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瓷器
2014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期间，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推出官瓷精品艺术展，将以惊世精品弘扬展示宋代独有的官瓷精粹，诠释唯美的官瓷文化。
北宋官瓷，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居我国五大名瓷之首，瓷坛地位显赫。1981年，在余秋里副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划付资金，恢复北宋官瓷，于1984年研制成功。首批仿北宋官瓷作品釉面如玉、质地生辉，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首肯，专家鉴定后认为“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宋官窑传世品相媲美”。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是集收藏、研究、展示于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建于2013年10月，建筑面积1638平方米。珍藏1984年煤窑烧制官瓷及历代瓷器150余、现在作品2000余件。展区分为1984年煤窑作品区、历代瓷器展区和现代气窑作品区。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和当年煤窑烧制的官瓷作品及现代官瓷作品，将北宋官瓷辉煌的历史展示给世人。
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以传承大宋官瓷艺术文化，弘扬大宋官瓷艺术文化，特别是宣扬北宋官瓷艺术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为宗旨。保护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大力宣传推广大北宋官瓷艺术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认识和发展。开封北宋官瓷艺术博物馆不仅将积极保护一大批文物，对宣传开封、推广和营销开封。极大调动本区域的文博旅游和观光服务，为我市广大官瓷爱好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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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瓷、官用瓷、贡瓷三者的关系
官用瓷，作为官方使用瓷器的描述，并不是第一次，但作为陶瓷的一个门类概念的提出，还是第一次。官用瓷是指宫廷或官府指定或定制的窑厂精工细作而成的瓷器，并由官方出资收购，多为宫廷及官僚使用的瓷器，残次品也可出售或供给官僚或贵族，如越窑、邢窑、耀州窑等。与官窑的区别是官窑由宫廷建设并派专人管理，生产瓷器多为宫廷所用，不作为商品出售，残次品通常销毁，生产可不计成本，如宋修内司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贡瓷是指地方或属国进贡给朝廷或上级官府的精品瓷器。与官用瓷不同的是贡瓷是地方为进贡而特地制作的精品瓷器，不是官府指定或定制，贡瓷是作为礼品的形式送给上级，不是上级出资定购，时间上也有不确定性。这三者的主要区别：官窑是官方出资兴建与管理的；官用瓷是官方定制购买的；贡瓷是进献送礼的。有时即使官窑时代的产生，也同时存在着官用瓷和贡瓷，如宋代越窑、耀州窑等，明代龙泉窑与钧窑、磁州窑等。那么怎样确认官窑瓷、官用瓷和贡瓷这三个品种的质量呢？通常官窑瓷因为官方建设烧造，精益求精，又不惜工本，质量要求非常高，陶瓷能工巧匠云集，从整体上保障了官窑的质量。不仅材料优良，工艺也十分精湛，且很少流入民间，只有皇帝赏赐部下，偶尔才会流入民间及随葬。
官用瓷器通常都是出于宫廷或官员、官府的需要，选定在当时比较成熟或有名的窑口中烧制需要的品种。在质量上有较严格的要求，甚至原材料、工艺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五代耀州窑的黑胎支烧器、柴窑的白胎器、龙泉粉青黑胎器等皆反映这一特点。但整体质量略逊同期官窑。
贡瓷通常是以优良窑口定烧或特制瓷器中选出精品作为进贡的礼品。一般情况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不仅技术要求高，材质也要比普通品种质量好些，如唐五代越窑、邢窑、磁州窑，甚至上世纪60—70年代的毛瓷也属这类。
明代张应登的《游滏水鼓山记》碑曾记载：“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而且《大明会典》中也有：“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所，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于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筒。”由此可知：宫廷官府用瓷当时不仅限于官窑，其不是陈设器及直接使用的食器外，其他官用瓷如酒坛、酒缸，因其用量大，对其质量自然也不会一概要求严格。比较有名的窑场，一样能承担烧制宫廷及官府需要的瓷器，钧窑的花盆、磁州窑的酒坛、龙泉的大盘，无疑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这类瓷器皆属官用器的范畴，自然官用瓷也存在质量的优劣，但优劣体现在功能和品种上。如直接使用的碗盘、食具、供器等会很精致。其他大件产品如盛酒、酱油、醋等坛瓶类，质量自然难以与小件生活器皿相比。
官用瓷与贡瓷上的确认，在考古中多以款识与铭文题记为主要参考。如建阳的“进盏、供御”、邢窑、定窑的“盈”“官”字款，耀州窑的“官”字款等。其他如辽代上京窑、宋湖田窑、唐五代越窑等都出现官字款。还有直接写有官府或官用器器具之名，如元代“枢府”、辽金“上京”之类款识题记，特别是五代、宋、辽、金等官僚贵族墓葬出土这类官用器，皆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用瓷器从其属性而言及考古资料发现，最早应该在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从大量的新石器考古陶器来看，质量有着明显的高低之分，像相当于夏文化的“夏家店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发现质量非常精湛的彩陶、黑皮陶及磨光陶、白陶。甚至更为精湛的镶嵌美石等的陶器。当进入青铜器、漆器、金银器的时代后，陶瓷显然难与其比肩，但到了魏晋唐时，宫廷与官府渐渐重视起来。到了宋代，中国陶瓷焕发了灿烂的艺术光彩，享誉世界。贡瓷官用瓷官窑瓷无疑引领着陶瓷发展的最高科技成就。
