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瓷砖。
青瓷褐彩鸡首壶
青瓷蛙形褐彩盘口壶
青瓷褐彩蛙鸟形水盂
蒋晓荣 苗青
瓷器，是中国古代先民的一大发明。考古发现表明，越窑青瓷系滥觞于商周至秦汉时越人所烧制的原始青瓷。然而，从东汉晚年到三国东吴晚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工匠们以氧化铁为呈色剂，施于釉下或釉上，竟然烧制出了精美的彩绘青瓷，从西晋到东晋，青瓷褐彩已十分流行，成为时代的标志。
苏州东吴博物馆的青瓷馆藏有三十多件褐彩青瓷，代表了两晋时期越窑青瓷的装饰特点，现将其中的典型器物进行初步赏析，以飨广大青瓷爱好者。
1.东晋，青瓷褐彩鸡首壶，高18.37厘米，口径7.7厘米，底径11.2厘米，灰白胎，盘口，鸡首状短流，鼓腹平底，肩部两侧有桥形系，并有一弧形柄链接口沿至肩部，通体施青釉，壶口、鸡冠、喙、眼及桥形系顶部以褐彩点缀，有画龙点睛之妙。
2.东晋，青瓷蛙形褐彩盘口壶，高8.3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7厘米。胎色灰白，器身施青釉，盘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稍内凹。器身有堆塑的蛙形，蛙头及四肢刻划细致，阴刻的线条疏密有致，流畅而有力度，形象生动传神，口部肩部及蛙身多处点染褐彩。
3.东晋，青瓷褐彩蛙鸟形水盂，高6厘米，口径3.9厘米，底径3.5厘米。灰白胎，直口平底鼓腹，此盂下部塑一向前游泳之青蛙，上部塑一振翅欲飞的小鸟，生动有趣，行内称此盂的造型为“海陆空”。青蛙是水陆两栖的动物，蛙身两侧还刻有翅膀，说明该蛙不仅能水中游，陆上跳，还能空中飞呢！加上背负的小鸟作一飞冲天状。由此可见，古人的想象力还真的很丰富！蛙盂施青灰色釉，釉面滋润亮丽，有细细的开片，蛙鸟的口、眼、冠、翅、尾部，均点缀褐彩，使器物更加活泼可爱。
4.东晋，青瓷褐彩象头蛙形灯，高10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12厘米，灰白胎，青黄色釉，釉水清澈亮丽。该器由蛙盂盏、象头灯柱及承盘组成，蛙盂盏在上，敛口扁腹，器身贴塑蛙的头尾及四肢，承柱粗短，上连灯盏，下接承盘，柱上方有双系，下方堆塑两对应的象首。承盘敞口，斜直腹，平底，器身多出点染褐彩。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在三国两晋时期，青瓷熊灯已著称于世，屡见不鲜，但象首灯尚未见过，也就是说，这件象首蛙形灯可能是最早的一件了。象首灯的出现与佛教的传入有关，象头神犍尼萨为印度教及印度神话中的智慧之神，破除障碍之神。他是湿婆神和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精神之子。在印度教中，他的信众广泛。是因为他不仅是排除障碍之神，同时他也是财神，是命运之神，是学识之神，代表着智慧，象征着吉祥和成功。中国人的象文化其核心也是智慧、吉祥、和谐、太平。此器造型构思巧妙，十分奇特，制作精美，而且品相完好，是一件极其珍罕的艺术珍品。
5.东晋，青瓷褐彩狮形烛台。高13.5厘米，长15.7厘米，孔径2.9厘米。灰白胎，釉色淡青微微发黄，狮子造型，身躯雄壮，四足短小，瞠目露齿，神态威猛。颔下长须，腰部微束，项脊刻划鬃毛，腹部两侧贴塑角状羽翼。脊中部竖一管状插孔与腹部相通。器身遍布褐色点彩装饰，如星光灿烂，十分壮观。此狮形烛台的造型与同时期石雕辟邪十分相似，曾被评为江苏省民间收藏精品，并印制成纪念邮票在全国发行。
6.东晋，青瓷褐彩鸡首壶。高22.8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11.7厘米。灰白胎，淡青釉微泛黄。盘口、短细颈，丰肩球腹，平底。肩部饰对称桥形系，一端饰上仰鸡首，长颈高冠，喙作流口，另一端作圆环形执手。器口、鸡首及执手有褐色点彩。器腹有褐彩线条绘成菱形图案，此鸡首壶的褐彩装饰很有特点，是点彩与线彩相结合的经典之作。
7. 东晋，青瓷褐彩鸟纹鸡首壶，高21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12.3厘米。灰白胎，青黄色釉，浅盘口，直颈较细，丰肩，平底。肩部附双桥形系、鸡首及高出盘口的执手。鸡首高昂，鸡冠高耸圆喙作流。肩部的执手两侧各有褐彩绘出的小鸟，小鸟形体准确，线条简练，笔法生动，极富神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青瓷褐彩彩绘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8.东晋，青瓷褐彩鱼纹钵，高10.4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13.5厘米，灰白胎，青黄釉，有细开片，口部微敛，深鼓腹，平底。口沿外壁装饰模印的联珠纹及网格纹。器内底用褐彩点画出一条大鱼，十分罕见！
2001年，由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中国陶瓷》一书，结合当时国内各地对越窑青瓷的最新考古成果，明确提出：“西晋后期出现以铁为主要着色剂的彩料，在已施釉坯件的口沿或肩部以圆点的形式着彩，多数是对称点四点。在整体的青色中缀以几点褐点，非常醒目，因在釉面上着彩，故称‘釉上彩’。瓷器上使用褐彩，在三国已经开始，但使用很少。”此段文字的论述，透露出三国时期已有少量越窑青瓷开始施褐彩，到西晋后期在青瓷上施褐彩已非常多见，到了东晋时便走向普及了。
苏州东吴博物馆所藏的三十多件青釉褐彩瓷器，都是东晋时期的作品，也都是冯先铭先生所说的“釉上彩”，但是这些褐彩青瓷的装饰手法，已不完全是冯先生所说的以圆点着彩，而是以点、线或点线结合的方式，应物造形，布白作画，装饰技巧更加富有变化。从以上介绍的馆藏八件褐彩青瓷来看，古代的工匠们已经将瓷器的烧造与中国的绘画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画了两只小鸟的鸡首壶和绘鱼纹的钵，反映了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很高的绘画水平，它开创了瓷器绘画的先河，因此这些褐彩青瓷对于中国制器发展史和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佐证资料。值得我们去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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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馆藏也有假？
长沙窑大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彩鸟形注壶
长沙窑大执壶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壶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奖励“壶王”捐赠者1500万元。但在央视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壶王”为赝品。学术界对于一件文物真伪持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专家对经过其他专家鉴定的文物公开表示质疑的情况，非常罕见。该事首次让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博物馆出现赝品后患无穷：不仅会导致公众对博物馆权威的质疑，不再把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将之视为逐利的帮手。高额奖金则成为刺激造假者铤而走险的“肥肉”，回报社会的捐赠也变成挑战捐赠者良知的“鸡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他认为科学和真实才是博物馆的生命线。
●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展览中出现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和研究水平产生怀疑，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同时还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付给收藏者金钱，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应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
“壶王”事件回顾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长沙窑大执壶（“壶王”）、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赠给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国内权威专家共同鉴定，而杭州市政府以奖励的方式给了丁仰振15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央视播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壶王”的公开质疑，称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实用，且整个壶的设计比例有问题。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公认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而丁仰振称，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
“壶王”遭质疑后，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回应称正在研究处理此事，但迟迟未见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
博物馆必须告知“真相”
广州日报：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长沙窑大执壶遭质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这件事情让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览机构——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博物馆研究专家，您对这件事作何评价？
宋向光：媒体不久前对“长沙窑壶王”事件作了多篇报道，也对捐赠人和当时参与此项捐赠事宜的专家进行了采访，披露了大量具体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博物馆，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公众。当然，这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来历，也涉及博物馆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我认为，有关博物馆首先应将“壶王”的捐赠过程说清楚。从媒体报道看，博物馆是按照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接受社会捐赠物品的程序办事的，聘请了专家对捐赠物件进行鉴定，并填报了相关工作文书。当然，鉴定结果如何，从博物馆藏品管理来说，博物馆可以对鉴定结果保密。但从展览情况看，展品标签说明该物件为“长沙窑”，也反映出鉴定结果如何了。
