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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瓷瓶图片及价值

六方瓷瓶图片及价值

古代瓷器价值 古代瓷器价值多少 古代钵芋瓷器价值

2020-11-05

古代瓷器价值。

在中国的瓷器中,青花瓷器一直是收藏界钟意的瓷器品种之一。最早的青花瓷器在元代即开始烧制,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近年来,元代的青花瓷器,在市场上的价值也屡增不减。

自明代建立之后,青花瓷的制造更进入了一个全新、广阔的阶段,尤其是明代的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发展受到了各界的广泛重视。这时的青花瓷器采用苏麻离青釉料,使永宣年间的青花瓷器呈现诱人的鲜艳蓝色之美。蓝白之间,是工匠们娴熟的笔触描绘的精美的图案。TAOCI52.COM

到了明朝末年,苏麻离青釉料枯竭,导致使青花瓷器逐渐减少,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国产青花釉料的成功研发,才使青花瓷器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清代初期,由于瓷器制造工艺的提升,使得瓷器的器形上有众多的创新,这其中最值得颂扬的非“六方瓶”莫属了,下面小编即重点介绍清朝令人神往的六方瓶瓷器。

六方瓶,顾名思义,瓶身为六面方形形状,线条硬朗、造型方正,大部分为敞口、束颈、斜直腹、圈足外撇,给人体一种古朴端庄、典雅尊贵之感。六方瓶常见有青花、粉彩以及单色釉的品种。大部分六方瓶都是底足无釉,底心满釉,并会篆书“制作年代”的青花款识。

实际上,六方瓶的烧制难度要远大于圆形瓶,而且六方瓶属于大器形,因此烧造难度更甚。工匠们将传统圆形瓶的形象,改成六边形的方瓶形象是需要手工制作的。圆形瓷器可以直接放置于专用转轮上,然后拉坯制造;而方形瓶,必须靠手工捏制成坯之后,再进行拼装连接,因此在制坯上很难成功。例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乾隆“青花折枝花果纹六方大瓶”,是通过这种手工的多程序方式制作的,非常难得,在乾隆时期烧制的青花瓷器中,都属于极其珍贵品种。

从康熙时期开始,清朝廷一直追求宫廷西洋风,所以在整个清时期的六方瓶大多都能看见这种风气,大部分六方瓶的器壁都能看到中国传统题材和西方艺术风格相结合的画面。大部分主题中心都体现在肢体瓶壁上,口沿、肩部、足胫会分饰简单的图文,底部底心的的文字款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笔法锋利、字迹铿锵的底部款识将更具有文化魅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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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连城的瓷器及图片


文化无价,古玩艺术品的价值总是让人难以估计,下面这些古玩,你认为他们值多少钱?

清乾隆.本朝官窑“大清乾隆年制”款罕见大尺寸高45.4 公分斗彩描金八宝纹宫廷御用大花觚

近年,国内外许多文人雅士、鉴赏家、爱好者,不惜一掷千金,竞相争购、收藏雅俗共赏的清代官窑瓷。

清代官窑器之所以能使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为之倾心和陶醉,除了作品本身制作的精致、细腻外,更因为其独特的一般瓷器无法比拟的质地,它有一种高雅的格调和雍容华贵的质感。

以价格来说,清代官窑器售价昂贵,就是由于它有.官窑.的贵族之气,故而始终维持着自己不菲的身价。

清道光.本朝官窑“大清道光年制”款釉色绝美青花卷草纹双贯耳瓶(附原配木底座,木盒)

清雍正.本朝官窑“大清雍正年制”青花双圈款青花缠枝莲纹圆盘(来源于北京保利和嘉德大拍,附锦盒)

清中期.青花双圈款青花开窗花鸟博古纹棒槌瓶

清雍正.本朝官窑“大清雍正年制”款丰润白地釉里红三鱼杯(附锦盒)

清乾隆.“乾隆年制”款丰润豆青釉青花釉里红诗文双联笔筒(嘉德拍卖2017年9月2日晚上拍掉一只,原来是一对的)

清道光.本朝官窑“大清道光年制”款16.6厘米大口径斗彩满工荷塘鸳鸯内青花梵文卧足墩式碗一对

清中期.丰润美釉唯美开片霁红釉胆瓶(脚胎有自然脚线)

清雍正.本朝官窑“大清雍正年制”款正宗珍稀柠檬黄釉碗(附锦盒)

清同治. 画工一流丰润美釉白地粉彩折枝花卉纹圆罐

清光绪.“大清康熙年制”款青花海八怪蒜头口荸荠瓶(来源瀚海拍卖,带锦盒)

清康熙.无款官窑罕见瓜皮绿釉刻花海水云龙纹折沿盘(来源大拍)

清末民国.官仿官“大清雍正年制”款天青釉文房水盂(附锦盒)

清末.丰润黄釉底精品素三彩花鸟纹玉壶春瓶(附回流鉴定章)

清早期.开门老楠木堆砂螺钿剔地浮雕七线诗文对联文房挂匾一对(花引湖光圑茗椀,月将嶺色獲琴床)

匾额之用始于先秦。

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道统”的经典标志,它曾遍布城乡、蔚为大观,古代“无处不匾、无室不匾”,民国“堂不设匾,犹人无面目”。

匾额中大宗为堂、室、屋等标识,使特殊书法之“榜书”传世;更可贵的是部分殿、祠、庙及中堂等匾额,因寓意用典使门楣熠熠生辉、以道德哲理令梁柱价值高扬。

如今拍卖行也喜欢用斋号为私人收藏专场命名,以彰显拍品的权威性,市场的追逐让匾额的价格持续高涨。

明.“六如居士唐寅”款正宗绿端紫端双色共生精雕刘海戏金蟾带乾隆董浩题跋抄手大砚(配红木砚盖,原装木盒)

