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热瓷砖。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这是一千多年前北宋一个叫朱彧的人，首次记下中国人航海时使用了指南针。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早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不过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一直苦于没有历史的实物见证。
直到1985年的5月，在当时的江西临川县窑背山，随着一座宋代庆元四年墓葬的发掘，出土了一件怀抱着刻度分明的大罗盘俑，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罗盘模型。非但力证了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还有专家断定，它的发明地就在江西。
■临川罗盘打破欧洲传入之说
车身红色，上有花鸟及青龙白虎纹饰，四角挂有香囊，由四匹马带动，并有三十人护卫。这是《宋史》中关于指南车的记载，可惜如今指南车以及其构造图至今已经完全失传。
而指南针又称罗盘，罗盘则分为水罗盘与旱罗盘。以往学术界认为，水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旱罗盘则是欧洲人发明，直到16世纪才由日本传入中国。中国考古学会会员陈定荣认为，其实不然。许多年来，多少专家学者通过文献进行考辨，但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直接依据。
1985年，当时的江西临川县温泉乡莫源李村农民在窑背山发现一座古墓。陈定荣和其他考古人员赶到时，现场已经遭到毁坏，满地残砖乱土。最终该墓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有金质饰件、水晶配挂、文房工具、陶瓷器皿。尤其是出土了大批瓷俑，共有七十多件。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件怀抱着刻度分明的大罗盘俑。陈定荣介绍，其底座墨书“张仙人”，大罗盘俑身穿长衫，双手抱着的大罗盘，其周围有一圈十六分度刻盘，中心长菱形指针可以自由旋转，显然是由轴承支顶的。
根据专家研究，水罗盘与旱罗盘区别在于，水罗盘要求指南装置中部为碗形或盘上有凹以盛水，用来漂浮磁针，使其可以在水上自由转动指向，为了磁针能在水上漂浮，该针都要串系在浮力较大的细小物体上，如灯芯草、蜡烛滴等。由于这两项特点，造成当时的指南装置必须水平放置，如过分倾斜，例如像临川出土的南宋瓷俑那样持水罗盘，碗或凹中的水和磁针早已泼出，根本不可能置于其内。
陈定荣说，临川县南宋朱济南墓瓷俑单手所持与水平线呈90度角的罗盘，显然是一件旱罗盘。当时发掘报告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引为指南针发明的最直接依据。
■大罗盘俑究竟是什么身份？
令人好奇的是，这个抱着大罗盘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他的职业又与临川罗盘的技术发展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首先要确定的是窑背山古墓墓主的身份，根据墓志铭得知，墓主朱济南，其职务是邵武知军，按照当时官品令有关规定，起码品级为从六品，所以朱济南应该是朝请大夫。从其墓中随葬品来说，是宋墓特有的随葬品，这种神祇齐备、形制典型的堆塑多见于南宋中晚期。
陈定荣介绍，在出土之时，就发现这座大罗盘俑底座写有“张仙人”三字，这就为解开古代旱罗盘技术的应用和最早使用人谜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张仙人即为《永乐大典》之《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所提到的“地理阴阳人张景文”一类人物，也就是地方上专以阴阳地理堪舆为生的“风水先生”。不过，这个风水先生并不简单，他还与道教有着深厚关系。宋代地理风水、堪舆之说极为流行，而道教反映在丧葬活动上的有法事道场、葬地堪舆、立券筑室、置放神煞器等。“临川宋墓出土的张仙人俑就是这种世俗堪舆术家，其形象流于陶瓷雕塑业上，而保留于地下的反映。”他说。
