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黄色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国历代帝王崇尚土德，因此黄色象征着帝王之色。皇帝的衣食住行中皆融入黄色，代表了皇帝拥有天下，权力至高无上。
自隋唐始，黄色即皇帝的御用颜色，而后至明清时期，黄釉瓷器便从众多单色釉瓷器中脱颖而出，成为帝王的御用瓷。清代时期的黄釉瓷器成为了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根据清宫规定，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三人才可使用纯黄釉瓷。黄釉瓷作为皇家专用的瓷器品种，民间是禁止烧造的。
景德镇传统黄釉瓷是以铁着色、铅为溶剂的低温颜色釉，属于铅釉。烧成温度约850～900℃。中国低温黄釉陶器最早出现在汉代，色泽橙红。之后在唐三彩、宋三彩以及元、明琉璃上均有表现。最终，中国低温黄釉陶器渐渐发展成为低温黄釉瓷器。
从现有资料来看，景德镇黄釉瓷的产生时间应当是明代洪武年间。为彰显皇家权威，明代初期宫廷在建造时使用了大量黄瓦。明洪武时朝廷就下令让“江南造黄瓦”。因景德镇地处江南，所以应该接到了指令并且生产过部分黄瓦，此“黄瓦”可能是陶质琉璃黄瓦或瓷质低温黄釉瓦。
黄釉瓷的造型和釉色的历史演化
明初烧造的黄釉器物较少，多以盘、碗为主。明洪武时的黄釉瓷不见完整器传世，唯有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和北京地区出土过此期的黄釉盘残片。内白釉外黄釉，色泽较深，有细微开片，近足处一圈积釉呈深黄色，外底无釉，火石红较重。
直到明代弘治时期，低温黄釉瓷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此时黄釉釉色娇嫩、淡雅，光亮如同鸡油一般，被称为“娇黄”或“鸡油黄”。又因其使用浇釉法施于瓷胎之上，故又称“浇黄”。弘治黄釉瓷器壁较薄，通体施黄釉，光素无纹。造型规整，修坯细洁，多见直口盘。器物底足低矮，圈足光滑，底微塌，造型呈窝状，俗称“窝盘”。此时期的款识主要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刻款和“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楷书青花双圈款两种。弘治黄釉瓷除了釉色超凡绝伦外，还突破了品种上的局限，烧制出诸如牺耳尊、绳耳尊、飘带耳尊等体量较大的琢器。
正德时期黄釉瓷继承弘治之作，但釉色不如弘治浅淡而嫩，显得深沉，胎体加厚，有“老成持重”之说。款识与弘治期保持一致。此时黄釉瓷工艺复杂且多有新花样，品种出现了黄地紫彩、黄地绿彩等。
明正德黄地绿彩云龙纹尊www.TAOcI52.coM
嘉靖时期黄釉变深，釉质肥厚，釉面有不平感，色调大多鲜亮，偶而有极淡且釉面匀润者。器型多为盘、碗、杯、碟、罐。器物以素面为主，另有单线或双线暗刻花纹装饰。款识主要是青花单圈或双圈六字楷书款。若黄釉器器底施黄釉，则为刻款。
明代晚期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景德镇御器厂辍烧停工，黄釉官窑器几不可见。
清代顺治时期，黄釉瓷恢复烧制。到了康熙时期，以仿制明代“娇黄”为主，釉质细腻晶莹，质量提升。此时还出现了蛋黄釉，因色如鸡蛋黄，故称“蛋黄釉”或“西洋釉”。康熙黄釉瓷不仅在釉色上有所发展，瓷胎上还出现了加刻各种图案花纹的工艺以及堆塑纹饰。另外，器型也有创新，多以素面为主。底部款识为青花篆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款，与弘治时的区别较大。器物的圈足也较弘治偏矮。
雍正时期是清代黄釉瓷烧制最好、艺术水平最高的一朝。此时黄釉瓷以柠橡黄釉最为出名。此时期的黄釉瓷不仅造型完美，做工精细、胎薄、质细，更重要的是除了承袭前朝单色釉和黄地绿彩制品外，还出现了黄釉地施加粉彩的图案。同时，官窑典型器造型也更加丰富。
清雍正黄地绿彩云蝠纹碗
乾隆时期黄釉器物明显少于康、雍两朝，色泽淡雅且釉层较薄，施釉均匀没有色差。因此时期黄釉中掺有玻璃白，所以釉面混而不透。传世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此时黄釉瓷在单色黄釉创新上并无发展，多作为黄釉彩瓷的底色。
清乾隆黄地紫绿彩勾莲纹瓶
光绪时期黄釉瓷在烧造质量和品种上达到了又一高峰。到了清晚期，黄釉瓷数量与器型仍旧不少。因朝廷规定并不太严，民间也开始生产少量黄釉瓷，但多为米黄釉。底部款识除六字楷款外，还出现了民窑人名款等。
在明清历史上，御窑黄釉瓷一直是皇权传统中最尊贵的代表，同样的，它独特的艺术与历史价值也得到许多人青睐。直至现在，黄色与红色一样都代表着中国的主色调。作为宫廷御用瓷器中的一种，其功能已不仅仅是供皇家日用或观赏，它还可以反映帝王的审美喜好，甚至是当时宗教、礼仪、制度等文化内涵的另一种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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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御窑厂
明初，景德镇成立了御窑厂，宫廷瓷器开始注明皇帝的年款。
代表东方古老文化的瓷器，素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即官方创办的窑厂。封建社会的官窑是专为皇宫内院制造皇上用的瓷和皇帝赏赐臣僚的御瓷的御窑厂。
说到御窑厂，其来龙去脉应当是萌发于元初而兴于明清，绵延近七百多年。由于御窑厂的特权所在，历来荟萃着景德镇的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它虽然专为皇帝烧制瓷器，而客观上则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瓷文化的奇珍异宝。除了不少流失于海外，至今尚有许多陶艺珍稀品为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并向海内外游客作展示。
