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瓷器鉴别。
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在清代属于皇室用品，制作工艺水平极佳，原材料的选择也都是上成品，据说乾隆皇帝本人也亲自过问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的制作，并且召集各路优秀工匠和画师进京制作，有时还会亲自设计图案、造型让工匠们制作，足以显示出乾隆皇帝对珐琅彩的重视和喜爱，因此，流传下来的珐琅彩瓷器较多，制作极为精美，造型好看，色泽鲜明，非常具有珍藏价值，下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有名的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的价值吧。
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介绍
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从名字上就可看出它是以人物绘画为主，其中也有山水和宫室、楼台作为点缀，绘画手法采用中国绘画的界画法，笔墨描绘精确工整，此外也汲取欧洲绘画的透视技巧，使得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看起来格调别致，景物动人。现存的珐琅彩瓷器大多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制造，瓶身除了人物、山水画之外，还用诗句点缀，并印有印章，将中国的诗、书、画、印巧妙地结合起来，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的拍卖价值
做工精美、保存完整的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十分罕见，市场上见到的真品极少，所以价格不菲，根据清代珐琅彩拍卖数据显示，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以1亿5千万港元的“天价”成交，创下清瓷在国际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所以，罕见的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的市场价值至少在1亿5千万港元以上。
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的收藏价值
一般来讲，清代珐琅彩器物造型以盘、碗、杯、瓶、壶为主，体型较小，盘和碗较多，而瓶现存的较少，特别是这种用宜兴紫砂陶胎外绘珐琅料彩的，更是少见，而且胎壁极薄，均匀规整，结合紧密，看起来洁白无瑕，十分精美，非常值得收藏家们的收藏和欣赏。
每一种珐琅彩瓷器都包含着不同的制作手法和绘画图案，其中蕴含的情景、意义都不同，只有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它的内涵和历史意义，才能真正了解珐琅彩瓷仕女图案花瓶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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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仕女图有什么特点
瓷器仕女图有什么特点。
瓷器仕女图是以瓷胎为载体绘图，因此配景的构图就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特殊因素。在构图时就特地利用瓷胎的形状来巧妙地分配配景的布局：器物大体为柱状体的瓶、筒之类的，在器体的一侧构图，另一面则题以诗词，这样画面既不满，又增加了欣赏的角度，显得更有品位；器物大体呈平面的像瓷板、盆之类的则基本上是整体构图，在边角处题字；在盆一类的器形上则利用盆底面构图，盆底边缘为自然的界限，构成窗之类的类似于园林建筑中的框景，而盆底多取为室内景色，而在盆底界外的盆壁部分就是窗外了，当然画的是庭院景，秉煌于甲午年创作的娇盆瓷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近代瓷器仕女图描绘最多的样式是蝶髻、钵盂头、大盘髻、蚌珠头、倾椎髻，还有少量的丫髻和民国时流行的烫发。
古代女子因受封建礼制的约束，一般讲究举止矜持，仪态优雅，动作有节、含蓄。同样近代时期的瓷器仕女图中，描绘的女子大多是温婉贤淑，举止优雅，行为端庄的淑女，那些女子走路莲步轻移，笑不露齿，甚至手除拿东西外都很少露在外面。
古代女子日常生活中的抚琴、对弈、读书、教子等活动，在近代时期的瓷器仕女图中都有所描绘。罗仲林在一件器盖上画一女子头枕书箧躺在一芭蕉叶上，书被扔出好远，满面愁容，器侧画一女子在窗前伸开双臂，似在伸展懒腰，又似在窗外发现了令她高兴的事而欢呼。余远生辛酉年作品中有一衣着华丽的女子双手握着锄头锄地，像这些场景中女子行为动作的描绘，可以说是对“中规中矩”礼仪要求的反抗。
在描绘现实生活题材的仕女图中，仕女图多与娃娃图相结合，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子图，虽然相夫也是古代女子的重要任务，却少见描绘女子与成年男子在一起的画面。这也许是“男女授受不亲”封建观念的影响。
北京最早的油画《桐荫仕女图》
油画，是公认的西方美术绘画品种，但它的本源，实出于亚洲。在阿富汗巴米扬山区的洞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创作于公元650年左右的油彩壁画，而西方将油与颜料结合，则是13世纪以后的事了。
油画从东方传到西方，再传回东方，在这个轮回中，北京地位独特。
1600年，利玛窦来京传教，为得到皇帝的批准，便将三幅个人作品进献给明神宗，它们是北京城最早的油画。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建了一个小经堂，这三幅作品便供奉于此。
明清两代，北京和广州是最吸引西方传教士的两个城市，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也带来了油画，遂使北京成了传播西方美术的桥头堡。
让利玛窦失望的是，明代皇帝对油画兴趣不大，直到清乾隆时，情况才得以改观，意大利人郎世宁、潘廷章，法国人王致诚等先后被聘为宫廷画师。乾隆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为纪念这一不世功勋，他让西洋画家们创作了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并在法国雕成铜板，印了200张，全部工程历时11年。看到成品后，乾隆大为满意，从此对西方绘画至为推崇，并要求从“包衣”(家奴)中，挑选聪明的小孩来跟传教士们学画。
据记载，这些学习西方油画的包衣子弟，有王幼学、丁观鹏、张为邦、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葛曙、永泰、王儒学、于世烈等，他们是中国最早学油画的人。
说到北京油画，不能不说郎世宁，他历仕康雍乾三朝，不仅会油画，还自学了中国画，他将中西技法融会一炉，加上门下弟子众多，甚至在宫中形成了“新画体”集团，成为东西美术交流的标志性人物。
