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瓷砖。
艺术陶瓷创作是综合绘画、雕刻、金石、书法、化学工艺于一体的造型艺术，不但可以表现创作者的绘画美感，也可着重于材质的运用，展示陶瓷特有的工艺技巧，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瓷画创作：因形施画追求神韵
艺术陶瓷创作要注意器形与绘画相结合，在选择坯体与瓷胎时，就应心中有画；在创作一件作品时，就应已经知道什么器形适合，这是一个陶艺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陶瓷艺术不同于国画和油画，它是三维艺术，把瓷瓶当作平面来画是欠妥的，应该做到面面俱到，将每一个面都考虑在内。很多人在画瓷器时，画完一个面后，背面只写几个字草草了事，有的干脆就空着，给人以未尽之感，这就是构图缺乏连贯性。但不能为了完整而画满，画面要有主次之分，否则给人繁琐压抑的感觉。绘制时要注意因形施画，同样的画面放在两个不同的器形上，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绘制一件画面造型完满的陶瓷艺术作品并非易事。
陶瓷绘画是将中国画运用到陶瓷上，在材料运用上与国画有所区别，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釉上彩以油料为主，釉下彩以青花料和釉里红水料为主，这要求作者有很强的绘画造诣。恰到好处的绘画与白如玉的瓷板或瓷瓶相结合，是陶瓷创作中常用的装饰手法。艺术陶瓷除陶瓷绘画外，还有许多表现形式，如半刀泥、雕刻、颜色釉、青花斗彩、综合装饰等。我个人在创作中比较偏向综合装饰和斗彩。斗彩常以青花斗彩、釉里红斗彩为主，釉下多以写意为主，釉上则斗以比较精细的画面。写意与工笔相结合，给人以豪放与严谨、粗犷与细致相融的视觉冲击，这是其他姊妹艺术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综合装饰要比陶瓷绘画、斗彩复杂得多，偶然性较大，陶瓷绘画只要考虑好器形与绘画的结合，斗彩只要注重釉上与釉下融为一体，综合装饰则要考虑瓷器的工艺性。比如颜色釉的使用，由于配釉和窑火的关系，烧出的色彩有时会不适合原来的画面，有时会达到比预期更好的效果。绘制瓷器是要将瓷器的工艺技巧运用出来，而不是仅仅在瓷器上作画。
中国陶瓷艺术作品中，受到文人画影响的不仅是官窑瓷画，不少民间陶瓷作品中，同样能看到文人画中“似与不似”的妙笔。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作品，在文人画还未出现之前就产生了，其艺术水准亦很高。宋代磁州窑瓷艺术作品，明代景德镇民间青花瓷，都有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民间画匠在描绘陶瓷纹饰时，由于很少受到传统形式的影响，在画风上自然形成“不讲形似，追求神韵”的风格，从而以水墨写意乃至抽象画风，受到民众喜爱。将国画与瓷画作比较，却可以使我们得出奇妙的推论：不是文人画影响了瓷画，而是民间瓷画推动了文人写意画的形式。瓷画上的减笔写意画对中国写意画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之后，文人画又反过来影响了瓷画艺术的创作风格。
历史上出现的艺术类别之间往往有着奇特的差异和惊人的相似之处。明代的文人画，远没有宋、元时期的成就，反而有不少文人画向媚俗方向倒退，缺少文人性格。而明代景德镇民间青花瓷的写意画，却以洒脱飘逸的画风受到世人注目，而且对文人画具有推动作用。民间陶瓷艺术家发挥创造才智，运用娴熟的绘画技巧，在盘碗壶罐坯胎上淋漓尽致地挥毫，以简体的线条、疏朗的构图表现出民间青花“不重细节，取其大势”，不求形似、而重意趣的独特画风，以淳朴、凝练的表现特色独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民间青花瓷画是没有文化水平的艺人之作，但他们的技艺让文人墨客望尘莫及、自愧不如。明代民间青花“梅月图”中的梅花，从上到下一笔勾成，其手法之潇洒，用笔之精到，令人惊叹，一草一木，一花一鸟，民间青花艺人皆信手拈来，一挥而就，宛如天成。
当代陶瓷艺术界，名家辈出且各有特色。中青年艺术工作者大多经过大专院校深造，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陶瓷艺术品中的艺术个性却因人而异。有的陶瓷艺术家，作品线条求精美，讲纤细，色彩重鲜艳，构图尚繁密，有很强的宫廷画风格，与文人画风格相去甚远。当然它作为陶瓷作品的一种风格，无可厚非。但是，艺术陶瓷既要继承传统，就要有宫廷艺术的富丽堂皇，也要有文人画的简约明快，还要反映时代艺术特色。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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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因壶适茶，因茶选壶
紫砂壶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越国大夫范蠡，就是那位功成身退的与西施一起退隐江湖的“陶朱公”。数来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不过，紫砂做成壶，那还是明武宗正德年间以后的事情，总所周知，紫砂茶具的优势在于茶，那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因壶适茶，因茶选壶，用茶养壶养出道理，愈是紫砂古壶、旧壶，愈能养出个名堂；愈是名人名作愈容易养出精神；愈是别人感到难养的壶，愈能养成好壶。如是不是紫砂名壶，或泥质不好的壶，通过养壶还都能把它鉴别出来。爱茶爱壶者应以适用的、实用的、时代的、科学的泡茶方法来泡茶。养好紫砂壶，把握着茶、壶、茶的量、壶的容积、水、水温、火候、时间，形成优选的结构，编成规范的泡茶之法，乃使紫砂壶供真茶，色、香、味皆蕴。养壶天趣，珍如珠玉。以自己的实践探索出紫砂壶确是世间茶具之首的科学道理，肌理之贵可与隋珠赵璧比美，方就能体会其中无穷的乐趣。
用养壶之法，也能养好紫砂盆、紫砂雕塑和整个紫砂艺，充分显示紫砂艺自发暗之光，入手可鉴，久且色泽生光明的真谛，还报人间。制陶（制壶）艺人，对泡茶、养壶能使紫砂艺术显现真、善、美的灵光实相。我们能从茶文化、陶艺术中得到我们要得到的东西，得到应得的成果，从中陶冶我们的性情，达到美的休闲紫砂文化之享受，使我们的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地。
“蓝贵人”因何而贵
菏泽出土了三件元青花，这一爆炸性新闻，随着沉船考古发掘的深入报道已成为世人关注的话题。文博界、收藏界、学术界为之瞩目，菏泽人为之欣喜，就连对元青花一知半解的百姓，也纷纷参与进来，欲探个究竟。于是，元青花的珍贵身价短期内不胫而走。元青花又被称为文物“蓝贵人”。请看——
“蓝贵人”因何而贵
11月23日，在菏泽沉船考古成果鉴定暨新闻发布会上，现场展示了9件出土文物，其中，备受世人瞩目的大件元青花“龙纹梅瓶”首次公开亮相。有人说，它值一个亿，也有人说，值三个亿，甚至更多。还有人说，“龙纹梅瓶”价值不可估量。元青花为何贵不可及？元青花出土的意义何在？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向国内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证询。
