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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脉话陶瓷

千年文脉话陶瓷

陶瓷知识 陶瓷艺术 陶瓷文化

2020-02-12

陶瓷知识。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在收藏领域瓷器收藏始终是一大门类。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陶器、瓷器无一不是当时生产、生活的体现和记载,作为历史的见证载体,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我是一位瓷器爱好者,对我们身边能见到的陶器、瓷器略有了解。今天粗谈浅见,与读者交流。

千年传承,到目前为止瓷器还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多数人吃饭用的碗、喝水的杯子大多是瓷器,人们看到精美的观赏用瓷,有过去各个时期遗留的、有新做的,时代变迁几千年,但生产工艺均大同小异。具有千年的中华陶器生产流程。我们的祖先是近水而居,当时的人们就会用土经火烧成容器来盛放物品,是当时人们生活用具的一部分,但那时的成形简单、胎骨用泥淘炼不细,火温不高,还属陶器。年代发展到了秦汉,这时的器物表面开始上釉,器物用泥细腻、火温提高。把胎泥表面烧得熔化了,这个时期的器物虽还没到完全的瓷化,可称得上半陶半瓷。就是这点变化经历的时间就是几千年。这个时期的陶瓷制品粗糙古朴,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三国以后生产的器物就是完全的瓷器了。三国至唐朝,能生产一些很不错的观赏器物了,所谓的观赏器物器型一定是美观耐看、胎泥细滑、釉料细润、色泽艳丽,这样的器物即是观赏器又是装饰品。此时这样称得上观赏品的器物量不大,精品更少,由于年代久远遗留下来的实物微乎其微,我见过西晋时的酱釉盘口壶青瓷就很美。这时期较出名的两个窑口是浙江的越窑烧制青瓷,汉代建立;另一个是河北的邢窑烧制白瓷,建立于隋代,人们称的南青北白就指的这两个窑口。

因北宋皇帝宋徽宗对艺术的酷爱,瓷器也成了高层的精神享受,推动了瓷器的高度发展,此时的观赏瓷器型古朴,十分规整,立件一般在22cm之内,釉质滋润,以单色釉、器型精美取胜。随后的仿品都难以相比,加之遗存量少,宋时的五大窑均被当今收藏家重金购买。

元朝瓷器在宋朝高度重视的基础上,得到了创新,设置浮梁瓷局督办,将全国各地窑口制瓷精英(工匠)集中到江西景德镇,以此为制瓷基地,生产出了釉上釉下彩绘的瓷器,一改以前以釉下刻画的风格,器物大小明显,大而不笨、小则精细,大量输出国外,成了美好使者,由于绘画用于瓷器上,使瓷器更具观赏性,形成了自元代至今的瓷器生产模式。元代至明代宣德时期为一个发展段,这时期的精品是目前国内外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也是最具收藏的瓷器。宣德时期国家富足,瓷器生产量很大,生产技术熟练,生产出来的瓷器大小精美、釉质细润、色差不大,几乎成了生产流水线,每道工序均有分工,使不到十年的宣德期成了我国瓷器生产重要时期之一。随后国家衰败,瓷器成了国势的风向标。嘉靖、万历时期,虽产量很大,但质量再不能跟宣德时期比,好多品种得不到延续。明中期就开始仿宣德瓷器至今不能成功,瓷器的物品时代感特明显。Www.TaOci52.cOm

作为火和土的艺术,并以独特的耐腐蚀性成为千年文化的一个载体,瓷器以实物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当前,瓷器精品还有着极高的艺术欣赏性,成为著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收藏界的一大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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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刻花纹脉枕传承千年历史艺术文化


越窑瓷器具有上千年的生产历史,包含了民间千年的历史演变所积淀的理想、愿望、民俗心理,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和艺术文化传统,彰显鲜明的地域特色,蕴含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越窑瓷器从创烧的那一刻起,生产工艺和装饰风格上一直呈现鲜明的民族文化,以简为美的审美思想,没有过多的纹饰和装饰造型,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越窑刻花纹脉枕

经大量考古资料表明,瓷枕通常作为寝具和随葬明器,其功能表现在医用诊脉工具,隋代张盛墓出土的一件瓷枕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从其造型来看,也应属脉枕。瓷枕在唐代多用于脉枕,其功能发展为寝具应是从五代和宋开始。

越窑刻花纹脉枕

盛轩国际有幸征得一件越窑刻花纹脉枕,长为17厘米,高为10厘米 。整器施釉,薄釉晶莹,胎釉结合紧密,莹然有宝光;从装饰纹样上来看,细致的刻花纹饰,刻划纹自然流畅,手法娴熟,线条细密而无繁复之感,图样简洁清秀,与釉色十分和谐。

越窑刻花纹脉枕

越窑瓷器造型文化主要体现在广大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憧憬和祝福,单纯从图案纹样上就体现了出人们真诚质朴,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文化精神在汉至宋代的各个时期越瓷造型器皿中都有体现,更是当时工匠内心深处的精神灵气,传达出精神文化的追求与向往。在其工艺上有着超越的进步,是当时珍贵的精神思想,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罕见极品。

景德镇设镇1000年:千年沧桑话瓷都


一、“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制瓷业究竟起步于何时?查阅一些谈论景德镇的书籍,几乎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到南北朝时,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后主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殿,新平镇民受命烧制陶础,然“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新平镇作狮象大兽二座,奉于显仁宫;至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628年),昌南“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后人称之为陶窑。同期,镇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其器色素质薄,佳者晶莹如玉,后人称之为霍窑。

以上说法都声称“据史料记载”。如此说来,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应当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迄今至少有1700年以上的历史,到唐代这里生产的瓷器已经向中央王朝进贡了,也就是说唐代初期昌南镇的制瓷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

然而,上述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究竟是什么呢?就现有的资料看,这些“史实”首先出现在乾隆48年(1783年)的《浮梁县志》卷十二“杂记”中的“述旧”篇。根据著名陶瓷史学家刘新园先生的考证:

1.清代以来谈论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所谓“根据”均来自清代初期的文献《昌南历记》;

2.清初的地方耆旧吴极的《昌南历记》一书,大约成书于康熙、雍正之际(此时距唐代武德时期已经一千多年了),虽未能刊行而亡佚,但乾隆7年(1742年)和48年的《浮梁县志》中有所采摘,故保存了不少遗文;

3.《昌南历记》中有关汉唐时期景德镇瓷业情况的记述,在乾隆7年的《浮梁县志》中未予摘录,显然是当时的县志编撰者认为其说不足为据;乾隆48年的《浮梁县志》虽有采摘,但并没有编入记载景德镇瓷业的“陶政”篇,而是放在记述鬼神与轶事的“杂记”卷“述旧”篇中。编撰者把《昌南历记》的有关文字编入“杂记”卷,其用意显然是为了表明有此一说,而没有把它当作严肃、可靠的史料;

4.乾隆7年志对《昌南历记》一书的评价是:“考据不必尽核,时与正史抵牾”。

那么《昌南历记》关于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记述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吻合还是抵牾呢?