不过，当时做宫廷画师也并不轻松，每天清晨就要从东华门寓所步行进皇宫，7点必须报到，然后上班画画，一直画到下午5点。房间方位不好，冬冷夏热，工作条件很差。郎世宁的作品当时影响不大，因为他的中国画是后学的，根基薄弱，笔力不足，当时的中国画家对他颇不以为然。
利玛窦当年的画作早已散佚，但郎世宁的作品仍有部分留存，至于国人自己的油画作品，应以《桐荫仕女图》最早，此画技巧笨拙，也未署名，应为西洋画师的弟子所做。以后郎世宁的弟子王幼学、丁观鹏等，都有一些作品传世，满族画家五德的纸本油彩山水画，是这一时期中国画家油画作品的代表。
国人真正接受油画，还是薛福成访欧，写了《巴黎观油画记》，此文传诵一时，加上后来康有为的大力，才使油画真正被大众所接受。
明清瓷器上仕女图的时代特点，如何通过仕女鉴别瓷器年代
中国瓷器上图案种类繁多，以人物和山水居多，而古代仕女图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之一，仕女图最早见于唐代长沙窑瓷器，其丰盈的肌肤与饱满的体态具有明显的唐代仕女的流行风格。宋元时期仕女图较为罕见，这与当时花鸟画盛有极大的关系。明清瓷器上仕女图的时代特点，如何通过仕女鉴别瓷器年代，概括明、清时期瓷器上仕女的主要特征，来给瓷器断代。
永乐官窑仕女图线条流畅，面目不是很清晰，比例较为合理，有深浅浓淡的笔触痕。
宣德官窑仕女图人物造型准确，线条利落流畅，艺术成就较高;宣德民窑仕女图构图疏密有致，笔法精练，绘法兼工带写，青料不及官窑浓郁。
明宣德 青花仕女庭院碗
天顺民窑仕女图头部浑圆，发鬓高挽，线条虽流畅，但造型不准。
成化官窑仕女图行笔流畅柔和，神态安祥，双勾填色浓淡相间。
弘治民窑仕女图造型洒脱，线条纤细，以勾勒渲染为主。
正德官窑仕女图构图满而不繁，双勾平涂之中有层次变化，衣纹随意洒脱。
嘉靖官窑仕女图绘工不精，仕女比例渐趋合理。
隆庆官窑仕女图多与婴戏组合，画风随意，线条古拙，人物身体修长。
万历官窑仕女图衬景大、主景小，画法不太讲究，人物比例不协调;万历民窑仕女图构图繁缛，缺乏章法，人物造型不准。
天启民窑仕女图人物造型不准，线条亦不流畅。
崇祯仕女图构图疏朗，造型准确，画工细腻，衣衫有梅花状点缀。
顺治仕女图构图简洁，布局疏朗，以庭园秋草为装饰。
康熙仕女图构图较满，主题鲜明，人物高大，形态逼真。
清康熙 青花庭园仕女图盌
雍正官窑仕女图身材和面部修长，背景工整清晰，景物较少，人物比例合理;雍正民窑仕女图多着汉装，面容姣好，线条流畅，色彩不及官窑柔和。
清雍正 仿永乐青花仕女游园图大碗
乾隆官窑仕女图绘工精细，层次清晰，画法多受西洋文化影响， 立体感较强;乾隆民窑仕女图构图繁縟，画面单调，人物造型刻板，有失准确。
嘉庆官窑仕女图承袭前朝风格，但布局不合理，画法呆板，层次感不强;嘉庆民窑仕女图画工粗糙，线条混乱，色彩浓艳。
道光官窑仕女图构图合理，绘工较为精湛，但色彩艳俗;道光民窑仕女图造型不准，神情呆滞。
同治民窑很少出精品，仕女图头部明显较长，前额高而无头发。
光绪民窑仕女图头部较圆，绘工较为精细。
简单的说了一下明清瓷器上仕女图特点，也不知道准不准，就是觉得比较全，分享给瓷器藏友。
康熙瓷器上的仕女图：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仕女画，或称“美人画”，画家在画中对“美”进行定义和寄托，在画中塑造心仪的“美”。若要讨论起美人图来，中国历代绘画作品中不乏经典，如唐代周昉的《挥扇仕女图》，明代唐寅的《吹箫图》《画班姬团扇图》，清代焦秉贞、冷枚的仕女图册等等。
但是从纸墨上跳脱到瓷器绘画上的美人，则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盛行，且世人皆称康熙时期为最美。清末《陶雅》称：“瓷器最重画工，雍正以花卉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尤以画美人之瓶罐，不能见重于后世。”明末清初版画的盛行对康熙五彩仕女瓷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发展相伴的世俗文化在明末清初达到顶峰，加上成熟的印刷业，各类小说、戏曲等书籍极普及。为了增加书籍的趣味性，以及有助于书籍内容的市场营销和推广，当时的版画和插图几乎涵盖了所有书籍内容。不少名画家也参与雕版绘画的创作，如唐寅为《西厢记》作插图，陈洪绶为《离骚》《水浒传》插图，可以想象，原本已经很盛行的版画书籍加上名画家的加持之后，备受欢迎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爱情故事向来比例很重，这些故事主人公往往以士人为中心，与佳人展开浪漫叙说，因此版画插图中，表现女性仕女生活的比例相对的也很大。而这些版画和插图，拓展了康熙瓷器上绘画的题材，为景德镇画工提供了丰富的设计来源。
当异彩纷呈的版画被引入瓷器绘画后，景德镇画匠偏于一隅的视野被完全打开，临摹故事插图到瓷器上更加用心。他们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葫芦画瓢，而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为画片增加细节，渲染上各种颜色，使故事人物和画面更加形象。当把表现情节的插图画上瓷器后，原先在书中需要翻页才能“偶遇”的故事场景，变成了经常性的举目可见的立体瓷面的展示，那么原先的人物也从仅可平面欣赏中的书中走出，独立的来到了生活空间中。
当那些细腻的描写香闺动静的版画被用于康熙五彩瓷器之中，纸墨的黑白被颜色填补，配上了淡雅柔和的五彩色调，才子佳人故事更加动人。
这件清康熙五彩《鸳鸯绦》故事图棒槌瓶，瓶身通景绘五彩仕女胡舞图，画面正中身着红衣碧带之仕女于云纹方毯上翩翩起舞，似舞腾跃于云气之中，正对着画屏前的紫衣贵妇则乐在其中，执手称绝；画屏一侧设有圆脚方桌，上呈文房酒盅，另有8位仕女各执乐器伴奏四周，姿态各异，刻画入微。颈部又绘五彩山水高士，闲云野逸，刚柔并举，文气十足，充分反映了明末清初士人之情节与品味。
此故事典出晚明阳羡海林道人著传奇《鸳鸯绦》中的一个场景，胡平接圣旨出任兵马元帅前往塞北征伐，胡府义女张淑儿为胡氏夫妇舞蹈送行，譬如今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年间刻本《鸳鸯绦》，刻中版画二十二副，张淑儿画堂起舞即为其之一，构图相近可兹参证。此故事流传甚广，虽不过是秀才落难，美人相救，私订终身，一举成名，姻缘相合的老套，但叙情紧凑，扣人心弦，杨、张二人坚贞不二、用情致深，观者无不动容赞叹。张淑儿于方毯上旋舞，是这组《鸳鸯绦》画意作品的最显著特征，然毯上旋舞的形式源于西域传来之胡旋舞，中原本无，张淑儿在此作胡舞当是庆送男主人应征边疆之佐证。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今宵剩把银釭照，相逢犹恐是梦中。”这首淡淡的鹧鸪天，正好配上这出《鸳鸯绦》中彩袖翩跹的张淑儿。康熙绘笔被誉为独步本朝，其精彩之处不只是在著名的刀马人之间，在这幅声色并茂的家宴图里，充分体现了康熙五彩刚柔并重的艺术魅力。细致入微，层次分明的衣袍，敷染精致准确，需细心体会观察。艺术的讲究，在于无微不至的细节当中。
