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古代瓷器。
云南着名航海家郑和，1405年﹙明永乐3年﹚率领由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7次。船上装的3样主要物品是：茶叶、丝绸和陶瓷。
云南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明确，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
中国陶瓷最经典的审美创造青花瓷，是采用钴蓝颜料制作而成的。云南会泽所产的钴矿原料（珠明青花料）就是当时的官料之一，着名的康熙青花就是采用珠明青花料制作。景德镇、浙江、云南被称为中国古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
1953年12月7日，中国第一届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江苏宜兴紫砂、云南建水紫陶、广西钦州红陶（坭兴陶）、四川荣昌安陶（1997年重庆直辖后，改为重庆荣昌）被文化部列为中国4大名陶。
当我们揭开历史迷雾后的“云南陶瓷”，我们发现，它的历史悠久、品种多样、工艺精湛、产品精美。不仅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珍贵遗产。
云南，彩云之南。这是天空赋予它的称谓。
当光影交错，时光轮回数千年，
我们发现，天空给了这片净土以彩云，而大地却也给了这片土地以恩赐，
这就是各色泥土。
千年陶土就诞生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而它幻化出来的各种精美亦古朴的陶器：
汉代墓砖，唐代的瓦当、鸱吻，宋、元时期的青花瓷，清代的紫陶，如今仍存在于居家生活中的建水紫陶、华宁绿白釉陶，丽江金沙陶，永胜瓷器，祥云土锅，傣族陶罐，
都让人浮想联翩，这是怎样的延续，赋予了它们如此美丽的生命气息，
以至千年之后，仍觉出它们的好，让人感慨光阴的厚待？
千年制陶史
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按时间来推算距今约6000年。
“云南出土的陶片都能证明它的历史悠久，当时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出土的陶片相比，主要是装饰上的区别。”云南省紫陶研究会副会长、《云南陶瓷》作者马行云介绍，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合称，先有陶后有瓷，陶瓷在古时主要以杯、鼎、罐为主。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掘出罐、杯、鼎等陶片；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一件鸡形陶壶，体形如蹲踞的母鸡，栩栩如生，生动可爱，是云南最早的造型精美的原始工艺品。
马行云说，云南从南诏国时期就盛行火葬，元、明时期火葬仍是云南最主要的葬俗。正因为如此，那时烧制的陶器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装骨灰之用。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济的发展，瓷器成为了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
人们把黏土加水调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制成陶器。陶器文化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陶器和磨制工具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
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渗入砂石粉，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作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马行云并非是云南人，但从来到云南的那天起，这个东北人便痴爱上了云南的陶器。他曾踏遍了云南各地，就是为了研究云南陶器，了解它们的历史、文化、工艺、传承与产业现状。
据马行云考证，云南的陶器自新石器时代起一直生产使用到明清时期，其中，以夹砂灰、红、黑陶为主，宋以后开始大量使用绿釉陶。由于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地，部分陶器便带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异域文化。
这些具有民族特色亦有异域风情的陶器的出土，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汉代灰陶巫师立像，长舌鸡冠，神情怪异，为全国其他地方所无；元代黑陶舍利塔式火葬罐，制作规整，造型独特；明代绿釉印贴八仙杂宝陶罐，在红胎上用印模印八仙人物、莲花宝杵、杂宝等纹饰，再罩绿釉烧成，带有明显的云南地方文化与宗教特色。许多产品明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安佛拉式陶壶、陶罐等。
从春秋战国至西汉，云南进入了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时代，创造了灿烂独特的滇文化青铜器，这时，青铜器成为了主要器具，陶器逐渐减少。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时云南并没有出现瓷器，而一直是陶器和青铜器并用。
直到元代，云南各地才出现了瓷器。
马行云介绍，公元829年“南诏攻西川，连陷戎、嶲、邛诸州，12月南诏抵成都，俘子女百数万人而去，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大理是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在这里出土大理国时期成熟的青釉器是理所当然。
元代是云南陶器青釉的发展时期，在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多有发现。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10万大军乘革囊及伐渡金沙江平定大理，由于地方民族政权分散，闭关自守，有碍封建中央集权统一领导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于是，公元1273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把政治中心从大理迁昆明，从此云南成为全国行省之一。
是时，手工业随着经济发展起来，这与内地汉人的迁入有关。元代在“各路设人匠提卒司”，为管理手工业机构。云南土司管辖下的农奴只能耕种放牧，不得从事手工业。元代为了云南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就从汉军中抽调一些为“军匠”，或从民屯中挑选原从事手工业者为“匠户”，手工业者不得转业。世袭生产，精艺者则调入大都宫廷使用。
元代在云南的改革措施，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并为明代在云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样，到了明代，屯田人数达50万户之多，成为历史上入滇人数最多的一次。而此时，云南出现了青花瓷器。
内地人大量入滇，他们不仅推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不乏陶瓷手工业者，建水窑以“湖广”籍命窑，另临安府所辖华宁境内《重修慈云寺功德碑》载：“冶北里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江西景德镇人来滇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继则汪氏、彭氏、高氏、仲氏，以及范、刘、柯、杨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这说明内地陶瓷手工业者迁移到云南促使陶窑的兴起，明《云南通志》首次出现了“窑课”，云南窑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中，这与陶器以元代居多、瓷器以明代居多也相符合。
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江西景德镇瓷器大量进入云南，价廉物美且品种繁多，冲击了云南的陶瓷市场，瓷器的产量逐渐减少，一些窑炉改烧粗瓷和细陶，多数窑址只能烧一些粗陶罐、盆、坛等。
窑烧里的千年秘密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
素胎勾勒，钴料呈色，釉下彩绘，犹如水墨画般明净素雅的青花瓷，姗姗而来。当我们走进云南陶瓷从坯胎到成品的世界，它们曾经在如母体一样的窑中孕育烧制，其最终幻化出的千年风姿的秘密存在于这口口古窑中。
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一次烧成。而据马行云了解，云南产钴料的矿区达几十处，为烧制青花瓷器提供了质优价廉的颜料。因此，云南大批烧制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是有其必然因素的。
千年以来，我们古人在云南纵横起伏的山、蜿蜒曲折的沟渠河流边，茂密的森林里，码起了一垄垄长龙一样的窑口，他们顺着山势搭建起了龙窑。在这龙窑里烧制出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瓷器。
龙窑又称长窑，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它依一定的坡度建筑，以斜卧似龙而得名。
据考古发现，目前云南已发现的窑址约10多处，共有龙窑30多处，每处窑址旁均有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堆积。其中，已正式发掘的仅玉溪窑一处，其他未发掘的窑址有7处：红河州的建水窑、禄丰县的罗川窑和白龙井窑、昆明的灰土窑、玉溪的易门窑、大理的洱源窑、凤仪窑、丽江的永胜窑。
在这些窑中，规模最大、产量最大的要数玉溪窑和建水窑。
建水窑位于建水县城北1公里的碗窑村，分布在碗窑村北后山坡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旧窑、湖广窑、潘家窑、洪家窑等瓷片堆积区，占地4000多平方米。马行云介绍，相传宋代，碗窑村就开始烧造瓷器。后来窑业兴旺，加之兼烧陶器，碗窑村便发展为上、中下3窑，成为滇南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时光流转，如今龙窑的全貌已被破坏，窑旁堆积的大量瓷片和窑渣只能说明其曾经的辉煌。从考古调查发现判断，建水窑主要烧制青釉瓷器、青釉印花和划花瓷器，也烧制青釉青花瓷器。
玉溪窑是唯一一座博物馆正式发掘的窑口，共有3处龙窑，约属元末明初，有古窑和龙窑两处。华宁窑的窑址位于县城城郊。原突起上新建了现代化的陶瓷厂，所以已无法看清窑址的面貌，仅在瓷厂的围墙边挖了约3平方米的探方，发现了许多瓷片。从出土标本和探方的地层关系看，专家判断华宁窑的烧制时间可能为明中期，主要生产青釉瓷器和青花瓷器。
也许是这种删繁就简的制作，到了清代中期，华宁陶仿烧河南圴窑瓷器，主要釉彩为月白、灰青和红釉，器型有瓶、罐、炉、钵，产量较大，成为云南当地普遍使用的日用陶瓷。如今，一些人家还在使用俗称“土碗”的碗具，事实上这就是华宁陶器，民国后期至今，华宁窑大规模烧制琉璃瓦等建筑陶瓷，成为云南地区建设陶瓷的主要产地。
古滇国时，生活在滇池和抚仙湖周边地区的土着居民使用的是直釉杯和带流壶等，有浓厚的长江下游地区陶器的风格。位于滇西北的民族则使用的是双耳罐，这与民族迁徙有很大的关系。西汉时期，大量汉族迁入云南，至东汉初，古滇国衰亡，地方割据，这一时期，一部分汉族在夷化，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则在汉化，那时使用的陶器则与四川接壤地区的汉墓中陪葬陶俑一样具有浓厚的川俑风格。
唐宋时期，云南地方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两个王国均信奉佛教并实行火葬，而其陶瓷器以其价廉物美、易于储存而成为当地最主要的葬具，实用器皿中，除高档金银器外，陶器占了主要地位，文房用品、建筑构件等均有相当水平，此时的云南陶器进入了巅峰时期。据考古调查，云南各地在当时均有陶瓷器出土，宋元以来的陶瓷器出土也遍布除迪庆州以外的广大地区。
云南墓葬遗址出土的，在唐、宋以前主要是灰陶、红陶、黑陶，元代大量出现了绿釉陶和压模印花绿釉陶，并一直延烧至清初。瓷器在宋元时基本是青釉瓷，到了元末明初出现了大量的青花瓷并延续到清初。
在云南已发现的古窑址中，除昆明灰土窑外，都曾经烧制过青花瓷器，在元明时期的土墓葬中，普遍有青花瓷器出土。不论是窑址还是墓葬出土的瓷器，青花瓷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其他陶瓷。可以说，青花瓷是云南陶瓷中最重要的品种。
在这一口口古窑中，我们见到了以火葬罐为主的器皿，其次为瓶、炉、盘、碗、壶、杯等。宝杵、莲花、八仙、人物这些一抹抹青色勾勒其上，“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清代龚轼先生此言着实不虚。
天青色世界里的干坤
云南陶器，尽管风雨千年，它仍自顾自地美丽着。
千年制陶史让云南的陶瓷呈现出了民族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丽。从那青、绿、蓝的色彩里，我们看到了别样的云南陶器，从那素坯勾勒出的青花里，尽管风雨千年，它仍自顾自地美丽着。
青釉瓷器是中国瓷器着名传统颜色釉，又称“青瓷釉”。在古代南方，青釉是瓷器最早的颜色釉。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有月白、天青、粉青、梅子青、豆青、豆绿、翠青等，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同时，古人往往将青、绿、蓝三种颜色，一统称为“青色”。
马行云介绍，从史料记载和现代考古材料看，最初的青花瓷器在造型和装饰方面与同时期陶器基本相似，说明它的制胎工艺来源于当时的陶器，而烧瓷上釉的技术则由内地传入。这一时期的主要器型是盘、碗、罐、瓶，多数为素面不带装饰，以晶莹透亮的釉色取胜。少数的瓷器饰有简单的水波纹、几何纹等。
云南陶瓷从大理州境内火葬墓出土的大理国青釉环纽斗笠形盖、敛口贴印人物罐、附加堆纹青釉平底罐，其瓷化程度已相当好。在此之前应有一段青釉的萌芽期，而且和南诏细质釉陶有着渊源关系。
