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西汉末年，始传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汉、魏晋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得到君主的推崇，进一步隆盛。南朝梁武帝三度舍身同泰寺。唐朝诗人杜牧有诗述南朝佛教之盛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北朝则大量开凿石窟，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魏书·释老志》载北魏佛教发展的情况，“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侣大众两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 长期战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受苦之人精神上解脱之需要为佛教流布和传播提供了有力时机。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入。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大力传播，佛教艺术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明显。陶瓷器装饰纹样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南北朝时期，陶瓷器的纹饰发生了变化，莲瓣纹和忍冬纹大量出现。显然，莲瓣纹和忍冬的出现是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佛教艺术因素直接出现在陶瓷器上，对于拓展陶瓷领域和丰富陶器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作用。
莲花纹是古代陶瓷器流行的装饰纹饰。我国自古有爱莲之俗，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史书就有关于莲花的记载。《诗经》中有载：“彼泽之狈，有蒲有荷”，“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楚辞》中载：“集芙蓉以为裳，因芙蓉而为媒。”中国古人始爱莲之风与佛教并无关系。历代文人对于爱莲之风不减，并赋予它清雅孤高的品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污泥而不染，攫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襄亵玩”。中国古人爱莲之说可见于众多记载，正是由于爱莲之俗，莲花纹也就自然的被人们当做装饰的纹饰之一。
图1 春秋莲鹤方壶
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莲鹤方壶”，该壶双层镂雕莲瓣盖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引颈高吭的仙鹤。莲瓣的纹样来源于莲花，莲花统称荷花，古称芙蕖、芙蓉、水芝、水华等。田自秉对于春秋莲鹤方壶上莲花纹的解读是：“莲鹤方壶上的莲花纹样与飞鹤配合，表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2]河北滦平县战国贵族墓也出土了带有莲瓣纹壶盖的莲瓣壶。佛教传入中土以后，莲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特殊而神圣的含义。莲花代表“净土”。无量清净尘经云：“无量清净佛，七宝地中生莲花上；夫莲花者，出尘离染，清净无暇”。另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降生在莲花上，后在菩提树下成道，因而莲花是佛教修持圆满的标志。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南朝青瓷莲花尊和北朝青釉莲花尊腹下部都出现了贴花菩提叶一周。佛祖在菩提树下成道，莲花尊上的菩提叶装饰正印证了这一传说广为佛教徒所接受。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中国传统的莲花内涵与佛教圣花的含义相融合。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人们对于莲花的传统审美意识加上佛教对于莲花的特殊内涵，莲瓣纹纹饰盛行就成为一种必然。虽然纹样外形与之前无多大差别，但是从内在上看已经包含了佛教的一些象征意义。李纪贤认为“莲花作为佛教艺术的圣物之所以受到佛教信徒的崇拜，除了花色、香味之外，大概还有取其地下茎一藕之出淤泥而不染的洁净含义”。信佛民众的增多，佛教寺庙和石窟的大量修建，佛教艺术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莲花和忍冬纹饰也大量的出现在陶瓷装饰上。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大量带有莲瓣纹的碗、罐、尊等陶瓷器实物出土。从众多的出土实物来看，这一时期的莲瓣纹式样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冈、龙门等石窟的柱基，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南京东郊灵山出土的一对青瓷莲花尊，尊高85厘米，口径 21厘米，底径20.8厘米。顶置有莲瓣瓣盖，中央有一方钮，钮四周堆塑肥厚短小的覆莲两层，周边饰竖立的三角形锯齿状变形莲瓣一周，下段贴附对称的二龙戏珠和忍冬、莲花图案各两组。腹上部饰模印重瓣覆莲两周，其下是贴花菩提叶一周和刻画瘦长莲瓣纹一周，莲瓣下垂，瓣尖上翘。腹下部饰仰莲纹两层，圈足如一喇叭座，饰覆莲纹两周。各层莲瓣均向外翻卷，丰腴肥硕，整件器物层层叠叠的饰有莲瓣纹，看起来蔚为壮观。