康熙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生产真正做到了“官搭民烧”，这为瓷器画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创作环境。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将御器委托好的民窑烧造，同时烧造经费、原料成本却都按项提供。彼时的陶工是按工计价，官方可以凭借自身的特权，以优惠的待遇争取技术更好的匠人，这样一来，御窑与民窑彼此合作与竞争，同时又共享技术和原料，对彼此的设计式样来源也产生了互惠效应。总体来说，在当时御窑的生产中，一定程度上吸收民间艺术自由活泼的风气，瓷器上也开始大量出现一些生活气息浓厚的画面；另一方面，官搭民烧使官窑技术配方几乎完全公开，优质的制瓷原料、精湛的制瓷工艺都毫无障碍的进入民窑，极大地提高了瓷器绘画的艺术表现力。
▌我见汝亦怜的康熙“大头女”
传统认为，中国绘画通常以“山水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鸟竹石又次之，走兽虫鱼又其下也。”但对于瓷器绘画，人物题材却是最难表现的，因而又有“瓷品之画，以绘人为上，绘兽次之，花卉山水又次之。”
在瓷器上装饰绘画，首要的难题是线条。
为了追求细劲有力的笔墨线条效果，景德镇陶工费尽心机：明初时候利用矾红细线勾勒龙纹，成化斗彩用釉下青花勾勒线条，再用釉上彩填补颜色……
丰富的色彩也很重要。早在成化时就出现了黄、绿、红、紫等诸多釉上色。黑色釉上彩较晚，是直至嘉靖隆庆之后才出现的，技术却不成熟，烧成后极易脱落。康熙时期的釉上彩经过技术改良，把调和珠明料的胶水换成了乳香油之后，釉上黑彩线条完全能达到绘画中的黑白分明，如纸上勾勒一样的效果。至此，因釉上蓝彩和釉上黑彩的加入，康熙瓷器的笔墨线条表现技艺才臻于完备。
纯洁无瑕的洁白釉面上，黑色釉上彩的线条勾勒加强了人物的刻画。在康熙五彩仕女图装饰的瓷器上，常见黑彩勾勒眉目，使面目清晰，而美人两颊又往往晕以淡赭，更加妩媚，颇为妖娆。人物衣纹的线条有了黑彩的勾勒，衣褶更加清晰流畅，飘逸婉转的线条突出了女性的阴柔之美，曲线感十足，亭亭玉立，同时也展现了女性的高贵气质。
除了用来勾勒人物，景德镇窑工还擅长运用坚韧均匀的线条来表述故事画面，屋舍栏杆的线条刚挺笔直，人物衣衫流畅圆转，山石树干的轮廓，又有锐利的方折线角，线条随着物体或短或长，或粗或细，顿挫变化也很明显。大量密集的短线则用于表现山石、树木的明暗层次，古树的蜿蜒曲折、参差不齐的树干。
釉上蓝彩的加入使仕女人物的填色更加多样丰富。这种带翠的湛蓝色，与传统的古朴色泽不同，更加透亮雅致，相对的更加具有表现力和视觉张力，在图案设计中稍加应用，整幅画面即刻显得俏皮可爱。
在仕女图中，往往以蓝彩对衣着裙袂着色，使人物更加年轻绚丽烂漫。树木中点的聚集，花草茎脉和枝条的填充，山石纹理的平涂等等细节之中，均可看到釉上蓝彩的表现。釉上蓝彩的烧成温度远低于釉下彩，减少了高温窑火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控制色料的色彩表现，从而使画工对画面有了更多的掌控。釉上蓝彩的加入使得康熙五彩色系增加，其成色变化比起釉下青花的色彩要丰富得多，并且画面的色调也因釉上蓝彩而显得更为和谐。大英博物馆藏一对题材手法一致的五彩仕女图盘，描绘的就是小园洞石中悠然自得的单身仕女。
表达仕女生活主题的康熙五彩瓷器，尤其动人的是传达的情感、趣味和自由的氛围。她们的引人注目，不是在于她们的衣裳和首饰，却是每个个体自由自在的个性和风采。不论单个仕女为主的瓷器，还是多个仕女，都不作写实性的描摹，而是抓住其主要特征，大胆的提炼概括，舍弃烦琐部分，简洁、明确，概括，夸张。由于色料的平涂，使得五彩人物装饰效果更具对比性，情绪张力也更饱满，比起版画或者书画里，瓷器上的仕女更具有生命力。如同样是表现仕女的深闺幽怨和柔弱之美，故宫博物院藏焦秉贞作的《历代贤后图册》，其线条工整，设色精美，画中女子也是一律削肩，弱不禁风。但一与瓷器上的同样题材的仕女对比，却稍显逊色。
康熙瓷器上的仕女虽没有画家那样工整严谨，但窑工笔下的她们显然更楚楚可怜。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中一件清康熙五彩美人带子图盘，盘中一女子清瘦削肩，衣裙随风摇曳，眉目清秀间流露着丝丝闺怨之情，体态轻盈中显露出病弱之身，头上高高的发髻，越发显得摇摇欲坠，完全一副“倚风娇无力”的样子，惹人怜爱，你似乎就要冲过去扶住她了。
康熙瓷器上单个仕女形象姿态或行，或坐，神态或者苦闷愁怨，或者若有所思，或眉眼含笑，尤其是她们夸张不准确的身体比例，都体现了一种特殊的趣味。
她们的头部都明显比身子更大，违反常规，有些甚至头部占了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但这却丝毫不减少她们的文雅恬静、天真烂漫。清康熙五彩仕女图浅盘，画匠用轻淡细秀的线条，描绘出一个可爱天真的大家闺秀，她蓝褂黄裙，腰间配一绿色腰带和轻软围裙，正在慵懒地伸着懒腰，桌上摆着或许已经读完的一摞书卷，她衣裳朴素，首饰更是简单随性，少女放松的身体形态和眉眼之间的浅笑，都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她，体会苦读之后的愉悦。
违反常规的身体比例也是康熙瓷器仕女独有的特点。
康熙时期的五彩仕女人物素有“顶天立地”之说，她们的头往往画的很大，明显比身子大，比例失调，几乎占据整个画面， 但夸张不准确的身体比例，反而更添活泼洒脱、淳朴可爱之意，毫无矫揉造作，更无柔弱无力之感。
欧美博物馆中藏有许多康熙时期的“大头女”作品，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美国等各大博物馆皆由此类藏品。17世纪荷兰与中国的瓷器贸易随着景德镇制瓷业的恢复而进入黄金时期，故康熙五彩瓷器在荷兰的收藏也相对最为丰富，更衍生出专有的名词用来形容康熙瓷器上的仕女 ：lange lijs（荷兰语，意为苗条女子）。
纵观康熙瓷器的仕女纹饰，不难发现所绘人物都呈动态感，以不同的精神、动作、肢体语言来反映仕女个性，非常具有生活情态。
康熙五彩仕女图瓶，描绘一群闺阁女子，在进行文人雅集式的聚会，吟咏诗文、谈论学问、赏玩书画、对弈消遣。此瓶画面人物众多，主要通过分组描绘不同的雅集内容。欣赏卷轴山水的三个仕女为一组，左右二人拉开卷轴，中间那位正细细认真的鉴赏，似乎正要吐露她的独到见解。对弈的也是三人一组，两仕女正跃跃欲试，马上开盘，中间的仕女则是一副事不关己，欲看好戏开场的淡定神情；庭院里另一角落，两仕女正准备研墨作诗或画，一仕女若有所思，正在揣摩如何下笔，另一仕女笑吟吟的搬来一摞藏书赶来救场；微风袭来，暗香浮动，仕女在轻轻抚弄琴弦，一旁另有佳人轻轻打着节奏。虽说画面人物众多，但颜色搭配上追求色泽上的纯粹，淡而能深沉，浓而能古厚，色泽上的纯粹，不需要绘料之间相互调配，不允许画面上有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色彩。色彩呈现出来的纯粹的美，对比强烈又晴朗单纯，有强烈的节奏却不失和谐，刻画的人物虽多，但却能多而不乱，艳却不燥，呈现出一种静谧的清韵。
女性穿戎装、骑马战斗等形象也频频出现在康熙瓷器绘画中。康熙五彩仕女骑马图对盘，正展现了这个时期女性刚柔并济的形象特征。图中描绘了一群充满朝气、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身披战袍，手持弓箭，在空旷的庭院内策马扬鞭、互相追逐、相互较量的阵型。从构图上来说，景色的大小，主次相衬增加了视觉的新鲜感，空间分布极其紧凑，在密不透风处再来一个密不透风，紧之又紧，密之又密，挤之又挤，似乎你也被带着，随着姑娘们一起奔腾，院子里再也容不下另一匹马，但在门口的地方突然又空了起来，空间的留白给了霎时间的停顿，吸引着台上台下和观者的视线，扣人心弦。笔线均匀有力地勾画纹饰的人物的线条轮廓、裙衫的衣褶，而五彩更是不分浓淡的敷以各种色调，从笔线到色彩，整体统一在一个基调之中，美人飘飘然有凌云之气，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这幅画面似乎带有音乐节奏，奔跑的马蹄、姑娘间的喝叫、观众的喝彩，饱满喧闹，身为观者，却可以透过画面进入他们的时空，感受康熙朝的某个狂欢的一刻。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许之衡在评论清朝瓷器绘画时，认为“清康熙，专以名工制瓷器，名工绘画，殆纯属于美术范围，而高穆浑雅之气，犹未尽掩入。雍正则专以佚丽胜矣，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而古朴浑厚之致，荡然无存……”。陈浏曾评价：“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
