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阳角。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德化窑八角梅花酒令杯。该杯形制为：口沿外侈，杯身呈八角形，长8.5、宽7.4厘米。八角形杯腹的六面饰有梅花，以一面空格分为各三面一组。每组有三枝梅花，其间以三道并行的凸弦纹相隔。三枝梅花，态态各异。中间一枝，枝体饱满，枝头缀有二朵盛放的梅花，枝条间微露二、三枚小小的骨朵，清丽而挺拔。两旁各一枝，枝体消瘦、清幽而孤傲。整组梅花造型秀姿姙态，颇饶情趣。梅花为堆贴而成，即制作工艺是先手工塑捏成梅花的枝干、骨朵等，再依次贴于器表。细致观察，仍可见当时手工压贴梅花时的挤压痕迹。杯内底有一直立的瓷塑老翁，长须飘曳，双目微睑，敞袍袒腹，神情超然。雕塑线条简练而粗豪，衣衫袍带，寥寥几笔，栩然如生，情趣盈然。该杯通高5.6、高3.9、人像高出杯面1.7、壁厚0.4、圈足高0.7厘米。
将酒注入杯内，至瓷塑老人胸前时，酒不再上漫，而从杯底一个小圆孔中汩汩流出，故有时称瓷塑老人为“公道老”，亦有称此杯为“平心杯”。造成平心杯现象的关键在于杯内的瓷塑。公道老内中空，有一道与公道老的胸部等高的间隔。左侧空腔在公道老足部有一边长为0.5厘米的方孔，藉与杯内相通。右侧空腔与杯底圆穿沟通。左侧空腔高度低于右侧空腔，构成了U型通道。当酒从杯内经方孔进入公道老内部时，间隔使右侧空腔不发生影响。当酒漫至公道老胸部时，左侧压强大于右侧压强，酒便向右侧运动，经小圆穿外流，造成平心现象，也就是物理学中的虹吸现象。它与陕西省博物馆藏德化窑倒流壶的原理是一致的。清代俞敦培《酒令众钞》记载了历代贵族士大夫饮宴中的各种酒令，明清二代尤为盛行，输者罚饮一至数杯，为免杯中酒多少之嫌，平心杯应运而生。
该杯系传世品，惟有从胎釉形制来判断年代。明代德化窑的瓷土碾磨极细，漂洗甚净。瓷土含氧化硅、氧化钾较高，烧成后胎体致密细腻，透光度好。质感如玉，滑而不腻，润而不淫。德化窑釉色与同时期其它瓷器迥然不同，釉质莹厚，色质光润，白中微微泛红。这种呈色在史籍中亦有记载，《福建通志》：“《闽产录异》云：“皆白瓷器，顺治以前老窑所制佛像，尊罍瓶盘、俴斝皆精致古雅，其色洁白，中现出粉红，至今其价翔矣。”八角梅花酒令杯的釉色符合上述特徵，其釉乳白如凝脂，微呈肉红色。其次，该杯的八角形口沿及腹部的形制，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六十年代在德化县屈斗宫遗址调查中发现的肉红色釉八角形八仙杯的造型基本一致。屈斗宫遗址的梅花杯纹饰采用堆贴装饰的手法，也与八角梅花酒令杯相符。第三，明代德化窑瓷雕颇负盛名，特点为强调人物性格和运用对比手法来加强装饰性，八角梅花酒令杯内的瓷雕也明显具有这类雕塑风格。综上所述，该杯应为明代德化窑的产品。
明代德化窑八角梅花酒令杯融艺术、科技和实用为一体，造型之优美、设计之巧妙、雕塑之逼真，不失为德化窑之精品。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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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馆藏也有假？
长沙窑大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彩鸟形注壶
长沙窑大执壶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壶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奖励“壶王”捐赠者1500万元。但在央视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壶王”为赝品。学术界对于一件文物真伪持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专家对经过其他专家鉴定的文物公开表示质疑的情况，非常罕见。该事首次让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博物馆出现赝品后患无穷：不仅会导致公众对博物馆权威的质疑，不再把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将之视为逐利的帮手。高额奖金则成为刺激造假者铤而走险的“肥肉”，回报社会的捐赠也变成挑战捐赠者良知的“鸡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他认为科学和真实才是博物馆的生命线。
●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展览中出现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和研究水平产生怀疑，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同时还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付给收藏者金钱，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应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
“壶王”事件回顾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长沙窑大执壶（“壶王”）、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赠给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国内权威专家共同鉴定，而杭州市政府以奖励的方式给了丁仰振15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央视播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壶王”的公开质疑，称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实用，且整个壶的设计比例有问题。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公认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而丁仰振称，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
“壶王”遭质疑后，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回应称正在研究处理此事，但迟迟未见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
博物馆必须告知“真相”
广州日报：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长沙窑大执壶遭质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这件事情让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览机构——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博物馆研究专家，您对这件事作何评价？
