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南海Ⅰ号”的水罗盘
“南海Ⅰ号”最新发掘成果发布：
“南海Ⅰ号” “载”瓷最多
为了纪念“南海Ⅰ号”发现30周年，成功举行“整体打捞”10周年，昨天起，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位考古学专家齐聚广东阳江海陵岛，出席为期2天的“‘南海Ⅰ号’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将围绕“南海Ⅰ号”调查、发掘、展示与研究，中国水下考古的回顾与展望，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国际视野下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展开演讲和对话。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化厅、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承办。来自中国、美国、希腊、日本、韩国、伊朗、新加坡、柬埔寨等国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钳镯
10年发掘：
整体打捞入住“水晶宫”创世界奇迹
“南海Ⅰ号”宋代沉船于2007年经整体打捞后入住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2009年、2011年两次试发掘；2013年11月28日，“南海Ⅰ号”启动正式全面考古发掘。
其中，“整体打捞、整体发掘、整体保护、整体展示”理念和实践一直贯穿在整个发掘过程，该工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在方法论上的进步，也体现了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综合实力、实施能力、多学科协同能力等方面的进一步成熟。
2014年，发掘工作主要是清理沉箱表面的泥沙和提取船舱外散落的文物。根据遗址实际情况，以沉箱内东南角为基点布设探方12个。经发掘清理了打捞时的回填堆积和晚期海泥堆积，凝结物已大量出露。按计划进行了泥土采样、浮选。发掘现场凝结物、船货和部分船体结构已经暴露。船中部两侧船舷经过发掘清理，船艏部位于沉箱南侧，已经显示出我国古船舷板特有的多重鱼鳞搭接的结构，船体隔舱板中已有12个可以看到轮廓。
2015年开始，伴随着表面淤泥清理的完成，考古发掘的工作重点进入分离提取舱内凝结物和船货的阶段。2015年上半年清理了船舱上部散落的文物及部分表层凝结物，随后进入船舱内文物提取，按照船体结构分15个隔舱提取文物，至今已提取船后部C09-C15和前部C02-C06等隔舱的部分文物。
此项发掘工作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是迄今为止我国最为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
青白釉印折枝花卉芒口小碗
打捞故事：
“南海Ⅰ号”促成中国水下考古队
出席研讨会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崔勇，是30年前中国第一批11名水下考古队员之一，至今唯一坚守海底考古一线的中国首批队员，他是“南海Ⅰ号”、“南澳Ⅰ号”首位下水发掘人，亦是唯一一位下水录下20分钟“南海一号”水下全貌和真相视频者，崔勇接受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时，回忆了“南海Ⅰ号”发现的细节和中国水下考古队组建的片段。
水下考古队的“黄埔一期”
1987年夏季，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海事博物馆档案记载中，查到当年一艘叫做“莱茵堡(YHRHYNSBURG)”的东印度公司古沉船，就沉没在广东阳江和台山之间海域，于是决定到南中国海探测打捞。在中国境内打捞必须和中国合作，广州救捞局承接了这一任务。可谁也没有料到，一抓斗下去却捞上来了247件器物，有瓷器有锡器，还有一条1.72米的大金腰带，原来水下23米深地方，却是另一艘中国古沉船。专家们认定，这艘位于传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沉船是一艘重要的中国沉船(即“南海Ⅰ号”)，于是中方负责人宣布暂停这次打捞，国家委托中国国家博物馆紧急成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到底是组织潜水员去学考古呢，还是指派考古人员去学潜水？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崔勇说，有人算了一笔账，潜水员学考古要花4年，考古人员去学潜水只要花半年。中国有这么多年轻的考古人，从中找几个合适学潜水的不太难。
“我的运气非常好，通过层层体检之后，被选送入交通部广州潜水学校进行培训。”崔勇回忆，潜水员体检不同一般的体检，从皮下脂肪厚度测定，到听力、体能和心肺功能测试，还有加压和氧敏感试验等。
最初的潜水训练从一个2米多深的游泳池开始，随后转移到潜水塔进行。直径6米的潜水塔深度分别为3米、6米和12米。实战训练场被安排在从化流溪河水库，最深处超过40米。经过2个月培训，首批潜水训练如期结束，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队的“黄埔一期”。