康熙瓷器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仅仅是指此时制瓷技术的造诣，更是康熙瓷器所具有的艺术价值。自由社会环境下，使窑工的创造更加自信，也使得图案更加有精神。大量出现的图片素材和完善的釉上彩技术，使瓷器画匠能够充分地发挥，刚劲有力的长短线结合，平涂的设色，使画面比书本里的插图更为引人入胜。而且，五彩的表现手法和风格都极有利于仕女图的绘制，既可以将版画中的人物形象生动的再现，又可以赋予画工自己想象的色彩，具有极强的观赏性。
雍正时期，清廷加强了对景德镇御窑厂的控制，强调“内廷恭造之式”，从选料到画样设计都参与的雍正皇帝，使景德镇的画工渐渐失去了创作的活力，瓷器虽然绘制得极为文雅工整，但却失去了康熙一朝绘画的刚健奔放自由的气度。
在宫廷的影响和皇权控制之下，康熙以后的仕女瓷器大头比例的仕女已经不复存在。《活计清档》中记载，雍正四年（1726）正月二十六日，太监杜寿交来美人画一张，雍正看过后评论：“ 美人头大了，另改画，下颏、肩膀俱要衬合着头画。”后期随着西洋画师的加入和西洋画法的传播，人物比例是越来越准确，各种阴影透视技巧，随着珐琅彩、粉彩技术的发展，瓷器上也更多采用更为柔和的粉彩来绘色，但对比其康熙朝的美人瓷器来，却少了些味道。雍正的女人们确实柔美，但却不再活泼明朗。
康熙瓷器上那些美人，与那些纸墨上的美人不同，与古往今来的仕女都不同，夸张提炼的情绪和身体姿态使得她们比书本和绘画更加有活力，她们的美不是画家刻画下的多么细腻写实的形象，不是身着多么华丽无比的首饰衣裳，而是在窑工笔下，她们更真实，更夸张的情绪表达。原本的幽怨情绪，瓷器上的仕女更幽怨，原本的追逐打闹，瓷器上更加疯狂和真实。带着时代背景，有自由奔放的气质，康熙瓷器上的美人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她们抗拒了时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几乎就要天长地久。
为什么珐琅彩瓷器有那么高的收藏价值
清瓷中有两种瓷器颇具盛名，一为粉彩，二为珐琅彩。尤其是珐琅彩瓷器，在收藏界是传奇之物，在拍卖场上往往能搏出百万高价，可以说是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了。那为什么珐琅彩瓷器有那么高的收藏价值呢？它究竟好在何处呢？
首先，珐琅彩瓷器的技艺就十分先进，在清朝康熙时期就已经能够使用金属组合部分矿物质来为瓷器着色了，与前朝相比，更考验工匠的经验与手艺，也更具有现代的科学性。所以清康乾时期所出的珐琅彩不仅色泽鲜亮、稳定，而且达到了几乎完美的仿铜胎的效果，创造出新的珐琅装饰效果，其后的仿品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准，所以其收藏价值颇高。
同时，珐琅彩瓷器的收藏价值，也与它的烧造难度息息相关。众所周知，釉上彩的烧制难度是极高的，而珐琅彩作为釉上彩的代表，更是从瓷胎到烧造完成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挑战。首先是珐琅彩瓷器的瓷胎要求就极高，必须是光洁、素净、厚薄适中的素胎，一般来说是从景德镇窑选出一批优质瓷胎送到京城，再由宫廷的内务府由经验老道的工匠师傅进行瓷胎的绘制、加工，最后再进行低温的复烧，不仅工序复杂，而且成品率低，所以其价值才居高不下。
当然，烧造的高难度也导致了珐琅彩瓷器的传世数量少，“物以稀为贵”；而釉上彩烧造的高成本也使得后世虽有仿品，水平差异却很明显，珐琅彩瓷器的总体存世量仍然很少；同时虽少却精，釉上彩瓷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画面立体感极强，表面有凹凸感，又因为珐琅彩瓷器成色自然、鲜明，与表面凹凸感结合起来更显得整体瓷器端庄、华丽、有雍容夺目之感又不落俗套，所以观赏性强，为清代宫廷所垄断。
总之，珐琅彩瓷器的价值如此之高是有很多原因的，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其技艺高超，成色鲜丽稳定；二是烧造釉上彩瓷器的难度高，尤其是珐琅彩瓷器，因为是上贡品，精益求精，烧造成本高；三是珐琅彩瓷器的传世数量少，“少而精”，瓷器端庄而华丽，观赏性强、宫廷御用。三点结合起来，也难怪珐琅彩瓷器具有那么高的收藏价值呢！
珐琅彩瓷器
珐琅彩俗称洋色，珐琅彩最早发明于1446年法国的边陲小镇佛朗德斯(Flanders)，到清朝康熙年间，由法国罗丹家族传人皮尔斯·罗丹传到中国，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备受推崇，制作的珐琅彩器物也非常多，当时宫中珐琅器物上的绘画工作多由画院人士兼任，以国画格调工笔绘制，纹饰有人物、花鸟、风景、建筑等，因此珐琅彩的风格兼具西洋与传统于一体。
珐琅彩，瓷器装饰手法之一，源于画珐琅技法。使用珐琅彩装饰手法的瓷器也常简称为珐琅彩。始创于清代康熙晚期。至雍正时，珐琅彩得到进一步发展。珐琅彩吸取了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新的釉上彩瓷，亦称“瓷胎画珐琅”。雍容华贵的珐琅彩问世，虽与“康熙盛世”有关，但与雍正的关系更为重要。雍正登基后，对社会进行了一番改革，大大提高了景德镇制瓷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且雍正酷爱精美绝伦的瓷器，经常对宫廷瓷器加以评价，亲自过问，并派得力的官员去管理瓷业生产。康熙、雍正年制作珐琅彩时，先在景德镇官窑中选出最好的原料烧制成素胎送至宫廷，由宫廷画师加彩后在宫中第二次入低温炉烘烤而成。
珐琅彩是中国瓷器生产工艺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产物，堪称中国古代彩绘瓷器中的佼佼者。它是在清代康熙晚期按照康熙皇帝的授意，将从欧洲传人的金属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釉上彩瓷新品种，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量最大，乾隆以后即少有制作。
珐琅彩的制作工艺非常考究，成本高，产量低，属于专供皇帝和皇后玩赏的艺术珍品。所用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彩绘和烧成则由宫廷画家同专门的技术人员在清宫造办处和圆明园造办处内完成4几乎都是适合把玩的小件器物，不见大器。珐琅彩的烧造受到宫廷的极严格控制，致使珐琅彩成为清代瓷器中最为名贵的品种。