元灭大理国后，带来了中原的制瓷工艺，云南陶器逐渐被瓷器替代。至明中期，除达官贵人的陪葬俑仍十分精美外，古典陶器已逐渐衰落。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它成熟于元代的景德镇，而云南则是在明代开始大量涌现出青花瓷器。明朝中期，云南的青花瓷器达到了鼎盛时期。云南陶瓷研究学者、原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曾着有《玉溪窑》、《星火南来》两本书，据他考证，云南出土的青花瓷，当时产量达到了中国第二位，仅次于景德镇。
“当时云南青花瓷的工艺是从江南传过来的。但是云南人却根据其地域、风俗和文化的不同，制作出的青花瓷特点不一样。”马行云说，产自云南的陶瓷泥料不一样，釉色也不一样，因此风格就不一样。
“与浙江的青花瓷器呈现暗蓝色、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呈现天蓝色不同，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云南的瓷器。特别是云南青花器上花纹密而繁多，题材以缠枝花、牡丹、龙凤、鱼藻、瑞兽、海涛及杂定图案为主。”据考证，云南元明时期的窑址和墓中出土的青花瓷片数以万计，窑址和墓葬出土的完整和较完整的青花瓷器大约200多件。主要有青花瓷盘、碗、碟、蛊、杯、瓶、罐、壶等。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这片土地上，因为各个地区的土质和颜色不同，各地区的陶瓷器也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特色。
明末清初，云南建水发现了五色陶土，开始生产紫陶，至清康熙年间，这里生产的紫陶“体如铁、明如水、亮如镜、声如磬”，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花瓶装水不发臭，花盆栽花不烂根，茶壶泡茶正浓香，餐具存肴隔夜不馊。
建水紫陶的名声越来越大，以至之后与江苏宜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列中国4大名陶。建水紫陶主要生产的烟斗、茶具、花瓶、笔筒、印盒、烛台等物件，一时行销国内外。至清光绪年间开始生产一种用于炖鸡的造型独特的“杨林锅”，又称汽锅，因炖出的鸡肉味道鲜美异常而闻名遐迩。
而建水紫陶在全国闻名时，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陶瓷工艺的发展也方兴未艾。华宁釉陶、西双版纳慢轮傣陶、香格里拉尼西黑陶、丽江纳西族金沙陶、大理鹤庆瓦猫，形成了现代的云南陶器系列。
之所以各地对陶器的称谓不一样，这与其工艺是分不开的。陶器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工艺，我们祖先就是以黏土为原料用手工制作，然后经风吹日晒而制成了精美的陶瓷器。
史前居民制造陶器的方法有手制和轮制两种。在滇池周边地区出土的陶器，先民将湿黏土用手搓成很长的条状，然后用螺旋式的方法把泥条盘成器皿。有的则是直接把湿黏土捏成口型，如小罐、小碗、小杯等。还有一种更为原始的工艺，用草、竹、藤一类已经编织成形的器物为模子，将湿黏土涂抹在上面，放入窑内烧。出窑后，编织物本身烧尽而留下黏土容器，最后成品就是陶器。考古蜀一般推测，史前陶器上的篮纹、绳纹就是这样起源的。
相对于手制法，轮制法则是较为进步的制陶工艺。将黏土放置于轮上，手脚并用，慢慢转动轮子制成陶器。现代则大部分已经使用电动方式制陶。
因了土质和工艺不同，云南陶器的类型也不同。
马行云介绍，红陶是最早在云南出现，它的烧成温度在800摄氏度，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大理洱海流域距今6000年的南诏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李家山文化时期，都以泥巴质红陶和夹砂陶为主，西双版纳的傣陶则具有代表性。
还有一种彩陶，它是用赭、红、黑、白等色绘饰的陶器。“彩陶艺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马行云说，它是在陶器未烧成之前就画在了陶坯上，烧成后彩纹固定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釉陶衣，使彩绘花纹更为鲜明。而花卉、动物、几何形图案绘于其上后方进行烧制，成品后颜色鲜艳，活色生香。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些从远古走来的美丽瓷器，成为人们平静流淌的生活中无时不在的旁白，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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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瓷都的古老典故
千年瓷都，窑火传烧不止。那些华美的瓷器记录下历史的印记，从古至今绵延不断。不知道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是对于美丽的事物人们总爱赋予各种美好的想象，那些古老的美丽典故悠然而出，与景德镇有关。
高岭土的故事
“高岭土”是世界对这种瓷土的通称，景德镇的高岭村成了这种瓷土的命名地。
关于“高岭土”有个传说故事：很久以前高岭村住着户姓高的穷汉，夫妻两人租地种田为生，生活很苦。一个冬天早晨，高老汉看到屋檐下躺着个被冻僵的白发老头，他忙唤来老伴把他抬到订床上，然后烧姜汤把他灌。老人饿得不会说话，只用手捐捐嘴想吃东西。可是他们家只有野菜。怎么粉呢？他们只得去向富户人家借了一升米熬成粥送给老人吃。老人吃了粥后忽然哈哈大笑：你们确实是好人，名不虚传。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粒洁白晶莹的小石块，交给高老汉，叫他把埋在高领山上，过七七四十九天去挖出，那就会变成挖不尽的白玉土，送到景德镇去就是上好的制瓷原料。老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出现我奇迹，到处是白嫩嫩的玉土，便和村里人一起去挖，运到景德镇，卖了很多钱。景德镇的瓷器也因用上了这种瓷土，质量更好，为国内外的人所喜爱。
刚正凛冽的“风火神”
“风火神”，本名童宾(公元1567一1599年，)字定新，明代浮梁里村人。幼年读书，秉性刚直，因父母早丧，遂投师学艺，执役窑业。死后尊他为风火神，把在“佑陶灵祠”。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任江西矿使兼理景德镇窑务，督造大器青龙缸，久不成功。潘相便对窑户进行“例外苛索”，派役于民并对瓷工进行鞭笞以至捕杀。瓷工衣食不得温饱，还要受到迫害，处境十分凄惨。童宾目睹同役瓷工的苦况，非常愤慨，竞以自己身体为炼瓷的窑柴，纵身火内以示抗议。据说次日开窑一看，所烧炼的龙缸果然成功了。这种缸直径三尺，高二尺多，外围环绕着青龙，下面有潮水纹。能烧成这样大的龙缸，在当时确实是烧制瓷器的一大奇迹。童宾投窑焚身后，余骸葬在凤凰山。童宾之死，激起了工匠们的义愤，全镇起来暴动，焚烧税署和官窑厂房，潘相只身逃走。事后，封建官府为了缓和人心，在瓷工和镇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为那因大众利益而牺牲自己生命的童宾立桐在御器厂的东侧，并号之为“风火仙”，祠名“佑陶灵祠”，至今尚保留有瓷制的“佑陶灵祠”匾额。祠内供奉的是童宾坐像，即风火仙师像，两边是窑厂烧炼工人神像，有把桩、托坯、架表、收兜脚、打杂、小手、二手、二手等(都是瓷业烧窑工种名称)各脚师祖。
此后烧窑业还定出行规，二十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定升工种岗位，并举行迎神盛会。这种迎神会既庄重，又热闹，成为当时全镇陶人的盛典。邻近各县的农民、商人和工人的家属都赶来观光，一时人山人海，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过去景德镇有日食“千猪万米”码头的说法，如果按当时迎神盛会的流动人口来计算，确实不算过分。这种迎神盛会，一直延续到1949年才自然消失。
唐英和唐窑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这些美丽古老的故事千年传唱，我们相信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人来讲述这些属于千年瓷都的古老典故。
陶瓷文化鉴赏-千年风流磁州窑
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嵯峨峥嵘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去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人们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但透过已被打碎的陶瓷碎片，穿越浩渺的时光隧道，仍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繁荣景象。
磁州窑，源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1987年，北大考古系和我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48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九座瓷窑和作坊，以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式可复原的瓷器两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其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内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她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
在磁县文保所的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
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坛，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以及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都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并成为皇家贡品。
如今，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众多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的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的骄傲，也是河北乃至中国的骄傲。
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陶瓷文化：神秘哥窑千年传说
龙泉哥窑是五大名窑之一。
众人周知，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而且窑址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龙泉青瓷，又分“哥窑”和“弟窑”两种。沈岳明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所谓哥弟两个窑的区别，就在于哥窑开纹片，而且是黑胎。弟窑是不开纹片的，白胎。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
虽然“哥窑”在龙泉，在这座小城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然而，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制品，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的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哥窑标本的测试数据不一致，以致想当然认为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同，从而认为哥窑不在龙泉。进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这对于龙泉人而言，是心中一块抹不去的伤痛。
其实，凡是记载哥窑产地的文献基本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当然，关于文献记载的哥窑产地，除了龙泉以外的唯一指向是杭州的凤凰山下，这在个别文献中确有记载，故也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哥窑，但从考古成果看，这应是元代仿哥窑的“元末新烧”产品。
即便是在今天，无论行走在龙泉的任何大街小巷，处处可听到“哥窑”流传的神秘传说——
在龙泉，制瓷人都将章生一、章生二尊为窑业祖师爷，认为他们分别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
过去，龙泉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章生一、章生二“师父榜”。师父榜除神位外，并附祭祀山神、土地、搬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在考察龙泉窑后曾说到：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中国陶瓷艺术千年不灭的窑火
中国陶瓷艺术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陶瓷艺术品丰富多彩，众多的陶瓷艺术品的制作技术无与伦比，创造了人类奇观而引起举世瞩目。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陶器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于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而其发展到宋代，才逐渐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
