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宝瓷砖。
康熙五彩瓷砚
古砚，作为文房四宝之首，一出现就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记载着峥嵘岁月，铭刻着沉浮变迁。中国古砚，材质繁多，类型各异，不但书写了文化，而其自身也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体系和种类。古砚总体上分为四类:隶匠砚、贵族砚、文人砚、民俗砚。而石、陶、瓷、砖瓦、玉翠、水晶、化石、象牙、金、银、铜、铁、竹木骨角、琉璃、漆沙等这些庞杂的材质都可以制成一方与众不同的砚。在北京，就有这样一位收藏者，八年的收藏经历中，收藏了几百方古砚，造型不一，材质众多，而他最为独特的藏品就是那一方方精美的瓷砚。
姚远利先生从小就非常喜欢砚台以及和砚台有关的东西，但是就在八年前，他才真正有机会来实现这个近五十年的愿望——收藏古砚。最开始姚先生收集传统的四大名砚，收藏了一段之后，觉得自己的收藏应该有些特色，与众不同，所以另辟蹊径，开始把收藏重点放在了瓷砚上。姚先生说，瓷砚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既具备了瓷器的历史，也具备陶瓷业的历史。瓷砚是很少见的一种材质，由于它的表面非常光滑，不适合研磨，所以尽管不少的朝代也生产过瓷砚，但是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供文人把玩和观赏用的，所以瓷砚应该是属于文人砚的一种。
姚远利先生一边为笔者展示、介绍他精心收藏的各式瓷砚，一边讲解着瓷砚的历史。三国时期出现了青瓷砚，此时端砚、歙砚还没有开始实用。在这个时候，瓷砚多有足，用以加高砚身，与当时席地而坐、多用矮几的习俗相融。三国时期的砚台制作相对比较精细，砚台在此时还有盖子，多为三足，足的形状多做成力士或熊形，但砚面是比较平坦的，水与墨在砚面中不能分开，还是有缺点的。到了西晋时期的砚台，砚的足也是三足的，但足的形制多为蹄足，足部比三国时期的高，制作也比较精巧。到了东晋时期，砚台的制作则比以前要粗糙，多为蹄足，足比西晋时更高，砚面较西晋时的突起，此时砚台的足已不仅仅局限于三足了，以四足、五足者为多。从南北朝时起，砚面的突起现象和足的数量都较东晋更甚。此时的足一般已多至8个，制作则更为粗糙。
元代双层三彩瓷砚
瓷砚在隋代还继续流行，其最大特点就是把以前的蹄形足改为水珠形滴足，使得砚面更为突出，利于水和墨的分开。到了唐代，砚有了很大的改进，一般砚面平坦，周围有了沟槽以供存水，砚面以下则是圈足，圈足外撇，圈足的周壁上往往镂空。圈足与砚面之间的假足则更多，更多的是用来装饰。一方白皙剔透的三足莲瓣瓷砚正是唐朝瓷砚的典型代表。
宋时是瓷砚制作的高潮，出现了白中泛青的影青瓷砚、极耐磨研的龙泉瓷砚、建窑墨瓷砚和绿瓷砚等，在色泽和形制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宋代磁州窑砚、宋代瑞兽瓷砚都是姚先生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的精心所藏。明清时瓷砚仍不乏精品，清代粉彩瓷砚、清代光绪青花瓷砚均代表了清代瓷砚的制作风格。
此外，姚先生还收藏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各式材质的古砚，如陶暖砚，质地为陶，整个砚呈长方体，下半部为空心，可放炭火，砚壁有孔，空气流通，可以排烟。这是适用于北方的砚，冬天天气寒冷，以炭取暖，可保证砚面不结冰。还有锡镶石砚、陶渊明醉石砚、象骨砚、琴形砚、砚形镇纸等。
姚先生多年藏砚、品砚的经历使他对中国古砚的研究颇深，并有着自己的独特眼光。姚先生认为评赏一方砚，除了要看形制、材质外，还要看墨池，墨池可谓砚眼。墨池设计的精与糙、文与俗决定了一方砚是不是具有文气。与其他收藏砚台之人单纯的爱砚不同，姚远利先生收藏古砚是缘于对中国文化深深的眷恋。砚，既是镌刻文化的实用品，又寄托着文人雅士的浪漫与情怀，可谓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见证。而选择以收藏瓷砚为主，姚先生则是看中了瓷砚这个独特的收藏视角，以期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套完整而有序的理论体系。
姚先生告诉笔者，他正在研究民俗砚，有朝一日能把他的藏品以及对古砚的研究展现给砚石收藏爱好者。同时，他也希望古砚专家能够加入到研究石雕古砚的行列中来。姚先生认为，虽然石雕古砚作为民俗砚，在历朝历代中都不曾被收藏家们所青睐，但它在当今的收藏品类中是很重要的一项。收藏、研究石雕砚，不仅为广大民俗专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民俗佐证，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我国砚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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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光四射”的四色琉璃镶嵌宝瓶
公元六一七年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反隋，李渊于公元六一八年称帝，世称唐高宗，建帝都于长安，唐代共历时近三百年，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国力强盛国土宽阔，可谓雄风豪迈，四方各国纷至沓来朝贡，往来于“丝绸之路”与大唐帝国建立贸易关系，国民经济大步发展，即后世称为“贞观盛世”也，当时由宫廷制作的绚丽多姿出神入化的唐代金银器和琉璃器亦称誉世界。虽然琉璃器于汉魏时期由埃及西欧等国作为贡品进入中国，但至唐代时中国已能吹制出质量很高、器壁极薄、光亮度极美的琉璃重器，备受世人珍爱。
