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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五代耀州窑的神奇倒装壶

视频:五代耀州窑的神奇倒装壶

五代柴窑瓷器的鉴别 宋耀州窑瓷器鉴别 五代柴窑瓷器鉴别方法

2021-03-08

五代柴窑瓷器的鉴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陕西省宾县在对一段废旧的城墙进行维修改造时,一件不太引人注目的瓷壶在古城墙下被挖出。当将这个不起眼的瓷壶清洗干净后,在场的古陶瓷专家对这件造型别致、装饰精细的古瓷壶感到十分惊讶。

像所有的出土文物一样,魔壶通体带有一种神秘、沧桑、悠远的美。它强烈地吸引人的目光和注意力,不管是远观还是近赏,这只壶都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它表面润泽有光,壶呈圆形,有盖却不能打开

魔壶的外观呈现出灰白色,淡淡的釉色中带有些微青灰色,润泽有光。

壶的提梁是半圆形,好似一只飞翔中的凤凰,轻轻地落在了带有莲花的壶盖上。壶嘴出水处却似一只狮子张开的大口,其造型生动逼真,连狮子的牙齿都清晰可见。壶的腹部雕有缠枝牡丹,雕工精细颇具立体感。壶的底座上还装饰有精美的莲花纹饰。

专家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魔壶进行了X光"透视"

从陶瓷工艺的角度看,魔壶胎体坚固,质地细腻,整体造型丰满华贵。特别是,这只壶用"凤凰"做提梁,以"狮口"做壶嘴,壶身缠绕有富贵牡丹,这不由不让人联想到凤凰为鸟中之王,狮子为兽中之王,牡丹为花中之王,集"三王"的灵气、霸气、美艳于一身,看来此瓷壶决非等闲之物!那么,它到底是作何用途的呢?

运用液面等高原理

当专家们观赏了魔壶的美之后,发现了一些"谜"。这些谜曾让当今的专家们一度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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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耀州窑之倒流壶


耀州窑有一件国宝,倒流壶,去过陕西旅游的都可以看见。这壶很有意思,先把壶倒过来,水从壶底下灌进去,灌满以后把壶正过来,水从壶嘴里倒出,下面流不出来。倒流壶肯定不是用来沏茶的茶具,否则茶叶就把里面堵死了。

耀州窑是北方最重要的青瓷窑,是宋代北方重要的青瓷。耀州窑的瓷器上有纹饰,大部分纹饰是动刀刻出来的,北宋鼎盛时期的耀州瓷是“刀刀见泥”,入刀角度是斜的,一刀下来,必定见泥。

据《元代瓷器目录》记载,倒流壶的制作工艺比较奇特,烧制需经过3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较复杂。将这3道工序烧制好后,然后依次连接起来才组成了构造精巧的元代倒流壶。该壶逆反了传统的壶顶注水法,把壶倒过来,将水从底部注进壶里,放正后倒出,因此被称为倒流壶。

倒流壶当时是一种玩具性的瓷器,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发现,现在作为国宝在陕西省博物馆展出。2007年,苏富比拍卖了一只耀州窑的倒流壶,拍了66万美金,价格非常贵。

唐,五代瓷器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瓷器烧造技术迅速发展。瓷制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五代时的陶瓷造型则较多地沿袭了唐代风格。

唐代青瓷在隋朝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著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子淡灰色,紧密坚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凤格,立型器多瘦高,碗多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收,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子比前更致密,灰白色,釉子匀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水草和人物等,线条流畅简洁,纤细生动。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俑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瓷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青灰、灰红及肉红;釉子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青釉弦纹执壶 唐 高13·5厘米

估价:RMB2O00一5000

执壶在唐代最为常见,普遍为撇口,圆柱形颈,略高,肩部有六方或八方小短流,相对处有小泥条或扁平执柄。流、柄之问有二,四不等的泥条系,假圈足,造型矮胖。秘色八棱净水瓶 唐 21.7X2.3厘米

瓶为圆口,长颈,圆腹,颈底部饰三周台阶形八方弦纹。肩腹部竖向凸饰八条棱线,圈足。秘色瓷因其烧制技术、配方、工艺秘不传人,其瓷器真品传世也极少,更增添了一釉神秘之感。"秘色瓷"一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清楚地点出了秘色瓷为越窑所产。青釉瓶 唐 8.5X14.5厘米

估价:RMBlO00一3000

瓶为盛酒或供陈设用器。唐代越窑的青釉瓶工艺精细,釉色纯正。越窑青瓷莲花盏托 五代 高13厘米

盏托连为一体,为唐至宋时期典型茶具。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光洁如玉,系五代吴越国钱氏秘色窑烧造,奉至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供佛。通体饰大莲瓣纹,花纹与器型达到完美统一。

唐五代瓷器


唐五代时期,除了主流的“南青北白”之外,另有其他釉色的瓷器,如黄釉、黑釉和花釉等等,上一节提到的部门瓷窑如巩县窑等实在也生产其他釉色的瓷器,在相应章节里也作了先容。本节重要先容黄釉和黑釉瓷器。

寿州窑的黄釉瓷器

寿州窑是唐代七大瓷窑之一,陆羽《茶经》纪录“(寿州)瓷黄色紫”,将寿州窑列为第五位。寿州窑以中原文化为主,兼含南北方文化,并具有地方特色。

1960年以后经多次观察发现,窑址重要分布在安徽省淮南市上窑镇的管家嘴、余家沟、上窑镇医院住院部、外窑村、马家岗、泉山、三座窑以及凤阳县武店区的临泉寺、上刘庄、大刘庄等。窑址分布地跨古寿、濠两州,东西长约80公里,重要会合在高塘湖、窑河沿岸,寿州窑从南朝经隋至唐末,连续约350年。