博物馆是否只能接受社会捐赠的“真”文物，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其实，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的这一认识，与博物馆作为“积聚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本质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馆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收藏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发展的所有东西，人的发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发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博物馆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发展的各种物质证据。从这个角度说，“壶王”也是人工制品，是特定时代人的追求、技艺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确实反映了特定领域的时代特征，博物馆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馆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对该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质、工艺等有明确的认识，对与该物件有关的历史、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事宜有准确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馆必须告诉人们“真相”，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连篇累牍，很难在展览中、在展品说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馆应该允许公众查阅博物馆藏品研究信息，如大英博物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余万件馆藏的基本信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与博物馆联系，获取那些非保密性的信息。
完善制度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从博物馆发展史上看，文物捐赠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宋向光：捐赠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的馆藏品都来自私人收藏。英国政府为购买汉斯·斯隆的私人收藏，发行了专项彩票，并支付给斯隆2万英镑。
捐赠确实丰富和充实了博物馆馆藏。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赠也让社会承担起保存和利用这些物件的责任，社会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保护这些物件，并运用公共资源来发挥它们的科学和教育作用。可以说，捐赠不仅关系到艺术品的延年益寿，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向公共博物馆捐赠物品也非常重视，既积极鼓励，也严格管理，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如美国利用税收进行调控，捐赠者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但也要防范一些人借此避税、逃税。
博物馆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规避不良捐赠可能对博物馆造成的危害。博物馆要制定明确的藏品标准，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赠的名义。在藏品征集入藏上，要制定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工作文书。西方知名博物馆多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中有专人或专委会负责藏品征集入藏事务。力求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审核程序，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事件中，捐赠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万元的奖金。很多人担心不菲的奖金会否刺激造假者将来铤而走险，以捐赠假文物的方式从博物馆骗取巨额奖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馆的捐赠基本是无偿的，博物馆不会给予资金或奖状之类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国家，捐赠者可以依据博物馆签发的捐赠文件，依法获得税务上的减免优惠。有些收藏者也会出售藏品，但购买就是购买，不会打着“捐赠”的旗号。
必须承认，我国有许多地下文物被盗掘，并流入民间。一些收藏单位不得不以捐赠的名目征集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民间文物，且付给收藏者一些金钱，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为随着制度的健全、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的完备，以及博物馆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骗术还是会被戳穿的。
广州日报：本来是出于回报社会的捐赠，今天却挑战着捐赠者的良知，考验着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智慧和眼力。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宋向光：首先，我们要对博物馆以及藏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博物馆不是“文物宝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宝的场所。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科学和真实是博物馆的生命线。任何尊重博物馆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馆的科学和真实。
其次，民间收藏人士和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努力增进自身的学识。从向博物馆捐赠来说，不仅要对捐赠品的时代、出处、流传过程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对该物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有准确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博物馆藏品标准，有学有专长的专家，有完善的申报审批制度，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博物馆可以将“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赝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馆
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
广州日报：当下博物馆“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几个大型博物馆展览中见过标有“某某捐赠”的赝品。请谈谈赝品对博物馆业务和社会作用的影响。
宋向光：“赝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赝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骗之物，模仿特定器物或器类的特征，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就是其所模仿的物品。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历代制作的“赝品”层出不穷。又由于中国传统上有将前代之制视为楷模的习惯，仿得越像，好像就离楷模越接近。
近年来，出于对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制古器的营生，以满足人们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仿、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馆，甚至堂而皇之的摆进了博物馆展厅。很可笑的是，这些物件常常自隐出身，不敢或不愿标明捐赠者姓名，而只是以“传世品”或“捐赠”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品是要明确标明捐赠者姓名的，这样做一来是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来也是一种监督吧。
“赝品”，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出现的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质疑，进而对博物馆研究水平产生怀疑，对博物馆中的各项展览都可能打一个问好，甚至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而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赝品”也会对观者造成极大伤害。许多热爱收藏的民间人士都将博物馆当成最真实的学习场所，他们将博物馆藏品视为标准器。如果把“赝品”当做标杆，其后果可想而知。往严重里说，这将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藏品鉴定要有科学态度、精神和方法。个人经验是重要的，但团队合作也不应轻视；“一锤定音”与“众人拾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业务管理部门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不要过多介入藏品鉴定和研究等业务性事务。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宋代陶瓷珍品赏析
北宋定窑玉壶春瓶，高24.4厘米 斯坦利·赫兹曼为纪念阿黛尔·赫兹曼于1991年馈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ARTstor供图
北宋定窑碗，直径18.4厘米 斯坦利·赫兹曼为纪念阿黛尔·赫兹曼于1991年馈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钱志坚摄影
永久的瓷艺魅力——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宋代陶瓷珍品
美国纽约特约撰稿人 钱志坚