本文所示图为唐代四色琉璃镶嵌宝瓶。此瓶系用唐代的手工镶嵌吹制工艺，造型优美流畅。虽遍体疤痕满布粉色“银釉”，却掩盖不住它“宝光四射”的英姿。在深绿色的瓶体上嵌入靛蓝、玫红色琉璃线各二条盘旋而上至瓶口，让观者有种随风起舞之感，而曲线优美的瓶颈自然地延伸至瓶口，造型犹如一颗硕大碧水自天而降。瓶口向外翻卷并在上面镶嵌二排红色及白色的琉璃珠，尽显唐王朝工匠高超的技艺和聪明才智。
滴露研珠话瓷砚
宋代定窑柿红釉砚
宋代褐釉雕塑双层雕塑砚
“这些都是瓷砚，这是明代的彩瓷，那是宋代白瓷……”面对着展示柜里琳琅满目的瓷砚，馆长姚远利不急不缓，如数家珍。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内陈列着2000多件藏品，大部分是各朝各代古色古香的匾额。除了匾额，博物馆目前还开设了瓷砚展，从汉代到明清，80多方形制各样、釉色精美的瓷砚陈列在此，寂静无声地等待着参观者好奇打量的目光。
瓷砚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多用作明器，也就是殉葬品。随着朝代更迭，制瓷工艺也在不断成熟，反映在瓷砚上就是其形制愈发丰富，彩绘愈加精美。比如说制瓷业成熟发达的宋代，制瓷业水平大幅度提升，瓷砚无论是形制、色彩都是从前无法比超的。在展出的瓷砚里，姚馆长着重推荐了四方宋代瓷砚。
眼前这方柿红釉圆形砚，砚身釉彩明亮，触感圆润。其妙处在于砚堂和底部之间呈镂空状，为防止砚堂塌陷，镂空内部设计了几处小巧的支撑，这些无不体现着制作者的成熟技艺。在它旁边是一方宋代定窑白瓷砚，通体象白，砚面光滑，拿在手上十分轻盈，浑身透着低调的轻灵。
相比之下，另一方同样是定窑白瓷的十二生肖砚看起来要厚重许多，最抢眼的是一只卧在砚堂右侧的老虎，姿态慵懒，轻轻勾画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活灵活现。另一方宋代官窑瓷砚是姚馆长在杭州偶然得到的，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肥厚的釉质，无论眼观还是轻触都充满润的质感，天青色的釉彩仿佛诉说着江南烟雨淡淡的哀愁。
姚馆长从1993年开始收藏瓷砚，是经验丰富、眼光精准的资深藏家。瓷砚是文房把玩的一个品类，喜爱藏砚之人或多或少都会收藏瓷砚，只不过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谈到如何鉴赏瓷砚，姚馆长说：“关键要看形制和釉色，以此来判断年代，再就是从制作技艺和精美程度看其品位高低。”而眼下市面上也流传着不少瓷砚仿品，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对此姚馆长的个人经验是，“砚堂触感是否滋润”是鉴别关键。
虽说瓷砚有一种沉静秀丽的美，但从魏晋到清末，它都没有撼动过石砚在实用砚中的主宰者地位。毕竟从实用性角度来讲，研墨用石效果最佳。
砚成为特定书写工具之前，可供选择制砚的材质实际上很丰富，比如金、银、铜、铁等金属类，玉、玛瑙、水晶、松绿石等玉石类，还有玻璃、陶、原始青瓷、竹、木、漆器等。但从石制研磨器出现到秦汉时期砚的形成，再到余下的几千年里，石材一直都被人们当作制砚首选材料。
相比之下，瓷砚的实用性着实不高。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砚，以瓷土为胎，烧结温度在1200℃以上，烧成之后青瓷砚密度大、硬度高，因而坚滑不受墨。瓷砚的形制有时也会成为研墨的阻碍，比如有的瓷砚砚堂高凸，纵然砚中放满水，研墨之处仍无水，自然无法研墨。
古人多将瓷砚用来“滴露研珠”，即研磨朱砂——在宋朝以后，瓷砚与科举关系密切。文人们批改文章、书院判卷、科考圈点，都加大了朱砂的使用量，瓷砚这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名瓷之首，汝窑为魁
汝瓷是我国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瓷之一。名瓷之首，汝窑为魁。汝窑的工匠，以名贵的玛瑙入釉，烧成了具有"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典型特色的汝瓷。
传世汝瓷，器型独特，古朴典雅，端庄大方，给人以无穷想像，充满了艺术的魄力！
汝窑天青釉树叶形笔舔，造型看似随意，实则精致。以树叶造型为主体，辅以枝干果实为把握，高低有别、错落有致。树叶主体内壁暗刻叶子的分叉出筋，而用釉面的开片作为叶子的网状脉络，使汝窑釉面开裂纹片成为一种装饰，烧成过程中无意识的缺陷（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缺陷）变成了有意识的装饰。构思之神妙，令人叹为观止。
青如天：汝官窑天青釉色为主。但在不同的光照下和不同的角度观察，颜色会有不同的变化。平常体会，在明媚的光照下，颜色会青中泛黄，恰似雨过天睛后，云开雾散时，澄清的蓝空上泛起的金色阳光。而在光线暗淡的地方，颜色又是青中偏蓝，犹如清彻的湖水。究其原因，是汝瓷玛瑙入釉而致使釉面产生的不同角度的斜开片和寥若晨星，大小不一的气泡对光照的不同反射而产生的不同效果。