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录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降，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书，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到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吴仁敬、辛安潮于1936年刊出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说："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钧等名窑。"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庭，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
划、刻、印花的单色装饰和素面单色釉器物等主要是以官窑御用器为代表的"雅器"，造型庄重典雅，釉色单纯，尤尚青色。纹饰简洁，追求古铜玉器神秘庄严的艺术效果，既有纹饰，也是玄妙的弦纹或毫无生气的"规矩花"。这种幽玄苍古、趣味高雅的艺术风格，充分反映了宋代上流社会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趣味。
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两宋市民阶层的产生，因而瓷器的艺术表现体现了这方面的需求。彩绘装饰和彩釉瓷器多数是民窑的产品，与官窑迥然不同，造型灵活多变，讲究实用功能，如磁州窑生产的瓷枕和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装饰，颇受欢迎。而且，这些所谓"俗器"色彩强烈明快，纹饰丰满富丽，花纹图案多含吉祥寓意。这种清新的艺术风格，充满着浓郁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
御窑：体现皇权的威仪和神秘
官窑（御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由官府亲自设立并掌管，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太监等兼职提举，其产品主要为宫廷和国家重大典礼使用，所以又称"内窑"，与前述的设官监烧并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的官窑概念不同，其生产方式规定为宫廷制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士兵供役。南宋人叶在《垣斋笔衡》中说："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官窑共有3处：其一为北宋官窑，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或附近，由于黄河的淤理，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十余米处，所以致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其二为南宋初期在都城临安（今杭州市）皇宫附近修内司范围内建造的窑，称"修内司官窑"，即文献所说的"内窑"。大约是由于距宫城太近，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不久就停烧了；其三为修内司官窑停烧后，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由于在杭州市乌龟山发现了其遗址，也称为"乌龟山官窑"。
南宋前期由宫廷建造成的修内司官窑，产品相当单纯，全部是青釉瓷器。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光洁温润，釉面大多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尤其是小块开片，密集并程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器物的组合除了日用的碗、盘、瓶、饮茶用的托盏外，还有仿古代青铜器的鼎式香炉、尊、觚等。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均很厚，因此显得肥润，宝光内蕴。厚釉的工艺是在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钧窑发明的。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先素烧一遍，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达到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入窑釉烧。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新，开后来官窑、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之青瓷的先河。
御窑最重要的特点是官建、官管、官用，产品具有皇权特有的威仪和神秘性。又因其不存在商品化、需要谋利的特点，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捡选出供宫廷使用的优质器物后，其他器物一概打碎后就地埋藏，绝不允许流入市场。这一点即使前述之汝官窑也无法做到。老虎洞窑址所发现的24个瓷片坑，就代表了这种特点。被定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的器物，很少出土于地层堆积中，而绝大部分集中出土于24个瓷片坑中，这些坑特意修建，集中埋放次品和废品瓷器。
以三号坑（H3）和二十号坑（H20）为代表。H3为一边长2米，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四边相当规整，上面用致密的黄土覆盖，质地非常坚硬。出土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出土瓷片达一万余片，绝大多数可拼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在发掘后的整理中发现，H3中出土的瓷片几乎都可以拼对起来，仅完整或可复原器就达400余件，20多种器形。H3中出土的部分器物釉色呈黄色，是因为窑炉中错误的出现了氧化气氛而形成的，显然是废品；H20平面近似长方形，长2.2米，宽1.14米，厚约0.06-0.15米，利用自然低洼处略加修整而成，表面覆盖一层碎瓦片和残砖。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
从窑址发现情况看，官窑在烧制时大体上就是一座龙窑和一、二个用来烧素烧坯的小馒头窑一同烧造。与磁州窑数百"窑家"一同生产的情况极不相同。因为官窑这种专门的御窑，只是为了生产专用的瓷器精品，并不需要利用集体的优势和规模生产来赢得声誉，占领市场。老虎洞窑址中发现的南宋时期的作坊都质量极高，全部用质地细密的灰砖砌建并铺地，房外还有防雨水的散水。这种砖用来建造官衙和宫殿。在全国各地发掘的窑址中，从未曾见过这样高质量的作坊，体现了皇家气派。
民窑：活泼新颖的艺术品味
私窑（民窑）是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可见也有着雄厚的基础。比较著名的有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
物尽其用是民窑瓷器发展的基本原则，各地制瓷作坊将采来的瓷土，精细原料制作高档用具或陈设艺术瓷，粗料作粗瓷，下脚料则用来生产黑瓷，因为黑釉掩盖能力强。这些档次不同的生活用瓷，价格有高有低，能满足广大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这种物尽其用的作法反映民窑工艺能力的提高，因为不同品种的瓷器都要求不同的科学知识，并不是不费力就可以作出来。比如青瓷、酱色釉瓷和黑瓷在胎、釉配方和烧成气氛的控制上都有不同要求，都要求以科学技术作基础。随着岁月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品种都在提高。到东晋时期黑瓷已经不满足于用下脚料来制作，水平大大提高，和青瓷一样进入艺术瓷的领域。
元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官窑占有最优质的瓷土、配釉原料、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宫延积累历代最好的工艺品和外国朝贡的艺术珍品可供参考。有皇帝最欣赏的艺术家来参与创作，包括器形设计和装饰绘画。不惜工本，瓷器作得豪华、典雅、新奇、甚至精美绝伦，代表了一个时代瓷艺的最高水平而备受人们的称赞。这些绝世的优秀之作也为民窑模仿。但是，官窑的发展方向是向宫延艺术的方向发展，代价很高，做不到民窑那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而且高高在上的气势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精美富贵的品质庶民百姓不好使用，不可能在社会普及，其工艺很难推广。民窑则贴近庶民生活，质朴亲切，这些因素使民窑工匠受约束少，创作思路比较活跃，优良的工艺技巧能代代相传，民窑和官窑一样能体现民族工艺的精神。
民窑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浓郁的地方风情。民窑的地理分布宽广，长江以南、黄河流域的北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可以分出不同的窑系，产品有浓郁的地方特点。这些来源于民间的工匠就在当地生活学艺，一般不大四处流动，因此对当地制瓷原料的本质特点民众用瓷的情趣很了解，掌握的是当地的工艺传统。他们最知道作出怎样的瓷器才能有人买，符合市场销路。
各地区的原料品质、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信仰都不相同。这些因素造成各地瓷窑体系形成浓郁的地方风情，例如唐代浙江的越窑青瓷，河北的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窑的唐三彩釉陶和白瓷、黑瓷、湖南长沙窑的釉下褐绿彩，安徽淮南地区的寿州窑，四川的邛窑等。宋人的磁州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景德镇窑、德化窑、建窑、定窑、钧窑等窑区域性的特点特别明显。
第二，粗料细作。就原料的开采情况来看，有的窑场能开采到精细优质的原料，如景德镇的湖田窑，福建的德化窑等。大多数民窑就地取材，开采的原料不会很精细。但工匠通过顽强的劳动，粗料细作，生产出美观实用的作品，不但好用，而且能美化生活。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用当地的大青土（即北方坩子的一种）作原料，它能学习定窑生产出一些细白瓷，但大多数是粗瓷，有白瓷、黑瓷、酱釉瓷和低温釉陶，广泛施化妆土，以划花、刻花、剔花、釉上彩绘、釉下彩绘、绿斑、褐斑、黑釉酱斑、白釉划花、黑釉划花、酱油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雕塑等技法，创造了许多纯朴、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有用精细如绣花针一样的工具线刻花纹；有在白釉层剔掉；有的一直剔到露出粗糙的胎面，使带釉的花纹部分和胎体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剔到露出洁白化壮土层，使主题花纹格外醒目，真是"以物写心，不为物障"。
第三，激情满怀的书画艺术。民窑工匠可以自由地在瓷器上绘画写字，最突出的是磁州窑，用黑彩在白瓷胎体上画画写字。这些书画艺术和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相比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但有它的特色。由于工匠们平静单纯，生活根底扎实，视野比较宽阔，在瓷器上画的画，定的字都纯朴、浑厚，没有无病呻吟的病态。以绘画为例，题材广泛，有作边饰或辅助花纹的回纹、几何线条、波浪纹、卷枝蔓草等。作主题花纹的主要有牡丹、月季、菊花和闲花野草、游龙飞凰、禽鸟野兽、山林中的小雀、花塘溪流中的鸭鹅和游鱼等。绘画从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小景，到气势恢宏的高山瀑布，从农家茅舍到市井小民，从神仙故事到严肃的历史题材，这些紧贴人民生活的通俗的艺术领域是民窑的优势。
1970年河南省镇平县出土一件白瓷黑花梅瓶高49厘米，小口细颈，丰肩长腹，中腹饱满，下腹瘦长；胎施洁白化妆土，肩和上腹以黑彩绘锦土纹，衬以白色卷枝花；中下腹以黑彩绘茁壮的牡丹和多姿的莲瓣，上罩白釉，花纹壮实生动，与胎釉对比鲜明。挺拔高挑的造型结构，对比鲜明的花纹使人产生许多联想；说起梅瓶人们可以想象，在黄土高原，黄澄澄的大路从脚下延伸至遥远，广袤的大地点缀着村镇茅舍、酒肆小店。勤劳的人民祥和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劳动，丰收之后他们也会置身酒店，村姑为他们抱出一瓶美酒，瓶就是磁州窑的梅瓶，抱瓶的姑娘健壮的体魄，红润的面孔，高高的胸脯，明亮的眼眸闪灼出青春的光彩。酒美、人美、瓶也美，让人陶醉，诗人情不自禁的写诗称赞："欲把梅瓶比西子，横竖刚柔总相宜"。
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虎形枕，是山西地区金代磁州窑产品。枕塑成一个老虎形状，虎眼圆睁，竖耳，卷尾伏卧，满身用黑彩绘虎皮纹。在白色枕面上作画，开阔水面飘浮一物，上立一长尾鸟，天空双雁高飞，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二十日"铭。磁州窑在元代还在继续发展，生产大量优秀之作。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横宽40.5厘米的长方形枕，主题花纹是《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图，唐僧师徒四人在山道中艰难行进。枕面四角绘折枝菊花，前壁绘黑竹，后壁绘猛虎，两端绘牡丹图案，枕底楷书"古相张家造"铭记。唐僧取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僧人幺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决心到天竺取经，历尽艰苦，费时七年，来往走了几万里路，取回六百多部梵文（印度古文字）佛经回长安。
