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萧条衰落的时期。但专家认为，客观地讲，这30多年里也有不少精品瓷器。
据陶瓷收藏名家胡义河介绍，可将民国陶瓷分为4个大类，分别是：
其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景德镇烧制的御用瓷，这些器物可称之为民国宫廷瓷；
其二，清末民初官窑瓦解，官窑良工在中国第三次（清末至民初）收藏高潮中，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瓷，这些瓷器可称之为民国仿古瓷；
其三，民国期间以文人潘宇、汪晓棠以及珠山八友等为代表的绘瓷名家创造了新兴的粉彩工艺，这些新兴的粉彩之作可称之为民国粉彩新艺瓷；
其四，民国期间为抵制洋货，兴我国货，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30多家公司纷纷成立，它们生产的是日常生活用瓷，这些陶瓷日用品，可称之为民国生活瓷。
此四者中，前三者都颇具收藏价值。
1916年，袁世凯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景德镇设御窑，任命郭葆昌为督陶官，烧制名贵瓷器，供宫廷使用。郭葆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他的主持下，景德镇御窑制造了以“居仁堂”为款名的瓷器，其胎质、釉面和彩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瓷器也不例外。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相似，极难辨识。
民国初期出现了新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大众市民的欣赏水平。1928年，在画师王琦的倡导下，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成立了“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而在当时与珠山八友齐名的著名画师还有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汪小亭、程芸农等人。
这些画师以瓷当纸，作品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卉等，笔法、墨韵、色彩均极为精妙，加上题款、印章，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作品，而当时又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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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我在天津几个过去很有地位的老家庭里，见到过一些明清官窑瓷器，同时也见到过不少民国仿制的明清官窑瓷器。在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的民国瓷器藏品里，仿古瓷所占比例也是不小。
民国时期，仿古瓷器数量众多，成为民国瓷器的一大门类。仿制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中国陶瓷史上所有名品。其中，仿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即“清三代”）的瓷器最多，而以仿制乾隆时期官窑瓷器尤多。
那么，为什么民国瓷器中会有这么多的仿古瓷呢？
清末民初，随着封建王朝的衰竭和崩溃，宫廷瓷器四处流散，引发和刺激了仿古瓷器的大量制作和销售，使仿古瓷成为民国瓷的一大组成部分。前面说的那些真正的明清官窑瓷器，大都是清末民初流到天津的。
清朝的皇家收藏极为丰富，发展到中国历史的极至。清末民初，由于政局的变化，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古董从皇家及传统士大夫手中转向天津租界的军阀官僚和江南各地的买办新贵手中，转向东洋、西洋的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宫廷瓷器藏品工艺绝美，适应国内新贵和东西洋人的口味，很快就在市面上流通起来。同时，宫廷瓷器藏品高贵典雅的品位也影响了全社会，迎合了人们的好古之心。得不到真品的，退而求其次，就买几件高仿品装点门面。于是，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此外，由于利益驱使，古董商乘机以假乱真，大量制作仿古瓷，牟取暴利。而清帝逊位之后，皇室再也无力支持御窑厂烧造成本高昂的官窑瓷器，御窑厂只得关停，能工巧匠流落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如今是但仿无碍，使仿古瓷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清代遗老遗少大量“出货”的时候，也是中外收藏家、古董商、新兴的实业巨子们大量“收货”的时候，外国人尤其爱买中国瓷器，而且肯出大价钱。从盐业银行曾经拍卖一大批宫里抵押的珍贵官窑瓷器，便可看出民国时期宫廷瓷器流散之严重。