专家解释，关于元青花，元朝有关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之前的朝代，也无人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直到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波普博士在大量研究元青花瓷器的基础上，提出了至正型青花的概念，使国际上产生了研究、收藏元青花瓷器的热潮。元青花存世量极少，比较公认的说法，也就三、四百件。2005年7月，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纹故事罐”，以2.3亿元天价成交，首创近年来拍卖史上的高价先河。随着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民间藏家等趋之若鹜的追捧，元青花的身价连年增高。元青花一器难求，大件尤其难得，已为文博、收藏界、学术界所公认。
元青花是汉族、蒙古族、伊斯兰多元文化的缩影。由于长期无史可稽、无人所识，一经亮相，其珍贵价值立现，成为当今无可争议的国宝级文物。在元青花陶瓷没出现以前，中国瓷器通常是以素面的表现手法为主，而元青花的出现，则打破了以往的一些素面表现手法，以青花为主体的彩瓷成为瓷器的主流品种，以往一贯占主流地位的色釉退居次要地位，陶瓷美学从以素雅为美的中古时代进入了五彩缤纷的近古时代，使艺术观赏和艺术价值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同时也推动了明清陶瓷艺术的快速发展。青花瓷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以器型高大，纹饰精美，发色艳丽，层次繁多，富丽雄浑，成为中国青花瓷史上的顶峰之作，影响着世界古代艺术。元青花瓷器的创制，是陶瓷史、乃至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元青花为何贵不可及？专家做出总结，元青花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开创了釉下彩的先河；其次，元青花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过去更丰富，更具立体感，更有艺术感染力；其三，元青花存量稀少，因此，更凸现了它的价值，即平常说的“物以稀为贵”；其四，它是一个时代文化符号的再现，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其五，对后世瓷器艺术发展的深远影响。
谈到菏泽“龙纹梅瓶”、“鳜鱼纹高足碗”、“元青花盘”的出土，专家说，元青花窖藏从目前掌握的一些情况看，在国内曾陆续发现过一些，比如说河北省保定市窑藏、北京元大都遗址、浙江省杭州元墓、新疆霍城县窑藏、安徽省安庆市元墓、江苏省南京明初墓葬、高安元青花窖藏等20多处，都有出土。菏泽这三件元青花，因为器形大、画工精美、气魄雄伟、特征明显，弥足珍贵。它们的出土，将会吸引国内外相关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其价值和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文物层面，它将逐步以外现的文化内涵，彰显菏泽的文化品位。可以说，伴随着人们对元青花的认知，菏泽的知名度也会大大提高。至于三件元青花的价值，不可轻易估量，因为价值也是随时而增高的。
记者在菏泽沉船考古成果鉴定暨新闻发布会上、现场展示的出土文物中看到，元青花“龙纹梅瓶”，器形工整，图案精细，层次丰富，据现场目测，瓶高约有40厘米、，宽约20 厘米左右，属元青花中的大件瓷器，着实稀世罕见。“龙纹梅瓶”为纯青色釉描绘，色彩沉稳，图案共有六个层次，其中，一、三、五为短层间隔辅纹，二、四、六属主纹图案，第二层画工十分精细，花样呈现为二方连续。龙纹是整个瓷瓶的主体部分，龙身腾云架雾，昂首挺胸中作回望状，动感十足。其线条优美，画工上乘，应为高手所绘。巧妙的是，第六层图案一反横式走向，改为竖式描划，使底足部分更趋稳重挺拔。据了解，“龙纹梅瓶”出土时基本完整，仅瓶口处有小残，展示时已做修复。即使如此，也属万分难得。难怪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在仔细观看“龙纹梅瓶”后说，这个梅瓶将来是菏泽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要精心保护。
瓷画艺术期待正名
青花堆白《泽乡天伦图》王步作
高温颜色釉《望月》潘寨民作
进入2016年以来，“瓷画”一词频频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今年陶瓷学术理论界最为热门的词汇。透过热词，我们不妨了解一下瓷画的历史和现状。
瓷画的产生及兴起
中国古代的文人们擅长诗词歌赋，精通绘画、音乐、书法，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片属于自己心灵的山水。古代的陶瓷工匠们也有属于自己心中的花草与山水，唐代、宋代的北方南方许多窑口的陶瓷器皿上，出现了通景式的绘画形式，如磁州窑、吉州窑瓷器等。到了元、明、清时期，通景式绘画已成为十分普遍的表现形式。这正是中国瓷画的启蒙和起源。
鸦片战争以后，一批新安派文人画家在景德镇建立了瓷上浅绛彩的陶瓷绘画形式，“瓷画”一词才真正为人们所熟悉。这种以艺术家主体创造意识为主导的艺术形式，把器皿和瓷板作为艺术表现的载体，成为中国陶瓷艺术的一个新突破。到了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一大批艺人和画家，更是将中国传统文人画直接在陶瓷上加以表现，完成了中国陶瓷绘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中国陶瓷绘画不但建立了自己的艺术语言系统，而且其特殊的表达方式是国画、油画无法取代的。瓷画艺术语言系统的建立，为瓷画的发展迈出了重要步伐。
瓷画的身份之争
瓷画自出现至今，其身份归属问题一直含糊不清。有人主张完全属于绘画，更多的则认为属工艺美术范畴。把陶瓷绘画纳入工艺美术范畴，是沿袭上世纪50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一些艺术前辈们的文化判断，他们的认识基础据考证又是源自日本的陶瓷文化。
对这种归属，当代陶瓷界许多专家、教授则不认同。他们认为，中国瓷画在160多年前就已经诞生，比毕加索在20世纪30年代在瓷上绘画早了80年左右。希腊人把制陶技术和器皿上的艺术表现视为重要的审美追求载入史册。中国工匠们的艺术创作，由于既无翔实的史料记载，更无理论构建和支撑，以至于自近代以来，诸如陶瓷绘画等多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仍被文人们纳入工艺美术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中国文人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只能造就工匠而难以造就艺术家，因而陶瓷绘画长期被排挤在主流艺术之外。这也是一些艺术前辈们在面对一系列新概念时，常常不敢有一个公正、公允、客观的文化判断，甚至丧失了“自我”。
绘画，突出的是画家的主体意识。新安派文人画家们在景德镇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建立了瓷上浅绛彩的陶瓷绘画形式——“瓷画”。这种以艺术家主体创造意识为主导的艺术形式，是陶瓷绘画艺术的一种全新突破。放眼当今瓷画界，陶瓷绘画所形成的艺术综合表现力，无论是语言形式表现的丰富性、色彩表现的多样性，还是各种材料质感的丰富多样性等方面，都是中国陶瓷艺术中极具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在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在继承新安派浅绛彩、“珠山八友”粉彩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新和突破。因此，我们站在艺术发展史的高度可以断言，为瓷画艺术正名，或将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瓷画艺术正春色满园
