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瓷器好。
祭红又称为霁红，从我国元朝时期景德镇就开始烧制了，主要用途就是一种调色剂，在1220摄氏度到1280摄氏度的高温中烧制而成的，在清朝的整个时期都受到极大地关注，受到宫廷的重视而且在其器的底部刻有云纹或者花卉纹，其内壁还刻有飞翔的龙，釉色大多数都艳丽而且非常的匀称，大多数都是精品中的精品，釉汁凝重，只有少量的釉质不纯，伴有黑色的小点或者是血丝状纹，这样的祭红瓷器的价格就会大大下降.
祭红一开始的颜色是铜红釉殷红透亮，就像红宝石般的赏心悦目，有着“宝石红”之称，因为其釉的质地肥厚，纹饰大多都不是很清晰，所以流传至今且保存完整的较少，康熙时期的出现的祭红色釉开始普遍泛浓红色，个别的釉色较为的签单，因为暗红色的瓷器可以更好的遮挡其瑕疵，另一方面是暗红色比其正红色等其他红色更加的两眼，吸引眼球。wWw.TaOCi52.COM
暗红色的祭红瓷器主要是在雍正时期出现的，有了深浅和浓淡之分，而且色泽大多都很均匀，所以当时暗红色的祭红瓷器的产量开始位居榜首，乾隆时期的祭红质量进一步的得到了提升，釉面上的橘皮纹呈现的涟漪状的小皱纹，釉色大多都非常的匀称纯净，所以在当时祭红瓷器获得了大量的追捧，拍卖的祭红瓷器也很多，而且其价格正在逐年的上升，许多收藏爱好者开始争相抢购，现在的市场上也出现了许多仿品，但是在原料的制作上以及技法和图案色彩方面都和当时的工艺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清代早期的祭红瓷器还是很受追捧而且存世量极少。
通常判断清朝早期祭红瓷器为正品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祭红的釉面较厚而且其润泽度非常的好，第二是祭红的色彩，因为其色彩是经过高温烧制的所以颜色不易掉落，其瓷器的器口与足根处有着醒目的标志“灯草边”，但是仿制的大多其字体以及年份上有着较大的差别，第三就是祭红瓷器的釉色通体纯净，而且在其制作工艺上较为的复杂，质量非常的好，刻面的画面十分的生动有趣，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简直是模仿的惟妙惟肖。
清代早期的祭红瓷器从色度上来看，从鲜艳的红到暗红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的波折，而且暗红色的出现使收藏爱好者更加的喜欢，因为其颜色的润度更高，透亮度也很高，其次就是暗红色可以掩盖其小黑点，做工的小瑕疵，所以工匠人非常喜欢暗红色的瓷器。现在在我国的收藏市面上，清代早期的祭红瓷器流传至今的较少，质量、色度上乘的，造型独特优美的又是少之又少，所以一经出土的祭红瓷器都会吸引大批的收藏爱好者的关注和喜爱，其价格飞速上升，由此可见其祭红瓷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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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红”为什么特别珍贵？
电影故事片"祭红"在国内外映出后，不少观众对用姑娘的鲜血能够烧成红色大花瓶而感到惊奇。当然，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实际上用鲜血是烧不成红瓷折。不过景德镇陶瓷名贵颜色釉品种"祭红"一词已被成千上万的观众所熟悉。自古以来，"祭红"是最难烧造的品种之一，就连影片中的那个"祭红"大花瓶，也是由于开拍前屡烧不成，才临时改用另一件"郎窑红"取而代之的。今天烧造一件合格的"祭红"瓷尚且这样困难，更何况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古代了。在景德镇有这样的传说：相传在明朝宣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红衣服从白瓷祭器旁边走过，偶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鲜艳夺目。使皇帝动了心，于是皇帝祭祀天地祖先，并限期交出，误期交不出则将所有陶工投进窑内烧死，为了保命，陶工们日夜试制，屡烧不成。眼看期限已到，陶工们万分焦急。其中有一位老陶工的女儿得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于烈火熊熊的窑膛，以血染瓷便可成功。于是她乘人不备，竦身入窑，众人救之不及，只见一团炽热的白烟升起，突然窑门大开，满窑瓷器皆成红色，大家以孝女精神所感动，故以"祭红"纪念她。故事片《祭红》中"跳窑"的壮烈场面就是据此而来。传说如此逼真而悲壮，充分说明了历史上"祭红"来之不易，据文献记载：明代造鲜红不成是事实，。明朝初期虽然已试制成功"祭红"而且宣德"祭红"也不错，但是到了正德、嘉靖、隆庆三代封建王朝"祭红"频于失传，无法烧出。陶书曾载："鲜红土未详出何地，烧炼做红器，正嘉间断绝，故嘉靖26年（公元1571年），诏造里外鲜红瓷器，都御史徐栈请转查改矾红例。"所以古代宫廷命造高温铜红不得成功只得改烧造低温铁红应命也是常事，由此也可以看出"祭红"为什么如此名贵。
祭红是中国传统陶瓷产品的佼佼者。是高温颜色釉中的一颗明珠，清项元汴《历代名词图谱》记道："……祭红，其色艳若朱霞，真万代名瓷之首冠也！"其釉面特点是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面不流，裂纹不出。它的别名繁多，有?quot;霁红"，有称"鸡红"或"极红"，其实都是一个品种。由于都是以氧化铜着色而且是一次烧成，外观也相差不太远，所以人们往往错把"郎窑红"当"祭红"，正因为这点，电影《祭红》用了"郎窑红"（因清康熙江西巡抚郎廷极兼督瓷器而得名）来代替"祭红"，以假乱真骗过了千百万人的眼睛，其实仔细观察"祭红"与"郎窑红"无论从色调风格，釉面特征，烧成温度均有显著的区别，如"郎窑红"呈色极为鲜红，透明度强，具有较大片裂纹，器件上部略有流釉现象。而"祭红"的红色则较深沉安定，釉面列裂纹，无浮光也没有流淌现象，口底有都有灯蕊边，但它们的釉料组成及工艺情况却比较接近，对色釉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巧妙地把一缸配好磨细?quot;祭红"釉变成"郎窑红"釉，有趣的是同时也可以把一缸配好磨细的"郎窑红"釉变成"祭红"釉。
