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南宋词人李清照有一首很著名的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这里提到的“玉枕”就是青白釉瓷枕。
枕头是人们日常起居的重要生活用具，中国古代的枕头最早是以天然石块制作的，以后逐步扩大到使用木、玉、铜、竹、瓷等材料。其中以瓷枕的数量最多，应用最为广泛。它同其他日用陶瓷一样，是随着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瓷枕创烧于隋代，唐朝时开始大量生产，两宋及金、元时期最为鼎盛，至明清时期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也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1.绞胎瓷枕 唐（公元618年—907年），1956年河南郏县刘家渠出土。此枕为长方形，是唐代出土的新颖别致的胶胎瓷器。胶胎瓷器是用两种不同的泥料做坯，一深一浅，两者交叠拧绞再施釉烧制而成。由于胎泥绞糅的方式不同,形成了变化多端的纹理,或如木纹、或如鸟羽、如行云流水,达到了独具一格的装饰效果。
图2.白瓷枕 五代十国 吴（公元892年—937年），1956年江苏连云港市玉带河王氏墓出土。此枕呈长方形，釉色柔润，白中泛黄，枕面刻划牡丹纹。造型朴素大方，刻划简单洒脱。
图3.磁州窑三色荷花瓷枕 宋（公元960年—1279年）。瓷枕的用途非常广泛：不仅用作暑季纳凉，还有镇宅之威，作为墓葬的冥器，小型瓷枕还可以用作诊脉的工具。磁州窑瓷枕主要是我国北方民间夏日纳凉度夏的使用寝具。其造型多变，纹饰多样，是磁州窑制品中的精品。
图4.白釉珍珠地划花鹦鹉纹枕 宋（公元960年—1279年）。
图5.磁州窑白釉剔刻花卉诗文长方形枕 元（公元1206年—1368年）。在瓷器中，再没有比文字装饰更能直接反映时尚的了。
瓷枕的装饰风格，按照不同朝代、不同产地各有差别。唐、五代时期以前的瓷枕多以模印、细划及绞胎等为主；宋金时代则以绘画为主，同时出现了更为复杂的装饰手法。随着制瓷业在工艺技术、造型装饰手法等方面的不断改进，瓷枕所展现出的艺术成就也越来越辉煌。在瓷枕的发展史上，以宋代北方磁州窑系所烧的瓷枕最具有代表性。这一时期生产的瓷枕种类繁多，造型优美，装饰纹样也多彩多姿。这些造型与纹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习俗与时尚，这一点尤其以带有文字纹饰的瓷枕最为明显。
瓷枕从烧造之初，工匠们就十分注意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这使得我国古代的瓷枕中精品迭现，使瓷枕不仅成为一种日用器具，更具备了极高的观赏、陈设、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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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宋代白瓷孩儿抱荷叶枕清赏
宋代白瓷孩儿抱荷叶枕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馆藏有一件宋代白瓷孩儿抱荷叶枕，通高17.2厘米，长21.5厘米，宽15.4厘米，是一件精美的定窑白瓷作品。匠师把瓷枕设计成一个仰卧于榻上的男孩，表情质朴纯真，双手持一荷叶，以荷叶为枕面，构思巧妙，富有情趣。这件瓷枕人物雕塑栩栩如生，神情状貌表现得恰到好处，形象天真可爱，反映了宋代写实的审美取向及雕塑造型艺术的高超技艺。
定窑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到宋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烧制的瓷器以白釉为主，亦有少量的黑釉、酱釉、褐釉、绿釉等品种。宋代定窑白瓷的瓷土筛选精细，烧成的瓷胎细密坚致，体轻薄，釉色白中泛黄，呈牙白色；主要装饰技法为刻花、划花和印花，尤其以印花工艺最为精美，图文流畅，多见荷花、牡丹、萱草、鸳鸯等纹饰。“泪痕”为宋代定窑的典型特征，指的是器表的流釉现象，在烧制过程中釉层随器物垂挂流淌，宛如垂泪，故称“泪痕”。
这件宋代白瓷孩儿抱荷叶枕，构思精妙，工艺精美，釉面多有薄层垂釉，形如“泪痕”，加上瓷质精良，釉色如象牙般均匀滋润，整体给人以柔和温馨的美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定窑白瓷精品。
滴露研珠话瓷砚
宋代定窑柿红釉砚
宋代褐釉雕塑双层雕塑砚
“这些都是瓷砚，这是明代的彩瓷，那是宋代白瓷……”面对着展示柜里琳琅满目的瓷砚，馆长姚远利不急不缓，如数家珍。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内陈列着2000多件藏品，大部分是各朝各代古色古香的匾额。除了匾额，博物馆目前还开设了瓷砚展，从汉代到明清，80多方形制各样、釉色精美的瓷砚陈列在此，寂静无声地等待着参观者好奇打量的目光。
瓷砚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多用作明器，也就是殉葬品。随着朝代更迭，制瓷工艺也在不断成熟，反映在瓷砚上就是其形制愈发丰富，彩绘愈加精美。比如说制瓷业成熟发达的宋代，制瓷业水平大幅度提升，瓷砚无论是形制、色彩都是从前无法比超的。在展出的瓷砚里，姚馆长着重推荐了四方宋代瓷砚。
