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瓷砖。
胆瓶是陶瓷种类中的一种，它的器型犹如悬胆一般，故而得名。
唐朝时期的制瓷工匠们创制了胆瓶，然后在宋朝时期胆瓶逐渐流行起来，到了清朝中后时期胆瓶的发展趋于没落直至结束。
胆瓶的瓶口比较笔直，瓶颈非常细长，瓶肩溜而削，瓶腹相当饱满，尤其是瓶腹下方非常丰腴，整体看上去挺拔沉稳。胆瓶的器型非常优雅美丽，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韵味，具有很大的欣赏陈设功能，故而受到了宋朝各个阶层人士的喜爱，上至皇家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为之称叹，胆瓶被甚至奉为瓷器器形中的典型，人们常常把胆瓶当作置放长茎花卉的欣赏陈设器皿。
欧薪尝胆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此，胆瓶又被赋予了一种深厚悠远的蕴意。它使人联想到了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以及千年不衰的文化魅力。在宋朝时期，胆瓶就被人们作为当作礼灵器，放置在佛堂里面；在元朝时期，多少失意的隐者雅士把自己的胸臆寄托在胆瓶中；到了明朝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盛大，胆瓶原本的寓意沾染浊气，成为权贵之势用来附庸风雅之物；到了清朝时期，封建社会渐渐走向衰落，社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制瓷工匠们描金画彩，在胆瓶瓶身上添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纹饰，还附耳添环，这个时期的胆瓶已经沦为供于世俗享乐之物。
胆瓶不仅仅是文人骚客的心头好，并且也是佛教信众的眼中宝。原本是外传佛教祭祀活动中的净水瓶，线条非常柔和，但是在与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交织碰撞中，慢慢演变成质朴古典的胆瓶，被作为祭祀活动中的法器广泛运用。胆瓶的瓶腹一直以来都是饱满丰腴的样子，里面所盛放的除了清水、空气之外，还有人们虔诚的信仰、厚重的传统文化、天人合的思想理念以及虚无的禅意。
中国瓷器初现于商朝，真正成型于东汉时期，它不但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一朵奇葩，还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制瓷工匠们的制作水平就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到了宋朝时期，陶瓷产业才开始兴盛起来，出现了不少名窑；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制瓷工匠们对从制坯到烧成的整个制作过程进行不断改良，工艺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直至现在，中国的制瓷业依然经久不衰，众多手工艺人依然肩负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古玩藏家对瓷器青睐有加，胆瓶屡次拍得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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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陶艺家眼中的陶瓷
我们《文化报道》在昨天的特别节目里现场直播了景德镇官窑考古现场。其实，在景德镇还有一件事值得说说，就在昨天开幕的首届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陶艺家们与景德镇当地的陶艺大师们联手展示了精妙的制瓷工艺，让人们领略到了陶瓷文化广博、深远的影响力。
在景德镇的传统制瓷作坊——古窑，13名当地著名的陶艺家们正在同一个直径1.94米的超大型瓷盘上绘制"山水青音图",这个瓷盘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瓷盘.在这13陶艺家中,有享誉国际、今年已经82岁高龄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一个是中国形式的、民族形式的，像这个题画，这个画面的构图，它都强调饱满，在这个意境上，强调一种乐观，使人家在这个画上能够很久的时间，永远的时间都看到是一个繁荣的场面。
前来参加表演的美国陶艺家芭芭拉·迪达克对景德镇陶艺家们的作品也非常欣赏。
芭芭拉：我想这个技艺是令人赞叹的，非常庞大。另外，关于在瓷盘上展示的这种技艺，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是陌生的。
在外国陶艺家中，要说起陶瓷、对景德镇感情最深的，应该是加拿大温哥华艺术设计学院陶艺系主任保罗马修。在一个高2米5的泥瓶上，他用中文、英文、法文等12个国家的文字写下了“陶瓷是人类的记忆”，这就是他对陶瓷的理解。在他眼中陶瓷承载着历史、传播着文明，因此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保罗·马修：陶瓷是属于世界的，全世界都能了解陶瓷，陶瓷是一座桥梁，（通过它）我们成为朋友和家人，所以当我来到景德镇，我感觉到家了。
中国瓷器——欧洲人眼中的“白色黄金”
几个世纪以前，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瓷器时，无不惊叹于这种半透明的精美艺术品。他们的结论是，瓷器一定是以魔法制成的，他们把瓷器称作“白色黄金”。曾经有位海外游客说过，他是怀着朝圣的虔诚来江西景德镇的。
2015年10月，总占地面积8.6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翻开了它的历史扉页，向你敞开一个熠熠生辉的陶瓷世界。
草鞋码头与“青花瓷”传说
草鞋码头，是景德镇的另一个称呼，喻指从五湖四海来的制瓷技工。
从其貌不扬的泥土到美丽得令人惊叹的瓷器，制瓷业需经历72道工序。在成型坯房中有数不胜数的从事瓶、缸、钵、罐等琢器生产的打杂工、码头工、装坯工。明清时代因为由厂主免费提供草鞋，他们也被称为“草鞋”。一句“耕且陶焉”，显示了当时这些人的身份变动。既是陶瓷工人，又是种田的农民。因为陶瓷，他们才走上了城镇的码头，走进了城镇的作坊；因为陶瓷，他们离开田野后仍然穿草鞋，一如在田野里奔波。
拉坯、利坯、画坯、施釉、烧窑……瓷器离不了泥土。这些工人离不了泥土与田野，而草鞋无意中又成了一种与土地相连的依据。
一名装坯工（如果还兼做打杂工、码头工）、两名利坯工只需要提供一双草鞋；而一个打杂工、一个码头工、一个装坯工、4个利坯工，就是3双草鞋。精明的厂主比谁都会算计。如果想知道陶瓷厂的规模与生产能力，从草鞋数量就可以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如生产大件的琢器，或遇到工艺复杂的，则需配备6个利坯工。草鞋还演变成衡量生产能力的单位。
利坯时，坯体湿度已干至七八分，非常不好用力，若掌握不好力度，坯体顷刻间就会化为齑粉，一切前功尽弃。利坯工有两道考验：一是面前的坯体必须修得均匀合适，厚薄有样；二是烧窑后无变形、破损。高明的利坯师傅，不仅会眼看，还会用耳朵听。他们能够通过指弹坯体发出的声音，来决定手下利刀的轻重，真有庖丁解牛的功夫和阵式。利坯工的工钱，要等二次考验后才能结算。
可以说，从泥土到陶瓷，整个生产过程繁杂无比，真是步步惊心、处处谨慎，任何一个小小的环节都不能马虎，一点瑕疵都不能出现，处处都是对陶瓷工人的考验。扛坯工行走时，两手五指朝上托着坯板，长约6尺、宽约3寸的坯板上摆满了瓷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大器”，不能有丝毫闪失。因为一旦掉落就无法再用了。
想象扛坯工穿着草鞋行走的情景，一定是走得非常小心，如同走在薄薄的瓷器之上。他们深知肩上的分量。听说，那时路上的人看到掉在地上的瓷坯，也不会去践踏，要等扛坯工回来时再捡回坯房。
对于陶瓷，这些“草鞋”们付出的还有自己的生命。