令人更感兴趣的是古人配制"祭红"真可谓不惜工本，象珊瑚、玛瑙、寒水石、珠子、烧料……有的配方甚至真的掺入黄金，可是烧成率仍然很低，原来"祭红"的烧成仍是一门"火的艺术"，也就是说即使有了好的配方如果烧成条件不行，也常有满窑器皆成废品之例。如五十年代苏联搞"社会主义大家庭技术协作"时，其中苏联、民主德国、波兰、捷克等国专家从中国学会了配制"祭红"的工艺，可是他们回国试烧是无论如何也烧是无论如何也烧不出合格的"祭红"，并非配方是假的，而是他们用火的艺术还没掌握也好而致。今天"祭红"仍有不少新的研究课题有待人们去研究解决。
什么是祭蓝釉？
祭蓝釉瓷器创烧于元代景德镇窑，明代宣德年间与祭红、甜白并列为当时颜色釉的上品。祭蓝跟祭红一样，属于高温失透釉，祭蓝釉是高温蓝釉之一，以氧化钴为呈色剂，在生坯上挂釉，入窑经1200℃——1300℃的高温一次烧成，成色稳定。
元代创烧成功，色调深沉，光亮细腻，釉色滋润，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呈色稳定。明宣德祭蓝釉因其色泽深沉，明清时期被用来作祭器的釉色，故称祭蓝，又因常将蓝称为青，也叫祭青。清代另有以祭蓝釉作地的祭蓝描金、祭蓝地白花等工艺品技术。
明代祭蓝最为后人称道的首推宣德一朝。宣德祭蓝釉瓷器多为单一色釉，也有少部分刻画暗花的，另有蓝釉白花的，多为折枝花及鱼藻纹。官窑款有青花和暗款两种。均为“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凡四字款者，均为后仿。宣德祭蓝釉主要有以下特征： 里外满施蓝釉和里白釉外蓝釉者并存。碗、盘口沿“灯草边”整齐者少，多数线条弯曲，不规整。圈足施釉到底，平视不足圈足露胎。浅刻花纹多为龙纹，白花者龙纹少见，且白花均是用堆塑法制作，为突起的立体花纹，但观望时，似无立体感。造型碗、盘常见，花瓶、紫砂壶传世品中少见。
康熙时祭蓝釉釉面有桔皮棕眼和气泡，分布比较均匀。也有的釉面出现垂流状。康熙和雍正年间的祭蓝釉都是仿明代宣德的品种，以盘、碗为仿制品。乾隆前期与康、雍差不多。而后期却更精致了。而清朝后期祭蓝很少，且都釉面不够均。
清代祭蓝釉瓷器生产历代未断，均有精品传世。有刻暗花纹的，也有描金彩的，常见造型仍是宫廷祭器和陈设用瓷。官窑祭蓝釉瓷多有官款，且做工十分精细，民窑也有祭蓝釉瓷多是庙堂所用的祭器，以炉、瓶最多，均无官款，但有年纪年款的，为让祭蓝釉成为收藏品提供了鉴定和取证的方便，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清代青花釉里红瓷器为什么值得收藏
青花釉里红，是我国古代瓷器中的一种装饰手法，也是釉下彩瓷器中的一个名贵品类。青花釉里红，顾名思义就是青花与釉里红装饰技法的结合，也叫“青花加紫”。我国目前关于釉里红最早的记载，见于《宋史》，称其为“紫花坐墩”，不过在出土器和传世器中均未得见。普遍的观点认为釉里红瓷器的烧造出现在元代，一直到明代才走向成熟。而青花瓷在明清时期也是生产状况非常繁盛的一个瓷器品种，两者的结合似乎也就有了那么一点顺理成章的意味。
清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烧造，以康熙年间恢复釉里红烧造技艺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晚期仍有作品出现。但是这其中有一个较大的差异，就是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窑口。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烧造技艺多为官窑垄断掌握，民间能烧出青花釉里红的极为罕见。而清中后期，随着制瓷技艺的进步和广泛传播，一些实力较大的民间窑口也能烧出品相不错的青花釉里红瓷器。
归根结底，清代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烧造早期几乎被官窑垄断，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工艺技法的复杂性。青花装饰所用的色料，为含氧化钴的钴料，要得到稳定而浓艳的青花发色，需要1300℃的还原焰。釉里红装饰用的是含以铜为着色剂的铜红料，虽然烧造也是需要高温还原焰，但是温度区间非常狭窄，仅在1250~1280℃之间方能成功。
在温度达到800℃以上之后，铜红料中的氧化铜就开始分解、蒸发，而青花料的钴蓝成色却需要1300℃，等到这个温度恐怕铜红料都消失殆尽了。因此，要保证青花和釉里红双重发色的自然稳定，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即使是清代成熟的官窑烧造环境，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废品率也超过80%以上。
且不说釉里红烧造技法在康熙年间才得以恢复，也不提清三代官窑瓷器本就是我国古瓷烧造的巅峰；仅从青花、釉里红两种装饰技法结合的珍贵性，和瓷器烧造的高难度上来讲，清代青花釉里红瓷器就足算是清代古瓷中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个品种。迄今为止在大拍上出现的清代青花釉里红瓷，成交价最高的一件已经达到4658万元，是一件乾隆御制品。
由此足见，清早中期、官窑烧造的作品，基本都可以说是价值不菲之作，动辄百万以上。即使是民间器物，也有一些品相完好、工艺精致的青花釉里红佳品，价格也要十几万或更多。如果在青花釉里红瓷器烧造中，又适当加入其它装饰技法，典型的如色釉锦地、洒蓝、描金等，则其收藏价格应当更高。
清代各时期祭红的特点