面如玉：关键是半乳浊状的结晶釉，这种结晶釉对色与光极敏感，青绿釉却能从内反射出红晕。釉子稍厚处，如凝脂般将青翠固化，又如腊滴微趟，将玛瑙融化之后而又将其垂固。釉子稍薄处，如少女羞涩面现昏红，又如晨曦微露，将薄云微微染红。釉面滋润柔和，纯净如玉，有明显酥油感觉。抚之如绢，温润古朴，光亮莹润，釉如堆脂，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正、纹片晶莹多变为主要特征。视之如碧峰翠色，有似玉非玉之美。汝瓷釉面的光泽，不如官、哥瓷晶莹，更逊于龙泉青瓷，与同为贡御性质并亦为出土的定瓷、龙泉瓷标本作比较，汝釉的光泽度，大抵只及后者三分之一略强。这说明，玛瑙入釉，致汝釉的玻化程度及釉质的抗腐蚀性均有所下降。反过来则说明，缺乏明显玻璃质感，是玛瑙为釉的一个重要特征；釉质肥厚莹润若堆脂，釉面因施釉不匀、显高低不平、久平整，并有少量气泡和缩釉现象，蝉翼纹：用"蝉翼纹"来形容汝官釉面的开片最为形象。前人用"蟹爪纹"来形容，这里有二种说法。其一"汁中棕眼隐若蟹爪"，是说釉面上因气泡破裂而产生的棕眼犹如螃蟹走过沙滩而留下的蟹爪印。其二是形容瓷器表面开片的长短无序，呈不规则交错尤如蟹爪。笔者看法：所谓"蟹爪纹"是在瓷器开片的一条主纹上，另生出一条次纹，形成一个"Y"型(蟹爪)，然后在次纹的一边又生出一条次次纹，形成又一个小一点的"y"型(蟹爪)，......就像一棵树主干生出大枝，大枝生出中枝，中枝生出小枝，小枝生出小小枝一样。其实中国画技法中创始于宋初的枯树画法的一种方法，就叫做蟹爪技法。用蟹爪技法来解释瓷器开片的主次、走向，最简单不过了。不过用蟹爪纹来形容汝官釉面开片却有不足，因为它只形容了开片的主次及走向，却无法形容汝官釉面中的斜开片。因而有人在考虑这方面时就用"鱼鳞纹"或者"冰裂纹"来形容。因此用"蟹爪纹"、"鱼鳞纹"、"冰裂纹"来解释汝官釉面的开片都是只抓住了一点而没有顾及其余。而蝉翼纹既包含了蟹爪纹又包含了鱼鳞纹或冰裂纹，是形容汝官釉面的最形象比喻。
蟹爪纹，形容瓷器开片的主次、走向。
晨星稀：汝窑器釉厚，釉中有少量气泡，古人称为“寥若晨星”，在光照下时隐时现，似晨星闪烁，汝窑瓷片的断面，肉眼可见一些稀疏的气泡嵌在釉层的中、下方。用放大镜于釉面上观察，中层的这些气泡，于釉层内呈稀疏的星辰状，大的如星斗。但是，蕴藏在釉层最底下的另一部分气泡，从釉面上则很难透见。汝瓷在其胎体的釉层间，有一排肉眼可见的大小气泡，这类同宋龙泉、南宋官窑等青瓷体系釉内气泡排列有异的景象，属玛瑙釉为釉的又一特征。同时表明，玛瑙的粘度很强，以致釉内与胎体中的空气，在烧制过程中无法正常溢出，较多的被封闭在釉的下层；芝麻支钉釉满足：。高濂的《遵生八笺》说汝窑“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在器物底部可见细如芝麻状的支钉痕，痕迹很浅，大小如粟米，汝窑是钉痕大部分如芝麻粒那么大，这是其它瓷窑所少有的。
棕眼，釉面的气泡在窑中焙烧时爆破后未经弥合而自然形成的小孔。
鱼子纹：鱼子纹是指在汝瓷釉面上有片状泛黄有异于汝瓷天青釉面的色块。
对鱼子纹的解析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釉面细小的开片细若鱼子。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写道：”汝窑在河南汝州，北宋时所创设也。土脉细润，如铜体，有厚薄，汁水莹润。有铜骨无纹者，有铜骨鱼子者……”。对汝瓷的开片有各种形容，如蟹爪纹，冰裂纹，蝉翼纹，鱼子纹等，但我觉得用蝉翼纹来形容是恰如其分。而汝瓷釉中多布红晕，有的如晨曰出海，有的似夕阳晚霞，有的似雨过天晴，有的如长虹悬空，都是一些美丽的形象比喻，有点夸张。说到底就是釉面中泛起的红斑块显露在青色的釉面上，好像鱼子飘浮在水面上，仅此而己，我甚至觉得，这是汝瓷的缺陷。不过对汝瓷来说，又多了一个非典型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有铜骨无纹者。所于，鱼子纹是汝瓷的非典型特征。
蔡款："蔡"字款铭文，涂紫褐护胎釉，色泽深沉。当属宋朝蔡京{(1047—1126)字元长，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司空，拜太师。}的文房用品。蔡京为北宋"米蔡苏黄"书法四大家之一,所用的文房以及其他用品当属地方官员所送。大家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这里的生辰纲就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官员贿赂蔡京的情形。蔡京乱政专权达二十年之久。鼓吹"丰亨豫大"，耗竭国库资财，把北宋拖到了灭亡的边缘。史载蔡京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在北宋将灭逃离京城时，把他平日所积金银珠宝、文房清玩用船运走，装了满满一大船。为了防备盗匪抢夺，蔡京还将其中的四十担金银珠宝寄放到浙江海盐的族人家中，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钦宗将蔡京贬为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韶州（今广东韶关）安置，路上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汝窑瓷何以成为名窑之首？
汝瓷《莲花温碗》
被誉为中国最完美的青瓷——宋代汝窑瓷，以其温润的天青釉色闻名于世。汝窑瓷因烧制时间短，传世少，被历代视为稀世珍宝。早在历史上就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称。时至今日，汝窑瓷（以下简称“汝瓷”）价格扶摇直上。2006年，在北京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宋代汝窑瓷瓶，拍出1.6亿元的价格，创下国内文物拍卖的天价。1992年在美国纽约,一只汝窑小碟以1.4亿元人民币成交,创世界陶瓷拍卖史上奇迹。
汝瓷的烧造，有着各种传奇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玛瑙入釉”的传说。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汝瓷烧制始于宋初，盛于北宋晚期，终于元末。据史料记载，北宋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高峰，当时的瓷窑遍布大江南北，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其烧造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达到了巅峰。在这五大名窑中，专为皇宫生产御用瓷器的汝窑，又被后人誉为五大名窑之魁。
