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县窑古代瓷器。
瓯窑是古代汉族瓷窑。在今浙江省温州一带的瓯江两岸，温州在古时称东瓯，而瓯，原意是一种陶器。因此，故名瓯窑。迄今为止已发现欧亚古窑址200余处，是我国古代一个规模很大的瓷窑体系。唐代窑址分布于浙江温州、永嘉、瑞安、苍南、瓯海等地。始烧于东汉，终于宋代。
在胎质上，汉代至三国时，部分瓯窑瓷器胎质不致密，体较松，没有完全烧结，呈色较白略带灰色。釉色多位淡青色，少有青黄和青绿色，透明度高，开冰裂纹，但由于胎釉结合不佳，常有剥釉现象。到了隋代至唐代早期，这时瓯窑瓷器呈现一个低谷期，其产品的胎体灰白，釉色青黄，开片细碎。唐代早中期的瓯窑釉色青中偏黄，容易剥落。到了宋代，这个时期是瓯窑生产的高峰期，胎体更加坚致、细薄，呈浅灰色。釉色呈淡青或灰绿色，淡雅滋润；釉层薄，但是均匀、润泽，器内外施釉。同时期越窑的产品为灰白胎，施青釉后呈青灰色。
在器型上，汉代至三国时，常见器型有壶、罐、瓶、碗、碟、杯、槅、笔筒、砚台、水盂、熏炉、虎子、唾壶、谷仓、鸡窝、狗圈等。除了釉色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别，此时瓯窑的瓷器造型风格与越窑一样，器形多以动物为原形，如狮、鸡、虎、牛、凤等，有的器形与越窑几近雷同，如鸡舍、狗圈、狮形辟邪、槅、鸡头壶等。到了晚唐至五代，器形的造型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执壶、罐、碗、洗、香薰、唾壶、砚和明器桌、筷、椅等，还有一些器型如五代青瓷曲流壶、唐代青瓷刻花粉盒等。到了宋代，瓯窑青瓷随着龙泉窑的外销产品一起进入国际市场，常见的青瓷器型有碗、壶、罐、洗、盂、熏等，还有一些如观音坐像、南宋青瓷盖瓶等。
在装饰上，早期瓯窑在纹饰上并不丰富，常见的纹饰有水波纹、印花斜方格纹、连珠纹等，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莲花纹，东晋早期出现了青釉褐彩，釉文字、花卉或与堆塑并用的点彩等。中晚期，装饰手法比前期有了突破，有印花、划花、刻花、绘花、堆塑等，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双鱼、飞天等。到了晚期，纹饰几乎接近繁缛，主要纹饰有卷草、葵花、牡丹、菊花、双碟、鹦鹉、如意和形态多样的莲花纹等。
瓯窑到了宋代逐渐走向衰落，曾经在历史上造就的辉煌，如今只能从文献和瓯窑青瓷身上看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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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瓯窑》十月面世
大型图书《中国古代陶瓷·瓯窑》的最后校稿
笔者昨天从温州博物馆了解到，大型图书《中国古代陶瓷·瓯窑》正在进行最后的校稿工作，预计在今年10月份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温州博物馆馆藏瓯窑青瓷为拍摄主体，图文并茂，将是目前反映瓯窑最为全面精美的一部大型图书。
观音头挽高髻，戴花蔓宝冠，面如满月，神态平静安详……昨日上午，在温州博物馆临时搭建的摄影棚处，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件北宋瓯窑青釉观音坐像拍摄图片。目前，共有200多件完整器物和100多件瓷片已经摄成影像，为达到最佳印刷效果，该书的图片采用丹麦引进的3.96亿像素图像采集系统。该设备是专门针对艺术品高仿真复制而研发的一款专业级扫描设备，具有精微的还原能力和复制工艺。
北宋瓯窑青釉观音坐像的图像采集
据介绍，《中国古代陶瓷·瓯窑》大八开，精装彩印，约300页，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王新宇说，温州历史上称瓯，经过历史长河的淘炼，时至今日，“瓯”已演变成温州文化源流的一个符号，一个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内涵。瓯窑作为温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这部书是专门针对瓯窑所著，并系统全面介绍瓯窑从汉代至宋元的发展史，具有学术价值。它的出版，能够很好地宣传温州的瓯窑文化，也能让喜爱或是研究瓯窑的市民作为学术资料收藏。
瓯窑主要分布于瓯江下游沿岸。东汉是瓯窑瓷器的形成时期，晋代开始成熟并进入繁盛期，唐宋继续有所发展，它和越窑一道在全国享有盛誉。瓯窑色多为淡青，釉面光亮明快，薄而透明，胎釉结合牢固。其中缥瓷的釉色和釉下褐彩具有开创性意义。
去年下半年开始，温州博物馆着手打造瓯窑品牌。在市委、市政府创造性提出的温州“六城联创”的战略构想下，瓯窑这种文化遗产的发扬光大作为打造温州人文形象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去年12月15日，《瓯窑青瓷精品展》在温州博物馆开幕并展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瓯窑的发生、成长以及成熟各阶段的代表文物。
越窑——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
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青瓷窑。窑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居全国之冠。隋、初唐继承南朝风格，生产碗、盘、盘口四系壶、四耳罐、鸡头壶等产品。
