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
雍正款黄釉盅，清雍正，口径6.7cm，足径2.9cm，高5cm。
颜色釉，五彩缤纷，种类繁多，它在中国古陶瓷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颜色釉瓷，是指在瓷器的釉料中掺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从而使釉料在不同的温度及焰性中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传统颜色釉有：以铁为着色剂的青釉；以铜为着色剂的红釉；以钴为着色剂的蓝釉。历史上，许多时代都有颜色釉的杰出代表作，如宋代的青釉和钧红，明代的霁红，清代的郎窑红、乌金釉、茶叶末釉等。颜色釉与普通色釉的不同在于颜色釉的特殊烧制工艺和配方。
淡黄釉盖盒，清乾隆，通高12cm，口径18cm，足径10.6cm。
瓷上色釉，源于商代陶器黄釉。汉末晋初，创青釉瓷器。到唐代，则又创造了以黄、紫、绿为主的三彩，宋代又出现天青釉、粉青釉、红宝釉、紫宝釉和黑釉。到了明代，便有了钧红、祭红、郎窑红、胭脂红、美人醉等名贵色釉。
仿黑漆描金缠枝花果盘，清乾隆，高4cm，口径15cm，足径9cm。
明清两朝，颜色釉发展到了极致，同时皇家对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
黄地素三彩二龙戏珠纹盘，明万历，高4.4cm，口径23.3cm，足径16cm。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知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森严。
黄地紫绿龙葡萄纹碟，清光绪，高2.3cm，口径13cm，足径8cm。现藏故宫博物院。
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霁红釉胆式瓶，清雍正，高27.8cm，口径3.5cm，足径8cm。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限制了它向民间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皇帝的严格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翠青釉罐，明永乐，高8.5cm，口径8.8cm，足径12.3cm。
翠青釉是明代永乐时景德镇官窑创烧的一种色泽温润、釉色青翠如嫩竹的青釉，为永乐朝所独有。
黄釉金彩牺耳罐，明弘治，高32cm，口径19cm，足径17.5cm。
明代黄釉瓷器造型以盘、碗居多，罐则少见，且为弘治朝所独有，除双兽耳罐以外，还有绶带耳罐。
孔雀绿釉碗，明正德，高6.6cm，口径15.9cm，足径6.4cm。
孔雀绿釉亦称“法翠”、“翡翠”或“吉翠”釉，它是一种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中温颜色釉，其釉色明丽葱翠，颇似孔雀羽毛上的绿色。景德镇窑从元代开始烧造孔雀绿釉瓷器，这一色釉的出现是对我国传统的低温铅绿釉的继承与发展。
淡绿釉暗花螭纹杯碟，清康熙。
淡绿釉暗花螭纹杯碟，清康熙，杯高3.5cm，口径5.7cm，足径2.4cm；碟高1.6cm，口径12.7cm，足径10cm。康熙瓷器中杯碟成套的用具久副盛名，其中最典型的是黄釉器和淡绿釉器。此套杯碟小巧秀雅，这种淡绿釉是随着康熙时画珐琅料从欧洲的传入而产生的。
矾红地白花蝴蝶纹圆盒，清雍正，高10cm，口径18cm，足径12cm。
矾红地白花蝴蝶纹圆盒，呈扁圆形，上下子母口套合，圈足。盒内施白釉，外通体矾红彩为地留白蝴蝶纹及缠枝花纹装饰。外底青花双圈内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此盒造型秀巧，装饰新颖，堪称雍正官窑瓷器中的珍品。
仿朱漆菊瓣式盖碗，清乾隆，通高9.1cm，口径11.5cm，足径4.5cm。
仿朱漆菊瓣式盖碗是一件仿照漆器釉色的盖碗。盖内金彩书乾隆御题诗一首：“制是菊花式，把比菊花轻。啜茗合陶句，浥露掇其英。”乾隆皇帝嗜茶，常作诗品茗，在许多陶瓷茶具上都留有乾隆帝的御题诗句。
同治时期生产的“囍”字瓷器是同治皇帝的大婚用器，其中以海碗、大碗、中碗、汤碗、怀碗、黄酒碗、酒杯、羹匙、大中小盘、碟等餐具为主。这批大婚瓷器是同治七年（1868年）江西巡抚景福在景德镇为宫廷烧造的，共计120桶，计7，29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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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釉之豇豆红釉
豇豆红釉是清康熙时期创烧的名贵的红釉，是一种呈色多变的高温颜色釉。因其呈深浅变化的粉红色，有时掺杂绿斑或色晕，恰似豇豆色泽，故名。由于红釉的深浅及绿色斑点分布在不同的部位，所以又有“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美名。
豇豆红红釉瓷器成品有高下之分，上乘者称“大红袍”；略次者，釉色中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及绿苔，又称“美人醉”或“美人霁”；下品呈色暗褐，称“驴肝”、“马肺”。豇豆豇豆红釉因烧制困难，故基本无大件器物，，最高不过20cm。只能由官窑少量生产，主要有瓶、太白尊、小盂、洗等文房用具。仅供皇室内廷使用。
豇豆红釉洗，清康熙，高3.9cm，口径8.2cm，足径7.5cm。
豇豆红釉洗敛口，圈足。里施白釉，外施豇豆红釉，有绿色苔点。足底施白釉，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豇豆红釉菊瓣瓶，高20.3cm，口径5.2cm，足径4.2cm。
瓶撇口，细长颈，圆肩，肩下渐收，圈足。因近底处凸雕一周细长的菊瓣纹，故称菊瓣瓶。通体施豇豆红釉，釉色滋润淡雅，呈现出深浅变化的粉红色，其间夹杂少许绿色苔点。口沿露白色胎骨。底部施白釉，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