“青花瓷”传说中，当美丽的青花姑娘听说自己心爱的人想在瓷坯上直接画画，却苦于找不到颜料时，心急如焚，便找到开矿的舅舅，要求进山。女孩子进山，多有不便。但舅舅面对执拗的青花，不得不答应。在山里，青花忍饥受寒，从不放过任何犄角旮旯。几个月后，找到石料之时，窑倒舅舅亡、青花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青花以生命为代价寻找到的石料，真的可以在瓷坯上直接画画。她的恋人画后用高温焙烧，白中泛青的瓷器上出现了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成就了青花瓷的美丽。自此，一种代表这个小镇，甚至可以说代表中国的陶瓷出现了，“只供迩俗粗用”的景德镇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书中记载，那时景德镇的昌江码头“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人头攒动，船只穿梭。“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小镇“争渡者日夜不息”，竟有三百多条小弄堂。当时家家做瓷器，还成立了御器厂，“窑火通明两岸红”。泥、水、火完美结合，“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景德镇瓷器，从昌江汇入大海，从东南沿海直通到了日本和朝鲜；还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达了非洲。郑和七次下西洋，每一次都带上了它。
这些来自东方、来自小镇的器物，在海外令人称奇。以至于在西班牙，人们坚信瓷器能唤醒亡灵，成为国王、王后去世时必不可少的陪葬品。有些民族还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而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的小写就是瓷器的意思，CHINA的英文发音就源自小镇的历史名称——“昌南”。
督陶官和珠山八友
中国瓷器为什么能在明清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督陶官，这一历史特有的称号，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展台上出现时，特别引人注目。
当明朝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的时候，就派来了督陶官。此后的几百年间，有很多督陶官被派往景德镇，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
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是臧应选奉旨到景德镇督造官窑的时间。他原是工部郎中，也是自他开始，创下了以督陶官姓氏称窑的先例——臧窑。臧应选能开此先例，自然是由于他这段时间督造出的精美瓷器了。
《景德镇陶录》“康熙年臧窑”条曰：“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可见臧窑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单色釉品种上，传世的康熙官窑器，除了鳝鱼黄、黄斑点之外，其他都能得到印证。
臧窑还有青花五彩瓷，多仿造明代的精品，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势，《景德镇陶录》记载臧氏曾得力于神助，才烧出如此精美的瓷器。总之，臧窑代表的是康熙朝前期景德镇陶瓷的烧造水平！
在景德镇的历任督陶官中，清代唐英也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督陶官。唐英初到景德镇时对陶瓷是一窍不通，于是他就利用9个月的时间，拒绝了所有官场上的应酬，深入到坯房窑厂，和陶工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绘画，很快就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
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务。他不仅对宫内瓷器的用途、形状、纹样等屡屡过问，亲自审定画样，甚至对于瓷器的烧制过程也极感兴趣。唐英就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了《陶冶图》，书稿图文并茂，详尽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世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唐英虽然逝去已两个多世纪，但“玉山不颓清流在”，他对我国陶瓷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不磨灭。
景德镇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随着清朝国力衰败，皇家御窑厂衰落，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民间陶瓷艺术家异军突起，珠山八友就是其中技艺超群的代表人物。
“珠山八友”当时的名称是“月圆会”，其成员不止8人，都是御窑厂停烧以后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的高手。
据悉，“珠山八友”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鼎盛于20世纪30年代，影响却超越了整个20世纪，并延续至今。其弟子、后裔今天仍活跃在陶瓷艺坛，在粉彩、青花、古彩、新彩、颜色釉及陶瓷雕塑诸多方面继往开来。
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中，珠山八友的大量瓷板画，使景德镇的陶瓷彩绘装饰风格具有了新的面貌。
今世书画名家在景德镇制作的素胎器物上，把釉土当纸墨创造，犹如在宣纸上作画，寻求一种大气磅礴的国画滋味，并融入书画家各自的艺术风格。经窑中施釉等十几道工序以后，在气窑内高达1480摄氏度的高温中接连烧制11小时，才变成美丽、亮堂、纯粹的青花瓷。因为受胎质、釉质、温度等许多条件影响，出窑后瓷器的精品率只有30%左右，所以一件白璧无瑕的瓷器艺术品亦是来之不易的，技术的复杂增添了它宝贵的存世价值。
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到“珠山八友”时代，陶瓷技术与绘画艺术展现出一种新的结合。“珠山八友”对传统文人画与传统瓷艺兼容并蓄，将陶瓷的商品化与艺术化融为一体。他们各人的性情、履历、涵养、气质都有所不同，在挑选体裁、描写景象、体现技法等方面也各不相同，经过长时间的创作，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徐仲南的萧疏，邓碧珊的整齐，王琦的雄奇，何许人的荒寒，田鹤仙的朴茂，毕伯涛的隽永，汪野亭的苍润，王大凡的古雅，程意亭的瑰丽，刘雨岑的韶秀，堪称是奇光异彩，显现出“珠山八友”瓷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他们彼此沟通、彼此影响，又形成了大概一致的艺术基调，变成一种明显的时代风貌。他们的艺术寻求，突破了传统粉彩的审美特征和认识，他们的艺术观与审美理想，为陶瓷美学添加了新的审美范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东郊学堂为博物馆注入新内容
景德镇陶瓷蜚声中外始于宋代，位于景德镇东郊的进坑是宋代最优质的瓷石出产地。时隔千年，景德镇民办非盈利机构东郊学堂挑起了保护和传承进坑历史文化遗产的重担，向世人讲述景德镇宋代陶瓷故事。“没有优质的瓷石，景德镇不可能烧造出精美的青白瓷。”东郊学堂创始人黄薇说，进坑作为最优质瓷石的出产地，是毋庸置疑的“瓷都摇篮”。
记者看到，进坑还完整地保存着景德镇宋代制瓷业的原始风貌。以黄薇为执行负责人的考古调查发现，进坑拥有古矿坑5个、古窑址15个、古水碓16个以及6公里长的千年瓷石古道。“这些窑业遗址，完整地揭示了从原料开采、加工、运输到制作烧成的古陶瓷生产过程。”她说。
2014年6月，古陶瓷学者、“80后”夫妇黄清华、黄薇创办东郊学堂，其地址就位于进坑村村头。在考古调查的同时，黄清华、黄薇发动当地百姓对古矿坑、古水碓、古窑址和瓷石古道进行保护，并设立进坑村史馆，开发了宋代制瓷风情游览路线，向世人再现宋代时期景德镇的制瓷场景。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长赵纲向记者透露，在今天的景德镇市域内，至今仍保存着大量完整、系统的历代瓷业遗产——原料产地、作坊窑房、道路码头、商铺民居、窑砖里弄，这些文化遗址遗迹浸润了景德镇的生活方式、传统制瓷技艺和人文禀赋。据最新统计，全市目前有52处151个著名窑址，这些著名窑址代表了从唐代至民国年间的陶瓷文脉，成为该市留住城市记忆、留住美丽乡愁的重要载体。