福建德化窑宋青白釉乳钉四系罐
为练本领去岩洞野练
1987年12月，邀请了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先生上了一次扫盲课。1989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联合签署一个水下考古培训班。
“这个培训跟我们中国的培训有一点不一样，11个人分成两组，那个老师很奇怪，把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整天吃药有病的，还有手上有点残疾的，都放在一个组里面，而把像我一样身体特别好的、潜水技术又特别好的分在一个组。队员们自嘲一个叫做‘老弱病残组’，一个叫‘明星组’。”
令人意外的是，每次分配任务时，同样任务两个组去完成，总是老弱病残组做得最好。原来，水下考古不是谁能力强就能干的，一定要有团队精神，才能干好。崔勇回忆，为了练就过硬的本领，水下考古队甚至拉到广东梅州怪石嶙峋的绿窟潭岩洞去野练，那次是他下潜最深的一次，下到水深48米处。
最新统计：文物数量21000余件套 标本2600件
主办方通报的“南海Ⅰ号”最新发掘资料显示，历经10年的发掘，发现“南海Ⅰ号”是一条满载各类货物的南宋沉船，出土、出水器物包括陶瓷器、铜铁器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朱砂、动植物残骸、植物果核等。总共文物数量21000余件套、标本2600件，其中瓷器19000余件套、金器180件套、银铤183件套、铁器84吨、铜器170件套、铅锡器85件、竹器13件，木器46件，漆器28件、石器25件，其他及不明274件，以及铜钱约17000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船木等。
此外，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孙健透露，将用一年时间全面完成“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工作。
taoci52.com延伸阅读
新瓷收藏潜力被发掘
对于一些瓷器收藏爱好者来说，经常会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历代瓷器的价格经常以百万、千万，甚至以亿来计算，典型的例子如元青花瓷罐在英国拍出2.3亿元的天价，古瓷拍卖节节高升，相关的纪录不断被刷新。而另一方面，市场上又频频出现以现代工艺品冒充古瓷的现象，一些媒体还不断揭露瓷器造假的种种伎俩。太贵的买不起，假古瓷又很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收藏当代名家制作的仿古新瓷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新瓷潜力正被发掘
中国嘉德今春首辟的“现当代陶瓷艺术”及“现当代雕刻艺术”专场首战大捷。其中，李菊生的作品“豆蔻年华高温颜色釉镶器”(右图)一开拍便引来众多关注，各路买家纷纷竞价，最后以123万元人民币落槌，拔得该场头筹。顾景舟的“汉铎壶”以78万元人民币成交，而徐秉方的雕刻(下图)以67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摘得“现当代雕刻艺术”专场桂冠。
贵远贱近、厚古薄今历来是中国传统的收藏理念，各拍卖机构的重点多放在古代官窑瓷器、杂项、中国书画、油画等方面，近年来，随着收藏家和投资者的日益成熟，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屡创佳绩，使得现当代艺术正日渐成为投资收藏的新宠儿。但其收藏人群相对于别的艺术门类来说还是比较小。嘉德拍卖公司的陈林林介绍说:“当代陶瓷艺术品进入市场才刚刚开始，现在国外一些大的博物馆和社会团体对当代陶瓷都有收藏。据我所知，目前国内有几家博物馆也在收藏，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像收藏当代油画艺术品、古玩那样大的气候。”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初期，现当代陶瓷主要是以工艺品的形式进行出口贸易，更多的则是一些海外人士在收购现当代陶瓷，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地区。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收藏的现当代瓷器大部分是从海外买回来的。现在国内的收藏市场现金流量越来越大，收藏群体也在急剧扩大。
专家表示，目前国家级工艺大师的陶瓷原创作品，上至几万下到几千元都可以拍得，相比之下，价格无疑非常悬殊。因为当代新瓷市场整体价位较低，适合个人小额投资或进行系列、专题收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收藏人数的不断增加，价格势必会大大上扬。投资现当代瓷器无异于优先持有“原始股”。
