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收藏。
2012年8月10日上午10时，著名画家马硕山画瓷作品《盛年》收藏仪式在国家博物馆（白玉厅）举行。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人民大学画院院长李湘、解放军总政艺术局局长李翔、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姜宝林、荣宝斋集团副总经理唐辉等出席了收藏仪式，仪式上吕章申馆长亲自为马硕山颁发了收藏证书，并高度赞扬了马硕山的瓷器绘画艺术。当今，画家画瓷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和趋势，但国家博物馆在收藏当代画家画瓷作品中尚属首例，这不仅体现出国家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中国画家画瓷创作的艺术水平。
作品《盛年》是马硕山在2011年于江西景德镇精心绘制的，作品在题材上选取茂盛的石榴林与飞雀表现盛世华年这一主题，工艺上则采用青花与花釉相结合的烧制方式，马硕山所做的，是两种最经典的传统文化的融合，相信这不仅仅是材料的改变与结合，更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再加上瓷器烧制的不可复制性与不可预知性，更增加了艺术品的独特价值。艺术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极具现代感的传统艺术品已经逐渐显示出了她独特的魅力与气质，一朵全新的文化之花正在悄然开放。
马硕山曾多次到景德镇进行创作，而这一件作品无论从器形胎质和发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件精品。马硕山在花鸟画的创作上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现在，他把更加纯粹的绘画语言注入到青花瓷瓶上来，使这个古老的艺术焕然一新，不仅为陶瓷艺术增添了几分生气，还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意味，使他获得了一种更单纯、更现代的艺术表达方式。他的绘画性与陶瓷艺术的结合生发出更加灵动的艺术美感，而青花瓷也再次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我们面前。
马硕山选择青花瓷并不是偶然，马硕山的绘画作品中本身就含有那种隽永怀旧的情趣，特别是他创作的国画作品《青花系列》，具有很强的怀古情调，又兼具当代文化人的审美情趣，他把青花瓷瓶梦幻般地穿越到现代，颜色运用得巧妙自然，几近完美地诠释了瓷器的质感。与工匠绘制的瓷器截然不同，马硕山把中国画的创作方式搬到瓷瓶上来，他的作品线条灵动，信手拈来，具有深厚的传统笔墨涵养，符合中国画作品的特质，大大增强了其作品的艺术性，而此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也就更加深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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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件国家三级文物“进驻”桂林博物馆
核心提示：昨天，市文物工作队将54件国家三级文物移交给桂林博物馆。这批文物中，有的经抢救性挖掘重见天日，有的是文物工作队在日常执法中缴获的。“进驻”桂林博物馆后，它们将得到妥善的保管并有望与广大市民见面。
昨天，市文物工作队将54件国家三级文物移交给桂林博物馆。这批文物中，有的经抢救性挖掘重见天日，有的是文物工作队在日常执法中缴获的。“进驻”桂林博物馆后，它们将得到妥善的保管并有望与广大市民见面。
本次移交的文物，跨越了唐、宋、明、清、民国等不同朝代和时期。从材质上看，既有陶瓷品，也包括镂空雕花靠背椅等木质家具，还有发钗、铜镜等金属物件。这些用途不同的文物，如实地反映了各个时代人们的起居、装饰家居等生活侧面，弥足珍贵。
记者从桂林博物馆了解到，自1982年以来，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就开始向该馆移交文物。其中，包括唐代开元寺舍利塔遗址出土的铜函、微笑堂工地出土的宋代影青釉小碗、明代靖江王宗室墓出土的“明万历年造”款青花云龙纹大梅瓶等重要文物。
上海博物馆扫描：陶瓷收藏重寻根
近10年来，上海博物馆（简称上博）举办了数十个展览，形成“中西交往，南北交融”的文化风格。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上博先后在欧、美及日、韩、俄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举行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在海内外搭建起一座座精美华丽的展示平台，体现“千年遗珍的检阅，百代艺苑的览读”的时代创意，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深远宏阔的民族历史。
上博的陶瓷器收藏以源远流长、体系完备、名品迭出著称于世。从大约9000年前的陶片、新石器时代黄河及长江流域各重要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灰陶、黑陶，到商周时期的白陶、印纹硬陶、汉代的铅釉陶、唐三彩直至明清时代的紫砂器；从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东汉两晋的早期青瓷到唐代“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和“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再到宋代精彩纷呈的“哥、官、汝、定、钧”五大名窑，尤其是元明清以后景德镇官窑争奇斗艳的各种白釉、青釉、红釉、蓝釉、黄釉等颜色釉瓷器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彩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名品。
在收藏家或古董商眼里，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就如同发现一片星空。其实真正的星空是人才。上博当年拥有顶尖的一流学者、专家、鉴赏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在陶瓷、书画界，文博专家汪庆正是一位具有高深眼力的鉴赏奇才，他不满足稀世珍品的鉴定，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是地道的“窑址迷”。20多年前，他与同事范冬青、周丽丽等在连绵数十里汝窑遗址上寻觅，搞清楚汝窑来历，再延伸相关调查，2002年终于在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城内张公巷发现新的汝窑遗址――北宋官窑。
这是上博“文化问根”的一例。据悉，上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科学发掘。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意义不凡。最近上海市文管委和上博正在考虑“长江文明”命题，将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文物，探索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关联，上博正在落实这项行动计划。
博物馆馆藏也有假？
长沙窑大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彩鸟形注壶
长沙窑大执壶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壶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奖励“壶王”捐赠者1500万元。但在央视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壶王”为赝品。学术界对于一件文物真伪持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专家对经过其他专家鉴定的文物公开表示质疑的情况，非常罕见。该事首次让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博物馆出现赝品后患无穷：不仅会导致公众对博物馆权威的质疑，不再把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将之视为逐利的帮手。高额奖金则成为刺激造假者铤而走险的“肥肉”，回报社会的捐赠也变成挑战捐赠者良知的“鸡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他认为科学和真实才是博物馆的生命线。
●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展览中出现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和研究水平产生怀疑，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同时还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付给收藏者金钱，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应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