1.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工作者几乎踏遍了景德镇和浮梁县境内的每个自然村落,竟未发现一块与窑具共存的唐代瓷片,更无唐代初期的遗物;

2.景德镇境内五代瓷窑的成型和装烧技术与唐代的越窑、定窑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那么唐代初期的制品会比五代更好吗?中央王朝会命令该地贡瓷?

3.晚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景德镇所在县——浮梁县的特产时,仅列茶叶而瓷器则只字未提。假如唐代景德镇瓷器“天下有名”,并有“假玉器”之称,中央王朝又有诏贡瓷,那么李吉甫决不会不知。《郡县图志》不载浮梁产瓷,显然是因其时还没有瓷器生产,即使有的话也绝不能称之为名品,更不会上贡中央王朝了。

鉴于《昌南历记》成书于时间较晚,书中所述的汉唐窑事又未能说明来源,且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唐代文献相抵牾,因此不能把它当作研究历史的根据。

如今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历史不早于五代。可以认为,唐代末期到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时期。事实上,景德镇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瓷器实物是五代时期的器物。二、早期窑址依水而设

从现有的景德镇古瓷窑遗址分布图可以看到,五代到宋元时期的窑址大多分布在景德镇东河与南河流域,表明景德镇制瓷业的产生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景德镇水土宜陶,瓷业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得益于它良好的自然条件。景德镇境内水系非常丰富,除了主水系昌江以外,还有东河、南河、西河几个较大的支流,丰富的水系为它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昌江及各支流流域茂密的林木为它源源不断输送了燃料;尤其是丰富的瓷石和瓷土矿藏,更为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提供了原料保障。景德镇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瓷石和瓷土资源主要在浮梁东部的东河与靠近市区的南河流域,与早期窑址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三、五代——起步之初

目前,在景德镇市范围内所发现的五代时期兴烧起来的古窑遗址,包括湖田窑、杨梅亭(又称胜梅亭)窑址、黄泥头窑址、南市街古窑址、白虎湾古窑址和湘湖街古窑址。从这些已经发现的五代时期的古窑址中,可见当时景德镇瓷业已经初具规模。

从这些古窑址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及瓷器残片来看,当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多系灰胎青釉器、白胎青釉器和白胎白釉瓷等品种,其中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经测试分析表明,其烧成温度为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全国瓷业的格局来看,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青瓷,北方则以邢窑为代表生产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白瓷使景德镇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白瓷产地,开始打破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打破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这当然与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原料适合于生产白瓷有关,同时也说明景德镇瓷工在瓷业的起步之初就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使景德镇在此后的瓷业发展中不断有石破天惊般的创造。

五代时期的瓷器装烧采用支钉叠烧法,这种装烧方法十分有趣,以当时最大宗的碗类为例,即将碗坯重叠堆放,碗与碗之间各用几根一定高度的土质支钉隔开,然后一叠叠放在窑床排列有序的无釉垫柱上,不用匣钵装烧。

五代时期的坯料配方中,尚未使用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高岭土在此时仅仅作为一种耐火材料来使用,而瓷器胎体所使用的原料则仅有瓷石一种。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

五代景德镇诸窑烧造的瓷器品种均属日用品,以碗盘居多,亦有少量壶类,但未发现瓶、尊之类陈设品的残片。这种品种结构似乎可以表明,其时景德镇诸窑的烧造目的主要在于满足日常使用和少量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表明其时景德镇瓷工虽然掌握了部分琢器产品的成型方法,但还未普及,更没有形成圆、琢二器的专业化分工。因而无论是从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经济形态、技术水平及专业化分工水平来看,五代景德镇瓷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它无论是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知名度等方面,都无法与越窑和邢窑相比,销售市场也非常有限。四、跻身名窑行列

宋代的中国瓷业名窑辈出,各自烧造出不同风格的产品。为了占领市场,各窑场之间相互竞争,推动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导致了许多新的名瓷的出现。景德镇便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以质取胜,以新取胜,于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出了清淡高雅、俊秀挺拔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从而一举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品,并在北宋中期越来越得以普及,使景德镇从此跻身于宋代名窑行列。

影青釉是一种含氧化钙较高的釉,经还原气氛烧成后,釉色青中有白,白里泛青,有“冰肌玉骨”之誉。自影青瓷问世以来,景德镇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对成型质量也非常考究,这是由影青釉的性质所决定的。

影青釉是一种透明度很高的釉质,坯体上如有任何不好的痕迹和脏杂之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暴露无遗。而这种表现为产品缺陷的瑕疵显然不利于在宋代那种名瓷辈出,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因而也直接给工匠及业主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体加工是十分精细的。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的成型技术就一直居于全国首位。

同时,影青釉又是一种高温流动性很好的釉,在坯体上刻花,釉层在花纹凹陷处沉积后色泽较深,自然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感。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胎已经做得很薄,再加上坯体刻有精致的花纹,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真正达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他名瓷名窑争一日之长的实力。如果说宋代钧瓷以刚劲饱满、灿如晚霞而见长,汝窑器以“釉汁莹厚如堆脂”而出名,官窑及龙泉窑器以凝重深沉的质感而给人以观赏不尽的蕴蓄,那么景德镇的青白瓷便以其精细优雅、轻巧挺拔、晶莹如玉、温文尔雅的仪态独树一帜,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类。

北宋后期,北方大片领土为金人所占领,北方的名窑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日渐萧条。尤其是靖康之役以后,随着宋室南渡和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迁的工匠把北方名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也带到了南方,对此后景德镇瓷业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为此后全国瓷业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为以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技艺基础。宋代景德镇民间窑场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些依附于农业的制瓷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分工较为细致的手工业的过程。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销路之广,工艺水平和装饰水平之高,可以当之无愧地名列于官、哥、汝、钧等名窑之前,而与定窑和龙泉窑齐名,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瓷),并享有“饶玉”(意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此时属饶州辖)之称。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工艺和成本等方面比较,宋时景德镇的影青瓷仍较定窑、龙泉窑为优,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制瓷水平。

景德镇由于有适宜的原料,影青瓷瓷胎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影青瓷的出现,表明景德镇瓷工找到了当地优质制瓷原料的最佳表现方式,并通过精细的加工赋予瓷器以半透明的质感。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是我国制瓷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景德镇宋代影青瓷首先产生并完成了这个飞跃。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瓷器都是在影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景德镇也就是在宋代开始发展成为我国瓷业中心的。五、南宋瓷业危机

与北宋和南宋早期相比较,南宋中后期的景德镇瓷业不但没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相反还出现了某些衰落的迹象,如瓷器的质量远不及北宋时好,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也纷纷停产。这是因为南宋时期的景德镇瓷业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南宋窑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1.靖康一役,宋室南渡,中国北方尽为金人所占。宋金对峙,商务不通,景德镇瓷器失去北方广大市场。市场缩小,生产受阻;