现当代陶艺“玩”的是观念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介绍说，“中国的现当代陶瓷艺术基本是由3支力量构成的：一支是传统的自然延续，这支力量主要是在各传统的产瓷区的陶瓷艺术工作者，他们大多依照前辈遗留下来的技艺与表现方法在制作一些传统的陶瓷艺术品；另一支是受西方文化观念影响的现代陶艺家，因为其教育背景及思维方式的西化，即使表现的内容是中国化的，也难免打上西方艺术的烙印；还有一支力量就是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内在意义，同时将自己的艺术之根牢牢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陶艺家，他们的作品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这3种力量对于当代的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和构成都非常重要，但最后一支力量将是未来中国当代陶艺发展的主力军。”
陈林林认为，“现当代陶瓷艺术是把现代艺术的观念融入到陶瓷这个载体里面。收藏的主要是观念、手法和工艺。其他艺术可能更多讲究的是绘画方面的语言，现当代陶瓷除了这点，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资源、工艺以及火的艺术和运气。”
收藏大师作品还需留点儿心
今天现当代陶瓷、雕刻艺术进入拍卖已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当拍卖打开市场以后，面临的问题又会随之而来。据专家介绍，现代瓷器出现几个问题：大师、教授的东西仿冒的很多；有的大师会请其他人画，之后落自己的款。专家提醒，现当代陶瓷进入二级市场，艺术家作品需要经过市场确认其价格，虽然信息相对比较对称、透明，但也会出现一些虚假炒作，作为投资者就要看清二级市场的价格，不要被其所左右。
专家给准备购买新瓷的收藏者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一，买瓷就是买“人”，瓷器的价值，往往与其作者有莫大的关系;其二，尽量挑选艺术性、装饰性较强的东西;其三，对于目前市面上价格已经炒作的太高的新瓷要保持谨慎，不要盲目追高。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出的万历青花瓷器鉴赏
南澳Ⅰ号”的年代为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瓷器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窑。文物基本上为漳州市平和窑克拉克瓷的瓷器，此外还有景德镇产的彩釉瓷器以及金属器等。瓷器的主要类型包括青花瓷大盘、碗、钵、杯、罐、瓶等，此外还有釉陶罐、铁锅、铜钱、铜板以及锡壶等。在出水瓷器的纹饰中有人物、花卉、动物等图案以及汉字。如用莲花代表“廉政”的“廉”，用鹿代表仕途的“禄”。纹饰中同时还有绶带鸟、十八学士登瀛州、米芾拜石的典故等。数量最多的青花大盘直径在30厘米左右，内壁绘麒麟、牡丹、仕女、书生与花草等。
明万历青花团花纹“福”款杯
年代： 明万历类型： 瓷器
质地： 瓷
尺寸： 高3.8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2.3厘米
名称： 明万历青花团花纹“福”款杯
年代： 明万历类型： 瓷器
质地： 瓷
尺寸： 高4厘米，口径6.5厘米，底径2.5厘米
名称： 明万历青花折枝花卉纹“福”款杯
年代： 明万历类型： 瓷器
质地： 瓷
尺寸： 高3.3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2.1厘米
名称： 明万历靑花折枝花卉纹“百银万两”字盘
年代： 明万历类型： 瓷器
质地： 瓷
尺寸： 高6.3厘米，口径25厘米，底径11.5厘米
名称： 明万历青花卷草纹小罐
年代： 明万历类型： 瓷器
质地： 瓷
尺寸： 高6厘米，口径13.7厘米，底径4.5厘米
名称： 明万历靑花缠枝莲纹大碗
年代： 明万历类型： 瓷器
质地： 瓷
尺寸： 通高约10.3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8.7厘米
名称： 明万历青花飞马纹“大明年造”款碗
年代： 明万历类型： 瓷器
质地： 瓷
尺寸： 高5.7厘米，口径11.8厘米，底径4.9厘米
三彩载乐骆驼俑（唐）
三彩载乐骆驼俑（唐）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显然这是一个流动演出团。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
唐代的开放，迎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带来的各种奇珍异宝，让唐代人爱不释手；带来的异域音乐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能歌善舞的各国艺人在唐代首都长安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演绎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件载乐骆驼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背上放置一平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有点心惊肉跳，而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你看她梳着唐朝妇女典型的发型，身穿高束腰的长裙，线条流畅，头向上扬，右臂动作优美，神态优雅、自信，骆驼在走，她却站在乐队中间婉转歌唱，显然已是唱到了动情之处。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现乐舞艺术的陶俑与众多的文献资料一起，为我们再现了那个伟大时代震撼人心的乐舞之声。它穿越时空，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里。直到今天，当我们看着这个驼背上的乐队时，耳边又似乎回响起了盛唐时期那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