早期寿州窑产物以烧造青釉瓷器为主,到了唐代,由青釉改为黄釉形成了唐代寿州窑的期间风格。唐代寿州窑固然以烧黄釉为主,但是到了唐代中晚期也兼烧黑釉和少量绛红釉。寿州窑陶瓷器为高温石灰釉,含氧化钙量比力高,着色剂为氧化铁,由于烧造接纳还原、氧化和先还原后氧化等差别氛围,使釉色形成青、黄、黑与绛红四种。

早期青釉色不纯净,是由于釉层的薄厚不均,烧造技能的不稳固,窑膛气温不匀称,形成产物釉色的不均,青釉的色调出现为青灰、青黄和青褐等。到了隋代由于烧造技能的进步,窑温控制适中,釉色就比力匀净,呈青色。淮南市博物馆藏有隋代管家嘴窑址出土的为数浩繁的青瓷片标本可以作为佐证。

唐代寿州窑改烧黄釉瓷后,技能上有所创新。盛期产物有碗、盘、杯、钵、注子、枕、玩具等。器多数平底,有的底心微凹。碗、盏一类器足的边棱用刀削去。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范唐代风格。产物装在匣钵中入窑烧造,从而制止了窑中高温烟火对胎釉的直接熏染,使釉色纯净光亮,极大地进步了产物质量。寿州窑是较早利用匣钵的窑口之一。在马家岗、余家沟发现唐代圆形窑炉,窑壁用砖砌或用窑棒砌成,直径约3米,匣钵上下叠置,匣钵相互之间留有8厘米左右的火路。匣内装一件或数件,皆仰烧。早期利用的窑具有圆形多足支托,隋初以后,多用三、四岔支托,支钉支捧三角支托等。平凡产物直接入窑叠烧,受到窑中高温烟火的熏染和打击后,造成釉与胎的色泽不匀净。釉色出现出黄、蜡黄、鳝鱼黄、黄绿、黄褐等差别几种,每每在器物转角积釉较厚的部位,出现翠青色的窑变釉。

寿州窑在唐代中晚期,用还原焰烧成了黑釉和绛红釉。寿州窑的黑釉产物有些烧造得非常乐成。淮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寿州窑黑釉瓷注、黑釉盂口胆式瓷瓶及黑釉瓷枕等,不但造型雅观凝重端庄,而且釉色纯净匀称,被国家文物判定委员会确以为一、二级藏品。黑釉盂口胆式瓷瓶照旧初次发现的寿州窑新品种,堪称寿州窑黑釉瓷器的代表之作。

黑釉瓷器

铜川窑唐代的很多窑口都生产黑釉瓷,此中可以陕西的黄堡镇铜川窑为代表。

陕西的黄堡镇铜川窑,宋代时是为耀州窑地点地。唐代以烧制黑瓷与白瓷为主,兼烧青瓷。黑瓷的造型多种多样,有碗、盘、盒、灯、盆、壶、盖罐等。

碗有两种式样:一种五花瓣口圈足碗,胎骨薄,色灰质细,釉色黑而光亮;另一种为唇口平底碗,胎质粗,釉色不甚光亮。盒有3种造型:有的为扁圆形,盖与底的高度相称,平底;有的盒较高,盖面隆起如馒头状,盒底高于盒盖,有圈足与平足之分。壶为喇叭口,腹长圆形,流很短,双带形柄,平底。双系瓶式灯座,盘形口,短颈,长圆形腹,盘口与肩部连以双带形系,盘口内凸起3个乳钉状物,似为放灯盏而设。灯油储存于座内,用时方便,既能系绳提吊,又能手执安放,计划奇妙,实用雅观,为铜川窑独有的器物。三足带盖罐的造型别致,罐直口,腹部上下有弦纹两道,中心四周各有一条凹入的直线,使腹部呈瓜棱形,底部坦平,下承以三小足,盖为子母口,盖顶有钮。

别的,1972年黄堡镇曾出土了1件黑瓷塔式罐,造型近似唐三彩陶器,但又不尽雷同。罐椭圆腹,下部模印堆贴叶纹一周。下承以多边形底座,座上镂雕佛像人物及花草。罐盖为七级宝塔形,盖顶塑一小猴,形象生动,器形端正,尤其难得,是唐代北方黑瓷的一件良好作品。从胎质、釉色特性看,应为铜川窑的产物。

淄博窑山东淄博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磁村,从窑址规模之大来看,它的黑瓷产量比河南、陕西多。但器形比力单调,以碗为最多,瓶、壶、罐、炉较少。器皿均为平底,有的底部中央微凹入。这种作法遗存着隋代风格。淄博窑的黑瓷除具有平底的特性之外,釉质晶莹润泽、色黑如漆是它的特色。器物的底部一样平常比同期间瓷窑产物为厚,乃至有的厚达2厘米以上,占器高的三分之一还多,给人以慎重之感。

花釉瓷器

花釉瓷器是一种底釉上洒刷花斑釉装饰而成的瓷器,即唐代文献中纪录的“花瓷”。“花瓷”之名,泉源于唐人南卓《羯鼓录》中的“鲁山花瓷”一语,多出土于河南地域,由于烧制工艺与宋代钧窑的窑变釉差不多,故一度把它称之为“唐钧”。