回国以后，奉旨主持佛经翻译，口述西行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宗又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内容为西域及佛教发源地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都充满神异的色彩，二是唐宋以来民间有许多故事，神话广为流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明朝吴承恩汇集这些传说写成《西游记》影响极为深远。这件瓷枕对研究这部文学名著的成书过程有重要价值。明朝中后期景德镇生产大量的青花瓷器，不但内容极为广泛，而且画得诗意盎然。很多画面抽象、夸张、大写意，往往是工匠激情满怀一挥而就，真的达到绘画艺术追求的"无迹可寻，然后入神"的境界。
千百年来，不管是官窑还是私窑都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绘上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表现出中国古代人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作为一种陶瓷文化，伴随着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传播，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深渊的影响。
陶瓷知识：天价瓷器背后的千年沉淀
有人形容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文明史，近5000年的中华大地几乎每个时期都与陶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汉以前的陶瓷古朴自然、唐代瓷器雄浑大气、宋代瓷器精致内敛、元代瓷器一枝独秀，而明代瓷器浓艳多姿、清代瓷器彰显繁缛富丽，到了民国时期瓷器则良莠不齐。可以说能从瓷器上找到每一个时代的影子，这就是文物收藏的史料价值所在。
在当下艺术品投资市场遇冷的行情下，陶瓷收藏投资市场的现状如何？是否能成为促进艺术投资发展的新主力？
泥土与火神的结晶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这是李清照著名的《醉花阴》，想必大家并不陌生，那么瑞脑、金兽、玉枕这样的陶瓷器物，究竟长什么模样？
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 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就是“瓷器”了。可以说，在陶瓷上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最为丰富了，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代表彩陶就记载了大量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和精神追求的图画；如唐代的长沙窑瓷器身上带有大量的诗文，特别是唐诗；再比如宋元时期磁州窑瓷器上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唐诗宋词，还画有反映百姓市井生活的图案等……这些文字和图案都是我们学习了解历史的最好实物资料。
“黑马”彩瓷
提到瓷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青花瓷。但是在陶瓷收藏市场里，粉彩在近十年来身价翻涨，正成为新的瓷器收藏热点。
“贵逾珍宝明如镜，画比荆关字比苏”，这是郭沫若笔下的彩瓷。粉彩瓷，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一，是在五彩基础上及珐琅彩的影响下创制成功的又一种彩瓷。其创始于康熙年间，与五彩相比，颜色更加丰富，增加了桃红、广翠、不透明的玻璃白及雪白等色。尤其是玻璃白和雪白的运用，因其具有乳浊作用可使彩绘表现出浓淡粉润、凹凸的变化，层次感和立体感极强，从而增加彩绘的表现力。从手法上对形象的描绘除了用线，还用彩、笃、拍等手法，填色也从平填丰富到洗染、接色等。相对于五彩的坚硬质感被称为“软彩”，具有粉润柔和、秀丽雅致、颜色丰富等特点。
当今名家艺术瓷的价位逐年走高，例如前一两年的景德镇某高级工艺美术师的一件代表作不过三四千元人民币，随着作者职称、名气的提升和技艺的日趋成熟，如今同等大小、同等水平的一件作品已逾万元人民币，其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确实不可小视。正因为此，许多收藏家已逐渐把目光从原来的古瓷收藏移向越来越繁荣的当代艺术瓷市场，其中尤以色彩丰富、雅俗共赏、极具表现力、市场前景看好的粉彩艺术瓷备受青睐。
以国礼大师占昌赣的代表作《粉彩三绝》为例。2001年占昌赣的粉彩作品价格仅为1万元人民币，到了2011年，他的作品《蕙质兰心》在拍卖会上拍得88万元人民币，十年连涨80余倍，使得彩瓷一时间成为了瓷器收藏市场上的大黑马。
钧瓷作品《万山红遍·蝶恋花》
“红色”钧瓷
今年夏天的国博双年展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刘红生入选2016年国家博物馆工美双年展的一件钧瓷作品《万山红遍·蝶恋花》以8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成为该届双年展最大的亮点。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看起来正在逆势而起。宋瓷里，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著称于世，被列为五大名窑之首的钧瓷了。
黄金有价钧无价。钧瓷之珍稀，自明代断烧后愈显。清雍正、乾隆皇帝曾亲自下旨，费尽良工予以仿制，之后再次断烧。清末，皇家珍藏的钧瓷首次外流，震惊世界，受全世界收藏家的疯狂追捧。民间流传着众多关于钧瓷收藏的传说：“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家有万贯，不值钧瓷一片”；“雅室无钧，不可夸富”；“片瓷值千金”等。因钧瓷的完整件鲜有，时人常常收集钧瓷碎片，于是用钧瓷碎片拼成的挂屏，都价值不菲，可见钧瓷在收藏圈的地位非同一般。
近年来，钧瓷的拍卖记录一路攀高，尤其是在国内市场更受瞩目。2011年，钧瓷成为五大名窑中，第一个价格突破5000万元人民币的窑口，成交价高达7010万元人民币。其中，禹州国营老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的“红色”钧瓷系列产品，受到市场的疯狂追捧。2012年，一批1000件该年代原钧瓷国营厂的产品，在澳门拍卖会以8625万元人民币成交，平均每件8.6万元人民币。而到了2015年，每件作品的价格已经涨至惊人的132万元人民币。3年时间，平均每件产品升值达123.4万元人民币，涨幅高达1500%。刘红生的《万山红遍·蝶恋花》也属于“红色”题材。其创意源于毛主席词《蝶恋花》，器型源自映山红，取自经典红色名曲《映山红》，象征着对红军、对长征精神和伟大革命领袖的歌颂和热爱。最后，由中国钧瓷窑炉博物馆官方出品，是2016年的红色巨制，属于纪念大作，拍卖出高价自然不足为奇。
“不衰”青花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青花是运用天然钴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装饰，再罩以透明釉，然后在高温1300摄氏度上下一次烧成，使色料充分渗透于坯釉之中，呈现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显得幽倩美观，明净素雅。青花是中国最具汉族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是釉下彩瓷的一种，也是中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
青花是景德镇的四大传统名瓷之一，起始于唐宋，成熟于元代。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后一次烧成。景德镇青花瓷在原料、工艺、设计等领域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使得无数藏家“竞折腰”。
截至目前，今年瓷器拍卖排行榜中拔得头筹的是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成交价高达1.58亿港元。宣德一朝的青花器物历来被收藏家所喜爱，认为是青花烧造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在烧造数量还是器物质量上，在青花瓷史上均有着不可小觑的位置。该大罐青花发色淡雅翠绿，且浓处有铁锈斑痕。其源于一个法国宗族，代代相传直至今日。这类大罐当与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的一对青花五爪龙纹梅瓶相同，为成对烧造，然历久保留不易，现知仅此孤例。
在2016年春季拍卖会上，瓷器类上拍量达到95000件左右，成交50895件，成交率53.57%。总成交额达到95.87亿元人民币。成交率同比上涨10.45%，占到了中国艺术品整体拍卖市场40%的份额，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从以上数据和成交的拍品中可以发现，现在各个拍卖行对于拍品的征集和选择变得更加挑剔，但是真正的珍品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挑剔，也是瓷器市场能够领跑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关键。秋拍就要到来，青花瓷、钧瓷和彩瓷的表现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民国瓷器是指从清朝覆灭的1911年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间制作的瓷器。
众所周知，在中国瓷器史上，尚未把民国瓷器纳入其中，市面上出版林林总总的瓷器书籍图录，也极少将民国瓷器作为一个专类来记叙。业内专家分析原因称：一是因为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陶瓷总体质量良莠不齐，不值一提；二是一般文物界及收藏界对短暂的民国瓷器重视远远不及他们对其他时期瓷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的程度。
虽然民国瓷器远不及古瓷器收藏火热，但目前，随着近年来古瓷价格虚高，当代瓷器质量低下的现状，曾被市场冷落的民国瓷器精品已经在慢慢升温。对此，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收藏委员会主任荆志忠也向《经济》记者表示，虽然民国时期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造成手工艺品档次不高，但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其瓷器价值在于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并且，曾经在中国景德镇国际艺术陶瓷拍卖会上，民国瓷器全场成交率达到了72.73%，“珠山八友”之一王琦绘制的瓷版画《糊涂即是仙》以100.8万元成交，一度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
民国瓷器亮点多
在有收藏瓷器十余年经验的武先生看来，民国瓷器收藏最大优势是其精品刚被市场所重视，价格不高但未来潜力巨大，处于“价值洼地”。
例如，与古瓷器、当代大师作品相比，民国时期的浅绛彩作品价格还处于劣势，其稀缺性还没有体现出来。其次，民国瓷也在易于流通的市场中体现了价值。其来源较多、花费相对不高，普通藏家也容易玩起来。并且从收藏角度来说，收藏民国瓷比较容易成规模成系统，但古瓷如今在普通藏家手中能够发现几件已经不易了，不可能形成收藏规模。
不难发现，以上只是民国瓷器日渐火热的客观条件。那么，其自身又有哪些收藏亮点？
荆志忠告诉记者，民国瓷器有四大种类具备高收藏价值：
其一，洪宪瓷。袁世凯称帝，为了效仿封建王朝，在江西景德镇建立了御窑厂，派郭世五（古代传统瓷器爱好者）监督窑务。洪宪瓷选料精细，胎骨颇薄，主要用于烧制水彩和软彩瓷器，落款为“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
但因袁世凯称帝仅83天，时间短，这批洪宪瓷烧制数量并不多。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发现诸多瓷器收藏类书籍中对洪宪瓷特别注明：现市场中大部分“洪宪年制”与“洪宪御制”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窑所烧制的仿制品。
其二，“珠山八友”流派。1928年瓷板画开始流行，为了便于接受订货，在王琦倡导下8位画师成立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前后共十位画师参加，分别是王琦、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和刘雨岑。
“将艺术创作载体从宣纸转移至瓷器上，留下一批各有千秋的作品成为近几年拍卖会上的新宠，其精品目前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荆志忠说道。
其三，浅绛彩瓷。浅绛是中国元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山水绘画技法，浅绛彩瓷则是清代晚期景德镇生产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民国初期从事浅绛彩瓷制作的艺人大多有较高艺术修养，通书画，能诗擅文，制作浅绛彩瓷时，从图稿、勾画到渲染都由一人来完成，使画面自由洒脱，充满了艺术表现力。但因后期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加之浅绛彩瓷低温烧制，彩料在釉面上黏连不牢固，色泽不够鲜艳，彩绘大多容易污损、脱色、掉彩、磨失，所以浅绛彩瓷在民国时期逐渐被色彩鲜艳而不易脱落的新粉彩所替代。
其四，仿古瓷器。清朝的覆灭，使得一批原来供职于官窑场的能工巧匠另谋生路，在民间仿制了大量的历代名窑瓷器。例如目前收藏市场中常见的仿制古瓷器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隋唐五代的白瓷，宋元时期官、汝、钧、哥、定五大名窑瓷器，明、清的官窑器等。荆志忠表示，虽然这些瓷器是仿制品，但质量比较高，现在收藏市场上很多人将民国仿制瓷器当作明清官窑的真品。
除此之外，从民国时期开始，陶瓷创作者开始在作品上署名，因此创作者的思想体现更加强烈，特点也更加鲜明。
逐渐被抬高的身价
曾经民国瓷在收藏市场被称为“地摊货”、“边角料”，处于陪衬地位，在学术上并未得到充分认可，价格也非常低廉。武先生告诉记者：“在前几年，民国瓷器市场十分暗淡，价格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但如今去文玩市场上，几乎找不到这个时期的真品。”