鉴赏参考：灰陶骆驼俑（唐）
蚌埠“禹墟”明日考古发掘 将印证大禹传说真伪
昨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研究员等一行9人的考古队伍先期入驻蚌埠市禹会村，于今日同来自安徽大学的9名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共同组成禹墟发掘工作组，计划将于明日正式开始对蚌埠禹墟展开挖掘工作。因为历史上关于大禹的大量传说，或是口头流传或有文字记录，都与禹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此次发掘备受世人瞩目。负责此次禹墟发掘的王吉怀研究员表示，此次发掘主要目的是找到大禹所生活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淮河流域的遗迹、遗存，而并非专程为“大禹”而来。对于此次发掘是否会证实历史上多个关于大禹的传说，王研究员显得十分保守和谨慎。
发掘从传说中“禹会诸侯”处开始
黑云压顶、瘴气翻滚，传说禹率众劈开山脉，淮河水顿时倾泻而出，不再泛滥，劈开的山也变成了今天的荆山和涂山，禹会村的陈育新老人指着前方两座山脉极富表现力地演绎着在当地流传颇广的传说，力图让记者确信，脚下的自家那已被砍掉的一亩桃园正是当年大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圣地。当地的农民更是从禹会村的村名、北面的荆、涂二山以及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中提炼出一条条线索和踪迹，试图让大禹这个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物与淮河河畔这个小村庄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具体、确凿。
陈育新老人昨日将自己的桃树砍去后，显得十分骄傲。因为他一直认为，考古队这次征用他家桃园，正是因为桃园的地下是禹墟，考古队希望从中找到当年大禹留下的活动遗迹。而这个概念却没有得到王吉怀的认同，负责此次发掘的王研究员认为，发掘的目的是为了大禹所生活的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切祖先留下的遗迹和遗存，从而证明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的存在和影响。“无论是大禹留下的还是当年别人留下的”只要能找到任何龙山文化遗迹，此次发掘的意义都是重大的。同时，只要能够证明在该地区确实有龙山文化的存在，也能从时间上，给大禹与禹墟之间目前十分微妙的关系找到支撑。
“禹会诸侯”处地下80厘米确存夯土层
据了解，2001年，蚌埠市文物部门在之前当地村民普遍认同的“禹会诸侯”处，也就是早年陈育新家种植桃树的那座一亩大小的土丘上竖起了一座“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而名称则有意写作“禹会村遗址”。据该市文物部门介绍，当时这样做，是在没有出土任何与大禹个人有关的实物证据之前，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将禹会村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保护起来。同时，蚌埠市文物部门对此次发掘的成功、“禹会村遗址”的升格充满了信心。
王吉怀研究员则告诉记者，禹会村是否因一段大禹会诸侯的历史在此发生而得名，尚无从考证，目前关于大禹治水和大禹会诸侯的地点在学界有很多争论。可是从前期出土的鬼脸鼎足、长条侧三角凹鼎足以及陶片等文物看，在淮河东岸、位于禹会村以南的地区可能存在着大约5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迹，而这里被称为禹墟。此次考古之所以选择禹墟的北缘，传说中禹会诸侯的地方，是因为先期钻探发现，该处存在着一个“T”字型的夯土层。夯土层古代主要是大型宫殿、房屋、围墙等地面建筑留下的，该夯土层位于地表下约80~90厘米，面积大约在1300平米左右。
考古队首先将从“T”型的东侧入手，拉出约10个探方，也就是大约250平米的范围，试图找到夯土层上下的文化层，也就是遗迹、遗存，从而推断该夯土层的年代。据了解，夯土层最早将于5月2日前后与“世人”见面。至于夯土层是否就是当年禹与各个诸侯共襄盛举的地方，王吉怀表示，除非在夯土层上有确凿的证据出现，否则，这仍将是一谜团。
禹墟考古是为龙山文化而来
据王吉怀研究员介绍，禹墟发掘研究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作为淮河聚落研究的重头戏，已被确定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组成部分。目前，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都发现了龙山时代文化的遗址，但淮河流域至今仍未发现。根据他们前期所做的实地调研，在禹墟遗址的一些地方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这些陶片既有北方龙山文化时期的特点，又融入了长江流域，也就是南方龙山文化的诸多因素。据此判断，淮河流域早在四千多年前，很可能就是北方文明和南方文明交汇碰撞的地方。同时，正是因为碰撞，可能使得此处产生最为全面、精彩的龙山文化。(记者强飞)