唐伯虎(1470-1523),本名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

苏州吴县人,明代著名画家、文学家,擅长画山水,并人物花鸟。

兼善书法,能诗文。

和文征明、徐祯卿、祝枝山称四大才子,

和沈周、文徵明、仇英组成画家组合“吴门四家”。

清代.醇厚自然包浆正宗海南黄花梨一料精雕送子观音立像

老红木是明、清代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不可多得的历史遗存,代表明、清代家具材质工艺制作水平。

像瓷器、玉器等收藏品一样,是清代的历史文物,是其它收藏品所不能替代的,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老红木的“瘾”是玩出来的,是越玩越上瘾的。

如果你的厅堂或书房里,有一件光洁的老红木条案或八仙桌,置上香炉或其它古董,厅堂或书房的效果是很出彩的。

它见证着两百年前的人文历史,骨子里透出它的高贵与华美。

它的主人观之舒心,赏之鉴心,抚之开心,爱之倾心。

它不仅带给主人无限愉悦,还显示出拥有它主人高洁的文化品位。

明以前.醇美原皮壳老包浆一级神态官家豪门案头狮摆件

清光绪.开门老挝大红酸枝顶级苏工全美品镂空雕花卉纹精品佛龛+清.黄花梨嵌楠木底座+ 清.木胎大红漆漆金童子一对

清中早期.上等独板楠木顶级京工镂空雕喜上眉梢夔龙纹精品香案

明末清初.超级豪华大尺寸3米4长、63公分宽、5公分厚极品罕见铁力木大独板翘头案

清末.豪华大料180*30公分独板龙眼木厚板大料嵌黄杨木兰竹花卉缠枝纹大长凳

清乾隆.豪华大尺寸44.5公分高42公分宽祁阳石大料一体精刻诗文镶老酸枝大插屏

解放初.天然优质小叶紫檀高1米奢华粗壮大料心料整雕富贵龙柱摆件一对(可以做花插)

清中期.正宗顶级鸡翅木170*54.5公分大独板圆包圆霸王枨仿明式大画案

明.原皮壳包浆罕见60公分超大尺寸全品“刘海戏金蟾”人物造像铜香薰

(来源博美拍卖,附证书)

宋代开始,精美的香炉出现在帝王内庭,成为上层人士高雅的把玩之物。一时间,炉文化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时尚,置炉和赏炉成为一种文人品位的体现,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使香炉成为当时代表新文化的典型器物。

明初至清中期是铜炉制作的巅峰阶段,工匠们在长期制作过程中积累了精湛的技艺,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独树一帜。

明治时期.皇家宫廷工艺极品紫铜洒金高浮雕错纯金银波千鸟花卉纹云龙纹“三不猴”桃钮仿博山蝶足香薰炉(附原装老木箱)

清乾隆. “宣德”款上等精铜带紫斑一流款式双如意耳三足香炉

068:清中期. “琴书侣”款原皮壳顶级紫铜点金精品马槽炉(现在市面很多仿制的马槽炉都是以此件为模板)

昭和时期. “纯”“生驹”双款名师制纯银龟甲文茶具4件套

(银壶、急须壶、茶叶罐、建水)

好茶,当需好器。陆羽《茶经》有云

“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银也”。

历代以来,煮水以银壶为贵,泡茶以银壶为尊,宫廷贵族皆用银壶泡茶。现今,银壶行业兴起,银壶走入寻常百姓家。

用银壶作器泡茶,不仅实用、耐用,而且不沾异味,普洱、铁观音等可轮流混合冲泡。

此外,用银壶泡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好茶的尊重,对银壶的不辜负。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银壶由自然氧化所形成的表面,泛色各异,光泽丰富,流漫陆离,尽显成熟优雅之美。

或莹莹如月、幽然沉静,或温润如玉、古雅内敛,或沧桑斑驳、灵光闪烁,平添了几分灵性和神秘。

银壶传家远。一把包浆醇厚的老银壶可能承载的是一个家族的记忆,是家族成员中每个人生命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清乾隆.王级贵族专用75厘米顶级雕工立体盘龙纹精品青石立柱

明.新疆和田白玉一流纯正包浆顶级手工雕刻喜上眉梢波浪形发簪(附证书)

清嘉庆.正宗嘉庆帝龙袍料缂丝整龙纹挂屏(裱框)

清代.欧洲回流超精细缂丝孔雀暗八仙纹三品文官补子

宋代临汝窑瓷器图片及收藏价值


在瓷器收藏中,最有名气的当属宋朝瓷器,不仅历史久远,款式和制作也更加细腻,因而备受现代人的喜爱。不过,宋朝时期,因为手工艺发展繁盛,很多制作工艺更是达到了百花齐放的程度,因而在宋朝时期,瓷器的烧制非常多,且制作更加精美、品质更高。在宋瓷种类中,有一种非常珍贵的瓷器为汝窑,而与汝窑相对的是临汝窑瓷器。那么,什么是临汝窑瓷器?它又有什么特点呢?