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根据《羯鼓录》中“鲁山花瓷”的纪录,对河南鲁山古代窑址举行了观察,未发现“花瓷”标本。后在观察河南郏县黄道窑时,却发现了“花瓷”标本,国外把这类瓷器称之为黄道窑。70年代,对鲁山举行了第2次观察,在鲁山段店窑址中收罗到了“花瓷”壶、罐之类的残片,同时还找到了“花瓷”腰鼓残片多件,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腰鼓在胎色、薄厚、凸起弦纹及斑点装饰等方面均完全雷同,仅在釉色上稍有差别,从而相识了《羯鼓录》中“鲁山花瓷”的正确寄义。70年代以后,河南的内乡、禹县的上白峪及山西交城等处又发现了4处烧“花瓷”的窑址。这些窑烧制的“花瓷”,就釉色及斑点特色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玄色或黑褐色釉为底釉,上施以月白色或灰白色彩斑,器物有腰鼓和壶、罐。另一类以玄色、月白或钧蓝釉为底釉,上饰以天蓝色细条纹彩斑,器物有壶、罐等。前者在河南鲁山段店、禹县上白峪二处均发现有腰鼓标本,其釉色、斑点及形制等根本同等。山西交城发现的腰鼓残片,与河南的两窑略有差别,形体较小,胎也较薄,彩斑的作法也不尽雷同。后者在河南郏县黄道和内乡二窑均有出土,以壶、罐为多,形制上大要雷同,未发现有腰鼓残片。

开国以来,河南郑州、泌阳、郏县、三门峡市等地的唐墓中都出土过不少花瓷,当时代皆在唐代中期,与《羯鼓录》成书的期间相符合。河南禹县是宋代钧窑的故乡,钧瓷的出现当与“花瓷”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花釉瓷器的出现是唐代北方陶瓷生产上的又一庞大成绩。其艺术特色是在黑釉、黄釉、天蓝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的斑点。这种釉上彩斑点是用与底色差别的釉料随意洒刷上的,有的作有规则的分列,有的纹样不定形,烧成后天然流淌、幻化多端。由于都装饰在深色釉上,便于烘托出另一种色彩斑块,显得格外夺目。花釉瓷器常见的器形有各种情势的巨细罐、双系壶、花口或葫芦式瓶、四足小盘、腰鼓等,此中以壶、罐为多。罐类多双系,以黑釉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者居多,黄褐釉饰以月白色斑点者较少。壶多双系,一面为短流,一面为曲柄,平底,壶体饱满,表面线圆润,也以黑釉上饰以天蓝色斑点者居多。另有一种花口执壶,壶口呈三瓣形,细颈,硕腹,口与腹连以曲柄,平底。这类执壶除花釉外也有白釉的,在三彩陶器中尤为多见。腰鼓较稀有,鼓形为两端大,中腰纤细,鼓身凸起线纹装饰,整器为玄色釉,饰以月白色大斑点,气魄庄严,为唐代花釉瓷器中的代表作品。

唐代花釉瓷器的烧制技能比力复杂,由于差别的釉料在高温下会有差别的热膨胀系数,在冷却时同样也会产生差别水平的紧缩,因此,一种釉料覆盖在另一种釉料上,必须要求两者之间热胀冷缩的系数同等,才气到达完善的艺术结果。同时,在洒刷花斑釉时,还要留意到底釉的干湿度是否相宜,否则也会造成局部釉层卷缩。花釉瓷器的烧制乐成,阐明唐代制瓷艺人已把握了调配釉料和复杂的施釉技能,为宋代钧瓷的出现及花釉成品的烧制,打下了精良的技能底子。

耿宝昌与耀州窑壶


现年83岁的耿宝昌先生是国内瓷器界首屈一指的鉴赏大师。我的一篇《耀州窑,耀我九州》谈到了耀州窑青釉刻花倒装壶,引起了耿老的兴趣。耿老告诉我,耀州窑青釉刻花倒装壶当年就是他和冯先铭等先生鉴定的。这件国宝被誉为“华夏第一壶”,现已放大约30倍仿制成耀州窑博物馆的标志雕塑。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见过原物,精妙无比。

耿老回忆了当年鉴定的情景。他说:“陕西省博物馆派人来北京,请我们对它进行鉴定。根据它的釉质、造型风格及纹饰特点,我们确认它是北宋时期耀州窑烧制的。这件宋代刻花青瓷倒装壶是迄今发现的绝品,上有宋代日用瓷中罕见的凤凰纹饰,看来是件贡品。壶高15.8厘米,直径13.9厘米,凤梁狮嘴,雕刻精美,充分表现了宋代耀州窑青瓷的艺术风格,这件稀世奇珍怎会轻易地流落民间,埋藏地下,迄今还是个谜。”

在耀州窑考察时,我听博物馆同志讲:1968年,铜川市西100公里处的陕西彬县,一位农民在城关镇的城墙根取土时意外挖出这件瓷壶。农民家有位高姓亲戚于1982年回乡探亲,在桌上看到了这件古色古香的瓷壶,认为是件文物,这位农民就让高带回西安交给省博物馆。这件国宝不仅造型独特,艺术价值更是无与伦比,更吸引人的是,壶内有着巧夺天工的设计。壶盖与壶身相连,作为实用器物,怎么向壶中灌水呢?原来壶底的中央有一个梅花形小孔,水从孔中灌入,壶内可盛水910毫升,再把壶放正,水就不会从梅花形的注水孔漏出来,当把壶嘴往下倾,水可从壶嘴里流出来,故名倒装壶。这件八九百年前的“高科技产品”,使今人称奇不已。

耿老眼光厉害是出名的,这得益于他年轻时下过的功夫。耿老与上海也是有缘分的,他在1942年来到上海这个号称收藏“半壁江山”的古玩界做事。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上海纱厂、五金、银行业等蓬勃发展起来,古玩界也相当活跃,每天一船船瓷器从全国各地运到上海这个大码头,生意异常火红。越窑、建窑、吉州窑、唐三彩及明清官窑等古陶瓷多得很,从他手里进出过的名瓷珍奇多得数不清。解放后他应聘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长期从事研究中国历代古陶瓷。他受聘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导、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导等,担任了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他撰写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为国内重要的古陶瓷研究鉴定论著。他还将自己珍藏的瓷器、铜器等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耀州窑与耀州窑系诸窑


耀州窑创烧于唐代,兼烧黑釉、青釉、白釉瓷器。五代未迄宋初受余姚越窑的影响创烧刻花青瓷,故耀窑青瓷有“越器”之称,刻花以犀利洒脱闻名,除刻花外兼烧印花青瓷。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有河南省境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村窑和广西的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广州的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之仿烧耀窑青瓷则是为了外销,可见宋时耀窑器影响之广。