中国不仅是陶瓷文化大国，也是世界陶瓷母国和陶瓷文化输出大国，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中国的陶瓷绘画由于工艺的日趋完善，其艺术的综合表现力不断增强。正因为如此，景德镇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从事陶瓷绘画创作。
目前的瓷画艺术，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釉上绘画艺术，以粉彩、新彩绘画为代表；二是釉下绘画艺术，以青花、釉里红及釉下五彩为代表；三是色釉窑变彩绘画艺术，这种新出现的绘画艺术，以工艺表现上的突飞猛进和丰富多彩，预示着色釉瓷画艺术表现的高峰即将来临。目前，釉下瓷画、釉上瓷画和色釉瓷画的综合表现已经成为现实，中国瓷画艺术正满园春色。
模仿是艺术学习的起点，创新才是艺术的归宿。新出现的色釉瓷画，有一种更为纯粹的瓷画艺术语言，它的厚重、晶莹剔透、极富肌理变化的窑变效果，以及长时间腐蚀不变的色彩，将把瓷画艺术带进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如今，中国的瓷画早已走向世界，并为世界各民族人民所接收，成为世界艺术语言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欲重建文化大国，作为陶瓷母国，当务之急是主动占领世界陶瓷艺术的高地，争夺瓷画艺术文化的话语权。确立瓷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使之与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并驾齐驱，走上全新的快速发展之道，应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一种需要或一种必然。
千年古窑将再现大唐神韵
长沙铜官窑，开创了世界釉下多彩先河，也刻下了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今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启动暨长沙铜官窑研究中心开工奠基典礼举行，此举标志着这座千年古窑将以崭新容貌，惊世出俗。
长沙铜官窑位于望城石渚湖至铜官镇一带，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距今1000多年，始于中唐，衰于五代，大约经历了200年之久。唐代的长沙铜官窑是我国釉下彩技艺的最早发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湖南乃至全国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在望城铜官窑遗址上发掘出几座极具考古价值的“龙窑”，“龙窑”拱起于山坡之上，逶迤壮观，堆积厚度达3.7米。长沙铜官窑的装饰方法与题材丰富多彩，褐、绿、蓝、白等多种颜色艳丽富贵，点彩、条彩、斑块彩等釉彩异彩纷呈。目前尚存的遗迹遗物有46处，如烧窑遗址(龙窑)、窑具、挖泥洞、作坊，还有大量的出土陶瓷器文物。1988年1月被国务院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何保护好和利用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掀起湖湘文化的热潮，让更多人能一睹芳容也成了长沙铜官窑的新课题。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长沙铜官窑先后经历了1946年、1978年、1983年、1999年共4次正式的考古挖掘，出土文物已过万件。但由于当年各种局限，发掘成果不能满足现在国家考古遗址的要求，有限的考古资料也制约了学术界对于长沙窑的深入研究，致使长沙铜官窑的面貌至今依然模糊，其价值没有被充分揭示。今天，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依据科学谨慎的考古工作规划，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最大限度的从田野考古工作中获取有关长沙铜官窑的信息，让陶瓷工艺上彰显出大唐盛世风采的长沙铜官窑必将再次容光焕发。
湖南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介绍说，长沙铜官窑将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铜官窑遗址博物馆，以世界一流遗址公园的姿态，再现当年铜官窑“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繁荣兴旺生产景象。此次考古工作规划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0-2015年。主要任务是对长沙铜官窑遗址区域的边界、遗迹内涵与分布进行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保存较完好的、有展示价值的窑炉、窑业堆积和窑址作坊区进行发掘，以期解决长沙铜官窑龙窑的整体构造、热工技术、制作工艺流程等学术问题，为遗址公园提供展示本体。同时对发掘出的资料进行整理。出版发掘报告，公布研究成果；第二阶段：2015-2020年。为中长期考古发掘计划。将对长沙铜官窑的市场区、码头区、墓葬区进行系统发掘，出版发掘报告，为复原长沙铜官窑遗址真实的历史景观提供原始资料。
色泽及肌理效果，紫砂茶具独有的神韵和风采
“艺术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人，透过语言做思想上的交流，透过艺术的形象做心灵的交流”（托尔斯泰语）。宜兴紫砂茶具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它将诗、书、画、铭吸纳交融，使其充盈文化味和书卷气，满足人们的审美和鉴赏需求。古往今来，不少书法家、画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刘海粟、唐云、朱屺瞻、陈十发、范曾、冯其庸、俞振飞等，都喜欢在紫砂壶上亲笔书画，镌刻定制作。“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成了紫砂茶具独有的神韵和风采。
宜兴紫砂陶土分布于宜兴南郊，位于鼎山、蜀山附近的丘陵地带，品种繁多。当地一般把陶土分为白泥。甲泥、嫩泥三大类。白泥为灰白色粉砂质铝土质粘土，甲泥是紫色为主的杂色粉砂质粘土，嫩泥是土黄、灰白色为主的杂色粘土。其中紫色泥中又包含了紫泥、绿泥、红泥三种。
紫砂陶制品的色泽及肌理效果，充分显示了紫砂陶土的美感潜质。紫砂陶艺的肌理之美是任何陶瓷材料所无法比拟的。
紫砂泥制成品的表面不但可以抛光处理，而且只要使用者经常对其拭涤保养，不久便可发出暗光，如珠似玉。紫砂色泽属·暖色系统，古朴沉稳，色相变化微妙，有海棠红、朱砂红、水碧、葵黄、梨皮、墨绿、黛黑等多种色泽，种种变异，全靠制作者匠心独运。由于紫砂陶的结构和成分优于瓷器，存茶汤的香期明显比瓷壶长。在茶壶内的茶汤色泽，无论红茶还是绿茶，茶色都逐步变为红褐色或棕色，而在瓷壶内则变为黑褐色，这充分说明，紫砂陶是一种双重气孔结构的多孔性材质，气孔微细、气密度高，具较强的吸附力。故用紫砂陶茶具存放茶汤，即使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过夜也不馊，留得住茶的色、香、味，这也成为了紫砂壶卓越的质地之一。
另外紫砂壶久用后，以沸水注入空壶也有茶味；其耐热性能也好，冬天注入沸水不用担心冷炸，还可文火炖烧；传热慢，冲入沸水也不烫手。
在壶的造型上，与瓷质壶相比，瓷壶壶嘴向上，壶盖与壶身衔接宽松，而紫砂壶壶嘴有斜度，大多采用嵌式盖，比之瓷壶有更好的条件减少致癌物质--黄曲霉素流向壶内，有益于人体健康，现在一度成了保健礼品的首选。
现代陶艺创作方法初探
所谓陶艺，它返指陶瓷日用品陈设品的造型、釉色和装饰等所呈现的艺术特点，也专指陶器和瓷器的艺术瓷，而现代陶艺是介于雕塑、绘画和建筑之间的一种新文化表达方式，是传统陶瓷艺术的延伸、扩展和蜕变。