红釉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长沙窑。元代始成功地烧制出红釉器物。明代永乐、宣德时烧制出著名的“宝石红”釉。清代康熙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先后烧制出郎窑红、豇豆红和霁红。其中以豇豆红的烧制难度最大，在淡雅的釉色中有万千变化，人们赞其“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
豇豆红釉菊瓣瓶釉色明艳匀净，是豇豆红釉中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
豇豆红釉莱菔瓶，清康熙，高19.8cm，口径3.2cm，足径4cm。
瓶撇口，长颈，宽肩，长腹，浅圈足。外壁施豇豆红釉，通体素净，仅于颈部饰数道凸弦纹，起弦之处因釉层较薄可见白胎。内壁施透明釉，微泛绿色。外底施白釉，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豇豆红釉器外壁的铜红釉是分几次吹釉然后高温烧成的。由于釉中含有微量铜的成份，在烧成过程中会造成氧化而产生绿色的斑点，俗称苔点，掺杂在红釉色中相映成趣。康熙朝创新的莱菔瓶中以豇豆红釉为最佳，此瓶釉色匀净典雅，只在口部呈现绿斑点点，惹人喜爱。
豇豆红釉莱菔尊，清康熙，高19.9cm，口径3.2cm，足径3.9cm。
尊撇口，细长颈，丰肩，长腹，窄圈足。外壁施豇豆红釉。口部红釉夹杂少许绿苔点。颈下部凸起弦纹3道，凸起处釉层较薄，透出白色胎骨。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 三行六字款。
此器造型轻灵秀美，修胎规整，釉质匀净光亮。
莱菔尊又称萝卜尊，系清代瓷器流行器形之一，因其形状类似萝卜，故名。此造型另有天蓝釉、苹果青釉等品种。
清代康熙朝晚期景德镇创烧的豇豆红釉属于高温铜红釉，它是各种铜红釉器物中最精妙的一种。清人洪亮吉（1746—1809年，号北江）曾作诗赞誉其釉色“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豇豆红釉瓷器常见有太白尊、石榴尊、菊瓣瓶、柳叶瓶、洗、印盒等小件器。
中国的古代四大颜色釉瓷器
颜色釉瓷器在明代和清代让中国瓷器发展达到艺术品巅峰，尤其是斗彩、珐琅彩、粉彩以及青花瓷成为中国古代瓷器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成为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的代表。
1、青花瓷国的青花瓷素来备受收藏者们的青睐，在大型拍卖会上，经常以百万元成交。明代永乐和宣德年间是青花瓷的黄金(182,-0.29,-0.16%,吧)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青花瓷精品，但由于传世数量不多，量少而质精，因而市价惊人。
中国古瓷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器多为小型饰品及日常生活一类，图案多为龙凤、缠枝莲、云鹤、花卉、山水等题材，做工精细、纹饰秀雅，也是人们钟爱的收藏品。
2、斗彩
斗彩是由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绘结合而成。斗彩容易和五彩混淆，其实要分清两者并不难。斗彩的所有花纹皆经过青花勾勒轮廓线，再经色料添入轮廓线内，而五彩中的青花只当作青色使用，色料外围没有轮廓线。
所有斗彩器中，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器最为珍贵，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烧造斗彩必须入窑两次，增加了烧制成本，而且破损率高，一般只有官窑才会不计成本地制造。清代雍正、乾隆两代的斗彩也很出色。近年的拍卖市场上很少见到成化斗彩器，清三代的斗彩器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为众多人争相收藏。
3、珐琅彩
珐琅彩瓷的色彩稳定、鲜艳，画面表现细腻、层次分明，造型多以碗、盘、罐为主。现今传世的珐琅彩数量稀少、烧制精美，以清代雍正、乾隆为鼎盛时期。
4、粉彩
清代的制瓷业，在中国传统的斗彩工艺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粉彩，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华丽的风格，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古瓷器的特征：五代时期的青瓷和白瓷
如果说，唐朝之前的景瓷生产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那么唐末，五代之后的景德镇瓷器生产就有充足的瓷器实物证明了。本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市区的黄泥头、白虎湾、胜梅亭、盈田等地发现了很多的五代窑址，挖掘出了大量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确切地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的瓷器是青瓷和白瓷，而且以青瓷为多。这个时候生产的瓷器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
瓷胎有厚有薄，釉色是被称为"蟹壳青"的青釉，近似越窑的色彩，有些瓷器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唐末，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洁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超过越窑，冠于当世。
明代的瓷器
明代是景德镇瓷业生产飞快发展时期，而且成为全国制瓷行业的中心，不论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等方面，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就装饰而言，除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问世，发展势头很快。《中国陶瓷史》就曾指出："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品种上，明瓷异彩纷呈，这个时期又创制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画，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
