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官窑。
民国时期的瓷业生产，虽然仅经历了短短38年，但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波澜不惊的37年相比，却是瓷业发展的重要变革阶段。特别是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使有识之士纷纷踏上实业救国之道，加速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制度与制瓷技术的传入。
当时，倡办新式产业、新式教育、革新民族工业蔚然成风。这种情况也为瓷器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各地窑场的经营方式与陶瓷生产的技术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瓷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抬头，出现了工艺改良与创新品种。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瓷业生产遍及全国，呈现出千年窑火不熄、陶瓷文化延续不断的景象。当时，北方有河北磁州窑、彭城窑、唐山窑，陕西陈炉窑，山东博山窑等；南方有江西景德镇窑、湖南醴陵窑、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广东石湾窑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国瓷虽然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与宋代五大名窑、明清官窑瓷器比肩，但其中不乏精细之作，艺术表现力也毫不逊色，至今仍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除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名家制瓷和空前繁盛的仿古瓷外，民国期间还烧造了许多纪年款、室名款、陶人款、纪念款瓷器，同样独具时代特色。其中，以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的洪宪瓷及其他总统用瓷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
所谓洪宪瓷，即落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数件此类款识的瓷器，如一件粉彩人物纹瓶，口径10.1厘米，底径10.3厘米，高27.7厘米，腹围50厘米。造型为撇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口沿描金，口内施松石绿釉。器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纹，题名为“渊明爱菊”。底亦施松石绿釉，书红彩“洪宪年制”四字楷体双方框款，款识工整。
从馆藏的这些洪宪款瓷器看，主要是仿雍正、乾隆朝的粉彩、珐琅彩风格，造型以碗、盘、瓶居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白润，绘画生动，施彩艳丽，制作之精可与历代皇室的官窑器物相媲美。
总统用瓷以“居仁堂制”、“静远堂制”款瓷器为代表。“居仁堂制”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粉彩开光博古图梅瓶，口径4.2厘米，底径7.7厘米，高25.7厘米，腹围48.2厘米。造型为小口，短颈，圆肩，腹下内收，圈足。颈肩部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身绘粉彩开光图案，其中花叶围成的两组大开光内饰博古图，扇形与圆形小开光内饰花卉纹。开光外饰以花卉纹。底书红彩“居仁堂制”四字双行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静远堂制”款瓷器则是徐世昌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瓶，口径9.8厘米，底径9.3厘米，高31.7厘米，腹围48.5厘米。造型为撇口，束颈，丰肩，长圆腹，圈足。器里及外底施白釉。瓶腹部两圆形开光内各绘一幅粉彩花鸟图。开光外通体饰珊瑚红釉为地，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底书红彩“静远堂制”四字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此外，还有曹锟任大总统时的“延庆楼”款识瓷器，蒋介石任大总统时的“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瓷器等。
纪念瓷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为代表。此瓶口径11.9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2.3厘米，底书“江西陶专精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件大瓶与1947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由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设计制作的那批礼品瓷风格一致，堪称民国瓷中的精品。
精选阅读
天津博物馆藏北洋军阀时期总统用瓷
民国“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
民国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然只有16年(1912年至1928年)，但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斗，军阀派系林立，这一时期历史复杂，连年战乱。总统(或相当于总统)变换了7个，总理更是达30多个。正式总统有5位，他们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而段祺瑞是临时执政，张作霖是军政府大元帅。5位总统中有3位在景德镇定烧过瓷器，他们是袁世凯、徐世昌和曹锟。民国时天津地理位置特殊，有民国时5位总统的寓所，直至他们下野去世，因此，天津收藏了一批可信度极高的民国初期的总统用瓷。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民国总统瓷的研究集中在“洪宪瓷”上，忽视了对其他总统瓷的研究。因此，理清这段瓷业产品的历史也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天津博物馆藏品为例，对民国总统用瓷进行一下梳理。