本文所列的官用瓷及窑口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代的官用瓷及窑口。还有相当多的官用瓷等待我们研究和开发。像景德镇枢府瓷、辽上京林东窑、四川乐山西坝窑变釉瓷、青羊宫与彭县窑、山西法华瓷等都曾给官府烧造过瓷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广阔，也是我国陶瓷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北宋官瓷：紫口铁足 绝响天下
核心提示：众所周知，中国的英译字母为China，而China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瓷器。西方国家用瓷器来命名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可见，瓷器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中国是瓷的国度，那么，哪一种瓷是我们的国瓷呢?这是一个令收藏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说是青花，有人说是粉彩，我国著名古瓷鉴定家毛晓沪说：“纵观瓷器发展史，不难看出，北宋官瓷才应该是真正的国瓷!”毛晓沪是我国陶瓷鉴定界的大师级人物，他在古陶瓷鉴定、修复、复制等领域均有极高的造诣。他认为，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火”字。也就是说，陶瓷艺术是“火”的艺术，在“火”的艺术体现上，官瓷的奕奕神采，粉彩达不到，西域特色浓郁的青花也无法企及。毛晓沪说：“北宋官瓷造型多仿青铜、古玉，釉质如凝脂，鳞片多姿多变，上无唐瓷之鲜艳，下无清瓷之俗丽。它是中华民族朴实无华精神的写照，也是宋人崇尚自然、淡雅的缩写，最能体现中国人温润内敛的性格。若评国瓷，非官瓷莫属!”
陶瓷史上的旷世佳器
11月22日，在地处南京巷的北宋官瓷居德堂，中国“宋代五大名窑”真品暨仿品展(北京故宫)专家委员会委员、原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厂长兼“北宋官瓷”试验组组长高菊德先生谈起北宋官瓷，如数家珍，讲述了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旷世神采。
宋代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许多专家说宋是“瓷的时代”，宋代陶瓷是工艺美术史上为最为杰出的一个品种。而“宋代五大名窑”，官窑居首。
北宋宣和年间，艺术修养极高的宋徽宗不满于贡御瓷器的瑕疵，便在宫中自置窑烧造瓷器，故名官窑。官窑由宋徽宗亲自设计、指挥烧制，开创了一个陶瓷烧制的官窑时代，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宋徽宗以举国之力，荟萃无数名家，不计成本烧制出的官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就了陶瓷史上的一个绝唱。官窑烧制的官瓷，制作特别精良，用料极为考究，有“官窑瓷器玉为泥”之誉。官瓷将精美绝伦的青瓷技艺与典雅庄重的宫廷艺术融为一体，造型多取自商、周、秦、汉时青铜器、玉器，紫口铁足，清籁幽韵，趣雅拔俗，气度不凡。官瓷釉色以青为主，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绿诸色，莹润如美玉、似凝脂。在《中国陶瓷史》中，专家这样描述：“北宋官瓷是浑体一色的青瓷，不涂不绘，不雕不琢，不嵌不镶，充分地将平淡、简易、含蓄蕴含在瓷器之中，从这种纯粹、朴素的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朴实无华的精神风貌。”
官瓷制作工艺复杂，烧造难度极大，成品率极低，有“十窑九不成”之说。一件精美的器物常常要烧造几窑甚至十几窑才能获得，其余的全部销毁，概不外传。官窑是皇家御窑，制作品专供皇室，当朝权贵求之亦不得，故有“家有万贯，不如官瓷一片”之说。
可惜官窑好景不长，1125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官窑亦被毁。一代名窑仅仅存世18年。由于官瓷严禁流入民间，传世品极少。清代学者刘浏在《陶雅》中就写道：“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
仿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
可与传世品相媲美
北宋官窑存世极短，技术高难，产量极少，官窑的毁弃，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的遗憾。北宋以后，历代王朝都对北宋官瓷有仿制，但罕有佳作。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定、汝、哥、钧窑址以及南宋官窑窑址先后发现，烧制工艺相继恢复。但是北宋官窑窑址仍未找到，文献记载很少，传世品更是罕见，仿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为了恢复北宋官瓷“国宝级”的烧制工艺，使失传近千年的艺术瑰宝重现人间，1981年，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在当时的国家经委、轻工业部等部门的资助下，开始了仿北宋官瓷的恢复试制工作。时任市工艺美术实验厂厂长的著名工艺美术师高菊德，兼任“北宋官瓷”试验组组长。
为恢复北宋官瓷，高菊德与同事广泛搜集官瓷的有关文字资料和实物残片，走访国内权威的古陶瓷专家，试验了近200种坯胎、釉面配方，进行了几万个数据的精密计算，烧制100余次，终于在1984年试验成功，烧出了一批仿北宋官瓷精品。
1984年6月18日，仿北宋官窑青瓷鉴定会召开，全国古陶瓷名家云集开封。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会专家规格最高、阵容最为强大的鉴定会，几乎囊括了当时南北两派最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鉴定委员会由冯先铭、邓白、李国桢、傅振伦等34名专家组成，经鉴定，专家认为，恢复烧制的官瓷作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收藏的宋官瓷传世品相媲美”。
