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瓷器的收藏与鉴别。
陶瓷行当里有一种奇特且泾渭分明的文化现象，很是耐人寻味。商界精英，大多喜欢一掷千金投资收藏明清官窑青花彩瓷;而美学修养高深的文人、画家、艺术家等，独偏爱老窑瓷器、高古陶器、远古彩陶。有人说，收藏陶瓷，能赏玩到老窑瓷器是高雅，能赏玩到远古陶器便是有境界。也有人认为，明清瓷器继承了千百年高度发展的陶瓷技艺，有了更多创新，作品也更有艺术价值。
其实，无论是老瓷还是明清瓷，作为收藏品，瓷器的价值不仅包含了艺术价值，还包含历史纪念价值与工艺价值。瓷器承载着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物证，尽管历史时期不同，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瓷器都是珍贵的。
相比之下，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无疑是漂亮的，摆在架子上的光彩肯定是高古陶器所没有的。作为装饰性的收藏，其备受商界精英关注。有了这份夺人的美丽，有了这批重量级藏家的关注，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增值快也就是必然了。
但作为美学艺术收藏、修身养性收藏、人文精神收藏，收藏老窑瓷器和高古陶器，则比收藏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更有艺术品位，更有人文价值。这两种藏家群体选择上的泾渭分明，也算是各取所需，各寻所爱吧。
收藏家都是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人。这种快乐是建立在收藏过程中的，不论收藏明清瓷还是粤语电影网和泥巴影音选老瓷，无论是为了收藏把玩还是为了投资理财，瓷器收藏都会带给藏家无尽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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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收藏——玩品选老瓷，投资理财看明清
龙泉青瓷瓷器—哥窑青瓷全手工拉胚扁茶壶
4月20日 陶瓷收藏——玩品选老瓷，投资理财看明清。陶瓷行当里有一种奇特且泾渭分明的文化现象，很是耐人寻味。商界精英，大多喜欢一掷千金投资收藏明清官窑青花彩瓷；而美学修养高深的文人、画家、艺术家等，独偏爱老窑瓷器、高古陶器、远古彩陶。有人说，收藏陶瓷，能赏玩到老窑瓷器是高雅，能赏玩到远古陶器便是有境界。也有人认为，明清瓷器继承了千百年高度发展的陶瓷技艺，有了更多创新，作品也更有艺术价值。
其实，无论是老瓷还是明清瓷，作为收藏品，瓷器的价值不仅包含了艺术价值，还包含历史纪念价值与工艺价值。瓷器承载着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物证，尽管历史时期不同，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瓷器都是珍贵的。
相比之下，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无疑是漂亮的，摆在架子上的光彩肯定是高古陶器所没有的。作为装饰性的收藏，其备受商界精英关注。有了这份夺人的美丽，有了这批重量级藏家的关注，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增值快也就是必然了。
但作为美学艺术收藏、修身养性收藏、人文精神收藏，收藏老窑瓷器和高古陶器，则比收藏明清官窑民窑青花彩瓷，更有艺术品位，更有人文价值。这两种藏家群体选择上的泾渭分明，也算是各取所需，各寻所爱吧。
收藏家都是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人。这种快乐是建立在收藏过程中的，不论收藏明清瓷还是选老瓷，无论是为了收藏把玩还是为了投资理财，瓷器收藏都会带给藏家无尽的满足。
老窑瓷：建窑茶盏与饮茶文化的思考
中国人最爱喝茶，随着华人经济圈的成长，茶文化以及花、香、书、琴等各种生活余事也日益蓬勃发展，连带周边的各种道具行情也直线上升。有接触古董市场的藏友一定会注意到，过去一些一两千元可入手的铁茶壶，现在已上涨到万元;前些年五千元左右的银壶，价格突然跃升到两三万元，短时间内突如其来的涨幅，令饮茶人难以消受。