盛唐以后产品精美，赢得声誉。产品都做得很规整，一丝不苟。常将口沿做成花口、荷叶口、葵口，底部加宽，作成玉璧形、玉环形或多曲结构，十分美观。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致；釉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唐朝文学家陆羽，在所著《茶经》中评价全国各地生产的茶碗，将越窑产品排在首位。许多文人还在作品中称颂越窑瓷器，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施肩吾的《蜀茗词》，顾况的《茶赋》。表现出越窑青瓷的秀雅。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名命名瓷窑。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着称，超出这个范围的浙江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为越窑系窑场。
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经历了创造、成熟、发展、繁荣和衰落几个大的段落，它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产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三国时期的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多为淡灰色，釉层均匀，釉汁洁净，早期纹饰简朴，纹样有水波纹、弦纹、叶脉纹。晚期装饰趋向繁复，出现斜方格纹，还出现了堆塑方法，器物可分为日用品和明器（陪葬品）两类。
西晋越窑瓷业剧增，瓷业渐趋繁荣，这时所制青瓷胎体较厚重，胎色较深而呈灰或深灰色，釉层厚润均匀，釉色以青灰为主，装饰精致繁复，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后期出现褐色加彩的装饰手法。器物仍以日用品和随葬用品为主，熏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产品。
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多为日常用具，如烛台、灯、盆、钵、盘碗、壶、砚等，造型趋向简朴，装饰简练，纹样以弦纹为主。
在东晋晚期出现的莲瓣纹，在南朝时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纹饰。器物上装饰有小而密集的褐彩。器物以日用品为主，胎、釉分为两种。一种胎质致密，胎呈灰色，施青釉。另一种胎质粗松，呈土黄色，外施青黄釉或黄釉。
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越窑青瓷在初唐时胎质灰白而松，釉色呈青黄色。晚唐时胎质细腻致密，胎骨精细而轻盈，釉质腴润匀净如玉，釉色为黄或青中含黄，无纹片，普遍使用素地垂直划纹的装饰方法。另有一种在器物上堆贴花卉、人物、鱼兽等的方法，器物常见的有碗、盘、水盂、罐、盒等，特色器如瓷砚、执壶、瓷罂等，尤其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腹的越瓷瓯，风靡一时，成为文人墨客的歌咏对象。
五代越窑青瓷胎质细腻，胎壁较薄，表面光泽，胎色呈灰或浇灰色，釉质腴润光亮，半透明，釉层薄而匀，釉色前期以黄为主，后期以青为主。装饰初期以素面为主，后期堆贴尤其是刻花大为盛行，题材多为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艺术风格丰富多彩。
直到宋时越窑逐渐衰落。越窑青瓷，以胎质细腻、造型典雅、青釉莹莹、质如碧玉而着称于世。这种如冰似玉的美丽釉色，深受诗人的赞赏和喜爱。有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种美丽，如顾况、孟郊、陆龟蒙、徐夤、施肩吾、郑谷等。
越窑瓷青瓷与唐代的饮茶风尚关系十分密切，其瓷质造型，釉色之美，深受饮茶者的喜爱。饮茶风尚又影响了越窑青瓷的型制。
唐代陆羽曾在《茶经》一书中有此评价：“碗，越州上┅┅”。对当时流行的越窑青瓷茶瓯，陆羽评曰：“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在同样一本书中，陆羽对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作了比较，他评道：“越瓷类玉，邢瓷类银，越瓷类冰，邢瓷类雪”以类玉似冰来评价越瓷的美。
唐代的越窑青瓷，深得当时的诗人喜爱，不少诗人都描述和歌咏过越窑青瓷的美，如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咏秘色瓷器》）徐夤的“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贡余秘色茶盏》），就连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也曾作诗赞颂余姚上林湖的越窑瓷器“：上林之窑盛天下，宋社已屋陶亦罢。遗珍谁得雉鸡山，久埋土中犹未化，馀姚沈君藏一瓶，釉色莹澈凝貌青。相携万里来扶桑，割爱贻我何厚情┅┅”。
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
衡阳境内的陶瓷考古开始于七十年代初期。经过十余年的调查发掘工作，青瓷、彩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各类窑址均有发现。其中尤以青瓷所占的比例最大，创烧时代最早。本文根据现今掌握的资料，拟对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原因作一探索，并兼论其对后世制瓷业的影响。
一、早期窑址概况及青瓷产品例证
1、东阳窑
东阳窑位于衡阳市南郊东阳乡境内的湘江东岸。它是衡阳境内较大的青瓷窑场之一。窑场南北长十余公里，大小窑堆五十余座。其中以高山村蒋家祠窑和扬托村瓦钵蔸窑的遗物最为丰富，堆积厚度达五至八米。过去因行政区划的原故，被分称为“蒋家祠窑”和“车江窑”两处，实则该两处窑址的产品造型、胎釉、纹饰、工艺均为一致，加上窑址所在地现在都处于东阳乡辖境内，故以“东阳窑”称之。