宋向光：媒体不久前对“长沙窑壶王”事件作了多篇报道，也对捐赠人和当时参与此项捐赠事宜的专家进行了采访，披露了大量具体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博物馆，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公众。当然，这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来历，也涉及博物馆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我认为，有关博物馆首先应将“壶王”的捐赠过程说清楚。从媒体报道看，博物馆是按照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接受社会捐赠物品的程序办事的，聘请了专家对捐赠物件进行鉴定，并填报了相关工作文书。当然，鉴定结果如何，从博物馆藏品管理来说，博物馆可以对鉴定结果保密。但从展览情况看，展品标签说明该物件为“长沙窑”，也反映出鉴定结果如何了。
博物馆是否只能接受社会捐赠的“真”文物，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其实，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的这一认识，与博物馆作为“积聚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本质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馆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收藏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发展的所有东西，人的发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发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博物馆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发展的各种物质证据。从这个角度说，“壶王”也是人工制品，是特定时代人的追求、技艺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确实反映了特定领域的时代特征，博物馆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馆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对该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质、工艺等有明确的认识，对与该物件有关的历史、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事宜有准确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馆必须告诉人们“真相”，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连篇累牍，很难在展览中、在展品说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馆应该允许公众查阅博物馆藏品研究信息，如大英博物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余万件馆藏的基本信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与博物馆联系，获取那些非保密性的信息。
完善制度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从博物馆发展史上看，文物捐赠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宋向光：捐赠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的馆藏品都来自私人收藏。英国政府为购买汉斯·斯隆的私人收藏，发行了专项彩票，并支付给斯隆2万英镑。
捐赠确实丰富和充实了博物馆馆藏。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赠也让社会承担起保存和利用这些物件的责任，社会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保护这些物件，并运用公共资源来发挥它们的科学和教育作用。可以说，捐赠不仅关系到艺术品的延年益寿，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向公共博物馆捐赠物品也非常重视，既积极鼓励，也严格管理，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如美国利用税收进行调控，捐赠者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但也要防范一些人借此避税、逃税。
博物馆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规避不良捐赠可能对博物馆造成的危害。博物馆要制定明确的藏品标准，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赠的名义。在藏品征集入藏上，要制定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工作文书。西方知名博物馆多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中有专人或专委会负责藏品征集入藏事务。力求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审核程序，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事件中，捐赠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万元的奖金。很多人担心不菲的奖金会否刺激造假者将来铤而走险，以捐赠假文物的方式从博物馆骗取巨额奖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馆的捐赠基本是无偿的，博物馆不会给予资金或奖状之类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国家，捐赠者可以依据博物馆签发的捐赠文件，依法获得税务上的减免优惠。有些收藏者也会出售藏品，但购买就是购买，不会打着“捐赠”的旗号。
必须承认，我国有许多地下文物被盗掘，并流入民间。一些收藏单位不得不以捐赠的名目征集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民间文物，且付给收藏者一些金钱，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为随着制度的健全、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的完备，以及博物馆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骗术还是会被戳穿的。