汝瓷能成为五窑魁首，这得益于宋徽宗。宋徽宗不仅擅长笔墨书画，而且还是一位好古成癖、崇尚自然清淡和含蓄质朴的道学家。为了追求梦想中的颜色，他在汝州建造了汝官窑（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专门烧造皇室御用青瓷，也就是汝瓷。
汝瓷胎质细腻，工艺讲究，并以名贵的玛瑙入釉，形成了“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典型特色。据了解，汝瓷的烧造从宋哲宗到宋徽宗时期，只有20余年。汝窑瓷器传世极少，全世界仅存70余件，因此如今每一件汝瓷都堪称稀世珍宝。
汝瓷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釉色极佳，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誉；其二是其烧制工艺极为讲究，器物通体施釉，包括圈足底部，俗称“裹足”；其三汝瓷均小巧，器物一般不超过30厘米。
汝瓷之所以被后人称做五窑之魁，关键在于它独特的颜色，这种光亮透影、如雨过天晴的天青釉色也被世人称为“秘色”，在光照下时隐时现，如星星闪烁，在胎与釉的结合处微现红晕，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
然而，如今世人已很难见到汝瓷的“芳容”。因为，当年为宋皇室烧制瓷器的汝官窑，不但开窑时间短，且生产要求高，控制严，产量有限。经过动乱和战争，造成了汝瓷的绝灭，能够流传至今的汝瓷已经极少。因此，在民间收藏中有“收藏青瓷千片，不如汝瓷一片”的说法。
目前在全世界，保存完好的传世汝瓷不足70件，在北京故宫有20多件，在台北故宫有21件，其余散落世界各地。因此，除了拍卖会上偶然亮相，民间极少能看到。
青瓷之首宋汝窑：中国古瓷中的“大熊猫”
5月11日至13日，深圳迎来一场特别的文化盛会——作为第六届文博会的活动之一，汝窑研讨会在龙岗大澳湾山庄举行。全国顶级的汝窑学者、专家及收藏家在这里聚首，共同探寻中国青瓷魁首的秘密，商讨如何保护与传承这一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华彩乐章的昙花一现
汝窑可以说是中国古瓷中的“大熊猫”，不仅珍贵而且极其稀缺。中国古瓷中，宋瓷为首，而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中，汝窑排列首位，自古就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美誉。汝窑可以说是中国的古瓷之尊。
何为汝窑？古瓷以州定名，五代至晚清宝丰为汝州属地，故称汝瓷。北宋晚期皇室建汝官窑专烧御用瓷，供皇家御用，集民间的能工巧匠，严密的工艺流程，科学的胎釉配方，而烧制出精美的瓷器。现在我们所说的“汝窑”，就是指这一时期的汝瓷。然而，因靖康之乱，金兵入侵中原宋朝被迫南迁，大量汝瓷毁于一旦，窑址荒没，工艺失传。专家学者们的普遍观点是，北宋汝官窑只烧制了2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汝窑仿佛一曲华彩的乐章，但只是昙花一现。
汝窑是北宋时间出品，到了南宋便有了“近尤难得”之说，受到皇家、贵族、文人雅士的“热烈追捧”，而窑址难寻工艺失传，更让汝窑一直以来成为亦幻亦真的传奇。
汝窑之美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其色彩。据专家研究，汝窑采用釉内掺和玛瑙，使玛瑙的结晶体在高温下溶解于釉料之中，产生斑斓光彩于釉内，在阳光照射下霞光四射，柔和玉润，颜色主流为天青、天蓝，光泽含蓄内敛，像丝绸般柔和，让人爱不释手。
曾有人统计，现在传世汝瓷不足百件，且分别珍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及我国香港极少数私人手中，难得一见。所以在河南西南一带，现在仍有“纵有家产万贯，小如汝瓷一件”的说法。我国著名艺术大师李苦禅先生曾挥笔写下：“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美也。”
千古之谜的各家之言
在研讨会的嘉宾名单上，记者看到了叶喆民的名字。现在讲中国古瓷研究，叶家是绕不过去的。叶喆民的父亲叶麟趾和陈万里在中国古瓷学界并称“南陈北叶”，叶麟趾最早确定了定窑遗址的位置，而叶喆民，则在1985年公开了他8年前几次考察研究后的结论——河南宝丰县清凉寺藏有汝窑遗址的重要线索。
这次研讨会，叶喆民老先生带来了他的《关于汝窑的再认识》，讲述汝窑窑址的发现和地理沿革，论述汝窑的主要特征、胎釉工艺，解析汝窑名称的混乱及其是否北宋官窑的问题等。
这次研讨会，可谓名家云集，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阎振堂，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耿宝昌，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李知宴，香港宋瓷雅集会社首席专家、执行理事潘彦伯，香港永宝斋斋主、著名古董商、收藏家翟健民……
汝窑因其传奇身世带来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收藏家们的探寻——
河南宝丰县清凉寺及汝州张家巷瓷窑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具汝窑美丽特征的宋代青瓷器，世上只有70余件汝窑的认知已不符合事实，存世宋汝窑到底有多少？
汝窑是什么？认定为汝窑的标准又是什么？文博、收藏、考古各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没有统一的认识，对宋代汝窑保护与传承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有学者认为“宋五大名窑”的提法不符合宋代瓷器生产的实际，就出现了汝窑烧变的地域说与特征说，到底谁是谁非？