也有专家认为，张仙人一名，与道教名称习俗及其著名领袖历代张天师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江西地区的影响有关。仙人一词出现很早，道教形成后，此名便成为道教思想信仰中的一大称谓。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经常使用它，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神道品级或层次。如在解释九天消灾法时，仙人职属第四等，很显然，在道教信徒的思想和民俗观念里，道教人物多有“仙人”，皆可以“仙人”称之，而为了使这些道士们之间有个相互区别，故在其仙人名号前常常冠以姓氏，以明其殊。以此理解江西南宋旱罗盘瓷俑“张仙人”题记，当是指道教中的某一张道士。
■专家认为旱罗盘最早在江西发明
大罗盘俑在江西重见天日，给出了另一个惊喜的启示，旱罗盘很有可能就是在江西发明的。
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根据清乾隆时堪舆术家范宜宾的《罗经精一解·针说》记载：“指南旱针，造自圣王，今反弃古不用，转用后人伪造之水针，乖谬已极，失去根本矣。……今余之经盘，遵用旱针，不用水针”“缘此针，创自江西，盛于前明，以此定南北之枢。”
陈定荣说，这里范宜宾所谓的旱针即旱罗盘，他指明早在明代就已经很流行，并且说“创自江西”是有根据的。
他分析说，关于我国罗盘的最早记载，据目前所知是出自南宋人曾三聘的《因话录》，此书写成的年代约为公元1207年，与临川宋墓入葬的年代相接近。《因话录》称堪舆罗盘为“地螺”，其《子午针》条记载：“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壬子丙午间缝针。天地南北之正，当用子午……”。曾三聘，字无逸，南宋峡江人，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累官秘书郎，兼考功郎。峡江与临川地望甚近，所以曾氏对江西风物了解得十分详细，他所说的“地螺”就是临川宋俑张仙人所持的旱罗盘，记载应该可信。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江西历来是道教流传的名地，唐宋以来，由于李唐及赵宋皇室的信仰与推崇，隆兴一时，如唐高祖和太宗“认老子李耳为自己的祖宗”、“奉道教为国教”，宋真宗和宋徽宗崇尚道教，不仅屡屡赐封张天师，准其世袭，而且多次修建贵溪上清宫，使龙虎山发展成为中国南方的道教中心。例如在江西地区的陶瓷明器神煞中有一类龙虎瓶，也称作日月瓶，不仅上面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方位神像，还有阴阳道士的形象，成为道教空气炽热环境中当时人聊以安慰的护身符。
必须说明的是，出土“张仙人”瓷俑的临川县南宋朱济南墓，与道教著名圣地贵溪县龙虎山、天师洞同在一省，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公里，恰属道教正一派的中心地区范围内，当地人对张氏家族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当有所闻，借其声威以为墓主或丧葬之家提供某种宗教慰藉及保障，是十分自然的。有专家由此断言，这两件手持旱罗盘的张仙人瓷俑，很可能是南宋龙虎山正一派张氏道人的代表物，墨书题记“张仙人”者即张姓道士。
■旱罗盘在中国使用时间可能更早
由此，针对旱罗盘是明末清初从外国传入的说法，陈定荣认为，南宋瓷俑旱罗盘模型的发现，彻底打破了这个说法，而且旱罗盘在中国的创造及使用时间都大大提前。
陈定荣认为，世所周知，作为明器的“张仙人”俑的出现，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堪舆方家使用罗盘两者之间，必定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的存在（罗盘的出现和流行）要比明器（随葬品）的出现要早。也就是说旱罗盘出现的年代一定会比宋庆元四年（1198年）墓的张仙人俑出现的年代更早。
有专家认为，根据朱济南墓地券记载：“维大宋国江南路抚州临川县左界具庆坊居住故知军朝请朱公，于庆元三年岁次丁巳五月初三日，以疾卒于正寝，享年五十八岁……于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庚申卜，葬于本县静安乡卅八都名上幕上原。”庆元是南宋宁宗年号，三年为公元1197年，四年为公元1198年，是墓主朱公即朱济南入葬的时间，也是墓中持罗盘瓷俑制成时间下限。
由此知旱罗盘至迟距今八百年以前，就已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使用。而从有关文献记载观察，南宋时使用旱罗盘也不是一蹴而就。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说：“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这段记载说明，第一，方家已知道钢针与天然磁石摩擦，可以获得人工磁化指南针；第二，除水浮磁针指南外，当时已知道寻找支点支撑磁针以指南。很明显，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只做些技术上的改进，完全有可能制造出磁针指向的旱罗盘来。