广州日报：本来是出于回报社会的捐赠，今天却挑战着捐赠者的良知，考验着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智慧和眼力。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宋向光：首先，我们要对博物馆以及藏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博物馆不是“文物宝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宝的场所。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科学和真实是博物馆的生命线。任何尊重博物馆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馆的科学和真实。
其次，民间收藏人士和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努力增进自身的学识。从向博物馆捐赠来说，不仅要对捐赠品的时代、出处、流传过程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对该物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有准确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博物馆藏品标准，有学有专长的专家，有完善的申报审批制度，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博物馆可以将“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赝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馆
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
广州日报：当下博物馆“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几个大型博物馆展览中见过标有“某某捐赠”的赝品。请谈谈赝品对博物馆业务和社会作用的影响。
宋向光：“赝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赝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骗之物，模仿特定器物或器类的特征，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就是其所模仿的物品。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历代制作的“赝品”层出不穷。又由于中国传统上有将前代之制视为楷模的习惯，仿得越像，好像就离楷模越接近。
近年来，出于对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制古器的营生，以满足人们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仿、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馆，甚至堂而皇之的摆进了博物馆展厅。很可笑的是，这些物件常常自隐出身，不敢或不愿标明捐赠者姓名，而只是以“传世品”或“捐赠”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品是要明确标明捐赠者姓名的，这样做一来是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来也是一种监督吧。
“赝品”，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出现的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质疑，进而对博物馆研究水平产生怀疑，对博物馆中的各项展览都可能打一个问好，甚至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而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赝品”也会对观者造成极大伤害。许多热爱收藏的民间人士都将博物馆当成最真实的学习场所，他们将博物馆藏品视为标准器。如果把“赝品”当做标杆，其后果可想而知。往严重里说，这将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藏品鉴定要有科学态度、精神和方法。个人经验是重要的，但团队合作也不应轻视；“一锤定音”与“众人拾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业务管理部门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不要过多介入藏品鉴定和研究等业务性事务。
苏州东吴博物馆藏越窑褐彩青瓷赏析
青瓷褐彩鸡首壶
青瓷蛙形褐彩盘口壶
青瓷褐彩蛙鸟形水盂
蒋晓荣 苗青
瓷器，是中国古代先民的一大发明。考古发现表明，越窑青瓷系滥觞于商周至秦汉时越人所烧制的原始青瓷。然而，从东汉晚年到三国东吴晚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工匠们以氧化铁为呈色剂，施于釉下或釉上，竟然烧制出了精美的彩绘青瓷，从西晋到东晋，青瓷褐彩已十分流行，成为时代的标志。
苏州东吴博物馆的青瓷馆藏有三十多件褐彩青瓷，代表了两晋时期越窑青瓷的装饰特点，现将其中的典型器物进行初步赏析，以飨广大青瓷爱好者。
1.东晋，青瓷褐彩鸡首壶，高18.37厘米，口径7.7厘米，底径11.2厘米，灰白胎，盘口，鸡首状短流，鼓腹平底，肩部两侧有桥形系，并有一弧形柄链接口沿至肩部，通体施青釉，壶口、鸡冠、喙、眼及桥形系顶部以褐彩点缀，有画龙点睛之妙。
2.东晋，青瓷蛙形褐彩盘口壶，高8.3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7厘米。胎色灰白，器身施青釉，盘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稍内凹。器身有堆塑的蛙形，蛙头及四肢刻划细致，阴刻的线条疏密有致，流畅而有力度，形象生动传神，口部肩部及蛙身多处点染褐彩。
3.东晋，青瓷褐彩蛙鸟形水盂，高6厘米，口径3.9厘米，底径3.5厘米。灰白胎，直口平底鼓腹，此盂下部塑一向前游泳之青蛙，上部塑一振翅欲飞的小鸟，生动有趣，行内称此盂的造型为“海陆空”。青蛙是水陆两栖的动物，蛙身两侧还刻有翅膀，说明该蛙不仅能水中游，陆上跳，还能空中飞呢！加上背负的小鸟作一飞冲天状。由此可见，古人的想象力还真的很丰富！蛙盂施青灰色釉，釉面滋润亮丽，有细细的开片，蛙鸟的口、眼、冠、翅、尾部，均点缀褐彩，使器物更加活泼可爱。
4.东晋，青瓷褐彩象头蛙形灯，高10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12厘米，灰白胎，青黄色釉，釉水清澈亮丽。该器由蛙盂盏、象头灯柱及承盘组成，蛙盂盏在上，敛口扁腹，器身贴塑蛙的头尾及四肢，承柱粗短，上连灯盏，下接承盘，柱上方有双系，下方堆塑两对应的象首。承盘敞口，斜直腹，平底，器身多出点染褐彩。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在三国两晋时期，青瓷熊灯已著称于世，屡见不鲜，但象首灯尚未见过，也就是说，这件象首蛙形灯可能是最早的一件了。象首灯的出现与佛教的传入有关，象头神犍尼萨为印度教及印度神话中的智慧之神，破除障碍之神。他是湿婆神和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精神之子。在印度教中，他的信众广泛。是因为他不仅是排除障碍之神，同时他也是财神，是命运之神，是学识之神，代表着智慧，象征着吉祥和成功。中国人的象文化其核心也是智慧、吉祥、和谐、太平。此器造型构思巧妙，十分奇特，制作精美，而且品相完好，是一件极其珍罕的艺术珍品。