临汝窑瓷器的收藏价值

据业内人士介绍,临汝窑瓷器是冯先铭先生在1964年调查宋代瓷窑遗址时,提出的名词,因为是在河南省临汝县,因而也被称为是临汝窑。临汝窑烧制的瓷器品质非常高,而且烧制工艺比北宋同期更为先进,因而在当代,临汝窑瓷器也是不错的藏品,收藏价值极高。

临汝窑瓷器的窑址有很多,像宝丰清凉寺、禹县钧台窑汝瓷烧造区、严和店、内乡大窑店窑、新安窑等包含在内。

临汝窑瓷器的特点如下

1、器型

据专业人士介绍,临汝窑瓷器的瓷器器型繁多,有碗、罐、瓶、盘、盖、尊、炉、器盖,甚至连化妆盒都有,可见临汝窑瓷器的烧制工艺有多先进。

2、题材

临汝窑瓷器的装饰题材丰富多彩,大部分都是以花卉、文字或者是人与动物进行修饰的,也有一些其他的。花卉类的纹饰包括菊花、缠枝莲菊花、缠枝莲花、竹叶纹、莲花牡丹、浪花海螺、海水游鱼等,其中牡丹、菊花、缠枝莲纹饰较多,受欢迎度也更高,这与中国人的喜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牡丹国色天香,有富贵荣华之意,菊花高洁,有君子之雅,缠枝莲并蒂开放,有喜结连理的美好祝愿,因而这几种图案一直很受欢迎。

文字方面则以姓为主,常见的有张、同、吴、吉、贾、刘、雪等,印刻的位置有所不同,有的刻于碗底,有的在碗心。动物类则以鱼、鹿、海螺以及龙凤为主,人物以裸婴、莲生贵子、婴鱼戏莲为多,都寄托了世人的美好祝愿。

3、手法

临汝窑瓷器的装饰艺术感很强,不仅有唐宋时期的艺术特点,更有创新。据悉,临汝窑瓷器的立体感要比以往强很多,再加上有阳纹和阴纹两种模印方式,将瓷器上纹饰的立体感凸显的更加明显。这个时期的匠人工艺也十分高潮,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十分生动、栩栩如生。

总的来说,临汝窑瓷器既有汝窑的特点,又具有钧瓷的特征,再加上存世量很少的缘故,因而市场价值极高。

三足奁式炉图片及收藏价值


在朱伯谦《龙泉窑青瓷》就有对于奁式炉的描述,南宋时期的如意足弦纹可以说是奁式炉中最为经典的样式,而元朝时期的奁式炉在造型以及工艺上都与之前制作的有着较大的区别,由于制作工艺的难度较大,所以在精品的奁式炉很少,其收藏价值以及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除了其造型独特之外,在其造型以及花纹的样式上都非常的独特,工艺,例如:牡丹纹、菊纹和荷花纹等等,缠枝折枝都有,形式较多,是难得的精品。

宋元时期贴花的奁式炉,在其瓶以及炉上贴花常见于南宋末年到元代时期的龙泉窑,在其花纹上以缠枝的单茎为主,除了贴饰的折枝牡丹之外,还有刻字的出现,有“福、寿”两字,并且在其器物的底部还有纪年款的出现。装饰除了基础的三道弦纹,增加的花纹样式较多,其整体效果上看,较为的简洁和谐统一,既有了端庄典雅之感,还有了生活有趣之风,可以说是集实用性以及美观性为一体的奁式炉。

以南宋时期的奁式炉为例,在其炉的腹壁上有着等距斜贴的三组折枝的桃花,不仅纹样较为少见,其斜贴的花卉更是别出心裁,保存完整的、纹饰花样较为生动且没有磨损、光泽度高的以及做工精细的奁式炉在现在的我国瓷器市场已经很少见到了,只有在博物馆以及一些大型的拍卖会上才会偶尔一见。其中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明朝时期龙泉窑制作的青瓷荷叶形贴花三足炉与其纹饰以及工艺手法较为的相似,收藏价值较高。

还有一种最有特色的奁式炉就是由龙泉窑青瓷进行制作的仿古式香炉,由于其制作工艺较为的成熟,龙泉窑在进行制作上吸收借鉴了一些青铜器的造型,但是由于质料的不同,摆脱铜器的笨重之感,所以是以简洁柔和的曲线呈现出端庄、优雅之感,其釉色光润度较高,制作工艺较为的精湛。在其形状上与汉朝时期的桶形樽较为的相似,又称为“樽式炉”,由于流行的时间较长,所以从北宋的创烧开始历朝历代都有进行烧制。

而龙泉窑奁式炉的样式为内折沿口,呈现为筒形直腹向内折的形态,口部与其底部的直径一样大,下部分有三个如意形足或者以兽蹄形足为主,器物的底部呈现为凸形,而此时的奁式炉已经发展至其繁荣时期,炉身的腹部还有八卦纹的装饰,三足腾空、器底落地是元代时期龙泉窑特有的产品,缺少了秀丽飘逸之气。而大尺寸的奁式炉口径高达三十公分,存世量较少。

浅论白釉珍珠地六管瓷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白釉珍珠地六管瓷瓶,其造型虽原于瓶的基本形制,但多出六根瓷管,甚是奇特,其用途亦有探讨的余地。现仅以此瓶为例,浅谈一些看法,以求教大方。

此白釉珍珠地六管瓷瓶是宋代磁州窑(系)的作品。瓶高21.6,口径10.3,底径8.3厘米,大唇口,微外撇,较短粗胫,宽肩,大圆腹,腹渐收,至足部直径约为腹部直径的二分之一,略像梨形,圈足,足墙宽厚,足际无釉。瓶肩分置六根空管、短粗、直口、管中空,但不与腹腔相通,其高度约与瓶口持平。通体施肥厚白釉,色白泛微灰。釉不到底,圈足外墙露胎无釉。足底心施为稀薄的白釉。腹部剔刻花纹。

肩、腹之间剔刻两道弦纹,腹下部以一道弦纹相隔。上下弦纹之间的腹部剔刻“C”形和“O”形纹为主体,形似珍珠,腹中部剔刻出变形缠枝花。剔刻文原于陶器的原始纹饰,是以工具于器坯表面干涸的釉层上剔刻而成。故名。此种工艺流传至今。在漫长的岁月里又出现了许多别称,如剔刺文、刺剔文、锥刺文、针刺文等,由于工具不同,施用手法各异,便产生不同形状的纹样。到了宋代磁州窑(系)的各个窑场均广泛使用这种工艺,尤以河南省更为常用,当阳峪(修武)窑、鹤壁窑等均多生产此类产品。这件白釉珍珠地六管瓷瓶可能是这些窑中的某一窑场所产。我们若从所施白釉的厚度,剔刻的技巧,以及相似藏品来分析似乎更接近当阳峪窑的产品。