明代景德镇建立了官窑，所以这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分成官窑和民窑两种，官窑为皇家制造宫廷用瓷；民窑的粗瓷供应广大群众，细瓷则供中上层地主富商所用，同时运销国外。商祚繁盛，甚至现"官民竞市"的局面。制瓷人员多达10万多人。
清代的瓷器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明代的工艺和品种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许多发明创造。青花瓷的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烧炼中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色彩奇幻，斑烂绚丽的"窑变"花釉等等。其他如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缸豆红最为著名。
唐窑和唐英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颜色釉瓷器在清朝分等级使用，限制了颜色釉向民间发展
颜色釉色瓷器在清代是有着严格的等级的，尤其是黄釉瓷器，民间是不能使用的，作为生活用瓷，清宫对黄釉瓷的使用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皇室内部对黄釉瓷器的使用也有着详尽的规章制度。清代规定，里外黄釉龙纹为皇帝专用。 因“黄”“皇”同音，黄釉瓷器为帝王之家专用。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然限制了颜色釉向民间发展，但由于皇家的严格要求，也促使了瓷器的更加精工细作，颜色釉瓷器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清代帝王对颜色釉色瓷器控制的多严格清代帝王对颜色釉色瓷器控制的多严格？清代对颜色釉色使用从皇帝到嫔妃有严格的规定，并制定法典。
清乾隆《国朝宫史》卷十七“经费一·铺宫”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地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答应用各杂色瓷器；皇子、福晋用各色瓷器。”
黄釉瓷器在清朝的使用仍然有着严格的规定。到了康熙时期，民间已不许私自生产黄釉瓷器，黄釉瓷都是官窑器。这些黄釉瓷的用途主要包括生活用瓷、祭祀用瓷、以及陈设欣赏瓷。
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据《国朝宫史》卷十七载，器物里外都施黄釉者，除帝、后外只有皇太后能用。
嫔妃级别的日用瓷：蓝地黄彩云龙纹盘
蓝地黄彩云龙纹盘尺寸：高4.2厘米，口径25.2厘米，足径16.2厘米
蓝地黄彩云龙纹盘撇口，弧腹，圈足。盘内外蓝釉上黄彩绘云龙纹，龙画得霸气十足，龙头威武凶猛，龙身遒劲、富弹性，龙爪刚劲有力。外底白釉作青花双圈“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款字瘦长俊逸。据《国朝宫史》卷十七载，蓝地黄龙器是嫔妃级别的日用瓷。
贵人用绿地紫龙器：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碗
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碗，清雍正，高6.5cm，口径15.1cm，足径5.4cm。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碗碗内及圈足内均施白釉。外壁绿地紫彩海水云龙纹装饰。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线圈。两件馆藏清代颜色釉瓷器
历史悠久的河北大学博物馆成立于天津工商学院时期，其前身是著名的法国天主教神甫桑志华于1914年创立的北疆博物院，目前馆藏有两件清代颜色釉瓷器。众所周知，清代时期为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又一个黄金时期，青花、彩瓷、颜色釉为其三大品类。这其中，青花已然成为主流，而各类彩瓷和颜色釉的烧成及复烧也为彼时制瓷工艺的突出成就。下面就对这两件藏品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颜色釉指的是在釉料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在一定的温度与气氛中烧成，会呈现不同色泽的釉，称为“颜色釉”。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土坯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蟮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后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这段话足以说明当时颜色釉的特点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总之清代颜色釉瓷器与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及粉彩等各式瓷器相比，也许少了些人工匠意，但丝毫不显单调：红色的奔放热烈、黄色的尊贵雍容、紫色的神秘魅惑、蓝色的宁静深沉……再加上种种丰富莫测的窑变，充分显示出其釉质的纯净典雅、釉面的晶莹温润，令人叹为观止，心向住之！可以说，颜色釉正是以其不加雕琢的天然意趣，通过自然的工艺变化、配以适应的完美造型，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