2.南宋中期,景德镇受天灾影响,1188~1223年计35年间,大水三次,饥荒七次,其于尚属农村手工业之窑业影响之巨,可以想知;

3.依蒋祈《陶记》所云,临川、建阳、南丰三地均仿景德镇生产青白瓷。景德镇本已失北方市场,所余又为三地各夺其部分,竞争之余,利益菲薄,投入能力减弱,生产必然相应受影响;

4.因受税制影响,景德镇窑场重启几近废弃之覆烧工艺,故器口有芒,“不堪用”,且支圈组合覆烧窑具致瓷器釉面不及北宋时光致茂美。品质下降,竞争能力削弱;

南宋·蒋祈《陶记》载其时瓷窑税制谓:“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又云:“兴烧之际,按籍纳金”。

其影响:①使一种很不适用的芒口碗盘得以大量风行。因“窑有尺籍,私之者刑”,为降低单件瓷器所承担的税额,只能从坯件的堆叠密度上去想办法,故大量采用定窑创造的“支圈组合式覆烧窑具”来生产芒口瓷器,其堆叠密度约为仰烧釉口瓷器的4.6倍(与北宋仰烧瓷器比)。于是在北宋后期行将灭亡的那种芒口碗盏,因为推行特殊的税制而又在南宋时代重新风行起来了;

②使瓷器的烧成质量下降。因瓷器纳税于“兴烧之际”,生产者就会产生一种“宁可把温度烧得低一点也不烧高”的心理,要把窑火烧到理想的温度,虽然能使瓷器质量提高,达到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但也极有可能变形甚至产生倒窑的危险(其时仅瓷石一种原料制胎,骨子较软),故大多数瓷器的瓷胎就不如北宋的致密,釉面也不如北宋的光亮、精美了。

5.依刘新园氏《高岭土史考》之谓,南宋景德镇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生产成本提高,且瓷器变形加大,销售必受影响。六、元代——独步天下

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官营和民营的海上贸易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大旅行家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的瓷器输出到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过去一些艺术鉴赏家认为,元代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汉族的异族统治着中原大地,它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因而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技术上停滞不前,艺术上趋于衰落的时期。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发现许多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以后,国内的一些遗址与窖藏中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元代景德镇瓷器,这才使人们对元代的瓷业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元代景德镇瓷器并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景德镇瓷业在世界陶瓷业中所占据的领先地位,就是在元代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公元1278年,即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元朝廷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当时中国最好的瓷器是浙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在工艺成就及产品知名度等方面,均不及龙泉窑,但是元王朝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为什么不设在浙江龙泉窑而要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吉,即所谓的“国俗尚白”。实际上,古代的北方民族都崇尚白色。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曾信奉萨满教。在北方草原流行的萨满教里,白色恰恰是善的象征。唐以后,白色工艺品最风行的是辽、元两代,其统治民族也来自信奉萨满教的北方草原,从其“青牛白马”、“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中,可以看出,白色还同他们意想中的祖宗密切相连。所以,白瓷在隋唐以后的勃兴和风靡,除去种种工艺条件之外,还与统治集团的色尚有很大关系,而色尚肯定比技艺更重要,因为,连同陶瓷在内的工艺美术品都是为人生产的,只要工艺条件具备,可以提供多种选择,到底选择什么,人的好尚便至关重要。既然有崇尚白色的民族传统,又有生产白瓷的技术条件,那么王室所需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正是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的瓷器与龙泉青瓷相比,当然更容易博得蒙古族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

浮梁瓷局是为朝廷生产瓷器的机构,所烧产品既有皇家用瓷和朝廷祭器,也烧造商品瓷,其中既有为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的书有“枢府”的卵白釉瓷器,也有最先销往伊斯兰教区国家,并在以后成为景德镇瓷业主要产品和生产主流的青花瓷器。

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窑倍受“宠爱”,它可以借助官府的力量垄断最优质的原料(所谓“御土”,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可以从全国各窑场调集优秀工匠,还可以从将作院和宫廷画院得到新的产品器型和装饰画面,甚至可以直接得到来自西亚波斯湾地区进口的青花彩料。种种“特殊待遇”使景德镇瓷业迅速超越同时代的所有窑场而独步天下。

元代景德镇瓷业在制瓷工艺和陶瓷艺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的使用,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南宋时出现的原料危机,曾使景德镇瓷业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而高岭土使用价值的新发现,则使南宋后期濒临绝境的景德镇瓷业转危为安并再度繁荣起来,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给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开发和瓷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以后明、清两代多品种、大批量的瓷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岭土的发现和使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高岭土是一种白色粘土,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瓷原料。据专家考证,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最早发生于元代的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质量。由于高岭土耐火度高,在瓷胎中起到骨料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大件瓷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同时减少了制品变形率,也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瓷器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了高火度的硬质瓷,完成了中国陶瓷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可以说高岭土用作瓷器制胎原料是世界瓷业史上的重大变革。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导致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出现,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由于高岭土的使用,使景德镇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在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使古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成功,这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青花瓷是我国最优秀的陶瓷产品之一,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所以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或是外国,都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以致青花瓷的生产历数百年而不衰。

青花瓷器是一种以钴的氧化物(一船为矿物形态)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瓷器。可见青花瓷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以钻为着色剂、还原气氛烧成,釉下彩绘装饰,也就是说,钴料运用技术、还原焰烧成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便构成了青花器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这三个工艺要素在元代以前都已经具备,如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宋代由磁州窑加以继承和发展;唐三彩陶器中的蓝彩;有了这两个工艺条件,景德镇青花瓷的发明就具备水到渠成之势了。

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元代。有趣的是,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景德镇,并且一开始便显得十分成熟,似乎没有任何孕育期和成长期,这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相吻合。这种与常规相悖的事件的出现,自然有其特别的原因。

元王朝特别重视对外贸易,早在元朝建国之前,便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关系,统一全国后,即在泉州等处设立市舶司,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因而终元一代,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由此带来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融。

如前所述,我国至晚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烧造青花瓷器的工艺条件,一旦有了市场需要这个外部动力,青花瓷器便会应运而生。这个外部动力正好便是元代与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

青花瓷器原为销往西域伊斯兰教区的外销瓷,而伊斯兰国家波斯早在12世纪就流行用钴蓝彩画白釉陶器了。我们知道,青花最适宜装饰质地优异的白瓷,我国北方虽有生产白瓷的元代窑场,但在与波斯陶器质地相近的北方白瓷(质地粗劣)上流行彩绘青花,作为输出品便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南方的龙泉青瓷和中原地区的磁州窑器质地优于北方白瓷,但青花毕竟也不适宜画在龙泉窑器的深绿色厚釉下,更不可能画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黑釉之下,只有景德镇那种质地优异、釉色莹润的白瓷才适于青花装饰。加上元王朝唯一的专为官府烧造瓷器的浮梁瓷局又设在景德镇,因此青花瓷器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便是顺理成章、势所必趋的事情了。这便是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背景因素。