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微博]春拍中以2.786亿港币成交的宋代汝窑天青釉葵花形笔洗，激发了国内藏家们对宋瓷的好奇和渴望。正如不少业内人士指出的：宋瓷的艺术和市场价值在国内因为种种的原因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我认为多数藏家对明清瓷器——尤其是乾隆朝前后的宫廷瓷器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陡然富裕起来的藏家们对于代表皇家富贵和奢华文化的向往。在一个大众文化被娱乐化了的清宫文化所淹没了的当今时代，收藏家们的趣味也难免会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在艺术史的光谱上，宋代陶瓷的辉煌成就，是后来的历朝历代所难以企及的，尤其是宋代单色釉陶瓷器，无论在极端的品位追求还是在精绝的制作技艺上，都无愧为中国陶瓷艺术的最高典范。从长远来看，我相信宋代陶瓷的市场价值还会有乐观的表现。
宋瓷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上不会像明清瓷器那样容易见到，一是因为现存宋瓷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明清瓷器，更重要的原因是内行的藏家们——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私人收藏都不会轻易地出手。而多少令人纠结的是：现存宋代瓷器中很是可观的一部分是在海外博物馆(图1)或私人手中。自从19世纪末以来，海外的收藏者即对趣味高雅的宋代陶瓷——尤其是单色釉瓷器青睐有加，并长期进行搜集、整理、展示和研究工作。我对海外收藏宋瓷的最初了解，来自20多年前在中央美术学院[微博]美术史系攻读研究生时叶喆民先生的中国陶瓷鉴赏课。叶先生一直推崇宋代陶瓷的伟大成就，他在其集毕生研究成果的巨著《中国陶瓷史》中有关宋代陶瓷的章节，第一句就直言“我国陶瓷历史的高峰期是在宋代”。他更使用诸如“精美绝伦”、后人“望尘莫及”等高度的溢美之词表达他对宋代陶瓷的激赏。记得他常常把自己收藏的宋瓷实物和大量的瓷片带到课堂，让我们用他的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学习。他也是我在美院学习期间唯一把我们带到北京故宫[微博]瓷器馆现场讲授、解惑的教授。他对宋代陶瓷的精到分析，令我受益至今。而他对海外中国陶瓷收藏的关注，也让我多年来一直对所到过的海外博物馆的中国陶瓷藏品多加留意。
宋代陶瓷器在海外的收藏，以日本、英国和美国为多，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日本对宋代陶瓷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佛教僧人对于建阳窑天目釉茶碗的迷恋。今天日本的博物馆里和私人藏家手中的宋代陶瓷器的数量，在中国之外可能是最多的，并且涵盖了众多窑口。日本博物馆尤其热衷于建阳窑、吉州窑、龙泉窑、耀州窑、定窑和磁州窑器的收藏。东京文化厅、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有上等的建阳窑和吉州窑茶碗，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救世热海美术馆则有很好的定窑藏品。
英国的宋代陶瓷收藏精品，主要集中在自2009年4月纳入大英博物馆的坡瑟沃·大卫爵士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 (Sir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无论是汝窑、定窑、钧窑、官窑，还是龙泉窑、磁州窑和耀州窑瓷器，都有不少堪称极品的稀世珍宝，因而长期以来备受行家瞩目。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也有多达数百件的宋代瓷器，其中不少属于精品。
美国的宋代陶瓷器收藏，虽然没有像英国的大卫基金会那样荟萃精品和极品，但是收藏宋瓷的博物馆之多和私人收藏数量之大，却是英国所无法比拟的。除了本文要特别介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外(图2)，其他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密尼阿波纳斯艺术研究院、福瑞尔和萨克勒画廊、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等等，都有相当可观的宋代陶瓷器收藏。而美国私人手中的宋代陶瓷器收藏之多，就很难有精确的统计了。
大都会博物馆目前陈列的宋代陶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国陶瓷馆中的一部分。这个陶瓷馆占据了整个二楼的开放式回廊，涵盖了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陶瓷史，此前的陈列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过。以往的陈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国出口瓷为主；重新整理过的展品中，虽然明清瓷器仍然比重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占据大约三分之一的分量。陶瓷馆另外增设了一个当代部分，收藏当今世界上陶瓷艺术家的作品，意在与中国陶瓷艺术进行比照，既突显中国陶瓷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中无可替代的位置，又体现了陶瓷艺术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续性。整个陶瓷馆的主策展人是该馆亚洲艺术部的策展人德尼斯·派陲·丽迪(Denise Patry Leidy)，协同策划的是现当代艺术部的副策展人简·艾德琳(Jane Adlin)和欧洲雕塑与装饰艺术部的策展人杰夫·芒格(Jeff Munger)。策展团队的构成很好地体现了当今西方艺术博物馆策展实践中的跨文化倾向。
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宋代陶瓷器藏品中，官窑器以定窑瓷为多。在陈列的4件白定和一件黑定器中，以白定玉壶春瓶最为精美(图3)。器身的上半部呈喇叭形的内敛撇口，细长的瓶颈几乎占了整个瓶体的一半，可以想见制作难度之高。瓶颈与瓶口和瓶身的连接处呈优美舒缓的弧形。瓶身从瓶颈处向下逐渐外张，而将近瓶足处突然向内收敛，在瓶足上方形成一个近乎半圆弧的漂亮球体外形。瓶底是稍矮的宽圈足。整个器形无论在各个部位的比例控制还是在整体流线型的强调上，都近乎完美。瓶身除沿口和瓶足外通体施白釉，浅象牙白的釉色淡雅、温润。釉面上有非常细微的密密麻麻的开片，和少量不易察觉的斑点。整个器物给人以高雅、优美的视觉享受。这件白定原为中国陶瓷收藏家斯丹利·赫兹曼(Stanley Herzman)的旧藏，于1991年馈赠给大都会博物馆。赫兹曼馈赠的定窑器中还有一件。黑釉定窑碗(图5)，器形像一个仰立的斗笠，因而也常被称作斗笠碗。碗口宽敞，圈足较小，碗的高度不足直径的三分之一，因而碗壁大幅度外斜。胎体偏薄，除腕足外通体内外施黑釉。因为采用的是仰烧法，沿口的黑釉流淌后形成一圈非常具有装饰感的酱口，十分漂亮。白定器莲花纹大碗(图4)，碗外壁和碗内均布满了刻划莲花纹。器身内外通体施以象牙白釉，采用覆烧法制成，口沿无釉，镶以铜圈。此碗直径将近25厘米，深11.5厘米，这类大件的定窑碗，因为胎体较薄，在覆烧的过程中会有走形的可能，因此这件大碗在器形的完整保持、纹饰布局的大方和施釉的均匀宜人方面，都让人体察到制作者在技艺上的不凡。这件定窑器原是20世纪初美国煤炭大王、亚洲艺术品大藏家萨缪尔·T·彼得斯 (Samuel T. Peters) 的旧藏，在他去世后由其遗孀于1926年捐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
北宋定窑莲花纹大碗 高11.5厘米 直径24.8厘米 萨缪尔·彼得斯1926年馈赠纽约大都 会博物馆 ARTstor供图
在重新整理、陈列的6件钧窑器中，有一件瓷枕以往曾被普遍认为是宋代的，其面书写着一个大大的“枕”字，如今它被确定为金、元时期的作品。3件标明为宋代钧窑器的作品，都是小件器物，其中的钧窑带盖小罐是一件十分精美的钧窑器(图6)。小罐通体圆润，自口沿处向下逐渐外张，至罐腰下身陡然收缩内敛，至圈足处形成一个规则的圆弧，非常优雅。小罐除了低矮的小圈足外，通体施以厚重的天青釉，在外壁下方的一边随意地点刷出如云如水般自然晕染的紫斑，似不经意却用心独到，呈现出天然的意趣。盖钮顶部因釉彩的稀薄所形成的金黄色效果，与罐盖周边同样原因形成的金属色泽的圆圈遥相呼应，妙趣无穷。这件小罐原是收藏家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的藏品，她1950年去世，此罐是她遗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的众多中国艺术品之一。
北宋钧窑带盖小罐 高9.8厘米 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1950年遗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钱志坚摄影
南宋官窑洗 直径21.9厘米 弗莱彻基金1924年购藏 钱志坚摄影
新陈列的官窑器只有一件葵瓣口洗(图7)。洗身斜壁，底有低矮的小圈足。洗身内外除口沿和圈足底之外，通体施以天青釉。沿口镶金属圈。洗内侧斜壁上近沿口处有一条明显的纵向缩釉痕迹，洗底部除了四处或明或暗的釉泡之外，还有一处明显的磕伤。洗身内外布满了比较稀疏的不规则的开片，斜壁处开片稍大，洗底则稍细而密。通体的片纹相对较深，虽然没有哥窑器中常见的深浅交织的所谓金丝铁线片纹，但窑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抽象线型图案，使这件历史久远的官窑古瓷器在当今观者的眼中透露出一种现代艺术的意味。加之官窑高雅单纯的釉色、简约明快的造型，与西方现代艺术所追求的艺术趣味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因而这类宋瓷作品自19世纪末以来即长期受到西方藏家们的青睐。这件官窑笔洗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通过弗雷彻艺术基金(Fletcher Fund)于1924年所购得。这个艺术基金缘起于埃塞克·D·弗雷彻 (Issac D. Fletcher) 馈赠给大都会的艺术藏品。弗雷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的大银行家和美国东岸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他1917年去世，所藏近300件藏品全数遗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古代埃及、伊斯兰和东亚的艺术品，当年的市场价值就达300万美元之巨。大都会博物馆不仅专门开辟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画廊，还设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弗莱彻基金，用于该馆艺术品的购藏。这件官窑笔洗被纳入大都会之际，也正是现代艺术在西方兴盛之时，不难想象购藏者的审美取向可能多少会受到当时艺术风潮的启发。