台北故宫最得意的镇馆之宝——“奉华”铭汝窑遭到研究者的质疑，真相到底如何？面对面的讨论显然是释疑的最好方法。
有研究者认为：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瓷窑遗址既不是“贡窑”，也没有“御用汝官窑”之特征，而是一处民窑。对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性质的探讨，其意义可谓深远！
台北故宫认为典藏于世的汝窑只有70余件，台北故宫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很多专家见汝窑就说是“假的”，他们鉴定汝窑真假的依据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鉴定才算是汝窑的科学鉴定？其标准又是什么？
据《宋会要辑稿》载，宋代皇家官窑的东西窑务，监官3人、工匠1200人、十大工种，其产业化规模不比现代陶瓷厂的规模小，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程度也决非现代仿造小瓷窑可比。
观点纷呈，考据难辨，现在，对汝窑本身及其烧变工艺的认知，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直接威胁着中国瓷器烧变的保护与传承。作为华夏珍贵历史文化遗留物的宋代汝窑，绝对算得上是华夏历史文化的珍稀遗产，其烧造工艺及天青釉配方到现在也未破解，继承与发扬无从谈起，产业化就更不可能。
与会的名家也带来了他们对汝窑的看法和追问，他们带来的论文涉及汝窑的艺术、汝窑遗址的悬疑、汝窑瓷器的真伪等诸多方面，是多年调查研究的心血之作。
人文龙岗的转型之路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保护与传承”，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承办单位，龙岗区文产办主任黄虎告诉记者，宋汝窑的抢救与保护，现在已是刻不容缓。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和传承宋汝窑这一华夏珍稀历史文化遗产，不要让宋汝窑毁灭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为关心并真心保护宋汝窑的人提供建言的平台，这是龙岗区政府主办第六届文博会中国汝窑研讨会的目的。本届研讨会看似汝窑的专项讨论，实则涉及宋瓷烧变史及宋瓷烧变工艺的探索，为现代瓷器的借鉴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才有可能找到宋瓷造极于中国瓷器的秘方，使现代陶瓷工艺研究及产业化发展能再次屹立于世界之颠。
这一研讨会的举行，也应和着龙岗区的转型发展之路。
龙岗是深圳的文化重镇，深圳又名鹏城，这一名称来自古有的大鹏所城；龙岗是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的重要代表地，承载着深圳最悠久的历史和人文精神，有距今7000多年的咸头岭新石器遗址、体现客家风情的鹤湖新居等围屋和村落。在“人文龙岗”的大战略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龙岗区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几年来，龙岗区大力实施“文化强区”战略，围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安全发展、人本发展”的要求，强力发展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促进产业转型、加快城市更新、提升龙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着力促进文化和经济的融合与互动。
本届文博会，龙岗成为深圳分会场最多的区，有9个分会场，其中就有陶瓷文化产业园分会场。深圳斯达高瓷艺有限公司是深圳市陶瓷龙头企业及市重点文化企业，企业在园区内将形成完整的瓷艺研发生产链，并将充分利用该工业区的厂区资源做大陶瓷产业，在园区周边创建中华名窑创新基地、陶瓷艺术大师交流基地、特色陶瓷教研基地等，最终形成一个集“传统文化、特色旅游、创新产业、文博会展”为一体的生态陶瓷文化园区。
龙岗区文产办负责人表示，举办汝窑研讨会，对龙岗发展传承陶瓷文化，做大做强陶瓷产业，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明年，大运会即将在龙岗举行，高端文化产业成为龙岗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目标。汝窑的研讨是中国古瓷的顶级峰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龙岗举行汝窑研讨会，可谓顺应天时地利，也标志着龙岗的文化产业将向着最高端的标准起跑前行。
我国文人瓷绘艺术与传统书画