祭红又称霁红，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系以铜为着色剂，经1220～1280℃左右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高温红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的红釉品种。为区别于明永、宣时期的红釉及康熙朝的郎窑红，后人习惯上称之为祭红或霁红。
祭红瓷的生产历来受到宫廷重视。永乐的红釉器多为瓷盘或碗，在器内壁的釉下还往往模印有行龙，而器的内底则加刻云纹或者花卉纹。釉色多数艳丽而匀润，釉汁凝重，少数釉质不纯，伴有黑色小点或血丝状纹。
宣德时期的铜红釉殷红透亮，如红宝石般悦目，故被誉为“宝石红”，为宣德红釉的代表品种。宣德红釉的器里釉有红白两种，也有的于内壁的白釉下加刻云龙纹，因釉质肥厚，纹饰大多不够清晰。永乐、宣德红釉器的口边及底部都有一环白口，系高温下自然形成，俗称“灯草口”或“灯草边”。换言之，“灯草边”的成因在于：焙烧过程中，红釉因流动变薄，加上口部和底足胎釉交汇之处的釉汁原本就较薄，而铜分子在高温下又容易挥发和氧化，从而形成一条宽度约2～5毫米的白边。
康熙时期的祭红釉普遍泛浓红色，个别釉色较为浅淡，若桃花般粉红鲜丽，釉面平滑。有的祭红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
雍正时期祭红比康熙时更为成熟，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且色泽大多很均匀。釉面有平静和细橘皮皱纹两种，并以有橘皮皱纹现象的釉面为多见。
乾隆时期的祭红质量进一步稳定，釉面上之橘皮纹呈涟漪状小皱纹，釉色大多匀净。当时的生产量想必骤增，因为传世之祭红官窑器以乾隆陶瓷较多见，而进入拍卖市场的也数乾隆祭红最多。
此外，除御窑品，乾隆的民窑祭红瓷也开始多见了起来。说明祭红釉的制作民窑亦已掌握。乾隆时期的“陶户”中已出现不少精通“造霁红”的“专家”，有些祭红品的釉色和釉质可与官窑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窑还是属民窑的“官古户”，估计都高不了。因为受技术条件制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祭红的正品率依旧极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潘文锦于1985年发表的《浅谈名贵颜色釉的发展》一文，对于1954年至1955年间的景德镇中德（前东德）技术合作工作曾有过一番回顾。他讲道：“一年里，就把多种色釉的质量稳定提高了不少，如祭红的一级品率就由原来的0.5％提高到25％，其他品种的一级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豆青、天青、钧红等的成品率已由5％～10％提高到80％以上，另外并创制了蓝窑变、仿宋钧等新品种色釉。”从上文中的20世纪中叶祭红的0.5％一级品率，即每200件有1件为一级品，可推断18世纪祭红的一级品率（即官窑品）大抵不会太高，亦应是百十件里得一吧。
郎红瓷的烧造肯定比祭红更加艰难，康熙时的民谚“若要穷，烧郎红”便是证明。由此还可联想到，郎红瓷上的不落款实属不得已。否则，出窑一件砸一件，岂不是在诅咒皇上！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瓷器上可以大大咧咧地落上各式明代寄托款，却一律不准书写本朝年号款，内中奥妙大概就在于此。
郎红与祭红有什么区别？
郎红与祭红有什么区别？
1、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清澈透明；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浓郁呈失透状。
2、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釉”，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
3、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按红色或黑褐色；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2毫米。
4、永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个大，大的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红的釉层内开大纹片，祭红无纹。
6、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纹现象偶尔会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橘釉现象，明代橘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皱纹则较乾隆大。
3、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按红色或黑褐色；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2毫米。
4、永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个大，大的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红的釉层内开大纹片，祭红无纹。
6、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纹现象偶尔会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橘釉现象，明代橘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皱纹则较乾隆大。
“红色官窑”是个什么概念?