非官窑器的类型中，陈列最多的要数龙泉窑的青瓷器。这与西方收藏家长期对青瓷情有独钟很有关系。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历代青瓷，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比较可观的。这次陈列的7件龙泉窑瓷器，在器形、釉色上都颇具代表性。其中的双龙耳直壁瓶(俗称棒槌瓶，图8)，宽口平底，瓶颈与瓶身各占瓶体的二分之一左右。瓶口由颈部向上外张，但在顶部内敛，形成浅碟状。瓶颈笔直，瓶颈向瓶身的过渡陡然外张，但稍有倾斜，形成一个平稳的瓶肩。瓶身虽显挺直，却在下行时稍微收敛，在接近瓶底时又形成一个不易察觉的缩腰圈带。通体所施的厚重青釉使得瓶身各部位的连接和过渡舒缓有序，十分的雅致。双龙耳上雕刻的纹样在厚重的青釉下若隐若现，让人难以分辨究竟是龙纹还是鱼纹，所以才有馆方在陈列标牌上写为“鱼耳”，却在其网站上标明“鱼龙耳”的困惑。通体釉彩之下有大开片，但没有受到尘污的沁入，因而看上去若隐若现，十分的迷人。这件龙泉窑瓶也是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于1950年的遗赠品。又如由罗杰斯基金购藏的龙泉窑胆瓶(图9)，其器形在宋代不太常见。瓶口稍稍外翻，从瓶口往下稍作收敛后慢慢在瓶身的腰部向外扩张，在接近瓶底时形成一个近乎扁平的器身，然后突然内收，这样使瓶身看似坐立在一个稍高的大圈足上。整个器形舒畅优美。施釉的控制也十分精到，但在瓶口、瓶底部位，尤其是瓶身的一侧，出现大块的不规则黑斑和线纹，不像是陶工故意所为，而可能是施釉过程中出现的意外。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器中，一件青白瓷梅瓶(图10)在造型、纹样和釉色上均十分的雅致。这也是罗杰斯基金的购藏。小碟形状的瓶口下是一段短小的瓶颈，连接着宽阔而圆浑的瓶肩，瓶身向下慢慢收敛，至瓶底处呈现垂直状，使瓶身看上去有亭亭玉立之感。深度刻划的花卉纹样被厚重的釉层包裹，却因为釉色的半透明性而呈现清晰的纹路。刻划处积聚的釉色呈淡青色，而未刻划的部分呈浅白色，青白两色自然而和谐地相互辉映，透露出一种蓄意的淡雅情调。还有一种青白瓷斜倚仕女瓷枕(图11)，在人物的塑造和弧形枕面的控制及纹样刻划上，都算是难得的精品。仕女脸部圆润，姿态安详，衣纹流畅，多少体现了宋代人物画的特征。而枕面刻划的繁复却有致的牡丹花纹饰，也是青白瓷中少有的杰作。枕面与作为枕座的仕女之间构成的既空灵又坚实的视觉感受，绝不输于常见的定窑瓷枕。唯一遗憾的是枕面靠近仕女头部的一端有一块黑斑。这件青白瓷枕也是萨缪尔·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赠品之一。
耀州窑瓷器部分虽然只有3件藏品，但可以说件件都是精品。尤其是凤纹龙首提梁壶(图12)，器形独特，近乎圆球状的壶身由三个兽首状的壶足支撑着，但微微向着壶嘴的方向倾斜。壶嘴是雕刻的龙首，龙身由龙首后面向上拱起，跨过壶口在壶身的另一边贴塑在壶身上，形成一个圆弧形的提梁，上面骑坐着一个可能是驾驭祥龙的仙人。壶身四周用娴熟的刻、剔技巧装饰出振翅飞翔的凤凰和花卉纹样，设计繁复却井然有序。壶身除了壶底之外，通身施以匀而薄的一层青釉，深刻和剔划处呈现深青色，而凸起处呈淡绿色，整个器物无论在造型、纹样和釉色上都精美无比，交相辉映。这件也是萨缪尔·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赠品，可见其眼光和品位之不俗。
磁州窑瓷器也是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陶瓷藏品中的重要部分，其中宋代磁州窑瓷器中有几件特别精彩的作品。一件是白地剔绘黑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另一件是白地剔绘赭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图13)。前者是罗杰斯基金1925年的购藏，后者是萨缪尔·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赠。前者以其优美的造型以及整体图案设计和黑白效果的对照，特别是高超剔划技巧而引人注目，是磁州窑器中的上等品。后者除了具备前者的很多优点外，在淡赭色化妆土的使用和缠枝牡丹纹独具匠心的设计上颇具特色。
同属于宋代黑釉瓷器的建阳窑和吉州窑，在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陶瓷藏品中也占据相当的数量(图14)。建阳窑兔毫釉茶碗敞口、斜壁、小圈足的造型，和碗壁厚重的黑釉，碗外壁欲滴又止的施釉效果，黑釉流淌过程中呈现的细而短的线条，都是典型的宋代建阳窑瓷器中所常见的。而吉州窑的树叶纹茶碗(图15)和黑釉剔花梅瓶(图16)，都称得上是该类型中突出的作品。尤其是树叶纹茶碗，在现存的吉州窑瓷器中不多见。大都会博物馆这件茶碗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黑釉树叶纹茶碗在造型、施釉和树叶纹使用的技术性和装饰性上，都可以相媲美，实在是难得的作品。
大都会博物馆这次重新整理陈列的中国陶瓷器，可以说是该馆长期收藏和研究的最新成果汇报。策划人无疑在这个成果中融合了中国最近30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令人钦佩。但无论对于行内的陶瓷专家还是行外的陶瓷爱好者来说，30年的陈列周期似乎有些太长。况且陶瓷史的研究在中国正在不断深入，成果也在不停更新，我个人希望不要再等30年才能看到大都会博物馆对中国陶瓷艺术研究成果的更新和展示。
青州博物馆藏鸡首壶
1. 东晋德清窑黑釉盘口鸡首壶及其底部 1985年9月青州市五里镇涝埠村出土
鸡首壶又称“鸡头壶”“天鸡壶”，是指雕塑鸡头为装饰或以鸡头作为壶嘴的瓷壶。为酒具，又作盛水器。烧于三国时期，盛行于两晋。其前身乃盘口双系壶，为南方越窑所首创。在南北朝时期有进一步发展，形体趋向高大，流行龙形执柄。隋代的鸡首壶以壶体修长、鸡头雕塑逼真著称。入唐以后，鸡首壶逐渐被酒注子(执壶)所取代。
青州市博物馆收藏有多件鸡首壶，介绍于下，供大家共赏。
东晋德清窑黑釉盘口鸡首壶(图1) 1985年9月青州市五里镇涝埠村出土。口径10厘米，高28.6厘米，底径13厘米。盘口，圆唇，束颈，广肩，鼓腹，平底。肩饰对称桥形系，肩一侧贴塑直颈高冠的鸡头为流，似在引吭而歌。另一侧贴塑引颈俯首口衔盘口的龙柄。通体施黑釉不及底，底部露胎，胎体厚重，釉色漆黑。为国家一级文物。此壶虽鸡头神形毕肖，但不通壶腹，不能倾注，为闭口者，纯为装饰，是用于陪葬的明器。
该黑釉盘口鸡首壶，圆阔的形体，配以鸡首流与龙柄，整个造型匀称、自然，器身弧线与折线的有机结合，更增添挺拔中见柔和的韵律美。用黑釉遮体，更显得高雅，是东晋德清窑鸡首壶中的一件珍品。黑釉瓷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瓷业生产中的新品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是在青瓷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颜色釉瓷。它的烧制成功，突破了单一的青釉传统，丰富了瓷釉装饰。魏晋南北朝瓷器中，黑釉者较少，以烧造黑釉瓷器著称的是东晋德清窑。
2. 南朝越窑青釉盘口鸡首壶及其底部 青州市益都中心医院出土
南朝越窑青釉盘口鸡首壶(图2) 青州市益都中心医院出土。口径9厘米，高25厘米，底径10厘米。盘口，细颈，肩部一侧有一对并列鸡头作流，鸡头的刻划惟妙惟肖，作昂首状。另一侧用双股泥条塑龙头把手，龙头仅具轮廓，龙口衔盘。流与把之间的肩部装饰对称的桥形方系。腹部略显瘦长，下腹部微内敛，平底。通体施豆青釉，釉色温润。此壶的鸡头流为闭口者，亦为明器。从这件壶的造型、釉色来看，应为南方越窑的产品。为国家二级文物。
“鸡”与“吉”谐音，鸡首壶在社会大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和发展，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吉祥安宁生活的期望。鸡首壶器形演变大致为：器形由小到大，由矮到高;盘口由小变大，颈由短变长;鸡首由实心到空心，鸡尾由装饰变为实用把手。鸡首壶的流有张口、闭口的分别,张口者数量较少，可以实用。
3. 唐长沙窑青釉斑彩鸡壶及其底部 从青州古董商李徵山手中征集入馆
唐长沙窑青釉斑彩鸡壶(图3) 1965年从青州古董商李徵山手中征集入馆。壶嘴作仰头张口鸡头状。壶身对称贴塑绿彩鸡翅，肩部挂釉下绿、褐斑彩，壶把捏塑成外卷的尾巴，壶腹分割成瓜棱形，整体施青釉未及底部。造型像一只引颈高叫的雄鸡，比较罕见。
从整体上看，此壶在鸡头、鸡尾的处理上极富想象力。肩部挂10多条釉下绿、褐斑彩，为唐代长沙窑的典型装饰手法。肩部的系消失，由两翼写实贴塑的绿彩鸡翅替代，竹刀刻划的鸡翅栩栩如生。长沙窑是唐代湖南长沙地区的一个重要窑场，其窑址位于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终于五代，为南方的一处青瓷窑场。经考证此壶是唐代饮茶用壶，弥足珍贵，为国家一级文物。
世界牛的青瓷博物馆
南宋官窑六棱投箭瓶
有人说，青瓷是中国继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后对人类文明的第五大贡献。瓷器是如此的重要，外国人干脆用瓷器(ｃｈｉｎａ)来称呼中国(Ｃｈｉｎａ)。深圳民营企业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创办了世界最大的青瓷专业博物馆。私人财产变成了社会财富，个人的爱好变成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深圳有一家名叫玺宝楼青瓷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虽然是家民营博物馆，但是收集的青瓷数量多，成系统，不断代，比古代青瓷最大产地的浙江博物馆数量还要多，比国家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也多，因此称得上中国第一，而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因此有人说它是“世界最牛的青瓷博物馆”。
１
路甬祥参观大感惊奇
２００７年９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到深圳出差。他听说深圳有这样一家博物馆，就要求安排参观。来到罗湖区宝安中路上，距离全市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北面２００米的地方，有一栋小楼，很普通，不起眼。进楼上到二楼，才看到博物馆的大门，两开的红色门扇，金色的狮头门环，飞檐雕饰，古香古色。进入馆内，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宽敞的展览大厅，明净的橱窗内，柔和的灯光下，摆满了一件件稀世展品。商朝以前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只有陶器而没有瓷器。商代时不知是哪个能工巧匠突发奇想在陶罐上涂了一层釉，高温烧制，中国就有了最原始的瓷器。概括起来说，青瓷初创于商周，发展于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青瓷博物馆收藏了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青瓷珍品。不断代，成系列，按年代排列，历史脉络清晰。清朝以后，青瓷式微。青瓷好比是中国历史上一朵花期最长、花朵娇艳的鲜花，凋零后繁复的花瓣枝叶落地化作肥沃的土壤，里面长出了素彩、三彩、五彩、粉彩、珐琅彩、釉里红、青花瓷等千姿百态的彩色瓷器。默默无声的青瓷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人们：她是瓷之根、瓷之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不会说话的青瓷，用一个个实物展品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文化没有中断的唯一文明古国，优秀的民族为人类文明宝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
参观后，路甬祥大为惊奇。他没有想到，深圳这个历史上并没有以青瓷著名的地方，竟有人创办了一个藏品数量世界第一的博物馆；更没想到创办人是一位民营企业家，馆长吴克顺尽一生精力，用全部财产，创办起这个令人震撼的青瓷博物馆。他拿起博物馆的简介，看到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带您走进古老艺术殿堂，共同追忆华夏文明历史。小学生的心灵从这里启迪，中学生的眼界从这里打开，大学生的奋发从这里开始。”他微笑着点头称是。路甬祥回到北京后，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提笔给许宗衡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参观青瓷博物馆“感到十分震惊。此民间博物馆实为国内和国际青瓷收集之最，收存十分系统，而且包含大量国宝级精品，文化价值无限。建议深圳市给予进一步重视，保护和展出，也是深圳一大文化亮点……”