民国时期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也是“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联合经营组织）和四行储蓄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中国现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在他的主持下，“北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有实力的商业银行，是金融界局部联营的成功范例。吴鼎昌重用岳乾斋，并通过他，长年从事一项特殊的业务，即向那些掌握了大量清廷文物的清代遗老，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清室后裔办理押款。仅此一项业务，就使盐业银行大发其财。岳乾斋是北京人，15岁起在北京东四牌楼元成钱铺当学徒，满师后在天津庆喜金店充外勤兼二掌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店老板邢古香惊吓而死，岳乾斋就继任老板。由于他从事金银首饰的买卖，整日与有钱人打交道，日子久了就结识了不少权贵显要和清代遗老。1914年张镇芳等办盐业银行时，岳乾斋经天津志成银行的总办刘绍云推荐，当上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经理。他办事极有古风，对那些日趋没落的旧王孙很是同情和照顾。他们拿了东西来押款（以物作抵押向银行借钱），岳乾斋总是开价比别人高一点，因此极有人缘儿。加上张镇芳原本清廷旧僚，出狱后于1921年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尽管不具体管事，但他的儿子张伯驹在行里任职，他们都与旧皇室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更增加了旧王孙们的信任感。袁世凯1916年死后，清室后裔断了经济来源，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关照他们。他们就只好逐年变卖宫中故物度日。1919年以前已在盐业银行押款累计达40万元。到溥仪结婚时，又押了一大批古物，计20万元。先后共抵押了60万元。借了这样的巨款，清室根本无力赎回押品，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财源。后来连本带利达一百数十万元，到了期限还不出，连转了几期仍还不出。吴鼎昌对此很不满意，要看详细账目。岳乾斋想为人保密，不肯拿出账本，后来在董事会上经监察人质问，才把详细账目交出。押款又已到期，还是还不出，这才将押品作没收处理。这一大批古物中，就有2200多件瓷器，是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之物。此外还有很多乾隆时期的玉器。最著名的是一套16只金编钟，合计毛重12000多两，折合纯金4000多两。盐业银行因此大获其利，以至把变卖文物所得的巨款还清了清室的押款本利之后，还剩下千余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那16只金编钟，成为银行的账外之财。日本军队占领华北时，银行将金编钟藏在天津法租界，后来又藏在英租界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室小库房里。日本军方和副领事以及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大员都曾追问过此事，银行均小心应付，直到全国解放后交给国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盐业银行拍卖的原清廷内务府瓷器库保管的官窑瓷器中，有很多保管一二百年而尚未打开包装的瓷器。如康熙官窑五彩十二香杯就有一大批。北京琉璃厂荣兴祥经理贾腾云通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岳乾斋买到许多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珍贵的郎窑红釉锤瓶就有一对，被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以重金收购，运往美国博物馆收藏。
由晚清大臣抵押在汇丰银行里的一套皇宫珍藏的宋钧窑瓷器，也是因为越期未赎，最终转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这套钧窑瓷器约二十余件，是北宋时烧制的御用品。每件瓷器的器底都刻有顺序编号。传说这套钧窑瓷器是明代皇室遗留在紫禁城中的。清王朝接收了明代宫中的全部器物，其中就有这套宋钧窑瓷器。据宫里太监到琉璃厂传出的消息说，这套瓷器是钧窑洗子和成套带托的花盆，花盆和盆托有一副配合的标记，就是刻的数字。刻的字和底釉一样，都是芝麻酱色。抵押的银两估计在十万两以上。