此瓶腹部所剔刻的纹饰是变形缠枝花。构图原则是以波状浅与切圆浅相组合,再在切圆空间或波浅上缀以花卉,并点以叶子,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展开。此种新型的纹样,不仅在宋代普遍使用,而且以后历代均在使用。陶瓷上的绘画主要选取现实的实物为主体进行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对实物的表象难免有所取舍,而形成新的组合图样,如宝相花就是选取唐代的某些花卉而组成的纹饰,再如缠枝花本应是某种植物的花或枝,但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变形,而这种虽以脱离原所取植物的本相,但图案则更为精致美丽,称之为变形缠枝花。这类花卉图案到了宋、元时期的定窑、吉州窑,尤其是磁州窑(系)的器物上更是多见。此件六管瓷瓶所剔刻的变形缠枝花虽很难判断它原于何种花卉,但其图样流露着一种与器形象吻合的神秘感。

多管瓶又称牛角罐,宋代以南方龙泉窑多见,而后向北方发展,磁州窑(系)亦多生产。因其肩部宽大,上面直立五根管,或六根管而得名。磁州窑(系)的多管瓶形体较为粗壮,管体短而粗,其造型很具有北方人的精神特征,是为鉴赏南北方所产的区别之一。至于多管瓶的用途,由于史籍未见记载,所以至今未有定论。目前有两种说法,一为冥器,一为供器。笔者倾向于供器之说。

古代的随葬品大体上讲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墓主人生前所用的各种物品,如盘、碗、刀、剑等等。一种是墓主死后而未入葬前于灵堂所供之物,大底是墓主生前所爱之物。这类物品即非实用品,亦非冥器,应称为供器。入葬时随之埋之。一种是依据墓主人生前所居,所用之物按比例缩小而制作的物件,以反映墓主人生前的豪华,死后的享受,而共埋于地下,是为冥器。如常见的人俑、楼阁等。多管瓶是很明显不属于冥器之列。

供器的来源一是陈设品,二是宗教供器。多管瓶应归于宗教供器。宋元时期有钱之家为何以多管瓶为宗教供器,这怨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所以,笔者认为我馆所藏白釉珍珠地六管瓶似应属于宗教性质的供器,待主人死后又为随葬品。

元代钧瓷及图片


两宋的灭亡和钧官窑停烧,使钧瓷业遭受重创,工匠们在兵灾战火中亡命他乡,就将制钧技术带到了全国各地。元朝统一中国后,为钧瓷的生存提供了相应的条件,钧瓷窑变艺术得以传播延续,并播火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

元代钧瓷一般较为粗糙,胎骨厚重,釉厚欠匀、色暗而多棕眼,釉法堆积如蜡泪。不论造型还是釉色都根本无法和宋钧官窑相比,也无法和宋代民窑相比,艺术品位不能同日而语。

宋钧官窑于北宋王朝的灭亡的同时解体,在之后至明初的一段时间内,地处中原的禹州受战祸兵灾之苦,几至十室九空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制瓷业(包括钧瓷)的停顿败落也就十分自然了。入明之后,因为生活需要,生活日用瓷器的烧造得以逐渐恢复,但作为观赏瓷的钧瓷却没有复苏。

元 钧窑天蓝釉折沿盘

高3.5cm,口径12cm,足径5.5cm

盘折沿,浅弧腹,圈足。里、外施天蓝色釉,口沿处釉层较薄,映出酱黄色胎体。圈足内无釉,外底留有三个支烧钉痕。

元 钧窑月白釉紫红斑洗

高9.8cm,口径28.3cm,足径15cm

洗敞口出沿,弧壁,圈足。内、外施月白色釉,外壁施釉不到底,内底点缀紫红色斑块。圈足内素胎无釉。

元 钧窑月白釉双耳三足炉

通高25.2cm,口径11.5cm,足距12cm

炉方唇,短颈,长圆腹,圜(huán 音环)底,底下有内凹的脐心,下承以三乳状足,足外撇。肩部对称置双耳。

釉色青灰,饰紫红色斑,釉垂流现象及“蚯蚓走泥”纹均较明显,釉层中气泡爆裂较多。凸棱及釉薄处呈浅褐色。内壁釉层开片较多,玻璃质感较强。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双系罐

高10.2cm,口径13cm,足径6cm

罐敞口,短颈,鼓腹,宽圈足。肩部对称置圆系。里、外施天蓝色釉,釉面有开片。口沿、足边及系的侧面釉薄处呈酱色。外壁饰月牙形的紫红色斑块,新颖别致。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盖罐

通高30.5cm,口径17.5cm,足径14.7cm

罐上下子母口套合。短颈,溜肩,鼓腹,圈足外撇。盖为后配,拱顶出沿大于器口,盖顶置菠萝形抓钮及三个环状系。通体施天蓝色釉,釉色蓝中泛青,盖面饰不规则的红斑纹。足底无釉,胎呈铁褐色,足底粘有釉斑。是一件元代钧窑瓷器中难得的造型完整器。

元 钧窑天蓝釉葫芦瓶

高25.5cm,口径5.2cm,足径10.9cm

瓶呈葫芦形,上小下大,束腰,圈足。造型敦厚丰满,制作精致。从传世钧窑瓷器来看,葫芦瓶较为少见。通体施天蓝色釉,釉层肥厚,釉面匀净,釉色光亮莹润。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钵

高16.5cm,口径16.8cm,足径8.8cm

钵敞口微敛,深弧腹,近底处内折,圈足。里、外施天蓝色釉,内底无釉,外壁施釉不到底。釉色温润,釉面有开片。里、外壁分饰几处不规则的淡紫红色斑块。胎体厚重,胎质较粗,胎呈土黄色,足底无釉。