由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广东文化学会等单位制作的“红色瓷典”将向民间发行。新闻主体部分说，“醴陵是我国三大瓷都之一，有‘红色官窑’之称”云云。配文图片是“醴陵在1974年为毛主席在长沙过82岁生日而特制的”一只釉下五彩红月季碗。
“‘红色官窑’之称”，到底是谁“称”出来的？恐怕不是平民百姓。在改革开放之前，曾为毛泽东制作餐具什么的，概属“国家最高机密”，通常是秘而不宣的。时过境迁，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醴陵有生产厂家便开始在老人家身上打主意：开始，隆重推出“毛瓷”，后来又叫“主席瓷”，而今则亮出了“红色官窑”的金字招牌。
据我分析，当年推出“毛瓷”和“主席瓷”，一方面，兴许没有得到毛的家属认可，同时也可能与商标法相关规定相悖，所以，厂家这两年也就没有再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了。
然而，“红色官窑”，难道就具有特别的市场召唤力？我看不见得。
首先，“红色官窑”这一概念经不起推敲。如果仅仅因为毛泽东特制过祝寿饭碗，或者后来为人民大会堂提供过餐具，就自命“官窑”，恐怕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此外，“官窑”含有专为特权阶层服务的意思。而据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再者，“官窑”，带有封建专制文化的色彩，就算冠以“红色”二字，也难以抹去投射在公众心灵上的认知阴影，甚至难避间接为官本位观念张目之嫌。其次，“红色官窑”与产品质量毫无关系。几十年前，醴陵为毛泽东做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饭碗，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这里运用釉下五彩技术生产的瓷器，仍然像报道所说的一样“堪称中国一绝”。倘若而今产品质量更胜当年一筹，那么，研究所也好，制作厂家也罢，应该充分相信消费者的签赏能力，大可不必拿伟人用瓷作铺垫。因此，将“红色官窑”与产品质量扯到一起，无论怎么解释，都有商业炒作的味道。
还有，“红色官窑”之说与市场法则相抵触。尽管相关单位没说自己是全国惟一的“官窑”，但这一“命名”隐含的核心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依我之见，以“官窑”示人，实际上给了消费者某种心理暗示，势必抬高了同类产品的入市门槛。这，是不是涉嫌不正当竞争？不管这一“策划”是出自生产厂家之手，还是媒体记者别出心裁的杜撰，它所产生的似是而非的传播效果都是不容忽视的。
醴陵瓷器品质优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我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革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生活需求。“红色官窑”或其他什么名目的窑，其实在成熟的消费者眼里，统统只是一种空泛的概念，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费太多的心思。一俟本末倒置，必将有碍企业的健康发展。
郎红与祭红
通体高温铜红釉瓷器的制作始于元代景德镇窑。到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才真正掌握了鲜红釉的烧制技术，一批釉色纯正鲜艳的红釉器相继问世。这一时期所烧的铜红釉釉色之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深受世人喜爱，被冠以鲜红、宝石红、鸡红、霁红、积红、祭红等雅称。特别是永乐的红釉器，因其釉下常有暗云龙纹装饰，尤为名贵，在《景德镇陶录》上有“永器鲜红最贵”记载。
然而宣德以后，鲜红釉器制作日渐式微。弘治、正德年间，除偶有几件釉水与色泽稍好，大多是些不成功的制品。嘉靖晚期，祭红贡品已长期陷于“釉欠润、色灰暗”的境地，明初显赫一时的铜红釉烧制技术至此已基本失传。万历时，尽管朝廷多次催索鲜红器，可鲜红釉仍无崛起之望，万般无奈之下，署理景德镇窑事的江西巡抚陈有年不得不于万历十四年八月，以“鲜红等项瓷皿从来烧无一成”为由，奏请朝廷准予以矾红代替。矾红是一种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低温红釉，由于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又名铁红。铁红的釉色红中微泛黑、若红枣之皮，外观虽然没有高温铜红釉纯正鲜艳，却比铜红釉呈色稳定、易于掌握。但它需二次烧成，且色泽远不及铜红釉光亮华贵。
直到100多年后的清康熙朝，掌管景德镇御窑事务的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效仿明代宣德祭红宝石釉时烧出郎窑红，才结束了明中期以后铜红釉瓷的衰退局面。
郎窑红的产生
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而一些名贵品种的初来乍到往往非出“人算”，而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巧合及一些偶然因素造就，“郎窑红釉”便是这样诞生的。
