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历时近190年，建都在今宁夏银川市。由于蒙古大军的毁灭，西夏文化遗迹、遗物、艺术等留存甚微，给这个古老的王朝留下了太多谜团，西夏瓷更是因为物证太少，成为我国瓷器历史上的难解之谜。
随着近年来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瓷不断发掘出现，国内外对西夏瓷的收藏热起来，西夏瓷也开始走出“深闺”向世人展示那段神秘残缺的历史。
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各大名窑生产的瓷器名目繁多，但是与宋同一时代的西夏，人们对它190多年的制瓷知之甚少。由于实物和文献资料太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
由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文明突然间神秘消失，后人对西夏瓷的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了两件珍贵的黑釉剔刻花瓶，初被定为元代，后被认为与西夏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西夏瓷开始在宁夏、青海、甘肃等曾为西夏王朝疆域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和确定了一批西夏瓷窑，考古专家们才开始把西夏瓷与宋瓷、元瓷区别开来。TaOCI52.COM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说：“由于元朝没有给西夏作史，残存的文献资料也大多在国外，近年来西夏瓷的出现和研究对解读西夏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夏瓷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耀州窑的影响，结合党项族的文化习俗创造出粗犷质朴、极具民族特色的瓷器。从各地出土的西夏瓷看，民族特征鲜明、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最具特色的扁壶、四系瓶、高足碗、帐钩以及剔刻釉装饰艺术，突出表现出党项民族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同时更加丰富了陶瓷器形及装饰内容。
扁壶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瓷窑所没有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
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由于西夏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最典型的特征是在瓷器上剔刻花纹，这种瓷器也是西夏瓷中最为精美的一种。
西夏制瓷工匠在进行剔刻花工艺时，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平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难度很大。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即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刮掉，露出胎体。
在西夏剔刻花瓷器上，最为显著的是纹有各种各样的牡丹花。据一些收藏家介绍，当时的西夏境内并没有这种花卉，瓷器上大量纹牡丹很是费解。
近年来，随着对西夏瓷的研究更加深入，以及对西夏神秘文化的追捧，国内博物馆加强了对西夏瓷的征集，同时在国内外收藏界兴起了一股收藏西夏瓷的热潮。
在举办的西夏古陶瓷联展上，来自北京、上海等12个省市区的68位收藏家带来了精心挑选的近200件西夏瓷向世人展出，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埃及、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客和收藏家的关注。
其中，极为罕见、完整无缺的由青海和宁夏收藏者奉献的褐釉三开光剔刻牡丹纹大罐和褐釉剔刻缠枝绕叶牡丹纹六系大罐，是国宝级文物西夏陶瓷极品。
新闻来源：
扩展阅读
西夏陶瓷的独特风格
西夏是另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他们生活在草原与大漠之间，汲取着中原文化的营养，又不肯完全被汉化，仍执着地保持自己的风情。但是，西北的山水毕竟与中土相连，我们仍能从它的器物中看到血脉相融的迹象。
顽猴戏鹿
此瓶是一件民间生活用瓷，瓶口外撇，短颈，丰肩，长腹，宽圈足，砂底无釉，造型挺拔秀丽。通体施白釉，釉下以黑彩勾勒纹饰，肩部绘一周变形莲瓣纹，两侧绘两组下垂的卷叶纹，腹部一面绘两只展翅飞翔的大雁盘旋于芦草上空，另一面绘一只猴与一只梅花鹿在芦草丛中跃动嬉戏，猴以一手持苇草逗鹿玩耍，鹿单腿抬起，低首抿唇，若有所动，看得出猴的顽皮与矫健，还有鹿的机灵与乘巧，整幅画面充满着运动感和节奏感，生机勃勃，活灵活现，以酣练的笔调，描绘出无尽的画意，让人说不出来，又爱不释手。
美好向往
画的主题选用猴、鹿纹，取材于中国民间的风俗，隐喻“侯（爵）”与“（俸）禄”，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官禄和长寿富贵生活的向往。非常沉重、看似模糊的理想追求以如此轻松活泼的画面表现出来，我们不知作器者何人，但愿将此瓶连同那份美好向往保存长久。
陶瓷：元青花身世神秘的瓷器之王