作为茶仪中心的茶碗，近年价格亦是节节攀高，建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德化窑……各种窑口的杯子，只要能作为茶具，莫不备受关注。其中建窑茶盏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茶碗，备受历来中外茶人的宝爱而享有大名，只要一出现市场，莫不成为众人头号珍藏目标。不过，好品相的建盏其实数量不多，由于宋墓极少出土建窑瓷器，因此我们目前在市场上所见的建窑，多是传世品、出水品或是捡自窑址的窑址货。传世品几乎只见于日本，这些自宋朝以来代代相传的建盏，箱书上题签着完整的递藏史，标志着箱中茶碗尊贵的血统。经过无数鉴赏家的审视挑选，这些传世茶碗多是具有卓越品质的名品，曜变、兔毫、油滴……各种变化令人目眩神迷。而像这类充满历史气息、艺术性高超的建盏，当然也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
目前流通的建盏绝大多数都是窑址废品，碗上通常都带有些缺陷，有些软塌变形、有些因温度不足釉面未烧结、又或是烧造时倾覆而与匣钵沾黏等等。由于这些窑址标本长期埋在土中，在风化沁蚀下，无论怎么煮都还是会带有一丝微微的土沁味，这点令对茶味讲究的喝茶人似乎有点难以忍受。
真正全品端正、尺寸标准、纹路清晰、气息清雅的建碗，实际上相当难得;然而，在各处的茶席却经常可见各种纹色大小不同的建碗，这当然是因为其中掺有不少新仿茶碗的缘故。建碗由于含铁量高、釉色漆黑，不像青瓷等可以轻易看见釉层的风化，再加上新仿胎、釉、工艺不断提升，常令不少藏家跌跤打眼。不过，许多茶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依旧以仿建碗饮茶，并在品茶时感怀古人，长发议论。有些人以假建盏饮茶时，还认为茶味因此特别甘美，并由此归纳出一些磁场方面的理论，这令人想起1955年由毕阙博士(Henry K. Beecher)所提出的安慰剂效应，即尽管医生开的是假药，但由于病人“相信”医生给的药会有效，于是心理的力量产生效果，进而产生了治疗的作用。仿建盏似乎也是如此，虽不像老件有着因岁月风化而柔和的釉光，也没有沉厚且富有层次的美感，但由于“古物”两字在饮茶人心里起了作用，以致于对味觉也产生了影响。
然而不管真也好、假也罢，目前建盏似乎都不应如此使用，也不应会让茶更好喝。建盏之所以流行于宋代，与当时的饮茶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宋代流行点茶，方式类似现今日本茶道所饮用的“抹茶”，是先将茶叶碾制成粉末，点茶时再将茶粉直接放入茶盏中以水注点，并用茶筅击拂搅拌后饮用。另也有先用香膏等调和茶末，模印押制成团样精致的“腊茶”，要饮用时再将团块碾成粉末注点。当时有茶色“尚白”的流行，以突变的建州全白茶种为第一，不过由于白茶难得，大部分茶汤多是如嫩叶般的绿色。当色黑如漆的建盏，映衬着雪白、嫩绿的茶汤，那种对比强烈的美学效果以及自然风情，堪称是中国茶文化中最浪漫的景色之一。
然而除了少数场合，中国目前很少人喝抹茶，绝大多数都是以明清以来流行的淹茶法泡茶，无论喝的是高山茶、普洱茶、老茶……茶汤都是茶褐色的，像普洱、老茶一类更是浓得近乎深褐。当这样的茶汤注入深黑色的建盏里，不要说难以欣赏茶色之美，实际上根本就是一团漆黑，与建盏原本的设计意趣大相违背。尽管如此，以建盏饮茶目前仍很流行，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令笔者想起中国传统艺术中以“废墟”、“遗迹”为题的作品。中外历代都有相关母题的怀古作品，在这类绘画里，艺术家抓住特定时刻中，人们直接面对往昔时的那种强烈情感，藉由遗迹与古人神会，赋诗抒怀，抒发对于历史以及人生的感喟。有趣的是，不像欧洲艺术需要一个真正的、半毁损的废墟，东方艺术藉由某些荒芜情境留下的虚空，加上诗文的搭配，即能引发观者对往昔的悲伤哀叹。一系列的赤壁艺术即是如此，无数的文人、画家在江边，抚摸着峭崖岩壁，遥想着千古人物之风流。作为古代遗存的“迹”的意义，并不在于反映历史的真实，而是为古和今的会面提供了契机。
现代人已失去了古代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手作工艺之美以及生活的品味，许多人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为了追寻失落的美感或是生命的禅境而开始学习饮茶。建盏的设计虽已不合时宜，然而其于现今茶文化中的存在，或许是已成为一种古代茶仪的诗意象征，凝结着往昔美好的历史记忆，因而能激发茶人对远古浪漫情怀的领悟。也许，无论真与假，下回再用建盏饮茶时，就会在茶的滋味中发现，原来我们在生活中寻寻觅觅的，也就是那与古相会的小小契机而已。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老窑瓷 隋代白瓷传瓶
在国内，很多古陶瓷收藏爱好者都知道中国古陶瓷在唐代有南青北白一说。所谓南青北白，就是指南方烧造的青瓷与北方烧造的白瓷，这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两朵奇葩。