官瓷仿制成功，轰动中外。开封制瓷名家烧制的仿北宋官瓷，在国内外历届重大展览中，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中国工艺美术以及科技进步等全部大奖，先后获得国家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国家新产品一等奖、国家科技贡献一等奖。2001年“五一”节期间，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在故宫举办中国宋代五大名窑真品暨仿品展，高菊德被聘为专家委员会委员，他烧制的19件仿北宋官瓷参加了展览，让中外游客大开眼界。
建设北宋官瓷文化景点
加快官瓷产业发展
北宋官瓷仿制成功以后，我市涌现出了一批制瓷名家，烧制了一批仿北宋官瓷精品，但官瓷远远未形成规模化、产业化，未能给开封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11月22日，高菊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官瓷的宣传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在圈内，不知道官瓷的人没几个，但是在圈外，即使是在开封，知道了解官瓷的人也不是太多。”
在“开封三宝”(官瓷、汴绣、《清明上河图》)中，汴绣市场已做得很大，销售网点众多。《清明上河图》可谓家喻户晓，来开封旅游的人大多要捎一幅回去。但是官瓷的市场目前很小，是一个非常“小众化”的东西，产量不大，销售点屈指可数。一口小窑，烧两个月的官瓷，就可以卖一年。烧多了，卖不出去，压在库里干着急。
高菊德希望有识之士能投入到官瓷事业中来，投入不多，二三十万元足矣，建一口大窑，建一个上档次的官瓷展示场所，就可以把市场慢慢打开，把影响打出去。
在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期间，市政协委员任永国等就提交了名为《建设北宋官瓷文化景点》的提案。任永国等委员提出创建开封北宋官瓷文化公园，建立适宜官瓷生产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将北宋官瓷的制作、烧制、表演、销售、展览纳入其中，创造一个陶瓷文化的人文景观，使中外游客能亲临其境地体验、感受北宋官瓷的文化魅力，在提升开封文化旅游产品的同时，有力地支持、保护和推动官瓷产业的发展。
陶瓷文化鉴赏-铜官古窑址
在铜官镇至书堂、湘江港湾和石渚湖的两岸，长沙县书堂乡古城村石渚湖瓦渣坪一带，为唐至五代时期的有名古窑之一。为中国陶瓷釉下彩的发源地。
长沙窑的时代大致可上溯到初唐,中后渐盛行，晚唐鼎盛，衰落于五代末年。窑址包括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赛区，北端依山临江，南端沿江面湖，相距5公里。铜官镇窑区沿江千米，有残存窑场多处，出土以碗最多。石渚湖窑区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现存20多万平方米。窑址区有采掘陶土的洞坑，其中最大一处长85米，宽35米，深6.5米。有废弃窑包，现存13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取得唐元和三年（808）纪年铭文和不少釉下彩绘画、题字诗文的瓷器．1978年50多天的调查发掘中。获得遗物2223件，按器形分44类，款式规格在百种以上。釉下彩绘和釉下彩饰占很大比例，有413件。实用器物、窑具、工具以轮制为主。瓷器胎多灰白，胎表大多涂有白色衬釉，瓷化程度高．纹饰有人物、山水、云气、花草、鸟兽等，美观大方。唐代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唐代商业都会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以及江淮流域的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已有不少出土，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也都有发现。
宋五大名瓷之官瓷 中国陶瓷史上的瑰宝
北宋官瓷代表着中国青瓷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
官瓷是由皇家御窑生产的瓷器，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釉色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绿等。粉青为上，淡白次之。纹片细如蟹爪，以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传世有盆、樽、壶、炉、花浇人面杯、水注、笔筒、臂搁、瓷印等品。
大量史料证实，在琳琅满目的中国陶瓷中，北宋官瓷出类拔萃、精美绝伦、古气盎然、扑人眉宇，被视为瑰宝。权臣贵胄也只能望瓷兴叹，可望而不可即。北宋官瓷作为一种尊贵和权势的象征，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在市场上流通的瓷器，其出身皇室，只供朝廷专用，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实乃不敢想象的难求之物，故有“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说，足见北宋官瓷的稀有罕见。
官瓷制作精美，用料考究，有“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的说法。官瓷胎骨有白、灰、青红之分。白色胎骨多用含铁质的深酱色釉护胎足，因而器皿口部边缘的釉最薄处由于隐约透露出胎色而微呈紫色，同时其足部没有挂釉处呈现出铁黑色，所以有紫口铁足之美。釉色以青为主，由于烧制气氛不同又各呈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绿，莹润内含，如美玉，如凝胎。釉面开裂冰纹，如同微风吹皱一池春水，泛出道道涟漪，令人赏心悦目、放怀怡情。
官瓷作为艺术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无精美雕饰以炫耀，又无艳彩涂绘以媚人，唯以体态造型之美、釉色纹片之俏幻放出迷人的艺术魅力，使古今中外为之倾倒。
由于官瓷制作工艺复杂，烧制难度大，成品率低，且技术保密，怕外人仿造，所以，除成品专供皇室外，次品全部销毁。北宋官窑历时短暂，毁于金兵攻陷开封的1125年，仅存世19年，北宋官瓷烧制技艺随之失传千年。因为传世品较少，复制起来十分困难。虽历代王朝对北宋官瓷均有仿烧，但基本未闻有杰作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全国各地的瓷器艺术复兴，北宋官窑也开始了恢复之路。