然而,在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还是一个生产纯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只有使用刀具在坯体上刻划的刻印花装饰,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彩绘工具的彩瓷,因而严格地说,景德镇窑场的工匠在开始烧造青花瓷器之时,其美术基础,或者说是绘画基础是不太好的。但元青花瓷器毕竟在这里成批地诞生了,而且一露头角便显得那么成熟、那么工整、那么完美,以致明清时代的同类产品都难以望其颈项。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元代青花瓷是否由景德镇那些缺乏绘画基础的工匠所绘制?这批成熟、工整的青花瓷器究竟出自谁的画笔?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当时绘制这批青花瓷器的工匠,当是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而非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

根据《元史》的记载,在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曾有大量北方人迁入南方,元成宗也把北方的“御匠”安插江南。《元史·忙兀台传》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另,清乾隆48年《浮梁县志·食货·户口》记载了各个时期浮梁的人口情况:宋咸淳5年(1269年),38832户,人口137053人元至元27年(1290年),50786户,人口192148人明洪武24年(1391年),18731户,人口104970人

可见,朱元璋灭元以后的二十四年,由于残酷的战争,使浮梁人口减少了八万余人,而至元庚寅年,即蒙古大军灭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浮梁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南宋后期增加了五万五千余人。尽管宋元战争没有元明战争那样残酷,但在短短的十年,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十年里,浮梁人口自然增长达40%,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长,必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有关。此后,浮梁瓷局的规模迅速扩大,工匠迅速增多,可见在南迁的北方人中,工匠所占比例较大,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于磁州窑的工匠。这些工匠在得到朝廷的指令和青花料以后,便开始大量彩绘青花瓷器。

磁州窑烧造釉下黑彩的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釉下彩绘经验,并拥有众多优秀画手。而画釉下青花和釉下黑彩相比,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却无多大差异。正如一个用国产黑墨水绘画的人(与釉下黑彩料比)也可以用进口的蓝墨水(与波斯青料比)绘画一样,然而对于当时以印花装饰为主、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来说,彩绘釉下青花就不一定能够胜任了。

那么这批绘制元青花的磁州窑工匠又怎么会到景德镇呢?据文献记载,元王朝曾搜罗大量技艺文人为朝廷服务,而那些经常向元王朝献财进宝的波斯商人往往要求皇帝回赐。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具有白釉蓝花(其时在波斯流行白釉蓝彩陶器)的中国瓷器的话,元朝廷便会像“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元史·成宗一》),调“西域织金绮钦工三百余户”往弘州(《元史·镇海传》)一样,很迅速地把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的浮梁瓷局。因为波斯人在元代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属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元朝廷对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要求将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烧造波斯人所喜爱的白釉蓝彩瓷器。这样一来,便使得成批的、初露头角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显得非常成熟、非常工整、非常完美,而且其绘画笔意也酷似磁州窑的釉下黑彩瓷器。磁州窑工匠在景德镇大量绘制青花,使景德镇的工匠也开始学会并逐步掌握了釉下彩绘技术,为以后釉下彩瓷的持续发展和釉上彩瓷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出现,是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的产物,是景德镇瓷业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花瓷器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它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虽然是一种单色釉下彩,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波斯青料是一种含铁钴较高的青料,绘画时线条微晕,自然流畅,其浓郁的色调与莹洁细腻的白釉巧妙配合,相互辉映,加之用浓淡不同的青料彩绘于同一器物之上,产生深浅不一、浓淡有致的呈色效果,又有“料分五色”之称,颇具水墨画的特点,艺术价值极高。

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要创制。釉里红也是一种釉下彩,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瓷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魅力,二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和谐高雅。这种高超的装饰技法一直沿用至今,而青花釉里红瓷器由于烧造难度相当高,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产品,这些颜色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色剂的熟练掌握,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青花和釉里红等优秀品种艺术效果的体现,须以白釉瓷器为之衬托,这是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枢府”器,就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釉瓷器。枢府器胎体厚重,釉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这种卵白釉烧成温度高,与瓷胎结合紧密,不开片也不脱落,不仅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展现的场所,而且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甜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及各种颜色釉等产品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应用,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新星高高闪烁在天际,昭示了元代景德镇制瓷业辉煌的成就,使景德镇瓷业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

何谓“千年脆弱”


读了“景德镇瓷业的千年脆弱”一文,如骨卡在喉,不吐不快。我历来鄙弃依靠版面位置、大字标题、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本文的标题即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该文的作者或读者可否为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景德镇瓷业的千年脆弱”?如果拿不出其他站得住脚的解释的话,那就是说:景德镇瓷业千年以来都是脆弱的了。这种对于历史的漠视,难道不值得驳斥吗?产区的逐渐落后,仅仅是这十几年的事情。这一十几年,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得太快了,我国的陶瓷产业发展得太快了,景德镇没有相应发展,所以逐渐落后了。20年前,景德镇生产的日用陶瓷在国内名列前茅,就是墙地砖的产量也是国内首屈一指,其三角牌瓷片就占全国总产量的20%之多。景德镇日用陶瓷的品牌和建陶的品牌在国内都是响当当的。历史大约真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景德镇瓷业一下子被人说成“千年脆弱”了,真是无奈得很!产区确实落后了,而且令人堪忧。但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和强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指作者不得不提的千年品牌,还有国内首屈一指的教学科研基地。景德镇的陶瓷市场(日用瓷和陈设瓷)也是国内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人气最旺的。德化和潮州加起来还不如它的一半,临沂和淄博也远不能和它相提并论。我不想说今天的工业园建设得怎样怎样了,市容市貌交通又怎样变化了,但是我要说:即使是已经落后的景德镇日用陶瓷,器型和品种仍是最为丰富的,也不乏精品之作。可惜的是在规模化生产和销售上大为落后了;未能像广西北流、福建德化那样依靠出口,一招制胜。这,绝不是无药可医的。景德镇的艺术陶瓷无论是器型、花色、品味、甚至是数量至今还是首屈一指的,见多识广的南庄镇副镇长、华夏陶瓷博览城董事长冼永恒先生曾感叹的说:至今为止,天下各大名窑的瓷器没有一个可以和景德镇相提并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易生易灭,难生难死。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必将凭借艺术陶瓷价值独占的强大优势延续下去、不可磨灭,甚至中兴光大,胜者为王!“千年脆弱”一文还说景德镇“不计成本的‘贡品文化’、成就了它的历史,也使得这座城市在工业时代迅速由优雅滑向衰败”。这又是我决不然接受的错误观点。有将近500年历史的北京六必居酱菜既是宫廷和达官显贵的宴上佳品,也深受百姓欢迎,因而成就了它的百年品牌。谁会说它是贡品文化?同样的道理,成就景德镇辉煌历史的还是市场,是民生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宫廷。景德镇历来是民窑为主,官窑的瓷器也流向市场,请不要想当然。如果你真的是英雄、是智者,你可以在人家繁荣强大的时候指出人家的危机隐患;更可以在人家迷茫困惑的时候,指出人家的希望和出路。我决不信:最关爱、关切、着急景德镇的是记者和媒体,而不是今天景德镇市的政府和市民。