御窑厂是官窑的象征，是陶艺瑰宝的摇篮。历来，人们对御窑厂充满神秘感与好奇心。
一、元帝设浮梁瓷局
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应当说，这便是御窑厂的萌芽。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自元代起就开始有了官窑。
二、洪武大帝建御窑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赏、贸易的需要，明朝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窑厂，世称“洪武官窑”。
洪武窑瓷器，土质细腻，胎体很薄，釉分青、白二色，以纯素者为佳。据记载，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二十座。洪武年间军事上需要以瓷器换马匹用于战争，又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窑厂烧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民族文化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的独特风格。
三、戏说燕王红战袍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棣身穿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威风凛凛，气势非凡。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的霜花自然凝结成了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以为瑞祥之兆，士气大振，战果辉煌。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一时间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黄釉瓷器图片及价格
黄釉早就在唐朝时期出现了，但是正色的黄釉出现还是宋朝汝窑的高温黄釉，明朝时期黄釉又有了新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黄釉有两种，一是以三价铁离子着色的石灰釉，属于高温釉、二是以含铁的天然矿物为着色剂，属于低温的黄釉，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黄釉都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铁黄，通过氧化焰低温烧制而成，色泽呈黄色，温润度以及光滑度较高以及釉面的透光度较强，犹如璞玉般的质感。
低温黄釉瓷器烧制量较多，具有着着色力较强，色泽较为的鲜艳，装饰纹样较为的多样，有刻花、划花等各种类型。而淡黄则为其中的一类，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珐琅彩料中开始出现，主要用来烧制淡黄色的瓷器，釉层的透明度较高，釉色黄稍重，但是在其制作的工艺上以及提炼的技术上都得到了较大的进步。
而发展至乾隆时期时，釉色中加入了玻璃白，使其色泽呈现为淡黄色，大多都在一色釉器上。通常都是通过高温氧化焰烧制，釉色较为的黄润，带着黑色或黑褐色的斑点，犹如鳝鱼的皮色，烧制量也较多，但是现今存世量较少，收藏价值也较大。
在我国古代铁结晶釉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有茶叶末，属于高温的黄釉，釉色上的呈现特色较为明显呈失透的黄绿色，在其瓷器上会从暗绿的底色犹如茶叶般的细点，有一种浓浓的古朴、亮丽、清新之感。在唐朝时期茶叶末黄釉出土的瓷器，色泽上亮丽感较强，瓷器的纹样装饰较少，大部分都是纯色状，典雅、高贵之感较为的浓郁。
以乾隆、雍正时期的出土产品为例，乾隆时期是烧制最为成功的，在其釉色的呈现上黄绿色的混合装，常常成为绿者称茶、黄者称末，而雍正时期则是黄绿选一，没有同时出现过，釉色上偏绿色的较多，在瓷器上会出现古铜的锈色，这是在瓷器上很少出现的，色泽具有较大的特色，淡雅、高贵之感散发的淋漓尽致。
黄釉色瓷器在瓷器史上的出现时间较短，之初在釉色的呈现上以及工艺上都处于发展时期，而中后期则是将黄釉这一品种发展传播量较大。现今的瓷器史上，制作精良、工艺特色、纹饰刻花的黄釉瓷器较少，市面上很少见到，只有在大型的拍卖会上才难得一见，足以可见黄釉瓷器的珍贵性，存世珍品较少也是它收藏价值较高的原因之一，更是因为它独特的色泽以及呈现给观赏者一种独特的感觉，犹如不可亵玩物，高高在上之感。
首届景德镇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景德镇举行
10月21日下午，首届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我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圆形会议厅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包括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史文斌，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潘义忠，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市文博权威专家刘新园出席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我市文博界代表150余人参加论坛。史文斌讲话。