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最早的有刻花壶、瓶、尊、坛等。举其尊为例：形制为荷叶边喇叭口，折肩收腹，小圈足，外壁刻有莲花纹。这种花口造型的器物，多见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但北宋早期圈足器的足呈高而直的形态，小圈足不见；北宋后期器物在装饰上则因受北方青瓷耀州瓷产品的影响，普遍采用模印技术，刻花装饰的技法逐渐被取代。既然东阳窑的刻花青瓷尊不具备有北宋青瓷器的诸类典型特征，那么它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在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还出土了一种葵花碗，从形制上看，它的烧制时代亦较早。该器作五出葵口，卷沿，平底微凹，圆饼底，碗的内心作圆块状。圆饼底的器足在初唐器物中很常见，碗内心作圆块状露胎的制法相似，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承续的关系。鉴于葵口器的作法产生于晚唐时期，那么东阳窑的这种碗的时代绝不会跨前于晚唐时期，又因为器底作圆饼状，它比北宋早期碗类器的高圈足和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碗类器的矮宽圈足更显得古拙原始，那么它的时代应在宋代之前，由此推知，东阳窑的青瓷葵口碗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时期。
1981年，衡阳市博物馆配合筑路工程清理了该窑场内的一座龙窑，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大中年”、“至和二年”等纪年铭款的擂棒。除了未见与“太平三年”时代风格相符的典型器物外，唐末五代至北宋的瓷片则散布于整个窑场。
2、衡阳窑
衡阳窑位于衡阳市北郊新安乡和茶山镇两地的湘江河沿岸。岸东有茶山镇的浏阳河、梁家河、罗汉寺、江家河等处窑址；岸西有新安乡的泥基台、瓦子堆、窑堆等处窑址，这是衡阳境内发现最早的一处青瓷窑场，故以城市地名而命名。
衡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大体能证实的有碗形口印花高足杯，侈口鼓腹圈足壶、喇叭口蛋圆腹圈足壶、敞口扁腹圈足壶。在长沙发掘的一批五代(楚)墓中，“这些实物大部分与马殷铸造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和铅钱共存。极个别也出土晚唐‘会昌开元’钱及南唐‘唐国通宝’”①由于墓葬出土的衡阳窑器物有货币与之共存，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衡阳窑青瓷产品创烧年代的依据。《旧唐书.武宗纪》和《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并省天下佛寺，并毁佛像、钟磬等令各州铸造铜钱。这就是大量铸行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会昌开元”钱;“乾封泉宝”大铁钱、铅钱则是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自行铸造流通的地方性货币；至于“唐国通宝”钱的使用期根据《资治通鉴·后周纪》所载，其开始使用于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断，衡阳窑青瓷产品的烧制时代应为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
3、湘江窑
湘江窑位于衡山县西南贺家乡湘江村的西岸。沿湘江而下，有枫树河、赵家堆、细堆子、成家滩几处窑址。在湘江沿线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宽半公里的窑场范围内，四处散布有窑具和瓷器残片，该窑场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彩瓷，因彩瓷的烧制时代较晚，内容又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畴，故从略。
湘江窑的青瓷产品中，早期器物的造型、胎釉、纹饰、工艺与东阳窑、衡阳窑的早期青瓷产品各种特征同出一辙。所以，关于湘江窑的创烧时代，我们可以将其与有纪年物和纪年墓葬出土的东阳、衡阳二窑的产品比较研究。东阳窑早期烧制的外壁刻莲花纹的青瓷壶和衡阳窑早期烧制的喇叭口鼓腹圈足壶，在湘江窑中均有发现。由此可知，湘江窑的创烧期应与东阳窑、衡阳窑的创烧期相当，均为唐末五代时期。
在对衡阳境内各青瓷窑址的调查工作中，比上述三窑创烧时代更早的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衡阳古代制瓷业的生产，开始于唐末五代时期，这个时期也是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早期形成时期。
二、早期青瓷窑场形成的原因
1、历史环境湖南地区古代制瓷业，在唐末五代之前，主要集中在岳阳湘阴、长沙铜官一带。东晋时期，岳阳的湘阴窑就生产出了大量成熟的青瓷产品，入唐之后，其质地更臻完善，故被唐朝人陆羽在其所著的《茶经》一书中，冠以“岳州窑”之名，列位全国青瓷器第四，中唐兴盛的长沙窑承袭了岳州窑的工艺技术，又在此基础上独创了釉下彩绘的新工艺，设计出种类繁多、题材丰富的装饰纹样，获得国内外广大用户的喜爱。近年来，各名城巨港大量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和残片，充分表明了长沙窑青瓷产品在当时的商业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对人们生活的重大影响。