1·耀州窑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五十公里,南距耀县十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以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

明嘉靖本《耀州志》卷二地理同官古迹条云:“黄堡镇·····镇故有陶场,居人建紫极宫祀其土神····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陈炉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若据《耀州志》记载,黄堡镇窑停烧时间应是在明嘉靖以前。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黄堡镇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一件刻有弘治纪年铭文的窑具,说明停烧时间是在弘治以后和嘉靖之间。

雍正四年窑神庙碑文中说:“同邑东南乡,土地少石多,大都以陶谋生。其先创始于黄堡,自彼窑场废,而陈炉一方始习其业。神之爵实无从考稽,而庙之由来,阅梁间板记则创自周至五年,嗣正观二年,绍兴四年社人重修之。又越永乐二年、下统九年、万历三年及二十一年、天启三年凡五次重修······”。嘉庆二十一年及光绪七年两碑中亦有同样记载 。但历代纪元无周至及正观年号,这里暂且有提,就以绍兴四炉镇南宋初烧瓷器的时候,黄堡镇并没有停止烧瓷。如果按照前面的分析,黄堡镇窑场是在明弘治至嘉靖年间才废掉的话,那么黄堡与陈炉二窑在很和时间里同时并存,都烧青釉瓷器。明嘉靖本《耀州志》与雍正四年碑文所记不符合实际,都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耀州窑黄堡镇遗址1957——1959年共开了探方十八个,面积1257平方米,经过分析整理,出土物归纳三期,第一期限为唐代,第二期为宋代,第二期之中,根据出土物铜钱以及带纪年铭文标本又可划公为早中晚三期。三期所出文物以青釉为主,中期有少量酱釉标本,晚期有少量月白色釉。结合各地宋墓出土及大量传世耀州窑瓷器,通过排比可以做如下归类:

早期出土物及传世品都较少,以青釉为主,器形比较单纯,只有三种碗。其中两种碗外部刻花,一种外刻浮雕莲瓣纹,是仿照浙江越窑装饰特征制作的。这种碗又有两种形式,一种稍高,莲瓣纹颇长;一种稍矮,莲瓣纹肥短,,一种刻简单的花草纹,是耀州刻花青瓷的初级形成。

中期出土物及传世品较多,此期为耀州窑鼎盛时期,制瓷技巧纯熟。元丰七年德应侯碑记里的“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这段对耀州窑瓷器的描述并不夸张,特别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谈得非常中肯,把耀州窑工匠拉坯的纯熟技巧,仅用十二个字就概括了出来,既形象,又生动。

中期器物仍以生活实用的盘碗为主,此外,瓶、罐、壶、盆、炉、香薰、盏托、钵、注子、注碗等器物无不具备,器形之丰富,在宋代同期瓷窑之中是少见的。釉色仍以青釉为主,兼烧酱釉品种。装饰除刻花外,印花也比较常见。北宋中期耀州不仅各类器皿具备,而且每种器皿都有多种款式,兹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瓶类器皿见于出土标本和传世品的有十多种样式,有的瓶形瘦长,有的比较丰满。所有瓶式对肩部弧度的处理都给人以优美的感觉。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瓶身的各部比例匀称,造型秀美,周身刻划缠枝花卉。瓶口与上瓶略同,瓶宽肩,瓶身垂直,造型稳重大方,磁州窑大量烧制这种瓶式。瓶口多是喇叭形,长颈,颈部多有双系或四系,瓶子身长圆如瓜形,肩部堆塑蟠龙二条,瓶身刻划莲瓣及莲花纹饰。此瓶为耀州窑比较流行的瓶式之一。比较少见的为供器中的净瓶,瓶身与口颈细长,口颈间凸出一落千丈圆形薄片,便于持取。此种瓶式定窑稍多,其他瓷窑很少烧制。图之17也属耀州窑特有瓶式,卷口、短颈、折肩、瓶身垂直细长略如萝卜形,亦通体刻划流利的莲花瓣纹饰。

炉类器皿也有多种形式,大体可分折沿与直简两种。折沿炉有斜折与变曲下折两种,折沿炉上部大体略同。均为直口平底,炉身接近垂直;炉下部又有多种底足,为五个兽足,耀州窑此种炉比较常见。炉身底座一周跪有五个力士,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耀州窑八角形供碗,碗为双层,外层八面镂空,里面亦各坐一力士,形象与此大致相同。堆塑力士可以说是耀州窑的特有装饰。为喇叭底座,这种底座在河北、山西瓷窑中比较常见。山西太原小白峪北宋明道二年墓出土一伯白釉炉,足外凸起弦纹一道,与此炉大体近似。炉身作直筒形,下承以三足,筒形三足炉北宋中期比较少见,北宋后期外部饰以弦纹的仿汉铜尊三足炉逐渐增多,南宋以后大为盛行,南北瓷窑都普遍烧制。耀州窑烧制的这种炉应当说是一种新的式样。两种炉,炉体镂空,似有两种用途:一为偶像前焚香之用;也可放入香料,燃点后香味通过镂孔四溢,是两晋时期香薰的进一步演变形式。

中期制瓷技巧已臻成熟,器皿繁多,瓜棱、葵瓣、多折等造型难度较大的器物也能做到规整周正。十二瓣瓜棱碗与十六菊花瓣盘等等,都能够达到瓜瓣距离与弧度相等,六瓣瓜棱注子、注碗、也配合谐调。

