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窑红瓷器特征和鉴别。
说到洪州窑青瓷，人们或许早已从唐代陆羽《茶经》的论述中知其一二。《茶经》载：“碗，越州上，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皆)不宜茶。”洪州乃隋开皇九年(589年)所置。治所设豫章，即今南昌。洪州窑遗址坐落在南昌南郊30公里的丰城市境内。窑址连绵20余公里，烧造时间从东汉至晚唐五代历经800余载，这在中国古瓷窑址中是极为罕见的。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省市发现了洪州窑青瓷，足证当时洪州窑青瓷生产之盛况。洪州窑青瓷之美，虽不如宋汝、官、哥器雍容富态，定瓷之精雕细刻以及钧瓷的彩艳华丽，但她那纯朴古拙的造型、如玉似翠的釉色以及变幻莫测的冰裂纹，总是让人充满遐思。其釉色主要为青绿釉和黄褐釉两类。两晋时期，洪州窑产品中开始出现在盘口壶、鸡首壶等器物口沿及流、柄处施以褐彩。降至南朝，胎薄质细，釉质更显匀净。器型中出现博山炉、温酒壶等。杯与托粘结烧造成托杯、托炉、灯盏、五盅盘、格盘等亦成为这一时期常见的冥器。图案装饰除刻花、划花、印花外，亦采用了堆塑、镂孔等技艺。这一时期洪州窑青瓷的装饰以各类莲瓣纹为主流。有人认为，洪州窑釉色虽莹润，但釉极易脱落，即使是故宫博物院编著的《中国古陶瓷精品》一书所载洪州窑器也多有剥釉现象。然笔者所见洪州窑青瓷精品中，釉色莹润且丝毫不剥釉者仍不在少数。笔者曾在一私人青瓷博物馆藏中见洪州窑青瓷近百品，绝大部分釉汁匀润，与胎体结合紧密。史载唐代洪州窑产品已运抵长安，说明洪州瓷在唐代已达到“贡品瓷”的工艺水平。洪州窑的盛烧期大约一直延续到中唐，晚唐五代时期衰落，最终被南面的吉安永和窑、北面的景德镇窑所取代�WWw.TaocI52.coM�延伸阅读
历史悠久的越窑青瓷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青瓷窑系，其釉色类玉、类冰，造型精美，器物众多。越窑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生产。东汉时，越窑烧造出成熟的青瓷，嗣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五代的全盛期，至北宋中期渐趋衰落。
东汉越窑
东汉是越窑青瓷的初创时期，青瓷的烧制成功是浙江地区原始瓷的工艺发展和技术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的青瓷产品在成型、烧制工艺上与原始瓷一脉相承，处处彰显着古拙与朴实。
三国越窑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
西晋越窑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越窑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隋唐五代越窑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美。晚唐时，秘色瓷的成功烧造，更是代表了当时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宋代越窑
北宋早期，越窑继续繁荣发展，达到了新的艺术境界。器物造型精巧秀丽，釉色青绿，纯净而透明；盛行纤细划花装饰，技法娴熟，图样简洁清秀。装饰题材广泛，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南宋初期，由于朝廷征烧祭器和生活用瓷，上林湖一带窑场兴旺起来，使濒临消亡的越窑一度起死回生，出现了一个短暂繁荣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南宋朝廷在临安设立官窑，专烧宫廷用瓷的同时，越窑终于停烧。
吉州窑古陶瓷的工艺特色
吉州窑为综合性窑场，民窑生产随意性大，现就基本的最具本质特色的器型发展趋势、制作工艺和画风画法作简单分析比较。
1.器型发展趋势。时尚决定器型发展，器型决定制作工艺。