陈定荣说，因为张仙人等风水堪舆家使用罗盘，只是一种古代职业的驱使，而航运业中实际方向的指示更是至关重要。我国沿海的海洋运输事业历史悠远又繁荣发达，浙江地区海岸线漫长，码头众多，江西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深厚，旱罗盘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到航海的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即有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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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天自春 茶香四溢
晚清瓷壶
国人的饮茶之风自古盛行，中国茶文化也是历史悠久。当今随着收藏热不断升温和收藏门类的日趋精细，茶壶也成为人们的收藏品，藏市中，一件精品茶壶往往是一壶难求。
由于瓷器茶壶既可待客品茗，也可陈列欣赏，所以是笔者十分喜爱的收藏专题之一。在笔者收藏的茶壶中，壶型变化甚多，有：瓜楞壶、梨形壶、四方壶、鸡心壶、钟形壶、提梁壶、手执壶等等，这其中，尤有几件茶壶很为笔者酷爱。
两把是清同治年间的“粉彩鸡心壶”，很有特点，其壶型是上大下小，圈足很小，器型饱满；一把是人物壶，绘琴棋书画题材，壶通身工笔细描了八位仕女；一把是粉彩花鸟“五伦图”茶壶。所谓“五伦”即儒家所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伦关系。古人以鸟中的凤凰、仙鹤、鸳鸯、鸽、黄莺来代表五伦。我所藏的这把壶用上好彩料描金绘制了上述五种鸟类，辅以牡丹、兰竹等吉祥花卉图案，口沿描金，底款是大清同治年制六字手书篆书双圈红款；还有一把是清光绪刻瓷钟形壶。在如玉般温润的釉面上，古人以刀代笔刻画了一位凭栏妙龄女子黯然神伤的思春场景，线条流畅大气，似绘画中的白描手法，背面楷书娴熟地镌刻“国色天香壬寅仲春雨生砚兄大人雅玩兆麟八弟黄子瑞敬赠”字样，由此可见是光绪年间的一把定制赠送茶壶，壶型为钟形提梁壶，原配纯银把手，盖为蜘蛛纽，此壶似为当时的名家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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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创造意识的陶艺家，只有善于用将来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与现代的陶艺创作现象，这个陶艺家才富有创造性，才不会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为此，真正的现代青瓷艺人，必须以史为根，在植根传统的继承上，亲身去实践，找出适合自己的艺术创作风格，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陶艺语言。
二、德艺双馨，以德为先
立身先立德。德，即品德和修养，包括为人正直、善良、诚恳，又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进取心和事业心;艺，即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经过长期努力而形成的艺术技能。现在很多的青瓷艺人，不思进取，急于求成;技艺不高却心气甚高，耻于向同行请教;不读书，不研究，不创新，而是一味的抄袭别人，甚至于只会“签名”。这些状况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青瓷行业的整体声誉。孔子教导我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古代的先贤已经用他们的经历和对历史的总结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有用，关键不在于他有多大的技能，而在于他的道德修养。
近期中央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选用干部要以德为先。我们的青瓷行业何尝不是如此，一个现代青瓷艺人，就应该有博大的胸怀，虚心请教，静下心来从事青瓷的创作，切不可心气浮躁。从艺之人，一定要德艺双馨，以德为先。
三、志坚行苦，以艺为魂