珐琅彩在所有瓷器中出身最为高贵。在珐琅彩诞生之前，明清两代的宫廷用瓷，全部由景德镇烧造后运至北京。唯有珐琅彩，是在景德镇先挑选最为优质的素器，运到清朝的宫廷造办处，再由宫廷画师绘画后进行第二次烧造。所以说，精美的珐琅彩瓷的创造和发展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对瓷器的独特爱好有着直接关系。
珐琅彩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在康乾时期，是当时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过去俗称“古月轩”瓷器，但至于为什么叫“古月轩”，至今尚无定论。因为它这种尊贵的身份，每次在拍卖会出现，都是众人目光的焦点。
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用于犒赏功臣。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其为康熙帝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珐琅彩盛于雍正、乾隆时，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珐琅彩瓷创烧于康熙晚期，雍正、乾隆时盛行。清代后期仍有少量烧制，但烧造场所已不在清宫中而移至景德镇。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康熙朝珐琅彩瓷器多以蓝、黄、紫红、松石绿等色为地，以各色珐琅料描绘各种花卉纹，其色彩、绘画、款式皆同于当时的铜胎画珐琅器。
康熙时期（康熙画珐琅介绍），珐琅彩才传入中国，俗称洋色，所制瓷器大多为盘、碗、杯、壶等小件器物，且多为色地，即在素胎上以红、黄、蓝、绿等色釉作地，然后彩绘花卉图案。
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相比康熙时期，制作工艺和技术都有进步，并且当时清朝造办处已能成功生产国产珐琅料，珐琅料不管从颜色还是品种，比康熙时期都丰富很多。所用素胎依然是景德镇御窑厂选送精品，有时也直接利用宫中的脱胎填白瓷器，以白地彩绘。
彩绘图案也比之前丰富了很多，器内器外，从花鸟竹石到山水人物一应俱全，并配有与画意相应的题诗，成为将诗、书、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品，瓷器风格也更趋优雅。雍正皇帝在位虽然只有十一年，而且珐琅彩瓷器存世量相对康乾时期要少得多，但是不乏珐琅彩精品。
及至乾隆时期，珐琅彩瓷的绘画题材更加广泛。珐琅彩瓷绘画除继续沿袭雍正时期的风格，还模仿西洋画意，画面人物题材增多。乾隆皇帝才华横溢，兴趣广泛，本就是一大古玩家，此时无论瓷器、玉器，还是漆器、木器、景泰蓝等等，都有很大发展。珐琅彩瓷器的制作技术也更臻于完美。
故宫收藏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器
元末明初
元末明初的掐丝珐琅器釉质细腻洁净，表面晶莹若水晶，红、蓝、紫、草绿等色珐琅鲜艳醒目。此时期图案多为缠枝莲花纹，花朵硕大，枝叶肥厚舒展，布局疏朗大方，间衬以或仰或俯的小花苞。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环尊
元，高71cm，口径36.3cm，底径23.1cm。
此尊以元代珐琅罐为腹，后配颈、耳、环、足等部位，拼接改制成器。腹部釉色鲜艳明快，尤其是墨绿和紫色格外晶莹亮泽，为明以后各朝所不见。后配部分釉色、质地及纹饰风格皆远逊于腹部。底有凸起的镀金双龙纹环抱“大明景泰年制”款。
掐丝珐琅鼎式炉
元，通高28.4cm，口径17.1cm。
此炉仿古鼎式。釉色艳丽，釉质晶莹细润，具元代珐琅特征。通体虽釉色协调，但衔接处有明显的拼接痕迹，应为后改器。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
元，通高13.9cm，口径16cm，足径13.5cm。
此炉造型端庄敦厚，珐琅色泽鲜艳高雅，是元代珐琅工艺的代表作。炉之铜镀金双象首耳、錾花炉胆、圈足，均为后朝加配，是一件后改器。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龙耳瓶
元，高36.8cm，口径10.7cm，足径12.9cm。
此瓶珐琅釉色丰富，透明度强，尤其是晶莹的绿釉宛如翠玉。瓶体上腹与颈衔接处因口径不合而采用了加套凸起的莲瓣纹之法，加套之莲纹釉色同整体晶莹亮泽的釉料有别，腹部的弦纹也是为契合上腹与下腹的衔接而加，可见此瓶之颈、上腹、下腹三部分是由几件元代旧器的局部拼接而成。其颈部两侧嵌饰的镀金飞龙双耳既可遮掩拼接的痕迹，又使整器光辉夺目。瓶底景泰款识应为改器时加刻。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梅瓶
明初，高21cm，口径4cm，足径5.5cm。
此瓶造型端庄，釉色纯正，有玻璃质感。其工艺精致细腻，花叶纹饰用晕染渗透手法，以表现枝叶由绿而枯黄的细节。肩部弦纹上下衔接处花纹明显有损，釉色深浅亦有别，显然是以两件旧器仿瓷器梅瓶之造型重新组合而成。瓶底镀金，镌 “景泰年制”款。此瓶为明初御用监之代表作。
掐丝珐琅花卉纹玉壶春瓶
明初，高27.1cm，口径7.4cm，足径9cm。
此瓶端庄优美，釉色明艳，打磨细腻光亮，小朵花饰星罗棋布，繁而不乱，堪称明初御用监所造掐丝珐琅的精品。瓶肩部的兽耳和口、足均为后配，景泰款识亦为后刻。
明宣德
目前所见掐丝珐琅实物中时代款识最早者即为宣德款制品。
宣德时期的掐丝珐琅器珐琅色泽纯正、浓郁、沉着，表面光泽温润，但与元代珐琅相比，水晶般的透明效果已失。缠枝莲花纹仍然为主要的装饰题材，且沿袭元代风格，以单线勾勒枝蔓，花叶硕大饱满。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出戟觚
明宣德，高28.4cm，口径16.4cm，足径9.6cm。
此觚端庄大方，釉色鲜明，镀金厚重，是宣德珐琅器之精品。惟出戟和底足为后配。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直颈瓶
明宣德，高22cm，口径2.9cm，足径9cm。
此瓶造型秀丽，纹饰活泼，色彩纯正。底镀金，阴刻双线“宣德年制”楷书款。
掐丝珐琅狮纹双陆棋盘
明宣德，通高15.7cm，长53.3cm，宽33cm。
此器造型规整，纹饰新颖，尤其是盘内锦地上的七狮对舞戏球纹样生动活泼，此种罕见于明早期的珐琅纹样，显示出珐琅工艺的新发展。
掐丝珐琅花卉纹盏托
明宣德，高1.3cm，口径19.2cm，足径15cm。
此盏托釉色丰富，色彩纯正，缠枝四季花卉等纹饰掐丝活泼流畅，繁密而有章法。
明中期
明代中期（15世纪中期-16世纪初），铜胎掐丝珐琅器的制作在花叶纹饰和珐琅质地上都产生了一些新变化。缠枝莲纹之外，海马纹、狮戏球纹、花鸟纹等也颇为流行。掐丝线条愈加纤细，图案布局亦显繁密。作品大多表面光泽度低或不具备光泽，砂眼增加，反映出珐琅质量的下降。
铜胎掐丝珐琅狮戏球海马纹碗
明中期，高10cm，口径22.2cm，足径9.1cm。
明中期以后，掐丝珐琅器的图案装饰日趋丰富多样。缠枝莲花纹虽仍是主要装饰，各种瑞兽纹样也普遍出现，布局日渐繁缛。此碗内外壁均以动物为主题纹饰，是明中期烧制较为成功的一件掐丝珐琅器。其足内为景泰款识。
掐丝珐琅八狮纹尊
明中期，高28.7cm，口径21.4cm，足距15.6cm。
此尊为后改之器，拼接处焊接痕迹明显，上为原器，腹接一碗，加足扣合而成。上下釉色差别明显，底镌景泰款。此器曾被溥仪携出宫外，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后为故宫收回。