不少专家认为，郎红釉的烧制难度在于得让窑内诸多不确定因素出现神奇的逆转。于是在300年前的康熙朝，人算的祭红（宝石红），阴差阳错地变成了郎红。“从配合、工艺、烧成等情况推测，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创造此种色釉，很有可能是仿明代祭红之宝石釉，只因釉料配合、釉层厚度及烧成温度控制不当，以致形成了另一种流动性甚大，具有大片裂纹、色调最为鲜艳的郎窑红釉，因它别具风格才不惜工本地大量制作，其中当有不少好的产品，因而更加获得了人们的赞赏，并称之为宝石红。”“种豆得瓜”，这就是郎窑红釉的由来。换言之，郎红是铜红釉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变种。
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亦明明白白地谈到郎窑红釉是“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
郎廷极的郎红釉是颜色釉瓷生产的一个里程碑，康熙晚期，由于郎窑红、豇豆红、胭脂红、珊瑚红等一批红釉新品种的诞生，从而使颜色釉瓷美不胜收。一时间，郎窑红、豇豆红、祭红、胭脂红、珊瑚红、祭蓝、天蓝、洒蓝、孔雀蓝、瓜皮绿、豆青、粉青、仿定白釉、乌金釉等各种色釉瓷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开创了颜色釉瓷绚烂多彩的新天地。在中国陶瓷史上，以工匠或督陶官的姓氏命名瓷釉的，郎红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郎红的特征
郎红在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烧成，是一种明亮鲜艳的深红色釉。它的外观特征非常明显，从实物上能清晰地看到如下几个特点：一、釉层清澈明快、透亮见地，局部处有雾气般的朦胧现象。二、釉色鲜红，犹如初凝的牛血，釉面上有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的流动性大，口沿部位的釉汁向下垂流，致瓶口釉薄处色泽浅淡、隐露胎色（呈一环不规整的淡青转浅红色的露白），即所谓“脱口”。器底近足处囤积有一周不过足的垂釉，釉厚，呈黑褐色，故郎窑红又有“郎不流”之称。三、器身釉面开有纵向长、横向短的交错纹片，纹片细长若牛毛、且紧贴胎体，故侧视釉表，并不见有明显纹裂，说明纹片开在釉内。四、釉内气泡极其细小、疏朗，釉汁中有肉眼可见的小白点，有些小白点还拖有垂直的丝条状长尾。五、底足内所施白釉莹亮泛青，内墙角釉厚处泛青绿色，这便是俗称的“苹果青底”或施“淡苹果青釉”。六、器里白釉坚致，但色泽与康熙通常的透明釉有别，而是呈炒米黄，且开有蝉翼般的无色细碎纹，即所谓“米汤釉”。
此件康熙郎窑红观音尊1989年余得自上海东华拍卖行，因当时无人竞争，以50元到手，只相当于那时瓷器店里现代三等品钧红价之半。18年来，余在文物市场居然没碰到一件红得相似或者因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三要点和“苹果青”“米汤釉”特征而能被称得上是“郎红”的器物。这件高24.2厘米的铜红釉瓶，胎体采用分段衔接，内腹的中上部显露出横向接胎痕。二层台圈足，足端平切，棱角略圆，此为郎红器最多见的足式，意在让流动性大的铜红釉在此打住，形成“垂足”。圈足的里、外墙均微泛火石红色。不管从造型、工艺，还是从胎釉上看，这件器物都带着明显的康熙瓷特征。而它的釉色猩红如初凝之牛血，这也是郎红器固有的特征。
但是，这件价廉物美的郎红瓷仍有让人抱憾之处，其口端的“灯草边”早已荡然无存，并露出了胎骨。原因何在？原来，表面上看，“郎窑红的口与足，也有与明代宣德红釉相似的那种‘灯草边’；不过，宣德时为自然形成的白口，而康熙时则是人为涂施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这是郎红同祭红的重大差异之一。而且，郎窑红“器口的粉白釉，由于釉质疏松，常造成口沿处的漏釉与破泡，又由于干裂的破泡孔内易于藏垢，而形成器口的片片黄斑”。所以，康熙郎红的这层极易藏污纳垢的“灯草边”时至今日能保持原貌者甚少。而那些流落于民间的郎红由于保存环境通常较差，其“灯草边”大多已很不雅观，有的则被打磨掉。鉴于此，“灯草边”的形态及模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区分郎红与祭红的依据，是鉴定时不可疏忽的一个重要细节。
祭红概况
祭红又称霁红，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系以铜为着色剂，经1220～1280℃左右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高温红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的红釉品种。为区别于明永、宣时期的红釉及康熙朝的郎窑红，后人习惯上称之为祭红或霁红。
祭红瓷的生产历来受到宫廷重视。永乐的红釉器多为盘或碗，在器内壁的釉下还往往模印有行龙，而器的内底则加刻云纹或者花卉纹。釉色多数艳丽而匀润，釉汁凝重，少数釉质不纯，伴有黑色小点或血丝状纹。
