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柴窑瓷器的鉴别。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 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 (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 “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扩展阅读
纪年款
（一）宋代纪年款
1、宋“景德年制”款
按照文献记载，景德镇窑以皇帝年号命名官窑纪年款，始自宋真宗景德年。但以“景德年制”为款识的景德镇宋官窑实物，至今未能发现。
2、宋“至道元年”款
“至道元年”(995)款为宋定窑器署款，而且刻饰在瓷器外壁上，具有题铭记事性质。
3、宋“明道元年”款
“明道元年”(1032)款为宋代虎纹瓷画的署款。由于受绘画载体材质理化性质的影响，宋代纸绢画遗存甚微，因而此器显得十分珍贵。
（二）元代纪年款
1、“至正十一年”款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磁州窑菊纹罐上的“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二十九日河东陈家翔造”款铭，为元磁州窑民窑器款。
2、“至正年制”款
近年，吉林省扶余县古代墓葬出土的釉上彩缠枝番莲纹碗碗底“至正年制”款为明代嘉靖——万历间的仿款。
（三）明洪武款
明洪武年间，皇廷御器，按照需要临时下达国内几个重要产瓷区烧造。如果需用量大，则调工匠赴京（今南京）置窑烧制。对此，明万历版《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作了具体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
九十年代，南京明故宫故址出土了洪武官窑残器。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洪武”纪年款的官窑器。
（四）明永乐款
1、永乐官窑款
永乐初年，明代皇廷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烧造的御器，书写“永乐年制”四字款识。永乐官窑款，大多为篆体。或用青料书写，或在胎骨上刻饰，再用透明釉罩盖。
(1)青花书写篆体“永乐年制”官窑款
笔道浑厚圆润，起落笔处呈尖状，折角处为圆角，结构严谨整饰，气象雄浑豁达，款外围双圆圈，或围图案，或围花纹（例如鸳鸯、狮子滚绣球、团花）。
(2)刻或印篆体“永乐年制”官窑暗款
篆体“永乐年制”暗款，刻或印饰在器内底心或内壁，字体风格与青花书写篆体款相近，款识外围单圈，有的单圈外围花饰几何纹。
(3)楷体永乐四字官窑款
明景德镇御器厂故址出土的永乐釉里红残器口沿，用釉里红书横式“永乐元年”或“永乐四年”。
2、历代寄托永乐款
后世仿款，笔道生硬折角。
(1)明万历寄托永乐款
半行书半篆书，朴质稚拙，有的仿款“年”字犹似“季”字，款铭外围一圈链条般的装饰带，款字大多安置在器内底。
(2)明天启 崇祯寄托款
字体犹如万历寄托款，款铭外围的装饰带，或由延绵的涡纹组成，或由双排练条般的花式构成，装饰带比万历寄托款的装饰带更为宽阔。
(3)清康熙寄托款
康熙寄托款的字体，具有明万历－天启的遗风，但比万历－天启时流畅自然，款铭外不加圈栏，也无花饰。
（五）明宣德款1、官窑楷书款
宣德官窑款，好似出自一人之手，清秀端庄，浑厚遒劲。“德”字沿袭汉碑中的古体，字的右半边“心”上没有一横，而成“德”字。而且双人旁的两撇，斜度较大。字体风格深受明初书法家沈度的影响。
宣德官窑款，以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为常见，其次为青花“宣德年制”楷书款。
2、官窑篆书款
篆书款极为少见，但景德镇明代御器厂故址出土了两件双圈篆书“宣德年制”四字青花款残器，款识料色浓淡不匀，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体款的遗韵。
3、官窑款的色相
宣德官窑器载款的器底釉面，白中闪青，晶莹滋润，并有橘皮纹。
宣德官窑款，一般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或在进口料中适当掺入一些国产青料写就。呈色多为浓重的纯蓝，深邃处有铁的结晶斑，但款铭色泽浓淡不一，并同覆盖款铭的透明白釉紧密结合，使得笔划的四周，好像蒙上了一层白雾。用八倍以上的放大镜在强光下审视，款色多雾暗而下沉，器身和口内、足内釉薄处，闪有明显的牙黄色；浓釉处微闪淡青色。