千年风流磁州窑


在英语中,中国的名字叫China,而china也是陶瓷的意思。这足以说明外国人最早认识中国是从认识陶瓷开始的,可见陶瓷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而磁州窑在中国的陶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邯郸地区文联任副主席,曾为保护和开发磁州窑文化而奔走呼号,建言献策。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到磁州窑的重要遗址观台镇去实地考察,拙劣的汽车沿着太行山陡峭崎岖的山路行驶,我们受尽颠簸之苦,临近中午才赶到目的地。

我站在漳河西岸,对面是山势嵯峨高入云天的太行峰峦,眼下是奔腾东进的漳河之水,峭壁如斧劈刀削,河床深不可测。我脚踩着无数瓦砾和陶瓷碎片,用心感受着历史沧桑和磁州窑往日的繁华,情不自禁地叹慨万千。月岁如歌,时光如水,尽管昔日的炉火熊熊,车水马龙的窑场变成了长满蒿草的废墟,尽管邈远的时光已使往事如烟,但透过已被打碎却记载着历史的年轮的陶瓷碎片,穿越日升日落的时光隧道,让人仍能依稀想象出当时繁荣情景。

磁州窑的陶瓷烧造史,源于南北朝时期,同去的热心于考古的朋友告诉我,脚下的这片早已废弃的窑址,从北朝时便开始生产瓷器,创造了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场,是磁州窑的开端。到了唐代,磁州窑声名远播,中国瓷器生产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磁州窑变成了北方窑系的代表。宋金时代,磁州窑发展到它的鼎盛时期。一九八七年北大考古系和河北省及邯郸文保所联合对观台窑进行考古发掘,历时四个月在总面积四百八十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九座瓷窑和作坊,碾槽等重要遗址,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二千多件,瓷片数万片,基本弄清了观台窑在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脉络。

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磁州窑是中国北方最庞大的民窑体系,具有鲜明的民间特色和较大区域传播,蜚声中外,深深影响中国的陶瓷生产的发展。从南北朝时期起,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至今,千年风流,绵延不断,充分体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它的支脉分布到西起宁夏灵武,东至山东淄博、枣庄,北至蒙古辽上京,南到安徽的白土窑,江西的古州窑,均属磁州窑系。

磁州窑扎根于民间,具有独特的乡土特色,它以崇尚自然,率真朴实,豪放粗犷,潇洒典雅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创造了中国古代民间瓷艺的最高成就,凸现出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民间工艺的强大生命力。

回来的路上,我应朋友之邀参观了磁县文保所,在一座古庙的大殿内,堆满了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瓷器,有碗、钵、壶、罐、缸、瓷枕、砚和高足盘等民用瓷器,也有为皇家烧造的瓶、罐、坛等大型酒器和祭器。《大明会典》记载:“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瓶盖共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均磁二州,可见磁州窑在朝廷中的位置。年迈的老所长不无自豪地说:“我这里的每件瓷器都比进口的皇冠、尼桑要贵上几倍”,我给县长开玩笑,你的坐骑上海轿车太破了,从这里端几只破碗,给副县长以上的干部一人换辆皇冠坐坐。县长直摇头说,不敢,不敢,我还是坐我的破上海吧,免得叫公安局把我当成出卖国家文物罪犯抓起来了。

在大殿的一角,堆放的是一些瓷器精品,有价值连城的元代白地黑花葵花纹大,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国宝金代三彩伽枝频迦脊饰,有宋代的白地篦划花牡丹纹叶形枕。

看着这些无价之宝,使我这个自认为不孤陋寡闻的人眼界大开,惊叹不已。从琳琅满目的藏品中,可以看出:磁州窑产品种类繁多,器物造型新奇古朴,俊秀挺拔,装饰艺术生动豪放,装饰技法丰富多彩,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可是令人担心的是,这些宝贝就这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地堆放在破壁残坦,漏雨透风的古庙里,若是被那些想盗古墓致富的文物贼盯上,麻烦可就大了。忽然我想到了有文献记载:在辽宁绥中沉船、磁县南开河沉船、元大都遗址、朝鲜新安沉船、日本出土的众多白地黑花龙凤罐、鱼藻盆等器物表明,宋元时代磁州窑生产的器物已经作为走俏的商品远销海外和成为皇家贡品。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的担心和惊悸已成为历史。在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努力下,在磁州彭城已建成了磁州窑博物馆,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开发。磁州窑不但是历史重要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友好使者,它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上各大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磁州窑产品,磁州窑不但是古赵邯郸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随着时代的发展,磁州窑已由漳河流域转向了滏阳河流域。明清至今彭城已成为令人瞩目的陶瓷圣地,如今这里依然炉火熊熊,千年古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在往日辉煌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建筑瓷、工业瓷、卫生瓷、特色瓷、艺术瓷。它以适用广泛的品种,精美绝伦的工艺和独特高超的质量闻名遐迩,向世人招手,谱写着历史新篇章。

聆听昌江千年诉说


景德镇凭借一泓昌江水,打破瓷都偏处一隅的局面。它上溯祁、婺,下抵鄱、浔,进而接连长江,达于外洋,维系着景德镇一千多年的繁荣,形成一条水上“陶瓷之路”。昌江,景德镇陶瓷兴衰的见证。

一千年是什么样的概念?我沉思着。夜已降临了许久,喧闹了一天的古镇也已沉睡了。推开窗户,想看看天边的窑火,这曾被称为“四时雷电镇”的瓷都,却因为瓦斯窑的兴起,已没有了昔日那冲天的火光。但我知道,在某一巷子或某一街边的某所作坊或某座工厂里,一定还有尚未入睡的窑工,在守望着一窑熊熊的烈火、一窑满满的瓷器。窑火映照在窑工们的脸上,映照在那一双双充满希冀的眼睛里。不管时光如何改变,不管窑炉如何改革,不管窑工如何一代新人换旧人,那千年的窑火在人们的心中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在景德镇建镇一千周年纪念的日子里,我渴望再一次重读古镇的历史,再一次在脑海里重现自己在这古镇中生活过的许多日子。

景德镇地处依山傍水的丘陵地带。水既是运输瓷器、运输制瓷原料和燃料的重要通途,又是粉碎瓷石的重要动力,也是淘洗瓷泥的重要工具。而水边的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和各种灌木,这是烧窑的重要原料;瓷石和瓷土一般也都埋藏在山里。