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当时主要的青瓷窑口有越窑、洪州窑、婺州窑、瓯窑等。越窑是中国古代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所在地主要在今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因这一带古属越州，故名之。早期的越窑瓷器在中国宋代以前的南方诸省非常流行，古人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来形容它的美丽。
而北方则以烧造白瓷为主，它的主要窑口有北齐和隋时河南的相州窑、隋唐时期河南的巩县窑、河北的邢窑以及四川的大邑窑等。这些北方白瓷可以用"欺霜赛雪"来形容，唐代大诗人杜甫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盛赞白瓷，其中有一句是"君家白碗胜霜雪",可见当时北方白瓷的精美。
这件瓷瓶是4月25日大河鉴宝活动中鉴定的一件藏品。此瓷瓶高22厘米，腹径12厘米，白胎白釉，胎质纯净细腻，釉色光亮温润，有细小的冰裂纹。盘口，单颈有三道弦纹，双腹相连。肩左右两侧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以手工捏塑而成，手法简单干练，形象生动逼真。经鉴定认为，这是一件隋代河南巩县窑的白瓷传瓶，为隋代白瓷的代表之作。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珍藏有一件这样的白釉龙柄联腹壶，形制与这件双龙柄联腹壶几无二致，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所以人们以传瓶称之。这样形制的器物还有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1957年由陕西省西安市大业四年周宣帝外孙女李静训墓出土的。
我们一般所知最早的白瓷出现在北齐，如北齐武平六年(575年)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的几件。但这些白瓷瓷化程度不高，一般器物中是白中闪青。真正成熟的白瓷烧造还是在隋代。隋代墓葬中曾出土不少白瓷器，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征虏将军张盛墓、大业四年周宣帝外孙女李静训墓、大业六年(610年)金紫光禄大夫姬威墓等，都出土了大量白瓷，这批白瓷虽然还稍带有白中泛青的特征，但较之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要好得多，胎釉中的含铁量较前减少，烧成温度有所提高，施釉技术也有所改进，器物的白度与硬度比范粹墓白瓷也有提高。瓷器的造型丰富，瓷胎洁白，釉面光滑，应毫无异议地称作白瓷了。
白瓷自北齐开始出现，历经隋代走向成熟，到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烧造技术的日趋完善，为日后出现精美的彩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北方白瓷的烧造成功比南方青瓷的出现更令人激动。此次大河鉴宝活动中藏友展示的这件精美的隋代白瓷传瓶尤显珍贵。
老窑瓷：西夏陶瓷的工艺特色
西夏瓷器
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瓷窑系的影响，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宁夏是西夏王国的主要活动地，因此，发现了大批有价值的西夏瓷器和陶器。
1、宁夏灵武出土西夏瓷器
宁夏灵武瓷窑堡窑址，是迄今已发现的西夏窑址中规模最大的地方。1984年至198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回族学者马文宽，率内蒙古工作队对宁夏灵武窑进行了实地发掘；出土瓷器共计二千余件，涉及西夏人的生活、生产、建筑、文化、娱乐、宗教等各方面。
灵武窑藏西夏瓷器，仅数量完整无损的就达上百件之多。类型分为人物、动物、娱乐用品及宗教用品等，造型与中原地区出土的瓷器十分相似。
2、质朴的黑白釉器
出土的一盏黑釉瓷豆形灯，非常新颖。通体施黑色釉，直壁折腹，高圈足，造型端庄别致。还有一个素面瓷牛头埙，形似牛首，其正面有两孔，顶部有一孔，对其吹可发出美妙的音律，妙不可言。
其中的器具，有高足碗、折沿碗、六棱碗、曲腹碗、斜壁碗等。盘有折沿盘、六棱盘和高足盘等，都很有地域特色，在西夏瓷器中具有代表性。这些瓷器大都内外壁施白釉，釉面光洁，胎薄高足，圈足露胎，也有施褐釉和绿釉的。盆有素面盆和鱼纹盆，而以鱼纹盆最具特色。