无独有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收藏瓷器的范青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十年前，在文物市场还有一半真文物时，民国浅绛彩最为低廉。当初买50件浅绛瓷花了3万块钱左右，后来再买100件的时候，大约花了将近30万元。现如今，想收藏浅绛瓷花，估计一件出价30万元也未必能在市场上找到。”
的确，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艺术品投资市场的看好，媒体的报道，相关研讨会、论坛通过交流、鉴赏、参观等多种方式探讨民国时期瓷器的历史地位和收藏前景，使得收藏界对于民国瓷的认识也不断深入。
记者发现，近年来，民国瓷器逐渐成为了各大拍卖会主角之一，其最高成交价甚至突破了亿元大关。
例如，2014年安徽艺海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粉彩花鸟笔筒以13440元成交。
2014年9月份，中国嘉德四季第39期拍卖会，民国时期王步绘青花花鸟纹小笔筒以92万元成交。
2011年4月份，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民国粉彩瓷器霁蓝描金开光粉彩花卉纹双耳瓶以1800.2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18亿元）高价落槌，创下迄今为止民国瓷器最高世界拍卖纪录。
……
对于近两年来民国瓷器价格不断上涨现状，荆志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精品民国瓷器与低质量但被抬高价的古瓷相比，前者性价比要高于后者。换言之，按一般市场行情来说，资金走势一定顺着低投入、高回报方向。
例如以晚清光绪官窑的赏瓶和民国时期“珠山八友”精品为例，两者价位均在50万元左右。但是，晚清官窑质量无法与鼎盛时期的清三代相比肩，历来也不被古玩业内称之古玩，而精品民国瓷画意比较浓、文人气息比较强烈，在当时被达官贵人、收藏界所看好。毋庸置疑，此时的精品民国瓷器就成为一个能捡漏的好门类。
每年涨幅至少在30%
荆志忠告诉记者，近几年随着收藏队伍日益扩大，未来民国瓷器收藏市场每年涨幅至少在30%以上。
究其原因，荆志忠认为，除了上述提到高性价比外，另一方面是民国烧制的瓷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历史价值。以其中景德镇瓷画家及当地瓷名家作品为例，其多出自清代官窑场能工巧匠之手，这部分人在摆脱官窑束缚后，借鉴了古人优点，加工生产出来了从造型、釉色、艺术性上都堪称为一等的作品，同时也是对古代瓷器传承发展最好诠释。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制宋元时期的龙泉瓷。深受日本人喜爱的龙泉瓷器在民国时期大量销往日本。“目前正值文物回流热，但发现从国外回流的许多瓷器绝大部分都是民国时期仿制水平较高的龙泉瓷。”武先生说，“一件真正元代民窑生产的龙泉青瓷大盘，目前市场价大概要上百万左右，而一件民国仿品价格则数十万左右。那么，两者质量相差不多，数十万的民国仿品自然比数百万的元代正品增值空间高。”
据记者了解，目前民国瓷器收藏区域也逐渐扩大。曾以江西、广东等地为主要民国瓷收藏区域也逐渐被北京、山东、东北等地分占市场。
收藏高门槛是知识
那是否说明民国瓷器的市场已经走向盛世了？
荆志忠不以为然。他向记者表示，文物收藏市场的门槛依旧很高，但目前阶段，这个门槛指的不是金钱，而是知识。
荆志忠进一步解释道：“目前收藏市场有个怪象，就是文物本该越来越少，但市场中流窜所谓‘文物’却越来越多。”
“这就是赝品在其中作祟。”荆志忠介绍说：“目前收藏市场上流窜很多假‘珠山八友’或其他名家原作的东西，从画风、落款方面来看与原作差别并不大，但实际上多数是当时学生、专业造伪人士临摹出来的。”
“民国时期的瓷器近些年才逐渐被大家所认同，并且在时间推算上也属近当代作品，这就导致仿制容易且可以借鉴的真品参照物并不多，所以作品的真与假很难准确去评判。”荆志忠表示，这种模糊情况极大影响了市场的良性交易。
对此，荆志忠强调，目前收藏民国瓷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中国收藏家急需对文物收藏内涵、产生历史原因相关知识的补充。“虽然这一点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了很大改变，但还远远不够。”
荆志忠最后总结道：“只有等我们的收藏家群体将眼光从只看名气、追求潮流回归到注重它的艺术性和学术性时，才是民国瓷器市场价格真正到位的时机。”
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2011年，澳门中信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估价3亿港币（折合人民币2.45亿元），成交价8.4亿港币（折合人民币6.85亿元）。
201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21亿元）成交……
《经济》记者梳理近15年的天价瓷器价格发现，其价格浮动区间最低为8344万元，最高为6.85亿元。几乎每年都有一件天价拍品。纵然似乎每年的拍卖市场总有让人不惜重金追逐的瓷器，但是否有人想过把这些天价瓷器抬下神坛，使其不仅“可以远观”，还可以“亵玩”？
天价瓷器之路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使元青花驰名海内外，也掀起了国内收藏热。其整个青花纹饰呈色浓艳，主次分明，浑然一体。人物刻画流畅自然，神韵十足，笔笔精到，正如著名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先生所说：“元代瓷器‘精者颇精’”。
文化艺术品金融资产化课题组组长、天禧阁博物馆馆长陈旭向记者分析说：“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是首拍效应的典范，即元青花第一次在完全公开的国际市场上亮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价值。后续市场操作将难以逾越。”
对于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其折合人民币的成交价格是鬼谷子的数倍，综合分析国际经济形势、通货膨胀因素，以黄金比价在同一时点计算，“萧何”的价格约为“鬼谷子”的两倍。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原因？陈旭认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再创新高有其历史必然性。他进一步分析说，首先，艺术品市场6年为一个提升结点，其次，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市场价格奠定了比价基础，最后，选择了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作为突破点，直接来源于《南京市博物馆镇馆之宝——号称10亿元人民币也不卖的青花萧何追韩信梅瓶》的报道。此外，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的器型规格、艺术水准，以及《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的知名度远高于鬼谷子下山。
实际上，继“鬼谷子”、“萧何”之后，元青花难以再现热点。其原因是民间大量同题材元青花涌现，造成市场价格处于无限下行通道，丧失首拍效应的同题材藏品难以上拍成交。
再看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的天价之路。其传承几十年，拍卖前国内外媒体大肆炒作，拍得此藏品则预示着奠定行业地位和大幅提升知名度。许多买家志在必得，也因此一举成名，乃至招致《成化斗彩鸡缸杯真伪考》、《2.8亿鸡缸杯背后的合法洗钱》等争议。“买卖双方成功的事件炒作，投入十亿广告费用都无法达到如此持久的效应，其商业价值不可估量。”陈旭说。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实际上是玫茵堂藏品成功增值的重要案例，直接刷新了中国成化瓷器世界拍卖纪录。玫茵堂珍藏以其艺臻技绝的御制瓷器举世闻名，为史上最精炼的御制瓷器收藏之一。其收藏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历朝瓷器中的最上乘珍品，被认为是在西方私人手中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玫茵堂从世界各地收购中国瓷器，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传承”，通过国际拍卖公司进行拍卖，获取超额利润。
谈及此，不得不提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的天价之路。2013年6月，玫茵堂正在“传承”姊妹藏品“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准备进行破纪录炒作，但澳门中信预展“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惊动了玫茵堂。
因为根据事前判断，此藏品存世仅一只，藏界有“珐琅彩无双”的说法，珐琅彩本身就极具稀缺性，又是御制皇家珍品，雍正珐琅彩又是极品中的极品，具有极高的价值，是最有可能挑战元青花霸主地位的古瓷器。陈旭表示：“澳门中信拍品的横空出世，打乱了玫茵堂的总体战略。”玫茵堂决定紧急收购“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通过事前多方协调，以9315万港元成交，此事件直接导致2014年4月8日，冲冠天价藏品的“清雍正珐琅彩花鸟纹玉壶春瓶”紧急下架。
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拍卖场上的天价价格并非看起来那么容易，“首拍效应”、“孤品”等都会对天价成交有一定影响。
天价之后，如何传承？
说起传承，少不了要先了解这件物品的价值。天价瓷器更是如此。一方面其大部分都有特殊背景，另一方面，其不能用比较法直接进行等价评估。
以古瓷器为例，其评估就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第一，要考虑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成交背景、不同经济环境下历史成交情况，综合判定古瓷器市场平均价格。第二，要考虑古瓷器市场总量、货币流通总量，可投资资产总量之间的比值。第三，要考虑古瓷器各品类数量分布。第四，要考虑因鉴定技术、市场需求、市场稳定性需要等因素造成的古瓷器释放速度，在此过程中，应假定古瓷器完整器优先上市。第五，要考虑古瓷器与其他文物品类、文物艺术品衍生品、现代艺术品的价值比较关系。
这只是宏观层面的价值评估，当涉及单个天价瓷器，还需细分工艺标准、艺术标准、社会标准、商业标准、拟制标准等因素，包括年代、规格、材质、工艺、等级、经典性、美感度、美誉度、稀缺性、传承性、炫耀性（受追捧程度和特别购买目的）、环境性、目的性、增值性等。
陈旭认为：“天价拍品对产业发展能起到引领作用，不仅可以以各种方式参加到实体产业中，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制造陶瓷衍生品。每个时期的陶瓷都有其艺术精华，这种精华的文化概念可以从其所在的文化范畴去审视。明清瓷器的造型、釉色质感相比唐宋瓷来说，缺乏内敛和雅气，但是元明清时期陶瓷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时期，也是器物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求新求变的历史时期。“从整个大的文化范围来审视其发展过程，以中国画独特的审美视角去审视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艺术品，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本身就是全维的审美观念，与西方单一的焦点透视审美体系有本质区别。因此，做古陶瓷的复制品，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走向国际化。”陈旭说，比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成交后，根据原物复制出10000只复制品，按照目前的陶瓷工艺，每只制造成本80元，以每只8000元价格销售，文化价值让瓷器升值了100倍。
第二，博物馆孵化。各大博物馆都有镇馆之宝，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汝窑水仙盆，南京博物馆镇馆之宝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等都家喻户晓。在天价瓷器的传承中，把其注入博物馆体系中，能起到世代相传的作用。玫茵堂在孵化博物馆时，除了匹配与企业文化相符合的系列藏品外，还会配以镇馆之宝，如玫茵堂禅茶博物馆镇馆之宝元蓝釉白龙纹梅瓶，内藏700年元代原浆酒。
第三，增资扩股。即把天价藏品注入企业信用提升体系。一方面将其计入企业资产能使得文物艺术品资产化，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公众的认知，便于文化推广与传播。比如，当这些天价藏品计入企业资产之后，可采用股票发行方式来进一步固定企业文化。
第四，艺术金融。文物艺术品可以作为抵押贷款、质押融资、资产包组合的标的，为企业融资起到润滑剂和信用担保作用，不仅支持了实体产业发展，还能大大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而采用天价藏品更加利于其保值增值的稳定性。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天价拍品的价格也仅仅是一个价格，2017年将是下一个时间窗，到底是否有藏品能突破十亿大关，收藏家们会十分关注。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藏品的文化价值和后续惠民的方式更有吸引力。
定窑遗址：拨开千年的迷雾
6月11日，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104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和63家全国考古发掘资质单位共同投票产生的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苏州市公布，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从400多个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2009年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近半年的时间，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获得又将我们的目光牵回到了定窑，回到曲阳县灵山镇涧磁村外的那一片神秘的土地。