“壶王”事件回顾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长沙窑大执壶（“壶王”）、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赠给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国内权威专家共同鉴定，而杭州市政府以奖励的方式给了丁仰振15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央视播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壶王”的公开质疑，称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实用，且整个壶的设计比例有问题。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公认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而丁仰振称，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
“壶王”遭质疑后，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回应称正在研究处理此事，但迟迟未见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
博物馆必须告知“真相”
广州日报：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长沙窑大执壶遭质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这件事情让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览机构——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博物馆研究专家，您对这件事作何评价？
宋向光：媒体不久前对“长沙窑壶王”事件作了多篇报道，也对捐赠人和当时参与此项捐赠事宜的专家进行了采访，披露了大量具体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博物馆，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公众。当然，这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来历，也涉及博物馆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我认为，有关博物馆首先应将“壶王”的捐赠过程说清楚。从媒体报道看，博物馆是按照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接受社会捐赠物品的程序办事的，聘请了专家对捐赠物件进行鉴定，并填报了相关工作文书。当然，鉴定结果如何，从博物馆藏品管理来说，博物馆可以对鉴定结果保密。但从展览情况看，展品标签说明该物件为“长沙窑”，也反映出鉴定结果如何了。
博物馆是否只能接受社会捐赠的“真”文物，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其实，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的这一认识，与博物馆作为“积聚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本质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馆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收藏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发展的所有东西，人的发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发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博物馆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发展的各种物质证据。从这个角度说，“壶王”也是人工制品，是特定时代人的追求、技艺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确实反映了特定领域的时代特征，博物馆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馆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对该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质、工艺等有明确的认识，对与该物件有关的历史、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事宜有准确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馆必须告诉人们“真相”，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连篇累牍，很难在展览中、在展品说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馆应该允许公众查阅博物馆藏品研究信息，如大英博物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余万件馆藏的基本信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与博物馆联系，获取那些非保密性的信息。
完善制度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从博物馆发展史上看，文物捐赠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宋向光：捐赠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的馆藏品都来自私人收藏。英国政府为购买汉斯·斯隆的私人收藏，发行了专项彩票，并支付给斯隆2万英镑。
捐赠确实丰富和充实了博物馆馆藏。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赠也让社会承担起保存和利用这些物件的责任，社会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保护这些物件，并运用公共资源来发挥它们的科学和教育作用。可以说，捐赠不仅关系到艺术品的延年益寿，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向公共博物馆捐赠物品也非常重视，既积极鼓励，也严格管理，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如美国利用税收进行调控，捐赠者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但也要防范一些人借此避税、逃税。
博物馆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规避不良捐赠可能对博物馆造成的危害。博物馆要制定明确的藏品标准，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赠的名义。在藏品征集入藏上，要制定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工作文书。西方知名博物馆多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中有专人或专委会负责藏品征集入藏事务。力求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审核程序，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事件中，捐赠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万元的奖金。很多人担心不菲的奖金会否刺激造假者将来铤而走险，以捐赠假文物的方式从博物馆骗取巨额奖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馆的捐赠基本是无偿的，博物馆不会给予资金或奖状之类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国家，捐赠者可以依据博物馆签发的捐赠文件，依法获得税务上的减免优惠。有些收藏者也会出售藏品，但购买就是购买，不会打着“捐赠”的旗号。
必须承认，我国有许多地下文物被盗掘，并流入民间。一些收藏单位不得不以捐赠的名目征集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民间文物，且付给收藏者一些金钱，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为随着制度的健全、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的完备，以及博物馆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骗术还是会被戳穿的。
广州日报：本来是出于回报社会的捐赠，今天却挑战着捐赠者的良知，考验着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智慧和眼力。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宋向光：首先，我们要对博物馆以及藏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博物馆不是“文物宝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宝的场所。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科学和真实是博物馆的生命线。任何尊重博物馆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馆的科学和真实。