这一时期海水游鱼纹和莲塘对鸭纹刻划生动令人赞叹,舯碗里面,部位很小,而海水刻划得汹涌澎湃,波浪翻滚,也有在水波纹外刻划以六角形边线,既有水波滚动的自然景象,又富装饰趣味,每件作品都是一幅成功的杰作。水波三鱼纹的最令人喜爱,在漩涡之中三鱼悠然自得地游弋,鱼鳍与尾的动作是如此的逼真和生动;水波游鸭纹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宋晚期出土及传世品也以日常生活使用的盘碗为主,此外还有瓶、罐、钵、洗、盆、碟等器皿。中期出期的印花装饰,这时有较大发展,除习见的缠枝、折枝牡丹、菊花、莲花等纹饰外,出现了把莲、凤凰牡丹、犀鹤博古、飞鹤、飞蛾及资态多变的各种婴戏纹饰。

印花把莲纹多出现在小碗的碗里,以海水为地的稍多,主题以莲花、莲实、荷时或茨菇时四五枝系为一把;印两把莲纹的,用交错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个字,使我们由此得知这种纹饰叫“把莲”,义为一把或一束莲花。

印花婴戏纹此期比较流行,在小碗的里面婴儿做各种游戏资历态,有印婴戏于花间的;有两婴在竹枝上荡秋千和在梅竹丛中嬉戏的。有趣的是四婴在一把莲花上游戏,上面两婴做骑马姿态,下面两婴做荡秋千动作。

发掘所得资料表明,耀州窑创烧于唐、烧制黑釉、青釉、白釉瓷器,入宋以后青瓷得到很大发展。北宋中期以后为鼎盛时期,以刻花印花装饰为主,尤以刻花的九锋犀利和线条流畅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耀州窑刻花创于宋初,从出土标本可以看出,它受到浙江余姚越窑刻花装饰的启发。宋初耀窑碗类标本之中有两种刻花装饰:一种是在碗的外面用浮雕手法,刻两层莲瓣纹⒄,这种刻花装饰盛于五代越窑碗,耀窑刻花莲瓣碗刻花装饰就首先取材于越窑碗器纹样,具有越宾风格。故南宋陆游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之说。耀瓷早期刻花另一种装饰是在碗外刻草率的似是而非的花卉纹饰。这应是耀州窑刻花装饰初创时期的本来面目。但到北宋中期,耀瓷刻花发展成熟,刻花有线条活泼流畅、刀锋犀利、纹饰题材丰富多变等独特风格。耀瓷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印花装饰,到北宋晚期,布局严整,讲求对称,各地出现的印花纹饰无不具备,就耀瓷印花纹饰在宋代印花瓷器中最为出类拔萃,是不为过分的。

关于耀州窑历史的几个问题

关于耀州窑,宋人的《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与《无丰九域志》,元人的《辍耕录》,明代的《耀州志》,清代《耀州续志》、《大清统一志》与《乾隆府厅州县图志》都有记载。此外,黄堡镇有宋元直七年德应侯原碑碑记,陈炉镇也有清代碑记六种。这些记载有不少问题值得讨论。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一段记载,前两句似应理解为指的是宋前期浮雕莲瓣碗,这种碗从造型到纹饰都模仿越窑烧制的;后两句的“极粗朴不佳”则是陆游的亲见,这就是黄堡镇窑址金代地层的那种刻花而碗心一圈乔釉的大碗。这种碗胎体较厚,耐用用程度显然比薄胎瓷器好,因此食肆喜欢用它。

周煇《清波杂志》卷中有谓:“耀州白者为上”,当是周煇使金时得自北客的传闻。在黄堡镇发掘的八万多片标本中,白瓷标本不及万分之一,可知白瓷的生产量是微不足道的。黄堡镇灯泡厂耀窑遗址发现有白釉绿彩器标本,数量既少,其质量也令人很难同意北客的说法,也许这是北客的一种偏爱吧。

关于耀州贡瓷问题

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由于具有独特地方风格,产品质量在北方民用青瓷之中,属于上乘。正因为如此,它被地方官吏所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宫廷使用。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也有耀州贡瓷的记载。两面三刀书所记耀州属县之中都明确提到同官县,今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就是宋同官县属地,宋代耀州其他几个属县,都没有发现瓷窑遗址,宋时贡瓷可以肯定为黄堡镇所产,两书所记耀州窑贡瓷的时间是在神宗元丰(1078-1085年)到微宗崇宁(1102-1106年)之间三十年。

1953年在北京广场安门外的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了一大批青瓷,故宫三月物院曾赴现场进行了调查,采集了三百多件标本,绝大部公是盘碗一类器皿。器里刻花,纹饰除龙凤为主外,还有花卉。出土标本制作工艺及外观基本一致,釉色大都青中显黄,当时初步确定属于同一瓷的产品。1957年故宫博物院黄堡镇耀州窑窑址调查,发现窑址标本与1953年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青瓷标本在胎、釉、制做工艺以及刻划花装饰有很多共同点,只是纹饰不同。1959年中国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黄堡镇窑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出土标本八万多片,发现有刻花龙凤纹标本,证实了北京广安门出土青瓷为黄堡镇耀州窑所烧贡瓷。刻花龙凤纹的标本出土于北宋中期地层。这批贡瓷也当是烧于北宋中期。北宋未,金人攻陷汴京,典籍珍宝无不为金人搜乔殆尽。〈系年要录〉卷四金人掠夺汴京财物说:“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以去······”。〈三朝北盟会编〉中也记有:“祖宗七世之遗,劂存无几”。瓷器,当然也毫无例外的一起扫数运走。北京广安门发现的耀窑青瓷当是金人的胜利品。这批瓷器的出土使我们对耀州贡瓷面貌有所了解。属于这类贡瓷器可以看到耀州贡瓷的庐山真面目。

