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瓷器。
说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都会想起“活字印刷、指南针、黑火药和造纸术”。所谓这“几大发明”首先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一1626年）提出，他在其《新工具》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年－1905年）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又加入了造纸术，成为“四大发明”。后来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年－1995年）对这“四大发明”出自中国作出了考证和肯定，从此它们就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明珠，既在世界上扬名，也被国人愉快地接受。
最为人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吗？
目前的证据表明这“四大发明”的确出自中国，然而，这真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吗？不一定！因为无论是培根，还是艾约瑟、李约瑟，都是以西方中心的视角来阐述和定位
一项技术的重要性，他们自然对那些在近代西方发展上起过比较重要作用的技术格外青睐。然而，如果从中国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未必如此。
活字印刷由北宋毕昇发明，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很有限。中国在隋朝（约公元600年）发明了木刻版印刷，后来又进步为铜刻版印刷，这个体系在宋朝已经很成熟、使用起来也较方便。活字印刷虽然从理念上来说是革命性的，但发明后产品细节上有很多问题，例如早期活字都是陶胚做的，字体大、容易坏，排版也很费事，使用成本并不比刻版印刷低。更重要的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了文字能惹祸的传统，知识分子乱说话有掉脑袋的风险，因此印刷品的内容主要是官方批准的书籍、地方志、族谱、宗教典籍、古代经典，以及个别文人骚客风花雪月的诗集等，市场很稳定。直到清朝，中国常用的仍然是刻版印刷。而在欧洲，15世纪德国人古滕堡（JohannesGutenberg，1400年～1468年）基于活字印刷的思路发明了印刷机，同时宗教革命也在欧洲大地蓬勃兴起，于是革命思想和信息传播就这么干柴烈火般燎原起来了。印刷技术生逢其时，成为推波助澜的工具。
中国人很早就喜欢玩磁，有人考证战国时代河北磁山的人就发现磁石有指南的特性。从目前的证据看，利用磁的指南特性而发明的最早产品是风水罗盘——大约在870年左右由杨公发明。之后，罗盘成为风水师的法宝，在堪舆风水时用来立极定向。使用航海罗盘的最早记录是在12世纪初的北宋末期，元朝时西传，此具大放异彩是在15世纪欧洲人全球大航海开始之后，为欧洲人开疆辟土、称霸全球立下汗马功劳。由于中国不热衷海上探索、甚至闭关锁国，航海罗盘的用处并不大，而风水罗盘至今仍然是很多民间风水师的“饭碗”。
黑火药发明应该和道士炼丹有关。黑火药的一个关键成分是硝，最早的制硝方法由东晋道士葛洪(公元284～364年)记录在《抱朴子·内篇》中。他的另一部著作《肘后方》也很有名，是中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提取青蒿素治疟疾的灵感来源。据宋朝的《武经总要》记载，黑火药的发明是在唐宪宗时代（约公元800年），早期主要用来做烟花炮竹，直到宋朝才用于制作火炮等武器。在元朝和蒙古帝国时代，黑火药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西传，后来欧洲人改进火药配方，发明新的枪炮，由此进入现代武器时代。19世纪欧洲人乘战舰铁甲携威力强大的枪炮反攻东亚，黑火药的祖国惨败。
造纸术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对中国和全人类莫不如此。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安灞桥纸和甘肃悬泉置纸，都是西汉汉武帝时期（100BC之前）制造的，比东汉蔡伦的纸早两百多年。从技术上来说，西汉造纸术采用浇纸法，而蔡伦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抄纸法，蔡侯纸质量更好。可见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原始发明者，只是一位该技术的改进者和传播者。在早期，纸只是作为竹简和绢帛的替代品用来写文书，直到木刻印刷术于隋朝（约公元600年）发明之后，其价值才更为重要。可以说，纸的发明推动和引导了印刷术的发展，也是现代信息社会不可逾越的前置条件，因为无论是中国竹简、还是古埃及莎草纸、古印度芭蕉叶纸和欧洲羊皮纸，都不可能与后来突飞猛进的印刷术相匹配而进入现代社会。因此，造纸术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当之无愧。
西汉灞桥纸（作者2015年10月摄于陕西博物院）
陶瓷、驯化水稻和丝绸对人类的贡献居功至伟
那么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他能够列入“四大发明”的科学发明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陶瓷、驯化水稻和丝绸。这三项发明不仅古老悠远，它们对人类的贡献更是居功至伟。下面来说说它们的故事。