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内阁，那桐和徐世昌都被任命为内阁协理大臣。同年，袁世凯内阁成立时，那桐为弼德院顾问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将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这套贡品瓷器抵押在北京的英国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到时，溥仪正在花钱运动军界人士，图谋复辟，根本没有财力还本付息、赎回国宝。汇丰银行买办邓君翔见奇货可居，将宫内抵押品赎出后，转手卖给美国世界最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从而引起了美国人对宋钧窑瓷器的极大兴趣。
前面提到的重金收购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的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当时积极参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是琉璃厂古玩铺的常客。他喜欢听古董商们按中国官僚的习惯称呼他“福大人”。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福茂生”，并且打扮成中国绅士的派头。福开森自1886年来华传教、办学、办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拘禁于北平，在中国居住了五十多年，曾被国民政府聘为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他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大学基金，聘请中国金石学家和鉴赏收藏家，帮他编著《历代著录吉金目》等书，还与郭葆昌合编《项子京瓷谱》等有关瓷器的图录专著。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福开森在中国搜集走大量夏商周秦汉的青铜器、古玉，唐宋元明清字画，宋元明清瓷器。20世纪20年代，他到琉璃厂古玩铺买古玩，对宋钧窑瓷器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古董商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不仅不嫌价钱高，而且马上支付。有一个极为珍贵的宋钧窑鸡心杯，就差点被福开森从琉璃厂买走。福开森对钧窑瓷器很有研究，并从欣赏中感到乐趣。他喜爱钧窑瓷器中的玫瑰紫釉色，那釉色恰似晴空中几朵彤云在飘荡。他喜欢将自己研究钧窑瓷器的心得体会，在美国的鉴赏收藏家中宣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原为清廷珍藏的北宋时期钧窑烧制的那套贡品瓷器，也得到福开森的宣扬。从此，美国人到中国买古玩都想得到钧窑瓷器，而且要选择那些胎质、釉色好的。这样一来，美国便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中国钧窑瓷器。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古董商，对国外市场上中国文物的行情知道得还不多，美国这股搜集、收藏钧窑瓷器的热风，实际是由日本古董商、日本山中商会北京分会经理高田口中说出来的。山中商会是民国时期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急先锋，也是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它在中国设有北京分会，从民国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贩卖。高田从在美国市场上的交易中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他不向北京的古董商透露。中国古董商王栋廷在古玩商会窜货场买了件钧窑花盆，价钱是九千多元。他出价最高，因为他是给向国外出口文物的卢吴公司进货。而高田从王栋廷手中花一万五千元将货买走，撬了货，引起了北平古董商们的注意。不久，他们得知高田将宋钧窑花盆拿到纽约文物市场上卖了五万美元。直到这时，美国的钧窑瓷器热，才被北平的古董商们了解。
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古玩店铺就是靠贩卖清宫文物而发达起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在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多时间里，宫里的文物丢失很多。慈禧太后回銮京城后，要下旨查抄全城。亲信庆小山奏请以收购代查抄，获恩准，便在隆福寺设收购站，让管家常惠川在那里当差。内务府总管文索看准这个时机，出资9000两银子，在琉璃厂开设延清堂，请丁济谦当掌柜，把常惠川的收购生意拉到这边来，合伙做官窑瓷器生意。
由此可见，民国初期古董瓷器市场十分混乱：本来应由政府部门专门接管的故宫珍贵瓷器，通过明押暗卖，大量流失到社会上；很多不应出口的国宝级瓷器，被以各种方式运到国外，而且卖给外国人时往往价格很低；流散到社会上的历代精品瓷器，成为仿古瓷的直接仿制样本，客观上助长了造假之风；古董商真伪兼营，市场上鱼龙混杂……