掐丝珐琅花鸟纹方尊
明中期，通高63.3cm，口径17.6×17.3cm，腹径30.1×29.7cm，足径22×22.2cm。
此尊纹饰题材丰富，而布局略显松散，掐丝线条粗细不甚均匀，釉色已无明早期珐琅釉那种温润的光泽。
掐丝珐琅狮戏球纹藏草瓶
明中期，高20cm，口径7.5cm，足径8.2cm。
此瓶口、颈、身各部分的珐琅釉色不尽相同，为后拼改之器。瓶腹狮戏球纹掐丝熟练，珐琅色彩浓郁，但缺少明早期晶莹透亮的特点。底刻景泰年款。藏草瓶是藏传佛教所用的供器，这类器物反映了明皇室崇奉喇嘛教并与西藏地方保持着密切关系。
明晚期
16世纪中期以后，我国的掐丝珐琅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以明万历时期（1573-1619年）的作品为代表。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仿生”造型掐丝珐琅器的制造；珐琅颜色品种的增加和运用；各种吉祥图案和宗教题材的流行。此外，这一时期掐丝珐琅器的花纹装饰更盛行双线勾勒技法。
掐丝珐琅龙鹤纹盘
明嘉靖，高5.1cm，口径24.2cm，足径16cm。
此盘的原出土资料不备，虽大部分釉色、金色已被腐蚀，但此器是国内唯一一件有明确嘉靖款的金属胎掐丝珐琅标准器，弥足珍贵。
掐丝珐琅甪端
明万历，通高36.5cm。
甪端是我国古代传说中一种神异的瑞兽，日行一万八千里，通晓四夷语言。如皇帝是圣明之君，甪端方捧书而至，护卫于侧，所以工艺品之甪端常被设置在宝座两旁。此器亦可用作香炉，其头下有一钮，可使头部转动开启，内置熏香。头内有阴刻双线横行楷书“大明万历年造”六字款。
掐丝珐琅八宝纹长方熏炉
明万历，通耳高9.1cm，盖面26.8×14.4cm，底面25.5×13.2cm。
长方形熏炉并不多见，此炉又以白色珐琅为地色，八宝纹、卍字等为主要纹饰，反映出明万历年间掐丝珐琅工艺的风格特征。器底款的形式及装饰纹样具有万历时期掐丝珐琅器标准的款识特征。
掐丝珐琅龙戏珠纹盘
明万历，高8cm，口径51.8cm，足径31.8cm。
此盘体形硕大，掐丝工艺娴熟，纹饰优美，工艺精湛。其刻景泰款的镀金片下有原器的万历款。此盘是明万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掐丝珐琅作品。
掐丝珐琅鸳鸯式香熏
明晚期，高20cm，长17.3cm。
此器造型优美，鸳鸯体态轻盈，背上有钱形盖，中心为方孔。动物造型的珐琅器出现于明代晚期，但鸳鸯形器也不多见。
掐丝珐琅福寿康宁盒
明晚期，通高10cm，口径16cm，足径11.4cm。
此盒纹饰有松、竹、梅、勾莲、灵芝及杂宝纹等等。以吉祥文字为珐琅器的装饰内容最初出现于明嘉靖年间，同时期的瓷器、漆器中亦开始流行此种装饰题材。
清早期
清康熙朝的珐琅器可以代表清早期掐丝珐琅工艺的发展状况，是清代珐琅器生产承前启后的时期。康熙初期主要以遗存于宫内的明代御用监制造的掐丝珐琅器为样板制造珐琅作品，经过不断的实践与积累经验，所成器物的珐琅色彩纯正、表面光洁、掐丝细而规整，直接影响着后世珐琅工艺的发展。康熙十九年（1681年）以后，随着珐琅作的设置，御用掐丝珐琅器开始了大规模和规范化的生产。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球形香熏
清康熙，直径16.2cm。
此香熏系仿明早期的珐琅作品制造，又称“悬心炉”，内设套合的大、中、小3个活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使悬于三环中心的盛器总能保持平衡状态。此炉珐琅釉色淡雅，掐丝纤细，纹饰流畅，显然有别于明代珐琅的风格，为清宫造办处珐琅作制品。
掐丝珐琅菊石纹盒
清康熙，高2.9cm，口径8cm，足径8.3cm。
此盒设色淡雅，图饰简洁明快，为清早期珐琅器中所少见。此器是具有康熙时期标准款识的珐琅器。
掐丝珐琅砚盒
清康熙，高5cm，长14.7cm，宽11.5cm。
此暖砚盒内可盛热水或炭火，使盒上墨汁在冬天不致冻结。砚盒造型典雅，纹饰规整，浅蓝色釉地色泽较纯正，工艺已比康熙早期有所改进。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瓶
清康熙，高12.3cm，口径1.2cm，腹径6.7cm，足径5cm。
此瓶造型、图案、釉色均仿“景泰御前珐琅”，但掐丝纤细，图案显繁缛，地色也略灰暗，有别于明代珐琅制品，然仍属不可多得的康熙款掐丝珐琅瓶。
清乾隆
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对金属胎珐琅器可谓偏爱有加，积极支持并推动中国金属胎珐琅器的制作工艺，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当时珐琅器的主要产地有北京、广州、扬州等地，其中以北京和广州最为著名。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器数量繁多，形制不断翻新，用途也十分广泛，涉及宫内殿堂陈设、宗教祭祀、生活用器等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珐琅制作工艺精益求精，成型规整，胎壁厚重，镀金光亮。“金光灿烂、厚重坚实”的乾隆朝掐丝珐琅器显示了清盛世殷实的国力。
掐丝珐琅锦纹扁壶
清乾隆，高12.4cm，口径3.8cm。
此扁壶造型仿战国铜器，器形独特。其釉色清纯，锦纹工整，金碧交辉。此为清乾隆时期造办处珐琅作所制的精美之器。
掐丝珐琅云龙纹文具
清乾隆。笔架高15.5cm，长20.5cm，宽4.3cm。水丞高11.5cm，直径8.5cm。墨床高4.1cm，长15cm，宽9cm。
此组文具由笔架、水丞、墨床3件组成，是皇帝书写时用的文具。其铜胎规矩，釉色纯正，镀金辉煌，为清乾隆时期的珐琅器精品。
掐丝珐琅宝相花纹佛塔
清乾隆，高231cm，座方94cm。
乾隆皇帝曾于甲午年（三十九年，1774年）敕命烧造大型佛塔，一批共造6座，尺寸相当，惟塔形、釉色和花纹各有变化。完工之后陈设于紫禁城东北部宁寿宫区的梵华楼内。8年后（壬寅年），又依此6塔之规格样式烧造了6座，陈设于紫禁城西南部慈宁宫花园的宝相楼内。这两批佛塔气势宏伟，充分展现了乾隆时期掐丝珐琅工艺的辉煌成就。
掐丝珐琅牧羊人笔架
清乾隆，高15cm，长16cm，宽7.8cm。
此珐琅笔架造型新颖别致，釉色沉稳，掐丝匀细工致，金光灿烂，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亦属乾隆时期有代表性的掐丝珐琅作品。
清末及民国
据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内廷珐琅作因“无活计可做”，一度曾被裁撤。道光十九年（1840年）以后，金属胎掐丝珐琅器的生产更是每况愈下，趋于衰颓。然而至清末及民国时期，由于掐丝珐琅器成为一种可获利润的出口商品，因而刺激了宫廷之外商营作坊的生产，如“老天利”、“志远堂”等等。这一时期的掐丝珐琅器线条粗细均匀，打磨平整，表面光亮润滑，盛行以蓝、红、白、黄、黑、绿等几种颜色的珐琅作装饰。
掐丝珐琅年年益寿盖碗
清同治，高12.2cm，口径14.5cm，足径5.2cm。
此器造型工整，镀金灿烂，为造办处珐琅作所制之器。底錾阴文楷书“同治年制”款。同治年款的掐丝珐琅作品存世极少，从此碗可一窥这一时期珐琅器制作的艺术特点。
掐丝珐琅菊石花卉纹梅瓶
“老天利”款，高32cm，口径5.7cm，足径8.9cm。
此瓶釉色丰富而鲜艳，釉料填充饱满，但掐丝较粗，反映了晚清时期掐丝珐琅工艺的特点。“老天利”为晚清北京私营烧造和销售掐丝珐琅器的商号。