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帝位数易，断致使战争连年不断，湖南也不例外，据《新五代史·楚世家》记载：当时割据湖南的楚王马殷曾先后与吴王杨行密、荆南高季昌、朗州雷彦恭在浏阳口、沙头、平江一带兴兵交战;其子马希范即王位后，又与溪州刺史彭士愁在龙山、澧县两地兵戎相见。五代后期，马希广、马希萼为争王位，在益阳、湘阴、武陵、汉寿、岳阳、长沙等地大起干戈。所以，整个唐末五代时期内，湘北、湘中、湘西等地都处于战争的扰乱之中。长之沙、岳州二窑的生产因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尽管战争给当时的湖南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端混乱和手工业生产的衰落状况，然而作为统治政权的马楚割据势力，为了支付其军队、政权的开支和统治者的个人靡费，不可一日无经济收入，从当时湖南的经济状况来看，以经营茶叶所获利润最大，于是马殷“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②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和茶叶的畅销，人们对各类青瓷茶具的需要量也逐渐增大。但日趋衰落的岳州、长沙二窑已无力提供足够的产品来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户求，于是另辟窑场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间题。
窑场的选址，除了考虑燃料、原料和交通运输等二因素外，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是一个同样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从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各地的社会局势来看，湘北、湘中的战争经年频发，湘西也曾受到战争的骚乱，唯有湘南地区自光化二年(公元899)马殷克连、即、郴、衡、道、永诸州以后，南部地区一直未遭到战争的破坏，以后马殷又夺取了桂管的广、桂、容、邑等州和安南郡，其子马希范在位时，云南、贵州的各部落酋长纷纷率众归附，③使得湘南以南的地区及南部边邻省份的一大片土地处于一种和宁的气氛之中，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制瓷工匠选择湘南的重镇衡州作为新的瓷业生产基地，在其境内辟造了新的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制瓷生产。
2、地理条件
衡阳之所以被辟为新的窑场，是因为该地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和发达的销售途径。
从东阳、衡阳、湘江三窑的地理位置来看，东阳、衡阳二窑距当时的衡州治所(今衡阳市)不逾十五公里，湘江窑与衡山县治相距也仅十余公里，三窑都处在湘江流域中段的丘陵地带上，窑址地面有茂密的森林，地底蕴藏着大量的高岭土，附近有湘江和沟恤渠道，为制瓷业的生产提供了燃料、原料和水源的供给。从销售途径来看，湘江是当时中国水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将中南、华东地区与东南沿海勾连成一个“金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区域，包括了整个富裕的江南地区及当时的各著名的贸易港城。这为衡阳青瓷器销售于湖南以外其它省份，提供了可能。因现在尚无考古资料证实，故不敢揣度，但在长沙等地墓葬出土的衡阳青瓷产品，④已证明衡阳古代青瓷器在整个湖南已获得畅销的情况，衡阳青瓷窑场的早期产品还通过与湘江勾连的耒水、米水、蒸水、春陵水而运往湘南的各个州县和沿岸商埠，并顺江北下运至湘中、湘北地区，从而占据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瓷器销售的绝大部分市场。
正因为衡阳青瓷窑场在全国政局动荡的形势下，仍然依仗本地区相对安宁的条件发展生产，并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广阔的销售市场，因此其生产规模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奠定了它在湖南古代制瓷业的重要地位。
三、早期青瓷窑场的地位和影响
唐宋五代时期衡阳创烧的这批青瓷窑场，是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为满足人们物资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承担了过去岳州窑和长沙窑所担负的生产职能，完成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制瓷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对岳州窑、长沙窑及衡阳早期青瓷窑场的调查发掘工作中，至今尚能看出这种迹象。
岳州窑和长沙窑出土的所有瓷器和残片中，绝大多数属于晚唐以前的器物，而唐末五代时期的器物标本极少。这充分说明岳州、长沙二窑在唐末五代时期已开始衰落。⑤与之相反的是，在衡阳境内，却发现了规模颇大的东阳、衡阳、湘江几处唐末五代时期创烧的青瓷窑场，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除了本身具有的时代特征外，墓葬或窑址中还有纪年物与衡阳早期烧制的青瓷器共存，为其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在东阳窑场的蒋家祠，我们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纪年铭款的擂棒，然而，在衡阳早期青瓷产品中，却未发现同时期的的器物。所以，笔者认为这件擂棒是外迁至衡阳制瓷工匠携来之物。这亦说明瓷业工匠从事生产活动地点的转移。
另外，我们还从截至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有关湖南陶瓷考古资料中知道，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的瓷窑有岳州、长沙、东阳、衡阳、湘江及岳阳鹿角窑等处。⑥岳州、长沙二窑的情况如前所述，它们已进入了衰落阶段，岳阳鹿角落窑尽管窑场面积达十六平方公里，但其规模仍大大地小于衡阳古代的青瓷窑场，可见，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生产的青瓷产品，绝大多数成之于衡阳诸窑场。换言之，即唐末五代时期的衡阳青瓷窑场，已成为湖南当时的制瓷中心。