北朝青釉莲花尊
莲花尊南北朝均有实物出土，北朝也出土了一件青釉莲花尊，高67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20厘米。腹部为器物装饰的主要部分，腹部装饰上覆下仰的莲瓣，上部覆莲分为三层，层层叠压，依次延伸，其中第三层莲花瓣尖向外翘起，第2层与第3层莲瓣之间贴印菩提叶一周。下部仰莲分为两层，莲瓣丰满肥硕。足部也堆塑覆莲瓣两层。此尊为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四件莲花尊之一。其形制稍小于青瓷莲花尊，同图2一样，器物周身遍饰莲瓣纹，集贴、印、堆塑、刻划、模印、浮雕等多种装饰技法于一体。这一时期罐也多有出土。
青瓷莲瓣纹盖罐
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的青瓷莲瓣纹盖罐，通高6.9厘米，底径4厘米。盖面满饰复线莲瓣纹14瓣，分上下两层重叠，下层莲瓣仅露莲尖，罐身上半部分如同盖部满饰复线莲瓣纹。如图六，南朝青釉莲瓣纹盖罐，高28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16厘米。有一饰双层莲瓣纹盖，莲瓣纹为上下各8瓣，肩部和颈部都饰有莲瓣纹，肩部覆莲纹两重各13瓣，颈部为仰莲纹纹15瓣。河南省濮阳李云墓出土黄釉绿彩刻莲瓣纹四系罐，高23.5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8.4厘米。四系之下刻忍冬纹一周，腹部下覆刻莲瓣纹。
黄釉绿彩刻莲瓣纹四系罐
这一时期的莲瓣纹作为陶瓷器上的主要纹饰出现，是主流纹饰。还可作为辅助纹饰使用，刻画于器物的肩部和腹部。
南朝青釉莲瓣纹盖罐
这件出土实物装饰纹饰一改前代的装饰风格，周身饰有丰满的莲瓣纹，莲瓣纹式样与这一时期佛教所用莲瓣纹饰的风格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丰满圆润的莲瓣，仰莲纹和覆莲纹的大量使用。这些纹样风格的使用在云冈、龙门等石窟可以大量看到。
南朝、北朝均有装饰莲瓣纹的陶瓷器物出土，由于地域差异，其风格也略有不同。莲瓣纹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其形制也发生了变化，或变形，或作为一种辅助纹饰出现在器物的肩部、颈部。五代宋初莲瓣纹变成长条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改变，莲瓣纹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弱，从而成为一种优美的装饰题材。万长林指出：“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莲花已逐渐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这种变化反映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审美领域逐渐摆脱宗教意义和神化思想的束缚，而以自然花草为欣赏对象，获得思想上的解放。”
忍冬纹是古代纹饰题材之一。忍冬又称金银花，为多年生长的绿灌木枝叶缠绕，忍董而不凋萎，故而得名。构成方式是以“S”行为基本骨架，在其两边分别生长出双叶或单叶。在陶瓷装饰上以3个叶瓣和一个叶瓣互生于波曲状的茎蔓两侧的图案。常与莲瓣纹相配作为主体纹饰。忍冬纹是由西方传入，东汉末年出现，魏晋南北朝时甚为流行。早期多被用于佛教建筑，随着这一纹饰的广泛运用，经古代工匠流用广泛。“忍冬纹的出现并使用即符合以植物花草来粉饰宗教的要求，又合乎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习惯，可谓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创造。”[6]闫琰在《浅析忍冬纹装饰图案的应用》一文中述到：自从忍冬纹引进之后，优美生动的图案便日益丰富了起来，忍冬纹激发了合乎中国审美理想的新的装饰样式的形成。同时他还认为：忍冬纹被大量的运用于和佛教有关的装饰中，和它的形态变化多样，延绵不断，与佛教的轮回永生之念似有内在的联系。[3]忍冬纹是一种变形植物花纹，是生命及命运树的简写形式，并与象征着佛诞生的莲花一起存在。[4]忍冬纹的出现和佛教入传绝非是一种偶然。加之这一时期，忍冬纹和莲瓣纹搭配同时出现。前文述到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器上大多有忍冬纹的存在。
青釉刻花忍冬纹单柄壶
具有代表性的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朝青釉刻花忍冬纹单柄壶，高21.3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12.4厘米。此壶纹饰共有3组，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莲瓣各一周，两层莲瓣间，刻忍冬纹，每层纹饰之间隔以弦纹。纹饰层次清晰，线条简洁、明快、流畅。到隋代继续采用忍冬纹，唐代以后，忍冬纹逐渐被缠枝卷蔓的枝叶纹所代替。
