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瓷器的鉴别与欣赏。
冯先铭《中国陶瓷》一书中提到：“均瓷的烧制更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唐代均窑在何处？唐均又是什么样?无人知晓。唐玄宗李隆基“赏其精美、喻起峻险、示其独秀、惊起易变”到底是不是指的是唐均釉，也有人质疑。现代有人收藏有“唐均釉”，描述其特征为“唐均皆为蓝色釉，同样是以釉面有蚯蚓走泥纹为特征。胎色深褐，胎体厚，饼式底，全裸釉，四周上部和下部各有怪兽贴在器壁上。这些器物大多为祭祀用品。”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唐均釉还是一个迷。
在大英博物馆Room33，陈列着世界上收集最全、最精美、展览最丰富的中国瓷器，总共有1700多件展品，时间垮度从公元3世纪到20世纪，一些展品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一件，它包括中国五大名窑中的全部：汝窑、官窑、钧窑、定窑和哥窑。
大英博物馆藏品中有不少钧窑、钧釉器物，逐步上一些供大家鉴赏学习。
北宋：
宋官钧烧造时间很短，大约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烧造品种丰富多样，但是烧造数量不是很多。
宋官钧器型基本上仿自古代青铜礼器，所以造型古朴典雅。宋官钧的胎质并不精细，通常泛出灰色，甚至褐色，但是胎质坚硬，叩之有金属声。施釉一般及底足，很少露胎。宋官钧为多次施釉，釉层较厚并且平静肥腻，有些情况下有流淌现象。宋官钧有五大特征：（1）蚯蚓走泥纹。宋官钧在上釉前为了避免瓷坯在高温烧造成破裂或变形，只用较低温度素烧坯体，以便于挂厚釉。釉层在干燥时或烧成初期发生干裂，后来在高温阶段又被粘度较低的部分釉质流入孔隙填补裂痕，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隐纹，如象蚯蚓在泥中游走，因此称为蚯蚓走泥纹。传世器形较大的器物无一例外有这种现象。
（2）龟裙色。宋官钧器物底部涂以芝麻酱色釉，釉上聚集一块块不均匀的蟹甲壳色青釉，或称龟裙色，这是介于蓝绿之间的釉块。是否有龟裙色也是鉴定真假宋官钧的重要依据。（3）棕眼。棕眼原本指动物表皮粗糙的毛孔。借喻到瓷器上指釉表皮细密的小坑点。宋代钧窑大多数都有棕眼的现象。（4）数字。宋官钧刻有一到十数目字，数字越小，器物越大。宋均刻款都在素胎成型时刻划，然后再抹一层芝麻酱釉；而仿品大都先抹釉后刻款。（5）宋官钧还有一种特质，那就是迸音。它见水以后，会发出一种奇特的开片声音，夜深人静时，似乎可以洞穿心腑。宋民钧以及后代仿钧窑，没有见到这种现象。
宋民钧烧造时间很长，从北宋初年一直到北宋末年。在河南省禹县、临汝、宝丰、郏县、鹤壁、辉县、林县、安阳、新安、宜阳、河北磁县、山西浑源、内蒙包头、浙江金华均有宋民钧窑址发现。
宋民钧主要是碗、盘之类的生活日用瓷，虽然偶尔也生产陈设瓷器，但是造型靠近日常器皿。宋民钧的胎质相差较大，有的叩之有金属声。有的则声音沙哑。但是，总体品质是胎质粗松。宋民钧施釉一般不及底足，露胎较多。宋民钧没有蚯蚓走泥纹、不刻数字、没有龟裙色，有棕眼。在釉色上反差较大，并且红、紫色较少。
钧窑在河南省禹县，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钧瓷著称于世，传世不多，评价甚高，民间历来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说法。它属北方青瓷系统。创始于唐，兴盛于北宋晚期，其黄金时代大约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即1101～1125年），以后历代都有仿造。它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
钧窑瓷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其区别于其他青瓷的一大特色。钧窑釉色大体上分蓝、红两类、具体的可呈现月白、天青、天蓝、葱翠青、玫瑰紫、海棠红、胭脂红、茄色紫、丁香紫、火焰红等。其中，蓝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是各种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淡的称天青，较深的称为天蓝，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都具有莹光一般幽雅的蓝色光泽。
钧窑瓷的胎质虽不精细，甚至胎色泛灰，深色者几乎呈褐色，但胎骨坚硬。釉色为多次施釉，釉层肥厚、平静腻润，并时有流淌现象，且釉面常有扭曲的蚯蚓走泥纹。当时，宫廷除烧造少量的碗、盘等日用生活器皿外，大多烧造御用瓷，器型规整严谨，比例协调合理，重心或多或少有下坠感。总体来看，宋代钧窑瓷器古朴典雅，规整大气，釉层肥厚而平静，窑变丰富而协调，犹若贵妇人般的雍容华贵。
元代：
元代仿钧瓷器以碗、盘、炉为主，不见盆、奁、洗、尊等陈设物件，多为民间日常生活用品。胎体修胎较粗糙，不规整，工艺不精细，胎质粗松，瓷土杂质多，淘洗不纯净，瓷胎烧成温度较低，叩之声音沙哑，个别的因为叠烧，碗内心亦露胎成素烧圈。底心多露胎且有明显凸起的鸡心点。釉面多棕眼，光泽较差。釉色单一，仅见天青，天蓝两种，施釉不到底。
明代：
5、明代景德镇官窑仿钧瓷
明代仿钧釉主要是江西景德镇官窑、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江苏宜兴的仿钧釉称为“宜钧”，广东石湾的仿钧釉称为“广钧”、“泥钧”、 “软钧” “纱钧”。
明代景德镇官窑仿钧瓷主要在宣德年间。传世品有炉、盘、碗。炉胎骨厚重，器内施白釉，外壁挂玫瑰紫色釉。碗均为浅式，口外撇，里外施紫红色釉，底部无釉，修胎留有旋纹，圈足平削。盘，敞口，圈足，内外施玫瑰紫色釉，外底无釉，釉面泛橘皮纹。明代仿品只注重釉色，造型为明代官窑瓷器典型样式。
元、明：
清代（乾隆）：
清代景德镇官窑仿钧瓷主要集中在雍正年间，嘉庆、光绪年间也有仿钧瓷。清代雍正七年，恢复了钧瓷的制作，一是仿北宋红釉，底部无釉，二是以天蓝，月白为主，雍正官窑仿钧瓷大多有篆书刻款，较易识别。但如果不落款的仿钧器要仔细鉴别。其造型和釉色虽乱真，但雍正仿钧瓷器的红釉，釉色较淡而且较薄，有的器物在凸现的出棱部位能看到白色胎骨，其底部虽大多涂有一层黑色釉汁，但胎土却为白色，更为典型的是不见蚯蚓走泥纹。清代后期的仿钧瓷普遍演变成为窑变釉，釉面变化丰富，奇状惊人。光绪时有仿钧瓷鼓钉三足洗和碗，但是釉色以天青色为主，没有红斑和紫斑。
taoci52.com编辑推荐
历代瓷器名品欣赏
瓷器，是一种比陶器更坚硬的器皿。它以瓷土制坯，表面有一层润泽透明的釉，断面不吸水，扣之音响清脆。瓷器，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色泽为青。六朝时，瓷器无论质地、火度和应用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瓷”这个字在汉以前指“瓦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瓷”为：“瓦器，从瓦次。”而“瓷”的意思与实物相应正式出现则在西晋。晋代的东瓯窑是我国第一座有文献记载的窑场。
这里收集了部分中国历代瓷器名品――青瓷、白瓷、黑瓷、釉里红、窑变、油滴、玳瑁、粉彩、法琅彩、墨彩、青花、黄釉等等……精美的图片和经典的赏析短文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些瓷器的精与美之所在。
窑变釉圆壶在唐代，曾流行过窑变釉花瓷。其呈色机理是由于釉水中含有多种呈色金属氧化物，在瓷器烧造过程中因釉水熔融下流而形成各种自然流淌的美丽色斑。此壶的釉色以黑色为主，釉面上形成了泉涌般的白色和蓝色斑纹，使器物既庄严又活泼。同类器物极难见到，一般都可定为珍贵文物。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长沙窑贴花舞蹈人物纹执壶该壶造型为撇口、短颈、硕腹、平底假圈足。肩部有八棱短流。与流对应的另一侧有扁形曲柄。柄、流之间有双耳。腹部堆贴三处花纹、内容分别为单层方塔，在圆毯上跳舞的舞伎、侧立吹奏乐器的伴奏者，堆贴纹上均施褐色彩斑。器物造型大方、纹饰精美，是长沙、窑瓷器的精品，曾参加1992年全国文物精华展览。原件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衡阳市，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紫定全彩壶高18.1cm口径9.1cm定窑以烧白瓷器为主，兼烧酱釉、黑釉等其它釉色的瓷器。酱釉通常称为紫定，十分稀少。这件紫定壶造型为盘口，直颈斜收，丰肩，平底，釉色为酱紫色，腹部绘金彩已脱落。只能微见痕迹，是难得的紫定珍品。全国已发现的紫定瓷器不足十件，而描金彩者仅此一见，价值高昂自不侍言。曾参加1990年中国文物精华展览。原件1984年出土于安徽省肥西县。现藏于安徽省合肥市文物管理处。
景德镇窑影青莲瓣形温壶通高25.8cm壶为北宋景德镇湖田窑所产，由注壶和温碗两部分组成，注壶高扬长流，壶盖上雕塑一只小狮子。肩部雕刻有垂莲瓣纹。温碗口部做成一朵盛开的莲花，圈足部雕饰一圈覆莲瓣纹，全器精巧雅致，是北宋景德镇窑影青瓷中的极品。曾多次参加全国文物展览，其图片于1991年被国家邮电部印成邮票向全国发行。1963年出上于安徽省宿松县，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钧窑粉青窑变粉红碗高8.9cm深7.6cm口径15cm足径4.6cm其造型为圆口内敛、尖底小圈足。口缘较薄，胎体向下逐渐增厚。在粉青釉地上出现因窑变作用形成的铜红斑块。圈足无钧釉，涂饰浅储色薄汁，是钩窑器中的佳品，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国内拍卖市场价可达数十万元。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哥窑葵口碗·南宋口径20cm该碗口沿造型为六瓣葵口式，是常见的宋代碗类造型。但其通体开冰裂纹。“金丝铁线”特征明显，亦属于典型的传世哥窑器物，特别珍贵。1992年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览。现藏上海博物馆”。
金·白唇黑釉油滴盏宋、金时期，福建建阳窑生产的黑釉盏最为著名，称“建盏”。其器型主要有两种：一为敞口浅腹盏，一为敛口深腹盏。其胎色青黑，胎釉均厚，下部垂釉严重。由于窑变作用，釉色品种有兔毫、油滴、银星等多种，而以兔毫为多见、油滴、银星均为罕见，十分珍贵。有的盏圈足底还刻“供御”、“进栈”字样，是供奉的御用品，更为难得，除建窑外，当时全国其它众多的窑场也生产这类造型的黑釉盏，釉色比较著名的有吉州窑的玳瑁——釉色酷似海龟壳；鹧鸪斑——釉色酷似鹧鸪鸟羽毛斑纹。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的河北定窑生产的这类产品，造型为多敞口盏，其特点是胎薄体轻、胎色洁白。釉色常常不够黑，而呈铁红色或酱褐色。河南省一带常生产一种白唇黑釉盏，其唇口是白色的素瓷。唇口以下器内外施黑釉，有的黑釉釉面上满布“银星”或“油滴”，是非常珍贵的。这些盏类一般都比较小，口沿直径多在14厘米以内，高度多在5.5厘米以内。这类黑釉器，在日本被称之为“天目”。一些“油滴”，“银星”类黑釉盏被奉为国宝级，特别宝贵。
龙泉窑荷叶盖大罐高30cm口径24cm直口鼓腹，荷叶形盖，盖顶有纽。由盖至器物底部只饰数道凸弦纹。通体施青绿釉，釉色较莹润。整个器物造型简洁大方，充分展示元代瓷器的造型力度，是元代龙泉青瓷中的佳品。民间交易价在万元以上。1990年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览。原件1984年出土于江苏溧水县，现藏该县博物馆。
青花骑马人物纹罐高34cm口径21cm足径20cm腹径33.9cm该罐造型为典型的元代大罐特点，广口、短颈、宽肩鼓腹、下腹收。整个器型矮平，其青花绘画精细传神，主题纹饰取材于元曲“汉宫秋”，反映王昭君与匈奴人的生活场景。青花发色鲜艳，构图细密，为元青花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原件藏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
景德镇窑甜白釉盘高7.6cm口径38.3cm足径37.9cm永乐时期，景德镇窑烧造成功釉质洁白，温润肥厚的白釉瓷器，称“甜白”。以后的各类彩瓷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该盘造型为敞口、大圈足、细砂底，胎骨较厚重，釉质莹润，是永乐甜白瓷中的佳作。现藏上海博物馆。
五彩鱼藻纹盖罐高33.2cm口径19.5cm该罐造型端庄，装饰手法以釉下青花与釉上红、黄、绿等各种色彩相结会，描绘出红鲤鱼游曳于莲藻之间。作品色彩浓艳，是嘉靖五彩瓷器的精品。1990年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览。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青花龙凤纹执壶通高20.1cm口径5.1cm足径6.7cm该器物造型为盘口细长颈、硕腹、平底矮圈足、曲柄弯流。口沿上有带鸡心式钮的平盖。盖面饰卷枝番莲纹。口沿部饰二方连续的涡纹。颈部饰松、竹、梅、石纹。流及柄上饰花叶纹。弯流与腹部衔接处加饰兽首纹。腹部龙凤纹及缠枝莲、云纹。器底青花楷书“大明万历年制”双行款。青花发色灰蓝，是万历时期的典型色彩。该壶为万历青花瓷器中的精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宝石红观音尊高45.1cm口径10.9cm足径13.7cm郎窑红瓷器红色鲜艳，美如红宝石，故又称之“宝石红”。也有人认为其红色深艳，如初凝之牛血，亦称之为“牛血红”。郎窑红瓷器内外开片、釉面透亮垂流，除口沿浅淡外，越往下红色越浓艳，但一般流釉不过足。口沿因釉层薄，出现“灯草边”，故称之“脱口垂足郎不流。”此尊造型规整，釉色鲜红透明，是不可多得极为珍贵的“郎窑红”官窑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青花岁寒三友图瓶高33cm其造型为大口、长直颈、垂腹、圈足外撇。口沿绘一周卷草纹，圈足外壁绘一圈缠枝灵芝纹。瓶身绘松、竹、梅“岁寒三友”图。绘画精美。器底有清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是清代官窑青花器中的珍品。1990年在香港拍卖，以200万港市售出。