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的制瓷技艺，1981年，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接受国家恢复北宋官瓷研究项目，历经两年，经过100多次试制，终于获得初步成功。1984年6月，全国36名古陶专家会聚开封，对试制成的32种官瓷产品进行鉴定，认为“仿制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宋代官瓷传世品媲美”。
北宋官钧窑历史文化背景
官钧窑是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据“花石纲”史料及有关方志记载，结合宫中传世的钧窑瓷器，对其产地今河南禹县进行过多次调查。1965年，终于在禹县城北门内的八卦洞发现了古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与宫中传世钧窑瓷相同。从而证实了禹县窑址即是北宋官钧窑遗址。
北宋后期，在苏、杭设置“造作局”，以应皇室之需，竞相制作各种奢华奇巧玩物。尔后，有设“应奉局”搜罗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运作汴京，史称“花石纲”。徽宗根据《周礼》记载，大兴土木，凿池引泉，修建殿阁楼台。庭院满目嘉花名木，室内陈设奇花异石，并建“寿山艮岳”。为了种植奇花异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县建立了官钧窑，以烧制陈设用瓷。
官钧窑自民间择选能工巧匠，烧制各种宫廷陈设用瓷。如花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称最。质地优良，制作精细。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为宫中收藏官钧窑中的精品，这类官钧窑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编号字样，标明每类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种型号。官钧窑出窑后皆遴选入宫，臣民难得获得，故罕见墓葬出土。北宋灭亡，官钧窑废弃后民窑承其余绪继续延烧，生产民间用瓷。所以后来墓葬出土的钧瓷，都是民间瓷窑的产品。
官钧窑遗址发掘证明，官钧窑瓷器为两次烧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体先要经过、一次素烧，然后施釉，再次入窑烧造。因为钧釉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艺术釉，须以多次分层挂釉，比一般瓷釉为厚。若坯胎强度松软，不经素烧，即挂釉烧造，会造成废品迭出。素烧还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烧有高温与低温两种。官钧铀成于高温，因此，钧游要求胎体的强度较高，经过高温素烧，可使胎釉强度一致。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的目的
解读宋代五大名瓷：汝、官、哥、钧、定
钧瓷
清乾隆胭脂红轧道锦地粉彩地缠枝花卉纹套炉钧窑釉双象耳转心瓶
苏富比春拍（2011年4月）， 成交价59,024,200元。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胎质细腻，釉色华丽夺目、有玫瑰紫、海棠红、茄子紫、天蓝、胭脂、朱砂、火红等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
钧瓷的烧制技术复杂，还原程度难控制；加上古代使用的是松木窑，窑温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影响到钧瓷釉彩的成色，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产品会报废掉，而其中的上品则更为罕见，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钧瓷珍贵可见一斑。唐玄宗曾立令“钧不随葬”；宋徽宗时又成为御用珍品，诰封“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也甚为稀少。目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虽有收藏，为数也寥寥无几。
钧窑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曾被做为国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汝 瓷
汝窑粉青釉盖盒
北京中嘉国际，2008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成交价：35,200,000元。
汝瓷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宫廷御用、“淡天青”、“蟹爪纹”为人熟知。其器形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等；“淡天青”这种冷暖适中的色调以其素雅清逸，适应了北宋时期上层社会所推崇的“清淡含蓄”的审美情趣；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
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其釉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具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195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经过上百次实验和研究，1958年汝瓷之乡汝州汝瓷一厂专家们烧制出第一批豆绿釉仿汝器物。
官 瓷
官窑粉青釉纸搥瓶
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季拍卖会成交价：60,774,750元。