待解的历史谜团
在宋代，瓷器生产以钧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五个窑口最为有名，后人将它们统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位于我省曲阳县境内的定窑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的杰出代表。据史料记载，定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宋、衰落于元，因宋时曲阳隶属定州，故称定窑。
“元朝刘祁的《归潜志》曾有言：‘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这是对定窑白瓷的绝佳评价。”省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立森说，定窑的历史地位因长久以来持续不断的文献记载而备受世人关注，又由于其广泛的影响，近代以来被学者列为六大瓷系之一。定窑最重要的产品是精细的不施化妆土的白瓷，“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是宋元时期代表士大夫清雅艺术取向的典型代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瓷孩儿枕”便是定窑代表作之一。定窑从其创烧伊始就对周边地区的窑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断有瓷窑仿烧其产品，在我国陶瓷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种曾被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代表了清雅艺术的陶瓷制品，在六七百年的繁华消散之后，留下了重重谜团。定窑的年代划分、各时期的风格特点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1934年著名古陶瓷学者叶麟趾首次指出定窑窑址的地理位置。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不断对定窑进行考察和研究，曾两次对定窑进行考古发掘，但至今仍无完整的文献发表。
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进展，从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种古代遗迹中出土的定窑瓷器资料不断积累，使人们认识到定窑瓷器是当时产量巨大、流传广远的一类瓷器，上至宫廷贵胄，下至百姓戍卒都在使用，同时，它还是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瓷器，宋金对峙时期还曾用于南宋和金代贸易。但是由于缺少以窑址挖掘为基础的分期研究，定窑器物的类型划分以及各个时期的代表风格，尚未清晰地显现，而且以往对定窑元代的生产状况基本不了解，导致学者们在谈及定窑时对元代的产品避而不谈。
定窑“分期”真相大白
定窑的分期一直没有可信的研究依据，通常只被粗略归结为“创烧于唐、极盛于宋、衰落于金代”。学界对于定窑的创烧问题也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创烧于初唐，也有人认为创烧于晚唐，甚至有人认为创烧于隋朝。此次定窑考古，通过出土器物和遗址地层的考察，秦大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定窑的创烧时代应该是在中晚唐时期。“我们在第七、八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的地层，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其下即为生土，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早不过中唐。”此外，随着大量丰富的金代瓷片、窑具、窑炉、作坊的发掘，定窑最繁荣时代是宋代的说法也被打破，实际上，金代才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期。
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考古队基本摸清了定窑的分期情况。秦大树表示，“初步分析定窑历史发展分为晚唐、五代，宋分早中晚期，金、元各个时期的代表器物及工艺等也都有收获，还纠正了一些原有认识，譬如我们曾以为定窑到元代后就停烧了，但是这次发掘令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定窑在元代仍在生产，规模也不小，只是产品的质量下降了。”
这次定窑考古收获颇丰，为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找到了重要资料，完成了既定的各项目标。比如地层中出土的瓷片证实了晚唐到宋初定窑还在烧制三彩器物；金代地层中出土的带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为研究金代贡御瓷器提供了实证；发掘出土的元代器物证实了元代定窑依然还烧造而且有一定规模等等。
2010年1月20日，最后一批考古队员离开了涧磁村。预计未来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将持续两到三年，最终将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正如秦大树教授所言，“通过我们的照相、摄像、航空摄影和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采集的资料，大家将看到一个活的、跟真实十分接近的定窑窑炉”。
联合考古队队长韩立森评价此次考古发掘说：“主要目的是对定窑分期断代，我们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始于1990年，现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考古学会协办，中国文物报社承办。评选标准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每项考古发掘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依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考古发掘，保证考古发掘的科学质量；考古新发现的内容评选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所谓新发现，是指这项考古发现除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之外，还要在中国考古学科发展上具有新的内容信息和新的认识。
中国古陶瓷协会副会长、“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河南省文研所研究员孙新民对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定窑遗址考古项目进行了解读。他说，定窑以其精湛的印花白瓷和首创的覆烧工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自1950年以来，陶瓷和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对定窑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但遗憾的是迄今未见出版考古报告。2009年9月至12月的这次主动考古发掘，学术目的性强，选点审慎准确，并注重运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取得了全新而丰富的实物资料，是近年来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孙新民评价说，此次考古发掘发现的遗迹丰富，窑炉保存完整，这次清理的11座窑炉中有保存较好的五代窑炉2座、宋代窑炉1座和金代窑炉3座，均具有通风道长、火膛较深、烟囱宽大等特征，是深入探讨定窑窑炉结构和烧成工艺的重要材料；地层堆积丰富，有助于确定烧制年代，这次清理的文化层不仅分属于过去已知的五代、北宋、金代，还出土了一批中晚唐和元代遗物，尤其是地层中出土的一些纪年材料，为确定定窑的始烧和衰落年代提供了依据；出土的带款器物，展现了定窑的贡御史，这次出土的瓷器标本达数千件，有不少属于贡御的定窑精品。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白瓷，与河南巩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随葬的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北宋地层中的“尚食局”、“尚药局”款和龙纹装饰瓷器，显然是贡御之物，为史料中“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的定州白瓷器找到了产地。
田野考古工作结束了，考古发掘成果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认可，但揭秘定窑、研究定窑，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千年古瓷 再放异彩
河南云台山因其秀丽的风景和峡谷奇观而闻名天下。在云台山脚下，距“当阳峪古瓷窑遗址”不足200米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因其生产的绞胎瓷图案奇特，极具艺术感染力，成为有名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绞胎瓷亦称绞泥、搅胎瓷、透花瓷。绞胎瓷因其表里如一，被称为“瓷中君子”，又因为每一件绞胎瓷的纹饰不尽相同，而被诠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其可以说是“十样釉色入泥层，百种纹理由胎生，千度火焰冶瓷韵，万种情怀在其中”。
当阳峪绞胎瓷的质量特色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当阳峪绞胎瓷的胎釉料成分主要为高岭土和皂白，它们都源于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村及周边太行山脉。高岭土和皂土中的主要元素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它们在高岭土中的含量分别为50%和45%~48%，在皂土中的含量分别为65%和11.4%，而且当地泉水和溪水中的钙、镁离子含量较高，分别达到440mg/L和46mg/L，远高于其他地区泉水，加之当地空气较湿润，年平均相对湿度67%。这些都对当阳峪绞胎瓷质量特色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阳峪绞胎瓷的生产始于唐，盛于北宋，直至明朝还比较发达。其中绞胎技法品种最全，品质最高，具有独特风格。现存于修武县当阳峪村的《德应候百灵翁之庙记碑》，就记录了北宋时期当地200多万平方米的古代瓷窑遗址。2006年，古瓷窑遗址在多次文物考古发掘中，发现窑炉6座，窑洞式作坊5孔，并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有碗、盒、瓶、灯、盘等，并于当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日本大阪博物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当阳峪瓷窑出土的部分古瓷器。“白如雪、红如朱、绿如翠、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花似锦、凝如脂、润如玉”正是对当阳峪绞胎瓷的准确描述和高度赞誉。这也是当阳峪绞胎艺术瓷不同于其他瓷类的独特之处。
绞胎陶瓷器皿因生产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大，所以产量极少，属当时的贵族才能享用把玩的器物，能流传到今天的制品，更是凤毛麟角。如今人们对唐三彩器并不陌生，然而对同是产于唐代的绞胎器，却知之甚少。虽然多年来，有很多学者对绞胎器的发明、生产技术、产地等进行了调研，但是由于实物资料的缺乏，严重制约了该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为了保护和发扬当阳峪绞胎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优秀品牌，确保当阳峪绞胎瓷独特的品质，修武县政府于2001年投资100万元在焦作市高新区管委会设置研发楼，给研发人员提供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该县还组织成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资料编撰小组，当阳峪绞胎瓷也于2010年12月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在政府的支持下，一向酷爱收藏古陶瓷，且对当阳峪绞胎瓷的文化和历史耳熟能详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战柱，潜心绞胎瓷技艺的研究与复活，经过多年苦心钻研和实验，2002年完成了第一件完整的绞胎瓷，这表明沉寂了1000年的当阳峪绞胎瓷，失传600年之久的当阳峪绞胎技艺，终于在他的手下重获新生。
为了使当阳峪绞胎瓷生产控制、质量检测和产品销售有据可寻，修武县质监局在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结合当阳峪绞胎瓷产品特性、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制定了《绞胎艺术瓷器》企业标准。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保障生产安全，他们还制定了作业指导书。