4、宣德官窑款的布局
宣德款，落款位置变化多，或底足，或器内心，或口沿，或肩部，正如孙瀛洲先生所说：“宣德款识遍器身”。
(I)宣德官窑楷书“大明宣德年制”款
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双圈是用毛笔借助旋转陶车在圈足上写就，显得工整规矩，但圈线的色料浓淡不一，圈线的粗细也不一致。如果落款位置在器壁上，则多采用单行横排，外面不加圈栏。
(2)宣德官窑楷书“宣德年制”款
有的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有的单行横排，无圈栏。
5、历代仿宣德款
自明嘉靖至民国，历代都有仿宣德款的窑器，但仿款的字体风格与宣德款，特别是宣德官窑款有明显的差异，笔法走势不是过硬，就是太软，或者过于工整，或者草率行事。仿款色泽涣散、浅淡又浮于上面。
(1)明嘉靖仿宣德官窑款
嘉靖仿宣德官窑款为楷书，敦重而缺乏宣德官窑款那种刚劲浑厚的神韵。“年”字写法又与宣德款截然不同，而与“正德”款中的“年”字相近。有的学者把它视为“正德”仿宣德款的作品，但从仿款的呈色上分析，青中泛灰蓝，属嘉靖时回青与石子青混合使用的色相。另外，载负款字的器底釉面，白中略泛灰黄，釉薄而平滑，无橘皮纹，也富于嘉靖器物的特征，加之瓷画的构图、色相无不闪烁嘉靖瓷器的风采。
(2)明万历仿宣德款
万历仿宣德款识的器件较多，仿款一般为楷书，但属信手写来，与宣德本款相去甚远。
(3)清康熙仿宣德款
多为楷书，字体结构有的富有宣德款的遗韵，但款字书写偏瘦。有的康熙仿款，“德”字与宣德款迥异，其右半边“心”上有一横。有的康熙仿款，采用行书而与宣德款迥然有别。
(4)清雍正仿宣德款
楷书，多采用竖排三行构图方式，有的径直写“大明宣德”，规矩有余，活泼不足；敦重有余，浑厚不足。
(5)清乾隆仿宣德款
格调不一，有的过于浑厚而显得臃肿，有的单薄，缺少阳刚之气，与宣德官窑款相去甚远。
（六）明天顺款
英国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卵白釉印花凤纹盘”的盘心间印饰的“天顺年造”款，乃属目前所知的天顺朝惟一带纪年款瓷。对于它的年代，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元代“天顺”年（1328年）枢密院在景德镇御土窑定烧的器物。因为此盘盘壁的印花凤纹间，印有“枢府”二字；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它是明代天顺年间（1457 -1464年）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官窑器。
其理由：①元代创烧的卵白釉瓷，一直延烧到明代天顺年间；②其型制和底足与元瓷不合，而与明瓷接近；③款识的布局与排列也不具备元瓷特征。由于笔者未看到实物，对于他们的是与非，无法下结论。只好向读者客观介绍这两种点。
（七）明成化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明成化官窑款，犹如出自一人之手。用笔自然，肉中骨，柔中见刚，既挺拔瘦劲，又笔道圆润。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成化官窑款识的字体结构时说得好“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七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字窄平年应悟，成字一点头肩腰”。
孙先生说的第一句是指“大”字的第二笔上端有尖，有圆，出头不高。第二句是指“成”字第五笔，撇直而生硬。第三句是指“化”字的单人旁和“七”旁上端相平，或接近相平。第四句是指“制”字的下部“衣”的第二笔一横，很少越过右方的立刀以外。第五句是指“明”字右边的“月”，上窄下宽，“年”字呈肥胖状。第六句是指“成”字末笔的点，有的与头平，有的与肩平，有的在腰际。
(2)色相特征
成化官窑款，大多采用青料书写，少数以色釉拔白的技法来表现。青花书体款字的青色，沉淀浓淡不一，青料四周好像浮雾欲盖，在强光下，用放大镜审视，款字上隐现一层云雾和如珠的气泡。
(3)布局
成化官窑款常以竖排双行形式来构图，一般安置在器底，外围双方框或双圆圈。围饰的方框用手工画成，线条规整度欠精密，并遗有因运笔轻重不匀而留下的浓淡不一的色料痕。围饰的圆圈，由于在陶车上操作，较为规整，但也往往遗有色料浓淡的烙痕。明成化官窑款，也有少数横排一行或单排作半环形排列，安置于器物外壁口沿处。