全市现存的1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绝大多数与陶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窑房、作坊、码头、民居、瓷行、树行、寺庙、戏台、教堂、古井等；老城区地下60%都是历代窑业堆积物。位于珠山中路一侧的御窑厂，为明、清两代御用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地底下埋藏着数量繁多的“瓷片”，被视作不可多得的珍宝。现在，这里是御窑遗址保护的核心区域。
从2002年开始，景德镇市正式启动御窑遗址保护工作。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编制完成《御窑厂遗址保护规划》，并由江西省政府公布实施；入选第六批古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国家重点大遗址、全国25处大遗址重点保护展示工程和全国10处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相继完成“御窑遗址陶瓷历史文化旅游”“御窑遗址保护设施建设”“御窑遗址保护与研究建设”等项目。
近年来，景德镇市还清理和修复了御窑厂内中轴线和古井、御窑厂大门、龙珠阁、南北麓窑炉作坊遗迹保护房、佑陶灵祠等；清理和修复周边遗存的徐家窑、刘家窑、黄鹤大窑以及老罗汉肚部分窑房、窑炉、作坊，抢救性修缮彭家上弄、斗富弄、方家弄部分民居、瓷行、会馆等风貌建筑和历史建筑，抢救保护复原龙缸弄老街区建筑立面，修复迎祥弄6号老宅主体等。
与此同时，景德镇市先后对湖田古窑址、浮梁古县衙、三闾庙历史文化街区等遗产进行了保护；加大对老窑址、老街区、老厂区的保护力度，着力恢复一批老寺庙、古店铺、古码头、古里弄、古会馆和古戏台。
瓷器上的佛教人物
瓷器上的佛教人物图案生动的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意识与生活观念，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本文就简要介绍一下其中的典型代表：佛祖、禅僧与罗汉。
佛祖
佛祖包括释迦牟尼佛像、无量寿佛像等，一般被刻画得非常亲切、庄严，尽显其慈祥、宁静之美。
就瓷器而言，佛祖形象最早见于三国东吴时期的越窑青瓷，主要采用模印贴塑技法制作而成，即先用模具翻制出佛像形象，再依据主题需要贴饰于瓷器上。佛像常常被施于谷仓罐、盘口壶、三足洗等类器物上。谷仓罐一般贴饰于罐体上腹部及肩部；盘口壶一般被贴饰在肩部，佛像端坐在双兽驮起的莲花座上，背有轮光，充满神秘色彩；三足洗一般被贴饰在器物外腹部，佛像结跏趺坐，神态庄重。
三国东吴末期青釉褐彩盘口壶，1983年南京市雨花台长岗村出土，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三国东吴末期青釉褐彩盘口壶，1983年南京市雨花台长岗村出土，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西晋时期，由于佛教的传播，瓷器上的佛像纹装饰更加普及流行。以浙江早期越窑青瓷为代表，佛像纹被广泛运用于壶、罐、洗、钵、谷仓罐等类器物上。佛像一般有背光，身着肩衣，衣纹可辨，作跏趺坐，下有莲花台。以谷仓罐为典型器物，器身上贴塑佛像人物。这一时期的制作，也是先模制而后再贴塑。此外，佛像纹还多被施于唾壶的肩部、酒樽的腹部及香薰中香笼的足部。
随着佛教本土化，这一时期的佛像纹还与道教题材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人骑兽等同施一器，时代特征鲜明，文化内涵丰富。湖南湘阴窑青瓷上也有佛像纹装饰，见有青釉酱彩贴塑佛像盆，腹部印带状小方格纹，其上施以酱色点彩并贴塑佛像。
北宋时期，佛像纹再度兴起，以定窑白瓷为代表，见有在炉口外贴塑佛像的装饰。以双耳炉为典型器物，口沿外堆塑十六尊佛像，惟妙惟肖。从圈足内外的墨书题记可知，这是由善心寺比丘尼等专门定制的，后施入塔基地宫。具有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
北宋定窑白釉贴像双耳炉，1969年7月26日河北省定州市贡院内静志寺塔基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北宋定窑白釉贴像双耳炉，1969年7月26日河北省定州市贡院内静志寺塔基出土，现藏于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馆
禅僧
瓷器上禅僧形象源于佛教绘画与文献，具有鲜明的宗教背景。
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长方形枕上有的绘制禅僧人物纹，以现藏于磁州窑博物馆的这件“僧稠降二虎”人物枕为代表——北齐高僧僧稠持杖分开两只斗虎的画面，惊魂动魄，生动传神，展现了高僧的功力，也体现出磁州窑高超的绘画水平。
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僧稠降二虎故事纹长方形枕，磁县制锨厂出土，现藏于磁州窑博物馆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僧稠降二虎故事纹长方形枕，磁县制锨厂出土，现藏于磁州窑博物馆
明代万历五彩及天启青花瓷器上均见有达摩的形象。以达摩人物纹盘为典型代表，画面表现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盘沿绘双龙纹与双凤纹，盘内底以釉下青花及釉上红、绿、黄等色绘达摩像。达摩立于一支芦苇之上漂行在水面上，周围衬托着群山与彩云，气氛祥和，画工精湛，人物形象生动逼真。
明万历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达摩人物纹盘，现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明万历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达摩人物纹盘，现藏于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明末崇祯时期，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上见有布袋和尚的形象，以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花布袋和尚尊为典型代表，尊外壁绘一乐呵呵的布袋和尚，周围环绕着一群淘气的小顽童，他们有的拉布袋和尚的念珠，有的爬趴在布袋和尚的肩上挠耳朵，有的将布袋和尚的衣服打成结试图拉动他，十分生动有趣。
清代瓷器上的佛教人物纹也是以禅僧形象较为多见，除了表现佛教内涵外，也融入了民间世俗成分的色彩，充满了吉祥寓意。乾隆时期景德镇窑青花瓷上见有和尚念经的形象，以经文盖钵为典型器物。盖面绘一身披袈裟的老和尚，只见他双手捧书，正在聚精会神地诵读佛经，形象生动，面容慈祥，给人以亲切之感。
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经文盖钵，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经文盖钵，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罗汉
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释迦牟尼佛的得道弟子，地位仅次于菩萨。唐代玄奘法师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中记载：佛陀涅盘时，曾令16个大阿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故佛寺丛林里常雕塑罗汉像，供养者众。宋代时，又增加了两位至尊罗汉，堪称十八罗汉，一直流传至今。
罗汉能断除一切烦恼，达到涅盘境界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修行圆满而又引导众生修行，是接受天地间人天供养的圣者。至于五百罗汉的说法，通常是指跟随佛祖听法传道的五百弟子，或指佛陀涅盘后编辑、整理佛教经典的五百弟子。罗汉的形象，通常是剃发出家的比丘形象，身着僧衣，生活简朴，内心清净，神态安详。