目前，当阳峪绞胎瓷作为河南4大名瓷，被收编入全国中小学生9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并先后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谈及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对绞胎瓷的意义，柴战柱告诉记者：“我们的当阳峪绞胎瓷贴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标签，不仅身价成倍上涨，而且还被日本、韩国、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及国内知名人士及馆藏机构视为珍品而收藏或馆藏。”
沉睡海底千年的越窑青瓷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出浮雕碗水莲叶 由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线形成很早，最早的记载是法显在公元414年乘商船经过印尼的爪哇到印度取经。到七、八世纪，佛教徒经印尼航向印度朝圣取经更加频繁，当时的爪哇及苏门答腊也成为佛教徒中途休整的活动中心。义净法师在671年12月从中国到达苏门答腊南部的室利佛逝，并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此攻读梵文，室利佛逝的统治者派船送他到印度收集、译读佛经，前后15年光景。686年，义净返回室利佛逝，并在那儿住了五六年才回国。当时室利佛逝王国的首都叫旧港，位于穆希河边，是当地政治和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佛教精神据点和研究中心。“室利佛逝”在梵文中是光荣胜利的意思。室利佛逝王朝在7世纪崛起。到了14世纪逐渐衰微。随后迎来了满者伯夷王朝，开始伊斯兰化，除了保持印度教信仰的巴厘岛以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范围之内。
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贞元年间，中国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中南半岛东海岸南航，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南端，再沿着印度西海岸航行，到达波斯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溯底格里斯河，到达大食帝国首都巴格达。如果从乌剌国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尔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
唐初，佛教故乡印度对中国信徒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僧人搭乘商船西行朝圣者众多。商船一般从广州、交州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柯陵、末罗瑜等国，再进入印度洋，直抵印度。而来自阿拉伯及波斯湾诸国的商船也是这样，由印度洋经过印尼的室利佛逝驶往广州进行商贸活动。因此，海上丝路几乎是以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交接站，这里成了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因而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在他所撰《岭外代答》里说：“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储蓄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爪哇)诸国，西自大食(阿拉伯)，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唐宋元以来，陶瓷是中国大宗出口产品，当时邢窑、定窑、长沙及越窑等产品都非常出名，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南宋中后期，泉州对外发展的势头赶上并逐渐超过了广州。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十年外族叛乱，百业凋疲，海上贸易停顿，泉舶从此不再出海，中介商、波斯人、阿拉伯人也不再来，泉州港就此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漳州的月港。
月港即今福建省龙海县的海澄，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今凌牙群岛)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
《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今廖内民丹岛)，经龙雅大山(凌牙岛)、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即室利佛逝)，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
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
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越窑青瓷
1998年，在印尼苏门答腊南端的彭加山岛附近名为勿里洞岛周围的海域，有一群印尼渔夫潜水采集海参，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从此在这片原本平淡宁静的海床上掀起一股探海热潮。
印尼政府当时委托德国一家探海公司进行勘查与发掘，找到一条深陷海泥、保留得很好的沉船，从船上起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及数百件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褐釉碗上最早的署款是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根据考古研究，这是一条来自阿拉伯的商船，其龙骨长15.3米，船身约20～22米长，而船身的木板结构全用椰壳纤维缝合，其工艺技术是典型的中东方式。
从沉船的地点看，这只商船可能是由广州出航，经海南岛、越南、勿里洞兜了一圈抵达苏门答腊的旧港即当时室利佛逝的国都，再北上马六甲海峡，往印度及中东而去，却不幸在勿里洞海湾触礁沉没。
沉船上的中国瓷器，当时是要运送至中东伊斯兰诸国。为了迎合中东国家广大伊斯兰教徒的需要，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带着伊斯兰教的风格，有些书有阿拉伯经文，有些绘有中东风格的人物图像、植物及抽象几何图形。但也有许多纹饰与佛教典故息息相关。特别是越窑青瓷的瓷碗、水注、酒壶、熏炉等器物，更是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说明这艘船中途也在印尼的室利佛逝及中爪哇一带进行贸易，为当时佛教盛行的旧港提供了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商品。
越窑青瓷的佛教色彩
在印尼出水的这一批越窑青瓷，有很多是类似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这些瓷器都是手工精细，烧造良好的越瓷，不但釉色温润，更显现出那种“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碧玉光泽。
船上有许多雕花镂空的熏炉，造型精美。这些熏炉是禅宗佛教僧侣在诵经念佛时使用的一种供具，应是流行大乘佛教的室利佛逝子民们争相拥有的器物。
一件修长的椭圆形双鱼罐，上雕一对鲤鱼，也蕴涵佛教色彩。其他的盘、碗、碟、盖、盒等都仔细刻绘带佛教象征意义的荷花。即使在几个少见的四系壶的壶身，也雕刻了精细的荷花纹饰。
唐代饮茶风气盛行，这个船上也找到不少注壶，这些注壶及许多深底碗都是茶具。在唐时，茶叶并不经过烘焙发酵的过程，而是碾成茶粉，与热水搅和入碗而饮。
有两件特大号的海棠碗(高10.5厘米，一件直径33.0厘米，另一件直径22.3厘米)及唾壶(高20.9厘米，直径30.7厘米)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是为迎合室利佛逝的印尼人喜欢用大型器具进食而制。
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
2004年2月，一支比利时海底勘测团队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了一条五代时期的沉船，沉船深埋海底，离水面有52～57米之深，使得挖掘工作困难重重。大批潜水员经过22000次潜水作业，直到2005年10月才把沉睡在水底1000多年的中国陶瓷、金银器、玻璃器及宝石等带上水面。我有幸受邀前往参与鉴定工作。
这条沉船的龙骨长24米，船身长30米，宽12米。从船的遗骸造型，可以看出这是一条8世纪在印尼海域间穿行的贸易船，船身配有两个狭长的帆，是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它从大型海船上运送货品，进行物物交换的生意。沉船里除了有几百件定窑白瓷，还起获了超过10万件越窑青瓷器，其中有9万多件碗碟、200多件执壶及不少形制多样的器皿，如水盂、套盒、熏炉等。
我们在这大量的越窑青瓷器物里发现了一个周身凸雕莲瓣的大碗，底足上刻了“戊辰徐记造”的字样。这戊辰年就是公元968年，正处于五代末期吴越国钱氏王朝时期。钱氏王朝烧造瓷器以进奉宋皇室，以求吴越国能免被征讨而继续生存。
井里汶沉船中越窑青瓷的纹饰
井里汶沉船中的越窑青瓷，不管是碗盘、盖盒、水盂、执壶、四系罐或盏托，纹饰变化多端，都洋溢着浓郁的佛教风格。
纹饰中浮雕莲瓣纹占了不少，而且刻工玲珑，曲凸有致。其他如以细线描刻双雁、双蝉、双鹦鹉、龙纹及荷花的纹饰也为数不少，都是寺院里常见的纹饰。有一个大盘，遍体布满莲叶的纹脉，正中站着一只乌龟，正是文献中所说“龟千岁，游于莲叶之上焉”，是祝人长寿的含义。其中有几件罕见的越窑器介绍如下：
鹿形盖盒。在打捞工作完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意外地捞起了一个很精致的鹿形盖盒，真是如获至宝。这件器物虽小(约8厘米长，5厘米高)，但做工细巧，盒子形状如一只伏卧的鹿。盒盖为鹿身造型，鹿弯首修舔毫毛，一支鹿角尚完好。而盒身则是鹿的下半身，鹿腿交叉相叠，明晰可辨。这样的鹿形盖盒在越窑瓷器中系首见。我认为这可能出自《鹿王本生》里九色鹿的传说，说是释迦牟尼前生是一只九色鹿，他救了一个落水将要淹死的人而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摩羯塑件。是一个巨型摩羯鱼塑件，尾巴后翘，鱼头仰天，形象生动。长14厘米，高约34厘米，看似作油灯之用。鱼鳞及鳍纹凹凸嶙峋，鱼头结构从眼到腮都交代清楚，绝不含糊。摩羯鱼的形象源自印度教，后成为佛教中的经典动物，以摩羯大鱼来比喻菩萨，寓意以爱念缚住众生，不到圆寂成佛终不放舍。摩羯鱼也是水神，常在海里游逡，拯救将沉之船。
苏门答腊巨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的穆希河出水的摩羯灯(图片来源：《收藏》杂志)
我们在印尼国家博物馆(微博)看到同样的一个五代越窑摩羯灯，而远在荷兰利瓦登市的毕临色夫博物馆也展示有同样的摩羯灯。原来印尼曾经被荷兰统治了300年，直到20世纪中期才摆脱荷兰的统治，所以荷兰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印尼。
不久前，我们在苏门答腊巨港，也就是室利佛逝旧都所在地看见了几件在穆希河里出水的摩羯鱼油灯，证明当时作为佛教象征的摩羯鱼在此地颇受崇佛民众供奉。在中爪哇，世界奇迹之一的佛教圣地婆罗浮屠的七层楼的寺院，每层梯阶都雕有摩羯的石像，取其神圣之意。
八角大执壶。高20厘米，完整无损，长流弯柄。引人注目的是在壶身的8个折面上，精巧地雕刻有八仙人物，云气袅绕，蛮有趣味。八仙故事的产生起于唐宋而完成于元时，老百姓参拜八仙借以求仙赐福，避祸安身。与室利佛逝民众求佛保护的愿望相一致。
笔者曾受新加坡圣淘沙集团之邀，帮助鉴定黑石号沉船打捞的唐代长沙窑、越窑青瓷等。得知黑石号沉船是一只阿拉伯制造的船，即断定这是来自中东的商人到中国扬州等地购货的船只。因为许多瓷器的纹饰都是伊斯兰教的风格，甚至3件完整的青花瓷也绘上椰枣纹和菱形框子的伊斯兰教纹饰。
当时我最感奇怪的是，许多长沙窑瓷器以及几乎所有的越窑青瓷都绘有佛教纹饰及字样。后来才明白，在商言商，阿拉伯人认定这艘商船会顺着风势航行到印尼的室利佛逝，打算将这些绘有佛教纹饰的器物在那儿出售，换取香料及其他产品。
2004年在中爪哇井里汶出水的10世纪沉船，被鉴定是航行于印尼诸岛的接驳船。船上装载的大量越窑青瓷是为供应给室利佛逝及中爪哇的民众使用。后来我们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石雕中也看到许多这样的印尼船的图像，船上坐有人，还捧着这些中国瓷器。可见越窑青瓷与室利佛逝等国的佛教渊源有多么深厚。而越窑青瓷直到如今还相继在室利佛逝的旧都穆希河里不断被发现，更反映了越窑1000多年来的历史辉煌。
千年窑火薪传不息
景德镇，一提起她，人们常常会想到瓷都，想到CHINA(中国)。而“CHINA”的小写形式就是“瓷器”的意思。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与瓷器几乎是两位一体的，这充分说明了景德镇及其瓷器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景德镇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窑火不绝，薪传至今。到宋代，因所产青白瓷质地优良，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年)以年号赐江西昌江边上的瓷器产地——浮梁县昌南镇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并因生产“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而蜚声海内外，享有“瓷都”美誉。
景德镇名气实在不小。正因为此，如何继承和弘扬景德镇的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成为景德镇文化工作者的重任。而作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集中展示地的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的工作人员，这种责任感分外深沉而自觉。这从近年来他们一系列的开拓创新之举可以充分感受到。
30多年前的开创之举