其次，民间收藏人士和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努力增进自身的学识。从向博物馆捐赠来说，不仅要对捐赠品的时代、出处、流传过程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对该物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有准确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博物馆藏品标准，有学有专长的专家，有完善的申报审批制度，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博物馆可以将“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赝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馆
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
广州日报：当下博物馆“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几个大型博物馆展览中见过标有“某某捐赠”的赝品。请谈谈赝品对博物馆业务和社会作用的影响。
宋向光：“赝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赝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骗之物，模仿特定器物或器类的特征，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就是其所模仿的物品。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历代制作的“赝品”层出不穷。又由于中国传统上有将前代之制视为楷模的习惯，仿得越像，好像就离楷模越接近。
近年来，出于对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制古器的营生，以满足人们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仿、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馆，甚至堂而皇之的摆进了博物馆展厅。很可笑的是，这些物件常常自隐出身，不敢或不愿标明捐赠者姓名，而只是以“传世品”或“捐赠”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品是要明确标明捐赠者姓名的，这样做一来是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来也是一种监督吧。
“赝品”，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出现的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质疑，进而对博物馆研究水平产生怀疑，对博物馆中的各项展览都可能打一个问好，甚至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而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赝品”也会对观者造成极大伤害。许多热爱收藏的民间人士都将博物馆当成最真实的学习场所，他们将博物馆藏品视为标准器。如果把“赝品”当做标杆，其后果可想而知。往严重里说，这将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藏品鉴定要有科学态度、精神和方法。个人经验是重要的，但团队合作也不应轻视；“一锤定音”与“众人拾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业务管理部门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不要过多介入藏品鉴定和研究等业务性事务。
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的青瓷和白瓷器鉴赏
唐代瓷业以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享誉天下，世称“南青北白”。邢瓷类银，越瓷类玉，并立共荣，为世人所珍。
国家博物馆典藏有珍贵的隋唐时期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等窑生产的白瓷器，多为墓葬、遗址考古出土，有些是明确纪年墓出土，造型丰富，工艺精美，制作精巧，时代特征鲜明，展现出非凡的历史价值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
国家博物馆所藏越窑青瓷代表作有浙江宁波出土的唐代青釉瓜棱执壶，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的唐代青釉葵口盘和折沿碗，法门寺地宫所出为珍贵的“秘色瓷”，是鉴定秘色瓷重要的参考资料。白瓷代表作有陕西李静训墓出土的隋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鸡首龙柄壶，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的邢窑白釉莲瓣座烛台、长颈瓶，均为罕见的白瓷珍品。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近300年的分裂混战局面，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隋朝虽国祚短暂，历二世而亡，然而它的繁荣成果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衰颓，继而为唐朝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十分发达的一个封建王朝，社会安定，政治昌明，为不同领域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大环境，更兼以海纳百川的恢宏气魄，从不同地域文明中汲取养分，从而呈现出欣欣繁荣之象。这种繁荣自然也体现在物质文明之上。
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瓷器生产作为手工业中重要的一支也得以发展，瓷窑遍地开花，相互争艳，而尤以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享誉天下。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藏隋唐时期的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等生产的白瓷器，均十分珍贵，现就其特色进行阐述。
越窑青瓷
中国古代瓷器种类丰富，青瓷是重要品种之一。青瓷烧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在距今两千年左右的东汉时期，勤劳智慧的越州人创烧出了成熟青器，历经六朝、隋唐和五代时期的蓬勃发展，至明清时期从未间断。
越窑是我国闻名遐迩的青瓷窑之一。唐代，全国烧造青瓷的窑场众多，越窑青瓷为群窑之冠。唐代以上林湖为中心的瓷业迅速拓展，窑场林立，规模宏大，并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唐朝诗人多有吟诵越窑瓷器的诗，许多诗句脍炙人口，成了千古绝唱。茶圣陆羽在《茶经》之中以“类冰”“似玉”赞美越窑青瓷品质高雅，色如玉而不浮光，质如冰而不流俗。将越窑列为全国名窑之首。陆龟蒙《秘色越器》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形容越窑青瓷色泽的典雅秀美；皮日休《茶瓯》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的诗句品味越窑青瓷造型的端庄轻盈。唐人对越窑青瓷的喜爱离不开对茶文化的崇尚，唐代施肩吾在《蜀茗词》中写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正是称赞越瓷与香茗彼此映衬、相得益彰。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的越窑青瓷更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嗜古成癖的乾隆皇帝也曾追慕唐代的越窑青瓷，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的感叹。
国家博物馆所藏越窑青瓷有墓葬、遗址、塔基出土遗物和传世品。其中墓葬、遗址和塔基出土品主要有：
越窑青釉葫芦瓶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越窑青釉葫芦瓶(图1)，高17.6厘米、口径2厘米、足径7.6厘米。器呈葫芦形，通体施以青釉，造型饱满，美观大方，为初唐时期瓷器的形制。葫芦谐音“福禄”，又因籽多，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深得人们喜爱。葫芦形器物很早就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葫芦形的彩陶器。
越窑“大中四年”青釉罂