掐丝珐琅龙凤纹瓜棱瓶
“宝华生”款，高32.5cm，口径11cm，足径12cm。
此瓶纹饰规整，具有典型的清晚期艺术风格。珐琅釉色鲜艳而丰富。底阴刻五星“生”字商标，并环錾阴文楷书“北京宝华生记”款，说明此瓶是晚清宫廷从北京私营掐丝珐琅商号所购之器。
掐丝珐琅书卷式笔筒
“志远堂”款，高9.5cm，口径8.5cm，足径6.7cm。
此笔筒小巧别致，釉色鲜亮夺目，是清末掐丝珐琅器中的精品。“志远堂”为清晚期北京地区私营掐丝珐琅器的商号。
紫禁城御用掐丝珐琅一瞥
明、清两代，金属胎珐琅在御用器中属于重要的工艺品种之一。掐丝珐琅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亦愈为丰富，遍布于紫禁城中的角角落落，上至太和殿宝座的至尊重器、梵华楼神圣的巨大佛塔，下至各宫室中的壶、碗、瓶、盆等御用生活器具，几乎无处不见掐丝珐琅的光彩。
在清宫中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器中，有享有盛誉的所谓“景泰御前珐琅”，也有“金光灿烂、坚实厚重”的乾隆朝珐琅制品。
太和殿宝座前左右两侧的宝象、甪端、仙鹤、香筒、熏炉均为金属胎掐丝珐琅制品，以其金碧辉煌的豪华风格显示着帝王的气派。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年）和四十七年（壬寅，1782年），弘历先后两次下旨烧造大型掐丝珐琅佛塔，每次烧造6座。这12件巨大的佛塔分别陈设于紫禁城东北的梵华楼与西南的宝相楼内，其高度相同而形制各异。这12座雄伟的珐琅佛塔需要众多工匠进行纷繁的工艺协作，工程庞杂，耗银近70万两。作为空前巨大的珐琅精品，其显示了乾隆年间殷实的国力和高度成熟的珐琅工艺。
鉴识元代掐丝珐琅
元代金属胎掐丝珐琅器究竟为何面貌，长久以来始终存在着疑问。
蒙古族自草原兴起后，狂飙般席卷欧亚大陆，征伐杀戮之下，唯技术工匠多得幸免，蒙古统治者把俘虏的专业技术工匠集中起来，作为工奴为朝廷服务。元代，随着水陆交通的开拓，中国人与中亚、阿拉伯、欧洲和非洲等地的商人或手工业者互有往来，两河流域流行的金属胎珐琅制品自然也随之传入中国。可以设想，阿拉伯工匠带来了烧造掐丝珐琅的技术和主要原料。中国工匠在学习、掌握了烧造技术后，经过不断的实践，生产出具有民族风格的掐丝珐琅制品，而这些器物的纹饰风格仍不免存有一些阿拉伯的艺术韵味。
元末明初，曹昭所著的《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其中“窑器论”记：“大食窑，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所谓“大食窑”已被诸多学者确认为金属胎掐丝珐琅器。此书在明初即已刊行，书中所记内容应源于元代后期。
中国制造的掐丝珐琅器目前有年款可考者始于明宣德年间。但分析故宫所藏的一批掐丝珐琅器，其釉料肥厚，釉色纯正、明快、亮丽，尤其是绛黄、草绿、葡萄紫、宝石蓝等釉色，犹如水晶般莹澈。这种半透明的珐琅釉在明代和清代各时期有准确年款的珐琅器中均未见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环尊、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龙耳瓶、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鼎式炉、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等几件掐丝珐琅器，其主要部位的釉色均呈现这一特点，并显然有别于改装后加配部分的釉色，应是被截取改制的元代珐琅器。元代的缠枝莲纹图案布局舒朗，花朵硕大，枝叶展转自如，与目前所见可确定为明、清两代的掐丝珐琅器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这些元代的掐丝珐琅器很可能是由阿拉伯工匠带来技术和釉料，在内府指导中国工匠为皇家烧造的作品。
话说“景泰蓝”
所谓“景泰蓝”，是中国人对金属胎掐丝珐琅器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
景泰是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钰代替被瓦剌掠走的兄长朱祁镇坐上皇位。景泰七年（1456年），英宗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复辟，朱祁钰病中被赶下台，两天以后就作古了。景泰皇帝在位时间不足7年，却已改制了不少前代遗存的珐琅重器，从而窃得“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的美誉，可与永乐之漆、宣德之炉、成化之瓷相媲美。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年号成了掐丝珐琅的代名词。
为什么称“景泰蓝”，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
其一，“景泰蓝”工艺初创于明景泰年间。但“景泰蓝”（掐丝珐琅器）的制造，从有记年款识的作品看，最早为明宣德，时间早于景泰（景泰皇帝为宣德皇帝次子）。
其二，“景泰蓝”工艺在明景泰年间最为精湛。然而使工艺史家迷惑的是，在明景泰朝不足7年的时间里，内忧外患频仍，各类御用器的生产都陷于困境，哪里有人力物力制造成本高、难度大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器、而且在工艺上登峰造极呢？
目前所见具明代年款的掐丝珐琅器以景泰年款为最多，且其中相当一些器物工艺卓越。但仔细观察这些杰作，却可以发现问题：一类是拼改之器，即借前代珐琅重器拼接改装成新器；另一类是后人改款之器，例如将万历款剔除，盖上景泰伪款。另外还有仿制之器，清代，皇帝命仿“景泰御前珐琅”的旨意屡见于造办处档案记载。所以，目前尚无一件器物成为公认的确切的景泰年制掐丝珐琅的标准器。
其三，“景泰蓝”工艺以蓝色作地。掐丝珐琅器确有许多以深蓝或浅蓝作地色者，但明代晚期以后，以白色等珐琅为地的作品为数也不少，因此，这种说法显然有欠周全。
由上可见，“景泰蓝”之称呼是不科学的。但鉴于此一词汇已广为流传，约定俗成，在确定“景泰蓝”即指金属胎掐丝珐琅器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必定要抹煞这一美称，它毕竟也反映了掐丝珐琅工艺史上的一种现象和问题。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之流变
元末明初
图案布局舒朗，花朵硕大，枝叶展转自如，在盛开的莲花之间衬以小而饱满的花苞，花和枝叶纹主要以单线勾勒。
明宣德
图案呈“∽”形布局，装饰特点延续了元末明初的手法。
明代中期
缠枝莲花纹呈两层、三层布局，趋于繁复，花朵、叶片变小，陪衬的小花苞显著减少或不用。
明代晚期
龙纹、八宝纹、灵芝纹、如意纹及各种折枝花卉和花鸟纹层出不穷，并更多用双线技法勾勒图案。缠枝莲花纹已经成为一种为其它花纹作陪衬的纹饰。花朵、叶片较明代中期更小，呈仰、俯布局。
清康熙
图案布局仿明代早期风格，但花朵较小，且多用双线技法勾勒，一般不衬托小花苞。
清乾隆
图案布局规整，用双线技法勾勒花纹，花朵大小与康熙朝相近。枝叶的展转非常规范，缺少自然流畅的韵致。
清代晚期
清代晚期继承并刻意模仿乾隆时期缠枝莲纹的特点，但花朵显得有些松散，花瓣较乾隆朝少，花心也与乾隆朝不同。
明清掐丝珐琅器款识
明宣德