艺术家的人生道路是坎坷曲折的，每个艺术家的成名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艺术是属于社会的，陶艺的创作主体，也就是陶艺家的问题。作为现代青瓷艺人应该更敬业，沉下心来，心平气和地探讨青瓷制作工艺的一些规律。熟翻材料，熟悉工艺，拓展材料的表现，拓展工艺的技巧，去掉浮躁，扎实地做，调整创作心态，把艺术的探索纳入个人生活的过程。
作为现代青瓷艺人，要进行“匠”转化为“艺”，把创作艺术精品放在第一位上。青瓷审美的评判标准是严格、规矩、精美，龙泉青瓷的艺术太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还没有脱离实用的观念。为此，我们要勤奋刻苦，大胆创新，开发具有现代意识的青瓷艺术品，在传统的基础上强调作品的时代性和艺术性，使得我们的千年传统文化散发出书画时代的气息，并利于世界的前列。
四、品牌文化，以质为重
龙泉青瓷的品牌文化，随着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所显现的价值越来越大。但是一直以来，我们有许多青瓷艺人，却忽视了对品牌文化的维护和爱戴，意义低劣的产品充斥青瓷市场，误导消费者和青瓷爱好者，没有尽到作为一个现代青瓷艺人的职责。我认为青瓷作品的创作应该注重品质，向高品质发展。对青瓷艺术品的创作，应该符合其基本的规范，并达成一种共识，尤其应该介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文脉的挖掘。在继承传统龙泉青瓷的基础上，把制瓷技艺向前推进，充分体现现代青瓷艺人的情感和思想。
时代发生了变化，生活空间在扩展，青瓷艺术表现领域在拓宽，对制作技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独特的一个现代青瓷艺人在艺术语言和风格的创立，应该具有现实性和当代意义，陶艺家作品风格也应产生转变。陶艺家因学识、气质、对形式的敏感、综合修养的不同，作品给人的视觉感受也会产生变化，但是，“以质为重”是青瓷创作永恒的主题。我们所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要坚守质量的主题，而绝不能惟利是图，以次充好，让低俗粗劣的青瓷产品，流入市场，那样，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我们的整个青瓷行业。
作为现代青瓷艺人，我们要努力建立起精品意识，并有较现代的技术支持以及教学和社会审美的跟进。提倡向传统和民间学习，静下心来，潜心研究，不浮躁，把握好创作心态。同时，加强对外界的交流，虚心请教，不抄袭，扎扎实实搞创作。现代龙泉青瓷艺术，也如同绘画、雕塑、装饰等现代艺术形态，是全方位地向当代文化展开的一门艺术。当代优秀的青瓷艺人应该深刻认识和掌握龙泉青瓷的特性，培养现代青瓷的意识，把龙泉青瓷文化推向前进。因此，作为现代青瓷艺人应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调整陶艺家与公众的关系，更多地走向社会;同时，青瓷艺术在创作上应该走向开放，将陶艺家和公众的界限变小。真正的陶艺家应该积极参与展览、研讨会，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应该孤芳自赏。另外必须要勤奋，注重自己本身的修养，实现本体价值的艺术便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从精神上超越现实。
龙泉青瓷发展的每一步都浸润着龙泉制瓷人的心血和智慧，龙泉青瓷的每一项成就都与龙泉制瓷人不断探索，勇于探索是分不开的。“不断创新，吸收提高，推陈出新，开放自信”是龙泉青瓷永葆青春的法宝。对于一切外来的优秀工艺技术，凭着开放的姿态为我所用，吸收提高;对于一切优秀的传统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对于一切高新技术勇于探索，善于实践，嫁接融化。龙泉青瓷的后继者明白，要让传承一千多年的龙泉青瓷技术继续发扬光大，发展的出路在于不断创新。这也是龙泉青瓷带给我国传统文化产业传承与发展的启示。
谈一谈中国自明代起就开始盛行的仿古瓷现象
在中国古陶瓷中，历来就有后朝仿前朝的习惯。仿古瓷萌芽于宋代，形成于元代，成熟于明代，繁荣于清代。所谓仿古瓷，即是指仿其胎、釉彩、造型、纹饰或兼而有之。