清雍正蛋黄釉小碗（图1），为国家一级文物，高3.6、口径9.7、底径4.35厘米，敞口，弧形腹，圈足。外施蛋黄釉，内施白釉，胎体薄如蛋黄，透光可见外壁之黄色。碗底青花楷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此碗的制作过程是先烧出精致的白瓷小碗，然后采用喷釉的方法将釉浆均匀地喷射其上，复入低温炉烧成，透明如玉，制作精美，为清代黄釉瓷的典范之作，弥足珍贵。
黄釉瓷器一般是氧化锑为呈色剂创烧出来的低温锑黄釉，康熙时锑黄就已经作为釉上彩料广泛用于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因为这种黄釉的色彩比传统浇黄釉更为清净淡雅，所以被称为“淡黄釉”，又由于极像蛋黄之色，因此也被称为“蛋黄釉”。
因“黄”“皇”同音，黄釉瓷器为帝王之家专用。此件蛋黄碗应是皇贵妃所用之物，据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尊卑有别，不得僭越。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然限制了颜色釉向民间发展，但由于皇家的严格要求，也促使了它更加精工细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清乾隆茶叶末釉贯耳六方瓶（图2）：通高约46、直径约30厘米。六方瓶又称为六棱瓶，明中晚期以后逐渐流行的瓶式之一，因瓶体作六棱形而得名。此瓶瓶口外撇，束长颈，颈饰双贯耳，折肩，弧腹渐收，六方形足微外撇，足端宽平，造型庄重。底款为“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茶叶末釉为我国古代铁结晶釉中重要的品种之一，以氧化铁为呈色剂，属高温黄釉，釉色黄绿掺杂似茶叶细末，绿者称茶，黄者称末，古朴清丽，耐人寻味。清寂园叟《陶雅》云“茶叶末以滋润，鲜明，活泼，三者为贵矣！茶叶末黄杂绿色，娇娆而不俗，艳于花，美如玉，范为瓶，最养目。”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也说“各种黄色，若和黑、绿二色者，则名茶叶末，茶叶末导源最古，一为纯正之茶叶末，一为不纯之茶叶末，不纯正者，或偏于黄，或偏于绿……”。茶叶末釉的烧成难度较大，低温阶段一直用氧化气氛烧制，等到了980℃左右时，若转为还原气氛烧制，则发墨绿色晶点俗称“蠏甲青”，若继续氧化烧成则发黄色晶点俗称“鳝鱼黄”。个别有的挂古铜锈色，具有青铜器的沉着色调，常被用来仿古铜器，称“古铜彩”，庄重肃穆、沉稳大方，深为世人及藏家喜爱！
河北大学博物馆的这两件藏品，称得上是清代颜色釉瓷器中的精品。
唐恭陵出土的各种颜色釉陶瓷
唐恭陵出土一批颜色釉陶瓷非常精美，有蓝色有陶罐，有黄色釉陶瓷瓶，釉陶各有特点，主要为蓝、红、绿、白四种单色釉。
唐恭陵出土的蓝釉长颈瓶高25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8.6厘米。喇叭形口，沿略翻卷，圆唇，长颈束腰，丰肩鼓腹，矮圈足微侈。器身施蓝釉，底部露胎。瓶口卷沿上留有3个小圆形支钉烧造痕迹。这种形状的长颈瓶是唐代较为典型的流行样式，具有一定的西亚风格，其材质既有供上流社会使用的金银器，也有供皇室贵族陪葬用的三彩器。此器造型简练秀美，是唐代釉陶中的精品，代表了唐代的艺术风格。
恭陵出土的唐代绿釉盘口壶(唾壶)高17.1厘米，口径9.3厘米，底径11厘米。盘口微侈，卷沿圆唇，短颈略束，溜肩，下腹鼓大，矮圈足，大平底。壶口内有3个细长条状的小支钉烧痕。器施绿釉至圈足，底足露出白色陶胎。这件盘口壶肩部无系，造型独特，丰满大方，符合唐代雍容华贵的风格。
恭陵出土的红釉盖罐通高32.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1.5厘米。侈口，卷沿，圆唇，短颈微束，丰肩，鼓腹下收，平底。上承覆碟形盖，盖顶置宝珠钮。器身与盖均施红釉，不甚及底，有露胎现象。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的作用有关，同时亦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唐恭陵俗称“太子冢”，亦称“孝敬皇帝陵”，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东北2.5公里处的景山之巅，系唐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墓(图1)。它是我国唐代陵墓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也是中原地区现存唐墓中规模最大和规格最高者，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李弘，字宣慈，永徽三年(652年)生于唐长安城感业寺。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弘封代王。永徽七年正月初六，原太子李忠被废，改封梁王，年仅4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正月十七，高宗大赦天下，这一年的年号也由永徽改为显庆。李弘少小即参与朝政，曾多次受命监国，忠厚仁孝，谦虚谨慎，颇具政治才干，深得高宗和大臣们的喜爱。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随唐高宗、武则天游幸东都洛阳时暴薨，年仅24岁。关于李弘之死，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有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也有说是因病暴亡的。究竟真相如何，后人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李弘之死，高宗万分悲痛，并且诏令天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是为恭陵，还亲自为其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
唐恭陵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整个陵区面积31万余平方米。陵园坐北朝南，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均为440米。陵园四周原有神墙、神门和角楼建筑，现遗留门阙台基及角阙基址。恭陵地面现存19件石刻，雕工精细造型生动，堪称唐代石刻艺术瑰宝。灵台封土夯筑，高耸于陵园中部，平面呈长方形覆斗状，高22米。在其东北方向50米处，有一方锥形土冢，残高13米，俗称“娘娘冢”，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