佛教传入中国，并相继传播开来。而莲花和忍冬纹这一佛教语言也随之渗透到华夏文明的各个方面。美是提炼出来的一种形式，有它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5]南北朝时期佛教盛传，佛教艺术的主体纹饰—莲瓣纹、忍冬纹在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的基础上成为南北朝时期陶瓷纹饰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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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中的仙鹤纹饰
在中国工艺美术作品中， 仙鹤是从古到今人们喜闻乐见的重要表现题材。仙鹤是人们喜爱的吉祥鸟， 其幽雅的姿态， 美妙的形体， 给人以清闲脱俗的感受。在历代陶瓷艺术作品中， 民居建筑的木雕、石刻上、 国画、剪纸、家具图案里， 都有仙鹤的图形纹饰。仙鹤图案流传范围广， 造型丰富，在艺术创作中，有重要的地位。
仙鹤声鸣于九天，清脆响亮。翱翔于云空， 临清溪而饮山泉，栖河岸而藏山涧。鹤的姿态飘逸，性情柔静幽娴，有高人隐七之风。在古代传说中，鹤是仙人的坐骑， 园此，被命名为仙鹤。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书富， 生长着很多珍禽异兽，仙鹤是珍禽中的一种，它又名丹顶鹤。生长在江河湖泽，头顶红冠，呈美丽的丹霞色彩，凤翼鹊尾，全身洁白如雪。性情高雅，神态美丽。 以水泽竹林为生长环境，芦苇、草丛为栖息地，是人们宠爱的观赏鸟。鹤舞九天， 目视遥远，颈纤细，呈优美的弧形，身材修长，高胫制节，长足坚劲，毛羽莹洁。
丹顶鹤风度翩翩，气宇非凡，洁身自好， 有仙风道骨之神态， 有君子的优雅则度。因此，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达之士，被人们誉为“鹤鸣之士”。 “一琴一鹤”是为官清廉的象征。鹤为长寿之鸟，鹤寿无量。人们常以“鹤寿”、 “鹤龄”来作为对德高望 重的．长寿老人的赞誉。在中国文化史上，仙鹤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与神话、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神话传说中，老寿星驾鹤凌云；其飘逸的神态为人们所羡慕。古人把鹤称为一品之尊的贵鸟， 与凤凰一样， 享有很高的声誉。
景德镇陶瓷艺术作品， 以仙鹤作为图案装饰，有悠久的历史。宋代影青瓷刻花装饰中， 就有仙鹤图案， 以写实手法雕刻的鹤纹， 与莹润的影青釉相融汇，给人以美丽的感觉。明、清民间青花瓷中， 有很多松鹤图。 明代宣德年间的“松鹤山石、”图盘， 仙鹤气宇轩昂， 神态潇洒地在松林中栖息。景泰年间的“松鹤献寿图”盘，把寿星的悠闲神态与仙鹤的翩跹起舞相衬托， 用笔洒脱，’构图疏密有致。 明代嘉靖年间云鹤图盘， 表现了仙鹤在云天中飞翔的动态， 画面具有浓厚的道教文化特色。 明清时期的青花花鸟画， 有不少是画师从自然风景中观察得到的趣味小景。在山谷幽涧里， 画上一只呜叫的仙鹤， 有超脱凡尘之态。在清代团鹤瓷盘上， 中心是一只仙鹤， 周围画满了山水人物， 将瓷盘在手中旋转， 可以感觉到仙鹤在大自然中展翅飞翔的动态。 隐喻寄情是花鸟去， 在青花瓷画中，仙鹤题材以吉祥寓意为主，也有道教文化内涵。明代嘉靖青花云鹤八卦图瓶中的仙鹤， 由云纹环绕，和八卦相呼应。葫芦瓶的器型与多层次的云鹤装饰珠联璧合，十分和谐，给人以清新的美感。
同样是仙鹤题材， 古今中外的艺术家表现的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画面立意，造型，往往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艺术今性， 是画家审美情趣的反映。在现代瓷画中， 陶瓷美术家陆云山的粉彩仙鹤，别开生面地把雄鹰的威猛与仙鹤的秀雅相结合，仙鹤的身上，有鲜明的阳刚之气。与众不同的造型，体现了画家的高超技巧。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蓝国华的古彩梅鹤图瓶， 构思新颖，立意巧妙。在梅林中展翅高飞的一对仙鹃，气韵生动。作品把工整妍丽与清秀素雅相结合，在静态中蕴含着飞动的气势。新颖的构图，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产生出清新秀逸的观赏效果。
意境是作品的思想境界与形象的融合体现，形象是意境的基础。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涂序生的《梅妻鹤子》粉彩瓶，表现了宋代诗人林逋与众不同的生活情趣， 作品表现了诗人与仙鹤相伴， 在高大的梅花树下，他仿佛从梅花的高洁中有了感悟。这件作品，人物与仙鹤形神兼备，深远的意境能使人联想到形象之外的含意， 并与作者在心中产生共鸣， 获得美的陶冶。在陶瓷艺术作品中， 仙鹤的文化内涵有四点： 一、超凡脱俗， 具有高士的气质。二、寿高望重，是长寿的象征。三、高雅美德，具有君子雅士之风度。四、祝贺赞颂， “鹤”与“贺”谐音。 陶瓷艺术作品中的仙鹤， 融汇了作者的立意构思，丰富的造型， 不同的表现手法， 把仙鹤的形象表现得美妙精细。仙鹤题材是形象和意蕴的结合， 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秀丽雅致的仙鹤，令人心旷神怡。