在现代艺术中，陶艺已作为一个独具品格的艺术门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现代陶艺以其特有的艺术语言、艺术创作过程极其价值，开辟了现代艺术的新天地。它不同于绘画，也不同于雕塑。它从传统中走来，但人们更多注重着它的现代品质。
陶瓷自古以来，都以日常用品的形式存在，随着后现代主义画家的眼光和视野日益开阔，绘画的媒介越来越丰富，从单一的画布和画笔发展到多样化材料的运用。许多艺术家神往所谓“质地”：一种物质感，光滑或粗糙，透明或稠密，所以他们在普通颜料中加入别的材料，例如泥团、锯末或沙子等，绘画渐渐从平面走向立体，形成了介于绘画和雕塑之间的制品。陶土以其能塑能画，且在与火的结合过程中体现出或绚丽、或质朴、或沉移、或张扬的多边性格，使绘画大师毕加索、米罗等也参与陶艺创作，米罗强调开发陶瓷材料自身的美感，使用肌理效果的对比，再加上与造型相协调的纹饰，使人感到一种朴实无华的亲切感而难以忘却。而毕加索在一些盘子上熟练地运用了化妆土、洒粉或浅浮雕等装饰，巧妙地利用陶瓷材料的自然美与人工描绘的装饰美对比。
20世纪5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在现代美术史上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家或多或少都参与过陶艺创作，这些艺术家们的参与，给传统陶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把现代艺术创作思维带入了陶艺创作中，使传统陶艺摆脱了使用功能的限制而走向纯艺术创作和实用陶艺两方面共同发展的道路。由于陶艺材料中的非理性、非规律的成分，恰恰符合了当时人们从工业化生存环境以外寻求被压抑的情绪宣泄的需求，因此，现代陶艺得以在世界各个国家很快发展起来。
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皮塔?沃克斯和日本的八木一夫为首的前卫陶艺家的出现，现代陶艺才算是真正产生。1948年7月以八木一夫、山田光、叶哲夫、松井美介等人发起成立了日本现代陶艺著名团体“走泥社”。八木一夫开创了无实用性纯造型陶艺的先例，展示了泥土的多样表现力，大大开扩了陶艺创作的视野。这一系列的实践证明，陶艺创作能使陶艺家个人情感，在泥与火中得以充分发挥，或为艺术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自身修养功底的体现。因此它具备现代艺术的一切功能，也有着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各类风格样式。后现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艺术出现，艺术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中走出来，成为普通人都能涉足的领域。陶艺又一次以金、木、水、火、土这最基本的元素组成的亲切和质朴赢得了公众的喜爱，成为大众艺术形式而风行全世界。各国纷纷设立中小学陶艺课堂，业余陶艺组织，国际性陶艺研讨会，展览等。
中国现代陶艺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现代陶艺开始在中国土地上初步萌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迅速更新，传统陶艺不再满足现状而寻求与时代同步发展，对外交流的增加使中国陶艺不仅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也几乎在同时受到后现代想象的冲击，所以中国的所谓“现代陶艺”从开始就是呈多元化状况发展，而不是纯粹的“现代主义”的陶艺。现代陶艺是具有现代艺术特征的陶艺，即是“现代工业与科学技术导致的现代视觉的经验，这种经验最终支配人的审美意识而引发现代艺术形式的革命，是现代社会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审定。脱离传统宗教与文化束缚的新的人格对人性状况的要求与反思，在艺术上的反映，就是个人主观意志及情感的表现。
如何发展中国本土的现代陶艺，取决于如何看待传统陶艺在现代陶艺创作中的影响。五千年的陶瓷史所体现的丰富文化积淀，是我们的丰富遗产。现代陶艺不是无源之水，它是传统陶艺发展变化的当代新形式，是陶艺发展的显阶段产物。虽然它一部分淡化或取消了陶瓷的实用功能和价值，但在艺术表现上与传统陶艺是相通的，即都表达了社会一种既共性又前卫性的审美追求。从陶瓷艺术的整个历史发展和所有基本特质来看，现代陶艺是传统陶艺的个性发展，它变化中有承续，承续中有创造和突变。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们看到了现代陶艺和传统陶艺不可否定的内在连接，但不是为不否认现代陶艺在存在方式、艺术形式和整体创造观念上与旧有陶瓷艺术的区别。现代艺术和社会思潮的推动和影响，现代派艺术大师的界入，现代生活方式变化，使陶艺具有新生新质的一面。
众所周知，现代陶艺与传统陶艺的主要区别是它从过去实用加审美的原则走向纯粹的审美需求同情感表达，它扩充了传统陶艺的审美范畴，把粗砺、残缺、怪异的观念引入陶艺，把特殊的烧成方式以及个性化的材料把握所演化出具有个人视觉符号的特点引入陶艺。在这样的前提下，陶艺的技术不会因为实用功能的消失而减弱，反而却是由于个性化技术的提倡而变得复杂而多样化。即从过去单一的被广泛审美认同下形成的普遍技术转变为具有个人符号的个性化的技术。
现代陶艺创作的过程，包括成型、装饰和烧成三个方面，这三方面在现代陶艺制作中都有突破性发展，主要体现在现代陶艺不拘泥于某有一朝代的传统而对历史传统总结性的批判继承和对待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接收包容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在造型上，因为粘土有很强的可塑性和稳固性，容易造型，这就使陶艺的造型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和结构性。陶艺成型的主要方法有手捏、泥条盘筑、板块拼接、镂空、拉坯、印坯等，无论采用什么工艺方式和造型，陶艺家所追求的往往是充分表现泥性：泥条垒积的形变、泥板自然的卷塌、泥体的自然干裂；即使是手工拉坯，也能充分表现泥的品质，一个手印、一道指纹无不记录着人的情趣意志而又同时表现着泥本身，这些特质在其他材料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如美国陶艺家彼得·沃克思，他受当时抽象表现主义和行为画派影响，尝试并实践一种完全抛弃传统形式的制陶方式和审美，以放任、偶发、自由的形式充分体现粘土的率性表现及展现艺术家情感观念的新风格。沃克思作品中留下的瑕疵、开裂、斑孔，一目了然地记录着作品创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沃克思用于表达、隐喻及记载人与水、火、土的交流和联系的重要手段。
在装饰上，各种自然印纹及各种机理的应用，包括颜色釉的综合表现甚至多种材料的整合，都为现代陶艺家表达审美感受和思想观念提供了可能。传统的装饰手法在现代陶艺中重新运用和解读，它不在是用来服务于传统陶瓷的实用性和观赏性，而是承载着陶艺家对现代艺术的认识和追求。
在烧成方面，主要体现在氧化还原气氛的变化和使用，盐烧、乐烧、坑烧、熏烧等新的烧成方法的使用，极大的丰富了现代陶艺的内涵和表现，如西班牙陶艺家萨诺维斯·科拉迪的作品《窑烧之夜》，把“火”的艺术演绎得惟妙惟肖，艺术家对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掌握得恰到好处，在焦灼的焰火中呈现出一种天然变幻的情趣。同时诸如烟熏、针孔、桔釉、气泡、缩釉等在传统陶艺中视为“次品”的现象却在现代陶艺家手中演绎成一种崭新的艺术语言。