2河南临汝窑

河南省是我国北方瓷器的重要产区,不少瓷窑集中在豫中地区。宋代这里先后出现了几个驰名于时的瓷窑,临汝窑就是其中之一。改汝县窑场院宋时烧瓷分两部分:一部分烧宫廷用瓷,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一部分烧民间用瓷,为便于区别,今称为临汝窑(这里专谈民间所用青瓷)。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临汝窑址遭到了严重破坏,五十年代以后文物考古部门对窑址进和了多次调查,对已经暴露的窑炉残基进行了清理发掘。临汝县共发现窑址十一处,其中烧耀州窑系印花刻花青瓷的有三处,其余八处烧钧窑系青瓷。三处耀州窑系青瓷窑址为严和店、轧花沟和下任村,以严和店遗址范围较大。严和店北距县城十二公里,在蟒川的西岸,窑址在今汝瓷厂西,距厂150米有一个沟,沟南可通蟒川,沟东地表一米以下有两米厚的堆积层;沟西有由匣钵、瓷片堆成的三个大堆积,由此向南至蟒川,在长200米的地面上,遍地散布着瓷片标本。

从采集的标本结合传世临汝窑瓷器观察,临汝窑以烧盘碗为主,宋代瓷窑习见的瓶壶枕等器皿,这里极少见。盘碗造型样式不多。严和店窑址虽然经过严重破坏,地面散布标本仍然不少,烧瓷时间较轧花沟及下任村为长。

关于临汝窑历史问题,过去人们做过一些推测,有人认为始于宋代;有人认为始于北宋初年,或更早一些;也有人认为始于隋。

根据严和店等三处窑址采集的标本,参照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大量标本进行综合比较看来,临汝窑烧瓷时间应当始于北宋中叶,盛于北宋后期,延续到金代。严和店等三处窑址标本中看不到宋代早期器形标本,绝大部分盘碗属北宋晚期样式。从印花纹饰看,六格布局方法、水波纹、水波游鱼以及缠枝、折枝花卉纹,与黄堡镇窑址北宋晚期层所出的基本特征相同。严和店窑址采集的碗里缠枝菊、碗外刻线的小碗和碗里印长瓣菊花纹碗,都与黄堡镇北宋中期出土的相同。在临汝窑三处窑址中刻花标本只采集到三件,耀州窑刻花器始于北宋早期,盛行于北宋,成为北宋时期刻花装饰具有代表性的瓷窑;而临汝窑由于技术力量或其他原因没有生产多少刻花瓷器。从刻花装饰产品很少这一点来看,临汝窑烧瓷历史显然要比耀州窑晚得多。

临汝窑瓷器主要物征

临汝窑青瓷器据标本看来大体分为两种:一种光素无纹饰,一种为印花。印花绝大部分为凸起的阳文,纹饰轮廓线凸起较高,叶筋多以点线纹表现。纹饰题材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以缠枝菊纹最为多见,在碗里多用缠枝布局,大小六朵菊花相间排列,除菊花外还有牡丹等多种花卉纹饰。折枝花有两种:一为大花大叶,二方连续布局,以两朵饱满盛开的花朵为题,辅以大叶衬托,花叶轮廓均为阳文,花瓣及叶筋为凹入阴文。另一种花叶较小,布局亦为六朵花卉,碗中心为三组花枝交叉,也有印折枝叶纹的,主枝一分为二,两枝上各为三叶,左右对称。团菊纹也较多,大体也分两种:一种团菊中心无花蕊,一种团菊纹中心为一圆圈,内印阳文“童”或阴文“吴”字,这表明是作坊或工匠的标记。具有临窑独特风格的为海水纹,海水布局为圆圈形式,多为八到十圈,如像在静静的湖水之中投入一枚石子,击起的水波由小到大,形成多层波浪式水纹。中心为一花朵,具有落花流水的含意,也有中心饰以田螺纹的。

临汝窑盘碗胎稍厚,轮旋修坯较耀州窑草率,尤其表现在盘碗圈足部位,釉色青中闪绿较多见,与耀州窑的青中偏黄色调不同,施釉稍厚,气泡较多。

3宜阳窑

宜阳窑产瓷最早见于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康熙三十四年本《河南通志》也记此窑产青瓷。清乾隆十二年本《宜阳县志》卷五,德应侯庙条说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六年夏重修,今圯无考,一在半壁山”。宋代北方产瓷区一般都立有窑神庙,陕西铜川耀州窑窑神庙中供奉的就是德应侯,因此,宜阳的得罪应侯庙也是窑工供奉窑神之处。烧瓷现场遗址当距此不远。

1977年河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共同调查了窑址。窑址在县西一公里的三里庙。遗址范围不大,以烧青釉为主,兼烧白釉、白釉黑花及黑釉等品种。青釉共采集了一百七十件标本,光素者八十五件,鲂和花者十五件。刻花青瓷以花卉为主,先刻出花叶轮廓线,花筋叶脉叶脉以篦状工具划刻,风格与耀州窑完全相同;碗里满刻菊瓣纹的较多,也与耀州窑风格毫无二致。罐盖的盖面上刻百折纹的比较普遍,这类作品也见于耀州窑及临汝窑,但数量不及宜阳窑多。印花者以花卉纹饰为主,耀州窑、临汝窑所见的六朵缠枝菊碗这里也造,也有印牡丹及其它花卉的,花脉叶筋都以点、线点划,与临汝窑相同。碗外多刻线纹,从剖面看,线纹有三种:一种用半圆形工具刻出粗线;一种如耀州窑风格,先直刻一刀,然后再众旁斜剖,剖后线条具立体感;一种用尖状具划细线。钱缠枝菊纹除习见小碗外,大碗数量比耀州窑、临汝窑多,口缘较厚,名口下划弦纹一周。印纹中比较少见的为鱼龙纹,这种纹饰在河北曲阳定窑白釉印花瓷枕上见到过,在青瓷印花中尚属首见。印花大碗里心有印一阳文文字者,共有两种,一印“同”字,一印“吴”字。印“吴”字的,在临汝窑址也采集到一件。宜阳窑青瓷施釉稍厚,釉色比较多样,气泡比临汝窑的少。