佛教莲花纹对传统陶瓷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世经典陶瓷艺术作品中，有很多与莲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莲花是整个佛教的象征，以莲花的纯洁表示佛国净土，佛教中有“出五浊世，无所染着”来赞誉莲花的圣洁。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一度广泛传播开来，而中国的骄傲“陶瓷艺术”也受佛教的影响有了浓郁的佛国色彩。 “莲花纹”之所以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中有如此繁多的出现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对中国人们生活的影响、莲花纹对中国的继续发展_上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佛教莲花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佛教发源于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祖降生时，在他的舌根上放射出千道金光，每‘一道金光化作一朵千叶白莲，每朵莲花之中坐着一位盘足交叉，足心向上的小菩萨。从此莲花便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莲花是佛教的象征。人世间充满了欲望与竞争，使人们难以平静。这种情况与“远离尘垢，得法眼净”的佛国净土是格格不入的，要想进入佛国必须远离尘世，遁入清净的空门，专心修佛，消除污染与干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别属性与人世间的佛教信徒希望自己不受尘世的污染的愿望相一致，保持洁净，以便顺利进入净土佛国。因此，莲花受到人们的喜爱，寄予美好的希望，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佛教从东汉时期正式进入中国，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莲花也随着佛教的传入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关于莲花文学艺术作品。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郭颐更是赞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美妙品格。因此，佛教莲花纹传入以后，很快就与中国这种爱莲的审美倾向相结合并发展起来，而且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的传统陶瓷艺术作品中体现最为突出。
二、佛教莲花纹对陶瓷艺术影响深远
陶瓷可以说是中国的骄傲，从仰韶文明、唐三彩到元青花、康熙五彩，陶瓷在中华大地有着广泛的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时在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中华文明中形成了经久不衰的陶瓷文明。莲花在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因此在中国陶瓷艺术中，它便随着佛教在中华大地的发展，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1、佛教传入早期莲花纹对陶瓷艺术的影响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一度广泛传播开来，而莲花这个佛教语言也随之渗透在华夏民族的各个方面。中国传世的经典陶瓷艺术作品中，有很多与莲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
东晋青瓷在质地和釉色上比以前有显著提高，“瓷”的特点更加鲜明。为突出青翠如玉的釉质，仅饰以简单的弦纹或褐色彩斑，东晋晚期，盘碗类器物开始装饰简单的刻划莲花纹，从现有资料看，东晋青瓷中饰有莲花纹的器物数量有限，品种也较少。一般碗类多装饰在外壁，盘类则装饰在内心。装饰技法比较单调，多属划花、刻花之类。
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持。随着民间信佛者的剧增和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在各种工艺品中，莲花题材几乎无处不见。它从东晋时期的初露端倪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莲花此时不仅大量装饰在盘碗类圆器上，也广泛用于罐、尊等琢器上。装饰技法大为拓展，更为丰富，除了延用重线浅刻外，还采用浮雕、堆塑、模印贴花等多种技法。
这一时期罐类上的莲花纹尤具特色。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带盖六系罐，肩腹之间覆莲一周，半球形盖面上堆塑两层立体斧仰莲，这种堆塑莲瓣纹与器型巧妙地融为一体，既美观又适用，-具有北方制瓷工艺的特色。与南方盛行的刻划、浅浮雕莲纹相比，在装饰效果上似乎更胜一筹。
从众多的出土资料可以看出，此时的莲纹大多直接来源于云岗、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的柱础，藻井图案，是以佛教艺术为母范发展变化而来的，因此富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有的甚至就是佛教的用物。南北朝制瓷艺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把富于装饰性的莲纹与我国传统的瓷器造型巧妙的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陶瓷的装饰艺术。但是到了隋唐五代后就渐渐减弱了宗教内涵，多了几分生活气息。