5.东晋，青瓷褐彩狮形烛台。高13.5厘米，长15.7厘米，孔径2.9厘米。灰白胎，釉色淡青微微发黄，狮子造型，身躯雄壮，四足短小，瞠目露齿，神态威猛。颔下长须，腰部微束，项脊刻划鬃毛，腹部两侧贴塑角状羽翼。脊中部竖一管状插孔与腹部相通。器身遍布褐色点彩装饰，如星光灿烂，十分壮观。此狮形烛台的造型与同时期石雕辟邪十分相似，曾被评为江苏省民间收藏精品，并印制成纪念邮票在全国发行。
6.东晋，青瓷褐彩鸡首壶。高22.8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11.7厘米。灰白胎，淡青釉微泛黄。盘口、短细颈，丰肩球腹，平底。肩部饰对称桥形系，一端饰上仰鸡首，长颈高冠，喙作流口，另一端作圆环形执手。器口、鸡首及执手有褐色点彩。器腹有褐彩线条绘成菱形图案，此鸡首壶的褐彩装饰很有特点，是点彩与线彩相结合的经典之作。
7. 东晋，青瓷褐彩鸟纹鸡首壶，高21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12.3厘米。灰白胎，青黄色釉，浅盘口，直颈较细，丰肩，平底。肩部附双桥形系、鸡首及高出盘口的执手。鸡首高昂，鸡冠高耸圆喙作流。肩部的执手两侧各有褐彩绘出的小鸟，小鸟形体准确，线条简练，笔法生动，极富神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青瓷褐彩彩绘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8.东晋，青瓷褐彩鱼纹钵，高10.4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13.5厘米，灰白胎，青黄釉，有细开片，口部微敛，深鼓腹，平底。口沿外壁装饰模印的联珠纹及网格纹。器内底用褐彩点画出一条大鱼，十分罕见！
2001年，由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中国陶瓷》一书，结合当时国内各地对越窑青瓷的最新考古成果，明确提出：“西晋后期出现以铁为主要着色剂的彩料，在已施釉坯件的口沿或肩部以圆点的形式着彩，多数是对称点四点。在整体的青色中缀以几点褐点，非常醒目，因在釉面上着彩，故称‘釉上彩’。瓷器上使用褐彩，在三国已经开始，但使用很少。”此段文字的论述，透露出三国时期已有少量越窑青瓷开始施褐彩，到西晋后期在青瓷上施褐彩已非常多见，到了东晋时便走向普及了。
苏州东吴博物馆所藏的三十多件青釉褐彩瓷器，都是东晋时期的作品，也都是冯先铭先生所说的“釉上彩”，但是这些褐彩青瓷的装饰手法，已不完全是冯先生所说的以圆点着彩，而是以点、线或点线结合的方式，应物造形，布白作画，装饰技巧更加富有变化。从以上介绍的馆藏八件褐彩青瓷来看，古代的工匠们已经将瓷器的烧造与中国的绘画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画了两只小鸟的鸡首壶和绘鱼纹的钵，反映了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很高的绘画水平，它开创了瓷器绘画的先河，因此这些褐彩青瓷对于中国制器发展史和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佐证资料。值得我们去探讨与研究。
青州博物馆藏鸡首壶
1. 东晋德清窑黑釉盘口鸡首壶及其底部 1985年9月青州市五里镇涝埠村出土
鸡首壶又称“鸡头壶”“天鸡壶”，是指雕塑鸡头为装饰或以鸡头作为壶嘴的瓷壶。为酒具，又作盛水器。烧于三国时期，盛行于两晋。其前身乃盘口双系壶，为南方越窑所首创。在南北朝时期有进一步发展，形体趋向高大，流行龙形执柄。隋代的鸡首壶以壶体修长、鸡头雕塑逼真著称。入唐以后，鸡首壶逐渐被酒注子(执壶)所取代。
青州市博物馆收藏有多件鸡首壶，介绍于下，供大家共赏。
东晋德清窑黑釉盘口鸡首壶(图1) 1985年9月青州市五里镇涝埠村出土。口径10厘米，高28.6厘米，底径13厘米。盘口，圆唇，束颈，广肩，鼓腹，平底。肩饰对称桥形系，肩一侧贴塑直颈高冠的鸡头为流，似在引吭而歌。另一侧贴塑引颈俯首口衔盘口的龙柄。通体施黑釉不及底，底部露胎，胎体厚重，釉色漆黑。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壶虽鸡头神形毕肖，但不通壶腹，不能倾注，为闭口者，纯为装饰，是用于陪葬的明器。
该黑釉盘口鸡首壶，圆阔的形体，配以鸡首流与龙柄，整个造型匀称、自然，器身弧线与折线的有机结合，更增添挺拔中见柔和的韵律美。用黑釉遮体，更显得高雅，是东晋德清窑鸡首壶中的一件珍品。黑釉瓷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瓷业生产中的新品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是在青瓷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颜色釉瓷。它的烧制成功，突破了单一的青釉传统，丰富了瓷釉装饰。魏晋南北朝瓷器中，黑釉者较少，以烧造黑釉瓷器著称的是东晋德清窑。
2. 南朝越窑青釉盘口鸡首壶及其底部 青州市益都中心医院出土
南朝越窑青釉盘口鸡首壶(图2) 青州市益都中心医院出土。口径9厘米，高25厘米，底径10厘米。盘口，细颈，肩部一侧有一对并列鸡头作流，鸡头的刻划惟妙惟肖，作昂首状。另一侧用双股泥条塑龙头把手，龙头仅具轮廓，龙口衔盘。流与把之间的肩部装饰对称的桥形方系。腹部略显瘦长，下腹部微内敛，平底。通体施豆青釉，釉色温润。此壶的鸡头流为闭口者，亦为明器。从这件壶的造型、釉色来看，应为南方越窑的产品。为国家二级文物。
“鸡”与“吉”谐音，鸡首壶在社会大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和发展，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吉祥安宁生活的期望。鸡首壶器形演变大致为：器形由小到大，由矮到高;盘口由小变大，颈由短变长;鸡首由实心到空心，鸡尾由装饰变为实用把手。鸡首壶的流有张口、闭口的分别,张口者数量较少，可以实用。
3. 唐长沙窑青釉斑彩鸡壶及其底部 从青州古董商李徵山手中征集入馆
唐长沙窑青釉斑彩鸡壶(图3) 1965年从青州古董商李徵山手中征集入馆。壶嘴作仰头张口鸡头状。壶身对称贴塑绿彩鸡翅，肩部挂釉下绿、褐斑彩，壶把捏塑成外卷的尾巴，壶腹分割成瓜棱形，整体施青釉未及底部。造型像一只引颈高叫的雄鸡，比较罕见。
从整体上看，此壶在鸡头、鸡尾的处理上极富想象力。肩部挂10多条釉下绿、褐斑彩，为唐代长沙窑的典型装饰手法。肩部的系消失，由两翼写实贴塑的绿彩鸡翅替代，竹刀刻划的鸡翅栩栩如生。长沙窑是唐代湖南长沙地区的一个重要窑场，其窑址位于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终于五代，为南方的一处青瓷窑场。经考证此壶是唐代饮茶用壶，弥足珍贵，为国家一级文物。
上海博物馆扫描：陶瓷收藏重寻根
近10年来，上海博物馆（简称上博）举办了数十个展览，形成“中西交往，南北交融”的文化风格。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上博先后在欧、美及日、韩、俄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举行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在海内外搭建起一座座精美华丽的展示平台，体现“千年遗珍的检阅，百代艺苑的览读”的时代创意，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深远宏阔的民族历史。