２
收藏爱好变成了事业追求
吴克顺是甘肃景泰人。１９７１年入伍，１９８１年随部队调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１９８３年转成为深圳人。１９８６年，他任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工程技术部经理。为建设游览景区里的“小人国”，３年间他跑了国内外１００多个风景名胜区考察；也参观了全国的陶瓷厂，深入了解陶瓷的烧制过程，随着对青瓷的了解，他开始对青瓷收藏有了兴趣。
吴克顺真正下决心开始收藏古瓷器是在１９８７年。是年９月，由冯克铭等瓷器专家编写、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该书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１００多个窑址情况写得非常详细；对每个窑口的形状、各种瓷器的形体、烧制温度、化学成分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此书出版前，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有人说瓷器最早是由他们国家发明的。有一次，吴克顺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个英国古瓷专家对“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见到多少实物。“实际上你们中国的瓷器要到我们大英博物馆来鉴定。”英国人的话刺痛了吴克顺。他下决心将收藏方向定为青瓷。他说：“这几年的经历使我认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青瓷。青瓷源于中华，始于商代，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瓷器，是瓷器之根。”他说：“要办青瓷博物馆给外国人看。一定要圆这个梦，这是个民族的梦。”
经过几年的积累，他在青瓷收藏和保管方面有了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与陶瓷界许多专家建立了良好关系。１９９６年，吴克顺开始筹办青瓷博物馆。他向几位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来深圳帮助整理藏品。其中有朱伯谦(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浙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丽琼(号称中国文博考古四大女强之一、重庆博物馆研究员)、赵青云(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等。正在创业的吴克顺没有能力高标准接待，只好把专家们安排在博物馆上面的职工宿舍里。没有一个人提出报酬问题，心存感激的吴克顺只是给每人每月给点生活补贴费。但是专家们毫无怨言，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为藏品作鉴定，写说明，建立档案，在深圳足足工作了一年多。整个工作完成后，吴克顺又请汪庆正(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古陶瓷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来到深圳，将展品、资料全部审核一遍，在所有的鉴定文书上签字负责。吴克顺谈到这些往事十分感动：“学者们太可爱了。他们是这个行业里的顶级专家，外国人花大价钱请不动他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来深圳帮忙，是为了实现一代人的追求，完成一个民族的心愿。”
３
收集古瓷的酸甜苦辣
吴克顺收藏第一件瓷器是在１９８５年，他出差到山东淄博。中午，两个同事约伴出门到农民集市上逛逛。在地摊上，眼尖的吴克顺看到一个汉代越窑的瓷器，他出价３００元买了下来。他的青瓷收藏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吴克顺不总是这样好运。由于知识不够，眼光不精，开始一段时间里他收到了一些假货、赝品，价格高达３００万元。“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这一行业的巨大风险。这是我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当时，我几乎绝望，一段时间一直考虑一个问题：是干下去，还是就此打住，洗手不干？最后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去。
最成功的一次收购
“青瓷鼎盛于唐宋。”青瓷以宋朝官窑的瓷器最为名贵。在青瓷博物馆里，有９件宋瓷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安排的空间也最大。汪庆正在评价青瓷博物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宋代修内司官窑的瓷器是珍稀瑰宝，有一件就了不起，玺宝楼竟然有９件。”其中有一件南宋官窑的六棱形投箭瓶，釉色佳美不可思议，色润如碧玉，光冷像冰凌。几乎每次去博物馆参观，吴馆长都会介绍这件瓷器。这个绝品是１９９９年收来的。当时吴克顺听说杭州一个藏家手中有一个南宋官窑的瓷瓶想出手，已有日本人、台湾人参加竞购。吴克顺第一时间赶到了杭州，看了这个投箭瓶，一时不能判断其价值。留下几万元定金，吴克顺将古瓷带到宾馆，请来几位专家鉴定。专家们发表了看法：首先，这个瓷瓶是干什么用的呢？宋朝的文人们喜欢游乐享受。春游饮酒时，将此瓶置于大树下的草地上，人站在五六米外，手持箭杆投掷，以投中多寡为赢，或吟诗作对，或饮酒取乐，极为风流潇洒。其次，瓷瓶质量怎么样呢？几位专家意见一致：“极为完整，毫无损伤，造型优美。最可贵的是釉色玉洁冰清，为稀世珍宝！”(后来这件古瓷又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鉴定，他的评语是：“世界罕见之珍品”。)
古瓷是罕见宝物，藏家开价也高：１６０万元。日本人和台湾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报价。吴克顺出不起这个价格，但是他决心将这件宝贝买下来。艰苦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开始了。吴克顺请藏家到酒楼吃饭，不断地磨来磨去，藏家的态度开始松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杭州的一些专家助了吴克顺一臂之力。他们带话给藏家：“这件藏品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文物，作为有良心中国人，应该将其留在国内，不要卖到国外……”吴克顺也动之以情：“我是一家民营博物馆馆长，虽然没有力量出最高的价格收购。但是，这件藏品放在我的博物馆，可以让更多的国人参观这件宝物，而且你的子孙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件传家之宝。”吴克顺的真情终于打动了藏家，最后同意以８０万元的价格卖给青瓷博物馆。这件珍品现在是青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最心痛的收购
２００１年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高速公路时，露出了一个瓷腰鼓。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克顺后，他火速赶到了当地。看到两个茬口很新的碎片后，吴克顺傻眼了。他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发现这个花鼓时在场有１３个农民。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件文物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而是决定藏起找机会卖掉分钱。但是在“由谁保管”的问题上相持不下。最后一个精明的人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办法：砸碎花鼓，分瓷片！一个一米多长、小盆口般粗的古瓷花鼓被砸成了４０多块瓷片，１３个农民有的分了一大片，有的分了几小片。后来吴克顺搞清楚，这是一件唐代的花瓣釉青瓷腰鼓，鼓身上有漂亮的花瓣，两头粗中间细，两头蒙上羊皮，可以敲响，用来伴舞。这样稀罕的瓷鼓只能是皇宫的用品。这样一个稀世罕见的珍品，就被这帮贪婪愚昧的农民打碎了。吴克顺欲哭无泪，赶紧开始抢救性收购。这个农民手里有两片较小的碎片，讨价还价后八千元成交。然后在这位老兄的带领下一个一个找到其他人，将他们的瓷片全部买下，共花去１１万元。可惜的是最后一位农民外出打工不知去向，他手里的碎片没能收到。吴克顺回来后，将碎片对好、黏合，恢复了腰鼓的原貌，不足部分用石灰灰浆补齐。现在我们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这件腰鼓，可惜不是原来的优美形状，有几块地方是白色的石灰，看着令人心酸。
时间最长的收购
展馆中还有一套９件的金属餐具，吴克顺用了４年时间才将其收购全。１９９３年，吴克顺听说自己的景泰家乡有一位清朝时名叫岳登龙的将军，据说是岳飞２７代后裔。岳将军的孙子已８０多岁，要将家传的一套金属餐具卖掉。说起这套餐具来历不简单。岳登龙将军小时候调皮，到少林寺学武后投军，当年是镇守凉州(今武威)的一名将军。有一次他带伤上阵，立下大功。战功报到皇宫，慈禧大悦，在大红锦缎上写下一个大大的福字，连同自己使用的一套餐具作为奖品，派快马送到兰州，奖给了岳登龙。
吴克顺听到这件事，马上回家乡找到了这位老乡。请他拿出餐具瞧瞧。这是一套合金餐具，说是９件。但是让人失望的是，主人手里只有少半，多数被几个声称要买的人拿去看货，肉包子打狗一去无还，好多年了。吴克顺让他讨要回来再谈买卖，老人家可怜巴巴地说，这几个人分在几个省里，他没有路费去讨货，估计也要不回来，还是请吴克顺想想办法。碰到这种事，吴克顺哭笑不得，但是他觉着这是很珍贵的文物，放手又心不甘，只好亲自出马帮助主人去讨货。此后，吴克顺花了４年时间，跑了新疆、青海、陕西和甘肃的一些地方，找到了拿走这些餐具的人。讨要餐具时不可能白要回来，这些人是不会给的。吴克顺只好说代表岳家感谢他们保管了这些年，付给他们一笔“管理费”后才把餐具一个个收回来。当９件餐具收全后，吴克顺才感觉自己４年的努力和辛苦是多么值！眼前的这一套９件餐具，有１个大鼎、４个中鼎、４个小鼎。每件造型、鼎的耳朵、盖上的钮各不相同，鼎身上刻有不同的花纹、小篆文字等，十分精美。９件收齐，文物价值难以估量。吴克顺将这套餐具整齐地摆放在展厅突出的位置，独特的餐具和餐具背后的故事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将流失的文物购回来
随着吴克顺在文物古玩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他这一方面的消息也越来越灵通。内地的很多文物是通过深圳口岸走私到香港去的。有时候一些文物到了深圳后一时出不去，就会有人将消息告诉吴克顺。自觉对保护祖国文物肩负责任的他，就会找当事人做工作将文物留在国内，或者干脆自己收购。这方面的故事很多。而且后来他还经常去香港港岛上环的摩■街等文物古玩街溜达，发现有比较好的文物收购回来。
４
有了青瓷博物馆
外国人就牛不起来了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文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圳第一个私营博物馆、全国最大的青瓷专项博物馆——玺宝楼青瓷博物馆正式开馆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新加坡国际博物馆等３０多家单位先后致电祝贺。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认为，玺宝楼的规模、质量、观赏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是一流的。朱伯谦同意兼任玺宝楼青瓷博物馆名誉馆长。