2、隋唐五代莲花纹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后的新变化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成就的基础上，隋唐瓷器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隋代瓷器的装饰风格与南北朝相比，显得相互简洁。隋代莲瓣的瓣尖有圆状和尖状两种，印花是隋代常用的一种装饰工艺。安徽出土的一件青釉四系尊，上腹部由数道弦纹分割为几个区间，分别压印莲瓣纹和卷草纹各两周，这种印花莲花纹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佛教艺术发展到唐代，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幻想的宗教世界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艺术的精华水乳交融地融入本民族的传统艺术中”。莲纹此时已逐渐失去了宗教色彩，日益表现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族风格。
3、宋代以后陶瓷莲花纹的世俗化特征
宋代以后佛教世俗化。莲花纹在北宋早期仍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后来随着荷塘风光、河池水禽、婴戏莲花等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图案的大量出现，莲花纹逐渐失去了长期以来明显的宗教含义。但莲花纹继续发展，莲花的形态更是婀娜多姿，这时的莲花纹具有浓郁的民俗特色。并越来越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以丰富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莲花图案的广泛运用，有很多的寓意和丰富的内涵。如“莲年有余”，有吉祥、幸福之意愿； “并蒂莲”象征纯洁的爱情； “莲籽”，寓意“连年贵子”； “莲枝藕”，表示合家团圆，子孙满堂等等。
从宋辽早期墓葬出土的定瓷看，刻划莲花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装饰手段。北宋后期定窑刻花和印花装饰达到成熟地步。“刻划器皿最常见的是莲花纹，这种花纹在涧磁村窑址碎片中所占的比重很大”。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定窑划花盘，盘心装饰简洁的一花一叶，随风摇曳的荷叶映衬着亭亭玉立的莲花，画面清新典雅，刀法潇洒秀丽。这种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的图案在宋代十分盛行。
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的窑系，产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在观台镇窑址碎片中，划花的盘碗数量最多。纹饰均在器里，刻划深刻，线条明快流利，纹样的空隙部分多用篦状工具划出细密的线条。题材以花卉为主，尤以荷叶莲花最多，刻划技法熟练，构图随意性很强，莲瓣及荷叶往往自由的越出边框，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充分体现出北方民族粗犷豪放的特征。釉下绘划黑花是磁州窑最精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敷好化妆土的胎体上用黑彩绘出黑花，再用尖状工具划出花蕊及叶筋，踢掉黑彩的部分露出洁白的化妆土，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这类作品的主题纹饰大多是缠枝牡丹，莲纹作为辅助纹饰装饰在下部。
4、元明清陶瓷莲花纹的文人化特征
元明清中国瓷上绘画发展迅速，这时的好多画家也参与到制瓷行业。受传统中国画的影响，莲花纹有了文人化特征。
元代，青花瓷大量出现。莲花纹是元代青花瓷器最常见的边饰，这种经过变形的莲瓣俗称“八大码”，外廓有外粗内细的两道线构成，线条转折生硬，显得菱角分明。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瓣内绘制各种纹饰。在这绝世的青花瓷中依然有不少用莲花纹装饰的精品存在，青花鸳鸯莲花纹盘就是其中之一。其绘画精致，纹饰构图严谨，以多层带状辅纹衬托主题花纹，各层花纹间以青花双圈线相隔，装饰饱满、主次分明。我们从中又一次感受到了人们对莲花的理解，看出了她在这美妙的青色中的魅力。
明代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形式的缠枝莲纹适用最为广泛。明代缠枝莲布局疏朗，空间宽阔，花也明显变小，花头的布位和主枝的姿态灵活多变。除了单纯的缠枝莲外，明代还有大量与莲结合绘的图案。如龙穿莲凤穿莲、缠枝莲托八宝、缠枝莲托梵文等。
莲花因其“亭亭玉立”、 “出淤泥而不染”之特性为人们所喜爱，清代瓷器中也有很多莲花为装饰，她又以“五彩”的形式上场，再次令人们折服，感受她特有的气质。五彩加金鹭莲纹尊上：塘中水草、浮萍随波荡漾，嫩绿的新枝托起硕大的莲叶，随风摇曳，红色、紫色、金色的莲花，或含苞或怒放，莲间点缀着彩蝶、鹭鸶，整个画面以写实手法描绘了荷塘美景。
美是提炼出来的一种形式，是有它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审美取向的东西。莲花纹，在华夏大地经久不衰。自佛教传入我国，便以莲花作为佛教标志，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莲花因此在佛教艺术中成了主要装饰题材。尤其在南北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影响了装饰艺术。莲花莲瓣、莲花纹成为陶瓷装饰的主要题材，从南北朝至清代一直盛行不衰。宋代以后佛教世俗化，莲花纹的装饰虽然还有大量美好的作品出现，但宗教一位已经单薄，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题材。但是谁也不能否认， “莲花”的长开不败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环境中人们才逐渐地发现她的美，让她成为一种符合审美的事物长期保存在人们的生活中……