上博的陶瓷器收藏以源远流长、体系完备、名品迭出著称于世。从大约9000年前的陶片、新石器时代黄河及长江流域各重要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灰陶、黑陶，到商周时期的白陶、印纹硬陶、汉代的铅釉陶、唐三彩直至明清时代的紫砂器；从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东汉两晋的早期青瓷到唐代“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和“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再到宋代精彩纷呈的“哥、官、汝、定、钧”五大名窑，尤其是元明清以后景德镇官窑争奇斗艳的各种白釉、青釉、红釉、蓝釉、黄釉等颜色釉瓷器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彩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名品。
在收藏家或古董商眼里，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就如同发现一片星空。其实真正的星空是人才。上博当年拥有顶尖的一流学者、专家、鉴赏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在陶瓷、书画界，文博专家汪庆正是一位具有高深眼力的鉴赏奇才，他不满足稀世珍品的鉴定，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是地道的“窑址迷”。20多年前，他与同事范冬青、周丽丽等在连绵数十里汝窑遗址上寻觅，搞清楚汝窑来历，再延伸相关调查，2002年终于在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城内张公巷发现新的汝窑遗址――北宋官窑。
这是上博“文化问根”的一例。据悉，上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科学发掘。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意义不凡。最近上海市文管委和上博正在考虑“长江文明”命题，将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文物，探索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关联，上博正在落实这项行动计划。
淮安市博物馆藏清代官窑瓷器赏析
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收藏有十余件清代官窑瓷器。这些瓷器原先收藏于北平文物陈列所，后来几经辗转，由南京博物院调拨给淮安市博物馆。这批官窑瓷器主要由康熙、雍正、乾隆朝生产，这正是清朝官窑陶瓷生产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制瓷工艺史上的一个高峰，无论是造型、釉色、彩绘、制作工艺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准。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瓷碗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瓷碗
此碗口径14.1厘米，底径5.5厘米，高7.2厘米。碗外壁腹中部绘一圈伏羲八卦方位图，分别是乾、兑、坤、离、巽、震、艮、坎八个卦象，其中间以四只翔鹤和四朵袅袅上升的云气纹。碗腹下边绘一圈海水，八座仙山由海底涌出。碗心描画团花海水纹。圈足内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双圈。
康熙青花即一般所说的翠毛蓝，发色十分鲜艳，有浓翠的感觉，浓淡深浅层次丰富。翠毛蓝只出现在康熙朝青花瓷上，被誉为青花中的神品。
清雍正霁红瓷盘
此盘口径20.7厘米，底径13厘米，高4.5厘米。盘内外施深红色釉。圈足内挂白釉，书“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圈款。
康熙时期名重一时的郎窑红和豇豆红，到了雍正朝已趋没落，但传统的高温铜红釉霁红仍在烧造。该盘继承了郎窑红的一些特点，如色泽深艳，如牛血一般，口沿有被称为“灯草边”的白线，体现了“脱口垂足郎不流”。釉色是一种失透深沉的红釉，呈色均匀，釉如橘皮。霁红与郎窑红、豇豆红都是利用铜作为着色剂，在1300℃的高温中，利用还原气氛烧成。霁红的烧造主要在雍正、乾隆两朝，产量大，制作精美。
清乾隆白地绿彩云龙纹瓷盘
此盘口径18厘米，底径10.5厘米，高4.5厘米。此盘系二次烧成，先通体施白釉，烧成后，以黑料画线描稿，后在线内填绿彩。盘心画一团龙，左边画一龙珠，空白处满绘云气纹。龙造型遒健，神态凶猛，令人望而生畏。盘外壁绘两条虬龙，身体舒展，五爪张开，劲健有力。二龙首尾相顾，形成二龙戏珠的纹样。外底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方章款。整体器型端庄优美，纹饰绘制精美工整，彩料纯正。
清康熙黄地绿彩云龙纹瓷碟
此碟口径12.5厘米，底径7.5厘米，高3厘米。花口，矮圈足。瓷碟内心阴线刻画一五爪龙，身躯四肢伸展，空白处饰花草云纹。值得一提的是，龙的神态显得憨态可掬，非常可爱，在历代龙纹形象中比较少见，与内壁刻绘的体态矫健、怒目叱咤的两条虬龙形成强烈对比。外壁饰七朵折枝花卉，圈足内青花双圈，底款“大清康熙年制”。
黄地绿彩是低温色釉釉上彩品种之一，明永乐朝创烧，一直沿用至清朝，为明、清两代的传统品种。以黄色釉为地，用绿色在锥刻好的暗纹上施以彩绘，这种装饰方法在盘、碗上较为常见。
清乾隆黄地绿彩云龙纹瓷碗
此碗口径14.1厘米，底径6厘米，高7厘米。碗内外施黄釉，圈足内施白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方款。碗心线刻一龙，上施绿釉，龙四肢伸展，张牙舞爪，云气纹置于空隙处，在有限圆形空间内形象密集，与碗内大部空白形成疏密对比，达到一种视觉上的均衡。碗外腹部阴线刻四组团龙和四组云气纹。龙身弯曲成圆形，四足及龙头皆在圈内，一珠在圈口处形成闭合圈。碗下部装饰一圈宽边如意纹。釉色莹润可人，温润典雅，一派皇家气象。
清康熙素三彩瓷碗
清康熙素三彩瓷碗
此碗口径12.5厘米，底径5.5厘米，高5.5厘米。碗内外大量施绿釉，其中间以黄、茄、白釉，各釉色发色明晰，又衔接自然，水乳交融。圈足内施白釉，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圈款。
此碗为康熙朝素三彩中难得的一件精品。康熙朝生产的素三彩有两个著名的品种：墨地三彩和虎皮三彩。其中的“虎皮三彩”据《陶雅》云：“以茄、黄、绿三色晕成彩斑，曰虎皮斑也……”其釉面由黄、绿、紫、白色斑块渐次浸晕而成，如同班驳的虎皮，因此称为“虎皮三彩”，传世器物以碗居多，官窑器外底多署六字款。康熙素三彩在清末民初曾被大量仿制，真器釉色薄而润，色斑衔接自然；仿品釉色不正，色斑生硬呆板。
清乾隆斗彩暗八仙瓷盘