瓶有颈瓶、花口瓶、双耳瓶、葫芦瓶等。以剔刻花为多。现藏宁夏盐池博物馆的一件褐釉剔刻牡丹花经瓶，通体施褐釉，瓶斜唇小口，束颈斜肩，圆腹平底。肩部有一涩圈。腹部以剔底露胎的技法剔刻两层纹饰，上层开光处剔刻翘枝牡丹花纹，两层剔刻旋纹作装饰底纹，下层线刻卷叶纹。此瓶器型圆浑，特别是右下向上内敛的蘑菇形式小口，是西夏瓷器制品中非常精美的瓷器。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另一件白釉剔刻牡丹花经瓶，平折小口，束颈折肩，深腹平底。通体施白釉，釉色均匀，光润明亮，以剔底露胎的技法，剔刻两层纹饰，上层开光剔刻折枝牡丹花并衬以花叶，开光两侧刻画花叶和弧线纹作底纹，做局部装饰。下层剔刻花草纹，整体纹饰布局合理，造型古朴，极为美观。虽然出土时已有残破，但从修复后的形制可看出当时高超的剔刻花工艺水平。
罐则分单耳罐、双耳罐和无耳罐。在宁夏固原市出土的一件黑釉双耳剔刻海棠花瓷罐。直口平唇折沿，短颈，溜肩，对称双耳，鼓腹下收，圈足。口唇和腹部以下露胎，腹部以剔地露胎技法剔刻出海棠花枝叶纹图案，花纹上下各有两道旋纹。这是当时西夏人盛物的器皿，双耳正是系绳的地方。
黑釉剔刻花瓷扁壶壶有执壶和扁壶，灵武瓷窑堡遗址出土的黑釉剔刻花瓷扁壶。斜唇小口，束颈，扁圆腹。肩部两侧有系，下腹部有带状耳，正面施釉，中间有圈足，两侧对称开光，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花，衬以花叶。黑色釉与白色胎地形成鲜明对比，整体画面疏密有致，极具西夏民族艺术特色。与宋朝磁州窑的一只白釉剔花扁壶造型风格极其相似，竟有异曲同工之处。
3、其他类西夏瓷器
西夏陶瓷还有一个重要的门类，就是陶瓷雕塑。西夏八号陵（现改为6号陵）出土的琉璃兽面纹瓦当，表面施绿色琉璃釉，釉面光润，兽面纹，面部狰狞凶猛，眉弓粗壮，双目圆睁，两腮极度夸张，鼻孔硕大，颧骨突起，龇牙咧嘴，造型独特，可见是当时西夏王侯的建筑材料。琉璃鸱吻，表层施绿色釉，釉面光润，呈龙头鱼尾形，龙头张口露牙，鱼尾前曲分为双叉，头部有鳍，双眼怒睁，身有鳞纹，形象威猛生动。
这些釉色分明、别具一格的瓷器，反映了西夏手工业和制瓷工艺已具备相当高的水平。灿烂辉煌的西夏瓷器成为中国瓷器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老窑瓷：北魏瓷器的装烧办法与器型特征
北魏窑炉(ⅢY1)残长13.7米，由窑前作业坑、火膛和烟囱组成。作业坑平面呈长方形，长6.1米，宽6米，深0.7米。作业坑的东部有炉灰堆积，东壁与附近地面均有一层烧结面，表明这里是窑工把炉灰从火膛清出时暂存炉灰的地方。火膛平面呈马蹄形，残高1.1米。火膛口部残缺较严重，火膛两壁下部残留部分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壁砖，后壁用耐火砖平铺9层，与窑床面持平。窑床平面呈长方形，残长4.7米，宽3.35米。窑室壁残厚仅0.22米，保存状况较差，周围护墙以及窑后烟囱均已破坏无存。
窑膛内出土大量青瓷器和少量白瓷器，以及大量三角形或柱形支烧等窑具。有的支烧器与青瓷器粘连一起。从窑炉形制结构与窑内出土遗物可判定此窑炉是北魏时期烧制青瓷和白瓷器的窑炉。
窑炉周围比较集中地分布着多个包含北魏白瓷和青瓷制品的灰坑。
窑炉与同期灰坑中遗存大量大小不一的三足支垫和柱形支垫等窑具。两种支垫均为捏制而成。
从遗迹、遗物情况观察，初步推测北魏时期烧制瓷器的装烧办法是：先在窑床上放置柱形支垫，柱形支垫上放置器物，器物内底放置三足支垫，三足支垫上再依次叠加数层器物。以柱形支垫支撑器物，其作用是避免和防止器坯受窑床底部沙尘污染釉面，又可使瓷器坯件处于适当的最佳温度区;三足支垫的作用是隔离瓷器坯件，防止坯件在烘烧过程中相互粘结。
这种"重合叠烧法"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其优点是增加了装窑密度，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因之这种装烧方法延续时间很长。
巩县窑的北魏白瓷一般是与青瓷同窑一起装烧的，数量上青瓷多于白瓷，两种瓷器在窑床上安放的位置可能不同并且是固定的。就目前而言，这是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烧制白瓷的窑炉。