为了运输和搬运的方便,长期以来,景德镇沿河建窑、沿窑成市,整个城市沿着昌江两岸,呈长龙形延伸,长13里。在古代,景德镇又名陶阳,故被称为“陶阳十三里”。昌江是景德镇城市的动脉,除了东河、南河、西河、小北河、梅湖河、建溪河各条支流呈叶脉状分布,由东西分别流入外,还有50多条小支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网。这些以昌江为主流的大小河流,不仅给景德镇的瓷业生产、销售、运输带来了许多方便,还确保了景德镇的瓷业用水。当时的民窑很多都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利用流水落差作动力,装置水轮车和水碓,用以粉碎瓷石。这些水碓大都安装在茅草屋中,一轮大大的水车在一汪清亮溪水的冲击下,带动着十几只水碓,不停地上下锤打,将坚硬的瓷石打成粉末,然后淘洗,再做成一块块砖状原料,用木帆船运到昌江边出售给做瓷器的坯户们。

我是喝着昌江水长大的,小的时候总是看到,一船船的瓷土停泊在江边,然后被卸下来,装在大板车上运走;又看见一捆捆被稻草和竹篾包扎得结结实实的瓷器,被放在一辆辆的大板车上,运到江岸,再一捆捆的被搬运到停泊在江边的木帆船上。这些木帆船,通常是用一根粗壮的竹篙插在船头的一个洞眼里,再通过这个洞眼将竹篙的尖头插在水底的泥土中,这样木船就被固定在江边。当船上装满了瓷器,艄公从船头将竹篙轻轻拔起,再将竹篙放进水中使劲一撑,船,就开拔了。这时往往是在早上,江面上还笼罩着薄薄的晨雾,船在雾中渐渐地远去,消失在到尽头的天水之间。偶尔有几只水鸟在江面飞过,当时我总在想,这些瓷器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

那时的昌江水很清,水底下是一粒一粒的沙子,还有十分美丽的鹅卵石,在这些沙子与鹅卵石之间散落着许多的瓷片。从这些瓷片中随便捡起一片,不是清代的就是明代的。它们在河床上静静地躺了不知道多少年。这里这类的古瓷片太多了,根本没有人会留意它们。

除了船只,水边还停泊着许多竹排和木排。对于瓷器生产来说,竹子和木材都是十分重要的。竹篾的用途很多,可以用来包扎瓷器,也可以用来编织装瓷器的竹篮、竹篓,还可以用来编织下雨天盖瓷坯的竹篾席等。木材的用途就更多了,不仅可用来盖建窑房、坯房,制作坯房窑房中的许多器具,更重要的是作为烧瓷用的燃料。烧瓷用的燃料一般是松木,松木含松脂,易燃、耐烧,火焰还高,是烧瓷器的最佳燃料。烧瓷器的松柴有两种,一种是在山上就劈成了块,用船运到城里的松柴,当地人称其为“船柴”。另一种是在山上砍下后,锯成一两米长的木头段子,然后扎成木排,在江面自上而下地漂浮过来。开春了江面上到处都能看到顺流而下的竹排和木排,上面也有撑篙的人,常常是一两个人带上一长串木排或竹排。天晚了,这些到岸的木排和竹排来不及运走,就停在河边。

昌江里的鱼多极了,尤其是在春天,小鱼苗一群群地在江里游着。父母告诉我,景德镇不仅生产瓷器,还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沿着昌江可以一直通到鄱阳湖,那里的鱼更多,还有很多野鸭子,在景德镇的菜市场常常能买到野鸭子,据说都是从鄱阳湖里打来的。还有一种白白的、透明的小银鱼,也是从鄱阳湖运来的。我知道我们家真正的故乡就是在鄱阳湖边上的都昌县,但直到今天,我都还没有去过那里,只知道在景德镇的瓷业工人里,都昌人占了很大的比例。鄱阳湖直通长江,景德镇的瓷器就是通过昌江运到湖畔的波阳,再从波阳运到汉口、长沙或上海、宁波,再辗转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

每当吃完晚饭,我总爱和要好的伙伴,坐在江边看日落,聊天。看着黄昏的晚霞在江对面的山顶上,一点一点地褪色、变暗、消失。随即,江面上星星点点的渔火开始燃起,月亮也慢慢地升了起来,天暗蓝暗蓝的,江边洗衣服的人已经散尽,四周寂静了。河中停泊的船上常会有人探出头来往河里倒东西,“哗”的一声,夜的寂静便被打破了。

景德镇人习惯把这些生活在船上的人称之为“船巴佬”,颇有点轻蔑的口吻。但就是这些“船巴佬”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和运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船民们将做瓷的原料及燃料从昌江的上游运下来,然后又将景德镇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景德镇的瓷器运输有两条路线,一条刚才已经说了是通过鄱阳湖到长江沿岸;还有一条则是从昌江通过赣江,再从赣南的梅林陆路运往广州,从广州直接运往海外。

民国时,这些船民们有专门的船行和船帮组织。各地到景德镇买瓷器的商人,需船运瓷器,必须由船行通知船帮,再由船帮安排船只。船帮实际上就是沿岸码头的黑势力,大多是由一些封建把头把持,他们对船只限制较严,东河的船不能走西河,各种船只都有自己划定的航行范围和航区。

在没通汽车以前,景德镇的瓷器航运主要是靠木帆船,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小的时候,昌江边上还有不少的木帆船。这些木帆船有好几种不同的型号,名字叫得很怪,有雕子船、罗荡船,这两种船形体很相似,船头船尾尖而翘起,船身狭长,舱板高,杂木底,竹叶篷,前舱设有桅杆,载重量最小的10—20吨,最大的50—60吨,航行阻力较小,驾驶方便灵活,顺风张帆即可行驶,主要是用来运瓷器,常年行驶在长江下游。还有一种船叫大鹜梢船,首尾较高,船身宽,底成弧形,后舱设有桅杆,船尾有橹或舵操纵方向,稳定性好,适合在浅水滩河道航行,载重量10—20吨,主要在昌江上水行走,多用于运输窑柴、瓷土、稻草这些燃料、原料和包装材料等。

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到河边洗东西。每次洗东西时,看到船上人家的生活总是很好奇。记得我经常看到一位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她皮肤很黑,但很美很健康,每次她家的船停泊在岸边时,她总要上岸来买东西。船上人很爱干净,我看见他们总是把船舱擦了又擦,还打上桐油,红红亮亮,光可鉴人。他们在船上通常不穿鞋子,上岸也打赤脚,我很佩服那位船上姑娘,光着脚在沙地上走,一点也不觉得扎脚。我真想和她交个朋友,问问她是否跟我们一样也要上学。但天性腼腆的我,始终没有和她搭上话。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在船上漂泊的船民们,当年他们的孩子上学吗?现在走在昌江畔,很安静,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江面上也是空荡荡的。昔日的船民们,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现在的生活好吗?这也许是一个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谜。