现代陶艺在创作的层次上是艺术家个人的行为、经验、情感的物化，在文化的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没有艺术家的狂热和虔诚，泥土不可能富有生命，没有艺术家对陶艺实用与审美关系的超越，就不可能有陶艺超出审美范畴的诸多精神意义和思想语言。陶艺的语言是人的情感的语言，这里有真诚的独白和宣泄，也有深刻的隐喻与启示。
中国陶瓷的悠久历史和伟大统一一直是中国陶瓷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陶瓷教育将中国陶瓷历史誉为一种为人效法的典范。民间艺术以及与中国古典绘画书法和文学息息相关的审美思想，也对中国陶瓷教育中的教育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些年之前，中国陶瓷艺术教育主要关心的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尊重，对解决设计问题颇感兴趣，而普遍极少关注个人的个性表达。
如今的陶艺教学应把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相结合，在认识传统陶艺的基础上正确理解现代陶艺的内涵，在设计的同时，不要忘了美学的重要性。学生应养成以“创优创先”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即使“生产过程”是教学探索中重要的一环，但概念的重要性仍是首要的。作为教师的职责，就是在学生发展创意思考的过程中引导他们，而非直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事实上鼓励学生自由思考，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
无论培养任何年龄阶段的陶艺人才，都要循序渐进。在教学过程中，应带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开朗达观的趣味性，实践创新的创造性。对于初学者，应搜集有关陶艺历史背景，艺术发展的资料，参观各种陶艺展览，到附近民间乡野考察体验各种民间的陶瓷生产方式，学会本地手工烧制技术。民间艺人的作品呈现的是来自生活本身的艺术，不追求光滑、成熟、精练、细腻的工艺，而追求朴实、舒适和自然之美。这些感受和工艺可以在学生们往后的艺术创作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在创作中保留些地域文化。搜集有关陶艺的材料、工具、流程、技法、流派等陶艺知识，分体验、临摹、创意三阶段，进行陶艺创作。
目前，陶艺教学在欧美及日本等地美术教学中非常普及，而我国陶艺教学尚处在起步阶段，即使像深圳那样各方面都迅猛发展的地区，陶艺课程在官方还是将之定为工艺品或是将划归工艺美术范畴，绝大部分民众也还没有接受现代陶艺的形式。虽然这二十年的发展有许多另人欣喜之处，如各种群展与个展的不断举办，各方媒体的逐渐涉足报道，现代陶艺专著的相继出版，国际性展览与交流日益增多，都为现代陶艺在中国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开放的基础环境，但中国现代陶艺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仍大于既得成果。如今我们就是要找到中国与欧美及日本之间的差距，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正所谓“事业向来成功，吾辈仍需努力”，陶瓷艺术需发展，陶艺教育且关键！因此，陶艺教学的改革刻不容缓。
要发展，就要有胆量，只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才会有路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给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广大群众欣赏能力及日益提高，审美意识不断变强，有些人们虽非专业陶艺家，也有制作陶艺的强烈欲望，他们渴望在制作中能享受艺术创作的乐趣，而一件作品的实现和完成，必然要有一个以设计到完成，从精神到物质的转换过程，更有赖于某种技艺功夫的掌握与施展和某些知识方法规范的运用。因此，陶艺教学应起到一定的作用，要想继承和发展陶艺，首先要在陶艺教学上下功夫，正确的吸收国外的精华，结合中国千年的陶瓷文化，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艺之路。
陶艺，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门类，以其个性化的表现方式使广大观众逐渐所喜爱，陶艺教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更给人以新鲜感，相信我们的陶艺会更好，相信我们，的陶艺教学会成功！
汝州是汝瓷的故乡，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汝瓷、汝帖、汝石被誉为汝州三宝，然而，较之更为久远的汝州陶艺却不大为人注目。近年来，随着汝州市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起源于距今6000年前的汝州陶艺，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飞出汝州饮誉海内外。
汝陶，是汝州陶艺的简称。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其代表作是闻名于世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距今有6000年的历史。1978年这件汝陶珍品出土于汝州市纸坊乡阎村，2003年被国务院定为67件不可移动文物之一，遂成旷世奇宝。
１９７８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６０００年之遥。
位于郏县西北１０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１０５００平方米，文化层厚达３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１５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１８０００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７２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１４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８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２０００年５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４０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１２５０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２００１年７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４０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１０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２００１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在国际第五届达摩纪念大典上，“中国汝陶”莅临空相寺，中外禅文化的追寻者喜得汝陶达摩渡江图。