眼前这方柿红釉圆形砚，砚身釉彩明亮，触感圆润。其妙处在于砚堂和底部之间呈镂空状，为防止砚堂塌陷，镂空内部设计了几处小巧的支撑，这些无不体现着制作者的成熟技艺。在它旁边是一方宋代定窑白瓷砚，通体象白，砚面光滑，拿在手上十分轻盈，浑身透着低调的轻灵。
相比之下，另一方同样是定窑白瓷的十二生肖砚看起来要厚重许多，最抢眼的是一只卧在砚堂右侧的老虎，姿态慵懒，轻轻勾画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活灵活现。另一方宋代官窑瓷砚是姚馆长在杭州偶然得到的，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肥厚的釉质，无论眼观还是轻触都充满润的质感，天青色的釉彩仿佛诉说着江南烟雨淡淡的哀愁。
姚馆长从1993年开始收藏瓷砚，是经验丰富、眼光精准的资深藏家。瓷砚是文房把玩的一个品类，喜爱藏砚之人或多或少都会收藏瓷砚，只不过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谈到如何鉴赏瓷砚，姚馆长说：“关键要看形制和釉色，以此来判断年代，再就是从制作技艺和精美程度看其品位高低。”而眼下市面上也流传着不少瓷砚仿品，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对此姚馆长的个人经验是，“砚堂触感是否滋润”是鉴别关键。
虽说瓷砚有一种沉静秀丽的美，但从魏晋到清末，它都没有撼动过石砚在实用砚中的主宰者地位。毕竟从实用性角度来讲，研墨用石效果最佳。
砚成为特定书写工具之前，可供选择制砚的材质实际上很丰富，比如金、银、铜、铁等金属类，玉、玛瑙、水晶、松绿石等玉石类，还有玻璃、陶、原始青瓷、竹、木、漆器等。但从石制研磨器出现到秦汉时期砚的形成，再到余下的几千年里，石材一直都被人们当作制砚首选材料。
相比之下，瓷砚的实用性着实不高。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砚，以瓷土为胎，烧结温度在1200℃以上，烧成之后青瓷砚密度大、硬度高，因而坚滑不受墨。瓷砚的形制有时也会成为研墨的阻碍，比如有的瓷砚砚堂高凸，纵然砚中放满水，研墨之处仍无水，自然无法研墨。
古人多将瓷砚用来“滴露研珠”，即研磨朱砂——在宋朝以后，瓷砚与科举关系密切。文人们批改文章、书院判卷、科考圈点，都加大了朱砂的使用量，瓷砚这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清凉瓷枕夜生香
瓷枕，是我国古人纳凉的寝具。李清照名篇《醉花阴》中“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的词句，形象地将青白釉瓷枕喻为“玉枕”，并反映了瓷枕清凉去热的物理特性。
瓷枕始见于隋代，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乘凉的床上枕具。到了两宋及金、元时期，瓷枕的发展进入繁荣期，产地遍及南北。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被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古人认为，瓷枕有“清凉沁肤、爽身安神”的作用。古代瓷枕的品种复杂多样，南北方各大名窑都有烧制，以宋代的艺术成就最高。宋代以磁州窑、曲阳定窑、扒村窑、当阳峪窑、登封窑所出瓷枕为多。其中尤以河北磁州窑和曲阳定窑的产品最负盛名。磁州窑瓷枕富有时代特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瓷枕形状多姿多彩，有长方形、腰圆形、半月形、鸡心形、四方形、六角形、八方形、椭圆形、银锭形……也有塑成婴孩、卧女等人物形，卧虎、卧龙、双狮、寿龟等写实形以及雕镂成宫殿、戏台等建筑形。其造型精巧，制作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瓷枕上施以彩釉，并绘精美的图案，或花鸟鱼虫、珍禽野兽，或诗词歌赋、格言警句，或山水人物、日月星辰，还有很多反映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意趣盎然，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此枕造型为一男孩卧于榻上，他双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一副天真顽皮的神态。胖胖的圆脸，双目炯炯有神，身着长袍，外穿坎肩，下着长裤。衣纹线条和衣着、木榻上的刻花装饰简洁流畅。
“珠山八友”瓷话
在当今陶瓷收藏界，应该没有不知道“珠山八友”的。“珠山八友”在当时的名称是“月圆会”，即景德镇御窑厂停烧以后，部分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高手聚集一起，形成的一个艺术雅集性质的艺术社团。他们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有着共同的志趣，在绘画上追求清代中期“扬州八怪”的风骨，所谓情投意合。正像“珠山八友”之一的王大凡在《珠山八友雅集图》中表述的一样：“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