《宜阳县志》记载德应侯庙有二处:庙在清乾隆时已废圯,三里庙窑址只是其中的一处;另一处在县南十五公里的半壁山(俗名鹿蹄山),窑址至今尚未发现,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4宝丰窑

宝丰县青龙寺窑窑址在大营公社,距县二十公里。窑址标本计有白求恩釉、 青釉和低温三彩釉陶器等。

青釉有光素无纹饰、印花及刻花三种。印花缠枝菊纹不少,纹饰清晰,线条细而圆润,精者几与耀州窑完全相同,胎亦较薄,与临汝窑和宜阳窑不同。印花小碗碗里印花卉纹饰,花卉安排在六等分的框线之内,每格内安排一组折枝花卉;也有分为十等分布局的,但碗身都较浅。这种浅式小碗在河南其他几处青瓷窑中比较少见。缠枝与转枝菊纹者运用较多,碗心多印团菊一朵。这种纹饰的碗也有深浅二式。波浪纹有与临汝窑圆圈式布局相同的;也有具有图案的海水,碗里或碗心点缀一个或几个螺纹的。这种纹饰在耀州窑、临汝窑也都可以见到。印花纹饰绝大部分是阳文,花脉顺筋也以点线纹表达,阴文印纹者极少,阴文折枝花卉纹仅采集到一件。轮廓线为粗线条,不附加任何装饰,实际上只有花叶的轮廓,装饰效果比较呆滞,因此未能大量生产。

刻花器与耀州窑风格大致相同,轮廓线用刻花手法,花叶筋脉用篦划。篦划纹有疏密两种,稀疏的不如细密的好。刻花标本中有大瓶下部一件,瓶身满刻花纹,刻花篦划并施,纹饰生动有力。施釉较厚,透明如玻璃,呈浅绿色,质量甚精。可惜这类标本不多,但仍可看出宝丰窑的制做水平是比较高的。

5新安城关窑

新安城关窑是河南省博物馆与县博物馆近年调查豫西地区发现的窑址之一。这里遗址面积经过钻测为270,000平方米,堆稷层在1.5至2.5米之间,地下埋藏丰富.由于历年垫土,窑址全部被封在地下,地现散布瓷片及窑具较少.

新安县城关窑址出土标本品种较多,制做工艺水平也较高.其中青瓷以花装饰为多,印花纹饰也有耀州窑\临汝窑\宜阳窑所见的六朵缠枝菊纹,布局也采取盛开与半开的花朵间隔排列.碗心亦为团菊一朵,这种碗心有刻印氏字铭的,计有吴、杨、惠等字,也有印张、同等字的,印张字商标的,标记与磁州窑“张家造”三字,下托一莲花,城关窑带张字款的碗底,上部似为覆荷纹,中部只书一“张”字,下面托一朵莲花,标记主要特征是一致的。印花纹饰还有卷草、水波游鱼、水波田螺、莲池鸳鸯、把莲、婴戏、鸭、海石榴纹等。其中水波鱼与水波田螺纹见之于耀州窑与临汝窑;把莲纹则仅见于耀州窑。城关窑印花把莲以三把莲花首尾相接排列,空间亦辅以水波纹,碗内没印三把莲字铭,但可以看出它与耀州窑的关系。

刻花装饰在城关窑址采集数量虽不多,但制做是很精美的,不少标本的造型与风格与耀州窑极为相似。如直口碗,碗外满刻缠枝花卉,具有犀利的刀锋与流畅的线条。里外刻花碗不仅纹饰近似,圈足的修坯工整也几乎与耀州窑基本一致。这种修整碗足在河南其他几处青瓷窑址里是看不起的。此外,从巾花莲瓣灯、百折洗、刻花莲瓣碗等器,更可以看出城关窑与耀州窑之间的关系。

6禹县钧台窑

钧台窑位于县县城西北隅,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350米,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堆积层一般在1米左右,厚者达2米以 ,地下埋藏相当三富,可以想见。这时当时瓷器生产是比较兴旺的。钧台窑北宋时期除以生产紫红釉“钧窑”瓷器驰名于时以外,还烧造青釉瓷器,有印花及光素无纹两种。印花有缠枝花卉、水波游鱼等纹饰。纹饰布局具有耀州窑系风格,但在造型上稍有不同。耀州窑系瓷窑中常见的碗里缠枝印花小碗,绝大多数是敞口尖底,碗身稍高;钧台窑这类碗圈足不明显,碗身较矮,与其他青瓷窑略有区别。钧台窑青瓷未发现刻花装饰,而以印花为主。烧制时代与耀州窑北宁晚期层出土同类标本大致相同。

7内乡大窑店窑

内乡县宋时属邓州,内乡大窑就是文献中提到的邓窑。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治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之说。可知邓窑是宋代河南地区烧青瓷的瓷窑之一。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在南阳府土产、瓷器条中指出为内乡县;清康熙三十三年本《南阳府志》里又有大窑店名称,地点在县西五十里。内乡县文化馆据此在大窑店地区发现了瓷窑遗址。

邓窑始烧于唐,宋代有较大发展,金元时期仍继续与印花两类:印花以花卉为主,习见的缠枝菊纹在窑址里散布较多,此外也有缠枝、折枝牡丹 纹等;刻花器极少,划花器也少见,大窑店窑是以印花装饰为主的。青瓷碗里满刻细长菊瓣纹饰的稍多,但这种纹饰也采用模印方法,碗外留有钱模压印痕迹。耀州窑与河南青瓷窑常见的碗里印花、碗外刻斜线的装饰方法,大窑店窑却一件都没有,这是大窑店窑比较特殊之处。