史文斌指出，景德镇御窑是皇冠上的明珠，在景德镇一千七百年的陶瓷制造生产历史进程中，御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严格的手工技术和周密细致的生产管理制度，不但烧造了美轮美奂的传世极品，更是对景德镇民间陶瓷的生产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对于我市陶瓷发展非常重视，提出陶瓷是景德镇的命脉，加强古陶瓷的研究与利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围绕御窑所进行的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御窑陶瓷论坛是我市文博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市陶瓷发展的一件大事。
论坛上，与会国内外专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陶瓷考古专家、文化学者和艺术家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专题对景德镇御窑进行研究、探讨景德镇御窑陶瓷文化精髓。通过研讨和交流，为御窑的开发利用出谋划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陶瓷文化，提升御窑和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
主办方告诉记者，本次大会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将把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汇集成册，编撰成书，并形成瓷博会固定的活动项目，为提升景德镇御窑的研究水平，扩大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发展贡献力量。
景德镇御窑厂的600年
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发掘获重大发现
日前，江西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二期发掘工作，获得重大发现：明代成化瓷---“鸡缸杯”重见天日。这是江西景德镇在历史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这一珍贵陶瓷品种。“鸡缸杯”杯口直径约4厘米，高约5厘米，白底斗彩，画面清淅，红冠公鸡栩栩如生。据专家介，如此陶瓷珍品，目前世界上仅有3只。早在明代时期，一只官窑“鸡缸杯”，就价值300两文银；1998年，英国苏富比（音译）拍卖行曾拍卖过一只同样大小的官窑“鸡缸杯”，拍卖价高达2000万港币。据了解，这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对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发掘中，在这个市原法院宿舍地下5座御窑遗址发掘时，发现大量成化和宣德瓷片后，进行延伸发掘，所获得的意外收获。据介绍，在此发掘当中，这个市市政府曾对该地区10多户居民进行搬迁，占地面积达260多平方，动用搬迁资金30多万元。目前，江西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正抓紧时间对该出土陶瓷珍品---“鸡缸杯”进行修复。
景德镇古窑博览区：明清御窑青窑复烧点火
清明复烧缅先烈，追溯历史忆窑神。4月6日，清明小长假第二天，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全国唯一一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国家5Ａ级旅游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感受传统制瓷技艺，追溯瓷都千年文化底蕴。
10点许，记者来到古窑民俗博览区，景区服务中心前小广场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车、旅游车；沿着窑砖小道走进窑神童宾广场，庄严威武的窑神童宾青铜像吸引着不少游客驻足感受千年古镇窑火精神；在一号圆器作坊内，揉泥、拉坯、印坯、利坯、画坯等一系列手工制瓷工序前满是游客在拍照留念，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此来回穿梭，从瓷诞生的第一道工序开始，细细品味古法制瓷的艺术魅力。
11点08分，景德镇明清御窑青窑复烧点火。“明清时节，是祭拜祖先，缅怀先烈的日子。追溯历史，陶瓷行业有一个很有名的英雄，就是窑神童宾。在明代万历年间，童宾为烧制龙缸窑以身殉职，他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受到后代人民的敬仰……”点火现场，景德镇古窑负责人向全国各地的游客介绍了清明复烧点火的意义，并带领游客一起致敬窑神童宾。随后，景德镇古窑负责人同把桩师傅、点火嘉宾们一同将熊熊的火把掷入窑内，窑内窑火燃起，引发现场一阵阵欢呼。