袁世凯用瓷
袁世凯(1859-1916)，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1912年2月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6年元旦称帝，改用“洪宪”纪年。为了称帝，袁世凯派陶务监督官郭世五(郭葆昌)去景德镇督烧御用瓷器，这就是“洪宪瓷”。
2005年出版的叶佩兰《中国彩瓷》一书认为真正的“居仁堂制”款瓷器有三种：一是郭葆昌监制的民国“居仁堂制”款珐琅彩人物图瓶，底有红彩书“居仁堂制”款极为规整，犹如一方章;二是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的“居仁堂制”款粉彩云龙纹赏瓶;三是北京故宫所藏一套青花篆书款“居仁堂制”款里青花天河配图外粉彩开光人物图餐盘，13种118件。此套餐具据说是袁世凯亲戚的婚庆用品，共做了三套。馆也藏有一件“居仁堂制”款里青花外天河配图外白釉盘，应是烧造此种餐具的半成品。
天津博物馆藏191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公府庶务司给黎元洪呈送的存储重要物品数目缮单记载有“居仁堂制”天蓝饕餮花觚两件、“居仁堂制”红白碧桃天球并(瓶)一件、“居仁堂制”天兰龙泉窑觯并(瓶)一件、“居仁堂制”素龙泉觯并(瓶)八件、“居仁堂制”天兰釉觯式并(瓶)一件等。
天津博物馆就藏有民国“居仁堂制”款天青釉饕餮纹觚两件(图1)，高32.8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12.5厘米，仿古代青铜器中酒器觚的造型。通体施天青釉，色泽天蓝，这是“洪宪瓷”最初仿宋代汝窑的品种。其与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书中论述的“‘洪宪’瓷起初拟摹宋代‘汝窑’青瓷烧制……因忌讳衰亡之君的瓷作，另取兴旺祥瑞的雍、乾盛世制瓷为样”相一致。两者釉色相近，造型和纹饰相同。上半部为素面，腹部和腹部以下有印花装饰，分别为连珠纹、饕餮纹和云雷纹等。外底施白釉，底心有“居仁堂制”四字双行青花篆书方款。四字篆文互有增省，排列规整。
民国“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灯笼瓶
天津博物馆另藏有民国“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灯笼瓶(图2)，高23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7.5厘米。白釉地上粉彩绘仙人祝寿图，外底红彩方框内有“居仁堂制”四字红彩篆书款，笔道纤细、流畅，以田字形布局，工整美观。此种题款与北京故宫收藏的郭葆昌家属新中国成立前捐献的“居仁堂制”款珐琅彩人物图瓶题款是一致的。天津博物馆藏的瓷瓶小巧精致，胎薄体轻，它是1963年由天津著名实业家杨健蓭捐赠的，据报载，杨先生还曾送给棋圣聂卫平一套“洪宪”玛瑙围棋。这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他收藏的“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灯笼瓶是比较可信的。
徐世昌用瓷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祖籍浙江鄞县，后迁直隶天津。1918年10月，徐任民国北洋政府第四任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所逼辞职。徐世昌所用的“静远堂制”款，“静远”二字取自成语“宁静致远”。
民国“静远堂制”款墨彩山水人物图瓶
天津博物馆藏有民国“静远堂制”款墨彩山水人物图瓶(图3)，高33.1厘米，口径6.6厘米，足径9.5厘米。通体施白釉，瓶体墨彩绘通景的山水人物图。高山突兀，树木葱茏，小桥流水，携琴访友，山路弯弯，草堂楼阁，若隐若现，意境深远，好似一幅完整的水墨山水人物图卷。在浑圆的瓶身上绘出如此好的山水画，首尾衔接自然，并经炉火烧制成功，体现了瓷绘艺人高超的制作水平。瓶外底心红方框内有红彩“静远堂制”篆书款。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麻姑献寿图瓶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麻姑献寿图瓶(图4)，高35厘米，口径8.4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8.5厘米。瓶体粉彩绘麻姑献寿图，有仙鹿、花车，还有身穿红袍的王母娘娘。花车上放满了百花、牡丹、芍药、海棠四仙子采的鲜花，旁边麻姑抱着一坛灵芝酒在向王母祝寿。瓶外底有红彩“静远堂制”篆书款。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八吉祥纹瓶一对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八吉祥纹瓶一对(图5)，高23.3厘米，口径3.6厘米，腹径10.4厘米，足径4.3厘米。通体粉彩绘八吉祥纹。底部红彩篆书“静远堂制”款，这对瓶为莲托八吉祥纹。
据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原馆长云希正介绍，天津博物馆共藏有6件“静远堂制”款瓷器，其中4件来自天津市文化局。1958年天津市开展“工业抗旱”运动，徐世昌、徐世章的后人在新华区政府动员下，踊跃将自家收藏捐献给国家，上述4件“静远堂制”款粉彩瓷器就来源于此。还有两件藏品是20世纪60年代初购于天津市文物公司艺林阁。
民国早期官窑瓷器的演变