景德镇窑釉里红三鱼碗高9.2cm口径22.4cm足径9.1cm该碗胎釉细腻，釉里红呈色鲜艳，碗外壁绘三尾釉里红鳜鱼。底足内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是雍正官窑器中的精品。现藏上海博物馆。
景德镇窑墨彩山水图笔筒高14.8cm口径18.5cm足径18.5cm彩瓷器以雍正朝为多见。其改变了康熙时的大写意手法，变为以纤细的笔调写实的风格。此笔筒腹部绘一幅山水图，墨色浓淡分明，构图合理得体，洛调高雅，力雍正墨彩瓷器之逸品，十分珍贵。上海博物馆藏。
珐琅彩花蝶活环壶高13.4cm口长6.2cm口宽4.9cm足长6.5cm足宽5.1cm该壶造型别致，活环为挂烧而成。器外壁施胭脂红釉，釉面上有“轧道”卷草纹，再绘出花蝶图案，内壁及底施湖绿釉。器底中央有“大清乾隆年制”三行篆书款。是乾隆时期极为珍贵的珐琅彩瓷绝品。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粉彩莲花纹盖碗通高9.6cm口径11.5cm足径4.6cm该碗将整个器形装饰成一朵盛开的莲花，花纹细腻规整，色泽娇艳柔美，口沿、纽等部位装金，碗底有“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是道光官窑瓷器中的精品，现藏上海博物馆。
黄釉划花双龙纹碗高7.5cm口径16.1cm足径7.1cm宣统一朝时间很短，其官窑瓷器传世品不多，非常珍贵。该碗造型为圆唇口、深腹口以下缓收，微垂腹，圈足，外壁划刻双龙纹，黄釉釉色纯正，釉面匀净，是宣统时期官窑瓷器中的精品。现藏上海博物馆。
粉彩花鸟水仙盆此件水仙盆。器型为五瓣梅花式，造型规整，口沿饰回纹，器外壁至足施孔雀蓝釉，外壁绘“喜上梅梢”花鸟画，器内施绿釉，底施白釉，在器外壁口沿上，署描红“大雅斋”楷书款，右边并缀椭圆章式描红“天地一家春”篆书款。底部有描红“永庆长春”楷书款，这件器物精细雅致，实力不可多得的晚清官窑精品瓷器。藏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宜兴窑紫砂瓷器介绍及精品图片欣赏
紫砂笔筒
明代以来书斋文化十分流行，清代宫廷更加讲究文房用器的制作，各种材质的文房用品均由内廷出样，一部分在造办处制作，另一部分交地方政府按样制作，地方官员需按年例向宫廷进贡文房清供。宜兴紫砂精光内蕴，含蓄温雅，不仅适合茶器的制作，也用于宫廷文房陈设。清宫旧藏的御用紫砂文房用具虽数量不多，但质量一流，均由内廷出样在宜兴烧制后再到造办处进行二次加工。
如雍正、乾隆时期，造办处漆作加工绘制的紫砂描金彩绘大笔筒既有宫廷用器的富丽堂皇又充满温馨的书卷气；雍正紫砂金漆云蝠澄泥砚砂质极细，呈色古雅。除笔筒、砚、水丞等文房用品外，更有紫砂仿生文玩、花觚、壁瓶等陈设，体现了清帝的书房情趣。
宜兴窑紫砂描金堆绘携琴访友图大笔筒
清雍正，高16.5cm，口径19cm，底径18.5cm。
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宽圈足。口沿髹黑漆描金缠枝莲边饰一周，器底髹黑漆。附描金漆座，云头形三足。黄砂泥。通体描金堆绘携琴访友图：在烟波浩淼、奇山秀树的环境中，一高士执杖行于蜿蜒的小径，书童抱琴紧随其后。路的尽头是白墙所围的二层屋舍，摆放方桌的二楼轩敞明亮，置身其中，远山近水、白帆点点、摆渡船夫、风吹芦苇尽收眼底。一幅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完美地复制于笔筒上。
髹漆描金是清代宫廷紫砂特有的装饰手法，工艺繁复，富丽堂皇。除器身绘图外，笔筒的口边和器底也髹漆描金，做出讲究的边饰，更增添了宫廷气息。这种底髹黑漆的大笔筒是在宜兴烧好素胎以后由清宫造办处二次加工的御用文房用品。
宜兴窑紫砂描金堆绘山水人物纹大笔筒
清雍正，高16cm，口径19cm，底径19cm。
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宽圈足。口沿为髹黑漆地描金回纹，底髹黑漆。附描金红漆座，云头形三足。黄色砂泥。外壁描金堆绘山水人物图。画面展示了江南渡口的生活场景，江水辽阔，微起波澜，船老大正奋力驾驭一叶坐满船客的扁舟向岸边靠近。岸边渡口有人在等候渡船的到来，通往渡口的途中一骑驴的高士正匆忙赶路，家仆肩挑行囊紧随其后，他们的前方有人推着装满行李的独轮车，有人轻装荷伞急步前行。两岸草木葱茏，风光绮丽。
宜兴窑紫砂描金堆绘打枣图大笔筒
清雍正，高16.5cm，口径19cm，底径18.5cm。
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宽圈足。黄色砂泥。口沿髹黑漆描金彩回纹边饰，底髹黑漆。附描金红漆座，云头形三足。外壁描金堆绘打枣图。枝叶繁茂的枣树枝干粗壮，硕果累累，枣子已经鲜红熟透。一持长竿的老翁正哄着小孙孙打枣玩耍。老翁着深色衣衫，与小童的粉衫对比鲜明。小童的表情顽皮可爱，老翁深受感染。远景为坡地、树木，使画面具有辽阔感。
紫砂胎上的髹漆描金装饰在清雍正时期做得最好。此笔筒的口沿使用黑漆描金修饰，底部用黑漆包罩，正如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所称赞：“或青坚在骨，涂髹汁兮生光。”
宜兴窑紫砂桃式砚滴
清雍正，直径7.2cm，口径1.3cm。
砚滴为连枝带叶桃实式，以黄白砂泥为胎。顶端进水孔有粉红色小桃花覆盖，茎端为出水孔。口与盖作卡口，将盖稍做旋转便会牢牢卡住，即使晃动和倒悬也不致脱落。砚滴表面于黄白之上点染褐红色斑点，周围浸染一片浅粉色，好似熟透了的鲜桃。
清雍正时期的御用文玩中不少是宜兴制作的紫砂器，如此精美的紫砂砚滴却并不多见。
宜兴窑紫砂金漆云蝠砚
清雍正，高2.6cm，直径21.6cm。
砚扁饼形。砚面突起形成砚堂，外环水渠为砚池，设计巧妙，造型简洁。砂泥呈深栗色，沉稳古雅。胎体致密滑润。口沿和外壁堆塑彩绘缠枝灵芝纹，描金彩朵云、寿字、飞蝠等纹饰，十分精致。砚底部内凹，满髹黑漆，乌黑莹亮。
此砚精工细作，采用雍正时创制的砂泥堆绘技法，具有宫廷御用砚品高雅富丽的特征。故宫博物院旧藏雍正皇帝御用紫砂砚仅此一件，原藏于清宫懋勤殿。
宜兴窑紫砂百果诗句砚滴壶
清乾隆，高5.4cm，口径1.1×2cm，足距2cm。
此壶造型以石榴为身，蘑菇为盖，藕节为流，灵芝为柄。肩部饰瓜子，底承柿子、桃子、核桃三支足。壶身上的微缩瓜果均采用果实本色，形状逼真。主体壶身砂泥呈冷金黄色，掺杂点点暗红砂。腹部刻行书“仙家瓜果四时同”七字。
作为文房用具的砚滴最早出现时为铜质，两晋时期烧造出青瓷砚滴，此后历代都有瓷质砚滴问世，但精美的紫砂陶质砚滴则十分稀见。
宜兴窑紫砂御题澄泥套砚
清乾隆，盒高9cm，长48cm，宽45.3cm。
六方紫砂澄泥砚置于大紫檀木盒内，盒面填金隶书“萃珍含润”。每方砚分别配有随形的紫檀木盒，盒盖上部均嵌玉一块，上分别刻玉螭纹、兽面纹、玉卧蚕等，下部为填金隶书乾隆皇帝御题。此套砚是在澄泥中掺进一定比例的宜兴紫砂精心制作而成，澄泥中掺紫砂不仅使砚的颜色微现深紫而凝重美观，而且会增加研墨的摩擦力，使砚膛更加“吃墨”。据砚身题字可知，六方均为仿古砚，分别是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汉石渠阁瓦砚、仿汉未央砖海天出月砚、仿宋德寿殿犀纹砚。
宜兴窑紫砂三连核桃
清乾隆，高3.4cm，足距4.4cm。
核桃三联式。姜黄色砂泥。其造型、纹路、色泽、质感皆惟妙惟肖，技艺之精已臻巧夺天工之境。此类作品是专为皇帝和后妃赏玩的仿生文玩。
宜兴窑紫砂彩绘花鸟纹委角笔筒
清乾隆，高13.5cm，口径12×12cm，足径11×11cm。
笔筒方形，委角。浅黄色砂泥。外壁以白、粉、黄、绿等色设色，四面分别绘有：鹭鸶莲荷、飞燕桃花、喜鹊登梅、双蜂戏菊。笔筒色调丰富，制作技艺纯熟，所绘花树枝叶纷披，摇曳生姿，禽鸟等轻盈灵动，顾盼生辉。以紫砂胎施以粉彩的做法在清乾隆时期大量出现。
宜兴窑紫砂双螭福寿水丞
清乾隆，高5cm，口径4.7cm，底径3.6cm。
水丞圆唇口，扁腹，两对螭龙托珠为座。砂泥呈黄色，质地极为细润。外口下有回纹和云头纹边饰各一周。器身堆绘绿泥五蝠及双“寿”字，寓意“五福捧寿”。此器造型精巧华丽，为紫砂文玩中的佳品。
宜兴窑紫砂描金彩绘天鸡尊
清乾隆，高15.5cm，口径5.5cm，足径10.5cm。
尊作天鸡驮宝瓶式，天鸡腹中空，与宝瓶的底部相通，鸡首口部有出气孔。通体以白、绿两色砂泥制成，以金彩描绘花纹。天鸡立于祥云之上，背托宝瓶，翅膀、鸡冠等部位施红彩。宝瓶上绘金彩祥云及“寿”字纹。
此尊砂泥极细，装饰华丽，是乾隆朝宫廷御用文房清供之一。
宜兴窑紫砂梅花鹿
清乾隆，高12.8cm，长13.8cm。
一只小鹿睁大眼睛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姜黄色砂泥制成。鹿的毛色暗黄，通体布满白色梅花斑。双眼及四蹄皆为黑色，神情警觉，聪明可爱。鹿与 “禄”同音，寓意高官厚禄，因此明清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工艺美术品的装饰。
此紫砂小鹿形态逼真，做工精致，代表了宜兴窑制作皇室御用文玩的高超水平。
宜兴窑紫砂彩绘花鸟纹壁瓶
清嘉庆，高14.5cm，口径6×3.3cm，足径6.5×2.5cm。
壁瓶半圆式，正面敞口鼓腹，背部平坦，颈后下方有方形小孔，便于悬挂。紫红色砂泥，细腻光润。腹部彩绘莲塘花鸟图，池塘中水波荡漾，荷花盛开，几枝芦苇随风摇曳，一只水禽展翅从远方飞来……彩绘色调柔和，用色淡雅清疏，犹如一幅工笔绢画，令人回味无穷。
宜兴加彩工艺是在泥绘装饰的基础上吸取粉彩工艺发展而来的一种装饰艺术，清乾隆朝开始较为盛行。
清雍正瓷器精品欣赏
据清宫内务府《活计清檔》的记载，造办处在康熙朝成立，至雍正时期运作机制逐渐步上轨道。造办处承做的皇家用器，每一件文物的产造，皆需经过「呈核再做」的程序，即使如此，当装饰纹样或器形不符合皇帝期待时，整件文物必须重新进行修改、调整与再制。因此经由造办处承造的皇家用器，充分地反映出皇帝的艺术品味。
在雍正皇帝的眼中，造办处的造作应该具有「内廷恭造式样」，应该和一般民间文物有所区隔。两岸故宫典藏雍正年款的文物甚丰，此次展览挑选其中精品，包含瓷器、珐琅、玛瑙、漆器、玻璃器与松花石砚等，从皇权象征、吉祥寓意、文人雅趣、仿古创新和东西洋异趣等五个面向切入，归纳雍正时期皇家用器的特色。
一、皇权象征
自古以来，皇家用器即具有承袭正统与展现王治的象征。对于继位存在合法性争议的雍正皇帝而言，产造象征皇权的文物，更成为宫廷造作的重要目标，其中以龙纹最具有代表性。
清 雍正 红地白龙海水纹盖罐
清 雍正 铜胎画珐琅黄地牡丹纹蟠龙瓶
二、吉祥寓意
「盛世太平」和「山高水长」是祈求国祚绵延的象征，「福寿康宁」和「子孙万代」是美好人生的祝祷，在雍正皇帝的倡导下，吉祥寓意成为皇家用器上流行的装饰母题。
清 雍正 瓷胎画珐琅蓝料山水碗
三、文人雅趣
早在亲王时期，雍正皇帝就深具文人涵养，登基为帝之后为了使吉祥寓意不俗，遂在装饰题材或器形上，加入松、竹、梅等文人喜爱的元素，在皇家气势中同时融合了文雅气息。
清 雍正 松花石竹节砚
四、仿古创新
雍正时期的皇家用器，无论模仿自古代文物的器形，或在釉彩和纹样上融合新与旧的元素，或利用新质材和新技法重新诠释旧意象，都直接反映出从传统中创新的风格。
清 雍正 仿龍泉窑凤尾尊
清 雍正 仿钧釉兽耳弦纹瓶
清 雍正 仿哥釉古铜纹方尊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雍正 玛瑙碗
五、东西洋异趣
来自欧洲的西洋文明和来自日本的东洋趣味，都带给雍正时期的宫廷造作一股新动力，在东西洋新概念、新技法和新装饰纹样的交流下，使宫廷文物的产造呈现出更丰富多元的面貌。
清 雍正 铜胎画珐琅玻璃天球冠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雍正 绿地粉彩描金堆花纹六角形瓶 上海博物館藏
清 雍正 粉彩镂空团寿字盖盒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雍正 描金彩漆包袱式纹长方盒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雍正 铜胎画珐琅缠枝莲纹六孔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雍正 仿汝釉瓷五管瓶
神钧窑与钧窑
钧窑自唐始、宋盛以来，因缺少确切的记载和详实的论证，其真实面目一直扑朔迷离。建国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钧窑的恢复，乃至其卓越成就的展现，钧窑理论的建构已成必然。钧州说、钧台说、神后说等从不同角度丰富着钧窑理论，成为古陶瓷研究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神钧窑的理论诞生，更为钧窑的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并将钧窑研究推上了新的层次。
神钧窑是在综合诸多钧窑理论的基础，尤其是在神后窑的资源优势基础上进行补充中完善起来的。它在强调神后的自然资源优势的同时，更强调社会文化资源优势。它认为：自然资源为钧瓷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资源却为钧瓷入主宫廷、显赫瓷林，创造了必备条件。
神钧窑理论的创建者为润雅斋的龙山逸人。通过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收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神后禹州的史实记载等素材，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倾向，总结钧瓷的成功发展，包括工艺特征、艺术史实、文化思惟、当今成就之后提出，钧瓷就是君瓷，君王之瓷，是君王之瓷的略写。
首先，他从民俗理论角度作了论证。他认为，产生了钧瓷的神后，一直与皇帝君王有着密切联系。
早在秦汉时期，汉高祖刘邦避实击虚，因借道神后率先入关，一统江山。每当思及在神后古龙山化险为夷、兵精将广时，便觉有天助，于是封山建庙祭天，此后改古龙山为今大刘山。（详见《钧州志》）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追捕刘秀，幸亏躲在大刘山山神身后谐音（神后），才躲过一劫。光武帝登龙廷，讲及此劫，认为是先帝庇佑，便封该地为神后。（神后一带盛传有王莽撵刘秀的传说，其中有压妹台、扳倒井、冷星明之说）。
唐开元年间，神后一带出了个大名人画圣吴道子。据说钧瓷就是由他帮助神后艺人创烧成功的。为了纪念他的功劳，便起名为道玄瓷。（详见王锡玉、耿花玲编著的《神州之宝——中国钧瓷》1991年）
真正将钧窑定名的当是唐玄宗李隆基。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宫廷经验、结合道玄瓷的特定审美体验，效仿唐太宗的三镜为鉴的典例，御封了“精警惊尊”四大特征，昭诰王孙、借此谨行，诰封为“君王之瓷”。（详见温剑博《钧瓷的理念》、《惚兮恍矣，其中有象——钧瓷审美二论》）