唐宋时期佛教思想在陶瓷茶器上的表现
宋代黑釉荷叶口碗
唐代外黑内白钵
唐代外黑内白三足釜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佛教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这也就是所说的禅茶一味。在饮茶中品味茶器美好的韵律，在把玩茶器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悟”，品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思想在这种“饮”与“品”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也是各类茶器的展示、品鉴，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 文化的新途径。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禅必有茶。北宋时，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思想在茶器上的表现
佛教对茶推崇备至，对陶瓷质茶器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陶瓷茶器的饰纹样中出现了佛教吉祥图形，有飞天、忍冬纹、莲花瓣纹等新的题材，尤以莲花纹饰最为突出。莲花是佛教中代表着神圣净洁的名物，是佛教的主要象征。唐宋时期的陶瓷质茶器中有很多茶碗、茶盏、盏托等器物的造型都设计成了莲花式样，或在这些茶器上装饰有莲花的图案，蕴含着佛家清寂、正直、不与尘世争风的禅意。
缁素瓷
原意为僧人与俗人之合称。因过去僧服多为缁（黑）色，而古印度俗人多穿白色（素色）衣服，故以缁代指僧人，以素代指俗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唐代佛教信徒与制瓷艺人便将此着装习俗引入到茶器设计中。
外黑内白瓷茶器或瓷片，多现于唐长安城内外寺院遗址当中。个别与寺院过从甚密之文人、士族墓中，间或亦有外黑内白瓷茶器发现。此类瓷茶具，外壁黑循乎缁门仪轨，内里白宜于茶汤品观，颇受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钟爱。史载，大诗人王维，常云游于长安各大寺院和终南山间，于吟诗泼墨之暇，嗜茶如命，其携行出游之茶铛，能够与考古发现互证互鉴者，恰为外黑内白瓷之茶铛，此为该茶器具组合当中，唯一能够便携野外，煎、饮一体，且不失优雅之茶具。
古代瓷器：唐宋时期佛教思想在陶瓷茶器上的表现
宋代黑釉荷叶口碗
唐代外黑内白钵
唐代外黑内白三足釜
佛人饮茶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佛教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这也就是所说的禅茶一味。在饮茶中品味茶器美好的韵律，在把玩茶器的过程中得到一种悟，品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思想在这种饮与品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也是各类茶器的展示、品鉴，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禅必有茶。北宋时，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思想在茶器上的表现
佛教对茶推崇备至，对陶瓷质茶器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陶瓷茶器的饰纹样中出现了佛教吉祥图形，有飞天、忍冬纹、莲花瓣纹等新的题材，尤以莲花纹饰最为突出。莲花是佛教中代表着神圣净洁的名物，是佛教的主要象征。唐宋时期的陶瓷质茶器中有很多茶碗、茶盏、盏托等器物的造型都设计成了莲花式样，或在这些茶器上装饰有莲花的图案，蕴含着佛家清寂、正直、不与尘世争风的禅意。
缁素瓷
原意为僧人与俗人之合称。因过去僧服多为缁色，而古印度俗人多穿白色衣服，故以缁代指僧人，以素代指俗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唐代佛教信徒与制瓷艺人便将此着装习俗引入到茶器设计中。
外黑内白瓷茶器或瓷片，多现于唐长安城内外寺院遗址当中。个别与寺院过从甚密之文人、士族墓中，间或亦有外黑内白瓷茶器发现。此类瓷茶具，外壁黑循乎缁门仪轨，内里白宜于茶汤品观，颇受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钟爱。史载，大诗人王维，常云游于长安各大寺院和终南山间，于吟诗泼墨之暇，嗜茶如命，其携行出游之茶铛，能够与考古发现互证互鉴者，恰为外黑内白瓷之茶铛，此为该茶器具组合当中，唯一能够便携野外，煎、饮一体，且不失优雅之茶具。
论陶瓷艺术中的款识
引 言
中国有着灿烂悠久的陶瓷文化， 它作为一种泥土的艺术，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和民族艺术的精髓。而陶瓷款识的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陶瓷悠久的发展历史的。