宣德时期的铜红釉殷红透亮，如红宝石般悦目，故被誉为“宝石红”，为宣德红釉的代表品种。宣德红釉的器里釉有红白两种，也有的于内壁的白釉下加刻云龙纹，因釉质肥厚，纹饰大多不够清晰。永乐、宣德红釉器的口边及底部都有一环白口，系高温下自然形成，俗称“灯草口”或“灯草边”。换言之，“灯草边”的成因在于：焙烧过程中，红釉因流动变薄，加上口部和底足胎釉交汇之处的釉汁原本就较薄，而铜分子在高温下又容易挥发和氧化，从而形成一条宽度约2～5毫米的白边。
康熙时期的祭红釉普遍泛浓红色，个别釉色较为浅淡，若桃花般粉红鲜丽，釉面平滑。有的祭红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
雍正时期祭红比康熙时更为成熟，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且色泽大多很均匀。釉面有平静和细橘皮皱纹两种，并以有橘皮皱纹现象的釉面为多见。
乾隆时期的祭红质量进一步稳定，釉面上之橘皮纹呈涟漪状小皱纹，釉色大多匀净。当时的生产量想必骤增，因为传世之祭红官窑器以乾隆瓷较多见，而进入拍卖市场的也数乾隆祭红最多。
此外，除御窑品，乾隆的民窑祭红瓷也开始多见了起来。说明祭红釉的制作民窑亦已掌握。乾隆时期的“陶户”中已出现不少精通“造霁红”的“专家”，有些祭红品的釉色和釉质可与官窑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窑还是属民窑的“官古户”，估计都高不了。因为受技术条件制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祭红的正品率依旧极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潘文锦于1985年发表的《浅谈名贵颜色釉的发展》一文，对于1954年至1955年间的景德镇中德（前东德）技术合作工作曾有过一番回顾。他讲道：“一年里，就把多种色釉的质量稳定提高了不少，如祭红的一级品率就由原来的0.5％提高到25％，其他品种的一级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豆青、天青、钧红等的成品率已由5％～10％提高到80％以上，另外并创制了蓝窑变、仿宋钧等新品种色釉。”从上文中的20世纪中叶祭红的0.5％一级品率，即每200件有1件为一级品，可推断18世纪祭红的一级品率（即官窑品）大抵不会太高，亦应是百十件里得一吧。
郎红瓷的烧造肯定比祭红更加艰难，康熙时的民谚“若要穷，烧郎红”便是证明。由此还可联想到，郎红瓷上的不落款实属不得已。否则，出窑一件砸一件，岂不是在诅咒皇上！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瓷器上可以大大咧咧地落上各式明代寄托款，却一律不准书写本朝年号款，内中奥妙大概就在于此。
郎红与祭红的外观差别
1、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清澈透明；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浓郁呈失透状。
2、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釉”，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
3、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按红色或黑褐色；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2毫米。
4、永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个大，大的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红的釉层内开大纹片，祭红无纹。
6、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纹现象偶尔会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橘釉现象，明代橘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皱纹则较乾隆大。
7、郎红的底足与器内，或呈米黄色，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而祭红的器内器外均无此特征。
另外，郎红釉的器型以瓶和尊为主，祭红釉习见壶、碗、盘、洗、钵、瓶（梅瓶和玉壶春瓶），器型上的这一差异在甄别时亦不能不察。
什么是瓷器火石红呢
瓷器的火石红，曾经被看作鉴定古瓷器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也以其自身特性为瓷器提供了古色古香的观赏价值。那什么是瓷器火石红呢？瓷器的火石红是单指一种色彩还是一种痕迹？它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首先需要明白瓷器火石红的定位，在瓷器鉴赏中，往往用肉眼即可辨别何为火石红，它在瓷器上的表现多为浅淡温润的红色，尤其是在明清及更古时期的瓷器上，火石红与瓷胎本身的青白相映成趣，不同于色料所呈现出的浓烈色泽，火山红更像一层附着，宛如女子皮肤上泛起的红晕，明显而不刺眼，十分自然，有古色古香的韵味，并且火石红除了鲜红色之外，还有一部分则表现出橘黄色，分布于不同色釉的瓷器之上，重在自然天成，并且瓷器年代愈久，火石红也就愈明显，因此它也被作为鉴定瓷器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瓷器为何会呈现火石红这样的现象呢？这就要说到火石红的成因。它并非来自某种特别的色釉，而是由于历史变迁，自然条件下，瓷器表面的铁元素就会因接触空气而逐渐氧化，如同生铁遇水所形成的铁锈，色偏暗红，这就是火石红形成的过程。而且火石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于铁元素的流动，往往积于瓷器底部，所以瓷器底部可见的火石红较为清晰，与胎釉相结合。