在英文里，陶瓷就是China（中国），China也是陶瓷。目前最早陶器是在江西万年县一个叫“仙人洞”的天然洞穴里发现的，距今约2万年。有趣的是，江西仙人洞距现代瓷都景德镇只有70公里，可见陶瓷传统在这里源远流长。然而这件早期陶器似乎为孤品，并未触发当地陶器的持续产生，也未造成陶器传播。人们广泛制作和使用陶器是一万多年之后的事了。可见两万年前住在仙人洞里的人已经具备了创造制作原始土陶的能力，周边的地理环境也有合适制陶的黏土，未能持续制陶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仍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农耕还没有开始，靠采集坚果、水果和狩猎生活的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还没有形成。
陶器在中国土地上大批出现大约是新石器中期，约距今7千来年前，那时水稻和粟都已经被驯化种植并逐渐传播了，很多区域的人们已进入农耕社会，有稳定的居家生活，陶器变得很有用。
参观中国博物馆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陶瓷从原始到精美的进化路径。原始青瓷出现于西周，到东汉晚期（约公元200年），青瓷品质显著提高，白瓷首先出现于隋朝（约公元600年），各种上釉技术也一直在改进，让陶瓷变得五彩缤纷。烧制瓷器所需温度比陶器高很多，对窑的要求也很高，还有对原材料（瓷土）和制作工艺也有更高要求，因此中国历史上与陶瓷产业相关的一系列工具和工艺有很多创新，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和完整的产业创新链，直到清朝中晚期仍然领先世界其他地区，而且远销国外。
一般人往往不把物种驯化当成“发明”，其实物种驯化无论是从发明的定义来看，还是从其对人类的贡献来讲都是伟大发明创新。最新的考古和基因研究发现，水稻驯化大约在距今一万三千年前就开始了，于距今8千多年前完成驯化。最早驯化水稻的地区是中国珠江流域中部，这些驯化水稻品种向北传播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后来也传到中国东北地区；向南传播到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向西南传播到印度等地，最后传遍全世界，并逐渐与各地的野生稻种发生杂交。可以想象，在这几千年的驯化过程中有太多先辈有意无意地参与了驯化水稻的活动，不会只是一个叫“神农”的人发明了这一切。
这样费时几千年、旷日持久的“革命”自然不会让身处其境的人感觉轰轰烈烈，所谓“农业革命”其实是后人贴的标签，因为其结果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巨大，可以说无驯化水稻便无中华民族，当然整个世界的人口也不可能达到今天规模。据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一半人食用水稻，水稻提供的食品热量在各主食中占第二位，第一是玉米，第三是小麦。从技术上来说，水稻种植比种旱地植物要麻烦很多，于是农民们不得不发明了不断改良的农耕工具，一整套耕种方法和体系随着建立起来，例如水田、浇灌系统等等。可以说，中国以致整个亚洲，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人文价值观无不打上了水稻生产的烙印。
中国云南的水稻梯田。这是农民们祖祖辈辈改造自然的杰作，以及为后代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
丝绸是我个人的最爱。最早的丝绸出现在江浙一带，大约在距今约五千年前良渚文化时期就开始其发明历程了。丝绸的制作从养蚕到缫丝、然后纺线织布上色、最后做成各式各样衣物的过程很是费事。与陶瓷一样，中国自古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丝绸产业，为此发明了一系列工具、机器、工艺和艺术从而造出美轮美奂、享誉世界的丝绸品，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丽使者。虽然丝绸自古就是一种奢侈品而非必须之物，一般都是非富即贵者才能享受，但它是如此美妙复杂，得到中国人和全人类的喜爱。
这是我心中的古代中国“四大发明”：驯化水稻、陶瓷、丝绸和造纸术。这些发明让人类祖祖辈辈繁衍增长，过得更舒适，活得美丽动人，并引导人类进入现代信息时代。你何不也忘记他人看重的几大发明，试着从中国的悠远历史中捞出自己心仪的“四大发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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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隋唐陶瓷四大名窑
在河北，能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民族文化遗产，当属古代瓷窑中的“四大窑”，它们是：代表隋唐北方白瓷的邢窑，列入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和世纪之交在国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井陉窑。它们在中国灿烂的陶瓷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邢窑：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我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的，作为我国第一代古陶瓷专家的吴仁敬、陈万里、傅振伦等都对邢窑关注有加，但所知的仍是一些“内丘白瓷瓯”、“邢瓯”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曾几次到内丘实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一年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山下等在内的古瓷窑址17处，神秘的邢窑揭开了一角面纱。