民国仿古瓷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特殊的收藏、流通背景下，被大量生产而流布于世的。
民国总统用瓷不逊官窑
民国时期的瓷业生产，虽然仅经历了短短38年，但与清末光绪、宣统两朝波澜不惊的37年相比，却是瓷业发展的重要变革阶段。特别是辛亥革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使有识之士纷纷踏上实业救国之道，加速了西方先进的生产制度与制瓷技术的传入。
当时，倡办新式产业、新式教育、革新民族工业蔚然成风。这种情况也为瓷器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各地窑场的经营方式与陶瓷生产的技术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瓷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抬头，出现了工艺改良与创新品种。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瓷业生产遍及全国，呈现出千年窑火不熄、陶瓷文化延续不断的景象。当时，北方有河北磁州窑、彭城窑、唐山窑，陕西陈炉窑，山东博山窑等；南方有江西景德镇窑、湖南醴陵窑、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广东石湾窑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民国瓷虽然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与宋代五大名窑、明清官窑瓷器比肩，但其中不乏精细之作，艺术表现力也毫不逊色，至今仍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除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名家制瓷和空前繁盛的仿古瓷外，民国期间还烧造了许多纪年款、室名款、陶人款、纪念款瓷器，同样独具时代特色。其中，以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的洪宪瓷及其他总统用瓷在社会上流传最广，最为复杂，也最受争议。
所谓洪宪瓷，即落有“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数件此类款识的瓷器，如一件粉彩人物纹瓶，口径10.1厘米，底径10.3厘米，高27.7厘米，腹围50厘米。造型为撇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圈足。口沿描金，口内施松石绿釉。器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纹，题名为“渊明爱菊”。底亦施松石绿釉，书红彩“洪宪年制”四字楷体双方框款，款识工整。
从馆藏的这些洪宪款瓷器看，主要是仿雍正、乾隆朝的粉彩、珐琅彩风格，造型以碗、盘、瓶居多。这些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白润，绘画生动，施彩艳丽，制作之精可与历代皇室的官窑器物相媲美。
总统用瓷以“居仁堂制”、“静远堂制”款瓷器为代表。“居仁堂制”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粉彩开光博古图梅瓶，口径4.2厘米，底径7.7厘米，高25.7厘米，腹围48.2厘米。造型为小口，短颈，圆肩，腹下内收，圈足。颈肩部绘粉彩缠枝花卉纹。器身绘粉彩开光图案，其中花叶围成的两组大开光内饰博古图，扇形与圆形小开光内饰花卉纹。开光外饰以花卉纹。底书红彩“居仁堂制”四字双行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静远堂制”款瓷器则是徐世昌任大总统时的专用瓷，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红地粉彩描金开光花鸟纹瓶，口径9.8厘米，底径9.3厘米，高31.7厘米，腹围48.5厘米。造型为撇口，束颈，丰肩，长圆腹，圈足。器里及外底施白釉。瓶腹部两圆形开光内各绘一幅粉彩花鸟图。开光外通体饰珊瑚红釉为地，上饰描金缠枝花卉纹。底书红彩“静远堂制”四字篆体方框款，款识工整。
此外，还有曹锟任大总统时的“延庆楼”款识瓷器，蒋介石任大总统时的“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中正”款瓷器等。
纪念瓷以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地描金粉彩开光山水纹瓶为代表。此瓶口径11.9厘米，底径14.8厘米，高32.3厘米，底书“江西陶专精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件大瓶与1947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由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设计制作的那批礼品瓷风格一致，堪称民国瓷中的精品。
民国时期陈设瓷成型工艺
民国瓷器大体可分为圆器、琢器两个行业。但因器物的不同又可分为圆器成型、琢器成型、雕镶成型。又因具体成型方法的不同分为拉制成型、模印成型、注浆成型、拼接成型、捏镶成型。本文结合不同的行业加以介绍。