中国汝陶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一种陶艺制品，因产于汝州而得名。1978年出土于汝州纸坊乡阎村的鹳鱼石斧图汝陶缸，距今有6000年的历史，2003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67年不可移动文物之第一，遂成旷世奇宝。“汝陶”二字首次组合在一起，源自于东晋著名僧人释僧肇的《百序论》。他为了阐明修炼的佛境，打了一个比喻：“如汝陶师者，见泥而知瓶。”从此，汝陶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备受本届与会者青睐的现代汝陶达摩渡江图，是汝州市大唐汝陶开发公司应空相寺住持释延慈的邀请，费时数月，请名家刻画精制而成的。该图是空相寺的镇寺之宝。正如杭州的一位杨居士所言：“汝陶与达摩图结合在一起，可谓是陶艺禅缘，珠联璧合。”空相寺住持释延慈手捧汝陶达摩渡江图，视若宝物，敬放寺内。南京军旅书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方军抱着汝陶达摩图，在雪中合影留念，并在达摩书画赛场挥毫题就四个大字：“陶艺禅缘”。
紫砂壶：清岚轻施，遥山远水
紫砂壶的造型是艺术的根本，紫砂壶讲究稳定性对称美，整体和谐以及实体和虚空间的统一。一把真正达到造型艺术的好壶，不仅使人感觉逸趣横生，更应是雅俗共赏，能与多数爱壶者产生共鸣。具有泥土和黄金等价之说的紫砂壶发展至今，已趋向于纯艺术美的艺术品，壶式的造型经历代艺人的技术实践和改进，形成了一种规范化，程式化的操作规程。传统的造大体分为几何形体造型（俗称“光货”），自然形体造型（俗称“花货”）和筋纹器造型三大类。“光货”的造型讲究立面、线和平面形态的变化。它为紫砂壶的最基本的形态，一般不加以任何点缀，表现艺人们的基本功力文学修养，审美的观点。几何型体造型又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型体的造型规则要求圆、稳、匀、正，达到柔中寓刚，圆中有度，有骨有肉，骨肉亭匀，珠圆玉润。如“美人肩、掇球、仿古壶”等，以顾景舟制作的扁仿古为一例，整个壶体的重心、中心以及壶底的形心共一竖轴，稳定而均衡，壶身之面、线、精致细润，形成完美的轴对称；而壶咀与壶把之实形、虚形相互呼应，均衡，整个壶体现了一派“清岚轻施，遥山远水”的悠然澄清。
紫砂以其独特的物性和深沉朴雅的色泽，在陶瓷之林中独树一帜，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宜兴紫砂据历史记载，始于北宋，盛于明清，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制壶名匠和大师——时大彬、陈鸣远、邵大亨、陈寿珍等等，名家辈出，名作选现，更有一批文人骚客也不断加入紫砂行列，在壶上或题诗或绘画，使小小的茶壶不单单是一件器皿，更是一件难得的工艺品，从而使壶价大增，文人雅士，达官富贵，常常单独或几人一起玩壶、赏壶、收藏壶为一种时尚，名壶从而成为一种古董，因此，小小的紫砂壶代表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紫砂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淄博鱼盘文化的现代追求 从世俗到高雅
清代淄博釉下青花大鱼盘
淄博大鱼盘是淄博民间盛行的一种鱼纹盘。鱼盘形体硕大，手感笨重温和，价廉实用。盘内所绘鱼纹因具有富足、美好、吉祥的寓意深得山东民众喜爱，成为远近闻名的产品，当地更是居家必备。人们习惯称之为“淄博大鱼盘”。
淄博大鱼盘是淄博青花瓷的代表产品。淄博青花瓷俗称土青花，以当地钴矿原料制成土蓝色“青花”颜料，用来创作出各种釉下彩青花瓷器。淄博釉下青花大鱼盘最早产于明代淄博西河窑，清代，传入福山窑，之后，山头等地区部分窑场也纷纷仿制生产，且产量极大，至清末民初达到鼎盛，于20世纪50年代末终止。先后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淄博陶瓷业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斗转星移。当今淄博大鱼盘的价值已不在于实用，而在于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它最早由济南、北京等地一些民间美术工作者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声名远扬，象北京胡同、无锡泥人、贵州蜡染一样，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地方传统特色收藏品，不断有著作、文章出版和发表，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鱼盘艺术收藏热和研究热。淄博大鱼盘从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变成了一种艺术观赏品。
淄博大鱼盘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纹图含意和画风两个方面。从表层意义上，对其纹饰的解释似乎用一句“年年有余”或“吉庆有余”便可概括，但经人们潜心对鱼盘纹图所作的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考察发现，淄博大鱼盘几乎将中国鱼艺术的所有文化内涵纳入其中，其含义表现出诸如：“鲤鱼跃龙门”、“男情女爱”、“富贵有余”、“多子多福”、“喜事临门”、“合家团圆”、“和睦美满”等。其画风表现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有的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工整细致;有的粗犷豪放，大气磅礴;也有的轻松活泼，清心秀丽。
淄博鱼盘文化现象在现代得以发扬光大。首先，淄博陶瓷业不断推出的高档新材质为创作鱼盘作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鲁青瓷、象牙黄瓷、乳白瓷、合成骨质瓷等多种新材质新产品成为鱼盘作品创作的载体。其次，多种新的装饰手法为鱼盘的创作提供了多种途径。出现了釉下剔刻、釉上彩绘、浮雕、刻瓷等艺术手法。日前，淄博泰山瓷业有限公司用高档材质鲁青瓷制作鱼盘。在构图、形象处理上，大胆概括、夸张、简洁凝练，笔法豪放，富有神韵。在瓷胎上用简洁的笔法刻剔出鱼的纹饰，盘上的鱼近似几何符号，寥寥几笔，便把鱼在水中游的图案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作品既表现了鲁青瓷材质的莹润高雅，又表现了图案的设计的老辣。成为高雅的艺术品和极高价值的收藏品。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淄博鱼盘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2001年，台湾五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淄博陶瓷收藏家许立华的专著《山东大鱼盘》。2004年，安立华在他编著的《乡野之风——近代淄博民间陶瓷艺术》一书中，对淄博鱼盘文化现象的特点和意义又作了深入探讨。2009年，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在堂出版了他的鱼盘收藏研究集——《吉庆有鱼》。曹在堂认为“艺术是形象化的哲学，收藏是人生感悟的过程”，收藏研究正是为了传承和发展。
淄博鱼盘文化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探索和发展领域。
紫砂因书卷气而楚楚动人
《佛手》张正中
《国粹系列·中国民居》蒋新安
《如虎添翼》谢强
《清香》潘岷
《追月》陈建平
《指点江山》王亚平
《萌动壶》李斌