那条曾经繁荣了上千年,同时也繁荣了景德镇的昌江,现在已经淡出景德镇人的视野。今天的昌江就像是一位已经精疲力竭、衰老了的母亲,不再有年轻姑娘般的光彩,也不再有那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活力。在江的两岸早已架起了许多座钢筋水泥的桥梁,再也没有了十八渡的码头,连同它们的名字一起消失在人们的脑海里。历史又重重地翻过了一页。

历史上,景德镇是一座专为皇帝做瓷器的城市,所以其制瓷工艺十分的精湛,专门行业分工也极细。据《天工开物》记载:“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流水作业的生产方式,本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在景德镇,几百年前业已形成。民窑向官窑靠拢,不仅是技术水平上的看齐,而且取得了为皇家制瓷的地位与声誉,进而获得了国内外的巨大市场。来自市场经济的动力使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日益发展,在明中期以后达到巅峰。据记载,明嘉靖年间景德镇烧制陶瓷的柴窑数量有900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此刻,景德镇陶瓷在国内市场已形成了“利通十数省,四方商贾、贩瓷器者萃集于斯(指景德镇)”;“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天下窑器所聚”的局面。

景德镇瓷器远在宋代就开始进入世界贸易的渠道,但由于交通等各方面原因,当时并没有形成大的规模。自明万历中期开始,随着欧洲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许多国家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景德镇瓷器的海外市场也由此得到迅速的扩大。成千上万件的景德镇瓷器被欧洲商船源源不断地载往世界各地,将其作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商贸活动。当时欧洲各国的上层社会也以搜集景德镇瓷器为时髦,从而使景德镇外销瓷产量骤增。欧洲的商人们把欧洲流行的器皿造型、纹样介绍到中国来,以使景德镇生产的日用瓷更符合欧洲人的生活习惯。明清两代,除欧洲商人和中国商人输出的瓷器外,还有日本茶人和附近南洋一带的商人,也大量地到景德镇来购买瓷器,甚至当时的俄罗斯人也参与了这些活动。因此,景德镇的历史很早就和世界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景德镇的文化很早就和世界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而昌江正是这中间连接的第一条纽带。

这一点感受,在我游历了欧洲以后,尤为深刻。

景德镇虽然只是一个地处偏僻的中国内地山城,但在欧洲所有著名的城市,只要仔细寻找,便到处能看到景德镇留下的种种陈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从商店出售的当地生产的青花瓷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景德镇明清时风格的影响;在意大利有一座叫芬泽的小镇,生活着5万多人口,几乎家家都做瓷器,瓷器的风格是青花加彩,当地人告诉我,这里陶瓷的生产方式和彩绘方式都深受景德镇的影响;在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德国的海德堡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等,我们处处能看到当年从景德镇出口到欧洲的各种瓷器。景德镇陶工们那富有创造性地对异国艺术风格的模仿能力,让我感叹不已,惊慕景德镇的祖辈们竟然有那么高超的制瓷技艺。当我在欧洲街头漫步时,常能看到路旁的古董店里陈列有景德镇明清时期的各种瓷器,记得伦敦诺丁山街一个瓷器店的主人告诉我,景德镇的瓷器,在欧洲的历史上曾价比黄金。

位于特伦特河畔的斯多克地区,是英国制瓷业的中心,著名的维奇伍德瓷厂就坐落在这里。当地有一座陶瓷博物馆,里面介绍了英国的制瓷工艺当年是如何受到景德镇影响的。在博物馆的书架上,有不少的书都和景德镇有关系。在博物馆的工艺流程表演间里,我和一位正在做坯的英国陶工交谈起来,他听说我来自中国,还在景德镇生活过,便肃然起敬。他说,景德镇是所有陶工心中的圣地,他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到那里去“朝圣”。他的话真的令我非常感动,也使我的眼前又重新浮现出了那奔流不息的昌江水,还有当年那一只只载满瓷器的木帆船。

铸造了景德镇千年历史的,是那些无数不知名的景德镇陶工,他们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智慧,曾在世界上赢得了如此大的声誉,他们当年做的瓷器被那么珍重地陈列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因为这世界实在是太大,而景德镇和这些地方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但在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今天,我们很轻易地就在异国他乡看到了当年景德镇的成就,看到了景德镇千年走过的世界足迹,也知道了当年细细的昌江上木帆船中的瓷器,居然被运送到了那么宽广的世界。

今天,交通更加便利了的景德镇,它的历史又该怎样去书写?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有一条更新的路,来连接它的过去与未来。木帆船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更加便捷和快速的时代向我们走来。但无论如何历史是不会被忘记的,它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启示着我们的未来。

千年瓷都的遭遇


环绕市区海坛广场摆满了景德镇来的瓷器,瓷器之多可谓“汪洋大海”。这好像已经成为最近几年城市生活中一道新鲜景观。上半年,在时代广场和绣山公园也能看到这庙会般的壮观场景。悠闲的场合,容易看到这忙忙碌碌城市中另一群悠闲的人,看起来睡眼惺松不修边幅,以退休或失业的中老年人为主。他们背着手目光炯炯的样子,总让我不详地联想到甘南见的天葬台旁踱步的秃鹰。一个朋友告诉我,为最近这海坛广场的瓷器,他父母每天往那边赶场子,一件件地往回拎瓶瓶罐罐,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真是让人欣喜而忧虑。

满城区新盖的居室迫切地需要寻找形式感。欧陆风情明清家具或中西合壁是大众的三大选择,我们的大艺术家们每天念叨的艺术方向无非也是此三种。可见人的智慧相差无几,世界上事情的丰富也很有限。自然,欧陆风情与古典中国摆到地摊上时,基本上已作了易装的功夫,它们离最初的理念相距甚远。满场的青花瓷彩瓷釉里红在我这外行看来,型制好看的已经不多了。描绘的花样从喜气的神仙仕女牡丹芙蓉到文雅的大写意四君子一应俱全,画得好的毕竟也少。这瓶上的功夫多是民间能手的妙笔,本来不能和纸上的绘本媲美。但我前几年在皖南收到一个极普通的民窑青花,上画俩童子,虽简朴,精气神却十足。称得上是“民间”艺术。再顺手翻开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的《中国民间青花瓷》,里面作品都是朴茂且生气的。看来那是一两百年前景德镇瓷器的普遍水准。

传统手工艺的衰落不可逆转,我们的“老行当”以每天数种的数量在消失。效仿日本的柳宗悦们发动保护民艺运动,效果估计也难尽人意。景德镇瓷器是CHINA的来历,自然坐定国粹的一把交椅,当前它该不至于消失,可是江河日下的事实亦历历在目了。《南方周末》报载,今年景德镇建镇千年的寿辰,轻工业部让人辛酸地将“中国瓷都”的帝号封与广东潮州。理由是潮州瓷作为实用瓷,它的产值出口额远高于景德镇。在实利至上的时代,评价事物的标准已经变易,千年瓷都的辉煌已终结。