在当代瓷器收藏中，有一部分仿造瓷器为了打古董的旗号，会对瓷器进行做旧处理，火石红的加入是步骤之一。但相比较于自然形成的火石红，作伪的火石红瓷器往往流于呆板、生硬，随意加入的红色极为突兀，而没有真古瓷丰富的变化、流动的神韵。并且作伪火石红的色彩往往聚于一片，无法达到古瓷底部的自然融合程度，观之刺目。而老的瓷器火石红，温润深刻，甚至有深入釉面之感。只要多加对比分析，就能鉴别真伪瓷器火石红了。
总之，瓷器火石红是一种随着时间流逝而形成的一种瓷器表面铁元素的自然氧化，如果使用人工方式强加于瓷器之上，反而失去了其本真的美感。真古瓷所呈现的火石红多出现于瓷器底部，有流动之态，生动祥和，而作伪瓷则并无这样的韵味。
高古瓷器欣赏及拍卖成交价格参考：
1:元青釉六出葵口盘（肯里夫官窑盘），尺寸：直径13厘米，估价：RMB 12,000,000 ~ 15,000,000，成交价： RMB 32,775,000 ，成交时间：2019.06.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9春季拍卖会。
细观此盘，圈足露胎，呈褐黑色，胎质细密，口沿下及近足处有些许缩釉，亦可看到深黑色的胎骨，与老虎洞窑址出土残片特征甚为接近。器身通体内外满釉，釉色青灰，釉层凝厚温润，呈现出深浅两层开片现象，深邃幽远，浑然天成，这些无不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南宋官窑瓷器所呈现的特征相符。南宋官窑，尚有致精之品存世，为杭州两处窑址所不见，或因时人惜其珍，虽见残疵，亦不弃之；再或因其并非二窑所出，实另有精小御窑，奉旨承造，尽寥寥数年而已，故今人尚未得其真貌。如此众说云云，究其所以，仍未尽知。
宋代官窑制瓷工匠对器物形体、制作工艺、釉质釉色之讲究颇为苛刻，可谓用尽心机，产品几乎达到让人无可挑剔的完美境界，致使宋代官窑瓷器被后世视作青瓷中的典范。鉴于其非凡的影响力，自元代以来宋代官窑瓷器即不断被仿烧，仿品或只模仿釉色，或全方位模仿，鉴定时主要还应从造型、胎釉、制作工艺等方面寻其破绽。
2:南宋青白釉观音菩萨坐像，尺寸：高29.2厘米，估价：HKD 7,000,000 ~ 9,000,000，成交价： HKD 25,300,000 ，成交时间：2011.06.01，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春季拍卖会。
观音面相丰腴，宽额广颐，丹凤目，眉间饰白毫，直鼻小嘴，发髻高挽，豆戴宝珠花冠，花冠正中有一小化佛。青白釉袈裟自头顶披下，袒露出素白面部及胸前。胸前佩璎珞及丝带，塑造精细。此尊观音胎质坚致，洁白细腻，容貌圆润慈祥，秀丽柔美，为难得、珍罕的艺术精品。静观自在：——南宋青白釉观音坐像苏玫瑰——国际亚洲艺术部学术总监此尊观音雍容端凝，出自南宋景德镇窑，同类型的模制宗教塑像俱细腻传神，然而数量少如凤毛麟角。
3:南宋建窑兔毫茶盏，尺寸：12厘米，估价：HKD 400,000 ~ 600,000，成交价： HKD 5,840,000 ，成交时间：2016.04.06，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年春季拍卖会。
建窑黑釉茶盌之赏鉴，与日本茶道宗师与收藏家息息相关，在日本，宋代建窑茶盏广得崇敬爱慕，其日文名称「天目」也随之流传千里，成为现今通称此类黑釉器盏之名。古时，黑釉茶盏多藏于佛寺，用之奉茶以养身心，茶盌质朴素雅，合适作为供佛仪典之器。盏沿下一圈微敛，为持用方便而设，胎厚扎实，保茶汁温热而不烫手，釉黑润亮，托衬宋时点茶击拂茶水后，所得茶面细沫，白黑相映，瞬息美哉。点茶法保存于日本茶道传统，黑釉建盏则与浙江临安天目山渊源深远，天目山以高耸日本古松闻名，乾隆帝南巡亦曾造访，天目茶现仍驰名。宋时，日本僧人或许将天目盏与福建产茶一起带回本国寺院，传承至今依旧深受敬仰，数件已定为国宝文物。
4:南宋官窑鬲式炉，尺寸：宽11.4厘米，估价：HKD 2,200,000 ~ 2,800,000，成交价： HKD 4,660,000 ，成交时间：2018.05.30，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本炉造型少见，炉身呈瓜棱形，为仿照青铜鬲器而成。通体施厚润灰青色釉，米色大开片，底有六枚小支钉痕，排列成圆形，三足底部无釉，露出紫褐色胎土，为典型南宋官窑样式。
5:南宋龙泉窑双鱼纹折沿盘，尺寸：直径21.3厘米，估价：HKD 900,000 ~ 1,200,000，成交价： HKD 2,260,000 ，成交时间：2015.12.02，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年秋季拍卖会。