1957年浙江余姚市唐墓出土越窑“大中四年”青釉罂(图2)，高30.5厘米、口径19.3厘米。腹上刻铭有“维唐故大中四年(850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于后代无志，故记此罂。”器自名为“罂”。“罂”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汉书·赵广汉传》记有“椎破卢罂”，颜师古注“佤，长颈罂也”。在六朝时期，盘口壶也称作“罂”。1972年江苏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的青釉盘口壶的底部刻有“罂主姓黄名齐之”字样。“罂”是由六朝、隋代时期的盘口壶演变而来，是晚唐时期典型器。唐代器的盘口更大，颈渐长，有的颈上堆塑有蟠龙，肩部或颈部饰有环状耳。浙江嵊州出土的青釉罂，铭刻“元和拾肆年(819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壹千文”。五代壶体逐渐加高，北宋时罂系变大，上海博物馆藏有铭刻北宋咸平元年(998年)的粮罂较为典型。罂是一种盛器，而这件“大中四年”青瓷罂却有另外的用途，其器形较大，刻铭有器名、制作时间和用途，是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器物。
唐代越窑青釉瓜棱执壶
1974年浙江宁波出土唐代越窑青釉瓜棱执壶(图3)，高22.6厘米、口径10.2厘米。喇叭口，瓜棱形长圆腹，肩部一短流，另一侧置曲柄。执壶在唐代《资暇集》中称为“注子”和“偏提”，朝鲜出土的两件唐壶刻铭有“小口”之称，宋代仍沿称“注子”。唐代执壶的特点是盘口或喇叭口，短直流，流有圆形和六方、八方形等。壶柄也由以前的龙柄变为宽扁形曲柄。晚唐至五代，执壶的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部多作成瓜棱形。据文献记载，在唐代越窑青瓷执壶卖十文钱一个，而其他窑口壶则只卖一文钱一个。
唐代越窑瓷器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瓷器外销的繁荣。在埃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日本等地都曾发现唐代的越窑瓷器。唐末以后，越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宁波)港等向外输出。此器出土于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遗址，此遗址出土有唐代沉船和大量越窑瓷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收藏有造型相似的一件瓜棱执壶，也为和义路唐代码头出土。
越窑青釉葵口盘
越窑青釉折沿碗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越窑青釉葵口盘(图4)和折沿碗(图5)。法门寺以供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和真身宝塔闻名于世，备受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被誉为“皇家寺院”。1987年4月3日，封闭千余年的法门寺地宫重新面世，唐代地宫中出土的唐懿宗用来供奉释迦真身舍利的一批精美供器，其中有佛指舍利和唐朝七位皇帝供奉的数千件皇室世纪珍宝。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的石刻“物账”记载有“秘色瓷碗七口，内两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证实该地宫出土的越窑青瓷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它的发现在我国陶瓷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断定秘色瓷的时代和鉴定其特点提供了重要依据。
青釉葵口盘高4.6厘米、口径24.8厘米、足径7.6厘米。器葵口、浅腹、平底。青釉折沿碗高7.1厘米、口径25厘米、足径10.5厘米。折沿、敞口、浅腹、平底。通体施青釉，釉色光泽晶莹，质地温润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秀美，正如五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的赞誉：“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吴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记有“越窑，越州所烧……在隋唐曰越州。瓷色青，著美一时”。越窑青瓷追求“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唐代器物以素身无纹饰为多，胎质精细而轻盈，瓷釉晶莹温润。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赞曰：“越窑青瓷似一泓清漪的清水般的湖绿色。”越窑青釉淡雅温润，无附加赘饰，而以其釉之本色、釉之天姿呈现出明澈幽静之美感。唐越窑青瓷追求“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器物少有装饰，仅以“捩翠融青”的釉面取胜，有“如玉如冰绝代少，倾城倾国只淡妆”的韵致。
唐代越窑青瓷产品种类繁多，以茶具最具特色，有茶碗、茶托、执壶、杯等。碗或盏，被称作“瓯”。茶瓯造型以花式居多，有葵花式、荷叶式、海棠式等。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在唐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陆羽在《茶经》中记有：“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道出了越窑青瓷的特质所在，越窑烧造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冷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
越窑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紧邻唐朝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港明州(宁波)，越窑青瓷借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运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诸国，直到非洲的埃及，被誉为开拓“海上陶瓷之路”的先驱，成为古代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信使。在埃及开罗福斯塔特遗址发掘出大量的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陶瓷片，其中最多的是越窑青瓷。2003年2月，在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发现的公元10世纪的沉船，起获10万多件越窑青瓷，多为秘色瓷，反映出越窑青瓷外销的盛况。
唐越窑青釉碗
伊朗内沙布尔出土唐越窑青釉碗(图6)，1966年5月24日由日本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捐赠。伊朗内沙布尔靠近马什哈德，为叶派伊斯兰教圣地，是印度、阿富汗同德黑兰商队的贸易中心，丝、茶、面粉等商品的集散地。器高4厘米、口径14.3厘米、足径5.5厘米。碗撇口、斜直壁、玉璧形足。通体施以青釉，釉色泛黄。为典型的越窑唐代器物。
青釉盖盒
青瓷釉盖罐
此外，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唐代越窑青瓷传世品，有青釉盖盒(图7)、青瓷釉盖罐(图8)，造型丰满，通体光素，青釉润泽，为唐代越窑的典型器。
北方白瓷
白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瓷器品种之一，创烧于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是在青瓷的基础上改进而烧制成的。白瓷的诞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飞跃，为此后历代各种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北朝时期窑场有河北内丘、河南安阳和山东淄博等地。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的白瓷器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白瓷，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共10件，质地较粗，釉色泛黄或泛灰，白瓷制造工艺尚处于早期阶段。
隋代的白瓷生产工艺发展迅速，制作技巧不断提高。隋代生产白瓷的瓷窑有河南巩县窑和河北内丘、临城等地。1959年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围棋盘、三环足盘等，1957年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鸡首壶、双耳扁壶、双耳罐等，以及陕西隋姬威墓出土白瓷罐等，均是隋代白瓷的上佳之作。北朝至隋代，北方白瓷的发展为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白瓷的生产进入到全盛时期，白瓷窑口林立，多在北方。有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最为著名，质量最佳。陆羽《茶经》中称赞邢窑瓷器类银类雪。在唐代，邢窑白瓷与南方越窑青瓷名誉天下，平分秋色，形成了南青北白、相互争妍的两大体系。