早期的吉州窑瓷器，继承了唐代雍容、矮胖的风格，入宋以后逐步向挺拔、俊俏发展，到南宋中后期达到顶峰，元以后向肥硕、厚重发展，明代以后则转向轻薄、规整。这与同代各窑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2.工艺特征。吉州窑因地制宜，制作工艺受胎土、施釉方式以及生产习惯影响。
以基本器型碗、盘、壶的底足为例，唐末五代的底足以玉璧足饼底、矮圈足为主;到了北宋前期则发展为高圈足、大圈足，中后期又为矮圈足;至南宋早期演变为假圈足，中期圈足直径逐渐缩小，并在圈足外斜削一刀，再在近足处横旋一刀，形成外观似圈足的形状;元中期以后，除黑釉盏继续保持上述形状外，其余底足又向厚壁、大圈足发展;至明代再向薄壁圈足发展。这个发展趋势，经过了一个循环往复、沿袭改革的变异发展过程。这个规律为吉州窑瓷品的断代依据之一。
以黑釉瓷施釉为例，受烧造技术的影响，北宋以前的黑釉瓷为防止釉粘连，保证成品率，均施半截釉。南宋前期，由于窑钱(垫圈)的出现，固定了叠烧器物之间的间隙，能较好地防止釉粘连，形成了除圈足外略显稍许胎，即釉不及底的形态;南宋中期以后，由于较准确地掌握了垫圈厚薄规律，形成了除圈足内无釉，器内外施满釉的形态。这些都是吉州窑产品“多露胎骨”的原因，也是其断代特征之一。
以时尚习惯为例，吉州窑受地理环境影响，在瓷土无法改变含砂量高的事实面前，窑匠们扬长避短，形成了“重釉不重胎”的时尚，即在坯胎制作方面较为草率，而刻意追求釉色变化以弥补坯胎不足。其结果形成了釉色百花纷呈、千姿百态，坯胎粗糙随意的显著特征。虽然随着烧造技术的进步，施釉方法从半截釉，发展到釉不及底，再到施满釉，表现了窑匠力求完美的愿望，但其重釉不重胎的观念始终占了上风，并且形成了生产习惯。因此，除少数极品外，绝大多数黑釉瓷的圈足内外的刮刀痕或跳刀痕均较明显，成为其鉴别窑口的显著特征。
3.画风画法。吉州窑古陶瓷装饰，无论是剪纸还是彩绘，讲究简练的画风画法和疏朗有致的图案布局，往往寥寥数笔勾勒成形，或点缀几笔以打破平面，极其写意又十分传神(图3)，绝无文人骚客笔下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即使同画梅花也别具一格。其图案均源于自然，取自民俗生活，多以自然物为对象，如菱花(图4)、团花、梅花、梅枝、蕉叶、奔鹿(图5)、彩蝶、波涛、猫、狗、虎(图6)、马(图7)、虫、鱼，常见“金玉满堂”(图8)、“长命富贵"、“龟鹤齐寿”、“儿孙满堂”、“多子多福”、“金桂玉兰”等吉祥语剪纸，还有马上猴(寓立刻封侯意)、凳上猴(图9)等彩绘泥塑瓷。这些装饰图案质朴明快、童趣盎然，民俗理语特点鲜明，浓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耀州窑对于北方青瓷发展的影响
相信许多学习高古瓷的朋友，在了解唐代部分的时候都听说过4个字——“南青北白”。这4个字虽有些简单粗暴，不能代表唐代陶瓷种类的全貌，但却从侧面反映出唐代以北方邢窑白瓷、南方越窑青瓷为首的两大制瓷体系的审美风格。而这样的差异与各窑口先天条件的制约有着莫大关系。 But，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位于陕西的耀州窑却是一支特殊的存在。在唐至金几百年的时间中，耀州窑发生了几次让人意想不到的风格转变，其中几个疑点涉及到中国陶瓷史中至今未解的谜题。
你相信这是同一个窑口生产的器物吗?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唐代耀州窑 耀州窑在唐代的产品种类庞杂，产品包括三彩器、白釉瓷、黑釉瓷、青瓷等。位于政治中心周围，整体水准自然不低，不过这时尚未出现具有代表性的顶级器物。
唐 三彩俑 耀州窑博物馆
唐 白底黑花花纹盘 东京国立博物馆
唐 褐釉盖罐 耀州窑博物馆
唐-五代 青瓷三足壶
五代耀州窑 当我们还在为唐代耀州窑品类丰富感叹的时候，它却另辟蹊径，完成了一次产业升级，这个改变耀州窑命运的时间点就是五代。 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朱温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这也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至此，如梦幻般繁华的大唐，在藩镇割据的久病之后、每况愈下，最终结束了长达289年的统治。 