北宋建立后，全国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制瓷业的生产比其它行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两宋时期湖南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以衡阳青瓷窑场的扩大最为突出.在此期间，衡阳境内先后创立了衡山糖铺窑、衡东大源窑、衡南茶市窑、黄狮窑、青冲窑、祁东归阳窑、衡阳演破窑、市郊白沙窑等一大批古窑址。它们与早期青瓷窑场共同形成了衡阳古代青瓷窑群。尽管同时于湖南其它地方还兴起了零陵黄阳司窑、汩罗营田窑、益阳窑、长沙窑头冲窑等处，但若与衡阳境内的古代青瓷窑群比较，则犹恐不及了。
衡阳古代青瓷窑场自唐大中年创烧，唐末五代时期即为湖南的制瓷中心，北宋时期青瓷生产更是发展到了极盛阶段，以后渐趋衰落，南宋末至元代停烧，其间历时四百余年。四百年间，衡阳青瓷窑场烧制的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湖南人民的物质生活，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至今残存于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一百余处遗物堆积，仍能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提供翔实的实物资料。
流动多变的瓯窑瓷器纹饰
纹饰与造型关系密切，造型决定外形，纹饰起着装饰美化作用。瓯窑瓷器属于青瓷系列，重视造型和晶莹润泽、精光内蕴的釉色，不重视纹饰。但这并不代表纹饰不重要，相反，器表略施纹饰，更加淡雅美观，甚至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历代瓯窑瓷器的纹饰流动多变，风格各异，向我们传达着东瓯先民多元的兴趣爱好、审美观念和宗教情怀。
三国西晋纹饰简单，弦纹是主要纹饰，水波纹、斜方格纹、联珠纹、双系上的蕉叶纹是常见纹饰，乳丁、兽面纹偶尔见有。为表现动物造型，头部、眼睛、羽翼、四肢、肌肉、毛发等部位采用了压印、刻划、粘贴、堆塑等多种装饰手法，纹饰线条或流畅细腻，或稚拙粗放。东晋南朝，器物口沿、肩部等部位继续大量使用弦纹。素净淡雅的青瓷釉面上，凹弦纹处形成绿色的积釉圈带，与浅绿的底色相互辉映，美不胜收，极大程度地迎合了当时尚青和玄谈的审美时尚与社会风气。水波纹仍有使用。龙纹出现在鸡首壶的曲柄上。作为佛教象征物的莲瓣纹、莲蓬纹出现在瓯窑瓷器装饰中，主要是3－5条细线组成的重线莲瓣纹，有仰莲瓣，也有覆莲瓣，有的装饰在碗、碟、盘、盏托的内壁，与内底的莲子组成莲蓬纹。南朝，因佛教昌盛，莲蓬纹、莲瓣纹成为主要的纹饰。这反映出佛教对东瓯先民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
唐五代纹饰种类稍增，主要有莲花、荷叶、莲瓣、卷草、灵芝、草花、朵花、葵花、牡丹、缠枝花卉、朵云、垂云、双鱼、、四鱼、方钱、直条、弦纹等。莲花纹多与荷叶组合装饰于罐、粉盒、碗等；荷叶纹既组合装饰，也单独装饰于罐、碗等；莲瓣纹大多数单独装饰罐、碗、瓶、壶、杯、水盂、莲花座等。温州市郊杨府山出土的唐代鱼纹瓜棱执壶腹部以瓜棱凹线为界划饰四条鱼纹，鱼头朝上，鱼尾向下，两两对称，线条浅细流畅，写实性极强，反映出温州沿海渔业特色。温州市郊锦山气功疗养院出土的1件五代粉盒盖面刻划的2组莲花图案极富变化：中间主要的一组于盛开的1朵莲花中直伸出4朵曲茎莲花，或绽放，或凋零，或含苞待放，斜伸出一朵曲茎莲花，尽情绽放；旁边次要的一组于盛开的1朵莲花中斜伸出2朵曲茎莲花，同样尽情绽放。小小的圆形盖面上，恰如栩栩如生的写生画，反映出东瓯民间陶瓷工匠真切的生活体验与深厚的绘画功底，与晚唐五代模仿自然界花果类造型的时代艺术风格相呼应，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这是温州当时社会相对稳定，民间生活怡然自得的真实写照。
北宋纹饰种类丰富，多为牡丹、莲花、菊花、菊瓣、葵花、海棠、卷草、蔓草、缠枝花卉、变体花叶、蕉叶等花卉纹，其次为双蝶、鹦鹉、双鱼、凤凰、龟、龙等动物纹，还有山字、如意、朵云、云气、篦梳、斜直条、直条、弦纹等。莲花仍然流行，且富于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苍南水头乡小峰山出土的粉盒。盖面中央纹饰为一童子在前面直立飞升，飘带飞舞，充满青春活力，右手微屈，左手持一弯勾状物；后面一人头、人手、鱼眼、龙身、长须动物紧随其后，盘旋飞翔，长须盘绕整个盖面上方，盖面下面为波涛汹涌的海水。纹饰主题应为哪吒闹海擒拿龙王三太子，反映了北宋温州先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与丰富的想象力。画面构图布局合理，线条细腻，生动流畅，不愧为东瓯民间陶瓷工匠的一幅绘画艺术杰作。
南宋至元代，瓯窑大部分窑场改烧龙泉窑系青瓷，纹饰类似，有莲瓣、牡丹、团菊、葵花、双鱼、篦梳、弦纹等；烧制传统瓯窑青瓷的窑场大为减少，纹饰种类也大为减少，有莲瓣、牡丹、菊花、葵花、水藻、双鱼、篦梳、斜直条、朵云、弦纹等。青白瓷大都芒口，纹饰简单，以莲花、缠枝花卉纹为主；黑瓷大都素面。
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南宋至元初，温州部分窑场生产被日本陶瓷界称为“珠光青瓷”的碗类产品。这类碗的内壁刻划线条流畅细腻的卷枝蔓草、云气等纹饰，间以篦齿状工具锥刺出篦划纹，再戳出篦点纹，外壁刻伞骨状复线纹。已知的有苍南县大、小星垟和乐清县瑶岙窑三个生产窑址。另外，温州市区绣山公园和瓯海区娄桥镇均有标本发现。
古老的陶文化 我国古代著名瓷窑窑址及特征介绍
中国陶瓷文化历史悠久，制瓷产区分布广泛，由于各窑分布的区域不同，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各有差异。不同的制瓷原料制约着各窑的生产手段、工艺技术、装饰技法，使各窑产品各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为准确鉴别古瓷产地及其真伪提供了重要依据。
邢窑——唐代胎质细洁、釉色白润。今河北省临城县（当时属邢州）。邛窑——隋代至宋代，唐尤为著名以烧制青釉、褐釉、绿釉、彩绘等器物为主，除烧制盘、碗之外，还有各种瓷塑玩具。今四川省邛崃县代方堂（古属邛州）。