1998年春节期间，一群丧心病狂的盗墓贼趁夜深人静之时闯入唐恭陵陵园，用炸药将哀皇后陵寝墓道炸开，从一个壁龛中盗出珍贵文物60余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所幸案件很快破获，文物悉数追回，主要案犯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侦破后，追回哀皇后墓中被盗的61件国宝，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进行鉴定。看着这些文物，专家们不由地惊呼起来：“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此后，文物部门又在被盗场地抢救清理出土文物侣9件。这250件文物中，有蓝釉、红釉、黄釉、绿釉、白釉、三彩、彩绘、鎏金等各色陶瓷器，精美绝伦，皇家风范，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初唐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其中，釉陶器物尤为重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从清朝的督窑官谈颜色釉瓷器
清代的御窑多以督陶官吏的姓氏称呼，康熙时著名的有臧窑、郎窑。雍正时期有唐窑。清代颜色釉瓷器中最出名的郎窑红和胭脂红。
。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康熙帝派工部郎中臧应选到景德镇御窑厂驻厂督造，主要为宫廷烧造颜色釉瓷器。颜色釉瓷器因为有用于祭祀使用的颜色，所以特别受到宫廷的重视。在臧应选督陶的七年中，御窑厂官窑也称为“臧窑”。颜色釉瓷器品种有蛇皮绿、鳝鱼黄、鲜红釉，尤以乌金釉最为名贵，是黑釉中最莹亮的一种名贵瓷。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等瓷器也很值得收藏。雍正、乾隆时都有生产，以景德镇乌金土入釉配制，含铁量最高达13.4%。不同于一般的黑釉，乌金釉中还含有一定的锰和钴，以康熙器最著名。黑色，五行中象征水，用于祭奠北方。
康熙四十四年到五十一年间（1705-1712），郎廷极任江西巡抚兼景德镇督窑官，称郎窑。郎窑的最大成就是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成功，把两百多年前明代中期就失传的烧造技术又恢复起来，您看观复藏“清康熙郎窑红釉长颈瓶”。
豇豆红是康熙晚期烧制鲜红釉时偶然发现的，也称“乳鼠皮”、“美人醉”，不见大器，一般高不过24厘米。康熙后失传，数量很少，极其珍贵。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100多件，比国内的总和还多。看故宫藏“康熙豇豆红釉菊瓣瓶”。苹果青或苹果绿釉是铜红釉的一种窑变，由于烧成的气氛发生变化，釉中的铜大部分被氧化而形成深浅不一的绿色，酷似新鲜苹果，故名。
雍正乾隆朝因为唐英督窑28年而超越两宋、元明达到第三次高峰，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时期的颜色釉如黑、酱、绿、青、蓝、红、白色烧制的都极为纯正，而黄色釉又有用锑呈色，称柠檬黄，看观复藏“雍正柠檬黄釉内粉彩折桂纹碗”。雍正时期创烧的胭脂红釉是以吹釉的方式用金呈色的，看观复展出的“乾隆胭脂红釉胆瓶”，真是美轮美奂。唐窑的烧瓷艺术已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境界，各种颜色釉更让人眼花缭乱。
郎窑督陶官郎廷极郎窑是指1705—1712年（康熙四十四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出产的瓷器。郎窑以模仿明代宣德和成化窑器而著称。郎窑的青花白地盘，人“以为真宣也”；郎窑的脱胎极薄白碗，“与真成毫发不爽”。郎窑仿制的宣德、成化制品，几可乱真。尤其以仿制明代宣德宝石红釉最为成功。人们习惯称人为“郎窑红”。郎窑红有两种，一种深红，一种鲜红。色泽鲜丽浓艳，不仅完全恢复了明代的祭红，而且超过了祭红。因像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法国人称之为“牛血红”。郎窑红釉透亮垂流，口沿处因釉层稀薄，铜分子在高温下容易挥发、氧化，现出一轮白线，俗称“灯草边”。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越往下，色泽越浓艳鲜亮，至底部旋削，使流釉不过足，因此有“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郎窑五彩，由古彩发展到粉彩，创造了珐琅彩，发展了素三彩。素三彩是指不用红色，而以黄、绿、紫等色为主要色调的彩瓷。素三彩在明代已问世，至正德时已很精致，清代康熙时素三彩由黄、绿、紫三色增加了蓝彩，色彩更加丰富多变。珐琅彩又名瓷胎画珐琅。珐琅彩是从国外引入的彩料，颜色稳定，便于绘制精细的彩图，由于彩料较厚，使色彩更富有立体感。珐琅彩创始于康熙时期，至雍正、乾隆时期，其制品更为出色。粉彩是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制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它也是创始于康熙时期，而至雍正、乾隆时期才臻于完善。
唐窑督陶官唐英
（1682—1756），字俊公，又字叔子，晚号蜗寄老人，是清朝雍正、乾隆时期最著名的督陶官。唐英的一生，虽不传奇但颇可圈点，尤其是作为清朝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督陶官，在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文化的发展以及这一时期陶瓷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雍正六年（1728）十月，京城已是秋风飒飒，而南国暑热的余威尚在。此时以内务府员外郎头衔，驻景德镇御窑厂署，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的唐英初到景德镇，舟车劳顿与气候差异自然不在话下，这个时年四十七岁的北方汉子，内心既充满豪情又略带忐忑。当时名义上的景德镇督陶官年希尧远在千里之外的淮安，身为协理督陶官的唐英实际上是景德镇真正的管理者。从此，有着千年产瓷历史的瓷都与他这个由雍正皇帝钦点的协理督陶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