此盘口径20厘米，底径10.5厘米，高5.3厘米。盘外壁满绘缠枝花纹，盘底为“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六字方章款。盘中心绘一顺时针法轮，圈内对着法轮两两相对分别绘四对寿桃和菊花。内壁绘道教中八仙手中所持的八种法器，依次是汉钟离的扇、吕洞宾的剑、张果老的鱼鼓、曹国舅的玉板、铁拐李的葫芦、韩湘子的箫、蓝采和的花篮、何仙姑的荷花，俗称“暗八仙”。盘外壁则满绘缠枝花卉纹四对，圈足外围一圈绘吉祥如意纹。整个图案体现了福乐长寿、花开万年、循环往复、绵延不绝的寓意。釉下青花勾勒线条流畅，釉上五彩设色淡雅清爽，釉色透明莹润。
清嘉庆粉彩花卉瓷碗
此碗口径10.8厘米，底径4.5厘米，高6厘米。胎骨洁白，釉水白中显青，给人以晶莹玉润之感。圈足较高，内施白釉，青花篆书“大清嘉庆年制”方款。以粉彩绘过墙折枝花卉图。外壁疏密有致地满绘三棵竹子和一株癞葡萄(别名金铃子)，癞葡萄沿竹干攀援而上，在碗腹部蔓延开来，其中部分越过碗口(俗称“过墙”)。所绘青青翠竹，亭亭玉立。碗内外分别绘一彩蝶。画面发色鲜艳，叶、花、蝶用不同颜色在玻璃白上晕染，体现出丰富的层次，极具艺术美感。
粉彩是清初创制的釉上彩新品种，康熙时比较粗糙，至雍正时达到极高的水准，乾隆时色底品种更多，花纹趋繁缛，到嘉庆前期，保留了乾隆瓷遗风，生产的粉彩还有一些精品。
清乾隆素三彩葫芦形贴花龙纹小瓷瓶
清乾隆素三彩葫芦形贴花龙纹小瓷瓶(一对)
瓶口径1.6厘米，底径3.6厘米，高13.2厘米。瓶身以青绿色暗刻纹为背景，浅浮雕三条龙和云、水，分别施以黄、蓝、紫色，清新淡雅。表现手法以堆塑为主，辅以阴线刻划。在不大的器物表面雕划多样纹饰，工艺严谨，技法多样，但繁而不乱，主次分明。
素三彩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绿、黄、茄紫三色而烧成。素三彩始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时继续烧制。素三彩瓷其实并不限于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素三彩”一词首先出现在清末寂园叟《陶雅》中：“西人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其中的“三”表示多数。之后，民国初年的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也提到：“茄、黄、绿三色绘成花纹者谓之素三彩。”“素三彩”中的“素”可以归结为两种含意：一是使用“素胎”(又称“素烧胎”)烧制，“素胎”是陶瓷生坯没有上釉前预烧的胎，既可增强坯体机械强度，使其在搬运时不容易损坏，又可在上彩釉时不会因浸湿坯体而导致坼裂；一是古代有“红为荤色，非红为素色”之说，素三彩所用色釉以素色为主，故名。
辽阳博物馆藏古朝鲜瓷器鉴赏
讯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原标题：辽阳博物馆藏古朝鲜瓷器鉴赏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宋元时期，中朝两国交流更为广泛深入，我国的制瓷技术也因此首先传入朝鲜。朝鲜陶瓷的产生、发展深受中国陶瓷烧造技术的影响。朝鲜的高丽青瓷早期以越窑青瓷的窑业技术为基础，后期高丽工匠逐渐融入本民族文化元素，独创出闻名遐迩的“象嵌青瓷”。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辽阳，元代作为辽阳行省治所、明代作为辽东都司治所、后金作为都城“东京城”所在地，一直以来为朝鲜入中朝贡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驿站，因此在辽阳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朝鲜瓷器。辽阳博物馆收藏了多件高丽青瓷、李朝瓷器，这些瓷器品相完整，造型纹饰精美，值得一一赏析。
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是专指朝鲜半岛高丽时期(918—1392)，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地区及全罗北道扶安郡地区生产的、传承中国越窑柴烧龙窑工艺技术，采用本地瓷石原料烧造的青瓷。
高丽青瓷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早期的高丽青瓷是一种灰青釉系的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尚属粗青瓷。到了10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全盘继承中国越窑青瓷的制瓷工艺基础上，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石灰为原料配制胎、釉，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转变。到了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高丽青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两个鼎盛期，即前期以纯青瓷“翡色青瓷”为代表的全盛期和以“象嵌青瓷”为代表的鼎盛期。
“翡色青瓷”是指其釉色青翠靓丽，釉面透亮的一种纯青色瓷器。其中“翡色”之“翡”并非汉语词典中解释的“是一种粉红色”，而是一种美丽清澈的青色。成书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由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
“象嵌青瓷”被我国称之为“镶嵌青瓷”，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象嵌”是高丽所特有的青瓷装饰技法，是在青釉瓷器的釉下显现出黑白两色纹样的装饰效果，其工艺核心是“刻”、“填”技术，而与“镶嵌”工艺无关，故“镶嵌青瓷”名不符实。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是：先在成型的瓷胎上，按上刻有纹饰的模具或用木竹铁等工具刻画出图案线条，再用黑白两色土料(其质料应该是化妆土一类的物质)填充花纹图案，然后刮去填充化妆土时溢出刻划阴地纹以外的部分，经过素烧再施青釉高温烧成。“高丽象嵌青瓷”的釉色青绿清晰、黑白花纹线条柔美，对比强烈而又和谐，装饰效果鲜明美丽，风格沉静优美，具有典雅的艺术气质，被誉为朝鲜的瓷中之宝。
青瓷嵌菊花纹碗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碗(图1)，1972年4月出土于辽阳北园6号墓。碗通高5.5、口径8.6、足径4厘米。口微敛，口沿有部分残损，深腹，圈足，器底有三个支烧痕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灰。胎体质地较粗，胎呈灰色，碗内外布满细小的开片。在该碗外壁口沿饰白色几何纹饰一周，腹部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嵌三朵白色折枝团菊花纹饰，内壁则无纹饰。
该碗的形态与中国宋代定窑、景德镇窑中常见的淡雅姿态相似，而碗口缘部的柔和处理则表现出了独特的高丽风格。从12世纪，高丽的匠人们开始在青瓷装饰上使用象嵌技法，起初就像这只碗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尝试性地在口缘等部分位置上使用。从纹饰看还留有阴刻的痕迹，碗的内壁基本没有纹饰，外壁也只雕绘一些简单纹饰。青釉底下的白色化妆土略微有些伏翘，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象嵌技法还不够娴熟。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瓷嵌荔枝纹碗