科学研究成果被作伪者利用
古玩市场里卖得最多的是瓷器和书画，相对于书画而言，瓷器的数量更多，但大部分都是仿制品，一般来说半数以上是现代仿品。目前，瓷器仿制仿得最好的是景德镇，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已被作伪者利用到烧造中去。
说到瓷器仿制品较多的原因，南京博物院瓷器鉴定专家程晓中介绍说，古代的很多窑场都倒闭了，所以后代一些窑场就会仿制前代的作品。像唐代越窑、邢窑，宋代的五大名窑等等，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后来一些窑场做出物美价廉的瓷器，由于商品竞争的原因，一些老窑场渐渐被新窑取代。不过，由于利润惊人，现在绝大部分的老窑厂又恢复烧造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专门的技术工人，当地农民就把封闭了数千年的瓷土挖出来，用古代的方式重新烧。瓷器仿古是集体合作的产物，清雍正朝的监窑官唐英曾总结出制瓷一共有72道工序，而每道工序至少要有一个人，这样烧造成一件成品瓷器至少要72个人合作。如果集中了制瓷器高手合作仿古，一个人要对付72个人，鉴定难度将相当大。
鉴定专家买“赝品”
程晓中说，目前，瓷器仿制仿得最好的是景德镇，国内惟一的陶瓷学院就在那里，很多人都是科班出身，他们的高仿品几乎和真品一样，很难鉴别。现在，对陶瓷的研究也许太深入，比如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每个时期的瓷片的成分作了详细的分析，而且还能测明瓷器烧成的温度。这对研究者来说，自然提供了方便。但也给那些仿造者提供了“祖传”的秘方（主要是胎釉成分和烧造温度、气氛）。比如用现代的电子技术可以将烧造温度控制得恰到好处，1000℃烧成就绝对不会高一度。而且，他们不但可以仿制外形，对一些“特殊工艺”也能模仿。比如，瓷器在使用中留下的痕迹也可以仿制，他们先将做好的瓷器用很细的砂纸打磨，再用高锰酸钾将底座的胎部刷一遍，最后再把香灰糅进去，就可以“古色古香”了。再如仿制由于长期埋在地下而留下的瓷器表面的“土沁”，可以将温度控制得低一点，再加入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这样做出来的瓷器就会使你觉得和刚从土里面拿出来是一样的。
现在的陶瓷仿制水平之高，常常令专家看“走眼”。前些年，北京的两家重要博物馆在古玩市场各买了20万元的“六朝陶器”，事后证明这些全是赝品。原来，这些东西是河南省某博物馆下的商场做的仿古工艺品，不知道怎么被贩卖到了北京的潘家园。文物专家逛文物市场的时候，看上了这些东西。然后就拿去做“热释光”实验，检测出来的年代就是1600年前的东西。于是大家都买了回去。谁知道，刚买完，相同的东西又出现在古玩市场，而且越来越多。国家文物局立刻报请公安部，说当地出现了大量盗墓案件。当警察赶到当地时，发现当地的老百姓正在家里做呢。他们把六朝墓里出土的砖块磨成粉，因为烧造会去掉砖石里包含的射线，通过不了“热释光”的检测，他们就用特别的仪器把这些砖粉变成一个个六朝的陶器，结果热释光检测法就失灵了。
鉴定要眼见为实
那么，作为一般的收藏者如何鉴定瓷器呢？程晓中向记者介绍说，首先要有鉴定标准，现在的标准体系变得越来越细。像瓷器表面的釉，现在的产品比较光亮，而古代的就比较黯淡。但也有特例，古代也有一些比较光亮的瓷器，这和烧制的工艺和在墓葬中的环境有关，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方法要对，“只用几百元买来的，它经过很多人的买卖，这就不可能是真的。”这种分析就是错误的。而且，不能道听途说，要眼见为实，这就要从传统的工艺上看，“一是胎，二是釉，三是造型，四是装饰，五是工艺，如温度、环境等，六是款字，七是使用痕迹或土沁。”程晓中说，“先要看真品，树立一个标准，这会避免你误入歧途。”
谁来鉴定“鉴定家”？
近十年来，我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持续火爆，带动起民间收藏的兴旺，艺术品收藏爱好者们对文物鉴定专家的寻求也随之高涨，于是“文物鉴定专家”群体也跟着迅速膨胀。有读者提出疑问，文物有真伪，鉴定家可以鉴定，那如果“鉴定家”有“真伪”，谁来鉴定？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的鉴定专家。
据介绍，数年前，国家文物局专门开会讨论《可移动文物鉴定管理办法》，就是关于社会上文物鉴定的问题。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民间的鉴定家都可以出具鉴定证书，那就出现了一个疑问：这样的鉴定证书有没有法律效力，文物鉴定到底由谁说了算？“虽然说文物鉴定有相对性，但毕竟还有个权威性，鉴定专家不能自己封自己。”据了解，国家认可的鉴定专家必须要通过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考试，然后由他们出具的鉴定证书才具有法律效力。这项考试很严格，考试由数十个省级文物站的人参加，要刷掉三分之二。比如理论题100分，只占40%，然后要看实物60件，一件算1分，如果错8件以上就会被取消资格，所以通过考试的专家属于优中选优。