五代十国时期，酷爱陶瓷艺术的后周世宗柴荣的一句御求诗“雨过天晴云破处，诸般颜色捉将来”，将钧瓷推上了文化艺术的更高层次。（见温剑博《柴世宗与钧瓷》及《开山立祖话钧瓷——宋钧的成就》）。
北宋时期，重文抑武的治国方针，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钧瓷也再次得到大发展，徽宗赵佶御封“神钧宝瓷，绝妙精品”，严禁民间私藏，将钧瓷艺术达到极致，从而入主宫廷。并因神奇的“神后”所独产钧瓷而封为“神后”，作诏告示天下。
靖康之变，三峰山大战，将阳翟（今禹州市）的陶瓷基业毁于一旦。宋高宗赵构偏安杭州，苟且残生之时，仍笔墨生花，思汝念钧，有了“杀无赦”的“祭红”悲女，御封“神后”，以示普天下之土，都比神后之土高贵。可惜，终不能得，因他不过是半个皇帝。（见李争鸣《追根求源话钧瓷》）。
元太祖忽必烈敬封道教为国教，御封丘处机为国师。受到恩宠的丘处机思及百千，便赴神后，再次烧出祭天的钧器，贡奉朝廷，以作回报。
明永乐年间，周王棣在神后猎获“瑞兽一驺虞”，进京作贺，神后再次声名远播。（见苗锡锦《钧瓷志》）
明嘉靖年间，世宗朱厚熜，追慕先贤，笃信道教，曾花费黄金百两购一钧瓷花盆为获取钧器，免派钧州赋役。不能得，便为其儿穆宗起名朱载后，为其孙神宗起名朱翊钧，以祈神钧宝瓷的再现。（见李争鸣《追根求源话钧瓷》。）
清雍正帝为讨儒雅文武大帝康熙的欢心，曾密令臧应癣年希尧烧制钧瓷。鳝鱼黄、蛇皮青、黄斑点、吉翠等风格别具的钧瓷深受大帝所爱，因此也为自己取得“九五之尊”提供了有力保证。（见温剑博《诗话钧瓷》）。
雍正七年，著名窑官唐英，得御旨亲仿钧器，终不能成，只得派幕友吴尧圃到禹州调查取料，才有几分相似。（见晋佩章《钧窑史话》及杨静荣《历史名窑与原料》）。
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寿诞贺禧，知州曹广权贡奉“禹贡九鼎”，惹得老佛爷芳心大开，赏金封官，调至京都为吏。并附庸文雅点评神后的“后”字，她讲：光武帝封“后”，不足为奇；宋徽宗封“后”，以土压人不对；宋高宗封“后”以人压土，也不对；自封为土人并行为“垢”。幸运的是，清王朝不复久矣，要不神后就真成了一个污垢遍地的神垢。（见温剑博《钧瓷一千五百年》）。
这样自封建王朝建立伊始的秦汉至唐宋元明清的终结，神后这个神奇的地方，一直因有着与王室的关系，也就将钧瓷文化推上了另一个境界。
其二，从等级制度造就了钧瓷的至上地位方面作了论证。封建社会的中国有着等级森严的传统，影响到陶瓷行业，不可避免地推出一种至尚 的瓷器，因钧器的特有风范，无可替代地成为瓷中之王。
秦汉封建王朝伊始，便有董仲舒的尊卑观念。文化方面最为突出，建筑方面也得到充分反映，在各种装饰上也得到表现，服饰方面、车行仪仗方面也都有鲜明的体现，陶瓷艺术更是不例外。
有一位陶瓷考家在考证了“天下名瓷，汝窑为魁”时，便大胆地提出“汝”实际上是“你”，第二人称代词，在旧时是“汝辈”“另类”之意，是“君王”的“孤”、“朕”的对立面。作为汝瓷的对立面，无疑当是“君瓷”——钧瓷。另外汝瓷所张扬的文化氛围是似玉、胜玉之美，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种人格精神。故为旧时士大夫文人所尊仰。因此，钧汝瓷关系，实际上是尊卑关系，是作为君王与文武群臣的象征关系表现出来的。在程朱理学兴盛之际，这种等级观念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三，从钧瓷美学方面作了论证。钧瓷自身的魅力昭示着其丰富的王者思惟，而不仅仅是审美和鉴赏的一种单纯悦乐。
在钧瓷创烧之前，一直是南青北白的瓷业现状，南方以越窑的秘色瓷千峰翠色著称，北方以邢窑的似冰类银著称。一直是素裹淡妆。到了唐代，因有了唐三彩的绚丽色彩，更多地启示瓷业的努力，一直试图有所突破，最终有了黑底泼斑的黑唐钧诞生。紧接着一位钧瓷艺人横空出世，那就是给绘画奠定基石的巨擎人物——一代画圣吴道子。
正是基于辞官退隐故乡的吴道子的神来之巧，一种别具风格的高温窑变、自然天成的颜色瓷终于诞生了。从此改写了青白瓷一统天下的局面。
综观钧瓷的特质可以发现，（一）钧瓷的釉色丰富多彩：色浅时，有韵质的变化；色重时，有山水风光四时季节的展现，更有花木鸟兽、风雨雪霜的隐现，有包罗大千世界之象。正如，唐玄宗李隆基的感悟，是江山社稷的象征。她是如此美好，人人都想得到它，拥有它。作为君王岂不珍爱它。（二）钧瓷的迸片行纹之特征，看似破裂，实则一体。对于玄宗来讲，已上升到社会矛盾的层次，也即大唐江山，远观富丽堂皇、雄伟壮阔，不可一世；当你走近细观时，实际上恰如破裂的纹片，处处皆有，岌岌可危。这种感触使身经宫廷迭变的玄宗而言，更为阵痛，他认为江山社稷也恰如此器，易碎之、易覆之，作为君王不能熟视无睹。（三）钧瓷还有一种特质，那就是迸音。无人触摸却能不时发出似琴胜钵的惊音。夜深人静时，似乎可以洞穿心腑，在唐玄宗时期，因不能很好解释这种理化现象，便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被玄宗认作是上苍的物语，天帝的劝诫，因此作为君王，在睡眠的时候，也不能悼以轻心，更不能淫欲无度。（四）假如将更多的钧瓷放置在一起，根本找不到色彩、意境一模一样的两件钧器，在玄宗看来，这是“一国不藏二君”的惊示。基于上述四种理由，便赋以“精警惊尊”，四大美学风格，唐玄宗便改道玄瓷为君王之瓷。睹物思情，以此为镜，方不失一位贤明君王，用以劝诫王室子孙。
其四，从考古角度进行了论证。从考古发掘的事实来看，钧窑遗址中确实证明了钧瓷的许多独特的个性，而且这些个性更能倾向于作为君王之瓷的证据。
（1）在宋钧官窑遗址中，基本上没有一件整器，都是被击碎，深挖埋掉的，这就证实了“严禁民间私藏”的传说，确实存在。
（2）钧瓷的足部处理，极为罕见，为芝麻底釉，这就喻示了钧瓷是作为祭天的神器，而出现的。
（3）钧瓷的足部装饰也很特别，多为三足如意云兽。有专家论证，这是唐宋时期，“天人感应”理念的物化，寓示天人合一。
（4）钧窑器底款为“数码款”，迄今为止，是古陶瓷中唯一现象。 有专家考证认为，是程朱理学支配下，对君王“九五之尊”的敬重，而不是简单地标示大校
（5）钧器有乳钉、鼓钉习惯，有专家推定为哺育万物，盘古开天之意。
（6）钧器造型有青铜器仿物，如出戟尊等，这是远古社会中中央集权的演示和演化，是其权力和尊严的象征。
（7）钧器多为花盆，盆托类造型，显然是服务于怡情尚志的纯欣赏类功能的，并非日常使用功能。
诸多迹象证明，钧瓷艺术是建立在为君王服务的基础上。
其五，从古文字方面作了论证。从古文字学方面看钧中的“钧”瓷，确有帝王之气。
李格非《汉语大字典》1876页中解释道：
钧之七“喻国政，《抱朴子·外篇·汉述》，阉宫之徒，操弄神器，秉国之钧、废正兴邪、残仁害义”。
钧之八：“喻天工《汉书贾谊传 》，‘大钧播物，块虬无限’。颜师古注引如淳曰：“陶者作器于钧上，此以造化为大钧也”。
钧之十：旧时对尊长或上级的敬词 。如钧安，钧座，钧府，钧局等。宋岳飞《申安抚司乞兵马粮食状》“欲望钧慈”。
同时“钧”还有衡量、和谐、调节之意。用于钧瓷时，实际上，更有一种近似王者之意。如：钧天之享、钧天之乐等，故钧瓷自身的含义，实际上就隐含着至尊至瓷之意。
其六，从当今理论缺陷，盲点方面逆向作了论证。如果肯定了钧瓷的地位，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钧窑的诸多历史疑案：如“钧不随葬”，“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不过尺”，“雅室无钧不可夸富”；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唐宋时期为何鲜有记载的历史事实，也解决了钧瓷造型的特殊性、数码底款、芝麻酱铁足底、鼓钉、乳钉、如意之兽装饰等个性。
基于此，龙山逸人认为：钧瓷是在神后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将富有个性的颜色瓷披上了帝王色彩，入主宫廷，从而成为陶瓷艺术中的另类。
支持这一观点有著名钧瓷学者索宗剑先生，在他的《宋瓷二十四品》一书说中了，他道：
“赵佶，这位依封建社会皇权世袭制度而即位的北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书画名家的地位胜过了他的皇位，文艺复兴的天才倡导胜过了他‘实内虚外’的卑弱和无奈，他在位二十五年，最大的功绩在于……他把雅与俗，巧与拙，这种艺术上的双重性表现得完美无缺。……并把 这一切提到某种彻底了悟的哲理高度。……只有‘此中有真味，欲辩已忘言’的钧窑，……才是徽宗所珍视的对象，并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
著名钧瓷鉴赏家温剑博先生也肯定了钧瓷的地位，他认为钧瓷实际上有两种概念，一是自元至今民间见到的钧瓷，是作为日用品、工艺品存在的，另一种就是民间难得一见的君王之瓷，是作为警世、劝诫作用的。民间钧瓷至尚至美者，可为真正意义的钧瓷。可谓龙毛凤角，百千件不得其一。（见其作品《钧瓷的理念》）。
总之，神钧窑理论更着意于钧瓷的文化内涵，强调钧瓷形而上的理念，并以当今诸多理论为依据，结合唐宋时期文人际会，程朱理学的影响，对钧瓷进行了阐释。这种理论已为大多数钧瓷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考古学家所认同，相信不远的将来，钧窑的理论体系必将会更完善。
大明精品瓷器图文欣赏
青花人物纹笔筒
明
高19.3、口径18.4、足径16.8厘米
196O年丁淑贞先生 捐赠
器呈筒形，直口，深腹，平底。器身青花绘人物纹并书七言绝句一首，“寒处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终有香花便不同。”此器造型规整，稳重大方，胎体致密洁白，纹饰构图疏密得体，景物错落有致，青花色泽浓淡相宜，层次分明，人物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为明末崇祯时期青花瓷的代表作。
嘉靖青花凤穿莲纹盘
明
高2.3、口径14.5、足径1O.7厘米
1959年李华明先生 捐赠
直口，圆腹，浅圈足，器口包铜呈褐色。盘心绘穿花凤，内外壁皆饰缠枝莲花。器底面施白釉，中有青花“大明嘉靖年”双圈六字楷书款。该器釉面肥润光亮，青花料为西域的回青料，色泽浓翠艳丽，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正德黄釉盘
明
高4.2、口径20.7、足径11.9厘米
1960年周德蕴先生 捐赠
侈口，圆腹，圈足。除器底外毕施黄釉，底面施白釉，中有青花“大明正德年制”双圈六字楷书款。正德黄釉是承弘治之作，但釉色不如弘治黄釉那样浅而嫩，显得深而老，胎也较厚，是正德官窑的特色。
弘治黄釉碗
明
高10.5、口径23.6、底径9.6厘米
1960年周德蕴先生 捐赠
侈口，圆腹，圈足。除底面外皆施黄釉，底面白釉，中有青花“大明弘治年制”双圈六字楷书款；釉面有细微开片。弘治黄釉是明代黄釉烧制中最成功的品种，由于其黄色特别娇嫩，犹如鸡油之色，因此又称为“娇黄”或“鸡油黄”。
青花缠枝花卉纹盘
明
高7.3、口径40.7、底径26.3厘米
1981年章立凡先生 捐赠
折沿，圆腹，圈足。盘心及内外壁皆绘缠枝花卉，内口沿饰海水浪花纹；底面无釉，手感滑润，呈火石红。青花用苏尼勃青料，色彩不匀，有结晶斑，釉面肥润光洁有桔皮纹，为明代永乐所产精品。
青花百寿字罐
明 万历年间（1573 - 1620年）
陈设品
高49厘米、口径22.9厘米、足径26厘米
罐直口，短颈，丰肩，圆腹下敛，平砂底。通体青花绘卷草纹托“寿”字，近足处绘如意云纹。外底中心脐形内凹处施白釉，上青花双圈内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明代万历朝，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史•食货志》记：“采造之事，大约靡于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万历瓷器以量多质精，工艺奇巧为特征。卷草纹托“寿”字组成“百寿图”，为吉祥图案，始见于明代嘉靖时期，有青花缠枝莲托百寿字罐。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转枝莲托百宝或转枝莲托百寿字，此种奇制，配置极难。”此罐承袭嘉靖瓷器“祈祷寿康”的装饰风格，布局严谨。
五彩瑞兽纹葵瓣式觚
明 万历年间
陈设品
高36.5厘米、口径12.5厘米、足径11.3厘米
器呈八葵瓣式，敞口，长颈，圆腹，近足处外撇。口沿下双长方框青花横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通体绘五彩纹饰，颈部八面各绘花卉、草虫、洞石纹、双龙穿花纹和折枝灵芝托八宝纹，腹部绘异兽、苍松和祥云纹，胫部绘有折枝花卉、异兽、祥云纹等。
五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瓷品种之一，万历时期五彩器的制作达到高峰，烧造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空前绝后。此尊造型新颖别致，纹饰缜密，绘制精湛，施彩艳丽，尽展万历瓷器“龙凤花草各肖形容，五彩玲珑务极华丽”的艺术风格。花觚是万历时期的典型器物之一，造型多样，有圆形、葵瓣式、四方、六方、出戟等式，装饰纹样有花鸟、穿花龙、云龙、花篮等。此觚除五彩器外，尚有青花品种。
青花双龙戏珠纹缸
明 隆庆年间
陈设品
高35.6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52.5厘米
唇口平沿，直腹，平底。器绘青花纹饰，平沿处饰卷草纹，外口沿绘古钱纹，外壁绘两组双龙戏珠纹，每组以火焰环绕的珠纹为中心，两侧绘相对而形态各异的腾龙，辅以祥云、海水和山石组成的“寿山福海”图，行龙神态威猛，呼之欲出。内口沿青花横书“大明隆庆年造”六字楷书款。铭款以中锋运笔，遒劲挺拔，粗重豪放。
嘉靖、万历是龙缸烧制的鼎盛期。隆庆一朝时间短，传世瓷器少见。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青花均以回青为料，尤以隆庆官窑选料最精，青花浓艳明丽而著称。此缸形体较大，制作规整，画面生动自然，为隆庆青花瓷中的珍品。
红釉盘
明 宣德
陈设品
高4.4厘米、口径20厘米、足径12.7厘米
盘撇口，弧壁，平底，圈足。外壁、器内施红釉，足内施白釉，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