听说中国深圳开办了青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有些不相信，特地派来两个人探虚实。不久，又正式派来５个人(４名洋人专家和１位华人翻译)来青瓷博物馆参观考察。这次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细。看过以后感觉不简单，认为：“只有中国才能办起来这样专业的博物馆。”最后评价说：“看了这样规模巨大、展品全面，形成系统的专业博物馆后，看来陶瓷确实是中国发明的。”为青瓷博物馆建馆时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陈丽琼女士说：“从今以后瓷器要拿到中国来鉴定了，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此打下了基础”。香港青花瓷大王戈世科评价说：“青瓷博物馆规模很大，展品精美，是中国人的骄傲。吴先生非常了不起。”
现在，青瓷博物馆已经开馆１０年了。１０年间，参观人数达到近１０万人次。政府给青瓷博物馆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德育基地。许多领导、名人和国外的朋友都来博物馆参观过。北京国家歌剧院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来深圳时特意到博物馆参观，对博物馆里的藏品喜欢得不得了，最后买了一个玉佩作为留念。今年３月，李铁映来到青瓷博物馆参观。看完展品后说“感到非常震撼”，欣然提笔写下了“精美绝伦”的题词。他评价说：“到全国许多地方看过博物馆，没有看到过收集了这么全的青瓷，深受感动。吴先生把收藏当成了事业，是一位思想品德高尚的企业家。”
吴克顺办青瓷博物馆，实际上把个人的收藏变成了国家文物部门管理下的文物管理单位，把私有的财产变成了社会的财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能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发达，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人不能忘本。我个人的藏品，说到底属于国家和人民。我办私人博物馆，就是要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尽炎黄子孙的一点责任。”从吴克顺成功创办青瓷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人的私人爱好可以变成创意的来源，只要这个爱好是真正从心底里产生的，没有太多的功利性；而社会责任也可以成为激发创意的一种动力，一个富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人总会能想得到如何为弘扬民族文化做点事情。
辽阳博物馆藏古朝鲜瓷器鉴赏
讯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原标题：辽阳博物馆藏古朝鲜瓷器鉴赏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宋元时期，中朝两国交流更为广泛深入，我国的制瓷技术也因此首先传入朝鲜。朝鲜陶瓷的产生、发展深受中国陶瓷烧造技术的影响。朝鲜的高丽青瓷早期以越窑青瓷的窑业技术为基础，后期高丽工匠逐渐融入本民族文化元素，独创出闻名遐迩的“象嵌青瓷”。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辽阳，元代作为辽阳行省治所、明代作为辽东都司治所、后金作为都城“东京城”所在地，一直以来为朝鲜入中朝贡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驿站，因此在辽阳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朝鲜瓷器。辽阳博物馆收藏了多件高丽青瓷、李朝瓷器，这些瓷器品相完整，造型纹饰精美，值得一一赏析。
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是专指朝鲜半岛高丽时期(918—1392)，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地区及全罗北道扶安郡地区生产的、传承中国越窑柴烧龙窑工艺技术，采用本地瓷石原料烧造的青瓷。
高丽青瓷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早期的高丽青瓷是一种灰青釉系的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尚属粗青瓷。到了10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全盘继承中国越窑青瓷的制瓷工艺基础上，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石灰为原料配制胎、釉，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转变。到了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高丽青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两个鼎盛期，即前期以纯青瓷“翡色青瓷”为代表的全盛期和以“象嵌青瓷”为代表的鼎盛期。
“翡色青瓷”是指其釉色青翠靓丽，釉面透亮的一种纯青色瓷器。其中“翡色”之“翡”并非汉语词典中解释的“是一种粉红色”，而是一种美丽清澈的青色。成书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由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
“象嵌青瓷”被我国称之为“镶嵌青瓷”，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象嵌”是高丽所特有的青瓷装饰技法，是在青釉瓷器的釉下显现出黑白两色纹样的装饰效果，其工艺核心是“刻”、“填”技术，而与“镶嵌”工艺无关，故“镶嵌青瓷”名不符实。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是：先在成型的瓷胎上，按上刻有纹饰的模具或用木竹铁等工具刻画出图案线条，再用黑白两色土料(其质料应该是化妆土一类的物质)填充花纹图案，然后刮去填充化妆土时溢出刻划阴地纹以外的部分，经过素烧再施青釉高温烧成。“高丽象嵌青瓷”的釉色青绿清晰、黑白花纹线条柔美，对比强烈而又和谐，装饰效果鲜明美丽，风格沉静优美，具有典雅的艺术气质，被誉为朝鲜的瓷中之宝。
青瓷嵌菊花纹碗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碗(图1)，1972年4月出土于辽阳北园6号墓。碗通高5.5、口径8.6、足径4厘米。口微敛，口沿有部分残损，深腹，圈足，器底有三个支烧痕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灰。胎体质地较粗，胎呈灰色，碗内外布满细小的开片。在该碗外壁口沿饰白色几何纹饰一周，腹部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嵌三朵白色折枝团菊花纹饰，内壁则无纹饰。
该碗的形态与中国宋代定窑、景德镇窑中常见的淡雅姿态相似，而碗口缘部的柔和处理则表现出了独特的高丽风格。从12世纪，高丽的匠人们开始在青瓷装饰上使用象嵌技法，起初就像这只碗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尝试性地在口缘等部分位置上使用。从纹饰看还留有阴刻的痕迹，碗的内壁基本没有纹饰，外壁也只雕绘一些简单纹饰。青釉底下的白色化妆土略微有些伏翘，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象嵌技法还不够娴熟。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瓷嵌荔枝纹碗
资料图
青瓷嵌荔枝纹碗(图2)，1976年出土于辽阳市庞夹河1号墓。该碗通高9、口径19、底径6.9厘米。器口微敛、壁外敞，腹斜直内收，圈足，碗底明显下凹，内有三个支烧痕迹。该碗通体施青釉，釉质润泽，釉下嵌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纹饰。内外口沿均饰卷草纹。内壁釉下白粉嵌四组折枝荔枝纹，中间饰折枝菊花一朵(图3)。器外壁嵌四个圆形开光，内刻填白色团菊花图案，开光间隔处，满饰卷草窝叶纹。在靠近底边部位，等距间隔嵌有四小朵对称的折枝菊花。整个器物造型丰满，纹饰精美雅致。
青瓷嵌菊花纹盒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盒(图4)，1971年9月出土于辽阳市北园5号墓。该盒通高3.5、口径8.3、足径5厘米。此盒用来盛装化妆用品。该器分为盖和盒两部分，盖与盒口以子母口相扣合后呈扁圆形。该器胎体厚重，直壁，浅圈足，足内有三个支烧痕迹。内外施青釉，釉下纹饰以黑白色化妆土镶嵌。器盖平顶中心刻圆形开光，内嵌三朵白色团菊花纹，外围一周绕菊花图案，在器物肩部，两对双线开光之间，精心刻制了呈同心圆形的串珠图案，上下口沿相接处均环雕变形的唐草纹。器内饰青釉，无纹饰。盒与盖接触的地方和台脚的部分挂釉。此器造型规整，纹饰密而不乱，代表高丽象嵌青瓷较高水平。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瓷嵌菊花纹枕
资料图
青瓷嵌菊花纹枕(图5)，1964年出土于辽阳县兰家乡石灰窑村。该枕呈长方束腰形，长17.4、宽11.4、高10、束腰处高9厘米，重1512克，为国家一级文物。胎呈灰色，通体施青釉，枕端一侧有四个支烧痕迹，釉面个别部位失亮。釉下纹饰主要以白色化妆土镶嵌，偶加黑粉点染。瓷枕六面均以白粉嵌成双线边框，且互不连接。瓷枕头上下面中心刻双线圆形开光，内饰一朵白色折枝菊花纹，开光外两侧并列刻有三朵折枝菊花图案，四角刻双弧线，均用白粉填嵌，内嵌单菊花纹。枕前后壁满刻卷草窝叶纹饰。枕两端各有一圆气孔，外绕双线同心圆，四角各嵌折枝菊花一朵。从瓷枕的纹饰、造型、胎釉等方面分析，为高丽中期象嵌青瓷工艺较高水平的代表作，与之相似的瓷枕在韩国也有发现。
李朝瓷器
李朝(1392—1910)瓷器继承并发展了高丽瓷器的生产技术，还创烧了粉青砂器、白瓷、青花、黑釉、灰釉、泥釉等多种品类，其中以粉青砂器和白瓷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
李朝前期，陶瓷的代表性产品是粉青砂器。粉青砂器是“粉妆灰青釉砂器”的简称，产生于高丽末期。粉青砂器并不是简单延续了高丽青瓷的生产技术，而是根据这一时期的爱好需求有新的变化。其器胎呈灰色或灰黑色，上白色化妆土进行装饰，再施一层淡灰青釉或透明釉烧制而成，釉色中略带淡茶或淡黄色调(图7)。根据在白色化妆土上施用的不同的装饰手法，粉青砂器可分为镶嵌与印花粉青、划花与剔地粉青、铁绘粉青等种类。“壬辰之乱”(1592—1598)以后，前期盛产的粉青砂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白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大行其道，成为主流产品。白瓷和粉青砂器的器型、釉色、纹样都有所不同，以后逐渐演变出青花、铁砂、辰砂等几种新式瓷器。其中值得称赞的为李朝青花瓷器。