琢器多采用拉制与拼接成型相结合的方法，在成型过程中大致有以下几道工序：拉坯，将坯料放在陶车之上拉制成型；整坯，将干到一定程度的坯底拍紧，以防裂底。刮坯，整好的坯再干到一定程度后，放在陶车上进行精修，以瓶为例、先修瓶颈，后瓶身，使之厚薄适度，然后用泥浆粘牢。利好的坯干到一定程度后，扫干净瓶内的杂物灰尘，然后以清水入坯内，用手摇坯体，使坯内清水均匀淋湿坯内，将水倒出。然后施内釉，方法如上，然后施外釉。上述工序完成后即为剐坯，用坯刀修去圈足上的釉层，至此器物完全成型，装坯之后可入窑烧造。
圆器多釆用拉制成型与印模和拉制相结合的成型工艺。拉坯与琢器相同，为了保证器物大小厚薄一致，拉坯之后有一印坯工序，即在一定的印坯模上使之标准坯。利坯、剐坯同于琢器。然后上釉，至此，圆器成型。
镶器是指那些不能拉制成型的器物，如四方瓶等。基本工序为压片、刮板、刨平、镶接。压片是将泥料拍打成薄片。刮板是用直尺将泥板刮平。刨平是泥板干至一定程度之后，以刨刀将板刨平，干至一定程度之后，以泥浆粘接成所需的器型。
模印成型是对那些不规则的器物所釆用的成型法，如羹匙，先将泥料打成适度的薄片放人阴模之中，然后用手按紧，以竹刀修削成型。
注浆成型主要是对那些体积较大，器型复杂，对尺寸要求不甚严格的器物的成型法，以石膏为模，将泥浆注入模中，利用石膏的吸水性，在干燥过程中，坯土收缩，坯与模相分离。此种方式适合薄胎器物，如茶盘等。
民国瓷，华夏古陶瓷的“拐点”
民国粉彩花鸟纹座镜
民国粉彩婴戏纹盖
民国粉彩松竹梅纹赏瓶。
民国珊瑚红描金塘缸
民国粉彩花卉纹橄榄瓶。
民国云居轩粉彩山水笔筒
在烽火连天、饿殍满地的38年岁月里，正如民国时期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学术、教育等领域仍然取得辉煌成就一样，民国瓷器尤其是艺术瓷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数千年陶瓷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艺术个性的释放和发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社会风气民主化、平民化、人本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上流社会的各种特殊需求等，民国瓷器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
民国“御瓷”，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
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4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6000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600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政府，这里面就有那600余件“洪宪瓷”。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此款瓷器多为大瓶。“双照楼制”款瓷器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的专用品，署此款的瓷器甚为罕见，传世有白釉碗。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在餐厅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一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
与蒋介石有关的特制瓷器，包括蒋介石用瓷、祝寿瓷和国府礼宾瓷，数量不在少数。在庐山一座博物馆的展品中，就有蒋介石用过的“蒋”字瓷盘。194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以他们的名义将特意定制的高级成套瓷器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作为祝贺她结婚的礼品。
民国“御瓷”的制作尽管是出于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个人爱好或特殊需要，但在客观上也对民国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袁世凯令人为英国国王乔治刻制瓷像，蒋介石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瓷器，作为高贵的国礼，都在世界上对民国瓷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珠山八友”,引领民国瓷行情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引领民国瓷器行情，其价格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拍卖会瓷器专场的重头戏。