宣德红釉在继承永乐时期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使红釉瓷烧造达到了顶峰。宣德红釉殷红灼烁，明如镜，润如玉，似宝光四溢、静穆凝重的红宝石，称为“宝石红釉”，或称为“祭红”。陈浏《陶雅》云：“宣德祭红色匀而釉厚，光彩动人，底足之釉垂垂如漆，所谓大红宝石釉者也。……宣德积红盘两面皆作丹砂，宝光逼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有“明宣祭红，天下称为瑰宝”之称。宣德红釉器造型比永乐时更为丰富，有盘、碗、高足碗、梨形壶、僧帽壶、梅瓶、卤壶、炉、洗等，多无纹饰，少量有暗花或金彩装饰，有云龙纹等。此盘造型规整，胎薄体轻，红釉艳丽夺目，为宣德红釉器中的珍品。
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
明 宣德
陈设品
高18厘米、口径15.7厘米、足径7.8厘米
碗撇口，深腹，丰底，高足中空外撇。通体青花纹饰，内口沿绘海水纹，碗心为团龙纹，外口沿下青花横书“宣德年制”四字楷书款，外壁绘波浪涛天的海水之上飞奔的行龙，神态威猛矫健，有翻江倒海之势，气势磅礴，足柄为江芽海水纹。
龙纹是明清官窑瓷器典型装饰纹样之一，形态多样，有云龙纹、穿花龙、赶珠龙、莲池龙、海水龙纹等。明初朝廷曾下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带有龙凤纹样的瓷器，并禁止民窑烧制。此器形制别致，秀美典雅，青花色泽浓重艳丽，绘制精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明宣德官窑的典型器，除绘海水龙纹，尚有缠枝花卉作装饰。
宣德时期青花瓷以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著称于世，其烧造技术达到了中国青花瓷的巅峰。《景德镇陶录》评价宣窑瓷器有“诸料悉精，青花最贵”之说，其艺术成就被称为“开一代未有之奇”。
青花折枝花果纹执壶
明 永乐年间
陈设品
高26.1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9.8厘米
壶体呈玉壶春瓶式样，撇口，长颈，垂腹，圈足。腹一侧有长曲流，流与颈间有云形纽带相连，后设扁带形执柄，柄上有圆形小系便于穿绳。通体青花为饰，颈部绘蕉叶纹，肩部绘缠枝莲纹，腹两面菱形开光，一面内绘折枝桃果，另一面绘折枝枇杷纹，开光两侧绘缠枝花卉纹，近足处绘变体莲瓣纹，足墙绘卷草纹。
此器造型仿西亚地区铜器式样，是永乐宣德时期烧造的典型器物之一，有青花、白釉品种。造型稳重端庄，青花绚丽鲜艳，纹饰清晰流畅。清代乾隆时期有仿，造型、纹饰相同，制作较精致，铭有“大清乾隆年制”款识。
青花竹石芭蕉纹梅瓶
明 永乐年间
陈设品
通高41厘米、口径5.5厘米、足径12.2厘米
梅瓶的形式是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因口小可插梅枝而得名。梅瓶在宋元时代甚多，元代景德镇的青花梅瓶很有特色，以后各代所造梅瓶种类增多，并且更为精致美观。
瓶小口，短颈，丰肩，敛腹，圈足。盖呈铃式，宝珠形钮。通体青花纹饰，器肩部绘双勾仰覆如意云头纹，内绘折枝花卉纹，腹部绘竹石芭蕉纹，胫部绘双层莲瓣纹，内饰折枝花卉纹和忍冬纹。盖绘莲瓣纹和折枝花卉纹。
竹石芭蕉纹始见于元代瓷器上，明代永乐时期流行，其后成为瓷器传统装饰纹样历代延用。梅瓶为唐代创烧的瓶式，唐代有白釉器。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称其“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宋人称为“经瓶”。宋代磁州窑梅瓶书有“清沽美酒”、“醉乡酒海”等字，为酒具之用。在辽代墓葬壁画中，梅瓶用来插花，作为陈设用瓷。元代江西景德镇窑、河北磁州窑、河南钧窑等均有烧造，明清两代较为流行，成为传统器物造形之一，且品种多样。宋代器身修长秀丽，元代器形雄伟，明清时较为肥矮丰硕。
此器形体端庄，为永乐梅瓶的标准式样，青花发色幽艳，纹饰清新明快，绘制富有层次感，充分展现出永乐青花瓷典雅秀美的艺术风韵。
永乐青花梅瓶除装饰竹石芭蕉纹外，尚有云龙纹、折枝花果、缠枝莲花、竹桃纹等。
青花龙凤纹三足炉
明
高37.5厘米、口径27.5厘米
炉为鼎式，直口，短颈，鼓腹，器两侧置对称朝天耳，下承三象腿足。通体青花装饰，口沿绘缠枝灵芝纹，颈部为古钱纹，腹部绘龙凤纹，辅以云纹，足绘凤爪纹，耳部绘缠枝莲和卷草纹。炉内施白釉。
此器有元瓷制作遗风，形制较大，器欠端庄规整，胎骨厚重，有窑裂现象。青花发色灰暗，釉质肥润，器内壁施釉不匀。纹饰绘制精美生动，笔力遒劲，豪放生动，风格朴实。苍龙矫健，飞凤轻盈，龙凤相拥，并伴以祥云萦绕，寓意吉庆祥瑞，幸福和平，“龙凤呈祥”图案，为明清官窑瓷器中典型纹样之一。
洪武官窑瓷器，上承元代，下启永宣，以古朴粗犷，气势雄浑为主要特征，同时也显示出趋于简练，纹饰图案向文人画文雅韵致的方向发展。洪武时期烧造的青花器有碗、盘、瓶、壶等，炉十分罕见，故此器弥足珍贵。
李朝青花龙纹罐
明
高51.6厘米
罐直口、粗颈、圆肩，下腹渐收，圈足内折。口沿弦纹两道，颈部有变形莲纹和回纹，腹部绘两条穿花龙，上下饰如意云头纹瀚海水波涛纹。胎体厚重，有较多开片，青花呈灰蓝色。该瓶纹饰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
青花携琴访友图罐
明
陈设品
高35.5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19.8厘米
罐直口，圆唇，短颈，圆肩，肩下渐收至足。通体青花纹饰，颈部为回纹，肩部为钱纹锦地海棠式开光内绘折技花卉纹，腹部主题纹饰为高士携琴访友图，画面云雾缭绕，似天上仙境，意境深邃，人物描绘惟妙惟肖，生动传神。近足处绘蕉叶纹。
器胎体厚重，釉面肥腴，青花色泽浓重深沉，画风淋漓奔放、纵横豪肆，纹饰布局错落有致，为明代民窑的代表作。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云：“明瓷之画也，用笔粗疏而古气横溢，且有奇趣。其地之色釉浓厚深穆，却非后来所有。”
青花山水人物图净水碗罐
明 崇祯
高15.3厘米、口径19.3厘米、足径7.9厘米
唇口，圆腹下敛，高圈足。通体青花纹饰，绘山水人物故事图。图画旁长方形开光内青花隶书：“大明国江西道南昌府南昌县，信士商人萧炳喜助净水碗壹付，供奉萧公顺天王御前。崇祯拾贰年仲秋月吉立”五行四十四字。此器青花色调鲜丽明快，制作精致，为崇祯民窑青花瓷的上品，且有确切纪年款，是明崇祯青花瓷断代的重要标准器。
青花松鼠纹多棱瓷罐
明 天启
香港海关截获走私文物，1990年归还
高20厘米
“五良太浦吴祥瑞造”青花人物花熏
明
通高14.2厘米、口径8.2厘米 日本制造
这件花熏为圆口，卧猴狮钮、镂空圆盖，六棱形、底部青花款署“五良太浦吴祥瑞造”。六面都用青花绘人物花鸟，人物宽袍大袖，具有明显日本风格。五良太浦是日本伊势松坂人，明正德初年(公元16世纪初)随日本僧人了庵来中国学习制瓷技术，取中国名吴祥瑞。公元1513年回国，在肥田的有田附近开窑制瓷、烧造青花瓷器，从此日本制瓷进入发展时期。他烧制的青花瓷并不墨守中国成法，而有所创造,成为日本制瓷先驱。“有田烧”至今一直是日本的名瓷。
青花八仙葫芦瓶
明
高58厘米、口径6.4厘米、足轻19.2厘米
葫芦是中国道教的用品，既可装水，也可装药。此瓶小口、束腰、平底，上部呈圆形，下部呈四面形。上部纹饰除飞行的仙鹤外，还有八卦符号。下部四面有八仙形象：张果老手持鱼鼓、吕洞宾手持宝剑、汉钟离手持扇子、铁拐李手持葫芦、曹国舅手持阴阳鼓、蓝采和手持横筒、韩湘子手持花笼、何仙姑手持笊篱。画风生动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明中后期，皇帝多信奉道教，尤以嘉靖和万历皇帝最为迷恋。从而，与道教内容有关的器物和织绣用品层出不穷。
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
陈设品
1955年北京东郊出土
高46厘米，口径19.8厘米，底径24.8厘米
这件五彩瓷罐，天地式盖，宝珠形钮，圆唇，短颈、丰肩，圆腹，腹下渐收，内圈足，底部书“大明嘉靖年制”款。肩部绘莲瓣纹一周，腹下部绘蕉叶纹一周，罐盖和腹部以多色釉彩描绘出荷花、水藻和游鱼等图案，鱼戏水草之中，怡然自得。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秾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曾盛极一时。嘉靖官窑五彩器的盛行，可能与嘉靖皇帝本人尊崇道教、深信五彩辟邪有关。据《明史》记载，仅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就在景德镇御窑烧造供内廷醮坛用的瓷器3万件。
这件大罐的肩部绘莲瓣纹一周，腹下部绘蕉叶一周，腹部绘荷花、水藻、游鱼，整体图绘疏密有致。底部用青花楷书"大明嘉靖年制”。明代继各种单色釉成功之后，斗彩、五彩相继大放异彩，嘉靖五彩较前代更加光影夺目。五彩纹饰多以青在为底色，再加红、黄、蓝、绿、紫五色。不过根据图纹需要，五色不定俱全。五彩瓷可分为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前者亦称之为斗彩，是经两次烧制而成；后一种则是青花和五彩同时上釉，一次成器。这件五彩鱼藻纹罐届青花五彩工艺，是明代影瓷中的精品。
嘉靖成化斗彩花蝶纹罐
明
罐高9.3厘米、口径7.4厘米、足径9.4厘米
这件瓷罐，直口，丰肩，扁圆腹，圈足，底款为“大明成化年制”。以青花、红、黄、绿、赭组成斗彩，图案为花卉，其间数只彩蝶飞舞。
明代成化时期的斗彩，是与宣德青花齐名的明瓷中的代表作。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彩色瓷工艺。在明代一般称为青花五彩，其制法是先在胚胎上画好青花图案，罩上透明釉，入窑焙烧；烧成后，在留出的空白处用彩料填绘，再放入烘炉中低温烘烤，即成斗彩。特点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釉争奇斗妍，故后人称为“斗彩”。
斗彩在明朝宣德时开始出现，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成就最突出，是彩瓷的新成就。这件花蝶纹罐，色彩明快鲜艳、青花与彩釉交相辉映，艺术效果非凡。《天工开物》中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烧造瓷器的过程与工艺，并且配有图示。
青花是构成整个斗彩画面的主色，釉上彩只是略加点缀而已。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静动兼蓄，对比鲜明，既素雅又堂皇，给人以丰富热烈、鲜明清新之感。成化以后的许多陶瓷著作都对成化斗彩盛赞有加。高濂《燕闲清赏笺》用“精妙可人”、蓝浦《景德镇陶录》用“点染生动”来形容成化斗彩，均非常贴切。陈贞慧《鹦鹉啄金杯》形容成化瓷器“淡淡穆穆，饶风致，如食橄榄，颇有回味”。遇到贵客，用成化杯劝酒，“醉眼婆娑，睹此太平盛物，不胜天宝琵琶之感”。
据说万历皇帝就对成化斗彩杯爱不释手，那时的“成杯一双，值钱十万，当时已贵重如此”。在如今更是难得，早已成为收藏界的宠儿，价格不菲。这件花蝶纹罐，器型小巧、雅丽精致、描画生动，是成化斗彩瓷器中的精品。
甜白釉暗花三系罐
明
高9.4厘米、口径10.3厘米、底径14.3厘米
这件甜白釉瓷罐，直口、短颈、丰肩。肩部堆贴三个海棠花形托饰，每托各附一个圆形系。腹部圆满壮硕，刻有浅浅不易见的缠枝莲纹饰。器型敦实稳重，胎体洁白细腻，白釉莹润光洁。这是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的白瓷产品。
“甜白釉”实是“白釉”，在“白釉”的生产过程中把铁的含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又在脱胎、半脱胎的洁白胎体上施纯净的透明釉，经高温烧制就能使“白釉”更加诱人，被称之为“甜白釉”。明代的“甜白釉”受到后代的极高评价，被称为“甜白”、“堆蜡美玉”、“纯净无杂”、“透亮明快”等等。
甜白釉瓷是在元代枢府瓷的基础上，由明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创制的一种高白度瓷器，是在暗花刻纹的薄胎器面上施以温润如玉的白釉，经高温烧制而成。釉下暗花用肉眼难以看出，但通过侧光、放大镜或者灯光透视等，却隐约可见，使原本单一的白色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变化感，给人以亦幻亦真的感觉，体现了中国瓷器美学从形的体验到神的感受的升华，反映了时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和高超的制瓷技艺。由于甜白釉在生产过程中把铁的含量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样就使釉色精细白净，几无瑕疵，看起来非常诱人，因此，有人形容这种瓷器“白如凝脂、素犹积雪”。
宣德青花灵芝石榴尊
明
高19厘米、口径6.3厘米、底9.5厘米
石榴尊是宣德窑的新品种，它以胎体精细，釉色鲜明而浓艳，造型新颖，装饰生动而影响后代。此瓶的纹饰以灵芝和石榴为主，灵芝代表长寿，石榴代表喜庆，喻意吉祥长寿。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从波斯带回制造青花瓷的上等釉料“苏勃泥青”，从而官窑青花釉料则多以进口料为主。人们发现，使用进口釉料烧制的成品，其色彩更为鲜畅明快，对比性极强。
青花缠枝纹贯耳瓶
明
高19.7厘米，口径4.8厘米，足径6.5厘米
这件青花瓷，唇口，直颈，颈的两侧有一对相对称的贯耳。丰肩，鼓腹，腹下渐收，高足，底部书“大明宣德年制”款。
一般认为，明代官窑瓷器最好的要数宣德和成化两朝。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评价“本朝以宣（德）成（化）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清代梁同书《古窑器考》给明代瓷器评级，也说“首成、次宣、次永(乐)、次嘉（靖），论虽不同，总之，明器无能过宣、成者。”程哲所著《窑器说》也抱有类似观点。
宣德青花所使用的钴料是进口的“苏勃泥青”(宣德之后，“苏勃泥青”来源断绝，改用国产的“平等青”)。这种钴料含锰量较低，因而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在适当的火候下，能烧成像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但同时由于含铁量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