历史上仿古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四个时期：明代、清三代、清末至民国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仿古瓷主要分为两一类，一类是仿宋代五大名窑及龙泉窑等；一类是后朝仿前朝的官窑瓷。（注：俗称官仿官）清三代仿古瓷除沿袭明代的做法外，特别是官仿官或仿宋五大名窑之器都明确署有当朝铭文，在这个问题的做法还是比较诚实、厚道的。清末至民国时是仿古瓷生产的髙峰期，促使仿古瓷业髙速发展的原动力，是市场需求量的扩大以及海外来中国搜寻古瓷暴利行为的驱使。清光绪至民国时期的仿古瓷不但仿的精巧，工艺在某种程度上丝毫不亚于原作。而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就有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郭葆昌、孙赢州等人。
对于清末民国时期的仿古瓷，《饮流斋说瓷》是这样评价的：“盖彼时一朝有一朝之面目，而自有其特色。”“凡新仿之品，以光绪之朝为最多，袭历朝之形式，无所不仿。”“清末景市镇肆中陈设珍玩，于尊妻鼎彝之属，及宋元旧制皆有仿作，佳者几可乱真。”对于民国仿古瓷的工艺成就，日本人上田恭辅论：“今日之市场，大抵以摹仿品或后世乏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国内外收藏风气的盛行，仿古瓷在沉静了一段时间后又活跃起来。由于与古时的原材料相比，现在所用的釉彩料大多以化学原料配制，艳丽有余而韵味不足，加之拷贝绘图等诸多原因，使得仿古瓷的生产出现了畸型发展的趋势。近30年来，凡拍卖过的重要器物不出一个月就会在市场上见其身影，有的甚至连造型都被篡改了模样。如：鬼谷子大罐被改成了瓶或壶，这种拙劣的仿古瓷让人啼笑皆非。
事实表明：有利益需求就会有仿制品的出现，当今的仿古已完全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仿古理念，而是以赢取暴利为目的，投“收藏家”之所好而刻意加工生产的臆造品，作为投资艺术品收藏的人来说，认真学习历史与古陶瓷常识，对于识别真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综上所述，古代的仿古瓷是人们基于对前朝陶瓷艺术品所折射出的文化上的精神崇拜及对先民智慧的一种祟敬而仿制的，而近代乃至现代的仿古瓷则是以蠃利为目的而刻意仿造。两者之间在仿古的目的、意义上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因而两者的仿古瓷无论是在仿古的目的、意义、工艺等诸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定窑:创烧年代初定中唐时期
定窑白瓷孩儿枕。定窑的胎质薄而轻，胎色白色微黄，较坚致，不太透明，釉呈米色，施釉极薄，可以见胎。釉色洁白晶莹，很多积釉形状好似泪痕，被称为“蜡泪痕”，隐现着黄绿颜色。在器物外壁薄釉的地方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资料图片
中新社保定十二月十四日电(吕子豪郭英昆)河北省曲阳县官方十四日晚间透露，此间为期三个月的中国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在此次发掘中，发现两座窑炉遗迹和一处作坊遗迹，出土了带有“尚药局”等款识瓷片，专家据此初步确定定窑的创烧年代不早于中唐。
二00九年九月二十日起，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定窑遗址展开第三次主动考古发掘。涧磁村、北镇村是本次定窑遗址发掘的重要区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韩立森说，根据在涧磁村发现的一个五代时期的窑炉遗址及大量瓷片，可初步确定定窑的创烧年代不会早于中唐。
此外，考古队员还在北镇村发现一处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金代定窑窑炉遗址。窑炉总体长近十米，火塘深达二米，全部用规整的青砖砌建。据联合考古队执行领队黄信说，该窑炉顶端的烟道有的被匣钵封死，这说明当时的工匠是通过烟道的多少来控制烧制瓷器的火候。
从事定窑研究三十余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增认为，此次窑炉、作坊遗迹及瓷片的发现，基本确定了北宋早期定窑最精美器物的生产地点和完整的文化层。
定窑是宋代五大官窑之一，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的杰出代表，其白瓷胎薄质细，釉色洁白，造型优美，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美誉。定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至燕川村一带，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一九八八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