1981年春，欣喜不已的考古工作者，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为邢窑之谜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老专家们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标志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者寻找邢窑的信心，调查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城工作，共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山下等处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52座灰坑，4座晚唐五代时期的窑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的面世，为此后邢窑的精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了解提供了可能。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邢窑是隋唐北方白瓷的代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提出：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诸如定窑、平定窑等有很大影响；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元青花的四大谜
元青花之谜—蓝色纹饰
青花的创烧有宋代创烧说和唐代创烧说，但都不是景德镇青花，与景德镇没有传承关系，也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到目前为止，几乎未见完整器，都是一些残片，这些残片的胎质跟景德镇的胎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所谓的唐青花、宋青花跟元青花有什么直接关系。
元青花有很多谜。第一个谜就是它为什么是蓝色的。首先，蒙古人尚白尚蓝，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波斯的工艺提倡繁缛，与宋的追求完全不一样。蒙古当时跟西域的关系密切，在13世纪初，由于成吉思汗异军突起，他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征服了中亚、西亚，打通了中西文化交通的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崇尚伊斯兰文化的突厥人涌入中国，其中包括工匠、天文学家、医学家等，带来了西域的文化。
元朝建立以后，又有大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元代的各类文献中，都将这种东来的穆斯林统称为“回回人”。历史上伊斯兰国家的贸易能力都非常强，愿意跟其他地区进行贸易。自从灭了“回回”以后，把工匠、器械都带回来，就慢慢发达了。
蓝色是伊斯兰文化的主色调，今天去中东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以蓝色为主的建筑。
元青花之谜—突然成熟
第二个谜就是它没有初创期，没有萌芽期，一出来就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有小苗。过去任何一个窑口的发展脉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元青花则不然，你看见的时候，就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这有多种解释。有的说元青花不是元代早期出现的，而是出现于元代的中晚期，受波斯的影响，原材料和工艺都是从波斯输入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元代以后，大量北方工匠南迁。北方工匠绘画能力都比较强，比如磁州窑就是以绘画为主。工匠到了南方景德镇驻扎下来，在景德镇这么漂亮的瓷胎上重新开始作画，就跟一个画家到另外一个地方画画似的，只不过就是换了纸，换了颜料而已，技艺上没有什么区别。元青花的这种突然成熟，至今从学术角度上讲，还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
元青花之谜—题材众多
第三个谜是元青花为什么题材众多。元青花跟其他瓷器的题材表现不一样，它的题材尤其多，有花卉、鱼藻、翎毛走兽、龙凤、人物，什么都画。元青花早期的题材大致都是花卉、翎毛走兽、龙凤，后期出现了大量戏剧故事，画人物。
后期画人物的第一个原因是元青花受元曲和小说的影响，愿意画情节。第二个原因是在元朝后期，朱元璋没拿下江山之前，长时间驻扎于景德镇。他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应该有过影响，由于他的关注人物纹的作品开始逐渐增多。
元青花之谜——造型硕大
第四个谜就是元青花大器特别多，大盘、大罐、大瓶。土耳其托布卡比宫里有元青花大件瓷器几十件，都是中国当时出口的。