民国 粉彩山水人物纹四方双耳瓶 估价：120000元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浙江越窑曾为唐代宫廷烧造秘色瓷，成为中国最早的官窑。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也是中国较早的官窑。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浮梁瓷局开始，到1911年清朝结束，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都设置在景德镇，成为世界上维系时间最长的官窑。景德镇官窑集中了历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优质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据文献记载，每百件成瓷仅有四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埋藏官窑范围之内，以禁绝流入民间。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但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从现存实物看，民国早期好几位最高统治者，如大总统袁世凯、徐世昌、曹锟等，都特制过专用瓷器。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洪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微博]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四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六千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其中3390件古陶瓷、铜器、玉器、竹雕、木雕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微博]收藏，这里面就有那六百余件“洪宪瓷”。
专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的郭葆昌致富以后，个人收藏了大量的古瓷，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陶瓷专家。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名为《觯斋瓷乘》(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共20册。此外还著有《瓷器概说》、《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陶瓷的著作。 郭葆昌病故后，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有可能散失，于是找到郭葆昌的子女。此时郭葆昌留下来的瓷器已被子女分成几股，但并未出售，完好无缺，如果公家收购，求之不得。王世襄为收购这批文物，通过关系见到当时大权在握的宋子文。几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捐献”的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一起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地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上故宫博物院的封条。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很有收藏价值。
清末，江西鄱阳办起了一个“云林画室”，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在该室习艺多年，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他所画的瓷板画，人争购之。黎竹庵之子黎勉亭也工书画，后来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他创出一种刻瓷的特技，即用钢针、钢刀、钢锥、钻石等在瓷板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等，所雕部分，敷以颜色，经久不褪。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当即令人电召黎勉亭入京，授以工商部主事职，并令其雕刻世界各国元首像，分赠各国元首。黎勉亭所雕瓷板像，阴阳向背，层次丰富，与照片无异，博得国际上的赞誉。1915年，袁世凯令黎勉亭为英王乔治五世刻像，黎勉亭花了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态逼真，受到好评。黎勉亭的这些刻瓷作品，应该算做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但也有一种观点，不认为“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徐世昌所定制。其证据是，郭葆昌不仅烧制和收藏瓷器，而且收藏古代的法书名画，乾隆皇帝收藏的三件书法稀世珍品(即三希堂法帖)中的两件，即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就曾落在他的手里。郭葆昌印过一本他的藏画名录《觯斋书画录》，是请徐世昌作的序。序曰：“觯斋精鉴别古今名人书画，虽然收藏未富，而考订皆精确。其于宋元以来制瓷，考证尤精慎。其督九江关时，仿造康、乾年间器皿，几可乱真。余曩在京师，见所制有‘静远堂’款识者，亦为当时所准许。近百年来，考办瓷者，世无其匹。”这说明“静远堂”瓷器也是郭葆昌所制，而不是徐世昌定制，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见到过这种瓷器。
“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延庆楼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楼名。此款瓷器多为大瓶。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延庆楼制”款瓷器。2004年，在广州西关古玩城的一家店铺里，陈列着一个大缸，店主说它是旧时的“冰箱”，是曹锟用过的，上面还刻着“延庆楼制”四个字。
拨云见日民国瓷
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走好，民国瓷器也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有的市场价格已近70万元，甚至超过晚清官窑的作品