明代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罗汉纹，以嘉靖时期景德镇窑青花十八罗汉图为代表。万历时期景德镇窑青花罗汉人物纹较为多见。天启时期青花瓷器上除了十八罗汉人物纹，还见有托塔罗汉人物纹等。明代末期，尤以崇祯时期青花瓷器上十八罗汉人物纹绘制精美，以三足炉为典型器物。
清代，瓷器上的罗汉形象更为常见，且融入了民间信仰和世俗化的成分，吉祥意味渐浓。
乾隆时期景德镇窑青花瓷上的盖钵上见有罗汉的形象，盖面画僧人读经图。钵外壁绘一持扇罗汉，两侧满饰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经尾处落“乾隆丁巳年冬月敬献”款。乾隆丁巳年乃乾隆二年即公元1737年，堪称为乾隆初年青花瓷器的代表作品。
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经文盖钵，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清乾隆景德镇窑青花经文盖钵，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嘉庆以后至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窑粉彩瓷器上更是十分流行十八罗汉纹，以十八尊者盘、碗为典型代表，通体内外以粉彩绘山石松柏、楼阁祥云，十八罗汉云游其间。十八罗汉姿态各异，人物刻画细腻，生动传神。色彩丰富，构图错落有致。底书帝王年号款，表明为官窑制品，折射出了宫廷生活背景。
清嘉庆景德镇窑粉彩十八尊者盘，现藏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古今中外文人深爱笃好紫砂茶具的选购要点
“茗壶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这是明代文学家李渔对紫砂壶的总评价。紫砂茶具质地古朴纯厚，不媚不俗，与文人气质十分相近。文人玩壶，视为“雅趣”，参与其事，成为“风雅之举”。他们对紫砂壶的评价是：“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短小如侏儒，朴讷如仁人，飘逸如仙子，廉洁如高士，脱俗如衲子。”(奥玄宝《茗壶图录》紫砂壶与当时名震宫廷的景德镇瓷器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因而它博得古今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
中国茶具以“景瓷宜陶”为上品。“宜陶”指江苏宜兴所产紫砂茶具。紫砂是以石英为主要成分的一种陶土，紫砂壶是陶壶，主要产于中国江苏宜兴、浙江长兴等地。这里，主要介绍宜兴紫砂。按目前大多饮茶爱好者习惯，以100毫升左右最佳，手拿手提均一手之劳，亦称“一手壶”。
选购注意几点：
(1)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茶具之颜色：紫砂壶有几种基本颜色，即紫色、红色、黄色、绿色等。其中，高档绛紫色、墨绿色紫砂壶为上品。
(2)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茶具之外型：质地坚实，造型别致，色泽华润;无明显划痕、破损;壶嘴、壶钮、壶把应“三点成一线”。
(3)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茶具之声音：用壶盖轻轻敲击壶把2/3处，声音如金属般清脆悦耳者为好。
(4)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茶具之壶内：无明显损伤，无异味。
(5)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茶具之密封性：轻轻转动壶盖，壶盖与壶身嵌合严实，阻力小者为好;然后，在壶中装满水，用手指压住壶盖上的气孔，倾茶壶倒水，壶嘴不出水者为好。
(6)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茶具之“走水”：倾壶倒水，出水流畅，水柱无拧麻花状者为上。
(7)中外文人的“深爱笃好”茶具之“挂珠”：壶走水时，突然将其持平，壶嘴下沿不挂水珠者为好壶。
民国瓷 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民国瓷器尤其是艺术瓷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数千年陶瓷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艺术个性的释放和发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社会风气民主化、平民化、人本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上流社会的各种特殊需求等，民国瓷器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
民国“御瓷” 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4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6000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600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政府，这里面就有那600余件“洪宪瓷”。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
“珠山八友” 引领民国瓷行情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引领民国瓷器行情，其价格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拍卖会瓷器专场的重头戏。“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流派，开辟了陶瓷装饰与陶瓷绘画相结合的新天地，将粉彩绘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珠山八友”的具体成员，据“珠山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当年参加月圆会经常一起论画的艺人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八人；而“珠山八友”的另一位成员王大凡则回忆为王琦、王大凡、毕伯涛、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邓碧珊、何许人八人，而无徐仲南、田鹤仙。实际上，“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指一个画家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戮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成就斐然。“珠山八友”生前就名扬海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瓷艺作品备受推崇，价格不菲。 作为当时绘瓷领域的顶尖人物，“珠山八友”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各领风骚。如王琦擅写意人物，邓碧珊工鱼藻，徐仲南精松竹，田鹤仙专梅，王大凡专人物，汪野亭尤工于青绿山水，程意亭擅山水花鸟，刘雨岑草虫尤为一绝。即使同画一种题材，他们也能发挥各自的文化修养、运用各自的艺术技巧，绘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民国瓷 要藏就藏细粉彩