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在明清之前瓷器的釉色比较单一，主要是青瓷、白瓷等单色釉瓷器为主，釉色与纹饰是中国古代陶瓷领先世界的主要特点，尤其到了清代瓷器颜色和瓷器品种达到顶峰出现了五彩瓷器、粉彩瓷器等颜色。那么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有哪些，经历了哪些颜色的变化和传承发展呢？
釉色是陶瓷的外衣。古人的聪明才智让白作为起点，黑作为终点，五色杂陈其中。这一手段让陶瓷一天天地漂亮起来，也让陶瓷更加实用。换一种角度解释陶瓷的成因，并充分展示瓷之色带给人们感观上的神奇变化。
白釉
明永乐 甜白釉僧帽壶明永乐 甜白釉僧帽壶
大约在北齐，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唐代邢窑白瓷撑起了半壁江山；五代到北宋白瓷以邢窑、定窑为代表；凭借景德镇洁白如雪的高岭土，元代的枢府釉、明永乐的甜白釉，均领一时之风骚。17、18世纪，福建德化白瓷异军突起，大量出口欧洲各国，“中国白”之名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
黑釉
唐代 黑釉贴花执壶唐代 黑釉贴花执壶
黑瓷早在东汉就已出现。东晋的德清黑釉率先举起一面大旗，至唐代黑釉烧造已不再有技术障碍。宋之黑釉首推建盏，其原因在于宋代饮茶习俗的改良。在大环境影响下，辽金元的渔猎文化中也见黑釉。康熙一朝，景德镇烧造出著名的黑釉——乌金釉。以质量论，乌金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青釉
南宋 龙泉窑莲瓣碗南宋 龙泉窑莲瓣碗
宽泛地说，商代已出现原始青瓷。唐代越窑青瓷被茶圣陆羽誉为如冰似玉，并最终成就了传奇的秘色瓷。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都属青瓷；此外，北方耀州青瓷和南方龙泉青瓷堪宋代民窑青瓷之代表。清代青釉按色差由深及浅，可分为豆青、东青、粉青。单用一种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
酱釉
北宋 定窑酱釉（紫定）渣斗北宋 定窑酱釉（紫定）渣斗
严格意义的酱釉在宋以前未见实物，仅见褐釉。宋代酱釉迅速崛起，定窑中有名为“紫定”的品种；耀州窑亦大量生产酱釉，与定州酱釉在颜色上近似，但略显清亮。明代酱釉少见。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烧造酱釉，因使用紫金土，得名为“紫金釉”。至此，酱釉获得了其历史上最高的地位。
黄釉
明成化 黄釉暗刻龙纹碗明成化 黄釉暗刻龙纹碗
汉代的铅黄釉首开黄釉装饰之先河。隋唐黄釉分两类，低温以三彩为主，高温以寿州窑黄釉为代表。辽代尚可见黄釉，而宋金元时期少见。按传统说法，明代黄釉以弘治"娇黄"首推第一。明清各朝将官窑黄釉的标准烧造延续下来，成为皇家规范。内外普施黄釉的瓷器被尊称为"黄器"，又称"殿器"。
红釉
清康熙 郎窑红釉梅瓶清康熙 郎窑红釉梅瓶
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红釉；宋代钧窑之玫瑰紫色在当时可算最红的颜色；而真正意义的纯正红色诞生在元代。明代红釉首推永乐的“鲜红”和宣德的“牛血红”。清代红釉除大名鼎鼎的“郎窑红”外，还包括祭(霁)红、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盖雪红、窑变红等等。
绿釉
清康熙 苹果绿釉梅瓶清康熙 苹果绿釉梅瓶
两汉及唐、辽重视厚葬，绿釉大部分充当了冥器角色。宋金绿釉首推定窑，称为“绿定”。元明时期对绿釉态度淡漠，直至清代康熙中期，郎廷极创烧著名的“郎窑绿”。清代绿釉包括瓜皮绿、湖水绿、苹果绿、葱心绿、松石绿等等。此外，孔雀绿釉属于一种特殊的绿釉，又称“孔雀蓝”，色彩独特。
蓝釉
清康熙 霁蓝釉药钵清康熙 霁蓝釉药钵
唐代早期的三彩上首次出现了蓝色，入宋后则只有钧窑的天蓝釉可以贴近。元代景德镇重新以钴为呈色剂，烧造出纯正的蓝色。明代蓝釉以宣德朝的“宝石蓝”、“雪花蓝”最为著名。康熙时期的霁蓝、天蓝、月白，其釉色依次减淡。康熙朝复烧“雪花蓝”，雍正朝创新“青金蓝”，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釉
清雍正 仿官釉花口尊清雍正 仿官釉花口尊清雍正 仿官釉花口尊
唐代邢窑之“盈”字白瓷与越窑之“秘色”青瓷，是官釉瓷器的开端。北宋汝窑与官窑出现的灰蓝色调，标志着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形成，这一标准延续至南宋之官釉及宋末元初之哥釉。明清时期，景德镇以青花、彩瓷占据了官制瓷器的领地，宋以来形成的官釉理念就此基本终止，仅烧造少量仿制品，供宫廷怀旧。
色斑
清乾隆 桃花洞观音瓶清乾隆 桃花洞观音瓶
唐以前，陶瓷不见标准意义的色斑作品，仅见点彩。入唐后色斑作品大增，统称为“花瓷”。宋金磁州窑在黑釉之上以大片色斑装饰，称为“铁锈斑”；钧窑的民窑系统亦出现大量色斑作品。元代龙泉窑发明以褐斑装饰青瓷，日本称为“飞青”。清代康熙时期的“虎皮三彩”、乾隆时期的“桃花洞”，均为创新品种。
仿生
北宋 绞釉钵北宋 绞釉钵
唐代绞胎、绞釉陶瓷的诞生，使人工之器向着相反的自然美学追求迈出了一步。宋代之兔毫、油滴、玳瑁、鹧鸪斑，以其高度审美层次，为仿生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清代乾隆时期是仿生瓷的高峰，出现了仿木、仿玉、仿竹，仿石，仿古铜，仿剔红，仿金银等等。乾隆朝的仿生瓷已由仿釉至仿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明代民窑颜色釉瓷之七蓝釉
蓝釉又称：霁青、霁蓝、积蓝、祭蓝、宝石蓝等。我国传统的蓝釉，都是钴土矿除含氧化钴外，还含有氧化铁和氧化锰。《景德镇陶录》中：霁青釉系“用青料配釉而成”。采用这种青料配成的高温石灰碱釉，生坯施釉，在1280℃～1300℃的高温下一次烧成。其特点是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呈色比较稳定。