本盘釉质润泽，发色青翠，温润如玉，是龙泉青瓷中难得的佳品。盘底的模印双鱼在青釉的映衬下宛如两条游鱼追逐于碧波之间，栩栩如生。双鱼纹饰亦有「年年有余」及「鱼水和谐」等诸多吉祥寓意，象征家庭富足、夫妻和美。双鱼纹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在一些东汉的青铜洗中即可见到双鱼纹的例子。这一装饰主题最早被越窑引入瓷器当中，相关例子可见大维德爵士旧藏的一件西晋越窑青釉双鱼洗，著录于1998年大阪出版《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30页，图录编号1。在这些早期的例子中，双鱼往往呈左右对称排布，缺乏生气。至南宋龙泉窑，双鱼的排布被改成首尾相接，凭添了不少动感。
6:五代越窑皮囊壶，尺寸：高21.6厘米，估价：HKD 100,000 ~ 150,000，成交价： HKD 2,065,000 ，成交时间：2017.10.02，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7秋季五周年庆典拍卖会。
越窑青釉四系皮囊壶其造型为仿皮囊式，上扁，下略近圆形，盅形椭圆小口，壶颈短细，弧肩起凸棱，作皮囊缝合状。与皮囊式造型在功用上最为统一的设计是穿钮，左右两肩下各贴塑有两对穿钮，用以贯穿革带，携带背负。穿钮的两头与器腹粘合，恰到好处，毫无笨拙之感。器腹扁鼓，底部平，微内凹，矮圈足微微外撇。壶身刻有荷叶纹饰，刀法流畅娴熟，生动明快，实属难得。
7:北宋定窑白瓷刻双鱼纹碗、双鱼纹盘（两件），尺寸：碗直径21.5厘米；盘直径21.5厘米，估价：HKD 800,000 ~ 1,000,000，成交价： HKD 1,092,500 ，成交时间：2013.04.05，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3春季拍卖会。
以生产精细白瓷著称的定窑，为宋五大名窑之一，素来享誉盛名。其中，刻划花白瓷为主要产品，并以其优良质量广受后人喜爱。清宫旧藏中即有若干定窑刻划花白瓷器。此碗、盘即为定窑刻花白瓷器中的经典品类。碗、盘胎质精细，皆覆烧而成，故呈芒口。通体施白釉，圈足露胎。碗心及盘心刻双鱼纹为饰，两尾游鱼首尾相对，简洁传神。双鱼纹是宋定窑瓷器的经典纹饰，北京故宫清宫旧藏中有定窑大碗和小碗，其内即刻划双鱼纹，双鱼式样与本品类似，可资参考。
8:隋白釉深腹大杯（一对），尺寸：直径12厘米&11.6厘米，估价：HKD 1,000,000 ~ 1,500,000，成交价： HKD 1,711,000 ，成交时间：2019.03.31，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9春季拍卖会。
随着考古发掘、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发展，隋代陶瓷面貌愈加清晰，学界、市场对其的认知度大幅提升，尤其是隋代白瓷，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白瓷的开端且水平极高，「隋白」一词甚至成为收藏界的专有高级名词。隋朝存世仅三十余载，隋白瓷的烧造时间自然短暂，存世器物稀少，完整者则更为稀缺，但隋白瓷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器物本身。拍品为隋白深腹大杯一对，口径达12公分，比相对常见的口径9公分左右者显得硕大而不凡，又成对传世，品相基本完整，更是罕见。直口，尖圆唇，深腹，腹壁弧度不大，饼状小足，足壁斜下，足心稍凹，足际斜削一周，修坯规矩至极。胎质洁白，具粉质感，不施化妆土，罩透明釉。釉面均匀，杯心、胫部稍积釉，色显青绿，温润如玉，釉面满布细碎片纹。此类精细的隋白杯应为酒具，使用时可能配托盘，或为三足，或为高足，皆为皇家贵胄所享用，品级特别高。它们制作精湛，简约典雅，含蓄内敛，气质超凡，代表着中国白瓷的最高水平，称为登峰造极之作亦不为过。
9:元越窑青釉划花牡丹纹盖盒，尺寸：直径14.6厘米，估价：RMB 500,000 ~ 800,000，成交价： RMB 3,105,000 ，成交时间：2017.12.18，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季拍卖会。
此盒造型美观，盒呈扁圆形，子母口，直沿，底部满釉，中间内挖成圈足，内有六均匀分布的长条状支烧痕，可见胎色浅灰。通体内外满施釉，釉色青绿，釉层莹润，如玉清澈，积釉处呈湖绿色。盖面微鼓，边缘形成一道弦纹，盒盖又起三道弦纹，与最边沿处弦纹之间刻划有六朵流云纹。最内侧弦纹内剔刻并蒂牡丹两朵，花朵丰满富贵，枝叶舒卷婀娜，布局有致，繁而不乱。整器造型简洁，颇为雅致。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晚唐至北宋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的时期，技艺不断精进，达到顶峰，所烧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准。是当时的第一名窑，也称“秘色窑”。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瓯”，许浑“越瓯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本品满釉，釉层薄而匀，明显与唐代越窑不同。本品胎体轻薄，造型秀美，釉层透明莹润，剔刻精彩，堪称越窑粉盒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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