宜兴紫砂壶以其温润朴茂的材质、独具匠心的表现形式、气韵生动的造型艺术、精湛唯美的手工工艺赢得了无以数计的收藏家的盛誉。紫砂陶之所以能从生活日用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陶瓷艺术独树一帜的“瑰宝”，究其原因，除了艺人对紫砂文化内蕴孜孜不倦的追求外，喜爱紫砂的文人墨客也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和艺人联手，不断提高紫砂陶文化与艺术品位，让紫砂陶有了浓郁的书卷气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从而楚楚动人。
本月22日至31日，由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和宜兴市陶瓷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2011无锡工艺学院紫砂陶艺作品展”在广州市二沙岛岭南会展览馆举行，届时将展出中国陶艺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及高级工艺美术师们最新创作的150件紫砂作品。展览期间，主办方还要举行宜兴紫砂鉴赏及收藏讲座、小型专场交流会和紫砂壶现场制作等活动，而大型工具书《中国紫砂陶》也同时在穗首发。那些洋溢着书卷气的作品和系列紫砂鉴赏活动，或许能为紫砂陶爱好者提供一个鉴赏宜兴紫砂陶的良机。
紫砂充盈着文化味和书卷气
宜兴紫砂因其具有文化的独特性、唯一性和系统性，列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江苏陶瓷工业志》将紫砂归为特种工艺陶瓷类：紫砂陶是采用质地细腻、含铁量较高的特种黏土为原料，用1100℃左右的高温半烧结而成的精细炻器。宜兴紫砂尤以紫砂茶壶的独特功能性为世人称誉。归结前人论紫砂，总是“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故用以泡茶不失味，色、香、味皆蕴”，紫砂壶“注茶越宿，暑月不馊”。紫砂壶还具有养壶的把玩功能，使用越久，器身色泽越发光润，玉色晶光，气韵温雅。那么，如何鉴赏紫砂之美呢？安迎旭先生把紫砂壶之美总结为“三美”，颇为合理精辟。
一是材质的天然美：所谓“紫玉金砂”，就是对紫砂原矿材料的古朴自然风骨的一种赞美，这就要求紫砂艺人在处理和加工紫砂时要遵循必要的美学法则。紫砂壶需“光华内敛”，泛黯然之光，其神采在不经意间倏然一亮，而不像陶瓷、玻璃一样耀眼炫目。清乾隆时期，供奉宫廷的紫砂壶装饰繁缛奢靡，虽不乏力作，却失于匠气过重，紫砂的自然机理美感被破坏，艺术魅力大打折扣。如今，人们出于商业需求，追求展示效果，对壶胚刻意抛光打蜡，力求“水色”夺目，其实是一种破坏。此外，壶身上的刻画、书法均需服从主题效果表达，并非每把壶上都可书画，书画的内容也应和壶的神韵一致，如在秦权、仿鼓、秦钟、掇球、石瓢等壶身上刻古代仕女，就显唐突了。
二是体现华夏魂魄的民族文化韵味美：宜兴紫砂壶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它吸纳、交融诗、书、画、铭，充盈着浓郁的文化味和书卷气，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与鉴赏需求。从历史上看，不少著名的文化人、诗人、学者、书画家、名人，都曾以各种形式参与紫砂壶艺的创作，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影响着紫砂壶艺的发展，如董其昌、陈鸿寿、吴昌硕、吴大澂、蔡元培、黄宾虹、吴湖帆、李可染、启功、吴作人等等，不胜枚举。
在紫砂艺术发展历程中，这种艺人与文人的如此紧密结合的现象，是其他工艺美术门类所罕见的。一代代紫砂艺人正是在这种文化艺术的熏陶与传承中，十分注重不断提高自己学养，在结交文人雅士之后，耳濡目染，专题切磋，交流合作，碰撞出文化艺术的创作火花。许多知名艺人久经磨砺，具有相当的文化艺术修养，尤其在书法方面往往功底深厚。还有一批文人学者专门研究紫砂，为宜兴紫砂陶著书立说，为艺人树碑立传，承传了紫砂的历史，使后人研究紫砂有了典籍依据，确立了紫砂陶在中国艺术之林的地位。
三是和谐自然的意境美：“天人合一”是中国人传统的精神追求，而紫砂完全可以被赋予人的性格。这种互为置换的关系和谐地反映出“天人合一”的人性追求。
当代紫砂文化价值回归
新世纪十年，当代紫砂陶瓷艺术在各种危机的冲击、考验下，实现了跨越性的、堪可告慰的转型，更加以文化内涵作为艺术定位，逐渐在当代中国各门类艺术发展中，巩固进而凸现出自己的存在地位和存在价值，乃至成为艺术收藏和艺术市场新的追踪热点。此次展览展出的紫砂作品，就是地处宜兴的无锡工艺学院的教师和陶艺大师们上讲台、进陶坊，勤奋实践，勇于创新，既尊重传统，又蕴涵现代意识所创作的紫砂陶精品力作，其原创性强，风格各异，制作工艺精湛，体现了学院派陶艺家的创作实力和宜兴当代陶艺风貌。
对于真正的陶艺家来说，艺术是灵魂最好的载体，陶艺家将对生活的体验转化为一个个崭新而独特的艺术生命，陶艺家的思想与情感便得到了很好的寄托。对于当代陶瓷艺术的发展方向，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教授沈奇先生提出了三个观点，正契合此次展出作品的整体风貌与艺术追求。
简约化：东方美学的基质在于简约、自由、合心性。具体而言，就是虚静为本，澄怀观照，空纳万境，静了群动；就是以少胜多，不以多为多；就是天人合一，法自然、师造化，自然为大美。但长期以来，受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宣传、代言、主旋律等影响，以及西方文化潮流的影响，当代中国艺术界一直是在“做加法”，无边界也无中心地探索求变，唯新是问，唯视觉冲击力和展览机制是问，失去了素宁内敛的文化根性。现在不少紫砂陶艺家纷纷回过头来“做减法”，守住“化繁为简”的底线，重新在“简约”的本质特性上下工夫。
精致化：比之古典陶瓷艺术来说，当代陶瓷艺术从创作理念到制作工艺、技术手段，都要丰富精良得多，但为什么所成就的作品却没有古陶古瓷耐看？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静气”。今天的艺术家们大都过于急功近利，很少能像古人那样静下心来，别无挂碍地把一件事情尽善尽美地做到极致，习为广大而难成精微。越是粗制滥造鱼龙混杂假冒伪劣成风的时代，真正的陶艺家越需要沉得住气，抱元守雌，精益求精，品质为上，苛求完美，才能脱平庸、超时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认证，免蹈昙花一现或各领风骚三两年的覆辙，这点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并逐步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文化化：观赏宜兴紫砂壶，外行看器形、看纹饰；内行品气息、品内涵。紫砂泥的资源固然有限，也有优劣之分，但却不是作品价值评判的关键因素。判断紫砂壶的价值，贵的不是原料，而是其文化含量。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器物化，紫砂壶若没有深厚隽永的文化气息和精神内涵灌注其中，那就只是一件好看而不耐品味的“形而下”之物件而已，比之“古董”低价，比之“工艺”掉价。经由泥与火的熔融，赋予紫砂壶以诗的灵魂，方是紫砂壶艺术存在的真谛。一方面，今人不能做古人，陶艺家必须进入现代语境，表现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强势话语影响的焦虑，如何表达我们自己的现代感，以及再造我们本源性的艺术精神与审美感受，已成为现代陶瓷艺术深入发展的关键。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思考和探求，仅仅依赖一点点观念的更新和技艺的琢磨，显然是不够的。说到底，生逢其时的当代陶瓷艺术家们，面对机遇与挑战，最终的命题还是那个绕不开的老话题：回到修养——更为全面和更为超迈的文化修养，进而以文养心，以心养陶，“道”和“器”并重而抟土为玉！
紫砂壶鉴藏七忌
就紫砂壶型创作而言，通常有七病，可做赏析紫砂参考之用，收藏时也当忌此类作品。