2、民窑款
成化民窑款，一般分为“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明成化年造”两种署款方式。民窑款识多为楷书，但与官窑字体有别。其中“化”字书写较别致：字的左边单人旁中的一撇长而刚劲，撇下的一竖较短；右边的“七”旁，笔划转折有力而呈锋刃状。
3、历代仿成化款
成化官窑器，胎骨细润晶莹，造型玲珑秀奇，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画面淡雅幽婉。早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成化窑器就身价显赫。对此，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野获编》有所记载：“成窑酒杯，每对至博银百金”。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历代仿成化款的窑器很多。
(1)明嘉靖仿成化款
半楷书半行书的字体，其中“成”和“化”，颇得成化款的遗韵，但“年”字书写独特，中间一横特别长，与嘉靖某些本款较为接近。仿款外围双圆圈或不加圈栏。
(2)明万历－崇祯仿成化款
万历－崇祯仿成化款，书写草率，“成”字中的一点，大多点在腰际，少数点在肩上。仿款的写法也多，有的写成“大明成化年制；有的写成“大明成化年造”；有的写成“成化年制”；有的写成“成化年造”。“年”字中间，往往写成三横。
(3)清康熙一乾隆仿成化款
清代仿款，多为楷书，规矩端方，缺乏成化官窑款那种柔中见刚的神韵。
（八）明弘治纪年款1、官窑款
弘治官窑款多为楷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篆书官窑款。
(1)楷书官窑款字特征
弘治官窑楷书款，字体工整灵秀，笔划纤细柔和，一改成化瘦硬劲挺之风采。从款字的结构来看，“大”字的横划较短，结体瘦长，“弘”字左边的“弓”大，右边的“厶”小；“治”字的水旁三点，绝大多数低于“台”傍；“台”傍的“口”部底下一横常突出，形如“口”。“制”字下面的“衣”部的横划常常超过上面的“制”部。
(2)官窑篆书款的字体特征
弘治官窑篆书款，存世已不多见。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绿彩高足杯上的篆书“弘治年制”官窑款来看，其字体，特别是“年”、“制”二字，有永乐、宣德官窑篆体款的遗风，显得浑雄健、挺拔秀美。
(3)官窑款识布局
从存世的弘治官窑器来看，其款识绝大多数为“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楷书双圈款，款字书写比宣德、成化官窑款要小，但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大，因而整个款识所占器底的面积要比宣德、成化官窑款大。款识外面双圈的笔线比成化款细微工整，接笔痕也不像宣德、成化官窑款那样粗犷泼辣。
2、民窑款
弘治民窑纪年款，有“大明弘治年制”和“弘治年造”两类。字体稚拙，与官窑款相去甚远。
（九）明正德纪年款
1、官窑款
明正德官窑款，以楷书“正德年制”四字和“大明正德年制”六字为主，其中又四字款为多。
(1)款字特征
正德官窑六字款的“大”字，一横笔划稍短，开脚均匀。“明”字的“日”旁和“月”旁不齐头，“日”比“月”稍微低些。“正”字上面的横划较短，底横最长，而且上中下三横都平整。“德”字同宣德官窑一样，“心”上缺少一划。“年”有两种写法。
(2)布局
正德官窑款，以四字或六字楷书款为主，其中以四字居多。有的用青料书写，有的用红彩描成，有的用刻款来表现。
正德官窑款大多安置在器底，其字体比弘治款略大，布局也比弘治官窑款更为疏朗宽松；其款识所占的底足面积比弘治款还要大些。安置在底足上的“大明正德年制”六字官窑款的排列有两种方式：一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图；一为双行竖排，外围双方框。民窑款也为双行竖排，一般外围双圈。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横列于器口沿下的官窑款，则以横列一行，外围双方框的形式展现。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3)款字色泽
正德官窑青花书写款，色泽分深浅两种。浅淡者色呈灰暗，与青花器纹饰的色调一致。正德官窑红彩款，深者黑红，浅者艳丽。
2、民窑款