“我对景德镇充满了向往，对文化的传承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次点火，希望能够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来自广西百色游客杨强在点火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据悉，青窑、龙缸窑、风火窑、色窑、爁熿窑、匣窑，是明清御窑“六式窑”，“六式窑”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窑水平，大量精美的御用瓷器皆出自其中。近年来，景德镇古窑景区一直致力于通过展示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活态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景德镇在线讯
明清瓷觚瓷器源流及特征
一
觚与瓷觚的出现
作为酒礼器的觚，大口、细腰、长身、阔底，多为铜制，盛行于殷商。目前所知最早的铜觚出现于商代二里岗时期，在周代逐渐衰落。《考工记图》补注称：“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说文·角部》：“乡饮酒之爵也。”因而铜觚最初的基本作用是饮酒，《韩诗外传》中有记载：“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可见觚也有劝诫人们饮酒有度，不因酒败坏德行的功用。在商后期，觚逐渐发展为一种重要的酒礼器，《考工记》：“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商代尚酒，其礼器以酒器为中心。觚作为礼器主要用于祭祀和陪葬，在二里岗贵族墓葬出土的陪葬品中，爵、觚的数量按一定比例配套出现，且至少出现一爵一觚的定制组合。西周早期，以爵、觚为中心的礼器系统被以鼎、簋为核心的新体系所代替，铜觚在墓葬中数量剧减，到了春秋时期铜觚已较少运用于墓葬。
周代灭亡之后，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秦汉以降制作的铜器相对罕见，三代青铜器逐渐成为皇室贵族和私人收藏家的藏品。直到北宋时期，由于文人盛行金石考古，三代古铜器开始成为重要的收藏品和研究对象。三代铜器由于数量稀少，价格昂贵，因此成为人们身份财富的象征，在尚古的社会风气下，古物收藏程度大大超过前朝，铜觚也作为古董再次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觚因其造型纤美典雅，深得宋代文人的喜爱，除收藏研究之用，也将其用作案头把玩的雅物，尤喜用作插花器物。宋代文人士大夫插花讲究意境，喜插梅、水仙、兰、葵、荷、栀子等花，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中云：“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 如故宫藏南宋佚名《瑶台步月图》页（图1）画幅右侧有一青铜觚，觚中插花。因此宋人喜用古铜器插花，铜觚在宋时开始被称作“花觚”。由于觚的造型别致，器形优美，符合文人的审美雅趣，在宋代逐渐普及。然而铜觚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显贵的收藏，为了适应更多人士的需求，在南宋时期开始出现仿铜觚造型的瓷器。
北宋尚无出土或传世的瓷觚。目前已知最早的瓷觚出土物是南宋官窑博物馆藏的瓷觚（图2），是南宋官窑的常见器形，但在其他南宋窑址中尚无发现。此时的瓷觚颇有仿制青铜器的意味，其瓷胎呈灰黑色，施釉较厚，釉面有开片，釉色为青色或米黄色，足底刮釉垫烧，因此大多是紫口铁足 。造型多为大口、细腰、阔底的仿铜觚造型，大小各异，装饰较随意，部分瓷觚带有仿青铜器的扉棱、乳钉装饰。
宋代以后，瓷觚开始大量出现，元代是瓷觚发展的时期，在明清两朝，瓷器烧制技艺高度发达，各种形制、纹饰的瓷觚厚积薄发，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
二
元代瓷觚特征
元朝统治者将其游牧民族特有的审美风尚带到了中原地区，宋人崇尚的纤美雅致被元代的浑厚豪迈所代替，而觚明显不符合元代统治者审美，因此这一时期出土或传世的瓷觚发现较少，但在这些稀少的瓷器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元代瓷觚造型的变化。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品元朝龙泉窑花觚（图3），其特征为喇叭口、短颈、鼓腹、高撇足，通体施青釉，釉质莹厚，有细碎开片，圈足露胎，涂赭色釉，为仿紫口铁足；另一件元代临川窑花觚（图4）形制相似，但通体施白釉，以印花装饰外壁，颈部和足部有蕉叶纹，腹部回纹地如意云纹。另有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元代青花蕉叶纹出戟觚，因腹部出四戟而得名，青花装饰，颈部蕉叶纹，腹部戟间饰如意状卷叶图案。此外磁州窑也曾出土白釉褐彩瓷觚，为花口鼓腹。
瓷觚发展至元代，虽存世数量不多，但无论从釉色还是纹饰方面，都比南宋瓷觚更加丰富多变。元代除青瓷、白瓷外，也出现了青花、彩瓷的瓷觚，纹饰也更加规范，多以蕉叶纹饰颈足，云纹或卷叶纹饰腹部。此外器型上也出现鼓腹、出戟、花口等多种变化。可见元代的瓷觚不再单纯模仿青铜器觚，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瓷器品类看待，在烧造和装饰方面注重突出其瓷器的自身之美。
三
明清瓷觚特征