资料图
青瓷嵌荔枝纹碗(图2)，1976年出土于辽阳市庞夹河1号墓。该碗通高9、口径19、底径6.9厘米。器口微敛、壁外敞，腹斜直内收，圈足，碗底明显下凹，内有三个支烧痕迹。该碗通体施青釉，釉质润泽，釉下嵌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纹饰。内外口沿均饰卷草纹。内壁釉下白粉嵌四组折枝荔枝纹，中间饰折枝菊花一朵(图3)。器外壁嵌四个圆形开光，内刻填白色团菊花图案，开光间隔处，满饰卷草窝叶纹。在靠近底边部位，等距间隔嵌有四小朵对称的折枝菊花。整个器物造型丰满，纹饰精美雅致。
青瓷嵌菊花纹盒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盒(图4)，1971年9月出土于辽阳市北园5号墓。该盒通高3.5、口径8.3、足径5厘米。此盒用来盛装化妆用品。该器分为盖和盒两部分，盖与盒口以子母口相扣合后呈扁圆形。该器胎体厚重，直壁，浅圈足，足内有三个支烧痕迹。内外施青釉，釉下纹饰以黑白色化妆土镶嵌。器盖平顶中心刻圆形开光，内嵌三朵白色团菊花纹，外围一周绕菊花图案，在器物肩部，两对双线开光之间，精心刻制了呈同心圆形的串珠图案，上下口沿相接处均环雕变形的唐草纹。器内饰青釉，无纹饰。盒与盖接触的地方和台脚的部分挂釉。此器造型规整，纹饰密而不乱，代表高丽象嵌青瓷较高水平。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瓷嵌菊花纹枕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枕(图5)，1964年出土于辽阳县兰家乡石灰窑村。该枕呈长方束腰形，长17.4、宽11.4、高10、束腰处高9厘米，重1512克，为国家一级文物。胎呈灰色，通体施青釉，枕端一侧有四个支烧痕迹，釉面个别部位失亮。釉下纹饰主要以白色化妆土镶嵌，偶加黑粉点染。瓷枕六面均以白粉嵌成双线边框，且互不连接。瓷枕头上下面中心刻双线圆形开光，内饰一朵白色折枝菊花纹，开光外两侧并列刻有三朵折枝菊花图案，四角刻双弧线，均用白粉填嵌，内嵌单菊花纹。枕前后壁满刻卷草窝叶纹饰。枕两端各有一圆气孔，外绕双线同心圆，四角各嵌折枝菊花一朵。从瓷枕的纹饰、造型、胎釉等方面分析，为高丽中期象嵌青瓷工艺较高水平的代表作，与之相似的瓷枕在韩国也有发现。
李朝瓷器
李朝(1392—1910)瓷器继承并发展了高丽瓷器的生产技术，还创烧了粉青砂器、白瓷、青花、黑釉、灰釉、泥釉等多种品类，其中以粉青砂器和白瓷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
李朝前期，陶瓷的代表性产品是粉青砂器。粉青砂器是“粉妆灰青釉砂器”的简称，产生于高丽末期。粉青砂器并不是简单延续了高丽青瓷的生产技术，而是根据这一时期的爱好需求有新的变化。其器胎呈灰色或灰黑色，上白色化妆土进行装饰，再施一层淡灰青釉或透明釉烧制而成，釉色中略带淡茶或淡黄色调(图7)。根据在白色化妆土上施用的不同的装饰手法，粉青砂器可分为镶嵌与印花粉青、划花与剔地粉青、铁绘粉青等种类。“壬辰之乱”(1592—1598)以后，前期盛产的粉青砂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白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大行其道，成为主流产品。白瓷和粉青砂器的器型、釉色、纹样都有所不同，以后逐渐演变出青花、铁砂、辰砂等几种新式瓷器。其中值得称赞的为李朝青花瓷器。
李朝的青花最初使用的青料是从中国输入的回青，因青料价格昂贵，故产品数量稀少。早期李朝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多效仿中国的明代青花瓷器，据《慵斋丛话》载：“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朝杂用彩绘，求回青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带有铭文“弘治二年”(1489)的“松竹子梅纹梅瓶”，是现存最早的李朝青花瓷，其器型、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中国明代永宣青花难分伯仲。15世纪晚期，在朝鲜全罗南道的顺天、平安南道的成川等地相继发现类似回青的颜料，李朝的工匠开始用本地的青料烧制青花瓷，不过烧制出的青花色调偏蓝黑，所画图案也很草率。到18世纪中晚期的英祖和正祖时，由于朝鲜青花颜料的大量发现，官窑及各地民窑都烧造了大量的青花瓷器，过去只有王室、士大夫才能享用的青花瓷器才得以在民间推广。此时的青花产品沉静而质朴，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影响，表现出朝鲜的民族情调。青花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如方形、六角、八角、十二角等)，口沿变得薄巧了。以淡雅的蓝色和轻灵的用笔所画的“梅、兰、竹、菊”和“潇湘八景”等山水，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意境，开拓出李朝时代独特的审美领域。
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日常生活的饮用器具增多，造型更敦实厚重，画风亦趋多样化。纹样也超越“四君子”和山水的范畴，出现莲花、牡丹、松树、虎鹤、瑞兽、吉祥文字等反映平民世俗情感的新图样。装饰图案并不只拘于一隅而几乎布满整个器壁，表现了朝鲜人民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与祈望。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花铁砂松虎纹罐(图8、9)，该器高31.1、腹径20.4、口径10.4、底径12.5厘米。直口宽肩，腹部以下内收，下腹较瘦，底部外展，圈足微外撇，底为二层台式，造型平稳。白瓷胎，施青白釉，釉面泛灰青色，器身布满细小开片。先以青花描画远山近松和立于山坡上的猛虎，再用铁砂、褐彩点染山间草木丛林、树干松枝和猛虎的斑纹。罐身一面绘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立于山坡之上，树顶枝叶繁密枝干盘曲嶙峋；一面绘高山猛虎，远处高山层峦叠嶂，近处一猛虎展身回首，二目圆睁，环视四野，鬃毛斑纹尽显，虎口张开有气吞山河之势。该器应为李朝晚期制品。辽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铁砂松虎纹罐”与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内收藏的“青花松下虎纹罐”，在器型、装饰风格上颇为相似。这件“青花松下虎纹罐”高42厘米，白瓷胎，施白釉，通体青花纹饰，口沿绘有如意云头纹，器身绘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树，树枝上立一只喜鹊向树下张望，树下一只布满斑斓花纹的大虎蹲坐在一块巨石之上，正虎视眈眈地回首望着喜鹊。为18世纪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