1979年7月，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杨永峰建议，景德镇应该有一处具备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风景点。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的建设构想应运而生。
1980年3月，景德镇市委决定在西市区的盘龙山人工林保护区内规划修整出83公顷空地，集中成片地保护一批陶瓷历史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一座古窑及部分明、清民间建筑珍品，建设陶瓷历史博物馆。这便是今天所见到的古窑民俗博览区。
集中保护了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与当地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古窑民俗博物馆，得到许多知名文保专家以及古建专家的认可，认为在30多年前推行的传统陶瓷、古典建筑之“静”与陶瓷手工艺人现场表演制瓷技艺之“动”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堪称开创之举。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作为景德镇王牌景点的古窑民俗博览区却没有预想中的红火，甚至一度非常冷清、萧条。
“用腊肉的香味去吸引人”
古窑民俗博览区令人尴尬的局面在两年前出现转折。陈武平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博览区管理处主任，并担任景德镇市古窑民俗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走出了一步步好棋。
对于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我并不陌生，但有意识地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则是在应邀参加2010年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一系列活动时开始的。
2010年10月17日晚7点多抵达景德镇后，博览区工作人员怕我们在飞机上没有吃好，便直接把我们送到宾馆餐厅用餐。饭后已是9点多，还来不及进宾馆房间，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就说，陈武平想见我。我们做媒体的，多是夜猫子，不怕晚，加上在景德镇逗留的时间短、事情多，我也想早点敲定采访的有关事宜，于是把随身行李又拿回车上，去了陈武平的办公室。
此前没有见过陈武平，但通过电话。及至见面，发现他年龄不大，干练。尽管已是晚上10点多了，但他仍在和古窑民俗博览区管理处副主任、文博研究员周荣林等为次日的活动忙碌，不时有人来找他请示、汇报，电话不断。
陈武平对于陶瓷并非门里出身，他由成功经营在景德镇名气不小的伊龙大酒店而进军陶瓷与文化领域。他坦言：“如果说我懂陶瓷，肯定会有一帮人笑我。”但他爱景德镇，爱景德镇的文化，他要做的是通过讲述陶瓷背后的故事，让世人看到景德镇文化的价值。古窑民俗博览区就是他要的平台。他说，一个人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固然重要，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尤其重要。他只做自己能做的。他认为，古窑民俗博览区文化与旅游结合、在动态过程中保护文化遗产的模式，是博览区的理想选择。
“景德镇人都很喜欢吃腊肉，不过一般人家都喜欢把肉储藏在瓷缸里。”陈武平微笑着说，“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腊肉晒了出去，让所有的人都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并被吸引来。”
陈武平说的那块“腊肉”，就是古窑民俗博览区。正是这种由藏到晒的转变，使博览区走出了隐于深山少人知的落寞。
交谈中，江华来了，他是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广(文物)局局长，我们是熟人。他刚参加完别的活动，怕第二天的活动有什么问题，连夜赶过来，当然也带有督战的意思。
看得出来，江华与陈武平合作得很默契。对博览区的工作，江华表示：放心、信任。他认为，只要符合政策，就要少干涉，否则别人没法做事。应该说，这是开明的管理艺术。
他们交流了一下工作。看到第二天的活动没有什么问题，江华也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对于景德镇文化，他主张整体保护与异地保护相结合，恢复能体现景德镇文化特色的传统街巷，再现当地人的生活与民俗。基于此，他对博览区近年来恢复景德镇镇窑等传统窑的复烧显然是赞赏与支持的。
需要提及的是，在景德镇逗留的3个夜晚，我们3人不时交谈。作为媒体人，我看到了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为景德镇文化夜以继日工作的敬业与奉献，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复烧古窑，打造“镇窑1728”
古窑之所以能走出困境，其秘诀就在于借助景区的文化优势，通过各种精心策划的活动将优势放大。陈武平认为，必须突破思想束缚，勇于创新，走前人不敢走甚至不敢想的新路。
于是，古窑民俗博览区提出了复烧镇窑的想法。当时的镇窑已破败不堪，支撑窑体的梁柱摇摇欲坠，内部也出现窑砖脱落现象。一些人认为，镇窑属于珍贵的文物，如果贸然复烧可能会对其产生破坏性影响。有着丰富柴窑烧炼经验的老师傅则指出：“想要保护老柴窑，仅凭砖头补、泥巴糊不够，还得让窑火‘养’着。”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复烧镇窑是使用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北京的故宫等著名古建筑数百年来从未停止使用。正是在这种使用与不断修葺的过程中，那些瑰丽的古建筑得以完美地保存于世。
事实证明，“镇窑”的复烧不仅达到了复兴景德镇陶瓷文化、提升景点人气等效果，也的确让古老的柴窑重新获得了生机。
“镇窑”“葫芦窑”都是宝，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必须要以足够大的嗓门宣传出去才行。于是博览区想方设法联系媒体，以拍摄专题片等形式，将古窑向全世界推广。民间收藏“大佬”马未都、节目主持人王刚、影视演员唐国强等人，也被邀请前来参加 “镇窑”“葫芦窑”复烧、再烧等活动。名人效应让本已具备轰动效应的盛大复烧活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通过复烧活动让古窑获得空前关注的陈武平，试图在陶瓷领域大展身手。但与一般的陶瓷企业不同的是， 他们凭借的是古窑的文化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他人的陶瓷文化发展之路。
“清雍正六年，督陶官唐英来到景德镇，为景德镇的瓷业书写了不少传奇，那年正好是公元1728年。”陈武平说，“我们所创建的陶瓷品牌就叫‘镇窑1728’，它由博览区里的传统手工制瓷老艺人亲手拉制泥坯，由传统瓷窑烧制。”
改革成就奇迹
这几年古窑民俗博览区屡屡创造奇迹。但奇迹发生的根源，也许了解的人并不多。
其实，不断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大环境，是古窑发生蜕变的深刻社会基础。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所进行的大胆尝试，颇具示范意义。
“如果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今天的古窑。”周荣林认为，正是由于机制的创新，才可以让自己为古窑，也为景德镇的非遗保护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陈武平与周荣林两人在对待古窑的事业中，有着相当的默契。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样一个观点：文化产业要发展，必须采取“学者+商人”的模式。
所谓“学者+商人”模式，即对文化和历史有独到见解的专家与有意在文化产业领域有所作为的投资者或企业家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相互配合，各展所长，将文化产业做得既有文化韵味，又具有经济效益，实现良性循环。
“一个人成就不了大业。体制重要，人才更重要。大家团结一致向着共同的目标进军才是成功之根本。”陈武平说。
“像我这样的文博研究员，只有与陈总这样有想法、有魄力的企业家携手，进行优势互补，才可以把一些想法变为现实。”周荣林坦诚地说。
瓷彩千年 钧瓷漫谈
中国古代先民们，早在公元前约五六千年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陶，这不仅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改善，同时成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大贡献，“CHINA”一词原意为瓷器，很多西方人正是通过瓷器认识了东方这个神秘而古老的文明国度——中国。 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有一条源于嵩山，流经金玉玛瑙丛生之地的颍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就定都于此，禹之子启建立夏王朝后，曾在禹州钧台举行盛大开国大典，宴会天下诸侯，北宋时期，我国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中的钧瓷就出自禹州，因钧台而得名，钧瓷始烧于唐，盛烧于宋，后由于战乱和历史的变迁，历经元明清之后，宋钧瓷存世之作已不过几十件，寻找钧官窑遗址，就成了历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悬而未解之谜。一九七四年，经过考察队的全面考察，在禹州县城北关，发现了同故宫博物院所馆藏的钧瓷釉色造型上都一样的钧瓷片，就此确定钧官遗址就在禹州北关，钧官窑遗址近千年之谜终于解开。通过对钧台窑址的钻探 挖掘，共清理出十一座比较完整的窑炉，其中一号双火膛窑为宋代钧瓷官窑所特有，采用这种办法建造的窑炉由于低于地面三到五米，优点在于蓄热量大，窑温可达一千三百摄氏度，钧瓷易于呈色，同时由于分火膛燃烧，当右边窑温达到七百摄氏度时，左边窑室木柴，已经炭化为木炭，打开左侧通风口，空气流动木炭燃烧达到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由此揭示出北宋时期的人民，用木柴为燃料可满足烧制钧瓷所需的一千三百摄氏度左右高温的不解之谜。钧瓷之所以有其神奇妙绝的魅力，是同它千年来严格的传统制作工艺密不可分的，钧瓷是石与火的艺术，它生在选土，长在成型，成败看烧成，首先是选料，当地陶土资源丰富，选用大龙山的土，与凤山的石，经碾磨粉化，并加以颍河水调制，就形成了拉坯所需的泥，拉坯工艺师对泥土进行反复整理调和，就可以上拉坯台进行钧瓷素坯的拉制了，长在成型，就是指这一步手工拉 制的过程，在禹州地区，大部分拉坯工艺师仍旧保留这项手工技艺千年的传承。意在心中，情在手里，工艺师娴熟的技艺，让泥土在自己的手里指尖挥舞流动。拉坯完成后，素胎经过自然风干，进行第一次低温素烧，使其定型，素烧完成以后，就要为胎体上釉了，钧釉的调制，严格按照传统密方，其中富含金属氧化物及矿物质并加以颍河水调制，当釉浆上完以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素白洁雅的胎体，“入窑一色”就是指这个阶段钧瓷的特点，随后把已经上釉的胎体装入窑中进行烧制，生在选土，长于成型，成败看烧成的钧瓷，此时进入最后的烧成时刻，它在烈火的洗礼下，钧瓷艺术家的设计制作进入了神妙的窑变阶段，这是火的艺术，其窑变成色不再受人工控制，浑然天成。经过三天的烧制，冷却三十八小时以后，入窑一色的钧瓷，带着梦幻般的色彩，沐浴着和谐的阳光，悄悄的出窑了，钧瓷之所以名贵，在于其独特神奇的窑变釉色，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就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的使用，以铜为呈色剂的高温彩釉，烧制出炫烂的红色，打破了青白黑单色瓷一统天下的格局，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来形容 其窑变成色，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 青中透红、宛如蔚蓝天空中出现的一抹彩霞。钧窑瓷器不但釉色绚丽多彩，周身还布满冰裂纹，珍珠点 兔丝纹和曲折迂回的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窑变流纹。蚯蚓走泥纹是钧瓷的特色纹理之一，它是钧釉在低温烧制时所产生的釉层裂缝和缩釉，经高温烧造后又重新弥合所至的独特景观，加之其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达到了似翠玉赛玛瑙的美丽程度，形成了钧釉，无可比拟的独有特色，由于窑变的不可预测性，所以相同的两件作品，即使同时制作，同时上釉，同时烧制，也不可能出现一样的窑变色彩 ，正所谓“钧无二件，窑变无双"，再加上钧瓷烧制成品率很低，素有“十窑九不成之说”，每一件成功的钧瓷艺术品都显得弥足珍贵。
钧瓷是一种境界，其窑变图案，似画非画胜似画，让观者看到了画中不能见到的，另一种境界，花轻似梦，雨细如愁，它比真实的情景更真切，这就是钧瓷的“瓷境”，成就了中国艺术美学“神与物游”，“思与境谐”完全统一的最高境界，这就是钧瓷艺术永恒的美。
有人说钧瓷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千年前，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智慧把它创造出来，千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仍旧继续创造着这一不朽的经典，蟠龙瓶《升腾》就是今天钧瓷人的又一神奇力作，瓶体上伏着一条通体无鳞无角的幼龙，它像是从母体里刚刚脱离出来，披着一层薄薄的胎衣，焉焉的伏着，血脉细流清晰可见，看似柔弱却充满了生命无穷的律动，这就是中国瓷器的精神所在，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吧。
“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钧瓷作为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历经千年沧桑之后，正以它那隽永的芳华，在祖国的艺术宝库中，散发出夺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