一忌臃肿：造型之道，多一分则胖，少一分则瘦。
二忌繁赘：实则匠心过重，在壶身上做繁杂的雕、塑、刻，破坏应有之简洁。
三忌懈怠：线条处理拖泥带水，壶嘴胥出无力、壶把收放不够精神、身筒没有拍出气势。
四忌纤巧：一是大气洒脱的作品在改制作小容量时未必能小中见大；二是局部比例失调，过于纤细。
五忌驳谬：将极不相干的题材生硬地组合在一起，缺乏内在的联系。比如茄段的身筒配个南瓜的壶把，东坡提梁壶的盖子上坐着两个小狗熊。这类形式上有谬、意境相驳的壶型均属病态。
六忌媚俗：一是纯粹迎合客户和市场需求，盲从市场流行，不考虑壶形应有之意。如流行如意纹装饰，于是不分壶形统统刻上如意纹；又如流行壶身刻竹，就连合欢、西施壶身也刻竹，没有一个正确的艺术定位。二是作品的立意庸俗，高调不高雅。
七忌失位：没有装好流、把的位置，或高或低，刻画构图不均衡。
此外，如果说收藏紫砂壶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话，那就是要找对圈子。如同艺术有诸多流派一样，收藏也有不同的圈子。圈子是自发性质的，不同于商业行会、行政组织。玩壶的人，都想找到自己的圈子，不然会很寂寞，即便是再耐得住寂寞的藏家，身边也总会有三几知音。艺术本来就需要共享，作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没有什么人可以永远占有，所以，作为爱壶之过客，时间很短，如白驹过隙，找到适合自己的圈子，和相熟的知己聊聊壶，谈谈茶，以及茶与壶之外的感受，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享受。
瓷画：让瓷器焕彩新生
中国书画艺术与陶瓷艺术，有着极为紧密的历史文脉关联。图案纹样中，涵盖动植物、人物故事、历史文学等题材，同时将诗、书、画统一表现于瓷器之上，将文入画结合融入瓷画，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
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艺术形式越发多元化，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的融合成为这一时代独具特色的艺术亮点。从小喜欢绘画的田福良，就喜欢在德化羊脂玉瓷上画莲花。他认为，在洁白的瓷胚上展现中国画的墨色飞白，这才是中国画和瓷器的最好结合。因为这样更能体现瓷身图案的美观通透，加上茶汤色泽，犹如莲花在汤水中摇曳，婀娜多姿，甚饱眼福，更显茶器之精品。
每一个图案都值得回昧
出身于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的田福良，小时候就喜欢看“小人书”看到兴奋时就临摹书中人物，读书时考上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后，在教师岗位上干了10年。从没有间断过绘画。后来到了北京，他经常利用周末到琉璃厂、潘家园、宋庄等艺术文化聚集的地方看画展，到画家画室参观学习。
来到北京后，因爱茶而出席于茶活动和茶会的机会很多。他发现，每套茶具都会有它的文化主题，而且这些主题的整套茶具都是一个图案，都值得回味。它们是有诱惑力的。于是，他便萌发了在瓷器上画莲花的想法。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第一套莲花茶器，就画了荷花的含苞待放、盛开、怒放、凋零和残荷。
他说：“这就是莲花的一生，当你细细观赏，便会有所感悟。”其实，每一套瓷器都有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一笔一画之下是他们对人生的理解，落笔之处蕴藏的是内心最质朴的情感。田福良觉得，他所作的莲花茶器有如人生，生命一程，每个年龄阶段，有每个年龄阶段的美。愿如莲的一世轮回，如君子的一生，每个人都能干干净净。
“借助白瓷描绘清雅荷花，因为荷是圣洁的代表。”田福良说，荷花出尘离染，清洁无瑕，故而中华人民都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质作为激励自已洁身自好的座右铭。
莲花，圣洁、清净的象征。它是人人向往的一种“真善美”。或许，这正如笔者的老前辈，福建日报的退休员工郑秋生一样，因多年的喝茶习惯和人生阅历，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和感悟。他说，感恩天地赋予粗茶淡饭，观世态纷纷争争；一颗静静的心，感悟人生冷暖温馨。笔者觉得这是一份如莲花般的从容和淡定。
每一道工序都很关键
据介绍，“够瓷器”是老北京传统文化中的北京方言。意为“好朋友、好哥们”。几天的交流，笔者深切感受到田福良对瓷器绘画这一工作的执着和热爱。他们“够瓷器”。他们是如影随形的“好朋友、好哥们”。这是他对瓷器的一份尊爱。
画瓷与其它画种不同，要做到胸有成竹，千万不可随意，只有足够的尊重和自信才能笔下生花。田福良介绍说，在羊脂玉瓷的胚体上绘画，运笔中远不像在纸上润滑，因为青花颜料很粘，坯很涩，很难表现宣纸水墨的韵味。虽然工艺很难，但是瓷上绘画可以永不褪色，这一现象弥补了宣纸画和油画寿命不足的缺点，让作者的作品永久留存，让美也更长久。”
一盏瓷器从原料到成型，瓷泥在经历时间洗礼的同时，早已习惯了匠人们细腻的劳作。无论形状各异的泥坯，最终能否完成成瓷之路，那些有幸接受装饰，匠人用心雕琢的瓷器，必定会披上一身，满是故事的华美外衣。瓷器仿佛天生就是画作的载体，但在瓷器上的画作，又和纸上作画截然不同。瓷器的色彩如何体现出来，怎么去配制？不同器型，不同图纹，如何实现完美结合？
每一道工序都很关键，每一步都是经验之谈。田福良说，制作过程中，画稿、线描、设色、添彩、描金。这每道工序，都是完美的艺术呈现，每一工序都很关键。难度和突破就是，画好了要烧，烧就变色，瓷工画的时候是看不到成品效果，比如青花是黑的，粉彩是暗的，全凭经验。而且釉有流动性，多多少少会影响画面的效果。
如今，绘画对陶瓷艺术的作用日趋得到人们的重视。田福良也越来越关注到陶瓷艺术这种全新的艺术表达形式。由于有着资深的绘画基础和文化理论根基，加上多年的瓷器繪画经验，现在的田福良早就是一位瓷器绘画的行家了。
每一样作品都有寓意
《拾遗记》云：“黄河千年一清，清则圣人生于时也。”唐薛逢《九日曲池游眺》诗曰：“正当海晏河清日，便是修文偃武时。”古人常用“海晏河清”比喻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在瓷器上主要表现方式：一种由燕子、荷花、海棠花组成，以谐音构成寓意。
经过历代工匠艺人的刻苦创新，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浅绛彩、新彩、釉中彩等等，现如今用颜色釉来绘画等新材料、新技法、新工艺不断创新涌现，使这门古老的艺术门类，焕发出无限生机，满足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所需和审美情趣。
由于有着共同的绘画爱好和审美情趣，田福良的瓷上绘画的圈子也逐渐热闹了起来，大川、思懿、乙卜、耿晓春等等都是田福良工作室的常客。
他们在注重陶瓷的材质美的基础上，将绘画装饰和优雅器形完美融合，充分展示了瓷器作品的材质美、器形美、装饰美和色彩美，使瓷画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其中，因为今年是猪年，职业画家大川在瓷器上画猪，借助猪的萌，来展现这一年的美好祝愿；艺术学校教师思懿的瓷器上画蚂蚁，因为她认为女人常常被习惯以为柔弱，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柔弱的，内心的刚强被笔下的蚂蚁而展露出来。在满满品饮茶的同时，感受蚂蚁的团结和力量，不失为休闲品饮中，让人生有所感悟；画家乙卜笔下色彩斑斓，蝴蝶摇曳。极具个性的禅画最令人喜爱，寥寥几笔，简约不简单；画家耿晓春老道的画风，修炼多年的功力，笔笔精炼，鱼游春水、残荷风骨。润与枯，生与死，每个风格的表现都美到极致，引入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