邛窑——隋代至宋代，唐尤为著名以烧制青釉、褐釉、绿釉、彩绘等器物为主，除烧制盘、碗之外，还有各种瓷塑玩具。今四川省邛崃县代方堂（古属邛州）。
越窑——唐、五代至宋釉色原以青中微黄，后改进为清水般的湖绿色，刻划有花鸟、人物或几何图案。今浙江省余姚县上林湖一带（古属越州）。
柴窑——传为周世宗（柴荣）时所烧造据文献记载，器物具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相传在现在郑州一带尚未发现窑址和器物。
定窑——唐代烧白瓷至宋而著名宋代定窑瓷器除乳白色外，兼有黑、酱、绿釉瓷器。器物装饰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北宋后期曾一度烧制宫廷用瓷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燕山村（古属定州）。
钧窑——北宋、金、元均烧造此窑利用氧化铜和氧化铁呈色不同这一特点，烧成蓝中带红或带紫的色釉。红、紫的色泽如玫瑰、海棠，非常艳丽。胎骨灰白色，釉细而润，其中佳器底部刻有数目字。今河南省禹县（古属钧州）。此外，与禹县邻近的临汝、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磁县等地瓷窑均仿烧钧窑瓷器。
汝窑——宋代名窑，元祐初年曾为官窑胎骨香灰色，釉色近于卵青。此类器物烧制的时间短，质高物精，目前尚未发现窑址。在临汝南乡等地发现另一种青瓷，釉色较龙泉窑深而带葱绿，胎骨淡灰色，有印花、刻花两种，图案有花卉、水波、鱼及禽鸟。现称“临当窑”。今河南省临汝县（宋代属汝州)。
磁州窑——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器形以盘、碗、罐、瓶为主，兼有瓷枕和玩具。胎质坚细，呈灰白色。釉色白中微带黄，上有黑、褐花纹，器里多不挂釉。绘制花纹的方法有绘花、绘划花、剔花和珍珠地划花等，花纹复杂，以卷叶、缠枝牡丹、水波纹、花卉禽鱼等图案为多，线条流畅，构图洒脱，是北方民间瓷器的代表作。今河北省邯郸漳河两岸的观台镇、东艾村、冶子村附近。
龙泉窑——宋代著名瓷窑。始于五代，至南宋而鼎盛。明代仍继续烧造，清代中期以后衰落停产。此窑继承越窑传统，烧造青瓷。南宋龙泉窑瓷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胎质细密洁白，釉色以粉青、梅子青为代表，花纹装饰上出现了堆塑和贴花。此种类型即习称的“弟窑”，一般称龙泉窑皆指此。另一种类型即习称的“哥窑”。龙泉窑器形复杂，除一般日用器皿外，还烧制各种文具及仿古的瓶、鼎、觚、炉等。今浙江省龙泉大窑、金村等处。
哥窑——宋代名窑龙泉窑的一种类型。相传南宋有章氏二兄弟在龙泉烧瓷器，兄名生一，所烧者称哥窑、弟名生二，所烧者称弟窑。传世的“宋哥窑”，胎薄，色黑铁，通称“铁骨”。釉面多有疏密不同的纹片，称为“百圾碎”，口沿施釉淡薄，显出胎色。圈足底亦露胎，矿有“紫口铁足之称”。今浙江省，龙泉大窑、金村等处。
鹤壁窑——宋元时代北方民间瓷窑。唐末开始烧造，北宋中期以后为兴盛时期，元代仍在烧造。唐代鹤壁窑瓷器多白釉和黄釉，唐宋的器形有盘、碗、壶、罐等，并能烧造大件器皿，也有玩具和瓷枕。以白釉为主，有白地黑花的，也有加绿彩的。用绘花、刻花、剔花的技法，制出简洁的花卉禽鱼等图案。器里往往写有赵、杨、张、刘等姓氏铭记。元代除烧制传统的品种之外，还仿制钧窑的瓷器。今河南省鹤壁市。
耀州窑——宋代名窑，自唐代开始烧造，北宋末为兴盛时期，金元时期仍在烧造。唐代烧造的是白釉或黑釉瓷器。北宋后开始烧造青瓷。器形以碗、盘、碟、罐盒、炉等为主。胎质灰白而薄。釉色匀净。花纹多刻花、印花，装饰花纹丰富多样，有牡丹、菊花、莲花等花卉纺鱼、鸭、龙、凤等。金元时期烧造的器皿胎釉粗厚，花纹图案较前简单。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附近（宋代属耀州）。
建窑——宋代名窑所烧黑釉瓷器，以小碗最多，胎骨乌泥色，釉面多条状结晶，釉面多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称为“兔毫盏”。有的器底刻有“供御”，“进琖”等字样。福建省阳县池墩村。
德化窑——明代著名瓷窑。始于宋代。此窑以烧制白瓷而著称。宋元时期烧制青、白釉瓷。德化白瓷胎釉浑然一体，如同白玉一般。除乳白色以外，还有象牙黄和粉黄色的。更有贴花、印花和堆花。所制佛像最杰出。今福建省德化县。
石湾窑——明代著名瓷窑，清代以后继续烧制至今釉有灰黑、青绿、淡黄、灰蓝等色，常带有蓝、红等色的斑纹。此窑仿制的钧窑瓷器另有创造。今广东省佛山市石湾。
吉州窑（又称永和窑）——宋代著名南方民窑。起于五代，盛于宋，衰于元。有青釉、绿釉、白釉、黑釉、彩绘瓷等。黑釉花样较多，有像滴珠、鹧鸪斑、玳瑁斑的，也有绘双凤、龙凤、木叶纹的。纹饰运用洒釉、剔花、印花、贴花等手法，而剪纸贴印手法更是吉州窑的独特创造。今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隋至宋吉安称吉州）。
景德镇窑——我国著名制瓷窑场。始于南朝陈时，经唐、宋、元、明、清至今。唐代已烧造白瓷，宋代景德年间烧造官窑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从此有景德镇之名。以产影青瓷器著称。元代青花、釉里红等已烧制成功。到明代，景德镇开始成为我国瓷业中心，一道釉和釉绘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彩绘瓷器的创造。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新，能烧制粉彩、珐琅彩等。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烧造成的最精美，并各有其特色。今江西景德镇市。
崔公窑——明代景德镇著名瓷窑之一。因为明隆庆、万历年间崔国懋在此烧制而得名崔国懋在此窑烧制的仿宣德、成化年间的瓷器，颇为精美。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周窑——明代景德镇著名瓷窑之一，因明隆庆、万历年间苏州人周丹泉（名时臣，字时)主要烧制仿古瓷器，所仿定窑很逼真。又能制陶印、文具、连环等。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壶公窑——明代景德镇著名瓷窑，因烧制人吴为（吴一作昊，别号十九），自称壶隐道人而得名。善于仿造永乐、宣德、成化年间瓷器，都很逼真。今江西景德镇市。