明清时期觚被更广泛地用于陈设器，并逐渐打破了宋代的限制, 不再只用于宫室、贵族书房等高等场所, 而开始较多地用于日常生活场景中。觚因其谐音“孤”而有孤芳自赏、孤家寡人之意，带有清高色彩，觚来插花陈设，显示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此时觚被更广泛地称作“花觚”“美人觚”，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载：“河南为铜薮，所得铜器盈数车，美人觚一种，大小十五六枚……” 中便出现了美人觚的说法，应是特指细腰撇口样式的觚，以其形态优美、身段似美人得名。此时的铜觚主要功能是用于插花及室内陈设，而瓷觚作为铜觚的替代品，其功能自然相类。插花需以“撇”来使花枝得以舒展，以“直立、收腹”固定花枝根部，而觚的大撇口、细腰、长足的造型非常符合插花器的要求，在明清时期几乎成为专门插花的瓷器。明文震亨《长物志》云：“铜器可插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壶，随花大小用之。”明末谷应泰《博物要览》中也记载：“尊、觚、解皆酒器也，三器俱可插花。觚尊口敞，插花散漫不佳，须打锡套管入内，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不令斜倒。又可注滚水插牡丹、芙蓉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仇英《蕉阴结夏图》（图5）中右侧有一方形出戟青瓷觚中插一枝花卉。清代，同样沿袭明代用觚陈设、插花的功能。红楼梦中也有类似描写：“……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觚除插花外也常作为宫室中雅玩陈设之用，清姚文瀚《弘历鉴古图》中，画面左右各陈设有一瓷觚，可看出左侧瓷觚颈部饰有蕉叶纹，右侧则为单色釉瓷觚。瓷觚的第三种作用是祭祀用品，明清佛教祭祀用具五供中即包含花觚，五供由鼎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组成，其中花觚同样作为插花器，作供佛之用。
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评论瓷觚：“口大腹小者谓之‘花觚’，明制者身段直下，绝无波折。康熙以后则腰际凸起，略如香案中插花之具矣。康仿明制粗五彩花者为多，于粗率中更见老横……”即描述了明清时期瓷觚的大致形状，身段垂直而下，没有波折，康熙以后则腰部凸起。然而明代身段直下的瓷觚是从崇祯时期开始出现的，此前的明万历时期也曾出现鼓腹的形制，因而此段文字尚不能概括明清时期多种多样的瓷觚样式。
瓷觚发展至清代，在保留明代艺术特征的同时又有其独特的发展和创新。此时瓷觚已经成为极为常见的一种器型，并仍沿袭其陈设品（或插花器）和佛教用具的功能，在宫廷及民间均有使用。
1. 尺寸
明清瓷觚的尺寸相差较大，按照尺寸不同将其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高30 厘米以下的瓷觚为小型瓷觚，此类瓷觚多用于案头把玩、架上陈设、插花，多为单色釉或釉下彩瓷器，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天蓝釉出戟花觚（图6），高16.5cm，口径12.2cm，足径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龙泉窑划花花口觚（图7），高28.2cm，口径19.8cm，足径9.4cm。高30cm至50cm 的瓷觚为中型瓷觚，其功用处于小型瓷觚与大型瓷觚之间，如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高38.7cm，口径18cm，底径12.3cm；清乾隆古铜彩蕉叶纹出戟花觚（图8），高27.7cm，口径17.5cm，足径8.5cm。高50cm 以上的瓷觚为大型瓷觚，此类瓷觚无法作为案头文玩或插花器，而是作为厅堂装饰陈设之用，如故宫藏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 高76.5cm， 口径22.6cm， 足径19.3cm。可见瓷觚发展到明代，其尺寸因样式不同而产生了很大差别，也因尺寸相异而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同功用。
2. 工艺
明代瓷觚釉色多样，器型多变，相比宋元的瓷觚更趋于表现瓷器之美，已不再追求仿制青铜觚的面貌。明代景德镇瓷窑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其制瓷工艺已经大大超过前朝，也为瓷觚的制作与创新奠定了基础。存世明代瓷觚以万历时期数量最多，工艺最为精湛。明代瓷觚的釉色除青瓷、白瓷等单色釉外，还广泛运用釉下彩和釉上彩工艺，制造出美轮美奂的五彩、青花、颜色釉瓷觚。
清代的制瓷技艺在明代基础上变得更加精巧，釉下彩工艺日臻完善，并发明了粉彩及多种颜色釉瓷的烧制技巧，因而这些新的制瓷工艺也体现在瓷觚上。除青花、五彩、粉彩等几类常见的釉色外，清代还出现了专为仿古而烧制的古铜彩，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古铜彩蕉叶纹出戟花觚（图8），其色彩及纹饰均仿制青铜觚而制，其造型和纹饰与宋吕大临《考古图》中的铜觚（图9）相类，亦类似于妇好墓出土的53 件觚形杯。烧制古铜彩首先要在高温下烧成茶叶末色釉，在其上加绘金彩和绿锈斑色，然后入窑低温二次烧制，才能达到古旧斑驳的效果，尤以乾隆时期的瓷器仿铜器最为成功。此外，清代釉下彩技艺娴熟，出现了釉里三色的瓷觚，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釉里三色花鸟纹花觚（图10）通体釉里三色（青花、釉里红、豆青）装饰，工艺精湛，极为珍贵。其他如天蓝釉、粉青釉、孔雀绿釉也是清代流行的釉色，在瓷觚上亦见使用，如乾隆冬青釉龙纹花口花觚。
3. 器型
明代瓷觚样式可分为以下几类：(1) 球腹：长颈，腹部鼓出似球，足部高长，微外撇。相对于元朝鼓腹瓷觚，明朝的球腹瓷觚腹部更加圆鼓，且在明万历时期尤为流行。明万历五彩云龙纹花觚（图11）、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图12）属于此类。(2) 出戟：大口外撇、长颈略粗、鼓腹、腹部两侧或四棱有出戟，是从宋元流行至明朝的器物样式。故宫藏明万历青花花卉纹出戟花觚、青花龙凤纹出戟花觚属于此类。(3) 方形：觚呈四方形，撇口，长颈，方腹，足外撇。此种样式只见于明天启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明天启青花花卉纹方花觚（图13）属于此类，其腹部四方呈弧形微鼓，四棱饰凸起的四条花边戟，高足外撇。(4) 筒形：明崇祯时期出现了新的瓷觚造型，筒形花觚器形较粗，腹部直立或微微凸起，撇口撇足，此种瓷觚与商代二里岗时期的一出土铜觚造型相类，因此亦有仿青铜器之意；如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明崇祯五彩伯夷叔齐故事图花觚，中间腰身微凸，底足略外撇，颈部做喇叭状。