经常欣赏馆藏元青花和把玩自己多年搜集的元代青花瓷器标本的时候，总被元代青花绘画的纯净和高超的艺术韵味所感染。瓷绘艺术不同于纸绢上的绘画艺术，它们虽然有共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感染力，但由于各自的绘画载体、使用颜料、绘画手段及完成作品过程的不同，则表现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当然，无论是元代青花瓷上的绘画还是元代纸绢上的绘画，其绘画线条追求的都是锥画沙、屋漏痕、折钗股、虫蛀木的艺术效果，并同时追求书法用笔、刚柔劲健、毛涩圆厚、快慢轻重、提按顿挫的变化，更追求笔触的干、湿、浓、淡、重、焦、枯、润的韵味和笔墨、钴料在各自载体上上出现的自然变化，更加真切的反映它们各自的艺术情趣。人们都说，元代绘画是中国文人画的典范，而元代青花瓷器上的绘画同样表现出与之相应的非凡成就。这也是元代青花瓷器受到许多人喜爱原因之一。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绘画，尤其是笔触的表现，深刻的体现出文人绘画的一些特色。除了一些构图的形式上带有宋金版画和宗教绘画的程式俗味而外，但有些元代青花瓷器上的构图则立意高远和笔法老道，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瓷与纸绢的界限。尤其苏青料的晕散、浓淡、透彻之感，不亚于纸绢上墨色的晕散、浓淡和透彻之感。加上青花本身散发出来的纯净素雅之韵味，与墨彩绘画表现出来的固有素雅形成两个相对独立而又共通的艺术特色。当然元代青花绘画艺术相比元代文人绘画艺术，从立意、构图和表现形式上还缺乏整体文人化艺术境界，也许只能从单体的一些梅、兰、竹、菊、山石、藤蔓等个体中体现出一定的文人情调，从器物的整体构图中还停留在传统瓷器装饰绘画的范畴。可是元代青花绘画艺术，毕竟在元代晚期才成熟短短一二十年，上升到纯粹的人文艺术境界还需要一个必然的过程。相比唐代长沙窑瓷绘艺术、宋代磁州窑系瓷绘艺术、宋代吉州窑瓷绘艺术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元代青花钴料本身具备墨彩的特性之下，这也是青花钴料远远优于过去铁料不能表现笔触浓淡、晕散等新的尝试。大家都知道传统绘画艺术除了立意和构图，最重要的是特别讲究书法线条的艺术。元代青花文人瓷画的这种尝试并非缘由单纯的陶瓷艺术创新，而是在元代政府推出新产品需要历史背景下发现钴料绘制的线条具备这种特性之后，最终导致元代青花瓷绘艺术开启以后新的文人瓷绘艺术篇章。
从我们看到的许多元代青花精品绘画艺术中，不难发现这些绘画同样出自一些传统文人画家之手。最直接的可能性是一些散野的文人画家，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从事瓷画营生。还有一种可能，元代政府画院也派遣一些文人书画家前往景德镇从事瓷绘职业。这些文人画家的参与，使得元代青花瓷器在符合当时器物特殊装饰要求的同时，也赋予了许多画家个人的艺术情调。他们一不小心却让元青花艺术品更具艺术魅力。
要说元青花瓷绘艺术的历史位置，我们不妨回顾我国整个陶瓷历史，从中梳理历史上瓷绘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前后经历了7000多年的发展过程。在三国东吴高温釉下彩绘技术成熟之前，由于受审美习惯影响和工艺水平的局限，夏商以来的原始瓷器基本是以模仿青铜器形为主，釉色以单色青黄釉，即使有绘图，构图也比较简单斑块构成。从南京出土的东吴高温釉下彩绘瓷罐和许多同时期釉下彩绘标本显示，三国开启了瓷器釉下彩绘艺术的划时代意义。尽管这种高超的釉下彩绘技术随着东吴的灭亡而昙花一现，但东西晋以后四川邛崃窑烧制釉下彩绘（铁绘）瓷器、湖南江阴窑的褐斑彩绘、越窑的褐斑彩绘、瓯窑的褐斑彩绘基本都延续了这种高温釉下彩的技术。一直到唐代的邛崃窑、长沙窑和五代的越窑，尤其是长沙窑可以说把釉下和釉中彩绘艺术发挥到极致，诗文在长沙窑瓷器上大量出现，从而奠定长沙窑彩绘瓷器的文人艺术情怀。
在北方的南北朝时期，出现白釉釉上绿彩技术，但这似乎也是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动乱之中。直到唐代，河南巩县窑烧出精美的唐三彩和高温釉下青花瓷器（原始青花瓷），还是由于社会动乱而失去外销的驱动力。真正的瓷绘艺术直到宋代磁州窑瓷器上才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构图，并借鉴宋代传统绘画的手法，绘制了自然、景观、飞禽、走兽、以及婴戏、人物故事、梅兰竹菊人文题材等。但这些铁绘图案，主要迎合民间欣赏习惯，和宋代文人绘画并无直接牵连，仅仅属于民俗装饰艺术范畴。包括宋代的扒村窑和南方的吉州窑铁彩绘瓷器都属于这种类型。但五代晚期和宋代瓷器进入文人艺术视野的是素雅单色釉瓷器，比如五代耀州窑贡瓷、五代越窑秘色瓷、北宋定窑瓷、北宋汝窑、北宋官窑、北宋东沟窑青瓷、北宋当阳峪贡瓷、北宋建窑兔毫贡瓷、南宋官窑、南宋龙泉官等。这些与五代和宋代帝王的个人情愫修养都有着直接关系。宋代釉下彩绘瓷没有进入宫廷和文人视野，估计传统纸绢书画艺术在文人心目中太强大了，以至于这些文人“眼里不揉任何沙子”吧（釉下彩绘材料技术无法突破，也是其中原因）。
从上述诸多瓷绘技术发展进程中，除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彩绘初级进入文人艺术范畴而外，真正构图比较完整的文人化山水图案则迟至清康熙年间才出现。有人说康熙青花的成就得益于明代晚期青花的转变和传承，但这两朝青花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作为清代的第二任帝王，康熙不仅通过一系列文艺政策规范当时文坛走向，而且以帝王之尊，留下了颇为丰富的文学篇什，其《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共四集一百七十六卷即可垂范当世馆阁文人。更为直接的是，他巧妙利用翰林文学侍臣，纲举目张，笼络天下文人志士和画家。康熙正是以其独具的政治优势地位和颇具远见的政治头脑，准确把握当时文人心态和文学生态，这也使得康熙时期的文化艺术得到爆发式发展。同样，康熙时期瓷绘艺术瓷器，在这种背景下深深的融进文人艺术的熔炉之中。
我们判断瓷绘具备文人绘画艺术领域，也就是具备完整意义上的文人意境上的山水、植物、飞禽、走兽、人物等融汇而成的诗意绘画，除了绘画载体和绘画颜料不同而外，其它的都要具备传统文人绘画的诸多特征。而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瓷绘艺术才能真正具备这种文人绘画艺术的特质。康熙时期瓷绘青花的分水画法已经完善到与传统墨彩一样能分五色，即: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与传统五分墨色的焦、浓、重、淡、清形成对应。并且每种青花分色又可以表现干与湿的变化，这也恰恰达到中国画用墨的精妙之处，成为我国青花瓷绘艺术的最后绝唱。
