人把关。每次北京来人验货，总是能发现一些不常见的文物，这是我长见识的好时机。有一年我买回一个大瓶，高45公分，行内按尺寸叫150件（60公分的叫300件，大的有上千件）。当时买的时候就觉得这东西有来头，上面没有花纹，全是釉斑，红一块黄一块紫一块，连扬州的祁经理也叫不出名堂。北京来验货的专家中有一个姓吴的老头，对瓷器很有研究，我就跟他请教。他看了之后，很肯定的告诉我，这个东西叫釉敷。听着不太像个器物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意思，但是对照一下器物的特征，就觉得这名字靠谱。什么是学问？这就是学问。(口述崔明泉撰稿本报记者李剑波)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枢府瓷：元代官窑瓷中的“凤毛麟角”
继元代青花瓷在古玩艺术品拍卖市场创出天价后，始烧于同一朝代却与青花风格截然不同的“枢府瓷”也日渐受到收藏界关注。
枢府瓷”色白微青，存世量极为稀少，不说拥有一件，就是能够近距离观赏一下，与其零距离接触一回都要随缘。收藏界更有着“收十件明代、清代官窑瓷器易，找一件枢府瓷难”的说法。
要说“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而枢密院，则是元代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直属机构，主管军事于外交。小小瓷器何以用枢密院命名，说法纷繁，这也为枢府瓷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坊间一般认为元代的开国皇帝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的众多继位者也都粗狂彪悍，尚武善骑射，对瓷器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而没设官窑，也谈不上元代有官窑瓷器。显然，这样的结论过于武断。因为成吉思汗的后人、皇位继承者不仅关注瓷器的生产，且确有官方的瓷场（至少是官搭民烧）。要说统治者倘若不予以重视，元青花是不可能出现的。
而那些高质量的、带有包括五爪龙纹在内的印有福禄、太禧、万寿、枢府等字样的枢府瓷就是当时的官窑瓷器。这些瓷器的最初烧造地点现在已经找到——景德镇南岸的刘家坞，大量带有龙纹、凤纹并有太禧、万寿、枢府等文字的瓷片被挖掘出来，当然，还有窑具。
在当时，瓷器上所印的文字取决于哪个部门定烧。例如瓷器上印有“枢府”，就是“枢密院”定烧的，太禧、万寿就是宫廷定烧的。至于这些卵白色的瓷器为什么不叫太禧瓷、万寿瓷，而统称“枢府瓷”，倒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有收藏爱好者认为：有些迷不解开更好，让这种精美的瓷器永远披着神秘的色彩，更让人爱不释手。
现在我们知道的是，那些质量好的至正型元青花在过去主要供出口用，部分枢府瓷则是宫廷用瓷。显而易见，枢府瓷同样值得关注和投资。
枢府瓷的鉴赏与收藏
元代尚蓝、也尚白。青花瓷艳俗一些，白色的枢府瓷倒尽显高贵典雅。
原来以骑射为主旋律的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入主中原以后，逐渐与讲究含蓄的汉文化融为一体，从他们选用的单色釉白色瓷器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两宋期间，受到皇帝青睐的五大名窑官窑瓷器，除了钧窑外皆为单色釉。元统治者与宋统治者审美情趣几乎相同。若能有幸拥有一件这种卵白色的瓷器，便能抚摸一段波澜壮阔，曲折迷离，蒙汉和谐共进的历史。
枢府瓷白中泛青，个别微黄，乳浊釉，基本失透。这些瓷器的制作都十分精良，以印花为主。在花纹中，往往能找到太禧、枢府、万寿等字样。这些文字经常分开印制，如“太禧”两字，“太”字在器物的左边，“禧”字就要在器物的右边找了。
这种器物的釉色烧制前粘稠度较大，釉下模印的纹饰显得不太清晰。若图案清晰，釉色透明就有赝品的可能。枢府瓷上的纹饰主要有植物类、动物类、几何形状等。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龙纹与凤纹。这些龙有三爪的、四爪的，甚至五爪的，当然有数五爪的最为珍贵。五爪龙，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或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才能拥有和使用。有些五爪龙还伴有凤的身影，那就更珍贵了，这给收藏者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这种带着神秘色彩的枢府瓷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拍卖会上几乎不见出现，也鲜有成交记录。古陶瓷爱好者要想拥有一件，有时缘分显得更重要。
北宋官窑瓷款式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专烧宫廷用瓷，产量很少，故传品也极少。