民国艺术瓷代表着民国瓷的最高水平，也是民国瓷在中国几千年陶瓷史上得占一席重要之地的最重要的筹码。这不得不归功于以“珠山八友”为主要代表的景德镇艺术大师们。“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流派，开辟了陶瓷装饰与陶瓷绘画相结合的新天地，将粉彩绘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珠山，是一座小山丘，现处于景德镇老市区的中心，原为“立马山”，因四周山势蜿蜒，有“五龙抢珠”之说，所以又被人们称为“珠山”，也被人们当做景德镇的别称。又因珠山是昔日龙珠阁和明清御窑厂所在地，所以制瓷名家在绘瓷后落款时常常不用“景德镇”而用“珠山”。
清末民初，御窑厂倒闭之后，一批知名瓷画艺人转入民间，新粉彩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其先驱是汪晓棠和潘匋宇，继之而起的是以王琦为首的“月圆会”，因每月十五聚会而得名，人称“珠山八友”。当时“珠山八友”中的人物画家王大凡曾绘有《“珠山八友”雅集图》。“珠山八友”并非都是江西人，却云集景德镇，定时探讨瓷绘艺术。他们多以八人合作的形式，画八块长条瓷板组合成一套画屏销售，人见人爱，销路极畅。
关于“珠山八友”的具体成员，据“珠山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当年参加月圆会经常一起论画的艺人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八人；而“珠山八友”的另一位成员王大凡则回忆为王琦、王大凡、毕伯涛、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邓碧珊、何许人八人，而无徐仲南、田鹤仙。
实际上，“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指一个画家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戮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成就斐然。“珠山八友”生前就名扬海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瓷艺作品备受推崇，价格不菲。
作为当时绘瓷领域的顶尖人物，“珠山八友”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各领风骚。如王琦擅写意人物，邓碧珊工鱼藻，徐仲南精松竹，田鹤仙专梅，王大凡专人物，汪野亭尤工于青绿山水，程意亭擅山水花鸟，刘雨岑草虫尤为一绝。即使同画一种题材，他们也能发挥各自的文化修养、运用各自的艺术技巧，绘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民国瓷，要藏就藏细粉彩
民国瓷收藏红火是大势所趋，目前机遇很多，应主要投资收藏民国时期细路瓷器，特别是细路粉彩瓷器，即藏家俗称的“细粉彩”。
行里人通常把瓷器分为细路瓷和粗路瓷两大类。细路瓷的胎质坚致、洁白、细腻、莹润，虽是手拉坯，却很少见旋痕。器物造型生动、秀美、端庄、大方，底足边线整齐。在绘画装饰上，其图案构思严谨，笔法细致，设色和谐，风格优雅。
据统计，最近5年，民国瓷器的价格上涨了10倍。由于民国“细粉彩”身价陡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制假者大量仿制民国精品。这些出现于市场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彩、釉色无一不肖，收藏者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专家普遍认为，购藏民国细粉彩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一个是器物的完整精美程度。就器物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的套屏；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其价值远远强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细致的比粗率的价值高。
在明清官窑瓷器长期占据瓷器收藏市场优势之后，近年，民国瓷器出现了行情看涨的势头。特别是民国的精品瓷器，颇受收藏者青睐。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拍卖行和古玩市场里，“不要小看民国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更是收藏者追捧的热点。
仿古瓷：民国瓷业的一大特色
目前，我国陶瓷仿古市场和古瓷市场，一些陶瓷藏家、玩家手中流行着各时期皇家官窑瓷器产品，有专家说总量达4万余件，也有说达8万件左右。知名文化学者、《最后的官窯》作者吴昊认为，不论多少，从理论上推断，它们从宫中流出的部分极其稀少，大部分则是这一时期仿造的产品。
仿古，顾名思义，就是模仿或仿制古代人的手作产品。在我国手工业时代，仿制甚至复制，应该说是它的一大特色或亮点。正因为有它的存在，才使得我国古代各项传统手工工艺、手工产品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仿制或复制，在我国古代，通常又是通过师徒制来完成的。中国的师徒制，是我国手工业时代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师徒制下，弟子仿师傅，本朝仿前朝，本朝后期仿前期，可以说某一特色，也属常态。