“珠山八友”成员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毕伯涛、何许人、程意亭、刘雨岑，再加上徐仲南、田鹤仙，“八友”实为10人。“珠山八友”指一个群体，而不是确数。他们也不全是江西人，其中王大凡、何许人、刘雨岑3人都是安徽人。这其实不奇怪，正如“江西诗派”也并不全是江西人一样，“以味不以形也”。
年龄最大的徐仲南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比年龄最小的刘雨岑年长32岁（刘雨岑生于1904年）。“珠山八友”在艺坛活跃了近百年。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国破家亡，匹夫有责”的动荡时代。“珠山八友”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各方绘画艺术的营养，以“扬州八怪”为典范，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瓷画创作，冲破明清官窑瓷绘画的樊篱，像一股清泉，一泄而下，不可遏止。他们虽为一个群体，但各人艺术风格迥异、特色鲜明。譬如，王琦瓷绘人物，汲取了黄慎的写意手法，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技法至今影响着艺人；邓碧珊是第一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国画的泼墨法，在瓷器上绘山水，同样出现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给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创“水点”技法，在粉彩艺术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主席专用瓷，被誉为当代官窑。
“珠山八友”似乎成了一定时期瓷器的代名词。虽然学术界对八人的定位还有一些异议，但其实这并不重要，就像美术界对待“扬州八怪”的态度一样。撇开这些名词的争论，去实实在在地看他们的作品，因为只有作品才是品评一切艺术价值的标尺和对象。后人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正是他们这个群体，延续了景德镇瓷器的余韵，使人们在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史上找到了更多的自信。□喻可心
陶瓷文化：古瓷明珠话建窑
建窑座落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后井、池中村旁；距建阳市区约35千米。水吉镇历史上曾属建州辖地（州衙驻地在建瓯）,建窑因处古建州辖地而得名。因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建窑”又有“水吉窑”“瓯宁窑”等称呼；由于建窑以生产黑釉瓷器见长，故文献上又有“乌泥窑”等记载。建窑窑址主要分布在芦花坪、牛皮仑(包括庵尾山)、大路后门和营长乾(又名社长埂，包括园头坑)等处，遗物分布面积约12.6万平方米。建窑创烧于唐代，兴盛于两宋，宋末元初趋于衰落以至停烧。历史上建窑以烧造风格独特的黑釉碗著称，俗称“建盏”。建盏釉色品类丰富，尤以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名贵瓷品饮誉海内外，成为建窑系黑釉瓷器的命名窑场。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窑在唐代中晚期已开始烧造瓷器。此时产品为青瓷。五代末至北宋初，开始烧制黑釉瓷。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是建窑的鼎盛时期，其杰出成就表现在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釉色方面，黑釉达到极致，代表性的釉色有乌金釉、兔毫釉、油滴釉及鹧鸪斑、曜变等；器形则以碗(盏)为主，兼有少量灯盏、钵、高足杯、罐、瓶等。造型古朴，胎体厚重、坚硬，胎色灰黑；釉汁肥厚，胎釉结合致密。宋末元初建窑还生产青白瓷，胎白釉润。
两宋时期，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布衣之家，对建盏都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彩色也。”建盏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功能令人叹为观止，并成为宋代社会的特殊文化载体。1935年6月，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拉玛到建窑进行考察，趁当时兵荒马乱，雇佣当地村民盗挖建盏并运回美国。建国后，先后有来自国内及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比利时、西班牙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德国、南非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到建窑参观考察。1960年10月和1977年5-7月，厦门大学、省博物馆和建阳县文化馆联合对芦花坪窑址进行了二次科学发掘。