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绕不过去的一环。肇始于唐代的青花瓷，在元朝确立了形制并马上达到了顶峰。元青花以其大气浑厚的造型与明艳夺人的色彩成为青花瓷不可逾越的丰碑，光照后世。
然而，有趣的是，元青花身世的昭示，却是很晚的事情。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明朝一直被认为是成熟青花工艺的起点，人们甚至普遍不知道元青花的存在，历史上也没对元青花有过任何记载。拥有“瓷器之王”美誉的元青花，湮没在历史中，充满了争议，也充满了神秘。
来自西亚的绝美蓝色
元青花之美，在于夺人。比起后世的青花，它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一抹蓝色。元青花的蓝色非常鲜明，像蓝宝石一样附着于白玉一般的瓷胎上，仿佛有一种生命力被赋予器物，美得令人震惊。
这种蓝色来源于一种产自西亚的含钴着色剂，被世人称为“苏麻离青”。这类着色剂中，除了钴元素，还会含有一定的锰和铁。元素成分的比例，决定了青花的颜色。苏麻离青之所有最负盛名，因其除含有着色能力极强的钴元素，还具备高铁低锰的特点，而国产青料往往相反，锰含量高、铁含量低，烧成的青花多为浅淡的青色或灰蓝色，并不好看。这种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经过1300摄氏度左右的烧制，呈现出国产青料无法比拟的明艳之蓝，让人见之忘俗。因此元代官窑，特别是为贵族烧制的器物，几乎都采用苏麻离青着色。“苏料”也就成了官料的代名词。
元青花的诞生带着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并不仅仅表现在其颜色上。目前存世并得到学界公认的元青花，以型大、胎厚、体重为主流，虽然偶有高足碗、梨型壶等小器，但整体上与宋代瓷器的精巧、轻灵形成鲜明反差。此外，元青花的纹饰也带有异域色彩，是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卷草纹、缠枝牡丹、缠枝莲等繁缛纹饰密集绘制于器物表面，与中国本土的图案有极大差别。此类草花纹具有明显的波斯风格，如今仍广泛存在于西亚国家的装饰中。
明宣德以后，随着海外贸易被禁锢，这种进口料就绝迹了，最后的绝响是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少量的进口料，因此在明代永宣年间仍有官窑使用苏麻离青的记录，之后，这种艳丽的颜色就如一股烟云般消逝而去。
传奇大罐“鬼谷子下山”
作为一种深受西域文明影响的瓷器样式，元青花身世的昭雪与它的诞生一样，与西方渊源颇深。西方学者和收藏家的研究发现，帮助我们更新并丰富了对青花瓷的认识。
1929年，有一位爱好收藏的旅英华侨吴赉熙在北京游历智化寺时，发现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十分漂亮，于是买了下来。吴赉熙观察发现，这对青花瓷瓶上除了图案，还烧制了一段铭文，落款处写有“至正十一年”字样。而至正是元顺帝的年号。吴赉熙将瓷瓶拿给当时的行家鉴赏，却被收藏家们讥讽一番，认为他买了拙劣的赝品。
也许是这对青花瓶的美丽，让吴赉熙不忍放弃，他还是将瓷瓶带回英国，后来卖给了一位英国爵士，他就是“珀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大维德，因此西方后来称这对瓷瓶为“大维德瓶”。
这对瓷瓶被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霍布逊慧眼识中，这位中国陶瓷学专家专门写了论文，论证落款“至正十一年”并非伪造，如此精美的青花瓷确实诞生于元代。但这一研究成果并未引发当时学界的重视，直到1952年，美国佛利尔博物馆的馆长助理，同样是中国陶瓷学专家的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认真研究了大维德瓶上的铭文，又往来于伊朗和土耳其，一番比较辨识，以大维德瓶为标准器，以存于伊朗阿德比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的一批中国瓷器为旁证，撰写了两本著作，初步揭开了元青花神秘的面纱。
波普证实早在14世纪后期，中国就已经能够烧制如此完备、精美的青花瓷器。此后，北京元大都遗址、河北保定先后出土元青花，这些考古发现，不断佐证波普的研究。
元代虽然国土幅员辽阔，横跨欧亚大陆，号称“大哉乾元”“四海声威”，但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不足百年。“至正型”瓷器被视为元青花标型器，而至正这一元代年号指代的时间只有短短30多年，所以元青花的存世数量少之又少，普遍认为不超过400件，其中的精品更是凤毛麟角。
最著名的元青花，当属“鬼谷子下山”图罐。2005年7月12日，英国佳士得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大罐被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亚洲艺术品在全球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成为“瓷器之王”。
青花里的元杂剧
元青花除缠枝莲、缠枝牡丹、灵芝、卷草等蒙元贵族偏爱的花纹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直接将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写实地绘制于表面。这类元代青花瓷器呈现了统一的画风，用笔扎实，一气呵成，写实意味浓郁，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丰富的表意性直接影响了明代小说绣像和人物画的笔法。