政权频繁更替的五代十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五代是中原地区更迭的五个朝代，十国是指在中心政权周边陆续建立的十个小国。） 就在这时，耀州窑完成了从野兽派风格到禁欲系的华丽转身，并且烧制出了水准能够与同时期越窑媲美的器物。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青釉碗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五代 耀州窑花口盘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盏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莲瓣纹盏
玫茵堂 五代 耀州窑雕花卉纹执壶
玫茵堂 五代-北宋 耀州窑花式盏
东京国立博物馆 五代-北宋 耀州窑青瓷盘
这件青瓷盘收录于日本《耀州窑》、出光《宋磁》两本图录中，被官方定为耀州窑，从釉色、造型、支烧方式来看，是一件很有研究意义的器物。 除了浮雕类型的器物，五代耀州窑青瓷整体风格素雅、造型简洁，与唐代已是截然不同。不过最高质量的耀州青瓷大多集中在五代后期至北宋时期，又接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描述，这难免令人将其同传说中，后周世宗柴荣的“柴窑”联系在一起了。
五代十国后期示意图
传说归传说，仍需实证来考据。不过，耀州青瓷对汝窑的影响确实有迹可循的。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立国号为“宋”。取代了后周政权，并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基本完成一统。作为后周旧臣的赵太祖依旧建都于河南开封，这为后来河南地区高质量青瓷的产生奠定了政治与经济的良好基础。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印花龙纹波涛纹碗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印花龙纹波涛纹碗
清凉寺出土 汝窑 青瓷盆
在清凉寺出土的汝窑（及类型）的器物中，能见到从初期阶段到成熟期的器物（部分与传世汝窑有些差异，应为试验阶段的产品）。从装饰到造型、甚至是釉面质感与五代至北宋的耀州青瓷十分近似。芝麻支钉的支烧方式与上文的五代耀州器物，更是如出一辙。作为北方最早的高质量青瓷，五代耀州窑的意义或许是我们一直忽视的存在。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北宋至金代是公认的耀州窑的巅峰时期，釉色变为了通透的橄榄青，装饰风格趋向繁复的刻花。五代时期耀州青瓷的影子，大概只得在河南汝州汝窑中得以窥见几分了吧。 部分五代耀州窑器物欣赏
五代 耀州窑青釉花口洗
五代 耀州窑青釉花口大盘
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的发展历史
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从单纯的点彩到条形绘彩，再到大块施绘，再到细细描绘，再到潇洒随意，直至衰落，体现出艺术演变发展的清晰脉络，具有民间窑场独有的特色。
褐彩装饰是瓯窑青瓷颇具特色的装饰手法，它突破了单纯刻划纹和模印纹的局限，使单一的青釉瓷的色调发生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平添一分活泼明快。瓯窑青瓷褐彩装饰不仅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而且纹样丰富，自成系列。
褐彩装饰产生的早期，三国吴至西晋，仅在器物的口沿、肩部或腹部用大小不一的褐彩小点随意稀疏装饰；东晋装饰范围扩大，在陶瓷器物的口沿、肩部、腹部、盖、流甚至周身，或者动物造型的眼、嘴、足等醒目部位用褐彩小点装饰，部分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呈菱形、十字形、三角垂帘形等，部分讲究对称，典型器物如前面提到的东晋永和七年（351）褐彩鸡首壶、东晋牛形灯盏等。早期的装饰手法极其单纯自由、大气而又率直，符合点、线、面的原始美学原理，在青釉上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出民间实用而朴实的审美情趣。