邢窑始烧于北朝，盛于唐代，衰于五代，终于元代。唐代邢窑生产了大量精细白瓷，工艺登峰造极。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器，以洁白细腻滋润而又类银类雪的釉色及朴素大方的造型见长，仅有少量白瓷有印花、划花和贴塑等装饰。皮日休《茶瓯诗》写道：“邢窑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陆羽《茶经》中称：“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花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还形容其造型的规整“圆似月魂堕”，白瓷的轻盈俏丽则是“轻如云魄起”。唐人李肇的《国史补》上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具体提到产地“内丘”。《新唐书》记载有“邢州贡瓷”。河南巩县窑亦为唐朝重要的白瓷产地，也生产过贡瓷。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也出土有巩县窑白瓷、邢窑等白瓷，唐代邢窑白瓷广销国内，在各地唐代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发现，以陕西、河南、河北省出土最多。
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白瓷，有墓葬出土和传世品。墓葬出土品主要有：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
1957年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连龙柄传瓶(图9)、鸡首龙柄壶(图10)。墓主李静训身世显赫，自幼得宠，然而不幸9岁早夭。在李静训墓中随葬了大量的精美物品，有波斯的金银器皿、镶嵌玉石的项链、结构精巧的手镯、精美别致的瓷器等。出土瓷器17件，有白瓷双连龙柄传瓶、龙柄鸡首壶、小扁瓶、小盆、小罐、小瓶等。
鸡首龙柄壶
白釉双连龙柄传瓶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两瓶双腹相连，两侧堆塑龙形柄，双龙口衔瓶口。器施半截白釉，开细碎纹片。天津博物馆所藏此形制白釉瓶，底刻铭“此传瓶有並(并)”，故有“传瓶”之称。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也收藏有此形制的传瓶。
白釉鸡首龙柄壶高27.4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7.1厘米。肩部前置鸡首流，作昂首鸣叫状，后为龙形柄，龙俯首衔口沿。肩部置对称环式耳，作双瓣重合状。体施半截白釉，有细小冰裂纹。器造型挺拔秀美。鸡首壶始见于三国时期，两晋、南朝时期多见，多为南方青瓷制品，也有黑釉器。早期鸡首壶器身较小。南朝至隋代，壶身修长，颈部变细，柄加长。鸡首壶至唐代以后渐渐消失。
此两件白瓷同为明确纪年墓出土，为隋代白瓷精品，是北方白瓷断代研究的重要标准器。
白釉束腰盖
1954年西安隋大业六年郭家滩姬威墓出土白釉束腰盖罐(图11)。姬威为隋代金紫光禄大夫，龙泉、敦煌二郡太守，先后为太子杨勇及权臣杨素之幸臣、亲信。其墓中随葬品丰富。
白釉束腰盖罐通高16.9厘米、口径9.3厘米、底径12.4厘米。器身施白釉，釉莹润洁白，有细小冰裂纹。造型优雅简洁，形制别致。陕西博物馆收藏有同墓出土的白釉束腰盖罐(缺盖)，形制相同，通高12.5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8厘米。
白釉唾壶
执壶
龙柄执壶
莲瓣座烛台
1956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唾壶(图12)、执壶(图13)、龙柄执壶(图14)、莲瓣座烛台(图15)。
白釉唾壶高16.5厘米、口径14.8厘米。其形似尊，上部为漏斗形碗状，圆球腹，平底刻“永”字。应为河南巩县窑制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相似的器物。
白釉执壶高12.1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6.5厘米。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假圈足，腹一侧有曲柄，一侧有圆筒形短流。此壶造型圆润饱满，短流平底，为唐代早期的典型式样。
白釉龙柄执壶高21.7厘米、口径7.8厘米、足径6.2厘米。短流，龙形柄，龙首衔口沿作汲水状。龙身弯曲，似蓄力待发，生动形象。通体施白釉，釉色温润细腻，器形端庄隽秀，为唐代邢窑制品。
执壶又称为“注子”“注壶”，其造型源于青铜器，南北朝时期青瓷中已有执壶造型。中晚唐时期，执壶式样增加，大量流行，从而逐渐取代了鸡首壶和凤首壶等。唐代执壶作酒具或茶具之用，称为酒瓶、酒注子或茶瓶。西安唐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中出土的瓷壶上写有“老得家茶社瓶”等字，是为茶具；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壶上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等铭记，乃为酒具。
白釉莲瓣座烛台高30.3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17.5厘米。烛台由灯盘、台柱和承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呈杯形，台柱细长挺拔，饰瓦棱纹，灯座凸雕莲瓣纹，叶瓣呈浮雕状，富有立体感。造型独特，胎质细密坚硬，釉色白润，保存完美，为邢窑精品。烛台作为古代灯具之一，历史十分悠久，战国秦汉时就有铜烛台，《楚辞》：“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三国两晋时瓷质烛台出现，有羊形、狮形等，唐代诗人皮日休《夜会问答十》曰：“莲花烛，亭亭嫩蕊生红玉。”这件烛台造型挺拔，亭亭玉立，座为莲花，雅致清新，美观实用，当为唐时的一件“莲花烛”。
白釉长颈瓶
辟雍砚
1957年河南陕县唐墓出土白釉长颈瓶(图16)、辟雍砚(图17)、带盖唾壶(图18)、环柄杯(图19)。
白釉长颈瓶高22.2厘米、口径6.9厘米、底径7.2厘米。侈口，长颈，圆腹，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釉色洁白，积釉处泛青，釉面有冰裂状开片，通体光素无纹。唐朝时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往来频繁，随着西亚金银器的不断传入，瓷器生产中也流行仿制金银等器的热潮。这件长颈瓶的器形源于铜器，与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长颈铜瓶十分相似，造型端庄，轻盈灵秀，保存完美，尤为难得，为邢窑制品。
带盖唾壶
环柄杯
白釉辟雍砚高7.2厘米、口径14.8厘米。因形制如辟雍环水，故得名。辟雍砚，得名于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辟雍砚始于东汉时期，魏晋时期多流行三足或四足的青瓷圆砚，南北朝时期则变为五足到十足不等，隋唐时期的辟雍砚形制为砚面高凸，砚足数量明显增加。唐代杨师道在《咏砚》中有“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之句，说的就是辟雍砚。1986年陕西礼泉唐长乐公主墓出土有白釉辟雍砚；2003年洛阳老城区义勇街唐代瓷器窖藏出土了大量白瓷器和陶器，有不少形制较大的辟雍砚，均与此砚形制相似，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特征。
白釉带盖唾壶盘口、扁圆腹、平底。器有盖，配以桃形钮。唾壶，西汉时期已有。安徽阜阳西汉墓出土有漆盂，外底铭“唾器”字样。东汉时期南方烧造有青瓷唾壶，三国、两晋时期为日常用器。据晋人贺循《葬经》的记载，晋人把唾壶作为随葬用器。青瓷唾壶最为多见，也有黑瓷及白瓷等制品。此壶为唐代的典型器。
白釉环柄杯高7.7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4.7厘米。造型仿自唐代金银杯，侈口、弧壁、折腹、圈足，环柄如银丝弯卷而成。器形与西安沙坡村唐墓出土的银环柄杯如出一辙。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
传世白瓷有白釉堆塑龙纹烛台(图20)、贴花双龙耳瓶(图21)、碗(图22)。
贴花双龙耳瓶
碗
白釉堆塑龙纹烛台高25.4厘米，上部为杯形托盘，中间为灯盏，托盘外饰以一圈莲瓣纹；中部为台柱，堆塑蟠龙装饰缠绕在台柱；底部为另一较大的圆形托盘，下置高圈足。工艺精湛，装饰龙纹立体感强，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形制相似的唐代青瓷制品。
白釉贴花双龙耳瓶高42.5厘米、口径8.8厘米、足径9.4厘米。双龙柄衔口沿，肩部贴塑宝相花纹。白釉发黄。双龙耳瓶出土较多，以光素无纹者多，贴花装饰较少见。双龙耳瓶为唐代瓷器的典型器，除白瓷外，有青釉、三彩等品种。
白釉碗高5.3厘米、口径16.2厘米、径7.7厘米。玉璧形底，胎质坚细，釉色莹润，器形规整，为唐代邢窑制品。唐代邢窑烧制的产品有碗、盘、杯、盒、瓶、壶、罐等，其中碗有多种形制，玉璧底碗是邢窑代表性器物之一，有的阴刻“盈”或“大盈”款识，应是为唐代大明宫大盈库定烧之器。
唐代瓷器生产出现了争奇斗艳的局面，唯有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因其独特的艺术成就技压群芳，成为当时瓷器的佼佼者，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唐代瓷器制作精巧，浑圆饱满，反映出唐人爱好丰腴的美学意识，时代特征鲜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备受推崇，国家博物馆所藏隋唐青瓷和白瓷，造型丰富，工艺精美，代表了隋唐时期瓷器发展的最高水平，可领略到中国瓷器文化灿烂的艺术风采。
世界牛的青瓷博物馆
南宋官窑六棱投箭瓶