臧窑——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烧制的官窑瓷器，因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臧应选驻厂督造而得名器物款识多写刘伴阮（名源）监制。釉色以红为最著。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郎窑——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的官窑瓷器釉色以红宝石为最著。今江西景德镇市。
年窑——清雍正年间景德镇烧造的官窑瓷器，由于年希尧掌管窑务而得名釉色发明很我色胭脂水釉为最著。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唐窑——清乾隆前期景德镇所烧造的官窑瓷器，因唐英掌管窑务而名所造各色釉彩，仿造各种古瓷，以工细著称。今江西省景德镇市。
瓷窑－艺术和实用价值的完美结合。陶艺是一种文化，一种既年轻又古老的艺术，年轻是因为现代陶艺的独立与发展，古老是因为她伴随着人类文明史，透着原始的魅力。陶是土的艺术，火的艺术，其实更是人生的艺术。而中国的陶艺是一部关于历史的电影。
陶瓷窑口知识——岳阳窑
五代至宋代瓷窑。窑址在岳阳以南25公里的洞庭湖畔，分布在三笼矶、陶家嘴、九马嘴、万石湖、杨庙湖、布嘴山、鹿角、呈祥湖、黄主港、白沙湖、铜盆湖等17处。其中杨庙湖窑烧瓷上限早至五代。大量标本属宋代，釉色以酱黑色为主，青釉次之，还有少量素地白彩和釉下粉彩。胎有灰褐、红褐、青灰几种，胎质坚硬。器物有碗、碟、罐、壶、缸、坛。其中有的碗、壶造型与衡阳窑接近。釉下粉彩饰于坛、器盖上，图案用白粉在浅灰素胎上绘成，然后施透明青釉。青釉在浅灰胎上呈茶叶末色。鹿角窑在红旗乡，早期烧黑釉、黄釉壶、坛、碗，碗心印莲花或“黄垲种炉”四字及“李”、“大吉”字样。中期釉色以青釉为主，酱黄釉、酱青釉烧成温度低、为半陶半瓷产品。装饰有釉下粉彩绘花、印花、划花。釉下粉彩绘花装饰较多，器物有壶、碗、盏、坛、罐、多灰胎。用浆粉绘牡丹或直线几何纹，外罩透明青釉。印花多用于碗内，内容有文字或花卉。也有图文并用的。如水波莲花纹碗，以水波纹为地，中心绘团菊，碗内壁4个花形开光内分别书“福”、“寿”、“嘉”、“庆”。刻花数量较少，多在钵内刻莲花纹。瓶、壶、罐等也是常见的器形。根据该窑以釉下粉彩为主要装饰，造型与汩罗营田窑相似的特点，应划归营田窑系。
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的演变规律
褐彩装饰是瓯窑青瓷颇具特色的装饰手法，它突破了单纯刻划纹和模印纹的局限，使单一的青釉瓷的色调发生变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平添一分活泼明快。瓯窑青瓷褐彩装饰不仅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而且纹样丰富，自成系列。
褐彩装饰产生的早期，三国吴至西晋，仅在器物的口沿、肩部或腹部用大小不一的褐彩小点随意稀疏装饰；东晋装饰范围扩大，在器物的口沿、肩部、腹部、盖、流甚至周身，或者动物造型的眼、嘴、足等醒目部位用褐彩小点装饰，部分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呈菱形、十字形、三角垂帘形等，部分讲究对称，典型器物如前面提到的东晋永和七年（351）褐彩鸡首壶、东晋牛形灯盏等。早期的装饰手法极其单纯自由、大气而又率直，符合点、线、面的原始美学原理，在青釉上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出民间实用而朴实的审美情趣。南朝，点彩继续流行，用毛笔绘饰的条纹褐彩出现在罐的外壁或莲瓣纹碟的内壁，典型器物如温州市区翠微山出土的南朝瓜形盖罐，反映出运用褐彩装饰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唐代，点彩基本不见，条纹褐彩继续流行，盛行大块褐斑装饰。在直口筒形罐、敛口水盂、瓶、壶碗等的腹部、口沿等醒目部位，饰以大块褐色或黄褐色斑块，一般不讲究对称，但讲究间距。这种大块褐斑装饰，与唐代浑圆饱满的造型时代特征相呼应，使器物显得雍容富贵。
五代至北宋，保持着唐代褐斑装饰的风格。从北宋早期褐彩蕨草纹执壶来看，北宋的褐色彩绘技艺已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盖面的蕨草叶随意而流畅，具有写意画的风格特点，腹部的蕨草纹茎叶分明，婷婷玉立，飘举摇曳，曼妙多姿，布局构图符合美学原理，仿佛是一幅绝妙的写实自然风景画，在中国古代花鸟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宋至元初，题材仍以自然乡村常见的云霞和花草、兰花、荷花等植物图案为主，但风格为之一变，用毛笔风驰电掣般地绘饰，抽象写意，潇洒随意，酣畅淋漓，与宋元文人画追求笔墨情趣的时代风格相呼应。
总之，瓯窑青瓷褐彩装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发展，从单纯的点彩到条形绘彩，再到大块施绘，再到细细描绘，再到潇洒随意，直至衰落，体现出艺术演变发展的清晰脉络，具有民间窑场独有的特色。
陶瓷知识：瓯窑青瓷：翠峰天青由此开
北宋鸥窑青釉。
东晋瓯窑青釉褐色点彩鸡首壶。
五代瓯窑青釉瓜形带盖曲流壶。瓯窑地处浙江南部，窑址主要分布在以温州为中心的永嘉、乐清一带。这里东临东海，南邻福建，西北面为括苍山区，瓯江、飞云江由西向东直入东海。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说：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袵，收瓯越之民也。有人考证说，瓯字从瓦，说明瓯越人在远古就会烧制陶瓷。
瓯窑瓷胎色泽浅灰白，釉色清淡，有玻璃质感。晋人潘岳在《笙赋》中说道：披黄苞以受甘，倾缥瓷以酌酃(lng，美酒名)。这个缥瓷很可能就是瓯窑青瓷。