我国于1986年年底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官汝窑的遗址，次年又进行局部发掘，从而揭开了官汝窑的神秘面纱。原来宝丰县宋时属汝州。应该说，汝州地区的窑瓷包括临汝县和宝丰县等都可统称为“汝窑”。汝窑系接受宫廷下达的任务而烧造，故产品十分精美，可统称为“官汝窑”。
官汝窑为北宋宫廷烧造，年代很短，约在宋徽宗赵佶在位时（公元1100年至1125年）的20多年间。汝窑器极为珍贵，仅见铭文，一为“奉华”，凡带“奉华”字铭的宫廷用瓷都是当时“奉华堂”的专用品。还有一种铭文刻一“蔡”字，是用黑釉写的。“蔡”字铭文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可能是当时的太师蔡京。再一种铭文是用金色写成的诗词：“雅怀素，态向间中天，与风流标格……”。由此可见，汝窑和修内司窑专烧宫廷用瓷，可统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除上述款识外，还有“官”字款，亦有三种形式：刻“官”字款、凸“官”字款，这两种都是楷书款，还有一种凸官“官”篆字款。总之，北宋官窑是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宫廷用瓷器物的款识，有“修内司窑”、“官窑内造”、“奉华”、“蔡”、“官”等字款，都可统称为北宋官窑瓷字款。
从传世款识的瓷品实物来看，其共同特点是：
1、从造型来看，瓷器的品种和造型有宫廷的陈设瓷和日用瓷，如弦纹三足炉、贯耳瓶、葫芦瓶、玉壶春瓶以及花式的洗、盘、碗、碟等。官窑器造型素雅端正，仿似古玉器；日用品非常讲究，制作精巧，气度不凡。
2、官窑的胎泥淘得精细，胎质细润，由于泥中含有一种铁质成分，使胎色有多种，釉色有浅灰色、灰色、粉青色、天青色、淡黄色等，釉面因传世已久，不很光亮，一般都有细密开片，无纹片极少见。宫廷官窑器十分讲究，官窑釉以玛瑙屑作为原料，民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昂贵的原料。官窑器以美丽的釉色、精湛的制瓷工艺和特殊的支烧方法而称誉于世。
3、官窑中的汝窑烧和吉祥主法有两种，一种是支钉烧造；一种以垫圈、垫饼垫烧。采用支钉烧造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如何鉴赏汝官窑瓷
不久前，一件汝官窑粉青釉鸳鸯水滴在河南拍出了1050万元的高价，这给国内收藏和研究汝官窑等高古瓷艺术品的人士以莫大鼓舞，增强了人们想了解汝官窑的兴趣。
我们鉴赏收藏某件汝官窑器，主要是鉴赏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研究中国高古陶瓷文化的深刻内涵，尤其汝官窑瓷在《清波杂记》中载，就是南宋的名贵品种，目前各大博物馆馆藏不多；诚然尚不包括国内近20多年的民间收藏和新的发现。从历年有关信息得知，北京、成都、天津等地的少数藏家均有汝官窑天青釉莲花碗、粉青釉三足莲瓣纹香炉、天青釉三足洗等，保守估计存世量在20件左右。
鉴赏汝官窑瓷需掌握五大要素：
一、其造型大多带有盛唐器物的影子，也有部分创新品种只有北宋时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风格。胎质要有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瓷片截面中的浅灰、中灰、灰褐色，并微含粉红色特征。胎体厚薄应根据器型类别、大小来判断。厚薄要适中。器型特点突出一个“秀”字。
二、汝官窑器的主要特点是以釉色变幻莫测取胜，以及釉色品种多样而著称。器物口沿釉薄处微显粉红色，3分钟之内鉴赏不了汝官窑瓷，釉色多变要多观细看，方能看出釉中的神秘感。
三、开片一般以开细片和开暗片为主，开明细纹片的要少一些，开大纹片的稀少。同一件器物也有因釉层厚薄不匀，开片也存在明暗之别。薄釉浅开片、厚釉深开片。汝窑瓷开片一般都是先釉里，后釉面，但表面难见裂纹。
四、汝官窑瓷一般以素面居多。刻花、划花的器物有一定的传承性或创新性，因存世量极少，无法判断与其他窑系相互借鉴的关系。总之，对器型、胎质、釉色等诸方面要综合分析。
五、高古汝官窑器，大致传世情况可分为一次新器窖藏出土——传世；一次传世窖藏出土——传世再窖藏；再传世及传世的时间长短、放置环境、把玩程度等都会留有不同的历史痕迹，也就是真旧器物所特有的表象或釉下基本特征。只有认真仔细地鉴赏观察，才能发现其中的异同之处。
总之，鉴赏和收藏某件汝官窑瓷或其他名窑的高古（色釉）瓷，也可参考上述鉴赏方法，但不能生搬硬套。凡历史遗存的中国古陶瓷艺术品，因数量较少，有的民间收藏的孤品，均没有可比性，所以在鉴赏某件高古艺术品时，需要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和演变过程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才能不至于孤立片面地去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