正德民窑纪年款，有三种表现方式：一为“正德年制”四字款，外围双圈；一为“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款，外无圈栏；一为“正德年造”四字款，外无圈栏。（十）明嘉靖款
1、官窑款
(1)字体特征
明嘉靖官窑款，多为楷书，未见篆书。运笔遒劲，笔粗色浓，结体健美，刚柔相济，苍劲中飘秀逸。
从款字结构来看，“大”字通常开脚较宽，一撇一捺均顿笔明显。“明”字的“月”旁一撇，弯曲明显。“嘉”字中部的“吉”字，下面的“口”部较为宽扁。“靖”字左边的“立”旁位置较高，常与右边“青”旁的上半部看齐。
由于嘉靖皇帝掌国长达45年之久，明代后期，景德镇御器厂掌写款识的陶艺家另换他人，尽管其署款沿用前辈字体，但字体风格毕竟有所变化，例如“靖”字左边的“立”下移，“嘉”字中间一横加长。
(2)布局
嘉靖官窑款大多以“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款为常见，很难见到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的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2、民窑款
嘉靖民窑款，虽为楷书，但与官窑款的字体有别，笔力欠苍劲。嘉靖民窑，除了“大明嘉靖年制”外，还有“大明嘉靖年造”，但不见“嘉靖年制”四字款。
3、清康熙仿嘉靖款
康熙早年，一度禁止民窑在瓷器上署本朝年号，不少窑户权且寄托前朝款识。他们的仿款，不去临摹原款，而是按照书写者自己的功力信手写来，圆润有余，刚气不足，因而与嘉靖官窑原款相差甚远。
（十一）明隆庆款
1、官窑款
(1)署款方式发生变化
明隆庆在历史上只存在六年，景德镇御器厂的制瓷工艺与艺术风格，相去嘉靖朝无几，但署款方式却发生重大变化。嘉靖官窑款，绝大部分都是“大明嘉靖年制”，而“造”字款（即“大明嘉靖年造”）仅见几例。隆庆官窑款，则一律改署“造”字款，即“大明隆庆年造”。
(2)字体特征
隆庆官窑款字，笔划挺拔劲利，顿挫有力。款字中的“隆”字，书写独特。
(3)布局
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也偶尔可见一行竖排。围饰款识的双圈或双方框，往往线条粗细不一，转折也不太规整。
2、民窑款
隆庆民窑款有“大明隆庆年造”、“大明隆庆年制”和“隆庆年造”三种署款方式。民窑六字款，无论是“大明隆庆年制”还是“大明隆庆年造”，均无圈栏。民窑“隆庆年造”四字款，一般外围单圈或单方框。 隆庆民窑字体自成一格，与隆庆官窑截然区分开来。（十二）明万历款
l、官窑款
(1)字体特征
万历官窑款，端庄中寓瘦劲，但写款时往往横划轻，竖划重，显得拘谨刻板。
(2)布局
万厉官窑款多用“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款。万历官窑款的布局，继承嘉靖官窑的遗风，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宽松。万历官窑款落款的位置变化较多，有的写在足边，有的写在口边，有的写在肩部，有的写在器底。
万历官窑款布局颇具特色，有的上以覆莲映衬，下以折枝莲托护，好像一块招牌；有的则用花形来表现：正中署四字篆书“德化长春”，围以方框，框外再以钱纹形式，环以“万历年造”四字。
(3)色泽
万历官窑款，大多用青料书写。前期青花官窑款的色泽与隆庆相似，色调浓艳；中期除部分浓重外，大都出现浅淡或灰暗的色调。
2、民窑款
万历民窑有“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万历年造”两种，字体写法受官窑影响，大多行书带草，与官窑相去很远。
（十三）天启－崇祯纪年款
天启－崇祯时期，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因而后世很少见到署官窑款的瓷器。天启民窑款有二种格式，一为“天启年制”，竖排双行款；另一类为“大明天启年造”，竖排双行款。均用半行半楷的字体在器底或内底正中书写，或用双圈围饰，或用简笔花卉组成的装饰带围饰，字体风格闪烁着嘉靖、万历民窑款识的遗风。
崇祯民窑署款多为“大明崇祯年制”，六字竖排双行，外以双圈或单圈围饰，款识字体，特别是“年”字书写，沿用明代中期的格式。
（十四）清顺治纪年款
据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载：“国朝建厂造陶，始于顺治十一年，奉造龙缸……未成。十六年，奉造栏板……亦未成。十七午巡抚张朝磷，疏请停止”。因此，传世的顺治官窑器较为少见。
顺治款，一般以青花钴料书写，笔势有明代遗风，字体工整，柔中见刚。其格式有两类，一为“大清顺治年制”。一为“顺治年制”。前者，双行竖排，外围以双圈；后者，也为双行竖排，但无圈栏。