专家认为，民国瓷器精品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都不亚于清晚期的官窑瓷器就瓷器收藏来说，藏家历来以高古和明清瓷器为主流，民国瓷器则向来不受重视。与动辄创下千万元天价的古瓷相比，民国瓷器显然要平实得多。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走好，民国瓷器也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有的市场价格已近70万元，甚至超过晚清官窑的作品。
在2004年太平洋春拍的瓷器专场，民国瓷器表现抢眼，推出的16件民国瓷器精品仅1件流拍。其中一件民国粉彩羲之爱鹅纹观音瓶以2.75万元成交；一件粉彩喜鹊登梅纹天球瓶预估价为6万至8万元，最后以高出预估价2倍多的13.2万元成交；一件林溪径纹天球瓶以11万元成交；另外一件民国青花山水纹直筒瓶，白釉滋润、胎体轻薄、青花发色雅丽，最终以4.95万元成交。
民国瓷器买气的渐趋旺盛，令拍卖公司和藏家都颇为振奋，一些人开始不动声色地把一度被视为杂货的民国瓷器悄悄纳入怀中，等待“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而在即将鸣锣的2004年秋季拍卖中，数家拍卖公司也都拟推出不少民国瓷器精品。
民国瓷四大类
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萧条衰落的时期。但专家认为，客观地讲，这30多年里也有不少精品瓷器。
据陶瓷收藏名家胡义河介绍，可将民国陶瓷分为4个大类，分别是：其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景德镇烧制的御用瓷，这些器物可称之为民国宫廷瓷；其二，清末民初官窑瓦解，官窑良工在中国第三次（清末至民初）收藏高潮中，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瓷，这些瓷器可称之为民国仿古瓷；其三，民国期间以文人潘宇、汪晓棠以及珠山八友等为代表的绘瓷名家创造了新兴的粉彩工艺，这些新兴的粉彩之作可称之为民国粉彩新艺瓷；其四，民国期间为抵制洋货，兴我国货，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30多家公司纷纷成立，它们生产的是日常生活用瓷，这些生活用瓷，可称之为民国生活瓷。
此四者中，前三者都颇具收藏价值。
1916年，袁世凯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景德镇设御窑，任命郭葆昌为督陶官，烧制名贵瓷器，供宫廷使用。郭葆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他的主持下，景德镇御窑制造了以“居仁堂”为款名的瓷器，其胎质、釉面和彩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器也不例外。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极难辨识。
民国初期出现了新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大众市民的欣赏水平。1928年，在画师王琦的倡导下，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成立了“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而在当时与珠山八友齐名的著名画师还有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汪小亭、程芸农等人。
这些画师以瓷当纸，作品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卉等，笔法、墨韵、色彩均极为精妙，加上题款、印章，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作品，而当时又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拍市受宠
民国瓷器日渐升温是近两年的事。在2002年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曾经一次推出了民国粉彩瓷器12件。其中“粉彩罗汉像”以4.95万元成交；“粉彩魁点斗图观音瓶”估价6万元至8万元，最终以13.2万元成交。
在2003年北京荣宝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民国粉彩人物牧童骑牛图花瓶，估价8万至9万元，最后以9.68万元人民币成交。此前，已有一件民国粉彩人物纹瓶，底上有蓝料款印章“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这件拍品开始估价3.6万元，经过一番竞投，最后以6万元成交。这已经高于清晚期普通官窑的价位了。还有一对民国粉彩锦地开光人物图瓶，以25万元成交。
专家认为，民国瓷器精品之所以被逐渐看好，是因为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都不亚于清晚期的官窑瓷器，民国精品大多仿清三代官窑瓷器流至海外的不少，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把这些民国仿品看作清三代的官窑，这无意中抬高了民国瓷的档次，加之民国仿品距今也近百年，有不少仿品完全可以和清三代官窑瓷媲美。这些都给藏家收藏民国仿瓷带来了信心。
当然，收藏民国瓷器自然收藏精品。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陶瓷研究专家陈润民此前介绍，民国粉彩瓷中要数由郭葆昌监制的“洪宪”古瓷最为精美。其胎体轻薄、洁白细腻、胎质坚硬，瓷化程度非常高；器形秀美，足边修胎都很规整，堪称民国“官窑”。题材纹饰摹古、创新兼而有之，布局工整细腻，笔法缺乏气韵，具有鲜明的民国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存世的一些书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瓷器，应为后来的仿制品。一般均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器物胎白釉净，无桔皮纹，彩色明丽丰满。“洪宪”瓷以其精良的制作和与中国近代的一些重要事件相联系具有的神秘色彩，而自然地成为藏家追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