官瓷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传世作品少，令人惊叹的纹裂美著称。传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陷，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窑瓷却慧眼识珠，利用这一陶瓷缺陷开创了著名的纹片釉，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烧成技术，创造出“金丝铁线”、“紫口铁足”这些不是装饰的装饰。严格地说，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寻找，2004年5月，哥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张公巷发现。
定 瓷
北宋定窑孩儿枕
故宫博物院藏。
定瓷为五大名窑瓷器之一，民窑。五大名窑中，唯定窑以装饰见长，白色最为名贵，《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瓷还有个显著的特点是淋釉，俗称泪痕。
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或双齿梳篦状工具，刻划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定瓷烧制始于唐，兴盛于北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称为定窑。
哥 瓷
哥窑梅花洗
澳门中信国际2010年秋季拍卖会，成交价：20,203,775元。
哥瓷五大名窑瓷器之一，哥窑产品的最大特点是，釉面有许多浅白的细小裂纹，称为“百圾碎”。哥窑瓷器非常珍贵，据统计，全世界大约只有一百余件，而且哥窑窑址至今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
哥窑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叠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俗称“百圾碎”或“龟子纹”）；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部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由此，可以概括出故有“紫口铁足”之说，这也是区别真假哥窑器的传统方法之一。
“官钧”瓷器的年代之争
明代方流鸡心扁壶
近年来，随着河南禹州市钧台窑遗址最新出土文物的发现，许多中外学者对“官钧北宋说”这个主流论点提出质疑。在河南禹州去年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官钧”瓷器究竟是北宋还是元末明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该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无法有定论，“官钧”瓷器“北宋说”仍然占据着主流。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官钧”瓷器年代的争论。今年初，该所获知有一批“官钧”瓷器刚刚在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后，由于保管不善而流落民间，便向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准备将这些珍贵文物回收珍藏。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他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马上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这次研讨会上，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和副所长郭学雷正式公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并为这项成果提出了翔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
根据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的深入研究，无论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 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还是对相关绘画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都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文中提到的“方流鸡心扁壶”是明初梁庄王墓发掘品，这个同样造型的钧窑壶和高足杯这次都属于被抓实了的证据。笔者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即使不是最终结论，离真相也也越来近了。官钧的问题外国人早就提出来了，国内对以前河南的考古发掘有不同意见，认为地层分得不细，现在看来当时是把不少明代的白地黑花瓷都算作宋代地层出土，这次钧窑窑址出土的钱范被指出有很大的问题，应该是古人的伪作，真相终于慢慢被揭露了出来。
紫砂文化：韩其楼收官作《紫砂古籍今译》出版
一部涵盖明末至民国300余年宜兴紫砂文化发展史的《阳羡茗壶系》等5本重要古籍，经当代宜兴资深紫砂学者、年逾八旬的韩其楼先生注释编著成77万字的《紫砂古籍今译》，日前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大16开本，书中将译文分别列于原文影印版之后。
上世纪50年代，韩其楼在南京工作时，曾在一些古旧书店先后购买收藏到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代吴骞的《阳羡名陶录》、日本文人奥玄宝的《茗壶李景康和张虹的《阳羡砂壶审视紫砂文化发展源流及其演变，填补了空白。(崔听槐紫琅)
官钧瓷器“北宋说”遭质疑
明代方流鸡心扁壶