十多年来，全国17个国家文物鉴定站能够通过这项考试的各类专家不足50人，而江苏通过这项考试的专家，目前只有六个人，全部是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的成员。
专家认为，如今，民间收藏很热，但收藏者眼光不够。有时他们花钱很多、很急，就拼命找人看。可是现在真正的专家不多，网上、电视上介绍的专家有的并不是真正的专家，并不一定很懂行，反而误人。实际上，在文物鉴定方面，民间也不乏“高手”和内行。他们通过自学和“交学费”也能掌握一定的文物鉴定知识。但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不可能看到很多可以作为“标准器”的真东西，很多时候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鉴定是不能让人心服的。而且社会上还存在个别的所谓“鉴定家”，水平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这样的人对文物市场的破坏作用更大，所以说对文物要打假，更要对个别冒牌的文物鉴定家打假。
黑石号，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
“黑石号”复原船模及其复原画。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青花枣椰树叶纹大盘。椰枣古人也称“千年枣”，即今人所说的伊拉克蜜枣。（右下）黑石号出土的唐开元通宝铜钱，中国币制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左）
黑石号出土的大量的大唐制造的外来订制瓷器。
一千多年前，“黑石号”是怎么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沉没的，沉船上没留下任何线索，但它能隐隐地坐沉海底，是因为船上满载着大量货物，这些货物成了它的“身份证”，使后人得以知道，它是一艘装满中国货开往西亚的商船，船上98%的货物是陶瓷，共有67000万件。
梁二平
前边说过的江苏扬州、如皋出土的唐代海船已经朽烂，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物出现，人们无法判别它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所以，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水下考古奇迹的出现。这一等就是20多年，1998年专门从事海底寻宝的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东西方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南部海底发现了一艘商船。人们无法考证它原来的名字，只好以发现地黑礁石命名它为“黑石号”，也有人根据沉没地为印尼西部勿里洞岛海域，称其为“勿里洞沉船”。根据船上所载物品的相关信息，专家推测这艘帆船应是一条大食商船。但这条船到底是中国造的帆船，还是阿拉伯造的单桅三角帆船，没有定论。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瓷器
唐朝文献所说的大食，指的是西域阿拉伯帝国，其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为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因尚白依亦称“白衣大食”，第二个世袭制王朝为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因旗帜尚黑，亦称“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兴盛的七百年，前半期正是中国的大唐盛世（618～907年），是古代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也是最为开放的朝代。大食与大唐两大稳定的商圈，通过海路与陆路融合，构成了东方最为活跃商贸易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送的是什么商品呢？黑石号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瓷器。
汉代末年，中国发明了瓷器。由于瓷器比木器、陶器、青铜器等任何材料制造的器皿都更美观、清洁、耐用、方便，特别适合用于饮食。所以，瓷器很快就受到外国商人的关注，中华瓷器开始向国外输出。有西方人曾经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用两种最简单的东西，赚了全世界无数的钱：一是树叶（茶叶），二是泥土（瓷器）。因此，也有人把中国的瓷器称为“变土为金”。事实上，早期的中国瓷器，在阿拉伯帝国，在欧洲宫廷，其价值远远高于黄金。一个贵族可以有一个金碗，但却不一定能有一个精美的瓷碗。
西方打捞界沿古代海路寻宝
由于瓷器不适合车马反复转运，大量瓷器贸易主要是走海路。此时，当大食帝国一统了西域世界，大唐王朝结束了中国乱局，保证了海上贸易的稳定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转而变为以大宗瓷器贸易为主的海上瓷器之路。海路是海面上看不见的路，但在海底却有古船的遗骸印证曾经有过的海上商路。沿着古代海上商路寻宝，一直是西方打捞界的一个传统项目。