有人说，青瓷是中国继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后对人类文明的第五大贡献。瓷器是如此的重要，外国人干脆用瓷器(ｃｈｉｎａ)来称呼中国(Ｃｈｉｎａ)。深圳民营企业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创办了世界最大的青瓷专业博物馆。私人财产变成了社会财富，个人的爱好变成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深圳有一家名叫玺宝楼青瓷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虽然是家民营博物馆，但是收集的青瓷数量多，成系统，不断代，比古代青瓷最大产地的浙江博物馆数量还要多，比国家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也多，因此称得上中国第一，而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因此有人说它是“世界最牛的青瓷博物馆”。
１
路甬祥参观大感惊奇
２００７年９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到深圳出差。他听说深圳有这样一家博物馆，就要求安排参观。来到罗湖区宝安中路上，距离全市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北面２００米的地方，有一栋小楼，很普通，不起眼。进楼上到二楼，才看到博物馆的大门，两开的红色门扇，金色的狮头门环，飞檐雕饰，古香古色。进入馆内，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宽敞的展览大厅，明净的橱窗内，柔和的灯光下，摆满了一件件稀世展品。商朝以前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只有陶器而没有瓷器。商代时不知是哪个能工巧匠突发奇想在陶罐上涂了一层釉，高温烧制，中国就有了最原始的瓷器。概括起来说，青瓷初创于商周，发展于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青瓷博物馆收藏了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青瓷珍品。不断代，成系列，按年代排列，历史脉络清晰。清朝以后，青瓷式微。青瓷好比是中国历史上一朵花期最长、花朵娇艳的鲜花，凋零后繁复的花瓣枝叶落地化作肥沃的土壤，里面长出了素彩、三彩、五彩、粉彩、珐琅彩、釉里红、青花瓷等千姿百态的彩色瓷器。默默无声的青瓷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人们：她是瓷之根、瓷之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不会说话的青瓷，用一个个实物展品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文化没有中断的唯一文明古国，优秀的民族为人类文明宝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
参观后，路甬祥大为惊奇。他没有想到，深圳这个历史上并没有以青瓷著名的地方，竟有人创办了一个藏品数量世界第一的博物馆；更没想到创办人是一位民营企业家，馆长吴克顺尽一生精力，用全部财产，创办起这个令人震撼的青瓷博物馆。他拿起博物馆的简介，看到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带您走进古老艺术殿堂，共同追忆华夏文明历史。小学生的心灵从这里启迪，中学生的眼界从这里打开，大学生的奋发从这里开始。”他微笑着点头称是。路甬祥回到北京后，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提笔给许宗衡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参观青瓷博物馆“感到十分震惊。此民间博物馆实为国内和国际青瓷收集之最，收存十分系统，而且包含大量国宝级精品，文化价值无限。建议深圳市给予进一步重视，保护和展出，也是深圳一大文化亮点……”
２
收藏爱好变成了事业追求
吴克顺是甘肃景泰人。１９７１年入伍，１９８１年随部队调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１９８３年转成为深圳人。１９８６年，他任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工程技术部经理。为建设游览景区里的“小人国”，３年间他跑了国内外１００多个风景名胜区考察；也参观了全国的陶瓷厂，深入了解陶瓷的烧制过程，随着对青瓷的了解，他开始对青瓷收藏有了兴趣。
吴克顺真正下决心开始收藏古瓷器是在１９８７年。是年９月，由冯克铭等瓷器专家编写、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该书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１００多个窑址情况写得非常详细；对每个窑口的形状、各种瓷器的形体、烧制温度、化学成分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此书出版前，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有人说瓷器最早是由他们国家发明的。有一次，吴克顺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个英国古瓷专家对“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见到多少实物。“实际上你们中国的瓷器要到我们大英博物馆来鉴定。”英国人的话刺痛了吴克顺。他下决心将收藏方向定为青瓷。他说：“这几年的经历使我认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青瓷。青瓷源于中华，始于商代，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瓷器，是瓷器之根。”他说：“要办青瓷博物馆给外国人看。一定要圆这个梦，这是个民族的梦。”
经过几年的积累，他在青瓷收藏和保管方面有了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与陶瓷界许多专家建立了良好关系。１９９６年，吴克顺开始筹办青瓷博物馆。他向几位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来深圳帮助整理藏品。其中有朱伯谦(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浙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丽琼(号称中国文博考古四大女强之一、重庆博物馆研究员)、赵青云(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等。正在创业的吴克顺没有能力高标准接待，只好把专家们安排在博物馆上面的职工宿舍里。没有一个人提出报酬问题，心存感激的吴克顺只是给每人每月给点生活补贴费。但是专家们毫无怨言，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为藏品作鉴定，写说明，建立档案，在深圳足足工作了一年多。整个工作完成后，吴克顺又请汪庆正(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古陶瓷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来到深圳，将展品、资料全部审核一遍，在所有的鉴定文书上签字负责。吴克顺谈到这些往事十分感动：“学者们太可爱了。他们是这个行业里的顶级专家，外国人花大价钱请不动他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来深圳帮忙，是为了实现一代人的追求，完成一个民族的心愿。”
３
收集古瓷的酸甜苦辣
吴克顺收藏第一件瓷器是在１９８５年，他出差到山东淄博。中午，两个同事约伴出门到农民集市上逛逛。在地摊上，眼尖的吴克顺看到一个汉代越窑的瓷器，他出价３００元买了下来。他的青瓷收藏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吴克顺不总是这样好运。由于知识不够，眼光不精，开始一段时间里他收到了一些假货、赝品，价格高达３００万元。“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这一行业的巨大风险。这是我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当时，我几乎绝望，一段时间一直考虑一个问题：是干下去，还是就此打住，洗手不干？最后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去。
最成功的一次收购
“青瓷鼎盛于唐宋。”青瓷以宋朝官窑的瓷器最为名贵。在青瓷博物馆里，有９件宋瓷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安排的空间也最大。汪庆正在评价青瓷博物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宋代修内司官窑的瓷器是珍稀瑰宝，有一件就了不起，玺宝楼竟然有９件。”其中有一件南宋官窑的六棱形投箭瓶，釉色佳美不可思议，色润如碧玉，光冷像冰凌。几乎每次去博物馆参观，吴馆长都会介绍这件瓷器。这个绝品是１９９９年收来的。当时吴克顺听说杭州一个藏家手中有一个南宋官窑的瓷瓶想出手，已有日本人、台湾人参加竞购。吴克顺第一时间赶到了杭州，看了这个投箭瓶，一时不能判断其价值。留下几万元定金，吴克顺将古瓷带到宾馆，请来几位专家鉴定。专家们发表了看法：首先，这个瓷瓶是干什么用的呢？宋朝的文人们喜欢游乐享受。春游饮酒时，将此瓶置于大树下的草地上，人站在五六米外，手持箭杆投掷，以投中多寡为赢，或吟诗作对，或饮酒取乐，极为风流潇洒。其次，瓷瓶质量怎么样呢？几位专家意见一致：“极为完整，毫无损伤，造型优美。最可贵的是釉色玉洁冰清，为稀世珍宝！”(后来这件古瓷又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鉴定，他的评语是：“世界罕见之珍品”。)