以南京沐英墓出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为例，可以充分理解元青花的故事纹饰之美。高44厘米，直径13厘米的梅瓶，表面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图样。在瓶体腹部，一侧是汉代丞相萧何着袍束带，眉目微蹙，上身前倾，神情焦急；另一侧则是韩信手牵战马在河边饮水，他右手牵马站在河边，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画面中，萧何作为一代名相的谨慎与韩信内心的游移不定，栩栩如生，在瓶体浑圆的表面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情节感，让人拍案叫绝。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绘制有通俗故事的元青花，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涉及战争、民族融合等历史题材，除前文提到的“鬼谷子下山”图罐、“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还有1956年出土于湖南常德的“蒙恬将军图”玉壶春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元青花“尉迟恭单骑救主公”罐等。另一类则是戏曲、小说等民间故事题材，如存于私人藏家手中的“王实甫《西厢记》焚香一景”罐，又如裴格瑟斯基金会藏“《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罐。而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昭君出塞”罐经考证，取自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
元青花器物之所以采用了故事题材绘制，与元代民间文学和戏曲的兴盛密不可分。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科举制度废止，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紧缩。无法入仕，大量知识分子便散落市井，诞生了一批“书会才人”，他们以创作曲艺底本为生。民间戏曲也因为书会才人的加入，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景。当时戏剧演出广泛，上自帝王，下至平民，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在重视文人的宋代，这些书会才人本应成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但因历史的变故，意外地为元代戏曲的繁荣贡献出卓越的才华。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元杂剧大家关汉卿。 另有学者推测，元代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镇压，也导致一部分由宋入元的画家被迫成为绘制瓷器的工匠，宋画的绝世成就，直接为瓷器绘画输血，才使得元青花的人物故事图案有如此高超的艺术水准。
无论是故事图案，还是花纹装饰，在元青花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雄浑张扬的帝国气质，这在它之前和之后的瓷器中，都绝无仅有。存世的元青花体态雄美、英姿勃勃，只要得见一尊实物，属于游牧民族的阔达胸怀和广袤帝国的蓬勃生气就扑面而来，让人不得不为文明心旌摇曳。那张扬茂盛的纹饰、惟妙惟肖的图案、明艳夺人的色彩，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千之美。
西夏陶瓷的制瓷工艺与装饰技法的介绍
西夏瓷器生产，由于技术上受中原瓷窑的影响，制瓷工艺、装饰技法与中原北方一些窑系大体相似。
(一)原料：西夏各窑所使用的制瓷原料均为就地取材。在磁窑堡附近和贺兰山沿线，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矿，地质矿物学告诉我们，凡是在煤层露头的地方或夹层中均共生有“高岭石质泥岩”和“高岭石泥岩夹矸”，它们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今天，从磁窑堡至回民巷一带，在一些山水冲沟或断崖上常见有裸露在外面的“高岭石质泥岩”，把这种“高岭石质泥岩”粉碎，然后经淘洗、沉淀，便可制瓷。磁窑堡附近瓷土原料经测试，其主要矿物组成为高岭土、白云母、石英及长石等，属高岭石质泥岩。
(二)瓷胎：西夏瓷器经化学分析的仅有磁窑堡窑和回民巷窑出土瓷器，测试结果表明，磁窑堡窑和回民巷窑瓷胎的化学组成，基本与原料的化学组成接近，而个别元素相差较大③。如回民巷窑瓷胎中三氧化二铁的平均含量较低，仅为2.08％，远远低于原料含量的5.6％。这表明制胎的瓷土经过了较严格的淘洗。磁窑堡窑和回民巷窑瓷胎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与当时北方诸窑相比，要高于宋代定窑白瓷胎，但较磁州、当阳峪、扒村、鹤壁等窑的含量低。这说明磁窑堡窑、回民巷窑瓷胎的白度比定窑低，而较北方其他窑高。另外，磁窑堡窑“瓷胎的瓷化程度虽不如定窑白瓷胎致密，但优于北方其他窑的瓷胎”。实验表明，以磁窑堡窑、回民巷窑为主体的西夏瓷器的质量，较宋代北方名窑定窑的产品低，但一般均不低于北方其他窑的产品。