南朝，点彩继续流行，用毛笔绘饰的条纹褐彩出现在罐的外壁或莲瓣纹碟的内壁，典型器物如温州市区翠微山出土的南朝瓜形盖罐，反映出运用褐彩装饰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唐代，点彩基本不见，条纹褐彩继续流行，盛行大块褐斑装饰。在直口筒形罐、敛口水盂、瓶、壶碗等的腹部、口沿等醒目部位，饰以大块褐色或黄褐色斑块，一般不讲究对称，但讲究间距。这种大块褐斑装饰，与唐代浑圆饱满的造型时代特征相呼应，使器物显得雍容富贵。
五代至北宋，保持着唐代褐斑装饰的风格。从北宋早期褐彩蕨草纹执壶来看，北宋的褐色彩绘技艺已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盖面的蕨草叶随意而流畅，具有写意画的风格特点，腹部的蕨草纹茎叶分明，婷婷玉立，飘举摇曳，曼妙多姿，布局构图符合美学原理，仿佛是一幅绝妙的写实自然风景画，在中国古代花鸟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宋至元初，瓷器的题材仍以自然乡村常见的云霞和花草、兰花、荷花等植物图案为主，但风格为之一变，用毛笔风驰电掣般地绘饰，抽象写意，潇洒随意，酣畅淋漓，与宋元文人画追求笔墨情趣的时代风格相呼应。
六朝瓯窑青瓷
耀州窑烧造历史与分期
耀州窑的烧造史可归纳为五大历史时期：第一期 唐代 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段。瓷器有黑、白、青、黄褐、花、茶叶沫、外白内黑、外青内黑等单色釉和复色釉瓷，以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青釉黑彩、黑釉剔花填白彩、白釉褐绿彩等高温彩瓷，还有唐三彩、低温单彩釉和硫璃瓦等。器胎比较粗糙，可见颗粒状物和气孔，以后逐渐改善。胎色有淡土黄、土白、灰、深灰几种。出土瓷器以大底假圈足或玉璧底宽矮圈足的碗、盘、钵、盏及短流壶、盒、高足灯为大宗，还有枕、釜、盂、盅、擂钵、盏托、砚、烛台、漏斗、损、铃、拍鼓、碾槽和碾轮等。晚期玉璧底变窄，成为玉环状矮圈足，器壁开始厚重宽大，逐渐向轻薄和精细转变。装饰手法见有贴花、绘彩，并开始出现划花和戳印花。第二期 五代 瓷器以青瓷为主流，青釉有灰青、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兼烧少数黑釉、酱釉瓷，及白釉褐绿彩瓷。器胎可分为黑胎和白胎两类。黑胎呈黑灰或铁灰色，胎体外施有白色化妆土，化妆土上再施青釉。白胎出现较晚，呈白色或淡灰白色，一律不施加化妆土，釉层直接挂坯上，其数量比黑胎要少得多。五代的器物多酒具、茶具和餐具。主要有以釉裹足为特征的花口碗、盘、洗、高足杯、柳斗杯、多曲盏、盏托、套盒、盒、瓶、杯口曲流壶、盆、罐、小口三足盂、钵、香熏炉等。器物造型由唐代的丰满大方变为秀美精致。器口多花口，器壁往往多曲折。器足多外撇。各种造型多以仿晚唐和五代的金银器为特征。有些器物还往往饰有纹样，采用划花、剔花、贴花手法进行装饰。在五代青瓷标本中，发现了10多片刻有“官”宇款的器底，还发现有装饰龙、风纹图案的器物标本。第三期 宋代 可分为北宋早、中、晚期和南宋四段，是该窑青瓷烧造的鼎盛期。以北宋中、晚期所烧色调稳定的做揽釉青瓷为代表，兼烧少量黑、白、酱釉及兔毫、油滴结晶釉瓷。器胎比唐五代精细，以中期的浅灰白色胎最为均匀细致坚密。器物中碗、盘、碟、盏、洗、壶、罐、瓶、灯、盒枕的造型秀美多样化，同时新增加了盖碗、供盘、花插、花盒、尊、博、鸟食罐、带座灯盏、搂空熏炉、鼎炉、围棋子盒等新的器物。此一时期，凡是瓷器制作的餐具、酒具、茶具、化妆具、照明具、陈设具、医药具、棋具、乐具、供具、鸟食具、儿童玩具等器物种类应有尽有，造型优美秀丽，器类完备多样化。器足增高变窄，以中期最甚。在装饰手法上又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刻花和印花新工艺，其刀锋犀利，圆活生动，纹样流畅，活泼多样，具有一种独到的浅浮雕美感，被誉为我国宋代刻花青瓷和印花青瓷之冠。宋代耀州窑青瓷的鼎盛发展，还表现在装饰图案的丰富多彩和纹样题材的多样化方面。目前己见的该期纹样图案约有200多种，内容有花卉草木、瑞兽珍禽、昆虫蝶蛾、水族鱼类、佛教造像、各类人物、历史故事、庭园山石、流云水波等等。