最初，蓝釉是以一种低温铅釉出现在唐代的三彩器上。而南宋龙泉窑石灰碱釉的研制成功，在技术上为元代蓝釉的孕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窖藏出土的三件蓝釉金彩器、安徽省歙县窖藏出土的蓝釉爵杯、江阴市博物收藏的长泾夏观墓出土的蓝釉淋洗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蓝釉白龙纹盘、扬州文物商店征集扬州博物馆收藏的蓝釉白龙纹梅瓶，以及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元代蓝釉品种，都足以说明，在元代，蓝釉已烧制的相当成熟。
进入明洪武时期，珠山御窑厂根据皇宫的需要，大量烧造釉里红、青花，以及类似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外酱釉里蓝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外蓝釉里红釉、外红釉里蓝釉、外褐釉里蓝釉等，所谓“二色釉”的器物，却始终未见到通体里外施纯一蓝釉的实物资料面世。民窑方面，就目前所见的器物而言，无论从材料的运用，到制作工艺，都足以证明，饱经战争创伤的制瓷业，尚处在恢复阶段，无能力生产出包括中上层地主、官僚、富贾等需要的产品。因此，洪武时期民窑的生产，仅能满足下层百姓的一般需求。简言之，像蓝釉器这种上档次的产品，在民窑中很难见到。
永乐时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御窑厂的制作工艺日臻娴熟，花式品种不断翻新，瓷器质量精益求精，使明早期瓷器生产向着新的高峰迈进。而民窑在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条件下，紧随其后，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然而，在如此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优越的创造气氛围中，至今尚未见到能被确定的永乐蓝釉完整器的倩影。是永乐帝本人“尚白”而避讳蓝色？还是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掘尚未发现？抑或人们对永乐蓝釉器的认识仍处在模糊阶段？扬州市缺口工地上，曾出土过一批明早期民窑蓝釉器，由于未经过科学的发掘，错失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宣德时期蓝釉器的烧造在继元代以后，发展到了顶峰。《南窑笔记》有：“宣窑……又有霁红、霁青、甜白三种，尤为上品。”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加之，其色深者多泛黑，浅者多泛白，均明亮如蓝宝石，又有“宝石蓝”之称。
从器型上看，官窑器有：盘、碗、卤壶、高足碗、僧帽壶、罐等。民窑中则以盘、碗等生活器皿为主，罐类等立体琢器次之。在施釉方法上，官窑盘、碗圆器类有内外施蓝釉，也有外蓝釉内白釉者；民窑器亦然。官窑器里白者，器壁上常印行龙纹；内外蓝釉者，器内壁常刻暗行龙纹。而龙纹在森严的戒律中，只代表皇权，民窑器上是绝对禁止的，因此，民窑器均光素无纹。扬州市缺口工地宣德地层中出土的民窑内外施蓝釉小碗残件，撇口，腹部丰满，器面光素无纹；壁内自上而下渐厚，圈足为外敛内收式，足内施以青白釉，釉面平切，外侧斜刮削，露胎与釉结合边缘留有火石红痕。所施釉质肥腴，有橘皮纹；釉色与官窑器相比，蓝中略偏灰暗，但也有颜色较浓艳者，口沿处同样有一道所谓“灯草口”白边，不若官窑器醒目。再者，外蓝釉内白釉小罐残件，在民窑中见之甚少。此器颈短，几乎成直口，丰肩，小圆唇，腹下敛。浅圈足砂底，留有火石红痕和黑褐色斑点。口沿采用蘸釉、器身浸釉的施釉方法；在高温中口沿色釉垂流，呈淡蓝偏灰，而颈部折角处与器身颜色浓艳，近足部聚釉蓝中偏黑，釉质肥厚，滋润亮洁，显橘皮纹。器内所施白釉，稀薄清澈，将胎上旋痕、缩釉点和杂质表现的一览无余。
此外，宣德蓝釉器在元代蓝地白花品种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风格特色的作品，其纹饰所反映的内容，较元代更贴近生活，更丰富多采。而民窑制作则根据自身的特点，采用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装饰手段，既省略了工艺上的繁琐，节省了成本，又达到了美化瓷器的作用，创作出外蓝釉内青花器。在扬州市缺口基建工地，宣德地层中出土了外蓝釉内青花盘残片，此盘为收口式，浅弧形壁，矮圈足。外施蓝釉与浓郁的官窑釉色相比，略显幽淡。其釉质莹润，口沿刷浅褐色酱釉。盘内釉白中偏青，近口沿处用两道青花弦纹为饰，盘心绘青花花卉纹，用笔厚重粗犷，外加两道弦纹。底足为外敛内直壁式，足端平切，外侧斜刮削，底足内施白中显青釉，釉与足端露胎结合处，有一道火石红痕。
由于有丰富的官、民窑残件进行认真细致的对照、比较，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明初官窑使用的“官土”麻仓土，土质细腻，淘炼纯净，所见窑器断面，胎土缜密洁白，无杂质，无空隙。民窑则土质粗劣，淘炼不精，胎土虽紧密，但白中略偏灰，有明显的杂质、空隙和二次氧化产生的火石红痕。2、官窑釉料煅炼较纯，因此，附着在器物上呈现均匀，肥腴润泽。民窑虽欲以追求宝石蓝之效果，但究其工艺尚不能和官窑等同，故釉色不如官窑浓郁深沉。3、官窑器型规整，尤其在每个细部的处理上，细致入微。如：足端处理较为圆润；圈足施釉到底，有的器物甚至置于桌上看不见圈足的露胎处。而民窑则在施釉后的足端外侧斜刮削，以防釉垂流黏砂或粘接窑具；足端平切或修削后仍见棱角。4、官窑盘、碗类圆器，烧成后口沿留有一线醒目的“灯草口”白边。而民窑有的留有不甚明显的白边，有的则与青花、白釉等品种一样，喜用浅酱釉装饰口沿。5、官窑器多署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双线圈，也有同式的锥刻款，而民窑器则不署款。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蓝釉器，按古文献记载应有烧造。但苦于目前考古发掘和墓葬出土资料甚少，因而，即便是传世中的三朝器，在没有确切标准器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排比加以甄别。