(三)成型：西夏瓷器成型不外乎三种，即轮制、模制和手制。磁窑堡窑址中出土有石轮基轴、挡箍、轴顶碗和轮盘等，它们都是瓷轮上的部件。轮制瓷器均为圆形器，如碗、盘、盆、钵以及瓶、罐等的腹部。模制主要指印花器，如印花碗、盘、滴水和瓦当等，磁窑堡窑和回民巷窑均出土印模，尤其回民巷窑仅在一个探方内就出土7件，可见印花器在回民巷窑的生产数量相当多。另外，模制还制作个别器物上的小部件。手制一方面是制作雕塑品，如人物和动物等，另一方面是指将轮制、模制或手制好的部件粘接起来，如瓶颈、罐耳、壶嘴和壶把等。
(四)装饰：成型的器物晾干后，便可挂釉，进行装饰。西夏瓷土因略发灰或黄色，所以白釉瓷先施化妆土盖住灰黄的胎色，然后挂釉。尽管如此，西夏白釉瓷中纯白色的不多，仍多呈灰白色或牙黄色。其他釉色则直接挂釉。挂釉的情况也不同，碗、盘、钵内壁满釉，外壁半釉，盆为复合釉。
装饰技法主要有剔刻釉、剔刻化妆土、印花、点彩和镂空等。其中剔刻釉占突出地位，是西夏瓷的一大特点。
1．剔刻釉：剔刻釉即指剔釉和刻釉。剔釉是在施釉的胎体上用刻刀剔去纹饰以外的部分，留下的釉面形成主体纹饰；刻釉是在釉面上刻出花纹。一般情况下剔釉和刻釉技法多结合使用。西夏剔刻釉装饰主要在褐釉、黑釉的经瓶、扁壶、钵上，个别的在白釉瓷上。剔刻花常见用于开光内的主体纹饰，开光外则为地纹。剔刻釉由于剔出地胎而露出灰黄的胎色，达到烘托主题纹饰的目的，并使纹饰具有浮雕感，艺术效果很强。
2．剔刻化妆土：是在施化妆土的胎体上剔刻出花纹，然后罩以透明釉。烧成后，剔花部分在浅青色地上呈现出白色花纹，刻花部分则在白色地上显现出浅青色花纹，而两者结合于一起，给人以素雅之感，很具艺术特色。
3．印花：是用瓷土烧成的印模压印而成，多用于姜黄色釉和青釉的碗、盘上。
4．点彩和镂空：这两种装饰法在西夏也有发现。点彩多在白釉或青釉的碗、盘上，用褐色颜料在胎上点成梅花斑点纹或菱形点纹，然后再罩透明釉。镂空较少，仅在金刚杵、如意轮等佛教用品上发现。
(五)装烧：西夏瓷窑装烧有两种，即匣钵装烧和直接人窑法。
1．匣钵装烧：是宋代北方诸窑普遍采用的一种装烧方法。使用匣钵可保护坯体，避免与火刺和窑内粉尘接触；同时，匣钵可以摞烧，将装好坯的匣钵一个压一个叠起来，提高了装烧量。匣钵内的坯体主要是顶碗覆烧，黑、褐、青等釉色的碗、盘施釉后内底刮掉一圈釉(俗称涩圈)，然后倒扣在顶碗上，依次倒扣数件乃至十几件。然后装入匣钵烧制。白釉碗、盘施釉后，碗内底粘一周沙粒，形成沙圈，同样依次倒扣于顶碗上，再人匣钵装烧。有的碗、钵等小型器，在施釉后将口部一圈釉刮掉，然后对口装入匣钵，形成芒口瓷，也有一大一小搭烧的，如碗和钵，碗和瓶，钵和砚等。
2．直接入窑法：主要烧制大型器，如盆、缸等，装烧时不用匣钵，为了避免前后、左右倾倒粘连，在器物间放上支丁或垫条和垫圈等。
辽、西夏时代的瓷器
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如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这一类型瓷器的主要器型有注壶、温碗、盖罐、小罐、盏托、长颈壶、花口碗、唾盂、香炉、盘、碟、怀等。精细瓷器胎白、坚致，釉润似玉，颜色白中闪黄，外壁多刻莲瓣纹。有的底足阴刻"官"或"新官"、"尚食局"等款。一般白瓷的胎稍厚，釉胳粗，呈牙白色，多光素无纹。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凤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它的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最早的鸡冠壶完全模仿皮襄壶，皮革缝制的痕迹郡很逼真，甚至还堆出皮绳、皮扣；时代越晚，皮囊壶的特征就越少，有些仅成为装饰。辽代瓷窑集中在今辽宁和河北、山西的北部，主要有上京窑(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门头沟窑等，主要产品是白瓷、黑瓷和三彩陶器。
西夏瓷器的生产受宋、金定窑和磁州窑的影响较大。品种主要有白瓷、黑瓷、青瓷、黑釉剔花瓷等。它们的特点是:瓷胎较粗，多数呈浅黄褐色;白瓷釉面有冰裂纹，釉面不甚光洁，胎釉之间常施有化妆土。常见的器型有碗、盘、颈瓶、杯、小釜、扁壶等，有些造型与宋、金瓷器相似，也有些具有当地特色。例如长颈瓶，造型与宋悔瓶相仿，但它的特点是小口、折肩、暗圈足，与梅瓶圆肩的做法显然不同。再如扁壶，壶身为圆型，上有小口，除底圈足外，正反两面正中还各有一圈足，壶的两侧有两耳或四耳供系绳用。另外，西夏一些盘、碗类器物还有“挖足过肩”(即圈足内侧高于外侧)的做法，也比较有特色。鸡冠壶、穿带壶都是仿游牧民族游牧时放在乌背上用皮子缝制的皮囊壶的造型。
西夏瓷与磁州窑的关系
西夏灵武窑的发掘，使我们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实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间窑场磁州窑影响较强烈。为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防将灵武磁窑堡窑出土西夏瓷器与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窑中心窑场观台窑出土瓷器作简要比较：1、器物造型北宋磁州窑产品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盘、罐、炉、瓶外，还生产有陈设瓷花口瓶、玉壶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灵武窑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双耳罐是北宋磁州窑常见器，直口圆唇、鼓腹、圈足平底。类似黑釉双耳罐在灵武窑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敛、腹略显长圆。白釉炉是北宋磁州窑较具代表性的创新产品，早期小口、宽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现广口三足炉。