李朝的青花最初使用的青料是从中国输入的回青，因青料价格昂贵，故产品数量稀少。早期李朝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多效仿中国的明代青花瓷器，据《慵斋丛话》载：“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朝杂用彩绘，求回青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带有铭文“弘治二年”(1489)的“松竹子梅纹梅瓶”，是现存最早的李朝青花瓷，其器型、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中国明代永宣青花难分伯仲。15世纪晚期，在朝鲜全罗南道的顺天、平安南道的成川等地相继发现类似回青的颜料，李朝的工匠开始用本地的青料烧制青花瓷，不过烧制出的青花色调偏蓝黑，所画图案也很草率。到18世纪中晚期的英祖和正祖时，由于朝鲜青花颜料的大量发现，官窑及各地民窑都烧造了大量的青花瓷器，过去只有王室、士大夫才能享用的青花瓷器才得以在民间推广。此时的青花产品沉静而质朴，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影响，表现出朝鲜的民族情调。青花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如方形、六角、八角、十二角等)，口沿变得薄巧了。以淡雅的蓝色和轻灵的用笔所画的“梅、兰、竹、菊”和“潇湘八景”等山水，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意境，开拓出李朝时代独特的审美领域。
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日常生活的饮用器具增多，造型更敦实厚重，画风亦趋多样化。纹样也超越“四君子”和山水的范畴，出现莲花、牡丹、松树、虎鹤、瑞兽、吉祥文字等反映平民世俗情感的新图样。装饰图案并不只拘于一隅而几乎布满整个器壁，表现了朝鲜人民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与祈望。
朝鲜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朝鲜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的“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青花铁砂松虎纹罐(图8、9)，该器高31.1、腹径20.4、口径10.4、底径12.5厘米。直口宽肩，腹部以下内收，下腹较瘦，底部外展，圈足微外撇，底为二层台式，造型平稳。白瓷胎，施青白釉，釉面泛灰青色，器身布满细小开片。先以青花描画远山近松和立于山坡上的猛虎，再用铁砂、褐彩点染山间草木丛林、树干松枝和猛虎的斑纹。罐身一面绘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立于山坡之上，树顶枝叶繁密枝干盘曲嶙峋；一面绘高山猛虎，远处高山层峦叠嶂，近处一猛虎展身回首，二目圆睁，环视四野，鬃毛斑纹尽显，虎口张开有气吞山河之势。该器应为李朝晚期制品。辽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铁砂松虎纹罐”与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内收藏的“青花松下虎纹罐”，在器型、装饰风格上颇为相似。这件“青花松下虎纹罐”高42厘米，白瓷胎，施白釉，通体青花纹饰，口沿绘有如意云头纹，器身绘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树，树枝上立一只喜鹊向树下张望，树下一只布满斑斓花纹的大虎蹲坐在一块巨石之上，正虎视眈眈地回首望着喜鹊。为18世纪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
古朝鲜瓷器的造型、纹饰、工艺方法等都深受中国宋、元、明、清瓷器的影响。朝鲜人民又把这种外来的影响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紧密结合继而发展创新。高丽瓷在继承、吸收中国制瓷技术与装饰手法的过程中能较好地融入高丽文化内涵，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独立青瓷体系。其中的“象嵌”青瓷是高丽民族对世纪陶瓷艺术的最大贡献。
李朝的青花瓷则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青花色调淡雅，画面凝练，余白较多，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精美华丽的高丽青瓷和简素质朴的青花瓷器，反映了朝鲜民族的高超技术和独特智慧。（杨瑶）
九江市博物馆藏明清精品瓷器鉴赏
明霁蓝釉堆塑鱼纹盖罐
明素三彩刻划缠枝莲花盖罐
光绪款窑变釉贯耳方瓶
江西 李训刚
新建的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于2012年5月正式向市民开放，并举办了“九江馆藏文化珍宝展”，从全市各博物馆遴选出的60件精品文物，让市民大饱眼福。下面介绍其中几件明清时代的精美陶瓷，以飨读者：
一、明霁蓝釉堆塑鱼纹盖罐 (图1)
霁蓝釉又称“积蓝釉”、“祭蓝釉”、“霁青釉”。是一种高温石灰碱釉。生坯施釉，1280～1300℃高温下一次烧成。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呈色较稳定。其釉色蓝如深海，釉面匀净，呈色稳定，后人称其为“霁青”，把它和白釉和红釉并列，推为宣德颜色釉瓷器的三大“上品”。工艺继承元代传统，延烧不断，主要造型为祭器和陈设用瓷。
这件明代霁蓝釉堆塑鱼纹盖罐高22厘米，口径8.4 厘米， 底径9.3厘米。盖顶呈宝珠状，罐直口，丰肩，鼓腹，圈足。肩部露胎刻划游鱼四条，两鱼之间上方刻划卷云纹，腹下部露胎刻划半圆海水纹，上堆塑白釉波涛纹，两半圆海水纹间又各饰小圆点水波纹。通体施蓝釉，底无釉。
二、明素三彩刻划缠枝莲花盖罐
素三彩是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绿、黄、茄紫三色而烧成。始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时继续烧制。陶瓷界还有另外一种“素三彩瓷”的定义，即“素三彩瓷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以黄、绿、紫三色为主的瓷器，其实并不限于此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
这款明素三彩刻划缠枝莲花盖罐，高17.4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8.3厘米。盖顶塑有一狮状纽，盖面刻划云纹，子口。罐直口，丰肩，弧腹，矮圈足。肩部刻划一周覆莲瓣。器身以绿色为主，并施黄、褐、白釉，罐内施绿釉，底无釉。
三、光绪款窑变釉贯耳方瓶(图3)
贯耳瓶造型最早出现于宋代，其器形制为仿青铜器汉壶造型。这件光绪款窑变釉贯耳方瓶款高30厘米，口径11×9厘米，底径12×9.5厘米。“亚”字形口，胎质细腻，溜肩鼓腹，长方形圈足，颈部堆贴对称贯耳。通体施窑变釉，釉色以红、紫、蓝为主，间月白色，窑变釉莹润柔和，红中泛蓝，发色艳丽，各臻其妙，釉质肥润均匀，玻璃质感强。瓶底足齐平，上涂黑边，清晚期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胎质洁白细密。底刻“大清光绪年制”六字双楷书款，字体工整，为典型光绪官窑器。
窑变釉是雍正时仿宋钧窑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成，因其釉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故而色泽变化万千，艳丽有加，极富观赏性，俗语有 “窑变无双” 之说。此类扁方体贯耳瓶是自乾隆朝开始流行的一种瓶式，仿宋官窑贯耳瓶变化而来，造型端庄典雅，颇具观赏性，自乾隆时期烧造以来，一直流行至晚清，是官窑传统品种。此式瓶应为清宫陈设插花器。正如袁宏道在《瓶史·瓶花之宜》中所云：“大率插花，须要花与瓶称，花高于瓶四五寸则可，如瓶高二尺，肚大下实者，花出瓶口二尺六七寸，须折斜冗花枝，铺撒左右，覆瓶两旁之半则雅。”
四、光绪款粉彩寿桃贯耳瓶(图4)
光绪款粉彩寿桃贯耳瓶
粉彩本是釉上彩，是在彩料中加入粉质，使釉彩呈现粉绿、淡红等较为淡雅的色彩。其烘烧时温度较五彩低，色彩比五彩柔和，因此又称“软彩”。光绪一朝窑业复兴，御瓷之品种多有增益，此器于传统的白釉贯耳方瓶腹部细绘粉彩寿桃纹而成，为新出之品。高30厘米，口径11.5×9.5厘米，底径12×9厘米 ，“亚”字形口，直颈，双贯耳，溜肩，鼓腹，长方形圈足。回沿饰回纹一周，双耳饰“寿”字，瓶通体饰粉彩蝙蝠寿桃纹，其桃树苍干横欹，硕果满挂枝头，粉嫩秀润，逼真诱人，衬以翠叶花蕊，更见媚态。腹下部饰变形蕉叶纹。底书“大清光绪年制”青花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瓶设色鲜妍美丽，釉面温润匀净，胎骨细致白皙，其烧制水平远胜前朝，颇得康乾风骨，为光绪官窑佳作，极富时代特征。
腹部所绘玲珑洞石、花卉、桃枝、桃实、桃叶等形象均是以极富中国画传统笔墨意韵的工笔细线严谨勾出，其“骨法用笔”劲健有力、一丝不苟。整器画面结构之疏密聚散同样是借鉴了国画的构图布局处理，疏密得当，恰到好处，体现了高超的瓷绘技巧。 综观整器画面，其传统“骨法用笔”的刚劲与粉彩本身的柔美相结合，两者达到了和谐统一。
五、清光绪款粉彩葵口云龙蝴蝶纹盘(图5)
清光绪款粉彩葵口云龙蝴蝶纹盘
这件清光绪款粉彩葵口云龙蝴蝶纹盘工艺精美，色泽艳丽脱俗，体型较大，制作精美。难能可贵的是在历经岁月洗礼之后，依然品相完美如初，精美绝伦。清光绪款粉彩葵口云龙蝴蝶纹盘口径长62厘米， 宽45.2厘米，底足长50厘米， 宽30厘米， 高8厘米。盘口呈葵花形，浅腹，椭圆形圈足，内口沿饰一周梅花图案，间有四处海棠形开光，盘内壁依次为一圈弦纹，一圈蝴蝶纹，盘内底饰矾红二龙戏珠。盘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对以上文物感兴趣的朋友若有机会的话，可以前往九江博物馆参观，一睹真容。
话说越窑青瓷魁
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7年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作为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林湖越窑博物馆是目前国内系统展陈越窑遗址考古、秘色瓷、外销等内容的公立文博机构。
走进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在第一展厅的第一个展柜里，你会发现一只长着“短尾巴”的碗（图1），像碗却有短柄，似勺却体型较大而柄又太短，造型奇特，一时半会儿也猜不出它的用途。
这器物称之为“魁”，造型优美者贴塑鸟头，柄则做成鸟尾状。魁有各种材质，如木、铜、陶、瓷等，故有“公式”“槐”“櫆”等多种写法。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有用榆木做魁的说法，并记录了当时榆木魁的价格（见《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篇）。
在越窑青瓷中的存在，主要流行于三国两晋时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魁，羹斗也。”同时代的文学家李尤尝作《羹魁铭》一文。如在浙江省博物馆就收藏有一只西晋越窑青瓷鸽形魁（图2）。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对“魁”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斗，当作枓……枓，勺也，抒羹之勺也。”“抒”即挹取之意，也就是说魁是用来盛取羹食的器物。
魁在越地的出现，与当时越人喜吃羹食的饮食特点有关，《史记·列传·货殖列传》用“饭稻羹鱼”四个字高度概括越人的饮食特征。各种蔬菜、水产、菌类、肉类做成的羹食，是古代越人餐桌上的重要内容。《齐民要术》卷八“羹（菜羹）臛（肉羹）法”中，便记载有莼羹、菰菌鱼羹等多款江南羹食的制作方法。
而如今，羹在南方人的饮食当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凡宾客较多的宴席，总会上鸡胗羹、鳝鱼羹、肉皮羹、酒酿圆子羹等羹食，说“无羹不成席”似乎也不为过。因为是聚餐制，所以我们现在多使用小调羹（勺子）将盆、盘等大容量餐具内的羹舀取至各自碗内，或直接入嘴进食。而魁存在的时代，流行分餐制，先盛取羹食于魁中，继而分配给各就餐者，食用者通过使用匙、箸等其他餐具进食，所以相较于后世的调羹，魁器型大，且为平底，以便置于案上。