成化时期仍烧造蓝釉器，从传世品中，官窑外蓝釉内白釉，内外蓝釉和蓝釉白花器均有。而民窑器则在扬州市缺口工地，成化地层出土的诸品种中，仅见外蓝釉内白釉碗。此碗与扬州博物馆所藏的1978年扬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碗形相同。造型精巧俊秀，碗口沿外撇，壁微弧，圈足小而呈外敛内收式，足修削较圆浑，外施蓝釉至圈足端，其处理方法与宣德官窑器相类，釉色蓝中偏黑，釉质滋润光亮。碗内白釉偏青，有缩釉点，碗心略下塌，致使底部微凸出。底面施白釉与碗内釉色同。此碗是目前出土地层较为明确的成化民窑器，作为单色釉瓷的实物资料，应得到足够重视，并加以研究。
弘治、正德时期的蓝釉器，官窑中较多的造型为盘、碗、壶、罐、炉、梅瓶等祭器，釉面光洁，釉面蓝中泛黑，显得较凝重。而民窑器中，外蓝釉里白釉小罐较常见。大多数为颈丰口敛，圆肩，腹下收，挖足砂底，外撇足，胎体渐厚，制作不够规整。釉质肥润，釉面亮泽，无橘皮纹。釉色蓝中闪灰，也有颜色深沉浓郁者。内施白釉不匀，足部露胎处及砂底有火石红痕。此外，还有蓝釉露胎品种，如：蓝釉露胎鱼藻纹罐等。其装饰工艺是：先在胎上刻出图案，施釉时将其留出。烧制后，经过二次氧化，胎中氧化铁呈现在露表面，变成火石红色。使美丽的图案在深蓝色背景衬托下，越发耀眼夺目。而从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白地刻花填绿彩龙纹碗来看，至迟在明代成化年间，这种表现手法已运用到官窑瓷器上，所不同的是，烧制后的露胎部分，被填上低温绿彩，再经过炉中烘拷而成。同样，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弘治、正德时期，此技法在官窑、民窑器中被广泛使用。笔者在景德镇古窑址考察时，目睹弘治时期民窑采用同式工艺的青花绘水藻、露胎为鱼纹的卧足碗。此式碗在南京、扬州、泰州等古城遗址中均有残件出土，且数量较大。与同期白地刻花露胎不加彩官窑盘、碗同理；其纹饰红白相间，相得益彰。因此，难以想象在表现手法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将蓝釉露胎器确定年代为嘉靖，似乎不太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笔者认为，就此应该加以认真研究探讨蓝釉露胎器的界定问题。
正德时期的民窑蓝釉器，较多见的是一种撇口，小折腰碗、酒杯。此器外施蓝釉，呈色青中泛黑，不纯净，有混浊感，釉质肥厚；器内白釉泛青，釉表光亮莹澈；器口沿釉淡泛白。碗足露胎处修削平齐，底面施酱白釉；酒杯为浅圈足并向里收敛，底面釉用笔随意点涂。上述二器都有跳刀痕和塌底现象；有的足心似乳状突起，圈足端留有切削的棱角或刮削痕，并伴有黏砂。除蓝釉外，青花中也有同式造型。
嘉靖、万历时期，官窑烧造的蓝釉器型品种繁多，有：盘、碗、执壶、瓶、罐、洗、炉等。由于使用“回青”料作为色釉，故釉色浓处泛黑，稍浅处泛灰，但也有颜色较浓艳者。扬州文物商店提供给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民窑通体蓝釉大碗，即是一例。其碗撇口，壁微弧，腹下敛。圈足高呈外敛内直壁式，足内施白釉。口沿刷一圈深褐色酱釉，釉面光亮匀洁，釉色纯正浓郁。器型规整，胎体坚致细密。足端处理圆润，无火石红痕。除圆器外，民窑中尚生产琢器，如：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蓝釉露胎麒麟纹执壶，高22.4cm，口径4.9 cm，器物胎体厚重，通体施蓝釉，釉面厚薄不匀，釉面晦暗。壶内及底部施青白釉。颈部细长，溜肩，腹侧扁，两侧面凸如鸡心。露胎桃形开光中，一麒麟顾首蹲伏，肩部饰有火焰纹。圈足露胎处，修胎不规整，有明显的黏砂现象。再则，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蓝釉露胎梵文板耳三足鼎式炉，造型仿商周青铜器，直口，圆腹，口沿两侧饰竖耳，炉底承三柱形足。外壁及耳、足施蓝釉，炉内施白釉。炉腹部饰露胎灵芝纹、珊瑚纹、梵纹。由于采用覆烧方法，将口沿倒置于窑具之上，故口沿露胎处为一圈火石红色，其色与口沿刷酱釉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苏州博物馆也收藏有与之同造型、同釉色，纹饰为麒麟纹的鼎式炉。那么，除蓝釉露胎梵文、麒麟纹三足板耳鼎式炉外，陪葬器皿中常见有：蓝釉筒式三足炉、蓝釉带盖小罐，蓝釉蒜头瓶和蓝釉堆塑露胎蟠螭纹蒜头瓶等出土。这类陪葬品一般尺寸较小，在10cm左右，但偶有稍大尺寸者。值得一提的是：蒜头瓶在本朝窑器中，除蓝釉外，还有青花、五彩，釉里红等品种，而它的形制，却是源自陕西省咸阳战国秦墓中出土的青铜蒜头壶。采用堆塑艺术，在瓶肩、颈部装饰蟠螭纹，明代最早见诸于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大村俊先生提供给耿宝昌先生的落有“天顺五年秋九月吉日题”纪事款的青花缠枝牡丹堆塑蟠螭纹直口荸荠式瓶。这两款型制对嘉靖朝的官窑、民窑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代表作：官窑是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釉里红堆塑蟠螭纹蒜头瓶最具有特色；民窑中则采用同期最常用最具特色的露胎装饰工艺。
万历时期，民窑除流行上述酱釉白花器外，蓝釉白花器也同为时尚，如：蓝釉地白龙纹钵式三足炉，其造型、纹饰、制作工艺均与酱釉白花器同式，所不同的仅是釉色而已。此外，还有一种外蓝釉内白釉碗，其釉色与同期蓝釉相类，而碗的底部处理上出现了“返祖现象”，器底为无釉砂底，胎质细腻缜密，有明显旋坯痕和跳刀痕，足墙宽厚，足端外侧刮削留有棱角，足端斜削，“出现了通常认为是清代康熙时才有的那种斜削式细砂拱壁底”。此类碗在传世和出土中，尚为多见；而且诸同仁普遍将之确定为明代天启物。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记述了1982年河北省文物展览会上，有一件明万历四十五年墓葬出土的青花白菜小碗，其工艺与之同式，为我们断代提供了准确依据。借此，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器物年代，确定为万历晚期至天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