每一个大类中又有多种纹样图案，其纹样之丰富和题材之广泛，在同时期各著名窑口中可说是仅见。此时，该窑的制瓷工艺影响了陕西、河南、甘肃、广西、广东的一些窑场，从而形成了一个范围较广的耀州窑系，该窑的产品被公认为此窑系的代表。第四期 金代 可分为金前期和金后期两段。前段以烧制豆青釉和月白釉青瓷为主。器胎灰色或浅灰色，并往往略呈现灰棕色，胎土的颗粒均匀，质地细密，但比典型的宋胎颗粒要大，反映出加工工艺不够精细的特点。后段以烧姜黄釉青瓷为主，同时兼烧黑釉、酱釉及兔毫、油滴结晶釉瓷。器物多实用器，以碗盈为大宗，还多见碟、盖碗、瓶、壶、罐、灯、盒等器类。器壁比晚宋明显加厚，口唇尤厚。器足由宋代的窄圈足又渐转宽，以圈足内墙外斜为该时朔的整体特征。造型趋向浑圆耐用。花口瓶、狮座灯、三足鼎炉之类供器和祭器明显增多。刻花印花装饰工艺的图案趋于简练，主题纹样往往饰于开光图案中。金代后期青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胎多呈土灰和淡土黄色，瓷釉多呈姜黄色或黄绿色。
在碗盘圆器类的器内心，多见刮削出无釉圈的现象。装烧方法从一器坯一匣钵，以烧成精器，发展成多件器坯叠装在一个长筒匣钵中，以增加产品的数量。鼎盛一时的宋代耀州青瓷，到金代后期，其制瓷工艺则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
第五期 元明代 明显地可分为元代前期、元代后期和明代三段。元代前期以烧姜黄釉青瓷为主;元代后期以烧白地黑花为主，同时兼烧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出土器物有高足杯、把足碗、折腹盘、大腹玉壶春瓶等日用瓷器。装饰工艺处在由刻花和印花向绘画装饰转变的过程。到元代后期和明代，该窑场烧制瓷器产品的主流，不再是曾经名扬中外的耀州青瓷，而改为宋金以来长期受到民间欢迎的磁州窑系之白地黑花瓷。数代北方青瓷的代表性窑场，就这样由创烧开始，经历了成熟一鼎盛一延续一衰退的发展过程，到明代申叶最后停烧，结束了它的窑场发展史。
另外，黄堡的耀州窑场到金元时期，因为数百年的长期烧制，原料和燃料均大量消耗，埋藏较浅的瓷土柑泥和煤炭数量大减。为了降低成本继续进行传统性的制瓷生产，耀州窑在维持黄堡镇原有窑场烧造的同时，又在黄堡镇以东一二十公里处的上店、立地坡和陈炉等地兴建了新窑场。到明代中叶黄堡镇的耀州窑场终烧之后，立地坡和陈炉仍继续烧瓷。特别是陈炉镇窑场，曾誉有“炉山不夜”之誉称，是继黄堡耀州窑之后西北地区烧瓷数量最大的陶瓷基地，至今还保留有相当多的传统制瓷工艺，近些年前来考察的中外学者和陶艺家可说是络绎不绝。陶艺界多认为陈炉窑场匠人的拉坯轮制技术是国内最优秀的，其工艺应是耀州窑轮制工艺的真传。
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瓷的工艺特点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历史发展规律，大体说来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发展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发展到釉上彩，并逐步形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等彩绘瓷品种。唐代陶瓷工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工艺的成熟运用。虽然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釉下彩瓷为江苏南京出土的六朝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但由于同时期的釉下彩器仅发现一件，因此它很可能是偶然现象，所以唐代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瓷的成功制作在古陶瓷工艺发展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沙窑窑址位于湖南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又称“铜官窑”。早期的长沙窑继承岳州窑的特点，以烧青瓷为主。至盛唐以后，逐步烧制白釉、绿釉以及釉下彩绘瓷。其彩瓷装饰由烧制青釉褐彩，发展到烧制青釉褐绿彩，以及白釉绿彩和白釉褐绿彩。