元 钧窑天蓝窑变釉碗

高8.5cm,口径18cm,足径6.4cm

碗敛口,深弧壁,圈足。内、外施天蓝色釉,底部无釉露胎。

此种色彩为钧窑首创,最初是因为窑工对于着色剂呈色原理的无知,使得釉色在窑内发生自然变化,称为“窑变”。

后来这种烧造技术被人为加以利用,形成独具特色的釉装饰。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梅瓶

通高39.3cm,口径3.8cm,足径7.2cm

瓶小口,圆唇,短颈,肩以下渐敛,圈足。盖为覆杯形,盖沿及盖内壁下半部无釉。灰白色胎。通体施天蓝釉,釉层棕眼较多,釉垂流现象明显。盖及瓶腹均涂抹紫红色斑。足根及底部无釉,盖、瓶无釉处均为酱褐色。

作为酒具的梅瓶在流传过程中多数瓶盖已失,且钧窑瓷器中梅瓶也较为少见,因此这件带盖的钧窑梅瓶流传至今十分难得。

元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菊瓣碗

高9.5cm,口径23.7cm,足径7cm

元代高足杯及图片


元 龙泉窑青釉褐彩高足杯

它是蒙元嗜酒习俗的见证,它是元代制瓷业大发展的象征;它的造型迥异于前代同类作品,在元代,它还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和卵白釉的新品类;因元代天才瓷匠的潜心琢磨,得以独创出世所罕见的品种;同时,它也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型。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黑陶高足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最早高足杯始于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其中黑陶高足杯是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高足杯

隋 白釉高足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古时随着酿酒技术的进步和饮酒之风的日渐盛行,酒器也随之得到不断地改进,经过历朝历代的积淀,衍生出名目繁多的杯类酒器,高足杯也是其中之一。

唐 青釉花口高足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对这种上部为杯或碗形,下部为高柄当足的器物,早期的历史文献不见记载,直到五代十国的周羽冲《三楚新录》才出现“高足碗”的名称。

宋 白釉花口高足杯

故宫博物院藏

在出土的殷商文物中,青铜酒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就有高足杯;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盛行,漆制高足杯频频出现;秦汉时期,玉质高足杯风靡一时。进入南北朝以后,青瓷烧制的杯类产品大量涌现,及至隋唐宋金时期,都有高足杯出现的痕迹

元 龙泉窑青釉褐斑高足杯

元代高足杯造型迥异于前代

1271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同时也带来了以高足杯作为酒具的器用习惯,这种用五指抓握的豪迈饮酒方式与宋人斯文的饮酒方式截然不同。同时,草原文化的审美趋向也使得元代陶瓷出现了许多新面貌,从品种到纹饰、器型,无不与宋代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元 龙泉窑青釉高足杯

与前代瓷质高足杯相比,元代高足杯的器型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杯身敦厚似碗状,长柄小圈足的造型的高足杯给他们带来了生活方式上极大的便利,修长的把柄便于他们系于腰间或挂在马背,高足杯遂也被称为“马上杯”。同时,在釉色上,如元代的景德镇窑在陶瓷品种上创新了卵白、青花、釉里红、铜红、钴蓝釉瓷,开启了中国陶瓷史上彩瓷主导的新风尚。景德镇窑不仅成功地烧制了青花、釉里红高温釉下彩瓷高足杯,还独创出精美绝伦的高足转杯。

元 龙泉窑青釉八宝纹高足杯

高足杯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型

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从考古发掘来看,南北窑口皆有高足杯出土,但就元代高足杯来说,以江西景德镇窑和浙江龙泉窑为多,其中,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丰富。

元 青花诗文高足杯

高安市博物馆馆藏

有人对元代青花瓷的器形数量做过统计,得出“就国内所藏元青花总数说,高足杯约占22%”的结论。

元 卵白釉印花荔枝纹高足杯

高安市博物馆馆藏

1980年11月江西省高安县发现的元代窖藏,出土瓷器239件,其中高足杯54件,包括青花高足杯9件,釉里红高足杯2件,卵白釉瓷高足杯14件,龙泉窑高足杯29件。

元 卵白釉印花五爪龙纹高足杯

199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清理了一处元代“枢府窑”遗址,据统计,此次出土的枢府瓷,在器形上以高足杯最为常见,数量占总数的95%以上。

元 青花云龙纹高足杯

1982年发现的江苏省丹徒县元代窖藏,出土青花高足杯6件;1984年发现的安徽歙县元代窖藏,出土瓷器109件,其中高足杯5件;1987年4月发现的赤峰市大营子公社哈金沟村元代窖藏,出土瓷器86件,其中有青花龙纹高足杯5件。

元 釉里红斑高足杯

构思奇巧当属高足转杯

高安市文物局局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馆长刘金城称,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中原的陶瓷工艺也受其影响而发生改变,元代陶瓷工艺也随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从造型到装饰,有了诸多创新,更多地体现出蒙元文化的特征和符号

元 釉里红菊纹高足转杯

高安市博物馆馆藏

例如元代的景德镇窑高足杯不仅在釉色上创造出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等,还在器型上独创出精美绝伦的高足转杯。高足转杯的足与杯底结合处不同于一般的高足杯,杯底心有一圆锥状“公榫”,嵌入足端的“母榫”中,杯体可左右转动。

元 龙泉窑刻花一束莲纹敛口高足杯

高安市博物馆馆藏

1984年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南朝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高足转杯,该杯整体似高足盘托高足杯,杯直接套坐在盘中杯足上,杯体可左右转动,可谓构思奇巧,工艺精湛,为南朝青瓷中难得的珍品。