进入民国之后，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的艺术个性得到释放和发挥，加上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和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民国瓷器在内容和形式上，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民国时期给我们留下的精彩瓷器大多是彩绘瓷器。由于当时各个阶层人士的精神需求，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绘瓷高手。比如：程次笠、鄢儒珍、程小笠、吴寿祺、周小松及“珠山八友”都是有很高造诣的代表人物。尤其“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一个自发组织的瓷画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但有些造诣颇深的古陶瓷艺术家对民国瓷绘艺术成就并不认同。他们的理由是陶瓷艺术贵在整个陶瓷发展中的创新艺术成就，即便是借鉴传统，但必须有其时代的独特创造性陶瓷艺术风格。从陶瓷发展史来看，这种评价也许有一定道理。因为移植传统文人绘画这种形式到陶瓷载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还算不上实质性的陶瓷艺术创造。
总之，自三国东吴高温釉下瓷绘创始到唐代巩县窑青花瓷的昙花一现，从元代高温釉下青花绘画瓷到清代康熙高温釉下青花分色绘画瓷，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发展过程，从瓷器装饰的需要上升到瓷绘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凝结了多少工匠和文人志士的心血。让我们无限敬畏的是，唐代青花、元代青花、康熙青花已经成为历史的亮点和彩绘瓷器艺术的经典，尤其元青花和康熙青花具有的文人艺术特质，将为我们今天的陶瓷绘画艺术和创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精美茶具 文人雅趣
精美茶具文人雅趣
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十六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吸引到中国茶和茶具上来。
自古以来，茶具就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究竟怎么样的茶具既具有使用价值，又能保值增值呢？
唐以来主要变化较大的茶具有茶壶、茶盏（杯）和茶碗。明代茶道艺术越来越精，对泡茶、观茶色、酌盏、烫壶更有讲究，紫砂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紫砂壶从造型上来说有花壶和光壶之分。光壶根据球形、筒形、方形及其他几何形变化而来，用线条、描绘、铭刻等多种手法来制作；花壶是把自然界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在壶上展现。在2008年上海的一场秋拍上，顾景舟制大石瓢紫砂壶估价100至120万元，成交价达到了315.84万元。石瓢壶原是紫砂传统造型，是光壶的典型代表。此壶为顾景舟制于1948年的五把名壶之一。这五把壶身均由吴湖湖先生手书，分别送给吴湖帆，唐云、江寒汀等名家。说到花壶的代表，就不能不说到蒋蓉的五头束柴三友壶，其成交价达到了50.4万元。
除了紫砂外，瓷、玉质地的茶壶也可以在市场上看见，特别是在清代宫廷使用中更为常用。但光有茶壶还不够，茶盏（杯）和茶碗也是不可少的，茶盏是古代一种饮茶用的小杯子，是"茶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茶碗当比茶盏稍大，但又不同于如今的饭碗，主要是满足当时文人墨客的豪饮。这两种茶具主要以瓷器为主，衡量它们好坏的标准与鉴赏瓷器一样。像2005年春拍中，有一对黄地纷彩喜鹊登梅枝茶碗，成交价为13.2万元，内壁及底施透明白釉，釉质均净。外壁黄地纷彩，几只喜鹊穿梭于梅枝之间。
除了上面这些常见茶具之外，还有茶船和茶盘等。其中茶船形状有盘形、碗形，茶壶置于其中，盛热水时供暖壶烫杯之用，又可用于养壶。茶盘则是托茶壶茶杯之用。而在乌龙茶的茶具中还有闻香杯，其主要是用于闻香之用，像在2006年上海秋拍中，就有一对清代德化暗刻诗文闻香杯，通体施白釉并在釉下刻草书似为"香渚方月山"诗句，为德化窑中之精品，深得文人青睐。（方羽）
文房琴炉闻幽香
在文房用具中，琴炉是个不能缺少的重要物件。中国社会自古重视音乐，孔夫子制六艺其中就有“乐”。古代宴乐场上、文人学士的书斋中，都离不开琴、瑟、筝、箫。为了营造高雅清香的环境，同时也为了便于计时，在弹、吹乐器时都要燃香助兴，于是专门为抚琴弹筝用的小型香炉也就应运而生，并且起了一个极雅的名字——琴炉。
琴炉，琴制式样，古来有之琴炉，人们都会冠以“小”字，呼之曰“小琴炉”，琴炉与香炉的区别就在这个“小”字。一般来讲，口径在10厘米左右称琴炉，以其可置于掌中把玩，口径15厘米以上叫香炉。琴炉对古代文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调琴、读书、礼佛，炉中的檀香，可辟除杂念，导人入静。琴炉燃香一次一支，故炉体要小巧玲珑，置于琴桌前更显雅致。