清代瓷觚仍沿袭明代的四种器物样式。清早期（顺治时期）多为筒形花觚，如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撇口，直腹，中间略凸，胫部外撇，平底，为标准的筒形觚。康雍乾三代，瓷觚逐渐由筒形发展为大喇叭口、细腹、撇足，类似宋元时期的仿青铜觚的样式，且口沿扩张与腹部纤细的程度更为夸张，也有口沿部发展出花口等形式。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孔雀绿釉花觚（图14）、清乾隆天蓝釉出戟花觚（图6）等。
4. 纹饰
明代瓷觚的纹饰相比元代更加繁复，色彩鲜艳，其纹饰最突出的变化是开始运用佛教相关纹饰，如缠枝莲纹、八宝纹、十字杵等。这一变化应是由于觚在佛教祭具五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纹饰应与宗教功能相辅相成。作为日常陈设器的瓷觚纹饰包括云龙纹、如意云纹、卷草纹、灵芝纹等，主纹饰包括花鸟、龙凤、人物故事图等。如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五彩云龙纹花觚（图11），颈绘双龙戏珠纹，肩饰如意云头纹，腹部主纹饰为两只孔雀栖息在树丛花草之中，腹下部绘莲瓣纹，胫部绘折枝花卉、山石海水纹；又如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青花异兽纹花觚（图12），颈部绘洞石、花卉草虫纹、双龙穿花及缠枝莲托八宝纹，腹部八面皆绘异兽。相比元代青花瓷觚颈足常绘蕉叶纹、腹部绘云纹等规范纹饰，明代的纹饰选择更加多样化，且觚的各部位都包含一种以上的纹饰，是瓷器烧造技术与社会审美的双重提升。
清代瓷觚纹饰较明代更加繁缛，大致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通体装饰组合纹饰，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底白牡丹蟠螭纹花觚（图15），通体饰牡丹纹和蟠螭纹，纹饰繁复规律，有华贵之感；再如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觚，颈部和口沿饰蕉叶纹和缠枝莲纹，腹部饰缠枝莲纹。第二种为图画纹饰，此种纹饰多为花鸟、人物、典故等绘画题材，多见于彩瓷，如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五彩牡丹玉兰纹花觚，画面上部绘月影洞石花卉，牡丹、玉兰等众多花卉簇拥洞石，腰部绘两组石榴纹，胫部绘垂枝海棠；康熙釉里三色花鸟纹花觚，颈部绘孔雀、山石、牡丹，腹部绘螭龙、灵芝，胫部绘山石、玉兰、菊花、蝴蝶。第三种为仿青铜器纹饰，将乳钉、弦纹、饕餮纹、燮龙纹等装饰在瓷觚上，如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天蓝釉花觚（图16），通体施天蓝釉，腰部饰凸乳钉，上下各饰三道凸起的弦纹；另有康熙孔雀绿釉暗饕餮纹花觚，腹部饰暗饕餮纹，足饰海水纹；古铜彩器蕉叶纹出戟花觚，体模印蕉叶纹，束腰处模印夔龙纹。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正式挂牌
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之际，12月28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正式挂牌。副省长吴忠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市委书记钟志生，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晓艺，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锋，国家文物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柏，市政协主席张春萍，副市长熊皓等出席仪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金龙，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致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刘朝阳主持仪式。市文旅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组建情况。
黄金龙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御窑厂遗址的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文旅厅等单位的关心指导下，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扎实推进御窑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组建是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殷殷嘱托的重要举措；是“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生动实践；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贡献景德镇力量的创新行动。通过整合御窑厂遗址管理、研究、展示等机构职能，进一步加强御窑遗址考古、修复、研究、保护和“申遗”等工作，将更有利于深入系统地开展景德镇御窑文化研究，全面提升御窑厂遗址整体建设、运营和学术研究水平。