古瓷是罕见宝物，藏家开价也高：１６０万元。日本人和台湾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报价。吴克顺出不起这个价格，但是他决心将这件宝贝买下来。艰苦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开始了。吴克顺请藏家到酒楼吃饭，不断地磨来磨去，藏家的态度开始松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杭州的一些专家助了吴克顺一臂之力。他们带话给藏家：“这件藏品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文物，作为有良心中国人，应该将其留在国内，不要卖到国外……”吴克顺也动之以情：“我是一家民营博物馆馆长，虽然没有力量出最高的价格收购。但是，这件藏品放在我的博物馆，可以让更多的国人参观这件宝物，而且你的子孙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件传家之宝。”吴克顺的真情终于打动了藏家，最后同意以８０万元的价格卖给青瓷博物馆。这件珍品现在是青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最心痛的收购
２００１年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高速公路时，露出了一个瓷腰鼓。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克顺后，他火速赶到了当地。看到两个茬口很新的碎片后，吴克顺傻眼了。他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发现这个花鼓时在场有１３个农民。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件文物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而是决定藏起找机会卖掉分钱。但是在“由谁保管”的问题上相持不下。最后一个精明的人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办法：砸碎花鼓，分瓷片！一个一米多长、小盆口般粗的古瓷花鼓被砸成了４０多块瓷片，１３个农民有的分了一大片，有的分了几小片。后来吴克顺搞清楚，这是一件唐代的花瓣釉青瓷腰鼓，鼓身上有漂亮的花瓣，两头粗中间细，两头蒙上羊皮，可以敲响，用来伴舞。这样稀罕的瓷鼓只能是皇宫的用品。这样一个稀世罕见的珍品，就被这帮贪婪愚昧的农民打碎了。吴克顺欲哭无泪，赶紧开始抢救性收购。这个农民手里有两片较小的碎片，讨价还价后八千元成交。然后在这位老兄的带领下一个一个找到其他人，将他们的瓷片全部买下，共花去１１万元。可惜的是最后一位农民外出打工不知去向，他手里的碎片没能收到。吴克顺回来后，将碎片对好、黏合，恢复了腰鼓的原貌，不足部分用石灰灰浆补齐。现在我们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这件腰鼓，可惜不是原来的优美形状，有几块地方是白色的石灰，看着令人心酸。
时间最长的收购
展馆中还有一套９件的金属餐具，吴克顺用了４年时间才将其收购全。１９９３年，吴克顺听说自己的景泰家乡有一位清朝时名叫岳登龙的将军，据说是岳飞２７代后裔。岳将军的孙子已８０多岁，要将家传的一套金属餐具卖掉。说起这套餐具来历不简单。岳登龙将军小时候调皮，到少林寺学武后投军，当年是镇守凉州(今武威)的一名将军。有一次他带伤上阵，立下大功。战功报到皇宫，慈禧大悦，在大红锦缎上写下一个大大的福字，连同自己使用的一套餐具作为奖品，派快马送到兰州，奖给了岳登龙。
吴克顺听到这件事，马上回家乡找到了这位老乡。请他拿出餐具瞧瞧。这是一套合金餐具，说是９件。但是让人失望的是，主人手里只有少半，多数被几个声称要买的人拿去看货，肉包子打狗一去无还，好多年了。吴克顺让他讨要回来再谈买卖，老人家可怜巴巴地说，这几个人分在几个省里，他没有路费去讨货，估计也要不回来，还是请吴克顺想想办法。碰到这种事，吴克顺哭笑不得，但是他觉着这是很珍贵的文物，放手又心不甘，只好亲自出马帮助主人去讨货。此后，吴克顺花了４年时间，跑了新疆、青海、陕西和甘肃的一些地方，找到了拿走这些餐具的人。讨要餐具时不可能白要回来，这些人是不会给的。吴克顺只好说代表岳家感谢他们保管了这些年，付给他们一笔“管理费”后才把餐具一个个收回来。当９件餐具收全后，吴克顺才感觉自己４年的努力和辛苦是多么值！眼前的这一套９件餐具，有１个大鼎、４个中鼎、４个小鼎。每件造型、鼎的耳朵、盖上的钮各不相同，鼎身上刻有不同的花纹、小篆文字等，十分精美。９件收齐，文物价值难以估量。吴克顺将这套餐具整齐地摆放在展厅突出的位置，独特的餐具和餐具背后的故事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将流失的文物购回来
随着吴克顺在文物古玩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他这一方面的消息也越来越灵通。内地的很多文物是通过深圳口岸走私到香港去的。有时候一些文物到了深圳后一时出不去，就会有人将消息告诉吴克顺。自觉对保护祖国文物肩负责任的他，就会找当事人做工作将文物留在国内，或者干脆自己收购。这方面的故事很多。而且后来他还经常去香港港岛上环的摩■街等文物古玩街溜达，发现有比较好的文物收购回来。
４
有了青瓷博物馆
外国人就牛不起来了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文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圳第一个私营博物馆、全国最大的青瓷专项博物馆——玺宝楼青瓷博物馆正式开馆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新加坡国际博物馆等３０多家单位先后致电祝贺。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认为，玺宝楼的规模、质量、观赏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是一流的。朱伯谦同意兼任玺宝楼青瓷博物馆名誉馆长。
听说中国深圳开办了青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有些不相信，特地派来两个人探虚实。不久，又正式派来５个人(４名洋人专家和１位华人翻译)来青瓷博物馆参观考察。这次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细。看过以后感觉不简单，认为：“只有中国才能办起来这样专业的博物馆。”最后评价说：“看了这样规模巨大、展品全面，形成系统的专业博物馆后，看来陶瓷确实是中国发明的。”为青瓷博物馆建馆时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陈丽琼女士说：“从今以后瓷器要拿到中国来鉴定了，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此打下了基础”。香港青花瓷大王戈世科评价说：“青瓷博物馆规模很大，展品精美，是中国人的骄傲。吴先生非常了不起。”
现在，青瓷博物馆已经开馆１０年了。１０年间，参观人数达到近１０万人次。政府给青瓷博物馆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德育基地。许多领导、名人和国外的朋友都来博物馆参观过。北京国家歌剧院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来深圳时特意到博物馆参观，对博物馆里的藏品喜欢得不得了，最后买了一个玉佩作为留念。今年３月，李铁映来到青瓷博物馆参观。看完展品后说“感到非常震撼”，欣然提笔写下了“精美绝伦”的题词。他评价说：“到全国许多地方看过博物馆，没有看到过收集了这么全的青瓷，深受感动。吴先生把收藏当成了事业，是一位思想品德高尚的企业家。”
吴克顺办青瓷博物馆，实际上把个人的收藏变成了国家文物部门管理下的文物管理单位，把私有的财产变成了社会的财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能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发达，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人不能忘本。我个人的藏品，说到底属于国家和人民。我办私人博物馆，就是要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尽炎黄子孙的一点责任。”从吴克顺成功创办青瓷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人的私人爱好可以变成创意的来源，只要这个爱好是真正从心底里产生的，没有太多的功利性；而社会责任也可以成为激发创意的一种动力，一个富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人总会能想得到如何为弘扬民族文化做点事情。
馆陶县漆陶胡服骑射被美国华人博物馆收藏
馆陶漆陶“胡服骑射”李跃超摄
长城网邯郸7月25日电(助理记者翟占一阿振中通讯员李跃超)近日，邯郸市馆陶县思月陶艺有限公司李思月创作的漆陶艺术品“胡服骑射”，被美国华人博物馆作为艺术精品收藏。
“胡服骑射”漆陶艺术品源自成语，瓶肚刻有象征古赵国改革的“胡服骑射”图，图中勇士飞箭立马，威武雄壮，光彩夺目。瓶口、瓶底分别鑲有出自邯郸的成语图：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将相和、邯郸学步等。成语与图交相辉映美仑美奂。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邯郸深厚的文化底蕰。
李思月是工艺美术大师，现任馆陶县思月陶艺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合作，开发了陶山漆陶和陶山锡陶，并将镶嵌工艺运用于黑陶工艺中，不仅继承了黑陶的古朴典雅，也使现代陶艺千姿百态。
漆陶是集古今黑陶与漆画于一体的现代艺术品，距今约四千年历史，是中原地区继彩陶文化后的一种文化。黑陶采用黄河故道沉积淤泥为原料，经过风化、陈腐、洗练、压光、阴干等十几道工序焙烧而成。尤其将诗、书、画、联镶柔其中的干刻、陶刻，加之漆色独特艺术的精品更为别具一格，古朴典雅，精细考究，富墨玉之美、泛青铜之光，具有丰实的文化艺术内涵和珍贵的收藏价值。