光素无纹饰的青瓷,有的施釉较厚,垂釉处如透明玻璃珠,釉色青绿介于禹县、临汝窑之间。圈足内多是紫褐色,此类特点应是宋邓窑青瓷的本来面目。

8广州西村窑

广州西村窑不见方志记载,1956年广州市文管会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烧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绘、青釉及黑釉等几种。广州地处东南海隅,广州西村窑的出现显然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关。三十年来,西村窑瓷器在国内绝少出土,目前见于报道的西村窑瓷器,多出土于东南亚国家。西村窑青釉标本之中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除釉色不同,碗外刻线呆板、胎土与制做稍嫌粗率之外,看不出与耀州窑有什么区别。广州是宋代重要商港,当时在这里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有关事宜,丝、茶、瓷是对外输出重要商品。宋代著名的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瓷器都经过这里转运往东南亚、西亚、东非地区。在这些地区不少国家的古城遗址和海岸港口地带,出土不少我国宋代瓷器。广州西村窑烧制的印花青瓷无疑是受到耀州窑的影响,纹饰与耀州窑极其相似,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西村窑缠枝菊印花青瓷有与耀州窑相似的,也有略有变化。这可能是为了大量出口印花青瓷,原版印花模具不敷应用,以复制或翻刻方法制出印模,以满足烧造大量外销瓷的需要,因而花纹有了一些变化。

9广西永福窑

永福窑是1957年在广西省内发现的宋瓷窑址之一。永福窑以烧青瓷为主,有刻花与印花两种装饰,有盘、碗、碟、壶、罐等器物。釉色以青黄及翠绿两种具有代表性,尤以翠绿釉釉色为美。在江南地区青瓷窑之中极少有此釉色,带有永福窑独特地方风格。这类翠绿釉器物之中,碗里也印有耀州窑风格的缠枝菊纹饰。毫无疑问,它与广州西村窑一样,都受耀州窑的影响。

唐、五代瓷器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瓷器烧造技术迅速发展。瓷制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五代时的陶瓷造型则较多地沿袭了唐代风格。

唐代青瓷在隋朝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著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子淡灰色,紧密坚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凤格,立型器多瘦高,碗多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收,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子比前更致密,灰白色,釉子匀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水草和人物等,线条流畅简洁,纤细生动。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俑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瓷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青灰、灰红及肉红;釉子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青釉弦纹执壶 唐 高13·5厘米

执壶在唐代最为常见,普遍为撇口,圆柱形颈,略高,肩部有六方或八方小短流,相对处有小泥条或扁平执柄。流、柄之问有二,四不等的泥条系,假圈足,造型矮胖。

秘色八棱净水瓶 唐 21.7X2.3厘米

瓶为圆口,长颈,圆腹,颈底部饰三周台阶形八方弦纹。肩腹部竖向凸饰八条棱线,圈足。秘色瓷因其烧制技术、配方、工艺秘不传人,其瓷器真品传世也极少,更增添了一釉神秘之感。"秘色瓷"一名最早见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清楚地点出了秘色瓷为越窑所产。

青釉瓶 唐 8.5X14.5厘米

瓶为盛酒或供陈设用器。唐代越窑的青釉瓶工艺精细,釉色纯正。

越窑青瓷莲花盏托 五代 高13厘米

盏托连为一体,为唐至宋时期典型茶具。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光洁如玉,系五代吴越国钱氏秘色窑烧造,奉至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供佛。通体饰大莲瓣纹,花纹与器型达到完美统一。

五代越窑瓜形水盂


五代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五代前期的陶瓷造型较多地沿袭了晚唐的风格和形制。如扬州西湖乡、杭州三台山五代墓出土的瓜形执壶与宁波遵义路唐墓出土的瓜形执壶形制完全相同。

五代的花瓣形口碗、盘、盏口沿呈花朵形,也都是沿袭晚唐形制,只是制作更加精细,较前唐精巧优美、丰富多样。五代新建重要越窑有黄鳝山窑、燕子冲窑、瓦牌山窑与南山脚窑等。瓦牌山窑遗物较为丰富,器类有盘、盒、罐、水盂、杯、碗、钵等。

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制瓷原料处理精细,胎质呈浅灰色或灰色,器物成型操作十分严格,胎壁薄,器型规整,器表光滑,口沿细薄,转折处分界明显,给人以轻巧之感。器物均施满釉,釉薄而匀,釉色以青黄为主,滋润有光泽,呈半透明状,胎釉结合紧密,未见剥釉,明显与唐代越窑不同。五代初期越窑瓷器仍以光素无纹饰的器物为主,以后采用刻划和堆贴等方法,设计着力于造型上的秀美。壶、瓶、罐、盂的腹部多为五六瓣或八瓣瓜果形,这是五代越器的主要特征。如扬州西湖乡与杭州三台山五代墓所出土的瓜形执壶,盖和器身压出六条凹痕,使壶作六瓣瓜形,钮作瓜蒂状青绿釉,形似一个新鲜的瓠瓜。越窑青瓷在唐代即有“秘色瓷”之称。根据宋人的解释是因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命令越窑所烧造供奉、贡品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清人评论所谓“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可见,“秘色”是越窑青瓷中的色泽最佳者。

水盂为历代文具之一,用于书案贮水研墨。三国两晋时,多作兔形,唐五代时多呈瓜棱形,或具盖、或具进出水孔。闽北私人收藏有一件五代越窑瓜形水盂。

该水盂通高9.5厘米,最大腹径15厘米、无流、无盖、无圈足,平坦底,底见圆形叠烧窑疤痕。整器形似一个扁形的南瓜,盂腹压出8条凹痕瓜棱,盂顶堆贴有瓜蒂状钮和刻有6片瓜叶,并在瓜钮旁钻有直径0.5厘米的进出水孔。整器匀施满釉,釉色青中泛黄,积釉处呈黑褐色。胎呈浅灰色,质地细腻,器表光滑,器型规整,为上下两截粘接烧制而成的满釉瓷器。该器制作成形难度大,充分表现出五代时期在成形技术上有新的突破,这为北宋制瓷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五代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 (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 “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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