黄金龙表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要加强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特别是要加快推动“申遗”工作，让世界共同认知御窑文化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同时，恳请故宫博物院、省文旅厅和各兄弟单位对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多关心、多指导、多支持，我们将坚定信心、齐心协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开展好御窑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为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做出应有贡献。
许杰表示，陶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今天，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挂牌，将站在以景德镇为本源、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舞台的高度，引领全世界对乃至中国陶瓷艺术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陶瓷尤其是景德镇御窑陶瓷的欣赏水平，期待御窑厂遗址“申遗”工作早日取得成功。
据介绍，御窑厂遗址是我国唯一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信息的历史遗存，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结束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历经明清两代27朝皇帝，为皇帝烧造御瓷长达542年。御窑厂现存遗址及其背景环境是研究景德镇御窑厂历史沿革、管理制度、烧造工艺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城市发展脉络的重要基础，对全世界陶瓷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被誉为“瓷国皇冠上的明珠”。组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可进一步加强御窑厂的考古、修复、研究、保护和“申遗”等各方面工作，传承和弘扬御窑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核心价值，奠定景德镇在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中心地位，从更高层次上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御窑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通过整合御窑厂内的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展示机构，引进、培养陶瓷考古、修复和陶瓷文化研究、宣传策划、运营管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打造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心、中国陶瓷考古基地、中国陶瓷修复中心，全面提升御窑厂整体建设、运营、学术研究水平，提高景德镇对话世界的能力，落实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新要求。
参加仪式的还有：台湾鸿禧美术馆前馆长、研究馆员廖桂英，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克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海峰，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耿东升，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柯中华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日本筑波大学、日本东北学院大学、越南艺术与科学院、越南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日本静嘉堂美术馆、韩国国立公洲大学博物馆、韩国首尔工艺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馆、深圳博物馆、山东大学博物馆、东莞博物馆、东莞袁崇焕纪念园、江西高安博物馆，中国收藏家协会、新加坡收藏家协会、福建省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等单位的知名专家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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