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鲜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形成水墨画般的独特效果，显得深沉雅静、浑融沉着。再加上“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成就了宣德青花在中国瓷器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件宣德青花缠枝纹贯耳瓷瓶是宣德青花的代表作。
缠枝花纹在明代瓷器中运用很普遍。这种以植物为装饰手段的陶瓷器物，显得完整清秀。
青花海水云龙扁瓶
明
高45.8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14.8厘米
这件青花瓷器，圆口、长颈，扁圆腹，平底，腹的两侧饰满青花海水，各有一条白龙，扬爪腾身，似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颈部饰有卷草纹和缠枝莲纹。此瓶是由景德镇御窑厂制造的。它圆口、长颈、扁圆腹、平底，腹的两面饰满青花海水，各有一条白龙，扬爪腾身，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颈部用青花饰以卷草纹、缠枝莲纹各一道。这是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青花瓷器中的典型产品。
明代的制瓷业非常发达，瓷窑增多，所产瓷器品质优良，造型美观，色彩绚丽。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在景德镇珠山麓建御窑（器）厂起，景德镇的地位越发重要，被誉为“瓷都”。高峰时有官窑58座，民窑900多座，市镇绵延十几里，人户超过10万户，其中十有七八从事与陶瓷有关的行业。明万历时人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当时景德镇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畅销国内外。
明代是中国青花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中以永乐、宣德两朝最盛。由于这两朝所使用的钴料都是“苏勃泥青”， 釉层晶莹肥厚，色泽浓艳，蓝中泛有黑斑，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颇具水墨画般的美感。永、宣两朝的青花瓷不论是在器型上，还是在釉面和纹饰上都很相近，因此有“永宣不分家”之说法。明永乐、宣德年间是中国青花瓷器生产的成熟阶段，其产品以造型清秀典雅，胎体薄，纹饰凝重，青花颜色鲜艳而著称于世。
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
明 洪武
高16.2厘米、口径40.5厘米、足径23厘米
碗直口，弧壁，深腹，圈足。通体釉里红装饰，内口沿绘缠枝灵芝纹，内壁绘缠枝菊花纹，内心为折枝牡丹纹，外口沿为海水纹，外壁为缠枝牡丹纹，胫部绘莲瓣纹，圈足外墙为回纹，外底无釉泛火石红色，
此器形体硕大，造型规整，胎质坚细，釉里红发色偏灰，釉质滋润，纹饰精美，布局严谨，绘制笔法娴熟，线条流畅，为洪武釉里红瓷的代表作。
釉里红缠枝菊花纹玉壶春瓶
明 洪武
高32.1厘米、口径8.3厘米、腹径20.1厘米、足径11.9厘米
釉里红亦是釉下彩，先施彩釉，再挂透明釉，然后一次烧成。彩釉中含有铜(Cu)的成分，烧成后呈红色，故称为釉里红。
宣德霁蓝盘
明
高4.6厘米、口径19.8厘米、底径12.2厘米
蓝釉单色釉是钴釉的成色，最早在唐三彩中已经呈现，曾偶见单色蓝釉的三彩器。元代则有了真正的单色蓝釉瓷器成品。明代宣德时期，蓝釉瓷器已较为流行，称为“霁蓝”或“祭蓝”。它与“甜白”、“祭红”一样被后人誉为宣德瓷器中的上品。蓝釉的特点是色泽凝重，釉面不流不裂，色调均匀一致。它是在高温条件下一次烧成的，其装饰形式有暗花、划刻花纹，也有用金彩镶边，使之呈现出辉煌的金碧色彩。
五彩云龙纹盘
明
陈设品
高5.1厘米 口径27厘米 足径15厘米
盘撇口，弧壁，平底，圈足。此盘与崇祯青花龙纹盘（图版106）在造型、纹饰、款识均相同，而以五彩作装饰。装饰正面龙纹最早见于明代嘉靖瓷器，因龙首居中，左右对称，似正襟居坐，又称为“坐龙”，在龙纹中最为尊贵。
五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瓷品种之一，明万历时期烧造达到鼎盛，万历以后，五彩渐趋衰败，崇祯五彩瓷并不多见，此器有绝对纪年，故十分珍贵。
青花云龙纹盘
明
陈设品
高5.2厘米 口径26.8厘米 足径16.5厘米
盘撇口，弧壁，平底，圈足。通体青花纹饰，盘心绘正面龙纹，隙地绘有火珠、勾云纹，外环以“寿山福海”纹，外壁为赶珠龙纹，外底青花双圈内书“甲戌春孟赵府造用”八字二行楷书款。“甲戌”为崇祯七年（1634）。
据文献记载永乐第三子朱高燧于永乐三年（1405）封为赵王，自此赵王藩爵一直延续到明灭亡。故此盘为明代赵王府的定烧用器。所绘龙纹身呈竹节形，角上翘似鹿，面部似马，鬃发匀称地披向两侧，时代特征鲜明。瓷器上装饰正面龙纹始于明代嘉靖，崇祯时期少见。
青花山水人物图净水碗
明
陈设品
高15.3厘米 口径19.3厘米 足径7.9厘米
碗唇口，圆腹下敛，高圈足。通体青花纹饰，绘山水人物故事图。图画旁长方形开光内青花隶书：“大明国江西道南昌府南昌县信士商人萧炳喜助净水碗壹付，供奉萧公顺天王御前。崇祯拾贰年仲秋月吉立。”凡五行四十四字。山水人物图背景上画太阳纹，寓有指日高升之意，是明代清初瓷器上典型的装饰图案之一。
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萧公堂在北京前门打磨厂，明万历三年建，内刊洪都乡祠，所居均为江西人。萧公据说是鄱阳湖神。崇祯拾贰年即公元1639年。此器工丽的绘画，鲜丽明快的青花色调，制作精致，为崇祯民窑青花瓷的佳作，有确切纪年款，是明崇祯青花瓷断代的重要标准器。
净水碗因用以盛圣水而名，多作为佛前供具，又称为“海灯”，明代崇祯时期创烧，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时期，顺治朝最为流行。净水碗原配有托座，但多已散失，器座其形制称为“号筒尊”或“洗口兽耳瓶”。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定烧供器的风气颇为盛行，器身多书有供奉者的姓名、身份、烧造年代以及祈福求祥的吉语等，装饰多为山水人物、云龙纹等，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青花潘斌绘人物纹笔筒
明
陈设品
高19.6厘米 口径20.5厘米 足径19.5厘米
器呈直筒形，直口，深腹，平底。通体青花纹饰，绘人物故事图。妇人站于庭院内，眺望远方，一童子乘于龙上，萦绕祥云。传说鲤鱼跳过龙门化为龙，童子乘龙寓意科举通过最后一关，高中状元。状元及第图寓状元得中，仕途畅顺。画面旁书有“己卯秋日于如意轩写，潘斌”题记。己卯年为崇祯十二年（1639）。口沿处刻划缠枝栀子花纹一周，胫部刻水波纹一周。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1628—1644）在位其间，正处晚明多事之秋，景德镇御窑厂生产处于停废状况，故传世或出土署崇祯年号款的官窑瓷器很少，民窑的制瓷工艺也渐衰落。
瓷质笔筒始见于三国两晋时期，有青釉制品。明代瓷制笔筒流行于明末崇祯时期，多以青花瓷为主。此器胎体洁白致密，青花色泽浓淡，层次分明，人物形神俱佳，栩栩如生。纹饰构图疏密得体，景物错落有致，颇得章法。笔触运用自然灵活，渲染皴擦，宛如一幅感染力极强的中国水墨画，是崇祯时期少见的佳作。有确切纪年，是崇祯瓷器断代研究的标准器。
黄地素三彩双龙戏珠纹盘
明
陈设品
高3厘米 口径18厘米 足径11.8厘米
盘撇口，弧壁，平底，圈足。通体以黄釉为地绘素三彩纹饰，盘心绘双龙戏珠纹，双龙奔腾，追逐一颗火焰宝珠，外壁绘折枝花卉纹，外底黄釉地双圈内青花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素三彩的釉彩以黄、黑、白、紫为主，不用红彩，冷色调且素雅，故称“素三彩”。万历素三彩器有多种色地，有黄色、茄皮紫色为地，造型有盘、碗、炉等器物。此种黄地绿紫彩双龙戏珠盘，自万历朝始有，成为固定式样，历代相袭，清代康熙至清末宣统官窑均有烧制。
青花海水红彩龙纹盘
明
陈设品
高4厘米 口径20厘米 足径11.6厘米
盘撇口，弧壁，平底，圈足。器青花红彩纹饰，青花绘海水纹，红彩绘龙纹，汹涌澎湃的海水泛起朵朵白色的浪花，九条形态各异的红彩蛟龙闹海，飞腾其间，勇猛矫健，有叱咤风云之势。外底双圈内青花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青花加红彩装饰是明清瓷器品种之一，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其制作工艺是在烧制好的青花器上，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红彩辅以描绘纹样，低温烘烤而成，在青花的衬托下，矾红彩愈显艳丽夺目，极富装饰效果。万历青花红彩器有碗、盘、杯等，多署有官窑款识。
五彩张天师驱五毒图盘
明
陈设品
高3.1厘米 口径16厘米 足径9.5厘米
盘口微撇，浅弧壁，平底，圈足。通体青花五彩纹饰，盘心绘张天师驱五毒图，张天师骑异兽持剑，周围绘蟾蜍、蝎子、蛇、蜈蚣、壁虎五毒，辅以松树、花草、山石纹等。内壁绘折枝花草纹，外壁绘五毒图，间以花草纹。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五毒”又称为“五毒符”。据民间风俗说法，用刺绣、贴花等方法做成“五毒符”的肚兜、马甲等，佩带在孩童身上，可以除魔避邪。此外，在建筑、陶瓷上装饰“五毒图”，有驱邪镇恶的寓意。张天师即张道陵，西汉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实际创立者。随着道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作为道教祖师爷的张道陵也逐渐被神化，将张天师奉为降妖伏魔、避邪驱凶的神明、镇宅的保护神。此盘器形小巧玲珑，色彩浓重艳丽。
五彩仙人渡海图碗
明
陈设品
高6.8厘米 口径15.5厘米 足径5.7厘米
碗口微撇，深腹，弧壁，圈足。通体以青花五彩为饰，内心绘正面龙纹，内口沿折枝花草纹，外口沿绘缠枝如意纹，外壁绘仙人渡海图，远方群山，祥云缭绕，祥鹤高翔，瑞鹿栖于岸际，仙人足踏滚滚海浪而来，描绘出天外仙境。足墙绘卷草纹，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此碗为万历五彩瓷的代表作，胎体轻薄，画面构图饱满，线条粗犷，红黄绿诸色纯正，对比强烈，加之浓艳的青花相托，更显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五彩穿花龙纹蒜头瓶
明
陈设品
高42.8厘米 口径7.2厘米 足径15.2厘米
瓶蒜头式口，长颈，垂圆腹，圈足。通体绘五彩纹饰，口沿绘忍冬纹并青花横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口部绘缠枝莲纹，颈部绘古树、飞鸟和飞蝶纹，肩部绘折线纹内绘花朵纹，腹部绘穿花龙纹，足墙绘回纹。
蒜头瓶是秦汉时期典型的陶器造型，因瓶口似蒜头形而得名。瓷质蒜头瓶，在隋唐以前不多见，明清时期流行，明万历时期烧造较多，有青花、五彩、蓝釉、酱釉等品种。彩瓷装饰纹样有人物、龙凤、瑞兽、荷塘鸳鸯、花卉草虫、缨络纹等。陈浏《陶雅》评万历彩瓷道：“万历彩画自不如成化之工，要其颜色深厚，画笔雄健，亦迥非后世所及。”此瓶展现出万历五彩器浓翠红艳，纹饰繁密的艺术风格。
青花鱼藻纹盘
明
陈设品
高3.5厘米 口径18厘米 足径10厘米
盘撇口，弧壁，圈足。通体青花纹饰，内底、外壁均绘鱼藻纹，承袭明代初年的鱼藻纹样，绘有鲭、鲌、鲤、鳜鱼纹，游鱼觅食于水藻间，各显其态，生动自然，外底青花方框内书“德化长春”，外围以“万历年造”八字篆书款。
青花双龙戏珠纹委角长方盒
明
陈设品
高10.5厘米 口径24×11.5厘米 足径19.5×11厘米
盒长方形，委角，子母口。通体青花装饰，盖面绘双龙戏珠纹，辅以江芽海水纹。盖外壁和盒身绘缠枝花卉纹等，口沿绘回纹，外底长方形框内青花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盖盒在明代万历朝较为流行，式样繁多，造型别致，有长方形、扁方形、条形、圆形、椭圆形、扇形、桃形、正方形、银锭形、菱形、串铃形、套盒等，按用途可分为果盒、文具盒、笔盒、调色盒等。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杂具条记：“印盒巨者，圆径或七八寸，长方形者尤巨，乃当时钤御玺之用也。盖绘龙形，云霞缭绕上方，珍品自殊凡近矣。”故此长方盒应为御用印泥盒。其形制古朴，青花料选用“石子青”，色泽蓝中闪灰，纹饰繁缛，为万历青花的代表作。
青花龙凤纹圆盒
明
陈设品
高23.5厘米 口径28.5厘米
盒圆形，子母口，圈足。青花装饰，主题纹饰为龙凤纹，辅以折枝花卉、火珠纹。外底青花方形双框内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框外围以如意云头纹。
万历瓷盒造型丰富，尺寸不一，最大的口径可达一尺，最小者口径只有斗寸左右。装饰纹样以龙凤纹为主，也有花鸟、草虫、钱纹锦地等。传世品盖多散失，此器保存完好，故弥足珍贵。
宋代钧窑瓷器
目前存世的宋代钧窑瓷器量非常少，古人都认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所以到了现在就更加极为珍贵，所以现在能玩得起宋代钧窑瓷器的朋友不多，能有机会实际鉴赏把玩的机会也不错，这就造成了宋代钧窑瓷器的鉴定人才的缺失，所以目前古玩收藏界对宋代钧窑的认知不全面，非常模糊，甚至专家们也没有统一的意见，致使喜欢宋代钧窑瓷器的古玩收藏爱好者屡屡“打眼”。
一、两件宋代钧窑瓷器简介
1、十辨花口笔洗。此洗口径12.5厘米，底径5厘米，高3.5厘米。笔洗为花口，共十辨，向内的花瓣沿洗壁走势自然外撇，向外的花瓣均匀敞开。洗壁由上而下逐渐加厚，洗腹下承接平切、且里深外浅的外撇式圈足。此笔洗购藏之初，洗壁一侧及洗底与匣钵粘连在一起，经切削后基本保持完整。切削后足端局部露胎骨，胎质为香灰色。从笔洗和匣钵的熟旧程度看，应是早年出自“窑址”。笔洗通体施天蓝色釉，釉层厚，坠釉处及圈足四周釉厚达0.2厘米。腹部约2/3部分有较明显坠釉现象，其余约1/3部分因与匣钵粘连失去外釉，露出胎体表面施加的褐色“护胎釉”。