长沙窑的瓷器造型十分丰富，除碗、盘、壶、罐、洗、枕、盏托、盒等日常用具外，还有镇纸、滴砚、笔洗、砚台等文房用具，以及鸟、狗、猪、羊、马等玩具。其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后期形态趋于秀丽。以长沙窑典型器的壶为例来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短流呈棱柱状，单曲柄，显得丰腴稳重。至晚唐五代时期，其腹部变为瓜棱腹，颈部细长，流呈圆管状，柄为双曲柄。而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罐一般为长圆形，鼓腹，腹的最大直径在中部，肩部与颈部间，往往对称有条形或半圆形系。
长沙窑前期器物的胎质较粗松，胎色为暗红色，后期的胎质细密，胎色多呈灰白或灰青色。釉色前期黄中带青，黄的成分略重，胎釉结合不好，常有剥离现象。后期釉色青而微黄，色调稳定，胎釉结合紧密。长沙窑瓷器的胎质，由于原料含铁量较多，烧成后胎色略深，实际上不利于彩画，因此往往先施一层化装土，然后绘画，最后罩釉烧成，这种装饰方法，在南方青瓷中还不多见。
景德镇青花玲珑瓷的历史和工艺
景德镇青花玲珑瓷
玲珑，明彻的意思。玲珑瓷属于镂花的一种。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载："素瓷甚薄，雕花纹而映出青色者谓之影青镂花，而两面洞透者谓之玲珑瓷。"其制作方法是，先在生坯上按图案设计的花形，镂刻一个个小米孔，使之两壁洞透，有如扇扇小窗；然后糊上特制的透明釉，就像窗户糊纸一样；再通体施釉。经过焙烧，镂花处明彻透亮，但不洞不漏。这种透光的米粒状孔眼，叫做"米花"；在日本则叫"米通""萤手"。有些陈设品如龙舟、花瓶之类，镂空处不糊釉浆，也叫玲珑。唐代洪州窑巳生产玲珑瓷；明永乐时，景德镇窑巳有玲珑产品。隆庆、万历其间，玲珑瓷风行一时。清乾隆时期，御窑厂也曾仿烧。主要器物有玲珑炉、玲珑盖碗、玲珑笔架和玲珑香奁等。
玲珑瓷是在瓷器坯体上通过镂雕工艺，雕镂出许多有规则的“玲珑眼”，然后以釉烧成后这些洞眼成半透明的亮孔，十分美观，被喻为“卡玻璃的瓷器”。因为“玲珑”的本义就是灵巧，明彻、剔透，所以以玲珑称这种瓷器是非常确切的。
玲珑瓷也有很悠久的历史，所以也是景德镇的四大传统名瓷之一。玲珑瓷往往配以青花图案，叫青花玲珑瓷。这种瓷器既有镂雕艺术，又有青花特色，既呈古朴、又显清新。解放后的玲珑瓷得到迅速发展，产品除中西餐具、茶具、具、咖啡具、文具等日用瓷外，又精制成各种花瓶、各式灯具等陈设瓷。
景德镇青花玲珑瓷是明永乐年间在镂空工艺的基础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已有500多种年间的历史。瓷工用刀片在坯胎上镂成点点米粒状，被人们称为“米通”，又叫玲珑眼，再填入玲珑釉料，并配上青花装饰，入窑烧制而成。它显得灵巧、明彻、透剔，特别高雅秀洁。
玲珑瓷启始于北朝末年至隋初。唐、宋、元未见，至明永乐年间景德镇窑有甜白釉玲珑瓷烧造，此后复现于清乾隆期，然而数量很少，至于永乐年间的玲珑瓷流传极少，很不易见。晶莹、幽雅的青花玲珑瓷，是景德镇传统名瓷。它既汲取了青花技术之特长，又采纳了镂雕艺术之妙法，具有精巧致密，素雅清新的特点。外国人称其为“嵌玻璃的瓷器”，数百年来一直誉满中外。
青花玲珑是一种下釉青花加玲珑雕镂的综合装饰。结合呈色青翠的青花纹饰，施釉入窑高温一次烧成。青花玲珑的装饰风格与众不同，它的玲珑釉色透明带绿，小孔处透明性强，仿佛开了一个个的小窗户，阳光和灯光透过，成瓷组成的玲珑眼的特殊纹样，艺术效果别具一格。加之与青花装饰相结合，在白中泛青的釉色衬托下，显得分外精巧细腻。朴素大方，清新明朗。
近年发展有彩色玲珑，薄胎玲珑皮灯等陈设瓷；玲珑眼也由单一“米通’，发展为圆，尖、扁、线)弯曲等形式。并能组成各种花鸟、水浪，云彩人物等形状，丰富了青花玲珑的装饰效果，使品种更加丰富多彩。1981年景德镇青花玲珑瓷荣获国家金质奖。
中国陶瓷的历史文化和窑系的分布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五代时期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 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汝窑青瓷的历史文化