民国瓷收藏红火是大势所趋，目前机遇很多，应主要投资收藏民国时期细路瓷器，特别是细路粉彩瓷器，即藏家俗称的“细粉彩”。行里人通常把瓷器分为细路瓷和粗路瓷两大类。细路瓷的胎质坚致、洁白、细腻、莹润，虽是手拉坯，却很少见旋痕。器物造型生动、秀美、端庄、大方，底足边线整齐。在绘画装饰上，其图案构思严谨，笔法细致，设色和谐，风格优雅。据统计，最近5年，民国瓷器的价格上涨了10倍。由于民国“细粉彩”身价陡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制假者大量仿制民国精品。这些出现于市场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彩、釉色无一不肖，收藏者稍有疏忽即致“中招”。专家普遍认为，购藏民国细粉彩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一个是器物的完整精美程度。就器物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的套屏；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其价值远远强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细致的比粗率的价值高。在明清官窑瓷器长期占据瓷器收藏市场优势之后，近年，民国瓷器出现了行情看涨的势头。特别是民国的精品瓷器，颇受收藏者青睐。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拍卖行和古玩市场里，“民国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更是收藏者追捧的热点。
如何区别瓷器的天球瓶与胆瓶
天球瓶与胆瓶这两种瓷器从外观方面来看是比较相似的，都为细长颈，而且瓶腹十分的浑圆，因此对于很多古玩爱好者来说，想要区别这两者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下要如何进行鉴别。
1、胆瓶
胆瓶最为常见的就是在清代景德镇窑中出现的，因为在器型方面就好像是悬胆而有了这个名字，直口，细长颈，削肩，在瓶肩之下会慢慢的变大，腹下部丰满，主要是作为花器来使用。
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唐代开始烧制，一直延续到了清中晚期，最为流行的年代为宋代，因为拥有十分优美的造型，能够给人超凡脱俗的无限情趣，被当时的宋代所追捧，也是陶瓷界中十分经典的一个存在。
2、天球瓶
是受到了西亚文化所影响而产生的一个瓷器造型，最早的时候是在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烧制的，多为青花，其中价格最为昂贵的是海水龙纹。在永乐朝时期开始成为了一种观赏用的瓷器，最为流行的时期为宣德年间。
瓶形为小口、直颈，由于瓷器的圆球腹硕大，就好像是从天降下来的一样，所以起名为天球瓶，之后所出现的各种的仿制品器型多为颈长腹圆的。在清代出现的天球瓶在颈上个会更加的长一些，而腹则更圆，康熙时期底部为平砂底。雍正乾隆时期对于天球瓶的烧制数量有很多，雍正时期多为直口微撇，腹扁圆。
清雍正、乾隆这两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的仿古风，所仿造出来的天球瓶大多数都是用在宫廷使用的陈设用瓷。不仅仅是有很多传统的青花品种，此外，还出现了很多的五彩、粉彩等彩绘的天球瓶。而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的乾隆朝，景德镇御窑厂已经是烧造斗彩天球瓶。
其中最为名贵的要属金质天球瓶，每次在拍卖的时候都会有很高的价格出现，拍品为乾隆宫廷赏玩之器，或者是放在多宝阁中用来陈设使用，在器形上十分的精巧，和胆瓶相比在尺寸上会比较小，存世量会更加的少，所以价格也会更高一些。
天球瓶的造型在明永乐时期就已经是十分的盛行了，到了清代官窑在制作的时候依旧会使用到这种的器形，在制作工艺上非常的精湛，清朝在制作的时候依旧是多以窄瓶颈设计。
所以，想要区别天球瓶与胆瓶，那么对于以上的这些特点一定要熟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识别。
天球瓶与胆瓶精品鉴赏及成交价格对比：
1:清雍正斗彩水波寿石团花纹天球瓶，尺寸：52.1厘米，估价：HKD 17,000,000 ~ 22,000,000，成交价： HKD 31,120,000 ，成交时间：2007.04.0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7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这斗彩天球瓶可标志着清彩瓷器生产的顶峰。在巨大的器身紧密有致的纹饰布局上，巧妙安排配置不同釉色，尽收视觉上的美感和摄人效果。瓶腹下的湧湧波涛，像将要把寿石山吞噬，这和颈部的「八吉祥」花卉纹饰的祥和安靖成一强烈对比。而瓶腹的硕大团花以艳红的球花卉为中心，配合边沿的五朵寿菊，活像初昇旭日，绽放万丈光芒。天球瓶转眼间变身一颗耀目星辰。器形和主题真是再贴切不过。而绘画的线条包含大量的曲线，不论是婉丽的枝叶和团花，又或是汹涌的波浪，也和天球圆浑的器形相合得天衣无缝。这天球应是独一无二的珍品。现知资料中并未发现有可成对的例子。同是大型的斗彩天球瓶可作比拟者，或许只有于香港苏富比1976年11月卖出的斗彩「八吉祥」纹天球瓶，能在用釉和画艺上较量。
2: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天球瓶，尺寸：54.6厘米，估价：HKD 20,000,000 ~ 25,000,000，成交价： HKD 30,900,000 ，成交时间：2011.10.05，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3:清乾隆松石绿地洋彩苍龙教子祥云海水纹天球瓶，尺寸：50.8厘米，估价：HKD 18,000,000 ~ 25,000,000，成交价： HKD 21,775,000 ，成交时间：2019.04.03，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款。
本瓶造型硕大，洋彩艳丽，纹饰刻划五爪巨龙及幼龙，松石绿地上饰如意云纹。洋彩纹饰与松石绿地对比鲜明华丽。深红巨龙与粉红幼龙相对，威势尽显。瓶身巧绘瑞云，疏朗轻灵，衬托之下，双龙更为瞩目。色彩层迭，明暗有致，营造分明三维效果，云纹处尤为明显。乾隆帝（1735-1796年间在位）鼓励景德镇御窑艺匠用色大胆创新，如本瓶之松石绿地瓷器尤获青睐。
中国工艺纹饰刻划大小二龙相对，有传授知识之意。苍龙教子，早于宋籍已有记载。儒家古籍《三字经》（多认为王应麟（1223-1296年）作，亦有认为区适子（1234-1324年）着）乃传统启蒙教材，三子一句，朗朗上口，小儿读此经时，多随韵律摇晃身体以增强节拍感。《三字经》涵盖文学、哲学、地理、历史，更论儒家勤学、忠考、人伦、节义等，乾隆幼时应亦曾读此经，故此本瓶含义，相信早于弘历童年时亦曾朗读。
子承父训之题材，亦可见于耶稣会传教士、宫廷画师郎世宁（1688-1766年）绘《平安春信图》，此画由乾隆帝收藏，绘划乾隆年少时与父雍正帝相处，雍正递送一枝梅予弘历。乾隆帝于四十七年（1782年），即此画绘成多年之后于画上题诗一首：「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
此画描绘春季到临，万象更新，子承父训，或许亦有权位更替之含意。画中雍正帝姿态展示权威，弘历则上身微向前倾以表恭敬。2 此画亦用松石绿地，或为本瓶色地之启发。此外，画及瓶均以传授知识、继承权位为题，后者二龙相信乃指乾隆及皇子颙琰（后登位为嘉庆帝），二龙位置显示红龙地位为尊而幼龙为次，彷佛呼应画中雍正帝气度威严，弘历则恭敬顺从之貌。郎世宁笔下皇子英姿焕发，似乎已有准备继承皇位，反观瓶身纹饰之幼龙较为稚嫩，绘制此瓶时颙琰或更年幼。