口部内外一圈约1厘米高的釉层浸蚀现象明显，“紫口铁足”特征显著。在50倍放大镜下观察，釉表“棕房”式孔洞四周均有褐色杂质颗粒；釉内气泡稀疏，大小不一，晶莹剔透，即文献资料所述“水眼”；釉中“蚯蚓走泥纹”有多处出现，但不明显。因底足与匣钵粘连，长期封闭，切削后足内釉色明亮如初，但没有“火气”现象，成为观看千年前宋代钧窑瓷器出窑后釉光的实物标本。另外，此器在切削过程中没有发现匣钵底部支烧器具及垫渣，因此推断造成粘连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窑工疏忽，没有放置垫饼、支钉或垫渣，造成淌釉至洗底部与匣钵粘连；二是笔洗放置不正，洗外壁一侧与匣钵一侧内壁空隙太小，高温下釉料流淌填充空隙，使两器腹壁粘连。
2、桃形砚滴。砚滴高6厘米，腹部最大径6.5厘米，底径3。5厘米。砚滴整体呈桃形，前面置短流；流下两侧各贴刻一枚上仰的桃叶；腹右侧偏上方置一径0.3厘米的小孔，孔边缘呈紫褐色。腹下承接内底呈弧形内收、外侧竖直切削的不规则圈足，外底内施黑褐色釉，圈足露胎处呈香灰色胎质。砚滴通体施天蓝色釉，釉层厚约0.1厘米，积釉处约0、15厘米，两液相“分相釉”现象明显。50倍放大镜下观察，釉表“棕房”式孔洞较少，孔洞四周同样有褐色杂质颗粒；釉内气泡稀疏，亦为晶莹的“水眼”。
砚滴淌釉垂流现象明显，流嘴两侧、“桃叶”上缘淌釉呈现的蓝白色纹路清晰亮丽，腹下有局部短釉露出黑褐色“护胎釉”的现象。砚滴整体釉面光洁润亮，没有浸蚀釉现象，与“窖藏”瓷器的特征相符。与此砚滴一并购藏的还有小铜镜、青玉坠、三彩瓜形砚滴各一；两块紫石小砚，两只瓷灯盏。八件器物同装于一只蓝色陶罐内，推断此砚滴为“窖藏”，“窖藏”地点在河北腹地。
二、关于宋代钧窑瓷器的“棕房”式孔洞
宋代钧窑瓷器的“棕房”孔论述，彼说此述，众说不一。有的呼其为“针孔”、“针眼”，有的叫作“橘眼”，有的称其为“猪毛孔”。笔者经过对所藏宋代钧窑瓷器釉面进行细致认真的观察发现，宋代钧窑瓷器的釉表小孔虽然很少，但小孔的内部空间较大，不是直上直下的“针孔”、“针眼”或“猪毛孔”，将其称为“棕房”更为形象确切。在50倍放大镜下仔细观察其釉面小孔表明，孔内径向长度可达孔口直径的4—6倍，较大的“棕房”孔洞可以从洞口直接观察到胎体。同时，在釉面小孔四周分布有疏松的褐色颗粒杂质。
关于此种孔洞的形成，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刘凯民的《钧窑釉的进一步研究》里有详尽的论述：“釉层中气泡的数量和大小不同，单色乳光釉中气泡多，但尺寸小，直径一般在0.05—0.1毫米之间。对釉层横断面的显微镜观察表明，绝大多数气泡似乎是在坯釉界面上产生的。气泡形成的初期数量多而尺寸小，直径一般在0.02—0.06毫米之间，这些小气泡随后逐渐合并成较大的气泡向表面移动，其中一部分从表面溢出，在釉面上留下约0.5—0.8毫米的‘针孔’”。
笔者认为，“棕房”的形成是胎内气泡携带胎表“护胎釉”杂质上升过程中，不断合并成较大的气泡，到达釉面后，因气泡内含有杂质使表面张力减小，在冷却过程中，气泡内压力大于烧成环境压力的情况下破裂，并将杂质颗粒带到破口四周，由于周围冷却的釉料不能及时补充，形成如前所述的“棕房”；没有破裂的在釉中距釉表较近的含“护胎釉”杂质的气泡，使釉色呈现浅褐色圆点。
而在烧成过程中，釉内产生的气泡，虽然也在不断合并成较大气泡，但是大多数气泡内由于不含过多杂质，气泡表面张力较大，能够耐受住烧成环境压力，因此能大部分存留下来，形成晶莹剔透的“水眼”；个别破裂的釉内产生的气泡，在釉表留下凹陷小点。
三、关于宋代钧窑瓷器的“蚯蚓走泥纹”
关于宋代钧窑瓷器的“蚯蚓走泥纹”，目前学界有多种不同论述。余继明、杨寅宗主编的《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解释这一词目时说，“蚯蚓走泥纹……是在釉层干燥时或者烧成初期发生干裂，后来在高温阶段又被粘度较低的部分釉汁流入填补裂缝而形成的”。而易帷谦老先生把宋代钧窑瓷器（看图片大概是新仿钧瓷）的釉料流动曲线认作“蚯蚓走泥纹”（文见《中国收藏》2004年5月号，总第41期的《镜下微观识古瓷》）。
目前，学术界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多，大有盖棺定论之势。笔者经过对各种宋代钧窑瓷器的图片资料进行对比，特别是对所藏宋代钧窑瓷器的仔细研究之后，对宋代钧窑瓷器的“蚯蚓走泥纹”形成机理的相关论述存有质疑。实际观察研究表明，此种纹路的形成既不是釉料填充干燥时或烧造过程中出现的裂缝，也不是釉料交错流淌痕迹，似乎是釉料混合不均，熔点低且高温流动性强的釉料比较集中，在高温环境下自然熔融形成的。
因此，关于此种纹理的形成，笔者赞同郭葆昌著《瓷器概说》中瓷器纹片形成的相关论述：“‘蟹爪纹’、‘蚯蚓走泥纹’，惟厚釉之器有之，盖釉料配合工作或有未尽精到之处，经火锻炼而纹生焉。尝就钧窑器细为审察，其配制色釉，法用调和，不加研乳，颜料与釉汁未能十分熔合，经火乃现离合状态，致有大如‘蚯蚓走泥纹’，然此为钧器所特有。
而其它各窑，如汝、官、龙泉等，其配制色釉之法，则调和后，再加研乳，颜料釉汁务令熔合，虽其性仍在，经火后或不免有纹，但细如‘蟹爪’行迹矣”。对此笔者建议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认真研究，给出明确的解释，以正视听。
四、关于钧瓷的釉色
关于钧瓷釉质呈现的外观颜色，目前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大多是以偏概全。不同层面的专家学者对钧窑瓷器的论述基本都是“官钧瓷”的“以金属铜为呈色剂的紫红釉”。如：“在天蓝色釉面上缀有几片玫瑰色紫红斑”或“绚丽的紫红釉遮体，颇有雍容富丽之仪”等等赞美之词成了钧瓷的代名词，仿佛钧瓷只有“官钧瓷”，没有发展过程，直接就从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
毋庸讳言，高古瓷器由于存世量不多，研究考证确实有些困难，但这种数典忘祖、以偏概全，不客观、不公平的论述，长期以来给人们鉴藏钧瓷以负面影响，以至使一些著名专家都“见钧不识钧”，不能不说是学界的遗憾。笔者的窖藏钧瓷“桃形砚滴”，就被故宫博物院的知名专家判为“非钧瓷”。
事实上，钧瓷成为“玫瑰紫”、“海棠红”的“官钧瓷”只是北宋晚期的事情，早期的“民钧瓷”才是它的鼻祖。观察分析不同阶段的钧瓷釉色，可以发现：钧瓷釉色经历了从早期烧造以天蓝色为主、多色交融的“雨过天晴云破处”状的钧瓷，到烧造出纯净一色的“雨过天晴”状的钧瓷和偶然得到夹杂紫红斑的钧瓷，再到刻意烧造多种纯色钧瓷的过程。
从钧瓷釉质呈色看，钧瓷是在唐代鲁山窑的影响下，窑工创烧出先施加褐色护胎釉再整体施加“花釉”的早期钧瓷，这一时期的钧瓷，从目前能够见到的现存钧瓷器物及瓷片标本看，釉色大多是在蓝色基调上呈现乳白、灰黑等多种如行云流水般的交融釉色，这种釉色与部分唐代鲁山窑“花瓷”上的花斑釉呈色相同，也与大多数清代仿钧瓷的“炉钧釉”呈色类似。
文章开头处提到的两件钧瓷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在创烧早期钧瓷之后的漫长时段中。窑工逐渐摸索出纯净釉料的获取方法，成功烧造出温润纯净的天蓝、月白等多种纯色钧瓷。同时，窑工在烧造钧瓷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总结分析偶然出现的红色窑变釉的原因，逐渐能够获取纯净的以氧化铜为釉质呈色的窑变钧瓷。从而创烧出纯色的玫瑰紫、海棠红等名贵窑变钧瓷，构成一代名瓷的一个完整体系。
另外，从不同时期钧瓷施加的褐色护胎釉看，五代、宋初的早期钧瓷施加较厚的褐色护胎釉。到北宋中晚期施加薄薄的一层褐色护胎釉，及至到了元代，窑工已经完全意识到，很厚的钧瓷釉质足可以遮盖住胎体些许的旋痕及略微的凹凸痕迹，加之“元代钧窑瓷制作较粗，造型笨重，底足修整不精细”的制瓷风格，因此不再施加褐色护胎釉，成为宋代钧瓷与元代钧瓷的一条分水岭。
五、关于宋代钧窑瓷器的“紫口铁足”
目前，对宋代钧窑瓷器的“紫口铁足”形成机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胎质含铁量大，高温烧造过程中铁无素被氧化呈现紫褐色”，造成其出现“紫口铁足”的现象。笔者对所藏的两件宋代钧窑瓷器观察发现，“紫口”颜色较深，底足“铁色”亦深，二器的“紫口铁足”现象都比较明显。
但是，其形成机理与胎内铁元素氧化呈色理论不附。对花口洗的“紫口”及粘连部位露出的较明显的“护胎釉”对比分析认为，宋代钧窑瓷器的“紫口铁足”现象应是施用的褐色“护胎釉”所致。观察表明，粘连处的“护胎釉”颜色与器口边缘、底足呈色基本一致，只是口部由于被薄釉遮盖后所呈现的“紫色”要略浅一些。因此，“紫口”的形成应是高温下釉料流淌，口沿处釉料稀薄而呈现出褐色“护胎釉”的颜色，并非胎质内铁元素氧化所为。
再者，器物口部胎料由于被釉料遮盖，不会与空气直接接触，即便含铁量高，也不会被胎内微量空气中的氧气氧化而呈现紫褐色。从施釉工艺看，早期钧窑是先在素胎上施一层褐色“护胎釉”，以达到掩盖坯面粗糙和污点的目的，然后施加钧釉。从历史传承上看，这种工艺是唐代河南鲁山窑“花瓷”的改进和创新。据资料记载，“护胎釉”的使用，在两晋时期已出现，唐宋时期已经很普遍。只不过大多数瓷窑使用的是无釉光的白色“护胎釉”（或称“化妆土”），而河南地区的钧窑、官窑等瓷窑却使用了有釉光的褐色“护胎釉”。这一点可以说是河南瓷窑的独到之处。
六、关于宋钧与元钧的区别
目前，关于宋代钧瓷与元代钧瓷的区别，一般在延续传统说法，没有什么进展。如〈〈饮流斋说瓷〉〉在论述元钧与宋钧的区别时说“元代钧窑作天蓝色者与宋钧大致相同，然亦有别也。元瓷之釉厚而垂，宋钧釉厚而匀；元瓷之紫成物形，宋钧之紫弥漫全体；元瓷之釉浓处或起条纹，浅处仍现水波纹，宋钧则浓淡深浅皆浑然一律”。
而实际上，由于烧造瓷器的年代有异，制瓷工艺有所不同，使用的制瓷原料也不一样，因此其质地和外观表征也会有很大区别。笔者认为，比较显著的区别至少有如下几点：首先是褐色“护胎釉”的施用方面，这在前边已经谈过，不再赘述。
由此引发的元钧与宋钧的明显区别有三点：（1）宋钧有“紫口铁足”现象，元钧则没有。（2）宋钧的“棕房”孔洞破口四周有褐色杂质颗粒，元钧则不存在。（3）宋钧未施釉的底部“刷芝麻酱色釉”，元钧则没有这种现象。其次是有无“蚯蚓走泥纹”。由于宋钧“其配制色釉，法用调和，不加研乳，颜料与釉汁未能十分熔合，经火乃现离合状态，致有大如‘蚯蚓走泥纹’，”而元钧“其配制色釉之法，则调和后，再加研乳，颜料釉汁务令熔合”，因此没有“蚯蚓走泥纹”这种特征。第三是釉层坠积现象不同。由于元钧与宋钧所施用的釉质有所不同，因此造成釉层坠积现象不一致：元钧釉层流动性强，因此呈现坠釉至器物底部的特征；宋钧釉层流动性相对较弱，因此造成宋钧在器物口下或腹部的坠釉现象。
七、关于钧窑的历史沿革
关于钧窑始烧造年限，目前学术界认识也不一致。如余断明、杨寅宗主编的《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中称“钧窑创烧于北宋，盛于北宋晚期，金元时继续烧造，到宣德年间还奉命烧造酒缸、瓶、罐等器”。
而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的《陶瓷器鉴赏与收藏》中则称“钧窑烧造始于唐，北宋晚期窑业鼎盛，金元时继续烧造”。从实际情况看，钧窑烧造瓷器的终止年限并不容易确定，因为严格讲钧窑包括所有烧造钧瓷的“钧窑系”，这一系统之广，范围之大，成为确定其终止烧瓷时间的最大障碍。但其起始烧造钧瓷的时间，应该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时限。笔者认为，学界在界定钧瓷的起始烧造年限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考古调查证明，应该说明是推论或推想，这样比较客观，也不会给人以史学定论的感觉，相反可以激发人们进一步探索考证的兴趣。
笔者经过对所藏钧瓷的分析，参阅相关著述，推想钧瓷始烧年代，可能在唐中期或末期。其理由有三：一是笔者所藏桃形砚滴经多方推证不会晚于北宋早期，而发现“窖藏”的地点在河北腹地，距烧造钧瓷的河南有千里之遥。可以推想，创烧钧瓷后，必然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使钧瓷影响力和扩展面达到如此程度。如果钧瓷出现于北宋早期，不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很大的影响力，更不会使其产品在不能满足附近需求的时候，远销到千里之外的河北腹地，并被人们珍视而“窖藏”起来。据此推断，钧瓷的始烧造年限最晚也应在唐代末期。
二是钧窑工艺的变革很大，而每一项技术革新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谈到明代“空白期”瓷器风格时讲：“实际鉴定工作中往往发现一项工艺和某些纹饰会跨跃几个世纪，因而很易受其迷惑”。
从钧瓷的施釉工艺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唐代河南鲁山窑的整体施釉后加拓花釉的工艺是钧瓷萌芽阶段，有不少鲁山瓷实物可以验证。其后掌握鲁山窑工艺的人异地创烧了先施褐色“护胎釉”再施花釉的早期钧瓷窑场。注意：这一时期钧瓷继承鲁山窑仅仅是把鲁山窑所施的底釉一律变成褐色“护胎釉”，把“花釉”变成了通体罩釉。再后来逐步创新工艺，成功烧制成两液相“分相釉”钧瓷，继之又创烧了在分相釉中混入铜花汁的窑变钧瓷。
到北宋晚期烧造窑变釉钧瓷突出的钧台八卦洞窑被北宋宫庭垄断。综合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表明，在北宋宫廷垄断钧窑瓷器之前，钧瓷釉色以或深或浅、或纯或杂的天蓝色为主，并且时间越靠前，深浅交错的天蓝釉色越明显，时间越靠后，釉色越纯净。这一系列的工艺变迁，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必然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段才能完成。
三是从考古调查情况看，北宋钧窑数量较多，分布范围已经很广。如李泽林、刘如仲合编的《陶瓷器鉴赏与收藏》中讲到：“在河南临汝县发现八处烧钧釉的窑址。其中宋代有三处”；“万县境内发现的钧窑窑址有100多处，产品的釉色丰富，以天蓝、天青、月白、蓝灰、红紫等色釉的为主”。发现的宋、元钧瓷窑址，在说明钧瓷窑艺成熟后影响巨大的同时，也说明了烧造钧瓷的瓷窑由点到面的漫长发展历程。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要经历发生、发展、兴盛、衰落等过程，并且都是在初期阶段发展速度缓慢。
钧瓷的发展历程也不会例外。可以想象，如果从唐代中期或晚期创烧钧瓷成功，经历了数次窑艺变革，到北宋末期形成烧造钧瓷的鼎盛时期，历时几百年应属合情合理。当然，具体确切的钧瓷烧造起始时间，有待于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考古发掘的进一步佐证。
本文从两件宋代钧窑瓷器入手阐述了关于宋代钧窑瓷器的“棕房”式孔洞、关于宋代钧窑瓷器的“蚯蚓走泥纹”、关于宋代钧窑瓷器的“紫口铁足”、关于钧瓷的釉色、关于宋钧与元钧的区别、关于钧窑的历史沿革这六个问题，希望能给喜欢收藏宋代钧窑瓷器的朋友们有所帮助，能消除喜欢研究宋代钧窑瓷器的古玩收藏爱好者心中的种种疑问。