元 釉里红彩斑堆塑螭纹高足转杯

高安市博物馆馆藏

高刘金城举例称,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釉里红彩斑堆塑螭纹高足转杯就是一件迎合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而生产的高档工艺品。“古代草原民族居住于毡房和帐篷之中,他们席地而坐、就地而卧。当尊贵的客人到来,他们会用外壁堆塑有龙纹或特殊装饰的高足转杯盛着马奶和美酒,转动杯身,当龙杯纽朝着谁,那他就是今天帐房内最尊贵的客人,这是蒙古人最尊崇的待客礼节。”

明 仿哥釉八方高足杯

小小高足杯竟拍出大价钱

因存世量较少,目前市场上传承有序、精致、保存完好的高足杯才能在拍卖会场上拍出高价,甚至是天价。

明成化 斗彩团莲纹高足杯

磁州窑瓷器价格及图片


磁州窑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在北宋中期开始了烧制的历程并迅速的达到了其鼎峰的时期,甚至发展达到元明清时,仍有延续,足以看见,磁州窑烧制瓷器工艺之精美,磁州窑的工匠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艺术的技法,并且创造出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的艺术,开始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

磁州窑烧制出的品种较大,其中以白地黑花、刻花画、窑变黑釉最为的著名,它的装饰技法突破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的局限,使用了数十种的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生产出的大量青花制品,销售范围较广,兰花花碗、盘等实用性用品,具有着较高的欣赏、收藏以及实用性较强的特色。

宋朝时期是磁州窑发展的兴盛时期,着重于造型与装饰、实用之间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以及特征。例如:白化妆技法,大多的瓷器都是统一的造型以及独特的装饰技艺构成了磁州窑的风格特点。磁州窑烧制出的产品都是日常生活的用具,有盘、碗、罐、瓶、盆之类的用具,线条感以及艺术感较为的浓郁,自由、洒脱是它的特色,注重生活是它的理念。宋代的磁州窑对于题材的选择较为的广泛,多样性较强,寓意较为的丰富,将陶瓷的制作工艺和美术融合在了一起,烧制出的瓷器高了一个层次。

磁州窑最为突出的就是工匠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以及书法艺术的技法,首创出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娴熟的画工以及巧妙的瓷器制作,使其快速的占领市场。发展至元代时,迎来了磁州窑的一个制瓷的高潮,生产规模得到了扩大、器物的大件也多了起来,造型风格走向了厚重、器型硕大、圆润的风格,在纹饰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绘制出了云龙、云凤、鱼藻纹等多样化的纹饰。

色彩上、图案上较为的醒目,将刻、划、填彩进行了多元化的发展,并将釉色发展到了极致,有黑釉、白釉、酱釉、绿釉等出现。黑白色的对比、使其色彩上反差感十足,例如:在白色的釉地上画出黑色的花纹,其纹饰大多数是以枝叶并茂的折纸花和生动多姿的鱼为其主体,装饰的灵活性以及动感较为的强烈。

磁州窑在器型的色彩上、绘画的技法上以及首创出于中国传统的水墨进行的结合成为它的一大特色,色彩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其更加的引人注目,收藏价值较高。

北宋官窑瓷器及图片


北宋官瓷,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唯一一个将窑址建在宫廷烧制的瓷器,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北宋官窑天蓝色釉琮式洗

北宋官瓷在引用汝瓷的制作精华设置窑口所造作品时,为了在诸方面发展和提升青瓷的烧制工艺,其独辟蹊径,自创新面,对汝瓷包括当时著名瓷种及著名窑系的尽情汲取创造,这也是北宋官瓷横空出世的基础和根本因缘。北宋凭藉举国之力设置窑口烧造瓷器使得北宋官瓷的创制从一开始就立于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饱享了各名窑及窑系丰厚的制瓷经验和不传之秘,其借助皇权国威,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另一方面,徽宗本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好古成癖且才识卓越,拥有当时帝国最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取之不尽的技术宝藏,再加上追随的天下各窑口瓷艺大师,将其自置的窑口玩至精绝,绝对小菜一碟。徽宗出手即得梅花冰片的惊世大作,其实已经把北宋官瓷极其上乘的艺术品位确立了。脂肥釉厚、温润油泽的釉质,或许也只能出自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帝王之手。在此之前,虽名窑辈出,但真正能把中国青瓷烧得如此厚重、宝光莹莹的窑口,实为鲜见,包括为北宋官瓷之源的汝瓷。徽宗为了达到使青瓷的颜色变浓这个目的,首先在釉层的厚度上下手,厚厚地挂釉,以及气氛的还原,才可使得其釉色具有深厚的感觉。确实,在徽宗独高的艺术思考和指导下,不以绘彩描金为能事,完全依靠自身自然的如玉釉质和釉色之美及如梦如幻的开片抵达瓷艺高峰的北宋官瓷,其对釉质宛如美玉的追求,实乃徽宗实现瓷艺品质的第一要素,因为玉所蕴含的文化品质,堪比君子,象征着纯洁、神圣、庄严和美好,其境界当然也是祭祀活动所追求的。