（十五）清康熙纪年款
1、官窑款
(l)类型
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清廷才正式于景德镇御器厂烧造御用瓷器。
康熙官窑款，以青花钴料书写为多，其次为珐琅彩款，印款和刻款较少。青花书写款，青花呈色纯净明艳，深沉于透明釉之下，如同写于胎骨之上。
(2)字体与布局
康熙官窑款，楷体占95%，篆体只占5%。
康熙前期，官窑楷书款，笔划粗重，苍劲挺拔，古拙浑厚。布局宽大；后期字体渐趋清秀。楷体“康熙御制”官窑款，多用进口珐琅彩料写就，字体遒劲敦厚，外围双方框，方框的外边线较宽。蓝色珐琅彩料款，因釉料厚，色调比雍正时深重。
六字楷书官窑款中的“清”字，有两种写法。“康”字下部的“水”多断开为“水”或“水”。“熙”字上部多由一撇和目字状的“臣”与“已”或“巳”组合而成。康熙篆体官窑款，则为细硬的铁线描。
( 3)应用
康熙珐琅彩瓷，一般书“康熙御制”四字料款。康熙色釉瓷、青花釉里红和彩瓷，大多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揩书款。小型精致的康熙豇豆红瓷、天蓝釉瓷等宫廷文房用具，往往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2、民窑款
康熙早期，民窑器多书本朝年号，但是款字草率，缺乏艺术性。
3、历代仿款
晚清和民国时期，有些作坊产品仿写康熙年号，但徒有形似，缺乏康熙真款的神韵。（十六）清雍正纪年款
雍正官窑款，由专人负责书写，字体基本一致。青花楷书款与篆书款同时并用。楷书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体式官窑款“大清雍正年制”为早期流行的款式，字体柔弱、略草。雍正晚期官窑款，多为宋椠体的正宗小楷，工整秀丽。青花色调大多纯正。也有少数深浅不一的。篆书款书体变化较多，有的方正规矩，有的草率不恭，有的笔路圆润。“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圆圈官窑款，主要用在青花和粉彩瓷器上。“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官窑款，多用于颜色釉瓷器上。“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官窑款，多用于仿钧釉、炉均釉，或茶叶末釉瓷器上。“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官窑款与“雍正年制”四字楷书堆料款，只用于珐琅彩瓷。雍正堆料款的蓝料色彩较康熙时为淡，字体也小。
（十七）清乾隆纪年款
乾隆朝历时达60年之久，烧造量又大，写款者几经易手，所以，乾隆官窑器的款式变化较多。从总体来看，乾隆官窑器与雍正朝一样，楷书与篆书同时并用。但是，乾隆官窑款却以篆书款为主。
乾隆官窑楷书款，有的作六字三行横排，布局与雍正官窑相同；有的作六字双行竖写，字体介于楷书与隶书之间。
乾隆早期篆书款，多作四字两行或六字三行排列，往往围有单圈。中晚期流行的格式，大都作六字三行排列，无圈栏。乾隆官窑篆书款的字体，变化万千，风格柔丽而工整。乾隆官窑款的色调，以青花为主，也有抹红或珐琅料。青花料款色调深沉，蓝料款呈色则清新悦目。
（十八）清嘉庆纪年款
嘉庆官窑款以“大清嘉庆年制”篆书款为主，结体方正平稳，外无圈栏。楷书款较少。嘉庆官窑白釉器多书篆体刻款。施豆绿釉的粉彩器，常见篆体抹红款。霁蓝描金器，则书金彩款。
嘉庆民窑，篆体与楷书款兼有，有“大清嘉庆年制”六字篆书款，也有“嘉庆年制”四字篆书款，有的带方框。
（十九）清道光纪年款
道光官窑款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为主，行笔圆润流畅。道光官窑窑变釉、茶叶末釉和炉均釉瓷，常用篆书刻款。
官窑白釉器，篆书刻款与青花款兼用。个别官窑粉彩器，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底描金款。
道光民窑器，则“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与“道光年制”四字款间用，书体一般不太规整。
（二十）清咸丰一宣统纪年款
咸丰官窑改变了过去官窑款以六字篆书款占主导的局面，而转以六字楷书“大清咸丰年制”青花款为主。少数官窑器也用六字篆书款。另外还有少量抹红款、刻款和描金款。
同治青花与白底红彩官窑器，多用两行六字“大清同治年制”或四字“同治年制”青花楷书款。官窑粉彩器，大多为四字楷书款。茶叶末釉和窑变釉，多见刻款。