新世纪伊始，汝窑遗址于清凉寺民宅下被意外地揭开，特别是随之而出的各式汝窑残器，使全面解读汝瓷有了直接依据。
作为五大名窑之首的遗存物，倘若不破不残不废，这等器具，确是好样的，有些还堪为汝瓷佼佼者。然而，用于研究探讨，如此不修边幅的残件，只因坦露了汝瓷奥秘，无疑，也属好样的。这些残件，展示了下列特征：
釉色以青而蔚蓝的天青为主色调。亦有虾青、粉青、豆青、卵青、灰青、茶青、葱青等多种色阶，但色色略异而皆含青闪蓝是汝釉之美的特色。
釉层较薄，釉面温润柔和。光泽感多数不强，少数晶莹；多数开片，个别无纹片；
胎体较厚，质地欠紧密。胎色以香灰色为主，这种色，类似燃过后的香灰、于浅灰中微微闪黄。少部分的胎质呈土灰色；
绝大多数产品用支烧法生产，裹足满釉，底有芝麻细小挣钉。个别品种采用垫烧，足端露胎。
上述特征，多数已为历代学者及鉴赏家众品一辞。但也有误会，比如釉色，宋代《咸淳起居注》的“天青色”属言之有物，尔后的明《留留青》“色如哥而深，微带黄”、清《南窑笔记》“有深淡月白色二种”等解说，则与汝器表征有出入，显然系“官”、“哥”与“汝”的张冠李戴。当然，这是宋汝至明清时已呈凤毛鳞角的一种无奈，又受历史条件所限，没有博物馆、图刊之类作交流借鉴，故难煞了古人。独独胎体，前不久，我们还称之为“薄胎”、“胎体都很薄”，那才是对一代名窑真正的不解。
汝窑的胎体，普遍显得较厚。与同类器型的定窑瓷比较，前者厚度为后者的1至2倍。汝瓷胎质，明显松软，远不如越瓷、定瓷、龙泉瓷来得坚致。手感亦相对较轻，其胎骨，缺乏瓷质通常应有的玻璃相。
这类玻璃相也即我们惯说的瓷化程度，它关系到胎体的强度与硬度，还赋于胎质适度的透明和光泽感。关于它的生成，现代陶瓷科学认为，条件不外乎二个：外因，相关的窑温；内因，瓷胎中石英、绢云母及高岭土、长石等多种岩石状矿物质所占的份额比例。然而，汝瓷的釉色能发得如此蔚蓝卓绝，其烧成温度当毋庸置疑，症结自然在坯土本身。再从胎质干枯发涩及出现较多的间隙分析，汝瓷坯泥成份存在着先天的某些失调该是确切的。考虑到长石与绢云母的特点为高温下粘度大、熔融范围宽，可促成瓷化并提供足够的玻璃相，而石英起减粘作用，过多的石英不利于熔融。因而可以断定，汝瓷胎泥中的长石及绢云母不足，或者石英过量，是造成瓷化不良主因。当然，详尽的配伍成份还需科学检测作结论，这里提出的仅属个人的一些认识，想说明的是汝胎现状：由于瓷土先天不足，烧成后的汝胎，近似陶胎。从质量计宜，汝窑匠师才不得不增加胎体厚度，以弥补粘纬度和强度之不逮。
汝窑胎体不是不想做薄，只是薄不了。从其裹得严严实实惟露出一丁点的小挣钉上，我们可以窥出匠师当时的心境。这个小铮钉，自然成了汝窑的象征。而这个凝结着香灰色胎记的芝麻形小挣钉，折射出的却是汝州人博采众长的务实与创新精神。
汝窑的成就
汝窑的妙，妙就妙在集传统工艺之长。
汝釉的奇，奇就奇在独一无二的“内有玛瑙为釉”。
就艺术而言，纹饰图案的鲜活与线条平面的敦实，实同一概念上的二个不同的高度。于标本上可见，汝窑制瓷技艺不亚于当时堪称一绝的定窑白瓷。汝窑作品，无论胎壁的厚薄，弧线的准确，整体的浑然，还是修坯的细洁（不露竹丝纹），乃至釉层的匀净（不见泪痕）均出乎意料地精致。这类精致不等同形体上单纯的对称、规范、严谨，而是整体的简约和凝炼，是由线条营造出的三维空间所拥有的无限美意。诚如眼下汝人之绝活，比定瓷更见线条的流畅和整体的出神入化。欣赏之余，时时会生出一番恍如天工的感慨，一如定瓷在手，惊其纹饰精湛，常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动。但二者相比，汝瓷的返璞归真不免让人流连得更长久，从中品味到的文化内涵更博大。比如圈足外卷，这是两晋至唐五代越窑偶而为之的一种底部形态，而此时的汝窑已普遍应运至盘、碗、洗，只是越发灵巧、圆润、宏达。比如支烧痕，汝窑虽然借鉴了越窑、耀州和岳州窑的工艺。但是，从支痕的大小、形状反映出的心痕手迹，汝窑这宋时出生的小弟，比起汉唐已见名传的三位大哥显得还是棋高一筹。瞧瞧芝麻钉之细小，部位之恰到好处，惹人喜爱之模样，汝窑工匠之用心良苦一目了然。再包口裹足满釉，汝窑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赢得宫廷青睐被指派烧造供御瓷实属必然。