安徽馆藏吉州窑瓷器赏析
吉州窑在中国古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千多年前吉州窑工匠的制作技艺，推动了中国古陶瓷业的发展和提高，同时为景德镇窑瓷工们成功烧造清新淡雅的青花瓷作好了技术上的支持，进而为元明清瓷业迅速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吉州窑创烧于唐代晚期，兴起于五代，发展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元代以后逐渐衰落，有七八百年的烧造陶瓷历史。吉州窑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永和镇内，由于唐宋时期习惯上以属地州名命名窑场，吉安自隋至元初曾称为吉州，永和镇隶属吉州所辖范围，因地得名，故称吉州窑。又自东汉至宋，在永和曾置东昌县，所以吉州窑又称东昌窑、永和窑。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吉州窑的面貌所知甚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次考古发掘，才使我们对它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呈现出一个清晰的重要窑场的大型场区。吉州窑在以永和镇为中心的赣江两岸浅山丛林，绵亘逶迤延续数十公里，主要窑场有永和窑、临江窑、彭州窑等。考古发掘实物资料证明，吉州窑是我国古代江西地区举世闻名的综合性民间瓷窑，该窑生产的产品具有浓厚的地方工艺风格与民族艺术特色。吉州窑产品类型丰富多彩，民众广泛使用。宋元时期吉州窑也是全国重要陶瓷器产品出口地之一，为促进中国和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吉州永和窑遗址现存窑包有窑岭、尹家山岭、蒋家岭、松树岭、曹门岭、曾家岭等24处，分布面积达3平方公里以上，是宋元时期独步一时的综合性民间大窑，炉火不熄，在历史上曾与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建窑等窑场齐名。
谈到吉州窑的概况与成就，就不能不提吉州窑中的一处重要窑场——临江窑。临江窑位于吉安市天玉镇内，靠近赣江的东岸，与永和窑隔江相望。1991年在京九铁路勘探时发现了吉州临江古窑，因出土大量与吉州永和窑相类似产品以及青花瓷、仿龙泉窑产品，因而被列为吉州窑的一支主要遗址，也有力地证明清代兰浦著《景德镇陶录》所记载的“宋元吉州分窑”的情况，是比较可靠的。据临江窑遗址发掘报告，该窑址堆积与作坊遗址高达四米，总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挖掘整理后考证，起自唐宋五代开始，窑火一直延续到明末，共约八百余年。临江窑遗址囊括了泥土选取、淘洗瓷土、制坯成型、配兑上釉、入窑烧制的生产流程，从而再现了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制瓷生产工艺全过程。1991年吉州临江古窑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成为全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工艺流程最完整、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瓷器生产窑址。
吉州窑釉色丰富多彩，有黑釉、白釉、青釉、褐釉、绿釉、黄釉、青白釉、花釉、碎纹瓷、青花瓷、仿龙泉瓷和琉璃器等等；装饰工艺有彩绘、刻划花、剔花、印花、剪纸贴花、木叶纹和瓷塑等。最具代表性的是釉下彩绘和黑釉瓷中的木叶纹、剪纸贴花等独特个性的产品。现在我们把安徽博物院的吉州窑三件藏品：北宋绿釉狮盖香薰、南宋黑褐地白花莲花纹梅瓶和南宋褐彩水波纹枕介绍给大家。三件藏品釉色滋润，装饰别致，器形完好，可以让我们重温一下吉州窑精品的风采。
南宋吉州窑黑褐地白花莲花纹梅瓶。(图一)1955年安徽巢县出土。高29厘米，口径6.2厘米，足径9.6厘米。瓶小口，外卷，短颈，溜肩，椭圆形腹，矮圈足。黄白色胎，器体轻薄细致，瓶口、颈部施白釉，肩以下为黑褐色，有两道白色弦纹，弦纹以下是黑褐色釉，底足部分有一道较宽的白釉弦纹。
这件梅瓶装饰工艺是釉下彩绘，吉州窑的釉下彩绘以铁元素为色剂，一般不施化妆土，直接在胚胎上用铁质彩料绘画，然后再罩一层薄透明釉，烧成后彩绘多呈黑褐、褐色或红褐色。其彩料随所含金属比例不同，而导致多种的呈色效果出现差异，同时窑温的变化也影响彩绘色调。吉州窑的颜色釉瓷最为人称道的是黑釉、绿釉和釉下彩绘，其中每类釉色还有区别，如黑釉瓷有纯黑釉、窑变釉，以及黑褐釉。釉下彩绘有白釉地黑褐花，也有黑褐釉地白花等等。吉州窑的颜色釉再罩一层薄的透明釉，这种透明釉随着窑温的高低产生出高亮玻化釉，或是呈半透明釉。在南宋鼎盛时期的永和窑精品一般地釉和透明釉质量非常好。梅瓶就属釉料上佳的一类。吉州窑的烧瓷温度不太高，所以器物上缩釉爆釉等情况少见，黑釉一般釉层薄。像建窑黑釉在烧造过程中，因釉厚下垂而形成的“流泪”现象鲜有。由于铁料着色剂比较稳定，依靠釉层的遮盖、经焙烧而显露明澈晶亮的艺术效果。同时色彩在釉下，彩绘不易磨损腐蚀，色泽莹润，经久不变，深受民众青睐。从江西丰城市“淳熙十年(1183年)墓所出牡丹纹瓶，南昌县“嘉定二年”(1209年)墓出土彩绘奔鹿纹罐和彩绘莲花纹炉等精美器物来看，吉州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在南宋前期已达到了十分娴熟、精致的程度。这件南宋梅瓶可说是南宋吉州永和大窑彩绘顶峰时期扛鼎之作。犹为可贵的是梅瓶彩绘采用了黑褐釉地白花的装饰风格，画意高超，工艺精湛，严谨细腻，丝丝入扣，显示出器宇不凡的珍贵、稀罕的价值。
梅瓶中的莲花在中国古代陶瓷装饰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莲花纹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1972年南京灵山南朝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通体装饰带有浓厚宗教敬畏色彩的莲花纹样。同时也反映出制瓷工艺的巨大成就。我国瓷器上的莲花纹到唐代逐渐淡化宗教色彩，多了几分生活气息，突破了一直以来莲花的图案化、规范化模式。宋代以来陶瓷莲花纹样出现了百花齐放局面，人们的宗教精神思想与世俗观念充分地发挥出来，大量富有民间生活气息的图案十分盛行。吉州窑与磁州窑是我国南北两大民间著名的窑场，产品种类繁多，陶瓷上的莲花纹饰同样具有乡土色彩，形态丰富多样。吉州窑莲花纹彩绘风格与磁州窑一脉相承，深受其工艺到装饰的影响，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发展和创新，保持着自身的鲜明特点，如莲花运笔流畅，施釉较薄，形成色彩柔和、含蓄婉约的瓷绘风格；瓶体烧成不施化妆土，直接用白釉在抷胎上彩绘莲花、荷叶及莲蓬组成的图案，用铁料施黑褐色，而不是北方磁州窑系一般铁质含量较高的黑色彩。
南宋吉州窑褐彩水波纹枕。(图二)高9.4厘米，长28.6厘米，宽11厘米，中腰7.5厘米。长方形，束腰，内空。瓷枕胎米黄色，较致密。这件枕也属于釉下彩绘瓷，淡薄施白釉，彩绘釉色棕褐雅致、晶莹。枕腰四面呈弧形内凹。枕六面都绘有纹饰，上下两面为水波纹，前后两面绘卷草纹，两端面为花卉纹。六个面相交绘褐彩宽边，形成六个开光，六面三景，各具魅力。枕一端有一直径为1.5厘米的通气孔，孔位于花蕊处，另一端的四角有垫烧痕。
瓷枕在隋唐时期就已多见，也是百姓常用之物。瓷枕用途，大体是日常生活用品，其次为墓葬的明器，再是医用的脉枕，还有一种动物枕，它的形体较小，应属于玩具之类。所以瓷枕在多个窑口都有生产，型制各异，釉色丰富。这件釉下褐彩水波纹枕，绘画纤细，布局繁密，造型优美，色彩白褐相间，柔和自然，属南宋时期吉州窑的精品。吉州窑瓷枕的烧造有典型的南方窑的特点，在瓷枕烧法上一般采用竖立烧制，而北方枕多使用正烧或侧烧方法，枕底无釉或一侧四角有四个支烧痕。该瓷枕绘画的水波纹、卷草纹、折枝兰花、开光、宽带纹都是吉州窑较典型的纹样。在罐、瓶、壶、枕和炉等器物上所饰的主纹、边饰都经常出现。这些都是我国陶瓷传统的纹饰。其中水波纹、卷草纹、开光纹在元青花瓷上同样大量采用。并且与其他纹样结合组成新的图案。吉州窑的釉下彩绘与景德镇窑的元青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釉下彩绘和青花瓷的区别只是在于彩绘颜料成份不同，(一个是铁料，而另一个是钴料)，因而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大量的烧造和成熟，为元代景德镇窑清新淡雅的青花瓷出现奠定坚实基础，做好了技术上的探索、先导和准备。也为元青花装饰构图、纹样，提供了丰富的来源。另外，吉州临江古窑上世纪90年代也出土有青花器物，多属于元代的产品，并且这些标本已完全显现青花瓷的特征，其中发现了元初甚至更早一些的青花瓷早期产品。可以说，临江窑生产的青花也为景德镇元青花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参考意义。
北宋吉州窑绿釉狮盖香薰，(图三)1964年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墓出土。通高32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12.3厘米。上半部盖塑成蹲踞的狮子，狮侧目昂首，尾巴上翘，蹲在莲蓬果上，狮颈部挂有三个铃铛，前足踏彩球，姿态雄健，生动活泼。下部台基塑成一莲花须弥座。莲瓣有的特意不施釉，露出黄白色胎，别有韵味，绿釉肥厚光润，造型和装饰颇具匠心。
宋代全国同期烧低温绿釉的窑口不计其数。绿釉瓷也是吉州窑的大宗商品之一，大部分绿釉因窑温偏低，瓷化程度也不高，所以大都胎骨脆折，釉附合度不足，剥釉现象比较严重。釉色有深绿、黄绿、淡绿等。其吉州窑绿釉也有一定独创的创意或个性特征，如绿釉瓷深剔花，刻划花和印花等。特别是深剔刻装饰工艺显得尤为精彩。但是吉州窑绿釉的所谓“似瓷非陶”的胎，是因为就釉质釉色烧成的需要，窑温往往都稍欠火侯，所以时间久器物极易损坏，大件完整品佳的深剔刻绿釉瓷存世的稀见。吉州窑早期的釉也为解决窑温低的问题，一般采用了两次烧成，如绿釉枕，先高温烧素抷，再上釉，二次低温烧造。后来绿釉烧造温度略高了，胎质也坚硬，釉色地透明，玻璃质感较强。瓷器工艺进一步提高发展，并可一次烧成较高温的绿釉，非常精彩、华美。北宋吉州窑绿釉狮盖香熏就是一件有出土年代传承有序的，胎釉紧密、坚硬、润泽的精品，为研究宋代瓷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的实物资料。吉州窑瓷塑作品在制作手法上可以分为捏塑和雕塑两种。捏塑是采用当地的泥料，以手捏、堆帖及竹签工具等使用技法来制作其立体的形象，不事繁复雕琢，手工造型痕迹明显。题材形象大致有人物、神像、动物和玩具等多类。大部分捏塑施深褐色、酱黄色、绿色釉等，但多半截釉不到底。一些形体较小的略施米黄色薄釉，或加以褐彩斑点。捏塑手法多用于制作复杂精细的立件，首先是以捏塑方法求得大体造型轮廓，然后再局部的加工修饰。工匠采用传统剔刀的剔刻手法，使人们感受到了雕塑的力量，刀峰的味道。吉州窑瓷塑的工艺特征及文化内涵在这件香薰上淋漓尽致体现出来。古代任何一个大窑的产品基本可分为精细生产和粗糙生活用品，以适应不同的社会消费群体。吉州窑是大窑，也是民窑，人们烧造陶瓷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追求商品的利润，商品的基本属性规定了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这件香薰是一件烧香供奉的用品，更是一个质量上乘的观赏陈设品，瓷器上呈现以米黄的暖色调，配以绿釉色，展示雕塑艺术形象审美情感，北宋的崇文重艺的精神氛围表达出来。
吉州窑的影响力巨大，遍及大江南方各地，江西赣州窑、四川广元窑、西坝窑、广东南海窑、福建磁灶窑等窑区的部分产品，从工艺装饰特征上看应归属为吉州窑系的范畴和风格。甚至在东南亚以及印度、阿拉伯等地，都曾发现吉州窑或具吉州窑风格的瓷器。吉州窑的南宋黑釉木叶纹盏瓷器在日本被定为“重要文化财”弥足珍贵，影响深远。所以说吉州窑在民窑中是无可争议的佼佼者、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