可海坛广场的人潮提醒着,这一民间工艺在大众中依然拥有惊人的影响力。瓷器的温润和平使得内心一块柔软的地方充满温暖的想象,我们在骨子里对青花对瓷片有感情。人的欲求复杂,不能简单地纳入数字和理性。此情此景,真该用荣格的集体记忆的复活来解释。

进一步揣度妄想。人们对待景德镇瓷器的态度,实际上体现了当下审美选择的两难处境:一是象潮州瓷一般的产品,有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理性曲线,呼应我们的现代生活与节奏,隐含全球化世界一体的追求;一是如景德镇瓷器,是千年技艺的延续,民族情绪的载体,满足我们的祖先崇拜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前一种趋势自是成为潮流,是世界公民的时尚。可后一种追求也不可小看,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传统绘画在经历长时间的式微后重新受人尊重,中国字画的学习和拍卖很是热闹。千年瓷都再造辉煌,只能借助这复古之力了。

央视二套开年话收藏 千年瓷都牛气展风采


记者从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寻宝》栏目组获悉,由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寻宝》栏目组和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由市文化局、市电视台、市瓷都晚报社、市收藏协会、市陶瓷收藏协会、景德镇御窑工艺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寻宝·走进景德镇》新春特别节目,将于农历大年初一晚上20点到21点黄金时段在中央二套隆重播出,届时将一展千年瓷都藏友风采。

该节目全程拍摄在陶瓷文化历史底蕴丰厚的景德镇御窑厂佑陶灵祠广场进行,经过元月1日、2日紧张而忙碌的海选和现场录制,以及央视半个月的精心后期制作,长达60分钟的《寻宝·走进景德镇》专题节目已经全部完成。据栏目组导演介绍,此次寻宝走进景德镇之旅整个现场录制的效果非常好,特别是策划以陶瓷收藏为题材的寻宝专场得到了各方的广泛认同。

《寻宝》栏目是央视经济频道一档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将《寻宝·走进景德镇》定位于牛年春节的特别节目,并放在央视经济频道开年第一天最黄金的时段播出,用时长达一个小时——央视在春节黄金时段如此浓墨重彩地宣传景德镇,可以说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仅是对历史文化和历史地位的一种肯定,更对弘扬传统历史文化和挖掘陶瓷文化内涵有着积极的作用。相信《寻宝·走进景德镇》特别节目给全国亿万观众送去的不仅是一道独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精神文化大餐和瓷都人民新年美好的祝福,也必将给景德镇带来良好的宣传效果,进一步扩大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中国聚焦:中国陶瓷走向千年复兴


谈起世界文明国家,不能不谈到中国;谈到中国文明,不能不谈到中国陶瓷。15日,在景德镇这个陶瓷之都走过千年的日子里,中国陶瓷也走上了千年复兴的道路。正在景德镇举办的首届国际陶瓷博览会,尽管只是由中国地方政府举办的首次国际性陶瓷活动,但国际陶瓷界仍对这里展示的中国陶瓷给予了高度关注。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世界23个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参展商、采购商、陶艺家以及国际各主要产瓷区政府代表等陶瓷界人士共2157人,目前经贸洽谈会的签约项目总额已高达10多亿元,其中对外贸易总额就有2600万美元。国际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京瓷株式会社名誉社长稻盛和夫再三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陶瓷的尊重,他在会上说:“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以高超技术生产出来的瓷器博得了世人的极高评价。”他将18世纪从中国流传至日本的制瓷技术,尊称为京瓷的源头,认为中国陶瓷是当今精密陶瓷的发祥地。的确,中国是一个与瓷同名的国家。在古代欧洲人还在用蕉叶当食具的时候,中国已经能够成批生产精致的陶瓷。当中国的瓷器远渡重洋在各国惊艳亮相后,帝王们抛弃了金银珠宝,异色的眸子中闪着惊羡的光芒。于是,意指瓷器的“china”在外国人眼中代指了中国。从1000余年前,世界各地就掀起了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这种需求到400多年前的明朝到达了顶峰。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中,奉皇命将大量中国瓷器传及36个国家和地区,陶瓷还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日本、东南亚及欧洲、美洲。史料记载,约在1602年至1657年之间,仅中国景德镇一个城市就大约有300万件瓷器运往欧洲。不过,随着欧洲开始获得中国制瓷的技术,以及中国错失工业革命良机,加上近现代的长期动荡,曾经震撼了世界的中国陶瓷开始走向近百年的衰弱。据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会长刘垚介绍,到新中国刚建国不久的1950年,中国日用陶瓷产量仅为2.7亿件,全国每人每年还买不到一件瓷器。之后,国家对陶瓷生产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随着经营体制、科研能力和市场观念的改善,以及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再次成为陶瓷大国。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日用陶瓷生产和出口大国。2003年,中国日用陶瓷产量增长到153亿件,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日用陶瓷出口量从1960年的1.7亿件增长到2003年的94.41亿件,出口量占到世界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出口换汇20.44亿美元。中国建筑卫生陶瓷产量自1993年起连续十年居世界第一位。2003年中国建筑陶瓷的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40%,卫生陶瓷的产品占世界总产量近30%,产业产值超过1500亿元,产品出口额达7.4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日用陶瓷和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品体系,其款式、花色、品种、规格数以十万计。不过,尽管陶瓷产品的绝对数量和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不少,但中国陶瓷业在实现从制造中、低档陶瓷到生产高性能、高新技术陶瓷的产业升级中面临巨大挑战。其中,仅近两年建筑卫生陶瓷的出口陶瓷制品单价就已经每年都下跌7%。“中国是陶瓷大国,但还不是陶瓷强国。”中科院院士干福熹在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表示,企业规模欠缺,研发能力不高,能耗高污染重,市场观念不强等原因,让中国陶瓷全面复兴仍需付出艰辛努力。目前,中国陶瓷界正在为陶瓷产业的全面复兴付出极富成效的努力。在企业界,新陶瓷产区潮州市的工厂在2003年出产的电子瓷极板已达1200多亿只,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另一个陶瓷产区醴陵年生产工业陶瓷近16万吨,并将在美国设立专门的陶瓷产销中心;广东投资数十亿元打造陶瓷类高新科技园,建成后的生产线将达到零排放标准;传统产瓷区景德镇的环球集团与国家日用及建筑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手研发了世界首创的日用中温彩色陶瓷,获得世界业内高度赞赏……在陶瓷研发领域,一系列成果正快速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目前的陶瓷发动机、抗高压高温的陶瓷新材料技术、生物陶瓷等在实验内已有相当数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已经拥有300多家纳米陶瓷企业,众多先进陶瓷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投入生产。预计到2010年,世界高新技术陶瓷市场销售额将高达1500亿美元。世界陶瓷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抢占这一市场的实力和速度,此间参加会议的日本国家现代工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教授小田喜一相信,随着中国陶瓷科技发展进行的顺利,中国的陶瓷行业必将在未来10年里发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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