4:清乾隆松石绿地洋彩描金莲托八宝纹天球瓶，尺寸：高52.5厘米，估价：RMB 10,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RMB 19,550,000 ，成交时间：2017.12.04，拍卖公司：北京大羿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瓶微撇口，长颈，鼓腹，假圈足。外壁以松石绿釉为地，口沿一圈如意云头纹，底足一周变体莲瓣纹，通体以粉彩间以洋彩饰折枝宝相花八吉图案，体现出极丰富的想象力与设计感。底松石绿地以金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纹饰中的吉祥元素皆以中国传统彩绘手法绘就，突出写实性。八吉祥，又称佛教八宝，由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结组成，象征佛教威力的八种物象，至乾隆时，宗教意味已失，纯为祥瑞图案，甚或与道教纹样混淆。其余各式洋花洋草则以西洋光暗技法表现，强调色彩过渡的处理，从而达到浓淡自然、立体感突出之效果，其枝蔓婉转翻卷，设色随之变换，展现丰富多彩的华丽，流露出典型的巴洛克式装饰风格。整体布局均衡，填色精准，红彩纯正匀净，绿彩娇嫩青翠，黄彩明快润泽，诸彩交映出淡雅柔和、臻于至美的内廷恭造风格。乾隆一朝堪称中国彩瓷历史之巅峰时代，其彩釉之丰富，品类之繁复，技术之高超，皆空前绝后，特别榷陶使者唐英殚心竭虑，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括中外良器之精萃，藉以御窑厂之能工巧匠，既崇尚复古，亦勇于创新，所带来的技术突破与艺术新姿采均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诚如《陶雅》所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彼时中西文化交流的标志正是体现为宫廷文化对西洋元素的吸纳和运用。乾隆皇帝兴趣广泛，对西洋文化的借鉴和推广在康雍二帝之上，他颇为推崇西洋装饰形成富丽堂皇之效果，因此登基之初即命传教士设计并建造了圆明园当中的西洋楼建筑群，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处时代标志。在宫廷工艺品的设计与制作上，乾隆皇帝的喜好致使西洋元素广泛运用，臻于极致，也让西方为之惊叹不绝，其中洋彩瓷器的成熟与流行，使得西洋技法与西洋题材在清宫瓷器上得到完美结合，品格不凡，铸就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洋溢西洋气息的绮丽篇章。珐琅即为一例，雍正重画珐琅，而轻掐丝珐琅，而乾隆则喜掐丝珐琅，复兴其制，以瓷、铜胎画珐琅器仿之，巧画金线，模拟铜丝。乾隆粉彩瓷器的艺术风格，一改康熙、雍正时期的清新雅致而变得纤巧华丽，创新出多种色地的粉彩瓷器，有红、蓝、黄、绿、粉、金、酱色以及豆青、窑变釉等多种色彩釉为地，上绘粉彩纹饰。此件佳品以松石绿釉为地，体型高大规整，所绘纹饰疏密有致，表现出当时御窑制器工艺的卓越成就。洋彩正是十八世纪清宫与西洋文化交流互动而产生的艺术珍品，它是雍干时期清宫对运用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彩瓷的正式名称，乾隆朝《活计档》、《陈设档》多作『磁胎洋彩』，原配木匣上也皆刻上『洋彩』品名。『洋彩』名称最早出现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所撰之《陶务述略碑记》：『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该碑据实记载，凭此表明清宫洋彩至少在雍正晚期已被珠山御窑厂成功烧制。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唐英在乾隆八年奉谕编撰完成的《陶冶图册》第十七编『圆琢洋采』中曾作如此评述：『圆琢白器，五采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须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绘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所调便于搨抹，而清水之色则便于堆填也。』
5:清乾隆青花釉里红狮子绣球天球瓶，尺寸：高28厘米，估价：RMB 5,000,000 ~ 6,000,000，成交价： RMB 16,100,000 ，成交时间：2017.12.04，拍卖公司：北京大羿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瓶直口较粗，圆腹，假圈足。外壁以釉里红和青花相间绘以纹饰，口沿及肩部各饰以锦地及如意云头纹，瓶腹绘狮球纹，狮子神态灵动，活灵活现，底部饰莲瓣纹。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狮子于汉代传入中国，被国人称为祥瑞之兽，狮子的梵语叫僧伽彼，即众僧的意思。狮子作为佛祖释迦牟尼的象征动物，在佛经《涅盘》、《大智论》中均有描述。佛教又以狮子为灵兽。《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载：『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景德传灯录》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狮子为佛座，《大智度论七》：『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又传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 『狮球纹』，又称『狮子戏球』，即力量与权力的结合，为中国古代艺术品喜闻乐见的装饰，尤得皇家所爱，在瓷器上以明代宣、成二朝官窑狮球碗罐最为着称，本品瑞狮形象较前更为写实入微，动感强烈。以青花釉里红来装饰狮球纹则是乾隆一朝的首创，体现彼时榷陶御窑厂锐意创新，勇于探索的新风。天球瓶是受西亚文化影响极深的一种瓷器造型，始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状若天球，故名天球瓶。于清代雍、干盛世得到广泛摹制和创新，成为宫廷陈设用瓷。青花和釉里红是两种不同的呈色剂，钴与铜烧成的温度和气氛要求不同，故烧制成功的难度极大。乾隆皇帝十分关心釉里红的烧造，曾主动提出对其烧成效果的明确要求，如乾隆三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记事》记录，十月二十九日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传旨：『釉里红龙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乾隆四年又谕旨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参见《唐英奏折》第六十二号）。于短短两年间就此下发两次专谕，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的烧造算是费煞心思。观各朝御瓷青花釉里红制品，青花浓重时则釉里红发色暗淡，釉里红鲜艳时则青花灰暗，历为榷陶者所伤神，如拍品两全其美者，百中不见一二，实为可贵。
6:清雍正青花穿花龙纹长颈胆瓶，尺寸：38.6厘米，估价：HKD 40,000,000 ~ 60,000,000，成交价： HKD 75,800,000 ，成交时间：2015.04.07，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青花龙纹长颈胆瓶，瓶腹饱圆，器颈转折柔润修长，绘五爪飞龙气势万千，穿梭繁花折枝地，将雍正帝的思古之情与审美高度，纳于一身。游龙穿花，跃于瓷上，源于十五世纪青花瓷，雍正一朝始见复作。龙纹乃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最重要之纹饰，象征帝王及皇权，此青花胆瓶钴蓝发色浓艳，纹饰强而有力，以堆栈法画制，仿效早明青花瓷深浓带黑斑效果，反映出当时瓷匠的高超技术。穿莲龙纹可见于永乐朝天球瓶，此时龙纹较大，至正德朝，龙纹略小，缠枝花地则更为密致，作于各式器形，包括瓷瓶、盘、盌等，纹饰近类此瓶。胆瓶形制修长，多见为单色釉瓷，雍正朝匠人取其绘穿花龙纹，再现古风。
此龙纹长颈胆瓶，纹饰浓丽，双龙游戏缠枝卷花间，极为珍稀，为现仅知的雍正作例，类同一件乾隆年制作例，尺寸较大，地绘密致莲纹。
7:清乾隆 紫红地洋彩轧道锦上添花胆瓶，尺寸：21.7cm，估价：HKD 40,000,000-60,000,000，成交价：RMB 40,663,981，成交时间：2018-04-03，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年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
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所制瓷器，纹饰极尽繁缛，洋彩色调秾艳丰富。此瓶色彩鲜丽，针锥剔刻花纹精细连绵，诚为乾隆御瓷风格之典范。此类瓷器称洋彩瓷，着色技巧学自西洋画法。康熙年间，欧人来华谨见，画师艺匠既引入珐琅丽色，也带来欧洲当时流行之设计及纹饰图案。至乾隆一朝，以珐琅料着色之洋彩瓷作更上层楼，精益求精。