打捞“黑石号”的德国公司是一个从事海底寻宝的专门公司。1998年发现这艘沉船后，先是保密发掘，而后悄悄研究，最后才寻找买家，公开叫价出让。直到2005年寻到买家之后，才对外宣布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实2002年开始，中国博物馆圈已得到消息，扬州、上海、湖南等文博单位提出了购买意向，日本一些机构也有此意，但“黑石号”打捞方叫价4000万美元，并提出“宝藏必须整体购买”，中国买家只好放手。后来，新加坡圣淘沙休闲集团以3500万美元整体买下“黑石号”宝物。黑石号由于没有被泥沙覆盖，所以木质船体全都烂掉，已无法整体打捞，人们也就无缘见到这艘沉船的模样，所幸从船上打捞出来的大量宝物经过整理后在新加坡海事博物馆里有公开的展示，让我们可以看到片片断断的大唐与大食海上贸易的精彩故事。
“黑石号”共有陶瓷67000万件
一千多年前，“黑石号”是怎么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沉没的，沉船上没留下任何线索，但它能隐隐地坐沉海底，是因为船上满载着大量货物，这些货物成了它的“身份证”，使后人得以知道，它是一艘装满中国货开往西亚的商船，船上98%的货物是陶瓷，共有67000万件。其中，一批长沙窑瓷碗透露了这艘船的沉没时间。这批瓷碗上不仅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的字样，同时还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的铭文。考古专家结合对船上八角茴香的碳十四测定，推定沉船年代应为9世纪上半叶。
我在新加坡旅行时，此船文物刚刚卖给圣淘沙集团还没有公开展览，但我还是购到新加坡考古专家整理出版的《黑石号沉船宝物》大型画册，“先睹为快”了。“黑石号”可以说就是一座藏在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是目前所能见到最完整的唐代瓷器展示。唐代瓷器没有宋代那么讲究，但产地与品种都极为丰富，已步入了精细瓷时代。
“黑石号”出土的瓷器烧造于中国的各个窑口，其中长沙窑数量与品种最多，约有56000多件。这些出口的瓷器，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令考古专家兴奋的是这些瓷器上的款识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不用猜想与争议了。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告诉使用者这是茶具，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明确了产品的产地是长沙窑，并明确了厂商字号。这或是中国瓷器最早的厂标、商标。
“黑石号”出土瓷器的艺术装饰与技术，主要表现在釉下及釉中彩绘、印花、模印印花、模印贴花、堆花、刻花、彩色斑点等手法的运用；纹饰有花草、动物、人物、园景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窑器大量采用文字作装饰，既有汉字，也有阿拉伯文，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最令海交史家感兴趣的是一大批产品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表现出鲜明的阿拉伯艺术风格。这表明当时的中国瓷器生产厂家，已经按阿拉伯客户来样定制产品。当然，这之中也有突出中国特色的产品，如绘有汉字“盈”、“官”的盘子，显然中国风格的产品也深受阿伯伯客户喜爱。
“黑石号”出土的这些瓷器为人们提供了中世纪时，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客户群体、商品特色，主要集散地等重要历史信息。这些出土的瓷器再次证明，至少从唐代开始，中国海上贸易已是以瓷器为主，次之是香料，丝绸制品也有一些，但已不是主流。此时的西亚，丝绸早已不是神秘宝物。早在唐代之前，波斯就已用中国进口的生丝，加工波斯丝绸制品，甚至，还有返销到中国上流社会。
收藏古瓷的行家，一定注意到了“黑石号”已整理出来并展出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青花瓷是陶瓷技术的一个高境界，考古界对青花瓷的定义基于三个要素：一必须是在白瓷上；二用氧化钴作彩料；三作为釉下彩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唐青花中国国内存世作品很少，“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瓷盘，证明至少是826年，唐代青花瓷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并且是外销产品当中的一个小品种。
在唐代向印度洋传播的主要是瓷器文明了。大食等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大唐瓷器输入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习俗，上层社会率先改用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唐瓷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黑石号”还有大量大唐铜钱