光绪官窑器，往往“大清光绪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与六字青花楷书款同时并用，但楷书款见多。其字体修长，工整清秀。部分色釉瓷，特别是茶叶末釉，则用刻款。光绪民窑器，多见“光绪年制”款。
宣统官窑器，以“大清宣统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为主，也有抹红和墨彩款。
五代时期邢窑白瓷赏析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五代邢窑白瓷五瓣口盂，高8、口径10.8，底径6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盂口沿外侈，为五瓣葵口，束颈，圆鼓腹，圈足。白色胎，坚硬细密。釉色洁白微泛青，施釉不及底，下腹和底足均无釉，透影性强。 该盂质白细腻，器形工整，从胎、釉、造型和装饰上来看，无疑为北方邢窑的产品，其用途为文房用具。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除了历年来全国各地纪年墓葬出土的白瓷外，1980年8月，在今河北临城、内丘交界的磁窑沟和临城境内许多地方均发现白瓷残片及窑址则可证明，而这里也是中外陶瓷学者提起的“南青北白”中邢窑的所在地。邢窑是我国唐代著名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邢窑瓷器多朴素无纹，仅有少数划花贴花之物。虽然比同时享名于世的越窑青瓷之多有纹饰而似乎略有逊色，但是就烧制技术来说，白瓷的烧成条件显然要求比青瓷要高。该瓷器做为有准确纪年墓葬出土的邢窑产品，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它是现存五代邢窑白瓷中最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胎体具有极强的透影性，釉色符合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的特点，整体造型舒展大方，装饰拙朴，表现了一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房艺术珍品。
五代邢窑白瓷柳斗纹高足杯，高5.8、口径8.1、底径4.3厘米，1956年11月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器口沿为五瓣葵口，弧腹，高圈足，足底外撇呈喇叭状。杯外壁模印柳斗状纹饰。胎体呈白色，胎体薄，透影性极强。通体施白釉，微泛青，晶莹透亮。柳斗，是用柳条或藤条编织的用具，窑工先制作好瓷坯，再摹拟柳斗编织的图案，在素胎上模印出柳斗纹。从这件小器物上可见制作者匠心独运，美化提炼，将柳斗与陶瓷工艺特点相结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情趣的陶瓷精品。 该白瓷柳斗纹高足杯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的精品，瓷质透影性强，造型端庄舒展，并在有可靠纪年的墓葬中出土，是研究五代时期白瓷的重要资料。
五代邢窑白瓷仰莲注子，高6.7、口径4、底径3.8、足径3.8厘米1956年合肥市西郊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小口，圆唇，球形腹，圈足。六棱形短流，宽扁带式曲柄，口沿以下饰两道凹旋纹，腹部浮雕六瓣仰莲纹。胎色洁白，质地细腻，通体施白釉，釉质莹润，造型优美，装饰新颖，为五代时期邢窑产品。该器物的造型承袭唐代风格，腹部造型又区别于唐代器物，特别是其腹部雕刻的莲瓣纹饱满、挺拔、构思巧妙、造型独特。莲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瓷器上的莲纹一般都是受佛教艺术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件瓷器装饰莲花纹也是如此。该注子形体较小，一些专家认为其可能是文房用具。五代时合肥地区属南唐国所辖，南唐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文人对文房用具的使用最为精雅考究，在五代十国中居最高水平。该器物做为五代时期北方邢窑白瓷产品，出土于纪年墓葬，是现存五代时期瓷器重要的断代标准器，其对于研究邢窑的晚期生产情况和对该时期产品的鉴定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