十八世纪初，洛可可风格始兴于巴黎，繁丽延绵的凤尾纹及卷草纹，加上金色，配以柔和色调，风格旋即流行至法、德、意大利等国，影响遍及美术、手工艺品、室内设计及建筑。相较欧洲巴洛克艺术及建筑之壮丽沉稳，洛可可艺术予人轻巧曼妙之感；康雍两朝宫廷审美均趋庄严肃穆，此西洋风格则为之注入一股清心活泼气息。锦上添花之艺，中外皆有，乃以分层划花之法，强调饰地之间的对比，在中国始见于宋代，尤以耀州及磁州窑为名。有清一朝，用诸瓷器之上，则乃于已施釉烧成之白瓷上，先罩彩，再剔去饰纹部分之彩料，露出白瓷，以续加彩色。此技差不多同时出现于紫禁城造办处珐琅作及景德镇御窑厂，廖宝秀认为，洋彩器乃御窑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六年（1741年）后所创，以悦圣心，并提及乾隆帝曾批评此前所烧瓷器「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
紫禁城造办处所制瓷器，多着锦纹为地，较形拘谨，且多饰于盌、盘外壁。景德镇工匠则力求精巧，轧道多较细腻，虽为辅饰，却不受此之限。乾隆一朝，洋彩瓷器，多缀以锥剔卷叶凤尾纹，连绵细致，如锦织华绣，瑰丽堂皇，乃乾隆时期最繁缛华丽的瓷器种类之一。
8:清雍正斗彩“五色祥云”图长颈撇口胆瓶，尺寸：25.5厘米，估价：HKD 15,000,000 ~ 25,000,000，成交价： HKD 21,940,000 ，成交时间：2010.04.0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年春季拍卖会。
9:清雍正御制瓷胎洋彩珐琅春风碧桃图胆瓶，尺寸：高38.5厘米，估价：RMB 3,500,000 ~ 5,000,000，成交价： RMB 10,695,000 ，成交时间：2017.12.20，拍卖公司：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此雍正御制瓷胎洋彩珐琅春风碧桃图胆瓶，正是其中深刻体现胤禛此番摹古情结的一处杰出佳例！其式样典雅，亭亭玉立，于莹白温润之釉面上绘春风碧桃花图，数枝碧桃，横欹而出，苍雅多姿，花开二色，雪白娇红，粉嫩怡人，或吐萼含苞，绿叶阴阳反侧相伴，尽显春风中摇曳俯仰之姿。其画笔清秀细腻，设色淡雅逸丽，画意之雅犹如和风拂面，醉人心扉。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益见端庄贵雅之气。此式雍正御制佳瓷，乃摹仿宋人写实花鸟画之精髓结合瓷器工艺而成，遂营造出新的美学意境。彼时宫中画师承旨为之画稿，历经数番修改后，方交与御窑厂画手绘制成器，此过程中胤禛处处留意细节，力求绝对完美，正因如此，雍正御瓷洋彩花鸟方得冠绝一时。此式碧桃胆瓶为雍正御瓷之绝代奇品，以画笔妍美和布局精巧铸就其至高的艺术地位，成为瓷史之绝唱，美学之典范。
摹仿宋人花鸟画来入饰主题纹样，在雍正珐琅彩和御用高级洋彩瓷器当中流行，往往成对烧造，数量极其有限，本品亦然，与之原为成对者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二者纹饰、尺寸一致，近世流出清宫，各归一方。对于此类流露宋韵的清宫艺术品，胤禛寄予厚望，处处苛刻要求，以期完美再现宋人之意趣与文化，其崇尚宋人之情结由此表露无遗。重瓣碧桃，别名千叶桃，盛开花朵挂满枝头，花色粉红，明丽清雅，自宋代以来，备受文人所喜，赞咏无数，屡见入画，自然为胤禛所钟情，从弘历尚是皇子时（雍正六年）所作的一首赞咏碧桃诗文，可洞见胤禛对弘历审美之影响，诗文内容：“薄縠轻绡丽午风，画堂人静暮春融。重门难把芳心绾，独露一枝深院东。”比较两幅郎世宁画作（台北故宫所藏“碧桃洞石仙尨图”附图8、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碧桃花鸟图”附图2），明确感受到此式瓷绘春风碧桃图与郎氏关系密切，当时，胤禛下旨成造碧桃御瓷，由内廷画师承命绘制画稿，此任务非郎氏莫属。比较存世的两件粉彩春风碧桃图胆瓶，用料之精良，绘画之工致，均堪称独步一时，后世难以企及，完全暗合宋人花鸟画所倡导的意境。有宋一代是中国花鸟画的成熟和鼎盛时期，在应物象形、意境营造、笔墨技巧等方面皆臻于完美。花卉与禽鸟是宋代花鸟画最常见的主题。牡丹、芙蓉雍容华贵，碧桃、芍药妖娆轶丽，禽鸟神态各异，活泼生动，展现出自然界一派蓬勃生机。宋人以写生为追求，笔致温婉精细，形象真实生动俊俏，在富贵华丽的画面当中流露出文人所特有的含蓄。胤禛一贯追求文雅、素净、脱俗的审美标准正是来源于赵宋以降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美学凝积。对其理解至深，得其精髓愈多，故摹古之中自然深知奥妙，能引领匠艺重现宋人造器的精神。其取法宋人，古雅隽美，改绫绢为瓷胎，临摹转换，重现宋人雅韵，魅力非凡，体现了雍正一朝瓷器工艺绝古烁今的艺术成就。今日赏之品之，以一器之微，可窥视胤禛内心审美之世界，不亦乐乎！
瓷器上的文人画
“浅绛”本是中国山水画的术语，指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以淡赭、花青、藤黄等冷色彩渲染而成的山水画。国画中的“绛”即赭红色，又染以浅色，故名“浅绛”。
陶瓷界所说的“浅绛”或“浅绛彩”，是借用中国画的术语，指晚清至民国初年流行的一种彩绘瓷器。它以一种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胎上绘画纹饰后，再染上浅淡的赭石与极少的水绿、草绿、淡蓝等色彩，经低温烧制而成，画面彩料甚薄，色调清淡柔和，艺术风格与纸绢上的浅绛山水画大致相近。不过，浅绛彩瓷画的题材已不再局限于山水，还能表现人物、花鸟、禽兽等等。
这种瓷器上的浅绛彩瓷画，属于瓷器上的文人画，尤其是那些浅绛写意山水画，别有一种意境，气韵不凡，开辟了一条瓷器上绘画的新路子。由于浅绛彩瓷画的诞生，中国画的传统画法在瓷器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大拓展了空间，它在中国的瓷画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时间大约为70年左右。
浅绛彩瓷画与文人画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称，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与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相融，作者一般为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题材有山水、花鸟、古木、竹石等，表现手法以水墨或浅淡色彩写意为多。代表画家有唐代王维、元代倪云林、明代董其昌、清代八大山人、吴昌硕等，他们的画作充满诗情画意，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晚清、民国初年，景德镇的浅绛彩瓷画家为显示自己非凡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趣味，将诗、书、画相结合的文人画这一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直接以釉上彩料在白瓷胎上绘写富有诗意的画图。瓷画气韵生动，刻画传神，用笔用墨设色精妙，富有层次感。他们的画作或以宋元以来的纸绢绘画为粉本，或拟“四王”、“扬州八怪”等的笔意，或拟同时代的赵之谦、虚谷、任熊等海上画派的风格，并开创了瓷画上题写诗词、干支年月与作者署名的先河，有的还在落款处绘有印章。瓷画的大师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三人，既是浅绛彩瓷画的先躯者，又是当时的代表性画家。名家尚有：王凤池、汪藩、周子善、俞子明、任焕章、余焕文、蒋玉卿、汪章、马庆云、敖少泉、李瑞山、方家珍、颜筱云、潘植南、周筱松、汪照藜、徐善琴、高心田、汪友棠、许达生、黄铭光、高恒生、仙槎等。
这类浅绛彩瓷画创一代新风，摆脱了传统粉彩的“匠气”，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浅绛彩瓷画的题材
浅绛彩瓷画的题材摆脱了以往瓷画匠人以版画、年画为范本的单一画法，采用宋元明清及同时代绘画名家的纸绢画为摹本进行彩绘，打破了官窑的清规戒律，开拓创新，已涵盖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鱼虫及清供博古等各类画科。
山水类远追元代黄公望、倪云林，近摹清代“四王”。一般选取山林的幽静小景，如云山飞瀑、小桥流水、湖光山色、渔舟风帆、茂林修竹，寺院亭阁、山间农舍等。点景人物多用红色或青色，十分醒目，如曳杖老者、携琴高士、骑驴老丈之类。画面生活气息浓郁，表现出一种逸趣，令人清心静思，神往不已。