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

儒教思想形象地以玉所喻示人的诸多美德,当深为文化修养甚深的徽宗所重视,反映到置窑烧制礼器上,徽宗也确实有着如此的心行,其仿三代古铜玉器的初衷,其中不乏追求玉之美德的理想,在其后的艺术实践中,也实成为徽宗对制瓷艺术的一种根本向往;另一方面,在以瓷釉的玉质感为保证的前提下,为使作品更臻美好,北宋官窑瓷器也特别注重釉色之美,从梅花冰片釉色的天青、青绿到异峰突起的粉青、炒米黄、油灰和月下白,徽宗在汲取各名窑瓷釉配比及施釉的精华技法和经验之上,心有灵犀,可谓纵 横开阖,发挥自如。为了使釉质更臻肥厚和温润以达到自然呈色的目的,在严格的工艺要求上,北宋官瓷采取先素烧胎体,然后在精细坚密的胎骨上使用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素烧坯体的主要益处在于坯体经过900℃左右温度的煅烧,其所含的有机物质(杂质)和水分,大部分都挥发了,部分盐类在900℃以下也已经分解,这样在釉烧时,便不会有什么有机物和水分的挥发,以至于因此导致釉面生成桔釉、针孔、气泡、熔洞等缺陷而影响瓷器的釉面质量,是为提高釉面质量的重要措施;其次,素烧后的坯体基本已坚硬成陶了,其强度当然较泥胎坚硬的多,这对降低和减少施釉时胎体破损,以及创作薄胎作品,都极有益处。同时,由于胎体素烧后吸水率明显的提高,其不仅能极大提高施釉的速度,且可让胎体吸釉均匀,使釉面平滑光润;再者,坯体素烧出窑后,可在施釉之前发现各方面的质量缺陷,得以有机会将有缺陷的半成品剔除或对之进行修补,从而能提高釉烧的成品率;此外,坯体经过素烧不但可以提高施釉和装匣、装窑的速度,而且在坯体的搬运和循环往复的施釉中,也可以大大提高机械化程度,节约人工。

而素烧之后,北宋官瓷沾釉次数均在三遍以上,并且无须象民间窑口那样,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去精打细算的核算成本,因此,北宋官瓷内外釉层厚度的总和,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其质感如同堆脂,纯净莹澈,抚之如缎似玉,攥之隐隐出油,手感极为细腻光滑,绝对超越了汝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艺,其瓷釉色彩和色调也较汝瓷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北宋官瓷在原材料的选择上,更是精益求精,除胎料就地取材,多用陈留本地所产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入釉的长石乃至玛瑙等,堪称尽择天下良材,所用材料无不是优上之优的上上之选,这自然也是帝王窑口天时地利以及天生的禀赋。毫无疑问,这等举国之力且根本不考虑产品利润的审美创作,其对釉质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当然无以伦比。终究,艺术的美,唯在远离功利以后才更能绽放出它奇妙的光辉。

石灰碱釉的创新

诚然,财力的保障以及唯美的追求,虽能担保徽宗可以在烧制条件上对北宋官瓷厚重瓷釉的以予尽情发挥,但其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至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具体的釉料配比上,这是可多次进行施釉工艺的关键所在。用现在的瓷釉理论来看,北宋官瓷为了解决釉厚而造成的流釉情况的发生,经试验和创新,一改汝瓷的石灰釉(主要成分为氧化钙,含量在8%以上)的配比工艺,而使用石灰和石灰石(其化学成分主要为氧化钙和氧化钾、氧化钠等,其中氧化钙的含量在8%以下,氧化钾和氧化钠等金属氧化物的总和常达4%以上)作瓷釉的主要助熔剂,制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石灰碱釉,用于北宋官瓷的烧制。

其釉料配比引入钠长石和钾长石的完美革新,以及对汝瓷和朴拙的开封东窑制釉工艺精华的汲取和发扬,也直接影响了北宋以后中国青瓷的配釉工艺,堪为中国青瓷一大技术进步。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故而汝瓷使用这类釉,其釉质一般都不敢施的过厚,否则就会发生流釉现象,严重影响作品的烧成,故汝瓷的瓷釉显得比较单薄;而石灰碱釉的特点是愈至高温粘度愈大,基本上克服了在高温下流釉的现象,这样,釉层完全可按徽宗的理想施得厚一些,使得器物的外观及瓷质显得庄重朴和,更加有益于礼器的造型和制作;这种石灰碱釉的另一优点是,不仅其釉浆的悬浮性极好,适合多次施釉,且缘于其瓷釉配比的功效,其作品在烧成之后,非石灰釉那样的寡薄和光亮刺目,而是釉面表层会获得一种柔和谈雅的玉润光芒,乃至最终形成了官瓷温厚如玉的美好品质。总而言之,得益于徽宗个人独高的审美情趣,以及皇家企业最上乘的技术、制作工艺及质量监测等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因素,高屋建瓴的徽宗帝在全面提升青瓷的艺术、实践中,其对瓷釉苦心经营和历史性的创造,终将北宋官瓷深厚且晶莹剔透的釉质推向了中国青瓷的巅峰。

艺术造诣的不断追求

徽宗的美学品味实有过人之处。其信奉道教,向以清静无为,超脱尘世鸣世,一幅世外高人淡泊功利,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大境界,大胸怀。徽宗不独是自置窑口烧瓷,对其他艺术门类,道教崇尚自然含蓄,任由天造以及淳厚质朴的审美观,也一直是徽宗不懈的追求。官瓷烧制伊始,为了把这种美学风格体现在自己烧制的瓷器上,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神器以别于其他窑口瓷器世俗的功用性,是为徽宗最根本的艺术宗旨。徽宗自置北宋官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个人喜好和个人玩乐,实乃是朝廷追求规范礼器制作的一项大业,庄重和严肃,否则也无需专门设置新修礼器的机构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徽宗制作和规范朝廷祭祀所用礼器的志行,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铁围山丛谈》等诸多史料和笔记中均不乏记载,其因缘在很大程度上,一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述的那样,正是徽宗认为当时“荐天地、享宗庙之器” 无一合祭祀标准,才发心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并祈“垂法后世”,乃至废汝瓷而自置窑口,并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了北宋官瓷合乎典范造型的这一事业。