此两种炉在西夏一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葫芦瓶是北方磁州窑系普遍生产的一种器形，因形似葫芦而得名。磁州窑葫芦瓶多带双耳，西夏葫芦瓶无双耳，似便于束腰拴系，更符合游牧民族生活习俗。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窑创新烧制的陈设用瓷，初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渐变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于北宋与金同步，但磁州窑风格明显。玉壶春瓶作为陈设用瓷，北宋时中原一些窑口均有生产。北宋磁州窑玉壶春瓶长颈圆鼓腹、圈足。灵武窑玉壶春瓶最大腹径*下，时代稍晚，与金代磁州窑玉壶春瓶更接近。磁州窑的纹饰题材多取自民间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内容极富民间色彩。题材有花卉、飞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题材中以牡丹花为最多。北宋时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设计为牡丹花朵左右两侧有花叶衬托。西夏瓷器中90%纹饰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较大，左右两侧由花叶衬托，图案构思与磁州窑基本相同，表现手法写实性强，更显形态逼真。2、装饰手法北宋磁州窑的装饰方法多种多样，除常见刻花外，还创造出白地黑花、白釉剔花、剔黑等方法装饰瓷器，白地黑花即在白色化妆土上以绘画技法，绘出各种图案，再罩透明釉高温烧成。白釉黑花多用于枕面，以曲线或连弧纹勾出开光，在开光中绘出主题花纹，清新醒目。白釉剔花即在挂好白色化妆土的胎上刻划出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之本色，再施透明釉烧成。白釉剔花利用胎与釉的反差装饰瓷器，因反差不很大，效果柔和。剔黑即是在挂白色化妆土的胎上施黑釉，然后刻花，再剔去花以外的黑釉，露出化妆土，再施透明釉烧成。剔黑花纹与地反差强烈，鲜明亮丽，给人以疏朗之美。受磁州窑装饰艺术的影响西夏灵武窑装饰主要以黑釉剔花为主，且黑釉剔花多与开光结合并用，即在黑釉上刻划出开光及花纹，然后将开光内花纹以外的地剔掉，由于露出胎之面积较大，胎釉间的反差对比强烈，此种装饰，朴实无华突显花纹别具风格。3、烧造方法受定窑影响北宋磁州窑装烧方法有多种，对于深腹碗、罐等圈足器或平底器，采用三*支钉、三足支垫垫烧，瓶、罐等高形器采用亚腰形支垫垛烧，有些精美细瓷采用一匣一器法烧造。浅式碗、盘则采用支圈或支垫一匣多器仰烧。另外还发现有支顶碗（盘），是用来放在筒式匣钵最底部起支撑作用，即顶碗覆烧，此法可克服瓷器芒口的缺欠，内底虽有砂或一周无釉现象，但优于芒口瓷亦比叠累正烧产量高。受磁州窑顶碗覆烧法的影响，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很多窑口金代均采用此种方法烧造瓷器。灵武窑装烧方法博采众长，达八种之多。一般碗、盘采用顶碗覆烧法烧造，罐、大盘类用支圈正烧法生产。精细白瓷碗、杯等则用一匣一器法烧造，瓶、瓮等大型器用工字形支垫垛烧，小件碗、钵类采用芒口对烧。除此之外，还学习邻近一些窑口的搭烧法即在瓶、罐等器肩部刮掉一圈釉，然后在上面扣一件碗、钵类器，这种见缝插针的烧造法既合理利用空间又提高产量、节约燃料。纵观上述比较分析，不难看出西夏灵武窑早期发展阶段，受北宋磁州窑制瓷工艺影响较深，有些器形花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相接近，说明两窑口关系密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西夏灵武窑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壶、四系或多系瓶、帐钩、板瓦等是当时其它窑口所不见，由此可见，灵武窑的制瓷工匠在学习模仿名窑产品的同时，也注意将制瓷工艺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并且在花纹的装饰上大量使用开光，利用胎釉间的强烈反差突显花纹立体效果，在开光外布满斜道纹或水波纹，突出党项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一枝奇葩。
揭开古代景德镇陶瓷官窑神秘的面纱
古代欧洲人，用蕉叶当食具，当中国的瓷器远渡重洋，在各国亮相后，帝王抛了金银珠宝，异色的眸子中闪着惊奇的光芒。于是，意指瓷器的“china”在外国人眼中代指了中国。大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中，奉皇命将大量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瓷器传及36个国家和地区，并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日本、东南亚及欧洲、美洲，景德镇瓷器由此震撼了世界。但景德镇只供皇族生产的官窑或者御窑场所究竟在哪儿，一直以来成为人们探索之谜。
1982年的春节前夕，也就是中国民俗中的小年那一天，古陶瓷学者刘新园路过景德镇市珠山区一个工地时，不经意一瞥，发现一个不同于其他陶瓷碎片的堆积地层。这无意中的发现，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江西省继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再次获得此殊荣的又一考古新发现。困扰陶瓷研究学者多年的景德镇官窑遗址也就此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动人心魄的发现