与青瓷同窑烧制伴出的白瓷，在器类、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基本上与青瓷相同，器类以碗为主，皆为深腹，下有饼形足，口沿外饰弦纹一周。其次是杯，此外有盘、斗、钵、盆等。一般北魏白瓷制品胎壁都比较厚重，而且厚薄均匀，自口沿向下逐渐加厚，胎质较细白，可知瓷泥经过了淘洗，烧成温度高，胎体有的有气孔和黑点。一部分器物通体施化妆土。器内壁施满釉，器内积釉现象较普遍，外壁色釉过腹，少见垂釉现象。釉色一般白中泛青，显然是早期白瓷的特征。这也表明早期白瓷是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逐步改进而来，主要是选用含铁量低的胎、釉原料，通过筛选、淘洗、制作、烧制等工艺改良而完成的。当然，早期白瓷的烧制成功，是制瓷技法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成为我国制瓷史上由青瓷向白瓷转化的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精细白瓷和多种多样的白釉彩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老窑瓷：吉州窑古陶瓷鉴别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吉州窑，坐落在江西省吉安市，宋时与定、磁、钧、耀、建等窑齐名。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因吉州而冠窑名。吉州窑是一个窑场系列，窑址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主窑场有彭家窑、永和窑、临江窑、吴家窑等。其中，永和窑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24座窑岭如山似岗，密布在永和镇西侧。考古情况表明：彭家窑和塔下窑创烧于唐代中晚期，五代终烧；永和窑五代创烧，元末终烧；吴家窑北宋创烧，元代终烧；临江窑五代创烧，明代末年终烧。整个窑系有一千二百余年的烧造历史。
吉州窑民窑特色鲜明，它博采众长，集南北各窑制瓷艺术之大成，先后成功地仿烧了定瓷、龙泉瓷、青花瓷，又将民间剪纸工艺成功运用于制瓷装饰，形成了质朴、明快、生活气息浓郁的装饰风格。并且充分利用窑变技术，研制创烧了色彩缤纷、璀璨夺目的黑釉地木叶纹、虎斑纹、玳瑁斑、鹧鸪斑、鳝皮黄、油滴等黑釉窑变瓷和个性独特的釉下白地彩绘，给人以自然、清新、亮丽的美感。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不少国家均有收藏，甚至奉为国宝。釉下白地彩绘技术更是直接促进了青花瓷的成熟，开辟了制瓷装饰工艺的新天地，对我国陶瓷生产影响深远。
吉州窑是一座以生产日用陶瓷为主的民窑，产量大，成本低。它适用当地的材质，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制瓷工艺，铸就了吉州窑古陶瓷"胎质粗松，含砂量高"、"似陶非陶"、"重釉不重胎"、吸水率高、施釉薄、见水亮等个性特征。烧造的主要器物有盏、碗、罐、杯、碟、盘、钵、盆、瓶、壶、玩具等；釉色有青釉、青白釉、乳白釉、褐釉、黑釉、绿釉、仿龙泉釉、彩绘及青花等；装饰工艺有印花、剔花、刻花、剪纸贴花、点彩、洒釉、捏塑等；胎质有素白、粉白、黄白、豇红、青灰炻质等色。
老窑瓷：浅析宋代官窑真假
笔者经多年的观察，就雍正朝仿宋代官窑器与真品之间的差异，作一些粗浅的比较，借此与同好互相切磋。
一是釉质的差异。宋代官窑器釉质肥厚，酥光宝晕，有玉质感。釉下气泡颗粒大而明亮，并累叠密集，如史料"聚沫攒珠"之述。釉色以粉青、天青、炒米黄等色为多。雍正仿宋官窑器釉层较薄，釉下气泡小而疏，釉表多数均透明光亮而欠润泽。釉色以豆青、灰蓝、月白为多，有的甚至接近亮白。
二是纹片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纹片有大小开片两种，大开片纹痕长而粗壮，有的纹痕在瓷器上自上而下呈经线走向一直到底，如一根牛毛一样垂披于臀，因此有"牛毛纹"之称。即使是小开片的瓷器，也不乏有几条较长较粗的纹痕。纹痕的颜色以鳝血、鱼籽黄、墨色、油灰居多，鳝血者为上品。雍正仿宋官窑器以小开片居多，纹痕粗细大体相差不大，迄今未见有牛毛纹者。纹痕颜色比较单调，基本为黑色或浅黑色。
三是胎色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胎色呈灰黑色或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其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的粤语电影网形成，完全是由于胎色所致。而雍正的仿宋官窑器，胎色为白色、灰白色和浅灰色，这样的胎色在器口釉薄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
四是底足的差异。宋代官窑器有满釉裹足支烧和足根露胎垫烧两种，前者器底有支钉痕，后者足根露胎为铁足，足部修胎比较粗糙，底部无款识。雍正仿宋官窑器除了足根施以酱釉以外，其足部修胎十分精细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