1989年12月至1992年7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省博物馆和建阳市博物馆联合对大路后门、营长乾和庵尾山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科学发掘，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基本摸清了建窑发展的历史脉落。考古队清理了晚唐五代至宋末元初的龙窑基址十座，其中90SJY3长达135.6米，为国内已知最长的古代龙窑，亦堪称世界之最。1999年，建窑遗址考古发掘(1989-1992年度)被评为建国五十年来福建省十大考古发现。建盏属于古代结晶釉的范畴，含铁量较高。在高温熔烧过程中，由于窑内火候的高低和气氛的变化，使釉面产生奇特的花纹。这些釉面花纹与华丽的彩绘或繁缛的雕饰不同，它们是釉料在一定的温度和气氛中产生变化的结果，变化莫测，似为“窑神”之作，具有神秘的艺术魅力，博得了众多文人雅士的喜爱和赞颂。建盏釉层普遍较厚，釉汁肥润。由于建盏都用正烧，故口沿釉层较薄，而器内底聚釉较厚；外壁往往施半釉，以避免在烧窑中底部产生粘窑；由于釉在高温中易于流动，故有挂釉现象，俗称“釉泪”“釉滴珠”，这是建盏的特点之一，其他建窑系仿建产品往往达不到这种效果。建盏玻化程度较高，釉面光亮但不刺眼，给人以宁静庄重之感。由于釉料配方的不同，窑内温度及气氛的变化等因素影响，建盏釉色呈现多种纹理。建盏的胎质含铁量较高，色黑或灰黑、黑褐；胎骨厚实坚硬，扣之有金属声，俗称“铁胎”，手感厚重；含砂粒较多，故胎质较粗糙，露胎处手感亦较粗。从烧成工艺分析，建盏为高温烧成，若胎土淘洗太细，则器物易变形。正由于建盏胎体厚重，胎内蕴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的保温，适合斗茶的需求，所以，在宋代成为最上乘的茶具之一。建盏是宋代饮茶习俗与审美方式高度融合的统一体，它的兴起与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密不可分。说到建盏，必然联想到“斗茶”。闽北地区历来盛产茶叶，乌龙茶、红茶、白茶等闻名遐迩。北宋蔡襄所著的《茶录》（成书于1049～1053年）和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年）书中，以及苏东坡、范仲淹等一批文人雅士的诗文中，都把当时的“斗茶”描写得维妙维肖，激起了世人的浪漫情怀，对“斗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斗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项乐事。为了创造最佳的斗茶效果，不仅需要茶品好，技巧娴熟，而且需要优质的茶盏，此所谓“好马配好鞍”。宋人“斗茶”以茶色白者为上品，故《茶录》说：“茶色白，宜黑盏”，这样黑白分明，一目了然。建盏的特性最适合“斗茶”。首先，建盏的釉色变幻莫测，兔毫、油滴、鹧鸪斑、曜变等纹样令人美不胜收，具有浓郁的东方艺术色彩，这种装饰纹样既依靠釉料配方的变化，又依托窑内烧成温度与气氛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纹理，具有无穷的艺术魄力，似为“鬼斧神工”之作，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其次，建盏造型别致，边薄底厚，胎骨厚重、坚硬，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和隔热性。当地百姓至今流传一种说法：三伏天用建盏盛菜越宿不馊。再者，建盏口大足小底深，盏口面积大，可以容纳更多的汤花且便于观赏，而足小底深则易于茶渣沉淀和倾渣，以免影响茶色。建盏的诸多优点使其他窑场生产的茶盏大为逊色，因此成为宋代最佳的“斗茶”用具。在宋徽宗时，建盏已作为宫廷御用茶盏，由此，建盏身价倍增，备受社会青睐。文人墨客更是不惜诗文大加赞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1037-1101)在《送南屏谦师》诗中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味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谦师—北宋时期高僧，精于“斗茶”之道)。宋代“斗茶”成风，文人咏茶成趣，对建盏推崇备至，客观上刺激了建盏的生产。这也是建窑窑炉密布、瓷片窑具等堆积如山的原因。建盏在哪里出现，“斗茶”就在那里上演。宋代建窑的窑炉长度多在70米以上，多条窑炉超过百米，有的一窑产量高达10万件，令其他窑场自叹不如。视其原因，与宋代大量的社会需求、特别是“斗茶”的需求密不可分。建窑为斗试家们提供了上乘的茶具，增添了无尽的生活情趣；而茶风的倡导和传播又促进和壮大了建窑的生产规模，使之成为一代名窑。盏因茶而兴，茶因盏而荣。宋元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也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福建泉州港和福州港迅速崛起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瓷器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大量销往海外。