景德镇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生产地之一，千百年火与土的煅烧，成就了令世人瞩目的瓷器，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官窑瓷，更是收藏者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一平告诉记者，景德镇官窑创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灭亡后，清王朝继续拥有官窑烧制皇家用瓷，直至清王朝灭亡，官窑的窑火延续了632年。废弃后的官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在遗址上的频繁活动与开发，曾经专供皇家用瓷的官窑和其设施、地面建筑逐渐消失，直至荡然无存，替代它的是遗址上密密麻麻的大楼与民宅。传说中的官窑遗址也在景德镇的土地上消失，留给后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官窑瓷器。
直至1982年，在中国古陶瓷和陶瓷史研究上独树一帜，为国人更为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刘新园，凭着他对瓷器研究的执著，终于发现了官窑遗址所在的位置。可以说这是上天对他执著研究古陶瓷的一种回报，也完全可以说是他多年研究古陶瓷所养成的敏感，让他领略到御窑的丰富文化内涵。
1962年从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刘新园，被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讲授文艺理论。陶瓷学院位于湖田古窑遗址附近，几座硕大的古窑包悄然无语，已经难以寻觅那“村村陶、处处窑”的踪影。但千年的陶瓷艺术已深深地将刘新园吸引，他渐渐对景德镇历史生出无可遏制的浓烈兴趣。1964年，他被调到景德镇陶瓷馆从事陶瓷考古研究工作。
1982年春节前夕小年那一天，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在珠山区原景德镇市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线，当推土机沉闷地刨过地表时，工人们想着的是尽快做完手中的活好回家与家人团聚。当推土机刨起一层层满是碎瓷片的地表泥土时，他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因为景德镇的瓷片实在太多了。这时的刘新园恰好路过，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刘新园习惯性地看了一眼被刨开的地表层，一条宽约12至30厘米的全是瓷片的地层掠过他的眼帘，那不是垃圾，也不是景德镇处处可见的渣饼堆，而是洁白亮丽的碎瓷片！刘新园不顾一切地跳下了被刨开的地层，他的眼睛发亮了，挥舞着手高叫着：再也不准刨！再也不要推！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
就是这样一位对千年古陶瓷有着执著追求的人的无意一瞥，使得景德镇官窑遗址撩开了冰山一角。李一平副所长告诉记者，当刘新园发现这块有别于其他瓷片堆积地层后，考古人员火速赶到了现场。经过仔细鉴别，大家认为可能是景德镇官窑遗址。于是，当即要求工地停止施工。为了不遗漏小的残片，考古人员用米筛将堆积区内的泥土统统筛选。由于发掘的瓷片较多，当时连存放的地方也没有，陶瓷考古人员只好把它们放到自己家里，并请家人帮助清洗。
为了深入研究明清官窑，全面了解官窑的生产原貌，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2003年10月至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江西景德镇珠山区明、清御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刘新园任发掘领队。期间，在珠山区发掘面积788平方米，最深的探方达到5米多，出土了一批遗迹和一大批遗物。
官窑中的绝世孤品
景德镇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是一座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的官窑遗址，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江西瓷业公司是景德镇首次出现的官民合办的新型企业。另外，在御窑遗址中还发现了永乐青花釉里红终结瓶、红釉盖盒、黑釉刻花香炉以及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等，都是未见传世的瓷器，是极为珍贵的孤品。
该所工作人员岳峻对整个官窑遗址的发掘了解颇深。他说，在发掘的遗址中，窑炉遗迹一组6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皆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在官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岳峻介绍，这次发掘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以瓷器为大宗。瓷器中明代早、中期的数量多，也是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华所在。种类上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黄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釉、青花和斗彩瓷器等。