陶瓷承载着文化和荣誉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在当前艺术表现发展的一日千里下， 陶瓷艺术的多元化格局， 又会给陶瓷的款识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陶瓷款识的渊源
1．明清时期之前的陶瓷款识
先秦陶瓷器上出现的款识类的东西。春秋战国、秦代的一些建筑在陶上(如城砖)， 或刻、或印有作坊名、产地明景德镇官窑款识名、工匠姓名，这是正式可叫作款识的东西了。汉代陶瓷器的款识， 典型的是汉瓦当上大量的吉祥款如“汉并天下”之类。瓷器上的款识，东汉青瓷罐底刻有“王尊”款，此为我国已知最早的瓷器文字款识。战国时期的日用陶器上还刻印有文字，这种刻印文字一般被称为陶文。其中有些陶文是在制作陶坯时打印的戳记， 这些戳记可能是标记制陶人姓名或是个体手工业者的制陶窑场的名串。六朝时期， 陶瓷款识多起来，款的书写形式以刻写为主． 隋代陶瓷款至今所见极少。唐代的许多大窑， 如越窑、长沙窑的产品上，都发现有款识。宋代瓷业兴旺， 在陶瓷器上留下款识之风也极为盛行，数量较前大增，形式也丰富多样，有刻划、书写，还有模印。内容上有较大发展， 品种齐全。元代的款识数量也较多， 形式上刻、写、 印均有， 如印款“枢府”、 “大禧”等，都是表明陶瓷的所有者。
2．明清时期陶瓷款识的特征
明、清时期是我国陶瓷器各种款识发展成熟完备的时期，审美价值和陶瓷艺术的结合也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明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和其它彩釉瓷的生产规模， 工艺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明代瓷器上的款识在种类、工艺、字体等方面也随之更趋完善， 并开始流行在瓷器上题写帝王年号即官窑纪年款。如永乐时期的瓷器款识为“永乐年制”， 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 民窑产品书写纪年款的也有，但字体较为草率，不及官窑规整。
我国陶瓷器款识， 到明代己成为一种陶瓷工艺中必有的艺术形式，而且数量众多， 官、 民窑均大量使用，种类齐全，形式多样。
清代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 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和制瓷历史传统影响，清代的官窑瓷器和民窑瓷器的款识在题写上也有一定的惯例， 同时又新开创了金彩、墨彩、珐琅彩等题写工艺，而且各种堂名款、花押款、吉语款也更为多样。
帝王年号款每朝都有。清代款识书体总的情况是由楷到篆再到楷：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楷篆并用，楷多于篆。民窑器中有六字篆字方款，亦有“嘉庆年制”四字款，大多十分草率，有的仅写半边字，还省减笔划，称为草记款，故十分难认。
3．民国时期陶瓷款识的发展
民国瓷器款识的情况比较复杂多样。在这个时期“官窑”己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款式的多样性。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款识一般有“厂名款“、 “供养款”、 “私人题款”等数种。 “厂名款，就是生产瓷器的厂家在瓷器上留下的生产标记。 “供养款”最多的就是各类的“私人题款”，这里面有的是以瓷作礼物送人的，就在上面写个款．还有的是私人订烧的瓷器，请厂家题上款识．有些是主人自娱时绘制的瓷器等， 民国时期的款识变化， 因为封建王朝的渐渐远去，而更加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二、陶瓷款识在陶瓷艺术中的装饰作用
款识相对于陶瓷的装饰作用有很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伴随着款识诞生初期强调标识的功能性逐渐向艺术作品的统一与点缀作用过渡，从而真正在陶瓷艺术中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底款
瓷器产生之前， 陶器上就已经有了款识的痕迹，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和审美上的不成熟，款识往往只是表示一些特定 的意义(制作人、产地、日期等等)，却并没有有意识的利用款识对作品进行装饰，基本的表现方法也只有刻画，形式单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款识的造型和审美也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标准， 到了明清时期，款识的审美及表现形式， 已经达到了 历史的颠峰，款识有刻印，也有写画，有青花也有粉古彩，各种表现方式繁多，更是美观大方，与作品在审美上已经达到了统一和点睛之用。
民国时期款识 以清嘉庆斗彩束腰盘为例，款识色泽明朗， 为青花绘制的款识，规整秀丽，与器型大小的搭配恰倒好处，此斗彩盘色泽艳丽，绘纹流畅，极富装饰性的特性， 底款颜色统一， 造型严谨，给作品整体一个平衡感， 不会给人华而不实的感觉， 与束腰盘的整体感觉统一美观， 圆形的器型和方形的底款搭配，又从视觉上就给人一种形态变化的动感，使整件作品从造型，装饰到款识，美观大方，有紧有松，有虚有实，款识也与作品达到共融的效果。
2。瓷面款
这里所说的瓷面款是不拘于底款的款识， 他们出现在任何瓷器作品需要他们的地方，成为陶瓷装饰中的重要角色。