“黑石号”除瓷器引人关注外，还有一种宝物值得关注，它就是中国古货币之宝“开元通宝”。由于历代假币屡禁不止，大唐也面临私铸盛行，导致长安物价飞涨，百姓深受其害的困局。据史料记载，唐高祖李渊下令铸造“开元通宝”，钱币在唐代才开始出现“通宝”的字样。因为“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很多人误以为“开元通宝”铸造于唐玄宗在位时期，实际上，早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就已经有“开元通宝”了。中国币制由此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此后历朝铸币依此标准，沿袭近1300年。
唐代是中国流通货币的发展高峰，为打击私铸钱，特在扬州设立了十座铸钱官炉。“通宝”后来成为硬通货。阿拉伯船上出现这么多大唐铜钱再次证明，大唐经济繁荣货币稳定，不仅南洋小国使用中国铜钱，连阿拉伯商人也用大唐铜钱。此时，中国铜钱就是南洋和印度洋贸易的硬通货，船上的大唐铜钱应是船家的“外汇储备”吧。
韩熙载夜宴图隐藏的关于陶瓷的大秘密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朱彪军、晓婧)：《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传世名画之一。这些年来，研究者发现，这幅画中隐藏着一个关于陶瓷的重大秘密。
在发现《韩熙载夜宴图》的秘密之前，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他叫葛召棠，安徽省繁昌县人。抗战胜利时，他作为五大法官之一，参与审判处决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日军中将谷寿夫。
新中国成立后，葛召棠进入安徽省博物馆工作。葛召棠经常回到故乡繁昌县进行田野考察。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疑问：在繁昌的西郊和南郊，他自幼生活和玩耍的山坡上，到处可以看见碎瓷片。有些地方稍作挖掘便可以看到厚达几米的堆积。熟读繁昌县志的葛召棠从未看到有关繁昌当地生产陶瓷的记载，而山坡上大量的古瓷片堆积显然不是在很短的年代里形成的。为什么后人遗忘了这段历史呢？
葛召棠将瓷片带到安徽省博物馆进行鉴定，确认是宋代的瓷器，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瓷器呢？在中国三千年瓷器发展史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呢？
正当葛召棠想进一步深入研究时，一九五八年，他在一次事故中不幸逝世。他被后人尊称为揭开繁昌历史上千年之谜的第一人。
安徽省繁昌县位于长江之畔，隶属芜湖市管辖。随着繁昌县城市化的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繁昌县的西郊和南郊多次发现古代窑址和墓葬，其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一批陶瓷文物。
从器型上看，主要有执壶、托盏、高足杯、碗、碟、粉盒等，墓葬规模形制一般不大，显示这类瓷器似乎广泛应用于民间。在繁昌县博物馆，繁昌县文物局副局长黄柏挺介绍了他们馆藏的繁昌窑瓷器：“这三件就是我们本地繁昌窑出土的青白瓷，这几件具有代表性，你比如讲宋代的荷花托盏，你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翻过来就象一个莲蓬，做得非常精美，是繁昌窑的代表之作。你看这个凤首壶，也是国家一级文物，虽然它有点残破，但它的造型非常奇特、非常优美，它是模仿唐代的金银器的器形来制作的，你看它的眼神，非常有神。”
当年，葛召棠对繁昌古瓷片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徽省考古工作者通过抢救性发掘和从民间征集，获取了一批重要的标本，经过仔细鉴别，确认它们属于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品种：青白瓷。
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陶瓷进化到唐代，青瓷及白瓷占据主导地位，其地理布局特点是“南青北白”，南方主要烧造青瓷，北方主要烧造白瓷。
五代十国期间，北方战乱频繁，大批制瓷工匠避居江南。逐渐地，南方开始吸收北方的技术而生产青白瓷。
清道光时期堂号款民窑瓷器
清代道光瓷器已经走下坡路了，没有康乾盛世时期瓷器那么优质了，但是道光时期流行一些堂号款瓷器质量堪比官窑瓷器，是介于官窑和民窑之间的瓷器，值得收藏。
清道光 粉彩蝠桃盘
高2.5 口13 底7.9厘米
圆唇、直口、浅腹、圈足。器型规整，胎质细白轻薄。盘施白釉，内壁绘粉彩折枝蟠桃和一只红彩蝙蝠，外壁绘饰四只红彩蝙蝠，喻之“五福”。盘底用红彩书“嶰竹主人造”篆体印章款。“嶰竹主人造”是道光年间的著名堂号款，产品多细腻洁净。
清道光 五彩花卉洞石盘
高4.1 口21.1 底13厘米
清道光五彩花卉洞石盘 圆唇、直口、大圈足。胎细白厚重。盘内口沿及盘内底各有两道青花弦纹，盘底绘五彩山石花草，盘外绘三组五彩洞石花草，青花呈色艳兰。底红彩楷书“退思堂制”四字款。道光时盛行“堂名款”，“退思堂”是睿亲王端恩的府邸堂号，此盘应是皇室王族定烧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