器类也有梅瓶、瓶、僧帽壶、梨形壶、罐、小罐、碗、盘、方盘、杯、靶盏、盒、炉、觚、爵、花盆、栏板等。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写、书写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和宣德仿哥釉小罐等，为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见，是极为珍贵的精品。另外，还出土了其他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标本，均为以往所不见或罕见之官窑遗物。刘新园曾称，此次考古发掘为研究、探讨明代早、中期御窑的范围、烧成技术、产品特征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经过多年来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大批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纷纷出土，残碎的瓷片重量就达10余吨，考古人员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的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官窑瓷器1000余件。这些经修复的官窑瓷器部分已经在景德镇市的龙珠阁内公开展览。
龙珠阁负责展览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展出的这些修复瓷器中，有白釉三壶连通器、影青地刻海水青花龙纹罐、釉里红梅竹纹笔盒等未见诸传世的孤品，有集素雅与华贵于一身的白釉金彩器。而祭蓝地釉里红龙纹高足杯、刻有“永乐二十一年”纪年的黑釉三足香炉、白釉瓷等均为首次面世的珍品。记者还看到一个永乐青花梵文大勺，长33.5厘米，勺子上写满了梵文吉祥经文。又比如青花龙纹大缸，高75.5厘米，这是迄今出土的明代官窑瓷器中体积最大的一件。在明代，烧制这种瓷器的难度非常大。修复后的这件瓷器，其腹部绘有两条双角五爪赶珠龙，隙地饰有流云，龙腾云飞，气势恢宏。
陶瓷文化：神秘哥窑千年传说
龙泉哥窑是五大名窑之一。
众人周知，汝、官、哥、钧、定，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中，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瓷器存世量很少，而且窑址长期以来没有定论。
龙泉青瓷，又分“哥窑”和“弟窑”两种。沈岳明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所谓哥弟两个窑的区别，就在于哥窑开纹片，而且是黑胎。弟窑是不开纹片的，白胎。开片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技术，形成的机理就像这样的原理，就跟一个胖子穿上一个小的衣服一样，一绷，衣服裂了。后来人们就有意识地利用胎跟釉膨胀系数的不同，烧出各种很美丽的裂纹。
虽然“哥窑”在龙泉，在这座小城里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然而，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一个重要成果是认为以溪口瓦窑垟为代表的窑场生产的一类黑胎青瓷制品，与文献上记载的哥窑的特征一致。但随即通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测试，发现其与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哥窑标本的测试数据不一致，以致想当然认为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一类被定为哥窑的器物的胎釉化学成分分析结果不同，从而认为哥窑不在龙泉。进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被改称为“传世哥窑”。这对于龙泉人而言，是心中一块抹不去的伤痛。
其实，凡是记载哥窑产地的文献基本就指向龙泉。明代《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在龙泉琉田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龙泉乡土的社戏表演、庙宇祭祀中，都包含了哥窑传说的元素。今天的龙泉，这个故事依然家喻户晓。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就会走乡串户地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而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拜。
当然，关于文献记载的哥窑产地，除了龙泉以外的唯一指向是杭州的凤凰山下，这在个别文献中确有记载，故也有学者认为老虎洞窑址就是哥窑，但从考古成果看，这应是元代仿哥窑的“元末新烧”产品。
即便是在今天，无论行走在龙泉的任何大街小巷，处处可听到“哥窑”流传的神秘传说——
在龙泉，制瓷人都将章生一、章生二尊为窑业祖师爷，认为他们分别是哥窑和弟窑的创始人。
过去，龙泉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章生一、章生二“师父榜”。师父榜除神位外，并附祭祀山神、土地、搬柴童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中国近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在考察龙泉窑后曾说到：大窑村里有窑神庙，我曾去朝拜过，龙泉地区的烧窑人都奉章家兄弟为窑神，开窑必须拜祭。每年正月，当地的木偶戏团还会走乡串户演出章家兄弟的故事。