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晚期温州瑞安一带的墓葬中就有原始瓷出现。东汉晚期，永嘉县的罗东乡箬(ru)隆村后背山窑、芦湾村小坟山窑等地，都相继发现了从原始瓷过渡到瓷器的窑址。据《景德镇陶录》记载：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当时著尚。而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说：杜毓《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按照这个说法，瓯窑应该是越窑的前身。考古人员在对窑址调查和发掘中发现，在汉代或两晋时期，有一些瓯窑瓷器的风格和制作工艺与越窑很相似。但是，瓯窑的规模和瓷器质量似乎不及越窑。这里面很可能是文献记载有误，也可能还有遗存没有被发现。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瓯窑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风格鲜明的青瓷窑系。
南宋瓯窑青黄釉褐彩。
汉代至三国时，部分瓯窑瓷器胎质不致密，胎体烧结度较差；胎釉结合不佳，常有剥釉现象；器形制作不规整，与同时期越窑产品有一定距离。自魏晋时期，瓯窑进入一个成熟和发展期。此时的器形丰富，有很多造型与越窑相似，同时又表现出特有的地方风格。
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南溪江下游沿岸的永嘉县罗溪夏甓山、东岸赤头山、瓯海区三垟樟岙(o)岭脚一带。此时常见器型有壶、罐、瓶、碗、碟、杯、槅、笔筒、砚台、水盂、熏炉、虎子、唾壶、谷仓、鸡窝、狗圈等。除了釉色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别，此时瓯窑的瓷器造型风格与越窑一样，器形多以动物为原形，如狮、鸡、虎、牛、凤等，有的器形与越窑几近雷同，如鸡舍、狗圈、狮形辟邪、槅、鸡头壶等。说明当时瓯窑分布区域在丧葬习俗上与上虞、绍兴一带是有相同地方的。但是也表现了特有的地域特点，其中虎形烛台、牛形灯、凤形碗等器型在越窑中未见。瓯窑的谷仓罐由汉代的五管瓶演绎而来，但与越窑谷仓造型有一些区别，东汉时期的五管瓶为葫芦形，器物下腹部为圆形，而越窑的比它更鼓一些。三国时期瓯窑的谷仓为直桶腹，肩部分别有4个小罐，罐与器腹不通。小罐之间塑有人物、百戏塑像。西晋时的谷仓为圆鼓腹，上塑五管或亭台楼阁，周围有百戏人物、飞鸟等，展现了为亡灵祈祷的场景。整体造型浑圆敦实，有的器形制作不规整，整个器形缺少协调感，层次比较紊乱。
汉代至三国时期，瓯窑常见纹饰主要有水波纹、印花斜方格纹、连珠纹等，并不丰富。南北朝时期出现莲花纹，纹饰工整，但是制作工艺欠佳，常有剥釉现象。东晋早期和南朝，普遍使用青釉褐彩，有文字、花卉或与堆塑并用的点彩。这种装饰手法在东晋时期的越窑曾使用，晚唐吴越贵族墓中出现过，并不普遍，十分独特、典雅。瓯窑的褐彩花卉装饰，一直延续到北宋。
隋代至唐代早期是瓯窑瓷器的一个低谷期。其产品的胎体灰白，釉色青黄，开片细碎。唐代早中期的瓯窑釉色青中偏黄，容易剥落。
晚唐至五代时期，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瓯江干流南岸的市郊西山、杨府山和南溪江下游永嘉县境内的启灶黄田等地一带。此时的瓯窑青瓷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釉色青淡或青黄，釉层滋润如玉；胎体细腻，胎色白而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在造型上出现了柔和匀称、活泼清新的风格。五代时期的胎体更加细薄，器形更加精巧，小型器增多。器物的造型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执壶、罐、碗、洗、香熏、唾壶、砚和明器桌、筷、椅等。还有一些器型如五代青瓷曲流壶、唐代青瓷刻花粉盒，这类粉盒的器形呈瓜果形，盖体表面常刻有牡丹、莲花、飞天等纹饰，制作精美。其中杯口壶、曲流壶、明器桌、筷、椅等这类器型越窑未见。这一时期瓯窑的纹饰较多，装饰手法也比前期有突破，主要有印花、划花、刻花、绘花、堆塑等，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双鱼、飞天等。从考古资料来看，瓯窑瓷器的纹饰较之越窑丰富，尤其是褐色彩绘纹饰。越窑此时多有点彩和较少的彩绘装饰，纹饰题材不多，使用也不普遍。
宋代，温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曾设市舶务和来远驿，元代设市舶司并有停泊海船的码头。对外贸易的出现，推动了瓯窑的发展。此时，瓯窑的分布依然以市郊的西山、杨府山和永嘉的仁溪、岩头一带为主，其窑场绵延数里，颇为壮观。其中泰顺、文成、苍南、乐清山区的山坳里，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瓷窑，还生产白瓷和黑瓷产品。这些产品与瓯窑青瓷随着龙泉窑的外销产品一起进入国际市场，常见的青瓷器型有碗、壶、瓶、罐、洗、盂、熏等，品种繁多，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器型与越窑几近相同。有一些产品如观音坐像、南宋青瓷盖瓶、南宋青瓷刻花盖罐等器型，越窑未见。
这个时期是瓯窑生产的高峰期，胎体更加坚致、细薄，呈浅灰色。釉色呈淡青或灰绿色，淡雅滋润；釉层薄，但是均匀、润泽，器内外施釉。同时期越窑的产品为灰白胎，施青釉后呈青灰色。纹饰比前期丰富，几乎接近繁缛。主要纹饰有卷草、葵花、牡丹、菊花、双蝶、鹦鹉、如意和形态多样的莲花纹等。越窑此时的纹饰也是最丰富的。
值得一提的是瓯窑此时的褐色彩绘瓷。入宋代以后，瓯窑青瓷仍然较多地采用褐色彩绘装饰青瓷，有斑彩、绘画花卉和书写文字诸种形式，其纹饰配上淡色的瓯窑青瓷，显得典雅而有趣味。这种彩绘比越窑的题材丰富，构婺州窑、越窑基本都逐渐走向了衰落。今天，我们可以从早期龙泉窑产品中找到越窑、瓯窑、婺州窑瓷器的制作痕迹，这些痕迹是浙江青瓷文化绵延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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