近年来，随着河南禹州市钧台窑遗址最新出土文物的发现，许多中外学者对“官钧北宋说”这个主流论点提出质疑。在河南禹州去年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官钧”瓷器究竟是北宋还是元末明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该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无法有定论，“官钧”瓷器“北宋说”仍然占据着主流。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官钧”瓷器年代的争论。今年初，该所获知有一批“官钧”瓷器刚刚在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后，由于保管不善而流落民间，便向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准备将这些珍贵文物回收珍藏。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他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马上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这次研讨会上，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和副所长郭学雷正式公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并为这项成果提出了翔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
根据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的深入研究，无论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还是对相关绘画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都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文中提到的“方流鸡心扁壶”是明初梁庄王墓发掘品，这个同样造型的钧窑壶和高足杯这次都属于被抓实了的证据。笔者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即使不是最终结论，离真相也也越来近了。官钧的问题外国人早就提出来了，国内对以前河南的考古发掘有不同意见，认为地层分得不细，现在看来当时是把不少明代的白地黑花瓷都算作宋代地层出土，这次钧窑窑址出土的钱范被指出有很大的问题，应该是古人的伪作，真相终于慢慢被揭露了出来。
北宋官汝窑历史文化背景及鉴别常识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
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
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言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瓷窑的分布情况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官窑来源于民窑，从这个逻辑上讲，在汴京建立之前，理应有个民窑的存在。否则，这种“汴京官窑”青瓷便成了无源之水。河南宝丰清凉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解决北宋官窑遗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考古证实，清凉寺遗址的部分发掘品与传世汝窑瓷相同，官汝窑器的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为淡天青色。色调稳定，釉面滋润而不甚光亮。釉层开细小纹片并伴有冰裂纹，因裹足支烧。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烧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经研究，当时官汝窑烧造前的遗存。这证明了先“命”汝州烧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的历史事实。
南宋官窑的发掘为研究北宋官窑的源头提供了珍贵资料。南宋官窑的发掘者认为：“南宋官窑的早期产品，受浙江制瓷工艺的影响不大，而是根据汝窑的技术而生产的，所以，从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层不透明、开裂和用支烧等，都与汝窑官窑相似。”可见，文献上的“袭故京遗制”是袭官汝窑而不是袭所谓的“忭镜官窑”。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宫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证，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时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的结论。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窑产品的特征为：胎质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开纹片为美，不讲究刻划花的装饰，个别器物仅仅装饰一道或几道弦纹。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铜器的样式烧造，古朴而端重。制作精细，盘、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满釉支钉烧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细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钉烧痕迹。
关于官汝窑烧造的时间可作如下推断：《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指明了官汝窑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间。又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之说，证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会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乱。故而笼统言之，官汝窑的烧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间至北宋灭亡的10余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