中国历代瓷器精品精选图片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清乾隆青花莲花纹如意耳蒜头瓶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南北朝青瓷双流鸡首壶
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时期，南北制瓷业的发展也不平衡。在比较安定的南方，以浙江早期越窑为中心，继承并发展了东汉青瓷的成就，这些青瓷习惯上被称为"六朝青瓷"。北方则由于连年战乱影响，瓷器的生产起步较晚，直到6世纪初期的墓葬中才有随葬青瓷发现，但晚期的墓葬中却出现了白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的生产以浙江地区最为发达，窑场广泛分布在浙江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是唐代德清窑，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前身，其中以位于宁绍平原的早期越窑水平最高。属于北朝晚期的青瓷与南方青瓷相比差别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北方青瓷胎料中氧化铝的含量高，因此往往有因温度不足而瓷化程度稍低的现象，但瓷胎的颜色比南方要稍淡一些，多为白色或白色；其次，北方青瓷釉的光泽性好，玻璃质强，釉面常有开片，流动性较大，没有南方青瓷那种失透的感觉；第三，北方青瓷胎体厚重，与六朝青瓷相比显得形体硕大；第四，北方青瓷的装饰方法较多，有堆贴、模印，雕镂，刻划等，纹饰中受佛教影响的纹样如莲花纹，忍冬纹等较为多见。
唐五代越系青瓷罐
唐、五代瓷器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瓷器烧造技术迅速发展。瓷制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五代时的陶瓷造型则较多地沿袭了唐代风格。青瓷
唐代青瓷在隋朝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著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子淡灰色，紧密坚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凤格，立型器多瘦高，碗多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收，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子比前更致密，灰白色，釉子匀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水草和人物等，线条流畅简洁，纤细生动。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俑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瓷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青灰、灰红及肉红；釉子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唐代其他釉色瓷
唐代生产黄瓷的窑口主要是安徽准南寿州窑、萧县白土窑，此外河北内邱窑、曲阳窑，河南密县窑、郏县窑，陕西铜川玉华宫窑，山西浑源窑也兼烧一些黄瓷。寿州窑黄瓷可以作为唐代黄瓷的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胎体厚重、坚硬粗糙，胎色为白中眨黄或黄红色，为了掩饰胎质粗恶，往往在胎上施白色化妆土，器物底足多做成平足或底心微凹形状；釉的玻璃质较强，流动性大，为防止流釉粘连，多是器内施满釉，器外施半釉；釉色以黄为主，有归蜡黄、鳝鱼黄、黄绿等色;釉与化妆土结合不好，有时有剥落现象;常见的器型有碗、盏、杯、钵、注子、瓶、盘、罐以及玩具等，造型特点与唐代其他窑相似。
唐代黑瓷的一般特点是:胎体厚重，器物多为平底，制作较青瓷、白瓷略为粗糙;釉色有的色黑如漆，也有些因火候把握不好而烧成褐色或茶叶末色。
花瓷是唐代一个新出现的瓷器品种，它是在黑釉或黄釉、黄褐釉、天蓝釉、茶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一般深色釉饰以浅色斑点，浅色釉则饰以深色斑点，深浅相间，对比强烈，釉斑排列无论是有序或任意，都很工整，这种花斑釉器物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为"花瓷"。花瓷的造型不多，主要有罐、瓶、碗、壶、腰鼓等。唐代生产花瓷的窑口主要是鲁山段店窑、郑县黄道窑等，近年来有些假的花瓷行世，这些质品多数制作粗糙，而且彩斑混杂，与唐代花瓷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唐代还有一个新的陶瓷品种，即绞胎瓷器。绞胎瓷器外壁有的施白釉，有的施青釉，还有的施绿釉。它的造型不多，主要有碗、盘、枕等。由考古资料知，唐代的越窑、巩县窑及耀州窑均生产绞胎瓷，唐代晚期开始出现专门生产绞胎枕的作坊。
金代磁州窑白釉剔花鱼藻纹双系扁壶
宋金磁州窑
磁州窑系是宋金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系，以河北磁县磁州窑为中心，窑场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广有分布。江西吉州窑南宋时也烧造磁州窑系风格的瓷器。磁州窑系诸窑多是综合性瓷窑，兼烧白瓷、黑瓷、彩绘瓷、三彩陶器等品种。
白瓷是磁州窑的主要产品，造型以盘、碗最多见，也有瓶，罐、水盂、镜盒、玩具等。白瓷以其胎釉质地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仿定窑产品，胎土经过淘洗，比较细密，胎色白或黄白，釉层较薄，釉质莹润，除底足外通体施釉，其中优质品与定瓷差别很小；另一类是粗白瓷，胎体厚重，胎质粗糙，呈土黄或红褐色，杂质明显，胎上有一层化妆土，多是内壁施满釉，外壁施半釉，有些器物外壁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瓷胎、化妆土、白釉3个层次。
黑瓷也是磁州窑产品的大宗，这类产品的造型以罐、碗、瓶为主，也有盘、壶和玩具。胎质粗糙，胎色黄褐，胎体厚重，釉层较厚，黑色纯正。大多数器物是里施满釉、外施半釉，也有些里外均施半釉，有些罐类内壁施釉仅过口沿。黑釉碗除纯黑者外，还有一些油滴、兔毫、玳瑁斑等窑变装饰。绿瓷产量不大，大都是金代产品，主要造型有盆、盘、瓶等。
釉下彩绘是磁州窑独具特色的装饰手法，以釉色分，有白釉釉下彩和绿釉釉下彩以彩色分，则有黑彩和褐彩图案，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荷花等，也有一些动物图案，如鱼、蝴蝶、芦雁、鹭鸶等，还有少量龙、凤，人物很少见，主要是枕面上的婴戏图。宋代磁州窑的纹饰真切生动，具有生活情趣，最值得一提的是瓷枕的枕面纹饰，除了常见的荷塘小景、风芦鸣鸟、竹菊牡丹以外，最精彩的是婴戏、马戏、动物等纹饰。此外还有大量的诗词歌赋、警句格言等。宋、金磁州窑还生产三彩器，尤以金代为多。
宋汝窑天青釉撇口尊
宋代汝窑
汝窑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宝丰宋代隶属汝州，故简称汝窑，又因其是烧宫廷用瓷的窑场，故也称 "汝官窑"。其烧造时间不长，仅从宋哲宗到宋徽宗烧造了20年。汝窑瓷器胎均为灰白色，深浅有别，与燃烧后的香灰相似，故俗称"香灰胎"，这是鉴定汝窑瓷器的要点之一。
汝窑瓷釉基本色调是一种淡淡的天青色，俗称"鸭蛋壳青色"，釉层不厚，随造型的转折变化，呈现浓淡深浅的层次变化。釉面开裂纹片，多为错落有致的极细纹片，透明无色似冰裂，俗称为"蟹爪纹"。汝窑瓷器底款有刻"奉华"和"蔡"字的两种，应为后刻，当为宋时所刻，均与宋宫廷和皇室相关。汝窑瓷器以釉色取胜，少见花纹装饰，但汝窑未烧贡瓷以前，曾有刻花和印花产品，如宝丰汝窑遗址曾发掘出刻花鹅颈瓶，当为汝窑未成为官窑以前的产品。
汝窑瓷器传世最少，且后代从未仿烧到九成像者，鉴别真伪不是很难，尤其是记住汝窑的主要特征，更不会轻易上当。除胎釉、支钉痕外，汝窑瓷器至今未有高度超过30厘米、圆器口径超过20厘米的完整传世品。汝窑未烧造官窑瓷以前也曾生产青瓷，同时也生产磁州窑类型产品，真正的汝官窑产品，传世的仅见70余件。历代墓葬中时至今日未见出土一件汝官窑瓷，故鉴定汝窑瓷器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各种因素。尤其是汝窑青釉器也有类似汝官窑的，但那是民窑所产，与汝官窑是两码事。
宋代龙泉窑瓷器
宋代龙泉窑
龙泉窑始烧于北宋早期，南宋晚期产品最为辉煌。
北宋时期龙泉青瓷尚保留着仿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遗风，釉呈浅青色，薄而光亮。南宋中期以后，完全形成自身的特点，以粉青和梅子青釉著称于世，这两种釉是龙泉青瓷中最名贵的品种。从工艺学角度分析，粉青和梅子青釉是一种"石灰碱釉"。这种釉在高温中黏度较大，流动性较小，适宜挂厚釉。这种厚釉层中含有大量小气泡和未完全熔化的石英颗粒，当光线射人釉层时，釉面会使光线发生强烈散射，呈现出一种柔和淡雅如冰似玉的美感。
北宋龙泉青瓷装饰手法主要为刻花、划花、印花及贴塑等。常见纹饰在北宋多莲瓣、荷叶，南宋多云纹、水波纹、游鱼等。铭文见有印阴文"金玉满堂"及"河滨遗范"两种。
北宋龙泉窑器型有炉、瓶、盘、渣斗及塑像等，各类造型变化有多种样式。如瓶有悔瓶、龙纹瓶、虎纹瓶、五管瓶、胆瓶、鹅颈瓶等；炉则有三足、四足及八卦炉、奁式炉等。南宋时，龙泉青瓷造型更加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外，文房用具中的水盂、水注、笔筒、笔架等亦常见，象棋子、鸟食罐也颇有特色。此外，仿古铜器及玉器的各式鬲、觚、觯、投壶及琮式瓶等，与北宋后期祟古之风相关。总之，宋代龙泉青瓷以釉色取胜。故宫中旧藏龙泉青瓷以南宋产品为多，釉色多为粉青釉，少数以印双鱼纹饰装饰。其上品釉色匀净、莹润如玉。梅子青釉则属罕见之物。
宋代官窑瓷器
宋代官窑
北宋官窑至今没有找到窑址，文献记载也很少，从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品看，被认为是北宋官窑的这批瓷器的胎子是紫黑色的，施釉很厚，莹润如堆脂，粉青或天青色，开稀疏的大纹片。施釉后略有流淌，口部等釉薄的地方隐约露出胎色。因此，紫口是北宋官窑一大特点；裹足支烧、器底有芝麻钉痕迹是另一大特点。
官窑和汝窑一样，以釉色为美，没有纹饰，立器只有凹下或凸起的弦纹或边楞。器型种类较少，除了盘、葵口洗以外，多仿古青铜器的造型，如长颈瓶、贯耳瓶、贯耳尊、兽耳炉等。宋室南迁后，在临安（今杭州）建都。从己出土的大量瓷片看，南宋官窑瓷器的胎子呈探灰、灰褐、灰黄等色。胎有薄厚两种，即胎厚釉薄的和胎薄釉厚的。釉厚的瓷片从断面可看出施釉痕迹，一层一层很清晰。釉子温润似玉，也有比较光亮的。釉色有粉青、天青、灰青等，开比较细碎的纹片。南宋官窑既有裹足支烧的，也有垫烧的，器底大而薄的往往采用支烧与垫烧共用的方法来保证质量。
元釉里红云龙纹梅瓶
元代瓷器
元代制瓷业是宋，金制瓷业的继续和发展。元瓷夹在宋和明清两个制瓷业高峰之间，过渡性十分明显。一方面，宋、金时期的一些名窑，如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的传统产品仍在继续烧造，特别是龙泉，青白系诸窑，由于外销的需要，大件器型增多，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另一方面，元代中晚期景德镇又正式烧出了青花，釉里红，钴蓝釉，铜红釉，卵白釉等新品种，为它日后成为瓷都奠定了基础。钧窑
元朝统治时期，北方定窑、耀州窑巳经走向衰落，钧窑和磁州窑则继续发展。
元代钧窑系的烧造中心仍是河南禹县。这时期钧瓷的影响比宋朝还大，烧钧瓷的窑口在河南广有分布，河北、山西也有，形成了一个钧窑体系。和宋、金不同的是元钧瓷的胎子更厚，更粗糙、疏松，有砂粒及砂眼，胎子颜色深灰或土黄。胎釉结合不如宋钧紧密，釉子胳粗，有大气泡和棕眼。颜色一般是月白色或蓝灰色，个别器物上有紫红色彩斑，是人工有意涂抹而不是釉中所含铜元素在高温中的自然晕散。釉厚，自然垂流多不到底，底足无釉，露深黄色或浅褐色胎。
元钧瓷一般光素无纹，炉、罐、瓶等立器有的模印贴花或堆塑纹饰，纹饰模糊不清。元钧瓷常见有盘、碗、罐、炉、瓶、盆等。碗多敛口，收腹，小圈足，底足心有旋削残留的鸡心凸起。炉多直口或浅盘口，直颈，鼓腹，有3个小尖足或兽足，有的有耳。
与宋代钧窑瓷器相比，元代钧窑瓷器流传后世的数量要多，但其价值与宋钧却相差很大，主要是因为元钧瓷胎质粗松，釉色僵硬，存世量多。
元代青花瓷
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成功地烧制出青花瓷器。我国国内现存各地传世、出土的元代青花瓷有 100多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元青花瓷有200多件。
元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多为小件器物，胎子轻薄，不甚精细，多为青白、乳白半透明或影青釉。青花的颜色灰暗迷蒙，纹饰稀疏但奔放洒脱，有的可以说相当潦草，常见器物有高足杯、碗、盘、香炉、小罐、蒜头瓶、玉壶春瓶等，多为日常生活用品，这类青花瓷器当时生产数量有限，属民用瓷。另外一类青花瓷器，以大件器物为多，其共同特点是大器者胎体厚重，小件轻薄，色白致密，透明釉白中闪青，青花颜色浓艳鲜亮，色浓处有黑褐色斑点。该类器件做工精良，纹饰层次多，有的甚至多达10来层，画得很满，但繁而不乱，层与层之间留一周空白，器底端两层之间无空白，每层纹饰内容之1 间没什么关系，如经常是在缠枝菊、蕉叶、缠枝莲、缠枝牡丹之间夹杂云凤、云龙、杂宝、海水江牙等，将毫不相干的纹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这类瓷器国内传世品极少，墓葬出土也不多见，绝大多数是窖藏出土。估计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某些突然变故，在不便随身携带的情况下，埋于地下保存的。
明永乐青花云龙纹抱月瓶
明代永乐青花