辽金西夏时期瓷器
辽代陶瓷在技术上受中原影响，工艺与北方各窑大体相似。造型多种多样，大致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类，杯、碗、盘、碟、盆、瓶、罐、炉、砚等日用杂器均是按照中原样式烧造，而长颈瓶、凤首壶、鸡冠壶、鸡腿瓶等则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征，与其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辽代畜牧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装饰手法有刻划花、印花和贴花三种胎上装饰以及多种色釉褐色釉上描画两种色釉装饰，装饰纹样以牡丹、芍药为主，白釉黑花器是其晚期出现的装饰方法。
金代早期陶瓷生产是在辽代瓷窑的基础上建立的，釉色简单，造型朴拙，胎骨厚杂，釉面缺乏润泽感。后期迁都燕京以后，在关内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承袭宋式，宋时有名的定窑、钧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均继续烧造，创烧出白地黑花葫芦瓶、黑釉桃形壶等特殊器型，为历代罕见，其他品种造型类同于宋式。装饰手法有刻花、印花、剔花、笔绘、加彩等多种形式，花纹图案趋于简单，题材以折枝、缠枝花为主流。
西夏以黑褐釉瓷为主，器型古拙，其中的高圈足碗、高足杯、小杯、三足灯、折肩瓶、双系扁壶、折沿钵等是反映西夏王国居民的生活习俗的代表作。其作为装饰的剔、刻花纹粗犷豪放，突出了民间工艺的特色。
西夏瓷器上的剔刻花艺术
西夏瓷器上的剔刻花纹一般采用开光构图，巧妙地处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主题纹饰和地纹主次分明、疏密有序，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
西夏剔刻花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刀具型的刻刀，一种是用圆锥型刻刀。不论是用刀或者用锥，都是“刻花”;刀具型刻刀，在运用上主要有剔、削、刮三种技法，统称为“剔花”。两者可以混用，谓之“剔刻花”。
如这件茶叶末釉剔刻花经瓶，就是一件典型的剔刻花工艺。该瓶高30.5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0.2厘米;平折广口，口部刮釉，束颈，宽折肩，深腹，暗圈足;通体施茶叶末釉，釉色绿中泛黄，米黄胎，分上下两个圈带，上部为开光牡丹花，以叶脉纹、弧线纹陪衬，下部由忍冬纹组成一圈，图案粗犷豪放并有大雅之美感。该件瓷瓶釉色莹润，剔花刀锋犀利，线条流畅，是西夏窑中少见之物。
再还如这件白釉刻牡丹花纹大罐，是一件典型锥形刻具刻出的。该罐高31.5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6.5厘米;唇口，短颈，圆肩，鼓腹，腹下渐收敛，内圈足，器身由四道双弦纹组成三个图案带，肩部图案带由三个半圆开光牡丹花纹组成，周围空间用弧线纹添补，腹部图案带由三个连弧开光刻牡丹花纹和二个叶脉纹组成，周围空间也用弧线纹添补，腹下部图案带由忍冬纹组成;通体施优雅高贵的白色釉，胎质细腻，呈浅黄灰色。图案完全被刻花填满，显得十分的雍容华贵，线条流畅，造型质朴逼真。
用刀刻花就是在瓷器的坯胎上直接用刀刻出花纹的纹饰工艺技法，刻花的特点是纹饰轮廓或图案内部线条清晰，图案层次分明，由于刀痕宽窄或深浅不一，又可使图案具有一定的浅浮雕效果。比如石嘴山博物馆收藏的黑釉刻花扁壶，就是用刀刻出的牡丹花纹。此壶高32厘米，肩部有仿制四个耳系周边用圆珠形做装饰，两边安有四个耳系，耳系有铆钉痕迹，腹部用刀刻出牡丹花纹。
用锥刻花就是在瓷器的坯胎上直接用圆锥形的锥子刻出花纹的纹饰工艺技法，刻花的特点是纹饰轮廓或图案内部线条清晰，图案层次分明，由于锥刻痕宽窄一致、线条均匀，图案也有一定的浅浮雕效果。西夏的瓷器多属于这种类型。如果用刀再剔去多余的釉面，就更加地突显出了花朵。
总之，西夏瓷器制作及其装饰艺术，就像西夏的秃发一样，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
神秘“毛瓷”如何诞生？
作为特殊时代的瓷艺杰作，毛泽东用瓷（简称“毛瓷”）已逐渐成为现代瓷器的一个神话。当年，为了把“主席用瓷”制作得尽善尽美，专窑职工进行了多次探索实践。醴陵专窑先后数次为主席制作过生活用瓷，1958年烧制过茶杯，1971年烧制过烟灰缸和餐具，1972年烧制过汤盘和平盘，1973年烧制过带盖的鱼盘，1974年11月，烧制出一批釉下五彩薄胎碗。碗内外用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饰，分别代表着春夏秋冬。1975年春，研究所奉命研制新的“主席用瓷”。根据毛主席自己提出的要求，设计出两套瓷器图案：一套为“梅花图”，取“梅花欢喜漫天雪”之诗意；另一套为“桃花图”，取“桃花源里可耕田”之诗意。两套瓷器所用原料全是经过反复精选的优抽白泥，桃花用釉上彩，梅花用釉下彩。“桃花”一套98件，“梅花”一套47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让各选3套送北京，剩下的吩咐就地销毁。但研究所舍不得，将之分发给了职工。近年来，充满传奇色彩的“主席用瓷”已成为海内外藏家重金搜求的稀世珍品，拍卖价持续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