有“宣德年制”“宣德年造”四字款和“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以及“大明宣德御用监造”八字款者。字体以楷书居多。署款技法有阴刻、錾、铸及掐丝填珐琅等几种。
明景泰
景泰年间的掐丝珐琅器款识形式多种多样。字数有“景泰年制”四字和“大明景泰年制”六字，排列形式有单行横排、双行横排、双行竖排等，字体有楷书、篆书、仿宋体等，刻法有阴文、阳文等，款识框栏有双线、单线、无框栏以及錾龙纹环绕等，成形技法有铸、錾、刻等等，达三十余种之多。
明嘉靖
目前故宫博物院仅存一件具嘉靖款之器，款识为“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刻款。
明万历
掐丝填珐琅“大明万历年造”款，在款识的四周以铜丝掐成长方形栏，栏内周边饰红绿釉灵芝式云纹，这是万历年间款识的主要形式。
清康熙
有四字和六字款，书体有楷书、篆书，成形技法有錾刻，还有镂空镀金款。
清乾隆
清嘉庆
清同治
清末至民国“老天利”、“宝华生”、“志远堂”等商号
清宫的珐琅彩瓷器
今年4月的香港拍卖季，有一件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十分引人注目。此碗直径14.7厘米，“康熙御制”红料款，估价逾2亿港元。
御制珐琅彩花卉碗（见图），十分罕见地以粉红作地，花式开光绘群芳，暗溢清香，诚为登峰造极之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御制珐琅彩花卉碗，同着粉红为地，绘花相异，但论色调、布局，却能与此匹配。二碗巧夺天工，同以罕色作绘，遥想康熙当时，二碗似分别由两名画师同坊并绘，成于一炉。景德镇御窑烧坯，上送京师，再经紫禁城御作坊绘饰，甚或由宫中传教士执笔画彩，二次烧造，方得佳器如斯。
此碗一出，引发了收藏界对清宫珐琅彩的追捧。珐琅彩一般指瓷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是清代皇室自用瓷器中最具特色，釉上彩瓷中最为精美的彩瓷器。从康熙的色浓庄重至雍正的清淡素雅，再到乾隆时的精密繁复和雍荣华贵，珐琅，这一洋味十足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集中西风韵于一身，画尽了皇家身份的高贵与荣华。珐琅彩没有大的器物造型，绝大多数是盘、碗、杯、瓶、盒、壶，其中碗、盘最多，只是每一品种都有不同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宜兴紫砂陶胎外绘珐琅料彩，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珐琅彩瓷器在胎质的制作方面是非常讲究的。胎壁极薄，均匀规整，结合紧密。在如此的胎质上又施釉极细，釉色极白，釉表光泽没有桔皮釉、浪荡釉，更没有棕眼的现象，确可用“白璧无瑕”来赞誉。
什么是珐琅彩瓷？珐琅彩瓷有什么特征？
什么是珐琅彩瓷？珐琅彩瓷有什么特征？
珐琅彩瓷器是由景泰蓝演变而来。景泰蓝是铜胎上珐琅釉而成，若改为瓷胎上珐琅釉则叫珐琅彩。
珐琅彩起始于康熙后期，顶盛时为雍正期至乾隆期。但雍正期的珐琅彩水平最高，工艺最美。乾隆时期慢慢转向粉彩，故珐琅彩终止于乾隆后期，同时还有一部分瓷器其釉料有珐琅釉和粉彩共存。这是过渡时期的珐琅彩器，你说它是珐琅彩吗，它有粉彩，你说它是粉彩吗，它又有珐琅釉，但瓷艺水平都很高。
珐琅彩的制作是由景德镇烧制的上好素白瓷送进宫中再由宫中画上珐琅彩釉烘烤而成。画工技艺特高，加工水平严格控制，如有缺陷即刻打碎处理。由于珐琅彩器是专供宫延皇室玩赏之用，不得向外流失，故而数量特少。收藏者很少人可见到此类珍稀品，故一般很难鉴别珐琅的与粉彩的区别。
现介绍珐琅彩的主要特征以供鉴别参考：
一、先看瓷胎，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大多为小件，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
二、造形，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和动物摆设品。
三、底轴，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
四、珐琅彩色。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偶合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出现七、八种颜色，多达十多种。
五、色料特点。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质反光感，有时还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观。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立体感，闭眼用手摸可明显感觉到，若用十倍放大镜看可在每一片小花、小叶上看到极小的开片纹。这一现象用肉眼看不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而粉彩则感觉不到有凸出的情况。
六、绘画与纹饰，珐琅彩器画功特别讲究，多为功笔画；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如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其色地的色以红、黄、兰、绿、紫、胭脂色等。
在色地上画缠枝牡丹，折枝大朵花卉，团花中心书寿，“万寿无”，九秋菊花等。康熙珐琅彩的特点是有花无鸟，其色彩调配比雍正乾隆两代都差一些。
雍正的珐琅彩比较成熟，工艺上有所突破，彩料更为丰富。雍正时期有色地彩绘，但更多的采用了白地彩绘。白地彩绘能更好地突出珐琅彩釉的艳丽鲜亮。雍正珐琅彩纹饰多为山水、竹石、花鸟等景物，同时在绘画中配以相应的诗句，溶诗、书、画于一体，别有风味，显得更加高雅。雍正时期还盛行单色作画，如用胭脂红、深兰、墨彩……任选一色成画，颇有中国画风格。这是独创，特别靓丽。
乾隆时期珐琅彩继承了雍正的风格，但枝艺上没有雍正时严谨。由于乾隆帝对粉彩情有独钟，很关心和发展粉彩的枝艺。于是乎珐琅彩有些退后，而出现了粉彩兼珐琅彩之间的作品。这些过渡时期的产品也有其较高的艺术水平。
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绘画以花鸟、山水、人物和西洋女人为主，并配御题诗句。此时又出现了轧道工艺，随之而来就有了非常优美的锦地开光的山水、人物、花鸟纹饰，这一新的工艺实质上也不是珐琅彩了，而是粉彩，也叫“绿里粉彩”。
七、款识。康熙时期的款识有一度是被禁止写款的。
康熙四十年后才开放禁令让其落款。不过必将原用“熙”字改写成“熙”字，这个“熙”仅出现在康熙的瓷器上。
康熙的款识在珐琅彩器上均用色料写款，有红、兰、紫、黑等色。落款仅为“康熙御制”四字楷书，加双方匡。四字款有三种形式，其区别在于“康”字和“御”字各有两种不同用笔。
雍正时期的款识也有两种方式，一为仿宋体，一为楷书体，均由四字组成外加双方匡，仿宋体是“雍正年制”，楷书体是“雍正御制”，只见兰科款。
乾隆的款识只有“乾隆年制”四字双方匡形一种，其特点见图七，乾隆有兰料也有赫色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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