人物类多写意作品，仿黄慎、任伯年等的画风。仕女图有少女沉思、吹箫、春困、弹琴等，且仿效道光年间著名人物画家改琦、费丹旭的风格；高士图有“米芾拜石”、“渊明爱菊”、“竹林七贤”、“踏雪访梅”、“携琴访友”等；仙怪图有“加官进爵”、“福禄寿”等；反映百姓生活的有“渔家乐”、“耕织图”、“垂钓图”等。
花卉翎毛鱼虫类，大多取材于传统的寓有吉祥之意的图案，效法恽南田、华秋岳、张熊等的构图与笔法，如“富贵白头”，“喜上眉梢”，“八百千秋”，“安居乐业”，以及“柳间春蒸”、“绶带海棠”、“果蔬图”等等。
另有明清两代流行的清供博古图案，也出现在瓷面上，这些图案与当时“海上画派”的风格相类似。
浅绛彩瓷的器型、胎釉及款识
浅绛彩瓷的器型甚多，大小不一，有高达75厘米左右的方瓶等，也有仅仅几厘米高的水盂、小酒杯等，汪友棠的小瓷板画《秋江帆影图》只有7厘米见方。
浅绛彩瓷的器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陈设观赏瓷，如瓷板，琵琶尊、象耳尊、鹿头尊，兽头环耳瓶、方瓶、六方瓶，文房四宝(水盂、笔筒)等；一是生活日用瓷，如帽筒、盆、盘、碗、壶、杯、盖碗、盖盅、酒墩、香炉、烛台等。
早期的浅绛彩瓷，大多瓷胎较厚，瓷质较疏松，釉面为橘皮釉(釉面呈微微起伏的波浪纹)。绝大部分瓷器的口沿以一圈金边为装饰，但金边大多已脱落。名家所绘浅绛彩瓷，与一般的瓷器有所不同，瓷质釉色滋润细洁。民国初年的浅绛彩瓷与早期已有不同，瓷胎较薄，瓷质较细，釉面光滑。
浅绛彩瓷的款识有底款与画面题款两种，底款指年号款、堂名斋号款，画面题款指瓷画上作者的题款。
年号款，即模仿历代官窑纪年款的方式，书写于器物底部。一般用楷书或篆书书写，如“大清同治年制”、“同治年制”、“大清光绪年制”、“光绪年制”、“官窑内造”等。这些底款有的是伪托款，与实际年代不符，应该以画面题款中的干支纪年为准。底款有带边框，有不带边框。
堂名斋号款，即书写于器物底部的堂名、室名、斋名、轩名等，或制作者的室名，或收藏者之印。制作者的室名如“友竹轩作”、“心萱堂印”、“光绪庆云书画”、“庆云书画”等，收藏者之印如“筱园珍藏”、“靠苍阁藏”等。
这里再提一下浅绛彩瓷画上作者题款的书法。瓷器上的书法，一直以来只是瓷器上的局部装饰而已。可是，浅绛彩瓷画题款的书法已不同旧时格局，充满艺术趣味，不仅有楷书、行书、隶书，还因受到当时书法家与金石学家的影响，出现了篆文、金文及其释文。
浅绛彩瓷的历史地位
浅绛彩瓷曾盛行一时，在中国瓷器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功不可没，尤其是在传统粉彩与民国新粉彩之间的承上启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历来陶瓷研究专家对浅绛彩瓷都很重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民国年间，黄矞《瓷史》中指出：“其特品为白地五彩(浅绛彩的别称)，而摹古名画，绘以丹青山水、人物、花鸟者，诚清玩之雅具。”“同光之际，以程雪笠绘者为最胜，次则有小轩作款者，不知姓氏，亦卓尔不凡，二子之写生写意不独设色精美，其运笔描神，玲珑苍雅……”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中曾说：“(光绪年间)还出现一类创新品种：水墨五彩(浅绛彩的别称)……色调淡雅，清新明丽；拟八大山人、新罗山人等笔意的人物花鸟和浅绛山水等画面，往往写有题句，并署有干支纪年款和作画人姓名；其余瓷器的绘画风格，深受同时代的赵之谦、虚谷、任熊、任伯年等名家的影响。”
浅绛彩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被新粉彩所替代，但浅绛彩瓷画冲破了传统粉彩的束缚，拓宽了瓷画家的创作思路，开创了一代瓷艺新风。从有关资料看，民国著名瓷画家潘匈字、汪晓棠、汪野亭、王大凡等，都曾师承浅绛彩名师，绘写过浅绛彩瓷画。浅绛彩瓷尽管消亡了，但它的釉上彩技法被民国时期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画家所传承、发扬、创新，从而诞生了新粉彩这一瓷绘品种。
曾经有人指出，在浅绛彩基础上形成的新粉彩，从艺术上讲未免有“从俗”的倾向。“珠山八友”与浅绛彩瓷画家的不同之处：“浅绛是文人画家所绘的瓷器，而‘珠山八友’则是艺人模仿文人画家在瓷器上作中国画。”(刘新园《瓷板与瓷板画》)
浅绛彩瓷画是文人画家在瓷器上的绘画，属于文人画的范畴，这种瓷画既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境界，又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因此，它从一诞生就受到文人雅士的赏识，而今更为收藏家、书画家和文化人的关注。在瓷器收藏中，人们一般都侧重于瓷器品相的完整与否。笔者以为，浅绛彩瓷画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艺术性，与其收藏艺术水准平平的全品相浅绛彩瓷，还不如收藏富有艺术魅力的有次残的浅绛彩瓷。
今天，我们重新面对浅绛彩瓷这朵瓷苑奇葩，更觉得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还其历史本来面目。那些浅淡柔和、精美素雅的浅绛彩瓷画，尤其是瓷画名家、文人书画家的作品，它们是我国古代瓷器中的精华与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
行家眼中官窑与民窑瓷器的区别
官窑与民窑有什么区别？这两者生产的瓷器又有何不同？近日，记者就此请教了研究明代官窑的专家与学者。
“官窑与民窑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两者在生产工艺、图案纹饰、艺术价值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别一般人并不了解。”从事青瓷收藏与研究近20年的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馆长叶英挺说。“我认为，所谓的民窑主要以普通百姓为服务对象，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选择适当的地方进行自行生产与销售各种瓷器。目前在龙泉已发现的窑系里多以民窑为主，其在造型、结构、用料、造材等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而官窑则是由官方营造并主持烧造的，一切行为都以服务于皇宫为基础。官窑还能够强制占有优质的瓷土和原料，劳役天下的能工巧匠，而且控制了釉料和制瓷工艺，严禁民间进行仿制，不计生产成本，制作技术精湛，代表了当时全国的最高制瓷工艺水平。每一个操作环节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皇宫内派出内官对官窑进行直接管理。在《大明会典》中就曾有‘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的文字记载，其所谓‘样制’指除了某类瓷器在本身的器形、规格、釉色、纹饰都要求纯正、规整以外，风格也要求统一。另据史料记载分析，官窑的烧造场所还会配有专门的军队把守，即使是当地官员也无法接近，更无法见到各种器物，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其瓷器的独有性和特权性。”
叶英挺说，由于官窑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因能在民间流传下来的瓷器极少，而不像民窑那样为数众多，所以，目前官窑与民窑的收藏品市场价格差距也非常大。据统计，全球各地收藏的明朝官窑完整青瓷器也只有50多件。
浙江省收藏协会副会长、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顾问华雨农，是此次龙泉官窑的发现者之一。他说，官窑和民窑的区别从现存瓷片图案的线条制作工艺上，在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对比后，即使是普通的市民也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官窑的线条明显要比民窑的流畅和娴熟，简直做到无可挑剔的地步，而民窑则明显感到有很大的随意性，其败笔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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