特别是南宋时期，国家鼓励出口，同时，为防止钱币外流，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以瓷器绢帛为代价兑换，因而瓷器输出量更大。据宋赵汝适《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即公元1225年)、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等文献记载，早在南宋时期，建窑生产的建盏就已大量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风靡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使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镰仓幕府时代(公元1192-1333年)，日本的僧侣们来到我国浙江临安天目山径山寺学佛，回国时带回了一批黑釉茶碗。因碗采自天目山，故称之为“天目碗”；此后，“天目瓷”逐渐演变为日本陶瓷界和收藏界对中国黑釉瓷的统称。据有关学者考证，“天目”一词见诸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十三世纪中叶。也有学者认为出现在日本庆永年间（公元1394—1428年）。伴随着中国茶风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建盏也越来越受到日本各界的喜好和珍爱，并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被视为茶具中的瑰宝而珍藏，武士贵族间举办盛大茶事活动，往往以拥有一件建盏而荣耀。据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先生统计，日本国内各大博物馆、寺院、美术馆和民间都收藏了不少建盏精品，包括兔毫、油滴、曜变等。尤其是“曜变”天目碗，目前仅日本收藏三件完整器；此外，日本还收藏十几件宋代建窑油滴茶碗，其中既有国宝级的、也有重要文化遗产级的。建窑自宋末元初改烧青白瓷器，黑瓷工艺随建窑的衰落而被历史的尘土掩埋了六百多年之久。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挖掘建盏的技艺、恢复建盏的生产受到社会的关注。1979年，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键鹰教授等主持开展建盏的恢复研制工作，攻关小组在建阳瓷厂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终于在1981年3月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恢复研制的仿宋建窑兔毫盏的样品，并获得了有关人士的好评。此后，兔毫盏逐步走入市场。建阳当地的民间艺人也在不断的探索建盏的恢复制作方法。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仿宋油滴盏、鹧鸪斑盏等建盏产品也相继在建阳恢复生产，并批量上市销售。目前，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及港、澳、台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12月，建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来，宋代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的成交价屡创新高。其中：2011年5月11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宋代建窑银兔毫盏成交价1105250英镑（折合时价人民币约1500多万元），创造了建盏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新高。201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240万元。201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480万元。2016年9月15日，美国纽约佳士得“临宇山人”专场预拍会，一件宋代建盏成交价107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00多万元），创下建盏成交的最高价。
赏名家画瓷的缤纷万象
我爱陶瓷，爱的真诚，爱的深切。它温润不霸气，内坚不露锋芒。简洁却有博大的内涵，那华丽的身姿、高贵的气质、端庄高雅的气度，无时不惹人荡漾心肠。无瓷不贵，无文不雅，瓷益智，文养心。当英国航海家德雷克爵士在太平洋上拦劫西班牙船队并将船上货物运抵加利福尼亚时，中国的青花瓷被带到了北美，当这些西方人第一次见到中国瓷器时不由惊叹：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迷人、更完美的事情了。