比工艺创新更震撼世界的是汝窑釉色，它比中国陶瓷史上曾有过的梦想在北宋晚期如愿如偿。关于天青釉，相传为五代周世宗柴荣所创，“当日清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景德镇陶录·卷七》引《唐氏肆考》），这便是迷人的柴窑。明宣宗酷爱其貌，于《宣德鼎彝记》将宫内“柴窑”列为名窑之首（柴、汝、官、哥、定）。清代重要专著《南窑笔记》还把柴窑特征归为四如：“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该“四如”屡屡见诸陶瓷专著。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因缺乏相应实物与理论支持，致陶瓷学界对明清的记载存疑，认为古人可能将五代秘色瓷或景德镇窑影青瓷，误当传说中的柴窑。近年，又有学者提出“柴窑就是五代耀州窑瓷器中的精品。”之说，核心也是釉色。总之，釉色天青，非同小可，此乃商、周原始青瓷至宋代诸多青瓷系列长期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然而，汝窑大获成功，并以传世70件器物及新近面世的无数天青釉瓷片，证明了自己的业绩。
郎窑红,郎窑红的历史,红釉瓷与郎窑红,郎窑红的特征
郎窑红，是我国名贵铜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它的特点是：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而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郎窑红的历史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制瓷工艺达到我国历史高峰。凡是明代已有的品种不仅都能烧造，而且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由于有一个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酷爱艺术，在他的倡导下，郎红器比康熙更成熟和多有极精的产品问世。另有，乾隆时期郎红中的薄釉器，色如鸡血，称为“鸡血红”；釉层较厚，色彩深艳，犹如初凝的牛血，称为“牛血红”。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红釉瓷与郎窑红中国清代景德镇窑红釉瓷。系因江西巡抚郎廷佐在景德镇监造瓷器而得名，另外还有豇豆红和霁红。郎廷佐是在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任职中烧制郎窑红的。郎窑一名最早见于刘廷玑《在园杂记》，书中载有"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比摹成、宣、黝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认"。紫垣为郎廷佐的别号，他在任期间监督匠师模仿宣德、成化时期瓷器，能达到乱真的程度。郎窑红的特征郎窑红是模仿明宣德时期宝石红釉特征烧制的。釉凝厚，玻璃感强，佳品呈鲜红色。传世品以瓶较多，常见的有观音瓶、棒棰瓶（棰口直颈者为硬棒棰，撇口圆肩者为软棒棰）、直颈扁腹瓶；盘碗也为数不少，有通体呈菊瓣形的。郎窑红器皿的口部多为白色，与宣德红釉瓷器的灯草口特征相似，器皿的底部有白色、米黄色者称为米汤底，浅绿色者称为苹果绿。郎窑红瓷器底部书写年款的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两种，但数量不多。为什么郎窑红会变成绿郎窑郎窑红在烧成过程中变成绿郎窑，古人视为奇事，故称窑变。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绿郎窑的形成机理大体上和苹果绿差不多。从工艺角度找原因，也是由于器物上局部地区铜的富集所致。虽然郎窑红不用喷釉法而是采用浸釉法施釉，但由于古代对釉浆的细度和均匀化处理一般都不太讲究，铜在釉浆中常会出现分布不均匀的情况，有些铜的粗颗粒会沉降于釉浆桶的底部，所以即使采用浸釉法施釉，仍有可能发生铜富集的情况，铜富集的结果便出现绿郎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