瓷面的款识还有一个大家族， 就是延续中国画中的款识。在中国画中适当的留白， 加上诗书印， 已经成为了中国画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陶瓷款识的装饰意义也是延续于此， 与陶瓷本身的搭配，相辅相成，和谐统一或是画龙点睛， 都显得尤其重要， 瓷款可以说是相对于宣纸而在另一种材质上的延续，而这种延续的审美也是相通的。
随着艺术领域里思想的开拓，款识的装饰性也已经得到了解放， 位置的灵活变动，造型的多种形式， 与作品搭配的色泽等等，似乎是作品表达中的一路奇兵， 为作者自由地支配。陶瓷的造型丰富，装饰也多样， 时代特征明显。款识自然成为陶瓷艺术不可少的组成部份。一尊没有款识的瓷器，会使人感到不完整，价值平平。而一个款识不好的瓷器也使人感到做工粗糙， 艺术内涵不够， 由此可见，款识在陶瓷艺术中的装饰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三、当今陶瓷款识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陶瓷款识历经千年的发展， 已经与陶瓷的每一点进步都融为一体了，在当今陶瓷发展的领域，陶瓷款识仍然发挥着它悠久的历史作用， 艺术领域里陶瓷款识的表现性可能更强一些， 而另一边作为商品的的商标款中， 款识的标识作用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随着款识的发展，他的家族也渐渐丰富起来，按照他们不同的用途， 后期款识的分类就细致很多了。按他们的内容可分为：纪年款、堂名款、陶人款、吉言款、赞颂款、花样款等六大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追求寓意的闲章，商标款识也出现了。特别是闲款的潮流，在今天的陶瓷艺术中，拥有着广阔的天地。
款识正在渐渐成为陶瓷艺术中最为自由的一种语言。
款识的意义也象它的艺术处理一样， 从标记年代、人名、堂名、产地、作者， 赞颂开始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富有内涵， 有时甚至是除了作者以外别人所无法领悟或解释的内 涵。
陶瓷款识在当今的市场化经济下， 与陶瓷的发展一同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着，一种是更加纯粹的艺术，款识在这里有其任逍遥的天空， 而另一种正是市场与经济导演的工业陶瓷。
在经济社会的今天，历史，文化，政治的发展，都围绕着经济而飞速旋转着，经济也延伸着原来陶瓷款识它原有的意义， 附于其知名度，淡化它的艺术评价，使陶瓷与款识也走上了商品化，商标化的道路。商业陶瓷的款识， 就是企业的名称，就是企业的品牌，是在消费者群体中的无形资产，是它冲出本土，走向世界的资本之一， 而这也是曾经的陶瓷款识所无法达到的新的领域。
结语
款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载着曾经的文化与内涵，在新的纪元也在迅速发生着开放式的蜕变， 究其原因，可以看到， 当今中国文化与艺术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影响， 使很多本土的艺术形式也在外来的思想下， 突破了传统的界限， 得到新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了陶瓷和陶瓷的款识； 当今的艺术工作者也在积极的找寻着艺术的出路和未来的发展， 规矩在大众创新欲望的面前已经成为了新的起跑线。
邢窑烧制瓷器历史追溯至北朝时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日前发布消息称，近日在河北邢窑遗址内丘城关窑区发掘的8座早期窑炉和早期堆积层，证明了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追溯至北朝时期，也证明了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
邢窑是中国古代的制瓷窑场，以烧制白瓷著名，有“南青北白”的称谓。目前在河北内丘、临城、邢台、高邑四县广大范围内发现北朝至元代各时期的邢窑窑场遗址近30处。在邢窑诸窑址中，历史等原因造就了内丘城关窑场的核心地位，是邢窑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区域。1996年，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丘城关窑场以西关一带为中心，在西关村北、村西、村西北、村南等多处区域都发现有邢窑遗址，分别编号为“1—4”号。此次发掘地点就位于西关村南编号为“4”号窑区的建设控制地带内。邢窑考古队于今年5月上旬开始进行发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出土遗迹有瓦棺葬1座、灰坑3座、窑炉遗迹8座。
这次发掘的8座窑炉遗迹可上推到隋或北朝，发现集中且保存完整，至少有3座尚存窑顶、烟囱，作为窑炉重要组成部分的窑门、火膛、窑床、窑壁等都基本保存完好。
其中4座窑炉环绕在一个不甚规则的工作场周围，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场地，这种多窑组合在一个工作场周围的做法为国内罕见，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开凿方法、窑炉结构、工作场地功能以及烧窑过程行为等提供了考古资料。
同时，在窑前工作场下层和发掘区西部都发现了较早期的堆积层。从出土遗物看，堆积层形成的年代可上推至北朝。
文物专家表示，邢窑烧制瓷器的历史一直被学界认为应早在北朝时期，但都是从零星出土物上得出的认识，没有相应的发掘地点和地层包括窑炉证据，这次发现的早期堆积层及早期窑炉正可填补此空白，也从而证明，此处乃至内丘城关一带正是早期邢窑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