古朝鲜瓷器的造型、纹饰、工艺方法等都深受中国宋、元、明、清瓷器的影响。朝鲜人民又把这种外来的影响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紧密结合继而发展创新。高丽瓷在继承、吸收中国制瓷技术与装饰手法的过程中能较好地融入高丽文化内涵，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独立青瓷体系。其中的“象嵌”青瓷是高丽民族对世纪陶瓷艺术的最大贡献。
李朝的青花瓷则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青花色调淡雅，画面凝练，余白较多，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精美华丽的高丽青瓷和简素质朴的青花瓷器，反映了朝鲜民族的高超技术和独特智慧。（杨瑶）
九江市博物馆藏明清精品瓷器鉴赏
明霁蓝釉堆塑鱼纹盖罐
明素三彩刻划缠枝莲花盖罐
光绪款窑变釉贯耳方瓶
江西 李训刚
新建的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于2012年5月正式向市民开放，并举办了“九江馆藏文化珍宝展”，从全市各博物馆遴选出的60件精品文物，让市民大饱眼福。下面介绍其中几件明清时代的精美陶瓷，以飨读者：
一、明霁蓝釉堆塑鱼纹盖罐 (图1)
霁蓝釉又称“积蓝釉”、“祭蓝釉”、“霁青釉”。是一种高温石灰碱釉。生坯施釉，1280～1300℃高温下一次烧成。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呈色较稳定。其釉色蓝如深海，釉面匀净，呈色稳定，后人称其为“霁青”，把它和白釉和红釉并列，推为宣德颜色釉瓷器的三大“上品”。工艺继承元代传统，延烧不断，主要造型为祭器和陈设用瓷。
这件明代霁蓝釉堆塑鱼纹盖罐高22厘米，口径8.4 厘米， 底径9.3厘米。盖顶呈宝珠状，罐直口，丰肩，鼓腹，圈足。肩部露胎刻划游鱼四条，两鱼之间上方刻划卷云纹，腹下部露胎刻划半圆海水纹，上堆塑白釉波涛纹，两半圆海水纹间又各饰小圆点水波纹。通体施蓝釉，底无釉。
二、明素三彩刻划缠枝莲花盖罐
素三彩是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绿、黄、茄紫三色而烧成。始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时继续烧制。陶瓷界还有另外一种“素三彩瓷”的定义，即“素三彩瓷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以黄、绿、紫三色为主的瓷器，其实并不限于此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
这款明素三彩刻划缠枝莲花盖罐，高17.4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8.3厘米。盖顶塑有一狮状纽，盖面刻划云纹，子口。罐直口，丰肩，弧腹，矮圈足。肩部刻划一周覆莲瓣。器身以绿色为主，并施黄、褐、白釉，罐内施绿釉，底无釉。
三、光绪款窑变釉贯耳方瓶(图3)
贯耳瓶造型最早出现于宋代，其器形制为仿青铜器汉壶造型。这件光绪款窑变釉贯耳方瓶款高30厘米，口径11×9厘米，底径12×9.5厘米。“亚”字形口，胎质细腻，溜肩鼓腹，长方形圈足，颈部堆贴对称贯耳。通体施窑变釉，釉色以红、紫、蓝为主，间月白色，窑变釉莹润柔和，红中泛蓝，发色艳丽，各臻其妙，釉质肥润均匀，玻璃质感强。瓶底足齐平，上涂黑边，清晚期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胎质洁白细密。底刻“大清光绪年制”六字双楷书款，字体工整，为典型光绪官窑器。
窑变釉是雍正时仿宋钧窑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成，因其釉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故而色泽变化万千，艳丽有加，极富观赏性，俗语有 “窑变无双” 之说。此类扁方体贯耳瓶是自乾隆朝开始流行的一种瓶式，仿宋官窑贯耳瓶变化而来，造型端庄典雅，颇具观赏性，自乾隆时期烧造以来，一直流行至晚清，是官窑传统品种。此式瓶应为清宫陈设插花器。正如袁宏道在《瓶史·瓶花之宜》中所云：“大率插花，须要花与瓶称，花高于瓶四五寸则可，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实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须折斜冗花枝，铺撒左右，覆瓶两旁之半则雅。”
四、光绪款粉彩寿桃贯耳瓶(图4)
光绪款粉彩寿桃贯耳瓶
粉彩本是釉上彩，是在彩料中加入粉质，使釉彩呈现粉绿、淡红等较为淡雅的色彩。其烘烧时温度较五彩低，色彩比五彩柔和，因此又称“软彩”。光绪一朝窑业复兴，御瓷之品种多有增益，此器于传统的白釉贯耳方瓶腹部细绘粉彩寿桃纹而成，为新出之品。高30厘米，口径11.5×9.5厘米，底径12×9厘米 ，“亚”字形口，直颈，双贯耳，溜肩，鼓腹，长方形圈足。回沿饰回纹一周，双耳饰“寿”字，瓶通体饰粉彩蝙蝠寿桃纹，其桃树苍干横欹，硕果满挂枝头，粉嫩秀润，逼真诱人，衬以翠叶花蕊，更见媚态。腹下部饰变形蕉叶纹。底书“大清光绪年制”青花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瓶设色鲜妍美丽，釉面温润匀净，胎骨细致白皙，其烧制水平远胜前朝，颇得康乾风骨，为光绪官窑佳作，极富时代特征。
腹部所绘玲珑洞石、花卉、桃枝、桃实、桃叶等形象均是以极富中国画传统笔墨意韵的工笔细线严谨勾出，其“骨法用笔”劲健有力、一丝不苟。整器画面结构之疏密聚散同样是借鉴了国画的构图布局处理，疏密得当，恰到好处，体现了高超的瓷绘技巧。 综观整器画面，其传统“骨法用笔”的刚劲与粉彩本身的柔美相结合，两者达到了和谐统一。
五、清光绪款粉彩葵口云龙蝴蝶纹盘(图5)
清光绪款粉彩葵口云龙蝴蝶纹盘
这件清光绪款粉彩葵口云龙蝴蝶纹盘工艺精美，色泽艳丽脱俗，体型较大，制作精美。难能可贵的是在历经岁月洗礼之后，依然品相完美如初，精美绝伦。清光绪款粉彩葵口云龙蝴蝶纹盘口径长62厘米， 宽45.2厘米，底足长50厘米， 宽30厘米， 高8厘米。盘口呈葵花形，浅腹，椭圆形圈足，内口沿饰一周梅花图案，间有四处海棠形开光，盘内壁依次为一圈弦纹，一圈蝴蝶纹，盘内底饰矾红二龙戏珠。盘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对以上文物感兴趣的朋友若有机会的话，可以前往九江博物馆参观，一睹真容。
明德化鱼篮观音像
■浙江海盐哲翁
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尊明代德化瓷窑鱼篮观音像（见图）。此尊观音像高32厘米，底长15.5厘米，宽14厘米，头髻发束，面容慈祥，宽袖衣裙、手提竹篮、脚踏鳌背，釉面光润明亮，胎质致密透光，雕塑精细，采用堆花、贴花、镂空、刻画等多种工艺，使观音衣褶裙带线条流畅、洗练，形象栩栩如生；背有阳文篆体“何朝宗”葫芦形图章款，系一代大师的作品。
明代有大量德化窑瓷销往海外，其中有一部分是像何朝宗、林朝景、苏学金等一代大师创作的瓷雕作品。这些瓷雕作品题材十分广泛，造型丰富，形象传神，深受国际瓷坛喜爱和赞誉。
鱼篮观音是33种不同形象的观音相之一，为脚踏鳌背、手提盛鱼的竹篮或手提鱼篮的民间少妇形象，又称马郎妇观音。相传东海之滨的某些人身居异域，不知礼仪。观音菩萨便化作一个美丽的渔妇前来点化。菩萨承诺谁能背诵她所教的佛经便嫁给谁做妻子，结果有一个名叫马郎的渔夫如愿以偿，并最终得到了菩萨的点化。故事告诉人们做任何事都要有信心，只要树立坚定的信心，就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帮助，同时也能影响周围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