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宋代定窑柿红釉砚
宋代褐釉雕塑双层雕塑砚
“这些都是瓷砚，这是明代的彩瓷，那是宋代白瓷……”面对着展示柜里琳琅满目的瓷砚，馆长姚远利不急不缓，如数家珍。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内陈列着2000多件藏品，大部分是各朝各代古色古香的匾额。除了匾额，博物馆目前还开设了瓷砚展，从汉代到明清，80多方形制各样、釉色精美的瓷砚陈列在此，寂静无声地等待着参观者好奇打量的目光。
瓷砚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多用作明器，也就是殉葬品。随着朝代更迭，制瓷工艺也在不断成熟，反映在瓷砚上就是其形制愈发丰富，彩绘愈加精美。比如说制瓷业成熟发达的宋代，制瓷业水平大幅度提升，瓷砚无论是形制、色彩都是从前无法比超的。在展出的瓷砚里，姚馆长着重推荐了四方宋代瓷砚。
眼前这方柿红釉圆形砚，砚身釉彩明亮，触感圆润。其妙处在于砚堂和底部之间呈镂空状，为防止砚堂塌陷，镂空内部设计了几处小巧的支撑，这些无不体现着制作者的成熟技艺。在它旁边是一方宋代定窑白瓷砚，通体象白，砚面光滑，拿在手上十分轻盈，浑身透着低调的轻灵。
相比之下，另一方同样是定窑白瓷的十二生肖砚看起来要厚重许多，最抢眼的是一只卧在砚堂右侧的老虎，姿态慵懒，轻轻勾画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活灵活现。另一方宋代官窑瓷砚是姚馆长在杭州偶然得到的，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肥厚的釉质，无论眼观还是轻触都充满润的质感，天青色的釉彩仿佛诉说着江南烟雨淡淡的哀愁。
姚馆长从1993年开始收藏瓷砚，是经验丰富、眼光精准的资深藏家。瓷砚是文房把玩的一个品类，喜爱藏砚之人或多或少都会收藏瓷砚，只不过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谈到如何鉴赏瓷砚，姚馆长说：“关键要看形制和釉色，以此来判断年代，再就是从制作技艺和精美程度看其品位高低。”而眼下市面上也流传着不少瓷砚仿品，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对此姚馆长的个人经验是，“砚堂触感是否滋润”是鉴别关键。
虽说瓷砚有一种沉静秀丽的美，但从魏晋到清末，它都没有撼动过石砚在实用砚中的主宰者地位。毕竟从实用性角度来讲，研墨用石效果最佳。
砚成为特定书写工具之前，可供选择制砚的材质实际上很丰富，比如金、银、铜、铁等金属类，玉、玛瑙、水晶、松绿石等玉石类，还有玻璃、陶、原始青瓷、竹、木、漆器等。但从石制研磨器出现到秦汉时期砚的形成，再到余下的几千年里，石材一直都被人们当作制砚首选材料。
相比之下，瓷砚的实用性着实不高。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砚，以瓷土为胎，烧结温度在1200℃以上，烧成之后青瓷砚密度大、硬度高，因而坚滑不受墨。瓷砚的形制有时也会成为研墨的阻碍，比如有的瓷砚砚堂高凸，纵然砚中放满水，研墨之处仍无水，自然无法研墨。
古人多将瓷砚用来“滴露研珠”，即研磨朱砂——在宋朝以后，瓷砚与科举关系密切。文人们批改文章、书院判卷、科考圈点，都加大了朱砂的使用量，瓷砚这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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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八友”瓷话
在当今陶瓷收藏界，应该没有不知道“珠山八友”的。“珠山八友”在当时的名称是“月圆会”，即景德镇御窑厂停烧以后，部分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高手聚集一起，形成的一个艺术雅集性质的艺术社团。他们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有着共同的志趣，在绘画上追求清代中期“扬州八怪”的风骨，所谓情投意合。正像“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在《珠山八友雅集图》中表述的一样：“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
“珠山八友”成员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再加上徐仲南、田鹤仙，“八友”实为10人。“珠山八友”指一个群体，而不是确数。他们也不全是江西人，其中王大凡、何许人、刘雨岑3人都是安徽人。这其实不奇怪，正如“江西诗派”也并不全是江西人一样，“以味不以形也”。
年龄最大的徐仲南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比年龄最小的刘雨岑年长32岁（刘雨岑生于1904年）。“珠山八友”在艺坛活跃了近百年。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国破家亡，匹夫有责”的动荡时代。“珠山八友”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各方绘画艺术的营养，以“扬州八怪”为典范，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瓷画创作，冲破明清官窑瓷绘画的樊篱，像一股清泉，一泄而下，不可遏止。他们虽为一个群体，但各人艺术风格迥异、特色鲜明。譬如，王琦瓷绘人物，汲取了黄慎的写意手法，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技法至今影响着艺人；邓碧珊是第一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国画的泼墨法，在瓷器上绘山水，同样出现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给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创“水点”技法，在粉彩艺术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主席专用瓷，被誉为当代官窑。