焚香抚琴，寄“高山流水”之寓，悠悠琴韵，袅袅幽香，此乃中国古代文人的雅趣和情怀之所在。白居易诗云“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以及谢惠连的“燎薰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无不表达出古代文人对于“香”以及香炉的钦慕与爱恋。
在中国文化中，“香炉”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置于书桌，则思骛八极，文如泉涌；放于琴案，则胸中沟壑，地动山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缕沉香，袅袅不绝，洇染出一幅中国文化独特的剪影。
明人文房玉蝴蝶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的书房都极其讲究，所陈设的文房用品无不精巧别致，天趣如如，充满了一番别有会心的诗意与灵性，主人居之，可以读书，可以写字，可以作画，可以焚焚香，可以品茗，可以鉴古，可以理琴，可以静坐，可以会客，“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
那么，如此这般的书房，可令主人清心乐至、怡养性灵、培养智慧的书房，到底是何许模样呢？
高濂，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于其所著的《遵生八笺.高子书斋说》中，为今人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书斋宜明净，不可太敞。明净可爽心神，宏敞则伤目力。……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着篆清香。冬置暖炉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壁间悬画一。……几外炉一，花瓶一，匙箸一，香盒一，四者等差远甚，惟博雅者择之。……坐列吴兴凳六，禅椅一，佛尘、掻背、棕帚各一，竹铁如意一，右书架一”。
如何？诸君读后是否大呼过瘾？
高濂文中所言“旧窑”，是指属于古代陶瓷，比较名贵珍稀，却又没有标明朝代、窑场、作坊名号，如此这一类都可归入“旧窑”的称谓之中。而本文所要介绍的，即是一只充满了文人雅致的白玉蝶形笔掭，同高濂文中所提到的笔洗、笔格、笔筒一样，功能相近，都是伺候笔的文玩。笔觇，又称笔掭(舔)，是文人书写绘画时用来掭拭毛笔的用具，有瓷制、玉制、琉璃制、水晶制之别，由于今人早已弃置毛笔不用，因此许多人就对这种文房雅玩十分陌生了。据考证，这种掭笔工具，最早出现在宋代，国内博物馆现存最早的有南宋哥窑荷叶形笔掭一只。“笔觇”之名，应发端于明晚期，出自苏州书香门第文氏一脉、明亡之际以绝食呕血殉国而卒的文震亨。文震亨博学风雅，名士风流，著有艺术博物志一类的《长物志》一书，“笔觇”一名即见于此书。屠隆是与文氏同时的又一位风流才子，著有《考盘余事》，于书中名列了四十五种文房器具，其中“笔格、砚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等等，“笔觇”名列第八位，由此可见笔觇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了。明代瓷业高度发达，再加上文震亨个人的偏爱，所以他的《长物志》就很武断的说：“笔觇，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
到了清代，笔觇这种文房器具从材质和造型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所选的材质多为更具有实用价值的砚石，文人名士尤其追求石中名品。二是其造型已演变成砚式，或为长方形居多的几何形状，故有“砚砖”之称；或为天然籽料磨平而为之，又称“籽砚”。
友人这只白玉蝶形笔掭，严格来讲，根据其断代，应称之为笔觇。“觇”，窥看也。笔觇，就是毛笔在悄悄地一点一点地，试探着、观察着一个精致的美好的东西譬如，这只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白玉蝴蝶”。
白玉蝶形笔掭，长68毫米，宽35毫米，最厚处8毫米，玉质为和田白玉，籽料，极其细腻莹润，正面和背面均有淡黄色的沁色，包浆自然，氤氲着一种宝光老气。雕工精细沉着，秀丽逼真，巧夺天工：蝴蝶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饱满，张开的双翅，形态优美，线条流畅，尤其是翅膀中间所蜿蜒的十几道如琴弦一般的圆弧纹，跳动着灵动与欢快，恰似夏天荷花那妩媚绽放的花瓣。而蝶身之上线条繁复，表现细致：颈部的两道人字纹，稍下的网状背纹，两旁两条长长的半圆纹，尾部数道横纹和小立纹，构成了极强的立体感。妙哉！如此这般的小巧尤物，称之为“笔觇”，该是多么的恰当与形象啊。
明代玉器，尤其是晚明玉器，由于时代追求享乐奢靡的风气所致，已经逐渐脱离了五代两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特点，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讲究装饰美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地处繁华江南的苏州，其玉雕尤以精工巧致首冠全国，“玉工辩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天工开物》)。这只小小的白玉蝶形笔掭，就浓缩了晚明玉器所具备的时代气息与艺术特征，正可谓小中见大、管中窥豹也。
“人道庄周梦蝴蝶，我言蝴蝶梦庄周。庄周解飞蝶解语，说向蝴蝶应点头”(杨万里《题巩仲至修辞斋》)，蝴蝶，人称“大自然的舞姬”，多情之物也，当它从玉工之手悄然破茧成蝶，翩然降临书案之上，该为文人墨客书写作画之时平添了多少的情致雅趣啊！而若是换作了没出息的我，掭笔事小，把玩事大，早就集我万千宠爱于“玉蝴蝶”一身，成为我的文房专宠了理由堂而皇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