从永乐朝开始，青花瓷器的制作己逐渐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永乐朝典型器看，由于烧成温度较高，釉内气泡较宣德器为少，而釉面有肥亮感，但有很大一部分永乐器也有很多气泡。永乐青花器的釉，基本上为白中泛青色，少数器有开片。青花有晕散现象。
永乐朝器型多见梅瓶、玉壶春瓶、玉壶春执壶、双系扁瓶、深腹洗、大盘、大碗、碟、罐、高足杯、小型竹节柄自壶及各式碗、各式盘、压手杯等。有些器型则是元代和洪武朝所没有而从永乐朝开始出现的，如大型天球瓶、单面扁壶、双系扁瓶(抱月瓶)、扁瓢形瓶、花浇、尖底莲子碗以及双系、三系或四系盖罐或多系把壶、多棱烛台、筒形器座、波斯型执壶、带盖瓷豆、高足盏托、鸡心启瓶等。
明万历彩绘双龙纹双耳罐
永乐青花(包括其他品种)器的制作，除大盘、扁瓶等少数大件器外，多数器物的底部均巳施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特征。永乐青花绘画笔法的主要特征是图案花纹多为双勾填色，往往出现深浅不一的笔触，这也是从永乐开始到成化前期明代青花细瓷最具共同性的一个特征。
一些永乐器，如盘类，其糙底一般都色白而细，抚摸时有如糯米粉的感觉，这种细砂底的出现，也是划时代的，有的细砂底己出现小块铁斑。永乐细瓷一般是底足平削。有的永乐釉底器的底釉亦呈波浪纹。
永乐青花瓷的主题图案往往以缠枝四季花(梅花、牡丹、莲花、菊花)为主，并以蕉叶、如意云、回纹、波涛等为辅纹，显得有疏朗感，永乐器多以花卉、瓜果为装饰图案，但亦有少数花鸟及人物图案。此外，也有少数龙、凤纹的器物，但不见洪武朝盛行的以扁菊为主题纹饰的图案。永乐瓷中，只有极少数有"永乐年制"的年款宇，绝大部分是没有年款的。
明宣德缠枝花大梅瓶
明代宣德青花
宜德时官窑青花瓷绝大多数使用苏麻离青料，同伴具有永乐时期青花纹饰色泽浓艳、晕散、大小不等、凹陷胎骨具闪银白色"锡光"的黑色斑点等特点。同时宣德官窑还有一小部分使用国产钴料绘纹饰，颜色艳丽稳定，没有黑斑。宜德时期的青花瓷的胎体，比永乐时的同类器物要厚重，釉子肥厚闪育，不太平整，像橘子皮，俗称"糯皮釉"。若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釉面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气泡，甚至小气泡擦大气泡。宣德朝无论什么品种的瓷器，几乎都是这种釉面。
明洪武青花缠枝菊花纹执壶
宣德青花纹饰比永乐的稍显粗犷，随意点绘没有轮廓，俗称"一笔点画"。
钧州窑 钧台窑与钧窑
钧瓷是我国优秀的民族遗产，起源于丛林秀水、矿产丰富、四面环山的神后古镇，以其神奇诡秘的窑变工艺，展现了五彩斑澜的绝妙釉色，开启了颜色瓷的先河；以其独特新奇的迸片行纹理化特征，折射了美的对立和统一，开创了缺陷美学的新思路；以其幻化多变的釉色组合、聚色成型，再现了江河山川、日月星风、四季时节、芸芸众生，成为天地灵性的物语；以其钧不成对、窑变无对的唯一性，昭示了唯吾独尊的王者风范，丰富了艺术瓷的政治文化思维，从而入主宫廷，成为陶瓷艺术皇冠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为世人传颂和向往。因此，解读这一古老文明成为当代瓷业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就诞生了诸多理论观念，其中钧州说和钧台说是其突出代表。
钧州说、钧台说都是在试图解说当今钧瓷界的历史、文化、发展、成果和方向的，在某种程度上并取得了成功。但是双方的立论的不同，导致二者许多阐释钧瓷的差异，造成钧瓷界的更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钧州窑、钧台窑的理论综述，以期共建钧瓷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钧州窑之说
钧州窑这一名词较早出现在明代。如明代张应文所著的《清秘藏》卷二《论窑器》中有载：“钧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
明代高谦在其著的《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一书中记载：“钧州窑，有珠砂红、葱翠青（俗名鹦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少变露者为上品；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
再者明人方以智《通雅》卷三十三有载：“钧州有五色窑，即汝窑一类也，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像也。”
清代也有较多此论，如朱琰《陶说》一书卷二载：“钧州窑今河南禹州。”
这些支言片语，虽无确切理论体系，但都彰显着一个信息，钧州产钧瓷，钧州窑就是钧窑，钧州窑简称钧窑。
真正将钧州窑的理论体系嫁接给钧窑的当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
已故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建国伊始（1950），便亲自到河南禹县、临汝，进行了调研，确立了钧州窑理论。他的理论依据是：我国陶瓷窑口取名有个传统，即以地域所属州府而名之。如定窑，因起源于河北曲阳县的磁涧，燕州、灵州等村镇，唐时属定州，故名之；汝窑因起源于河南临汝县县城、宝丰县的清凉寺，旧属汝州，故名之；建窑因起源于福建建阳县的水吉镇古属建州而名之；越窑因起源于浙江余姚上林湖、慈溪、上乔湖、白洋湖一代，唐时属古越州，故名之；至于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龙泉窑更为明显。以此类推，钧瓷的故乡是神后镇，神后镇一直隶属禹州，而禹州古时又称钧州，钧窑当是因钧州而来，同时历来有文献记载钧州窑这一史实，可见钧州窑就是钧窑，钧窑是钧州窑的简称。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便有了他的阐述：
“钧窑的兴起与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临汝窑到了北宋未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邻着临汝东北乡的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后镇十里），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釉器。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
这段论述详见其著作《中国青瓷史略》之异“军突起的钧窑”一节。
在这里，陈万里先生清楚地知道钧州之名当在阳翟之后，即公元1184年，也即金大定二十四年。故以此地名演化为分水岭，强调了钧窑的诞生、继承、发展和成就。
支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钧瓷学者关松房先生。在他的专论《金代瓷器与钧器的问题》一文中强调了窑口当以地名为据，认为钧窑就是钧州窑，创烧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后）之后。文中讲到：“钧州在战国时为阳翟，到宋代元未三年以阳翟县属颍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为钧州，钧窑不叫阳翟、不叫颍昌、也不叫禹州，足见钧窑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后，这是肯定的。”
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写的《中国的瓷器》一书，更是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观点。书中写道：“钧窑就是金瓷的代表，钧窑是北方以后继汝窑而起的北方最有名的窑。”
正是基于述论证，钧州窑就是钧窑的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今钧窑理论学说之一。
二、钧台窑之说
钧台窑之说也有其早期的舆论，多出现在清代一些陶瓷学者的文论中。如清人蓝浦在其《景德镇陶录》卷二中载：“钧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初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地。”
民国时期，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之《说窑》中也强调：“钧窑、宋初禹州造，禹州昔号钧台，钧讹作均，相沿已久。”
郭葆昌《瓷器概说》一书载：“钧窑建于宋初，在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瓷，至今尚存。”
真正构建钧台窑理论体系当推近代陶瓷大师冯先铭先生。
冯先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多次对钧窑遗址考察的同时，对故宫传世钧瓷也进行了研究。认为钧窑创烧年代不应在汝窑之后。钧窑是为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至少和汝窑同时期，甚至更早。这样就否定了钧州窑的因钧州得名而命名的观点。至于为什么称钧窑，他解释道：钧窑所建位置因近于当时阳翟县县城的著名钧台遗址附近，故命名之。
他认为，钧窑位于北方的钧州，此时已被金人统治，在种族歧视下，是绝不可能为南宋皇帝烧制瓷器的；其二钧窑瓷器特有的数码底款及“奉华”文字底款，在金王朝高压统治下，也决难存在；其三，底款中的“奉华”二字实际上是北宋宫殿之名，很可能为同时期作品；其四，传统习惯使金人喜欢用木制器皿，与钧窑造型的仿古造型也不一致；其五，钧窑瓷器特有的造型，又多出现在北宋时期的书画作品中，如《子会图》、《消夏图》、《听阮图》、《十八学士图》等。
一九六四年，禹州市对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有力地支持了钧台窑理论的产生和完善。
王熙兆在一九六四年《钧窑遗址考察笔录》一文将钧台窑推向成熟。
考古“结论之三‘钧瓷’因‘钧台’而得名，县城内的古迹‘钧台’建于夏朝。《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禹县在古代是夏国的国都，大禹治水有功，舜封禹于此，称谓‘夏国’。禹的儿子即位后，曾在此台大会诸候，夏末，桀把商汤囚禁于钧台，钧台又成为我国第一座监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国家发生的两件大事，都和钧台相联系，使钧台成为历史悠久的名胜之地。现在又在钧台附近发现古钧窑遗址。所以前人以钧台命名这种很名贵的瓷器是极有可能的。”
故宫博物院的李辉炳先生在其《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也倾向这种理论：“由于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宫内传世陈设钧瓷正是钧台窑所出，从而对钧窑创烧年代提供了科学依据。”
钧台窑的理论，因钧窑遗址的发掘，似乎有理有据，从而超越钧州窑的理论渐入人心，并成为当今钧窑理论的主流。
三、钧窑之说
实质上，调和钧州与钧台说之争在民国时期已经见于书典。如刘锦堂在《续皇清文献通考》卷九《窑业门》一书中讲：“作禹窑，其地在北宋，属颖昌府阳翟县，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改为钧州，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年（1575年）避讳改为禹州，故今日瓷学专家称窑器造于北宋者名阳翟窑，以造于南宋时的金朝瓷器，始称之谓钧窑，清人或称禹窑。”
这种折衷主义，试图调和钧窑理论体系内部的分歧，然而却没有人更多地重视。相反，大都认为此种解释过于肤浅。
随着陈万里先生的去世渐久，冯先铭先生的辞世，一部分钧窑研究者试图推动钧窑理论的完善，认为钧窑的许多独特性应放到时代的文化氛围中去理解，如索宗剑先生在其《宋瓷二十四品》一文中，试图通过徽宗时期的文人际会，审美角度来理解钧瓷的王者气息；润雅斋在《道之愈深、行之愈道》、《惚兮恍矣，其中有象》等审美三论中，提出要依据特定文化背景、特定人物情感、特定地域因素、特定精神气息等方面去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综合研究，以期对一些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
如：
1、钧瓷中的钧是否通“君”？是否有尊贵之意？
2、钧瓷开启了颜色瓷的意义在当时是否引起轰动？
3、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宋王朝，是否对瓷器的地位进行排队和选择界定？
4、钧窑为何独具数字底款？并且数字仅限十个数以内呢？
5、钧瓷造型特有的如意云兽足及鼓钉装饰，就没有深刻的含义吗？
6、钧瓷特有的美学意义为何鲜见宋金元记载？就没有深藏的含义吗？
7、钧瓷作品的最高成就是否以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作品为代表呢？
8、钧瓷特有芝麻酱底是否仅仅是一种装饰和美化吗？
9、钧瓷的创烧是有意识的，还是偶然的？创烧人何以见证呢？
10、钧瓷的创烧成功之时，是否就命名为钧瓷呢？
总之，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盛行时期，在程朱理学形成之初，在文化气息浓郁的赵宋王朝，钧瓷的命名绝对不会仓促而随意的，毕竟，钧=jun=君，是一种危险的信号，试想明神宗万历三年能轻而易举地改钧州为禹州，而对钧瓷的行为就不会三思吗？
一种理论的存在，是允许争鸣的，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健全和完善他的体系。任何的盲从或拒绝讨论，势必会延缓这一事业的发展，我们期望钧窑理论的发展，而不是权威下的固步自封。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历代钧窑瓷器精品欣赏》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历代钧窑瓷器精品欣赏》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钧窑瓷器的鉴别与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