远在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发明了制陶技术，瓷器在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已进入成熟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瓷器发明在浙江完成。而釉下青花瓷器则最早起源唐宋，成熟于元代，流传至今。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点土成金，使这种土与火的结晶逐渐从实用跃至殿堂，曾一度成为帝王贵族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初唐以后，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世界各地，与丝绸、茶叶等一起成为中国外贸和外交的重要载体。陶瓷艺术的每一次变革也都是不同社会文化与审美价值碰撞的结果。
在百花齐放的艺术世界中，当代名家画瓷历史相对较短。百年来，投身画瓷创作与革新的艺术家们，在传统的道路上沐浴着时代之光，在传承古老艺术形式的同时，为其注入全新生命活力。终于在21世纪的今天打开了陶瓷艺术固守千年的大门，使瓷瓶、瓷板化身为继纸张、帆布之后又一载体，为不同风格的艺术家们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创作领域。
画瓷作品和书画作品相比，有人做也有天成，这恰恰突显了它的趣味。这种趣味天成带来的快感和冲击力在一瞬间是大于在宣纸上绘画所带来的感触的。加入到瓷画艺术创作中来，一扫传统工匠艺人画瓷的俗气。当代书画名家在景德镇制作的素胎器物上，把釉土当纸墨创作，犹如在宣纸上作画一样的感觉，追求一种大气磅礴的中国画味道，并融于书画家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后经窑中施釉等十几道工序之后，在气窑内高达148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制11小时，才能变成美丽、明亮、纯正的青花瓷颜色。由于胎质、釉质、温度等诸多条件影响，出窑后瓷器的精品率只有30%左右，所以一件完美无缺的瓷器艺术品自古亦是来之不易的，工艺的复杂也增添了它珍贵的存世价值。
“名家画瓷”无疑掀起了中国瓷器艺术的新风，突显增添了瓷艺品的魅力和内涵。各类名家已是在相应艺术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本来就是极少数的精英群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就已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审美特征和发展印记，在这些人通过创作提升瓷器艺术品审美价值的同时，对于自身也是一种有难度的挑战。瓷艺画不同于平面创作，特别是瓷器是圆的，十分强调追求立体感，在绘画中要格外注重绘画的连续性和立体表现，因为每个面看都要漂亮。因此，需要进行大胆创造，在绘画构图上和装饰效果上，要有一些新的构思才行，并经过多次尝试，才能求得瓷艺画与瓷器的完美结合。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李延声说道：书画家比较有创意，而陶艺家本身是单独地在陶瓷语言上寻找灵感。任何艺术门类都有它的特长和局限性，要做的是把他们各自的特长发挥到极致。
如今，书画领域已在艺术市场的交易中占有显要份额，每季的拍卖市场交易额更是屡创新高，而名家创作的瓷画艺术则刚刚进入投资者和收藏家的视野。画家画瓷专场也才是近几年才出现在拍卖中，由于兴起时间短、大众认知度有限，故市场还尚未成熟烫手，价格也大多处于比较合理、理性的增长阶段，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升值空间。实践也在向世人证明，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国陶瓷绘画，利用成熟的颜料与材料的科技进步，几乎可以容纳当代国际所有美术形式的绘画表达，不仅如此，更是具备了其他媒介难以想象的美学浪漫和神奇。四海传文华，九州尽芬芳，相信名家画瓷，定会成为这个世纪一番佳话。
近几年拍卖场的新宠———中国书画家画瓷拍卖专场，每次亮相都有不俗的战绩，无论是从成交额，还是成交率，都次次刷新着瓷画作的拍卖历史。早在2008年，著名画家范曾的“老子演义青花画缸”就以134万余元成交；2009年王锡良粉彩《黄山四千仞》瓷板拍出了782万元；而在今年5月的嘉德拍卖中，王大凡《禹王治水图》粉彩瓷板更是拍出了920万元的高价。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如王镛、龙瑞、彭先诚、方骏、朱新建、朱道平、江宏伟、徐乐乐、霍春阳(微博)、邓林、韩羽、张桂铭的画瓷作品都以高价悉数成交。
“名家瓷画作品带来的冲击显然具有更高的文化属性，这个潮流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陶瓷创作十分重要。换一个角度，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包容、大智慧、不狭隘，都是产生伟大作品的基础。因此，名家瓷画与当代传统陶瓷创作领域所出现的新文化撞击，是一个极具观察价值的现象，如果这种冲击可以为中国当代陶瓷带来新的格局变化，那么，这也将是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发展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