据了解，美国华人博物馆位于纽约曼哈顿，馆内珍藏有华人在美国奋斗的历史文物和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艺术精品。（作者：翟占一阿振中）
国宝级古瓷惊现民间博物馆
2013年6月8日，上海之根胡平文化发展中心会所百花吐艳、人头攒动。来自文化界、文物界、收藏鉴赏界的一流专家、学者及贵宾200多人汇聚一堂，观摩切磋，畅所欲言。
十点许，敦本博物馆隆重开馆，琳琅满目的收藏品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其中最夺人眼球的当是胡平先生收藏的洪武时代的釉里红龙纹大缸，缸形敦实厚重，气魄宏伟；缸腹釉里红巨龙，落笔豪放，气势磅礴；颈部、底部翻滚的海水、如意的云气，肩部仰天莲、八仙纹等均笔意纵姿，神气清朗，恰到好处衬托出了意趣入古、鲜活如生的巨龙形象。明朝以红色为尚，开国伊始，洪武盛世，釉里红龙纹大缸恰彰显了大明帝国洪武时期的朝气、霸气，为朱元璋宫廷陈设、祭祀、盛物之用，难得一见，系国宝级孤品。
因此，孤品被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宁夏卫视、东方财经、香港NOW财经频道连续播放介绍几个月来，蜚声海内外。中国邮政部门又将此图形连同胡平收藏的其它十一件古瓷珍品，精制成邮票、明信片、电话卡纪念珍藏册，借敦本博物馆开馆之际，国家邮政总局领导特在此启动向全国发行仪式。
正当胡平收藏的部分古瓷图片被制作成邮票等“国家名片”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收藏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李知宴及同仁们，在胡平收藏的一万多件古瓷中，又发现了多件珍稀器物。
瞧，在敦本博物馆里吸引了众多目光的黑瓷就是件重器。那是由南宋时期的建窑烧制成的“黑釉兔毫金彩盏”（子孙满堂铭），底径3.5厘米，高5厘米，口径11.5厘米，为铁骨胎体，造型俊美，黑釉温润，凝厚润泽，手感极佳，为典型南宋风格。宋代流行斗茶，从皇帝到贵族、文人士大夫均爱用黑瓷为斗茶器具，建窑盏最受宠爱，宋徽宗特撰文备加赞赏，可见其名贵程度。其中金彩黑瓷兔毫盏更极稀少，国家博物馆均未展出过，今却惊现在民办的敦本博物馆，怎不令人折服叫绝！
同期在胡平收藏品中发现的展示在敦本博物馆的珍稀器物还有南宋建窑产的“黑釉油滴盏”、元期景德镇烧制的“青花匜”，明朝景德镇产的“青花飞翼龙大罐”、清朝康熙时景德镇产的“五彩人物纹梅瓶”等。真是惊喜频频，美不胜收。
敦本博物馆里千姿百态的古陶瓷，各自带着时代的印记，以特有的语言诉说着历朝历代灿烂辉煌的人文故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载体与标志之一的古陶瓷，将作为上海之根胡平文化发展研究的重点，敦本博物馆将络绎轮番展示胡平三十多年来收藏的古瓷大量精品，诸多珍品及若干孤品，同时敦本博物馆将不断开展文化艺术品展览、观摩、论坛、讲座、交流、交易等活动，以推进同仁交流合作，开拓创新，以提高国民鉴赏水平、文化素养，丰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实为上海之根雪浪湖度假村平添了一个靓丽的文化活动平台。
周勇：建座私人博物馆把你收藏
周勇。
广州东方博物馆是一家私人博物馆，目前展出的藏品多达600件，时间跨度长达三四千年。东方博物馆的主人名字叫周勇，他养了两只狗，其中一只名字就叫“古董”。
■“恋”人出场
周勇
做过媒体工作，当过老师，办过杂志，出过书，拍过电视剧。他早在1988年就走上收藏之路。东方博物馆是2010年周勇在广州亚运城·亚运文化村建造的，是一座从建筑设计到内部展品都堪称国内一流的私人博物馆。
■恋物故事
第一次出手就买到张大千的真迹
周勇从小就喜欢收集邮票、小刀和手电筒，但20世纪70年代能够收集到的只能是这些小孩子喜欢玩的东西，古董属于“四旧”，是要上交的，周勇那时候还很小，他清楚地记得祖母把自己的耳环缝在衣服里面。1979年以后，中国才慢慢地开始研究文化欣赏艺术，但那种文化的不自信已经波及了三代人，年轻人对文化的饥渴表现为对奢侈品的盲目追捧。那些爱马仕、L V之类的大品牌的确会讲故事，但哪一个能讲得过中国的古董、文物和字画？
周勇走上收藏之路纯属偶然。1988年，周勇通过父亲认识了黄埔十一期的黄克荣老先生，他的儿子黄明谦拿了一幅画找到周勇，说这是父亲收藏多年的一件珍品，现在因为家里住房紧张，他想让周勇在南方找个人将这幅画卖掉，改善父亲的居住环境。这是一幅张大千的山水人物画，九尺多长，对方开价10万元。周勇四处借钱筹集到了8 .5万元，黄家也忍痛割爱。这幅画经国家级鉴定专家李遇春掌眼，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买下张大千的画作几年后，有人找到周勇，让他拿到北京拍卖，起价是30万，周勇很是心动，这幅画在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放了20多天，周勇觉得不大对劲，“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幅画，不到必要时不能卖”。这幅画至今也没舍得卖。
“吃一堑，长三智”，真真假假中成为大藏家
1991年，周勇开始下海经商，他创办了广告公司，为企业做C I设计、市场调研，为政府做城市规划，在西安做项目时，他最喜欢去古玩城转悠，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周勇收藏的不少宝贝都是在西安“淘”回来的。西安也有假古董，“收藏家不买假是不可能的”，周勇也吃过亏，买过不少假的字画、瓷器，但他善于总结经验，在真真假假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鉴赏能力，一般人是“吃一堑，长一智”，周勇是“吃一堑，长三智”。与古董贩子打交道的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周勇发现，研究人比研究东西更重要，所有的卖家都会说自己的古董是祖传的，盗墓盗来的，这个时候，你要学会察言观色，从他们的神情、语气等来判断他们手中的宝贝是真是假，这是一个痛苦的淘汰过程，经历了几百个人，最后留下了几个，并和他们成为好朋友，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用“钱”来交学费。
8个月建成8000多平方米的私人博物馆
2005年，周勇开始萌发创办博物馆的念头，但建博物馆与招商引资不一样，不是说有钱就行。周勇与好几个博物馆的馆长、文化局的局长都聊过，他们说：“你不要建博物馆了，办个艺术馆就行了。”周勇不同意，“博物馆”三个字代表着一种身份和地位，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必须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鉴定的。
周勇终于等来了亚运会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东方博物馆成为政府的督办项目，为了赶在亚运会开幕前完工，周勇拿着现金当场给农民工兄弟发工资派利市。广东省博物馆盖了6年，东方博物馆只用了8个月就建成了，整个博物馆占地30亩，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比目前的广州博物馆还大。东方博物馆凝聚了周勇太多的心血，他先后去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的省级博物馆考察研究，还曾到澳大利亚的国立博物馆学习。周勇还请来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团队来打造自己的“梦幻私博”。建成后的东方博物馆简而不陋，素而不苍，周勇还亲自操刀，临摹了古今中外许多有趣的漫画，挂在博物馆的走廊里，“几千年的历史太沉重了，我想让大家轻松一下。”参观东方博物馆的路线也设计得很有意思：要进入博物馆，必须经过一段长长的无障碍斜坡，“这是一种过渡，浮躁的心情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在东方博物馆里面参观不用多走冤枉路，“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终结，你不知道艺术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艺术在哪里终结，永远流连忘返。”
亚运会结束后，周勇还一直不停地往东方博物馆里面投钱，他准备花200万把门口的白墙镶嵌上铜片。东方博物馆还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团队，里面有考古专业的硕士、博士，周勇试图研究整理出一套科学的鉴定方法，从简单的目测转向现代化的微观痕迹鉴定，用500-1000倍的显微镜寻找岁月的痕迹和变化规律。
■恋物秀场
瓷器最多，每件藏品都像自己的孩子
在周勇的诸多藏品中以瓷器最多，他按照时间顺序一一陈列，走进陶瓷展厅仿佛踏入一条时间长河，这里有4000多年前的马家窑彩陶，上面的蛙纹图案象征着人类已经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唐朝的仕女陶俑体态丰满，面若银盘；青白釉魂瓶是用来装灵魂的，古时候的人担心先人们灵魂出窍，就做了这样一种细长的瓶子放进坟墓里面陪葬，瓶子的周围还有一圈神态各异的小人；元朝时期的中国版图很大，现在的伊朗也属于中国的国土，伊朗地区出产一种钴料，用来做青花瓷特别有光泽；陶瓷展厅里面还收藏有明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清乾隆期间的手枕、19世纪的日本五彩花卉纹盘……每一件藏品都像周勇的孩子一样，他会长久凝视着它们，“这个盘子的颜色多嫩，温婉如玉，越看越舒服。”
除了陶瓷展厅以外，东方博物馆还有钟表铜器厅、百砚厅、艺术品交流厅、字画厅、临展厅。临展厅还兼具“交流”的功能，朋友们收了什么好东西，都可以拿过来摆一摆，做个小型展览，有相中的藏家可以用自己的藏品来交换。书画、铜器、瓷器代表大中华文化；端砚代表广东文化；钟表代表海洋文化。东方博物馆既能代表广东，又能代表中国，还体现出蓝色文化和内陆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