官窑贵族气象无法仿制

当时的北宋王朝以朝廷之名,手臂一挥自然便群贤毕至,才华横溢的徽宗帝以独高的才智去摆弄自己的心爱之物,本身就是最高指示和奋斗目标,故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造型,且以议礼局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礼仪神器的既定方针和奋斗目标很容易就能确立下来。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和追求,也绝对是深思熟虑的智慧和天才的禀赋,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庄重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大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独具风范,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奢华,绝对的贵族气象这也当然是其他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文人的文化气质、文化品位和审美胸襟是无法模仿的象的,这不是人人可学的知识,而是犹如老僧禅悟的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这世上如徽宗一样的艺术王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也是后来其他窑口无论怎么努力地模仿北宋官瓷的造型,却总是不伦不类,总也达不到北宋官瓷大气和俊美的根本原因所在。

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

北宋官瓷在造型式样上,以古神器为宗,如龙生子,法脉正传,主要传世器型有瓶、尊、鼎、炉、觚、彝等非民间用品的款式,基本属皇室专有的礼器。不过,润美如玉的瓷器终究不可能完全等同古铜器和玉器,其古铜器和玉器上生动繁华的异形神兽、仙草花鸟等纹饰图案,也非瓷器所能精到的去表达,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干脆舍弃对这些繁琐的形态和文饰的模仿。徽宗对厚釉几近过分的苛求,或许正是为了解决北宋官瓷不能太过于简陋这一问题,让玉润的瓷釉在烈焰中美妙的歌唱之后,北宋官瓷最后幽深的自然开片纹面,终于成为天然的装饰,且以干净洗练的线条脉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北宋官瓷简洁而又流畅的造型之美。

当然,在一些器物上,为防止过于呆板,徽宗恰到好处地饰以几道弦纹去加以变化,使之沉着而又灵动,且极其艺术地加强了胎体的筋骨,这便让胎体更加坚挺,结实,虽釉质厚重,胎骨也神完气足,撑的起朴拙深沉的重量,也经得起火焰长时间的煅烧,以至每件作品,或素面朝天,或筋骨挺拔外露,其随形变化,洒脱自如,均达到了朴实典雅、清水芙蓉的艺术境界,深蓄着徽宗倾心自然的的伟大哲学。在徽宗帝的正确领导和指示下,北宋官瓷 以自身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代崭新的美学,自其问世,徽宗“重神韵,轻雕饰”,崇尚自然的美学理念和风格成为典范,并以其非凡的影响力,为陶瓷界所高山仰止,被陶瓷艺术家们广为接受和效仿。

文房用具匠心独运

北宋官瓷在礼器的造型外,虽其不烧制或根本不需要烧制日常生活用品,但出于个人的爱好,在文房用具方面,却是匠心独运,造型极为经典高雅,作品超尘脱俗,登峰造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故自成一大体系,是为北宋官瓷造型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这一器形的创作不独反映出徽宗个人的喜好和才华,包括蔡京等当时朝廷重臣及文士,对其艺术成就无不为之叹服。其文房用具主要器形有山字笔架、笔筒、水注、水盅、臂搁以及尤适合烧制梅花冰片的各式各样的笔洗,诸如葵口、荷口、寿桃、兽耳等等,变化无有穷尽。

正缘于徽宗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和发挥,北宋官瓷才终于将朴素简单的文房用具,塑造和提升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成为稀世罕有的文房至宝。当然,北宋官瓷的文房作品问世后,其它窑口自是不乏熙熙攘攘追仿,但因其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根本无法与徽宗相比,更遑论徽宗卓尔不群的文人气质了。故而,千百年来,摩肩接踵的效仿者虽不计其数,所仿物件纵然可车载斗量,堆积如山,不过与北宋官瓷传世器物相较,均让人有不伦不类感叹,太缺乏美感了。时至今日,徽宗北宋官瓷的文房用具造型, 仍是天下书桌文案上的第一神品,虽不乏模仿者,却始终无有能超越者。

藉此而言论,仅就北宋官瓷冠绝天下的祭祀礼器和文房用具的艺术成就来说,即可从中体悟到北宋官窑的基本性质:烧制礼器乃是为王朝帝国所用,追求的是国家的礼仪和尊严,绝非民间的商业利益;烧制文房用具则完全属于徽宗个人的爱好,其作品也深蓄着徽宗个人的艺术智慧。而能把文房用具玩到这种精绝的地步,想烧什么烧什么,完全按个人的喜好行事,除了徽宗亲自设置、并能够随心所欲亲自驾驭的窑口,还有哪个窑口能有这样的气度和洒脱?从一定意义上来论,北宋官窑虽以“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建,徽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北宋官瓷的与其它窑口包括汝窑不共的根本特点。

基于这种因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鉴定两宋的官瓷,只要看鉴定的作品是否是礼器,造型是否规整,便可一眼就能断其是否是官瓷。若不合法度,非礼器大气典雅的造型,又不是徽宗极富文化品位的经典的文房用具,无论是什么样的瓶瓶罐罐,都可先将其剔除出官瓷之圈,根本用不着再去考量其什么釉色和工艺了。徽宗的北宋官瓷可不是随意烧制出来的,因为徽宗的官瓷有“宣和博古图”为依据,几乎件件有典,不仅标准、规范、规整且禀赋深意,否则何以称“新成礼器”呢?当下古玩市场赝品充斥,各门类做旧的瓷器琳琅满目,真真假假,真让人眼花缭乱,唯北宋官瓷鲜有作假的器物现世,其终极原因在于,官瓷作为帝王之物,代表着帝王和朝廷的尊严,非但在世上从不买卖流通,在真正意义上,也决不可能作为殉葬物出土,当然,千百年也从未出现过考古发掘的个例。即使有想造假者,只要了解官瓷的出身及使用和收藏范围,必会望而却步,就是真的官瓷传世品也需有清晰的来历,要仔细说明其传承,更遑论什么存疑的赝品了。 寡鲜难觅的北宋官瓷,若非当时的皇族后裔,祖上又非两宋贤相名臣,即便想偷想抢也不可能有机会。故而,熙熙攘攘的古玩市场上哪会有什么可让人捡漏的官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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