“珠山八友”似乎成了一定时期瓷器的代名词。虽然学术界对八人的定位还有一些异议，但其实这并不重要，就像美术界对待“扬州八怪”的态度一样。撇开这些名词的争论，去实实在在地看他们的作品，因为只有作品才是品评一切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对象。后人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正是他们这个群体，延续了景德镇瓷器的余韵，使人们在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找到了更多的自信。□喻可心
文房四宝之首:瓷砚的文人气息
康熙五彩瓷砚
古砚，作为文房四宝之首，一出现就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记载着峥嵘岁月，铭刻着沉浮变迁。中国古砚，材质繁多，类型各异，不但书写了文化，而其自身也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体系和种类。古砚总体上分为四类:隶匠砚、贵族砚、文人砚、民俗砚。而石、陶、瓷、砖瓦、玉翠、水晶、化石、象牙、金、银、铜、铁、竹木骨角、琉璃、漆沙等这些庞杂的材质都可以制成一方与众不同的砚。在北京，就有这样一位收藏者，八年的收藏经历中，收藏了几百方古砚，造型不一，材质众多，而他最为独特的藏品就是那一方方精美的瓷砚。
姚远利先生从小就非常喜欢砚台以及和砚台有关的东西，但是就在八年前，他才真正有机会来实现这个近五十年的愿望——收藏古砚。最开始姚先生收集传统的四大名砚，收藏了一段之后，觉得自己的收藏应该有些特色，与众不同，所以另辟蹊径，开始把收藏重点放在了瓷砚上。姚先生说，瓷砚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既具备了瓷器的历史，也具备陶瓷业的历史。瓷砚是很少见的一种材质，由于它的表面非常光滑，不适合研磨，所以尽管不少的朝代也生产过瓷砚，但是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供文人把玩和观赏用的，所以瓷砚应该是属于文人砚的一种。
姚远利先生一边为笔者展示、介绍他精心收藏的各式瓷砚，一边讲解着瓷砚的历史。三国时期出现了青瓷砚，此时端砚、歙砚还没有开始实用。在这个时候，瓷砚多有足，用以加高砚身，与当时席地而坐、多用矮几的习俗相融。三国时期的砚台制作相对比较精细，砚台在此时还有盖子，多为三足，足的形状多做成力士或熊形，但砚面是比较平坦的，水与墨在砚面中不能分开，还是有缺点的。到了西晋时期的砚台，砚的足也是三足的，但足的形制多为蹄足，足部比三国时期的高，制作也比较精巧。到了东晋时期，砚台的制作则比以前要粗糙，多为蹄足，足比西晋时更高，砚面较西晋时的突起，此时砚台的足已不仅仅局限于三足了，以四足、五足者为多。从南北朝时起，砚面的突起现象和足的数量都较东晋更甚。此时的足一般已多至8个，制作则更为粗糙。
元代双层三彩瓷砚
瓷砚在隋代还继续流行，其最大特点就是把以前的蹄形足改为水珠形滴足，使得砚面更为突出，利于水和墨的分开。到了唐代，砚有了很大的改进，一般砚面平坦，周围有了沟槽以供存水，砚面以下则是圈足，圈足外撇，圈足的周壁上往往镂空。圈足与砚面之间的假足则更多，更多的是用来装饰。一方白皙剔透的三足莲瓣瓷砚正是唐朝瓷砚的典型代表。
宋时是瓷砚制作的高潮，出现了白中泛青的影青瓷砚、极耐磨研的龙泉瓷砚、建窑墨瓷砚和绿瓷砚等，在色泽和形制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宋代磁州窑砚、宋代瑞兽瓷砚都是姚先生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的精心所藏。明清时瓷砚仍不乏精品，清代粉彩瓷砚、清代光绪青花瓷砚均代表了清代瓷砚的制作风格。
此外，姚先生还收藏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各式材质的古砚，如陶暖砚，质地为陶，整个砚呈长方体，下半部为空心，可放炭火，砚壁有孔，空气流通，可以排烟。这是适用于北方的砚，冬天天气寒冷，以炭取暖，可保证砚面不结冰。还有锡镶石砚、陶渊明醉石砚、象骨砚、琴形砚、砚形镇纸等。
姚先生多年藏砚、品砚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古砚的研究颇深，并有着自己的独特眼光。姚先生认为评赏一方砚，除了要看形制、材质外，还要看墨池，墨池可谓砚眼。墨池设计的精与糙、文与俗决定了一方砚是不是具有文气。与其他收藏砚台之人单纯的爱砚不同，姚远利先生收藏古砚是缘于对中国文化深深的眷恋。砚，既是镌刻文化的实用品，又寄托着文人雅士的浪漫与情怀，可谓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见证。而选择以收藏瓷砚为主，姚先生则是看中了瓷砚这个独特的收藏视角，以期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套完整而有序的理论体系。
姚先生告诉笔者，他正在研究民俗砚，有朝一日能把他的藏品以及对古砚的研究展现给砚石收藏爱好者。同时，他也希望古砚专家能够加入到研究石雕古砚的行列中来。姚先生认为，虽然石雕古砚作为民俗砚，在历朝历代中都不曾被收藏家们所青睐，但它在当今的收藏品类中是很重要的一项。收藏、研究石雕砚，不仅为广大民俗专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民俗佐证，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我国砚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