但是在今天商业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一切商品化，大家尊重各自的劳动创造，原创知识产权被摆到了神圣的地位。在这一环境下，任何生产者在没有得到原创者的授权下进行生产，都被视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甚至是犯罪。这一点，与过去在思维形式上有着较大出入。
有学者认为，历史上，仿制甚至复制的产品，在我国手工陶瓷行业表现得最为集中。它不仅大量出现在民间陶瓷厂内，皇家官窑瓷器厂也有出现。最著名的例子，是明成化年间的鸡缸杯。此杯生产后，以后的历朝历代，包括现、当代都有仿制。在这一仿制过程中，生产者有的落上当时的年款，有的干脆就连落款也写上“大明成化年制”。
我国皇家官窑瓷器厂的几大仿制期，都发生在清代。一是雍正时期。雍正在位时，对我国明以前各大名窑、官窑瓷器几乎逐一仿制，特别是对他钟爱的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产的青花瓷器，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二是清光绪年间。这一时期，对本朝前朝瓷器的仿制力度，不亚于他的祖先雍正王朝。
民国时期的景德镇，陶瓷仿古产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有的仿历代名窑的器物，也有的是民国后期仿民国前期的瓷器。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以及元枢府瓷和元青花瓷器。这其中，尤其是仿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偏多。
可以说，民国陶瓷生产的历史并不长，但仿古瓷却独具特色。其仿古水平，由于原御器厂窑工的加入，产品质量整体偏高。
民国仿古瓷攀上一个新高峰
花鸟人物四方灯笼瓶
民国瓷是依年代而划分的一类瓷器。民国初年，仿古瓷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无论在胎质、颜色釉以及绘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民国瓷继承了清代末年以来仿古瓷的工艺成就，仿古陈设瓷的生产和销售非常活跃。日本人上田恭辅论：“今日之市场，大抵以摹仿品或后世乏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
《饮流斋说瓷》评清末民初仿古瓷时说：“盖彼时一朝有一朝之面目，而自有其特色。”“一由近年西人荤金重购，业此者各自竞争，美术因此进步。”“凡新仿之品，以光绪之朝为最多，袭历朝之形式，无所不仿。”清末景德镇“肆中陈设珍玩，于尊妻鼎彝之属，及宋元旧制皆有仿作，佳者几可乱真”。从瓷质方面看“精制之品，直逼乾隆，若道光更有过无不及”；从釉色方面看，则是“光致之极，几似乾隆”。
在单色釉瓷方面，《饮流斋说瓷》认为“红为最难仿之色光绪初及中叶，所仿者惟薄施淡抹而已”。民国初期，“则大红、深红、与夫胭脂红、豇豆红诸难仿效之色，均无一不有仿效；虽专家亦往往受其欺，而其中尤以豇豆红为最精”。对蓝色釉的仿制，《饮流斋说瓷》认为是“最有成效者”，特别是“光绪中所仿者，或蓝而带黑，或均不难于判别。至近年模仿康熙蓝最足乱真，且亦能深入胎骨”。
日本人上田恭辅也认为：“此人多谓中国近世瓷器甚美，现在(指民国时)及宣统、光绪御窑物，皆认为价值极低，但此为古董店之借口，殊非陶瓷研究家的态度。实际过去独占世界如此蛊誉之中国瓷器，无论何时代的作品，均有足取的风味。”
当时一些外国专家认为：“世人多谓景德镇陶工之技法，自清末以来大为退步，制品低劣，此实非深入观察真相之言。”
晚晴至民国外销瓷收藏受关注 市场水涨船高
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内曾为外国一些大家族烧制的外销瓷，由于质量、运输、战争等原因，有很多并没有运往其定购人那里，便永远的留在了中国。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这一类藏品现在市场上有的还能见到，从被面的徽标便可识别其为哪个国家、地区、家族定烧的。当时日本的瓷器烧制工艺还远远赶不上中国，因此有很多日本的大家族也到中国来定烧正宗的瓷器。其实很多欧洲的国家很早便开始在中国定烧瓷器了，为其烧制之瓷器，有的细腻之精美程度甚至要超过部分官窑瓷器，因此现在外销瓷的市场价格也在一路盘升，外销瓷也渐渐的开始受到藏家的关注。
johnsonbros家族族徽作为专用印于盘上
细部采用印花工艺
日本东京某家族定制的料理餐具
日本东京某家族定制的料理餐具
现在，随着国内收藏热逐步达到了高峰，官窑瓷器对于寻常藏家，已经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因此，很多藏家将目光放到了外销瓷身上。近几年来，很多中低档的外销瓷在拍卖市场上也是“水涨船高”，如2005年年底，一批在海底沉睡了数百年的海捞瓷首次登陆拍场，尽管都算不上官窑名品，但在中国嘉德第四季的拍卖会上大显身手，拍出了高价。因此，在市场上遇见图案精美、做工细致且价格合适的外销瓷器，不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