元青花大器多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蒙古人的性格有关。蒙古人性格粗犷，不拘小节。比如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当中有一个把杯。所谓“把杯”，就是高足杯，喝酒用的，下面的足可以用手攥着。为什么做成这样呢？因为元人是马上民族，他骑在马上，一只手腾出来就可以攥住这个杯子。“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这个感觉。高安出土的这个把杯，上面写着两句诗，非常有意思：“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我能活一百年，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天天喝醉一场，也无非是三万六千场，人生苦短啊。我们说过，元代开始就有蒸馏酒了，度数开始提高了，但就用这杯子，要喝蒸馏酒也够呛。
高安当时还出土了六个带盖的梅瓶，梅瓶也是装酒的，每个瓶子底下都有一个字，写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古代说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掌握这六艺，你就是一个全才，在今天的社会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周礼·保氏》就有这样的说法：“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高安出土的六个梅瓶全部带盖。底下六个字，盖上六个字，互相都是对应的。当时可能就是为了配套，底是“礼”字，就拿写“礼”的盖扣上。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批出土元青花，每个都精美至极。
紫砂壶：四大家、三大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紫砂壶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
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茗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明朝著名四大紫砂名家大师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李仲芳制作的紫砂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
紫砂茶具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李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李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杯与紫砂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古代四大美人 瓷器花神傳說
古代四大美人瓷器花神傳說
今夏，法藍瓷首度結合傳說與花神故事，創新演繹古代四大美人瓷瓶-沉魚（西施∕荷花）、落雁（王昭君∕山茶花）、閉月（貂蟬∕芙蓉）與羞花（楊貴妃∕牡丹）瓷品。法藍瓷設計師首度演繹四大美人瓷品，自經典的陶瓷觀音瓶、天球瓶、梅瓶、玉壺春瓶線條，更凸顯立體瓷藝花卉盛放，透過國畫水墨筆觸於花卉上暈染，烘托美人氣質神韻。
芒夏五月，迎接端午與夏至之際，除古代四大美人瓷瓶外，法藍瓷於今夏同時推出「粽」意十足的《粽意濃情椒鹽罐》，作為端午佳節贈禮之選。浮雕艾草點綴其間，代表祝願親友招納百福、福氣滿堂。粽子造形討喜椒鹽罐，除意指「包中」連連，更於端午佳節伴全家老小展笑顏。
透過設計語彙創意呈現，法藍瓷於今夏描繪古代美人萬千風情，呈現令人陶醉之精湛瓷品；「粽」情擺飾可納福滿堂，使人收一份陶瓷，享一分心意。從傳統到現代，法藍瓷跨越國界、穿越時空，揉合經典創意，淬煉當代價值，展現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之品味，打造當代珍藏經典。
浅谈景德镇的“四大名瓷”
陶瓷， 是我向这个世界宣泄感情的独特方式， 把隐藏起来的情绪和压抑住的性格用泥与火炼烧出来。所以我说，陶瓷是另一个我，另一个更加真实的我。出生在景德镇，我一直觉得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而更加幸运的是我喜欢这里，喜欢陶瓷。从幼时开始，身边的朋友和亲人都说大城市有多好，多么发达， 大家都向往着前沿的科技， 向往着霓虹灯下的灿烂生活。但是，景德镇这座城市在这几千年来也用自己的韵味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示自己的美。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里，可能会被这里混乱的交通，以及一些破旧的房屋给吓跑了，不过当你在这里多了解一点，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特产美味至极，这里的文化底蕴通过几千年的积淀越发深厚。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仿古摆件
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是这里的瓷业砥柱，分别为颜色釉瓷、青花瓷、玲珑瓷和粉彩瓷。要说景德镇白瓷如玉，那么颜色釉瓷就是宝石了，其釉色可谓五彩缤纷，晶莹夺目，被誉之为人造宝石。颜色釉是在釉中掺入不同金属氧化物和天然矿石为着色剂，施在瓷器的坯胎上，再将坯胎高温焙烧，烧成后呈现不同颜色的瓷器。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其红釉光艳华丽，青釉素洁雅致，黄釉明朗清晰，花釉斑驳古雅。而结晶釉则更变化无穷，爆发出大小不一的品花，花团锦簇，光芒四射，其艺术效果之妙是难以形容的，所以说釉是陶瓷的另一层生命。高温颜色釉绘画是经过高温烧炼下的二度创作，是利用自然界的金属氧化物为色剂，将硅、钙、钾、钠及多种矿物质元素科学配置成釉料，浮附在陶瓷坯体上，经过1300多度高温形成的液态玻璃质，其交融、渗透、流畅，形成晶莹绚丽、斑驳厚重的色彩。而且其成品率也是极低的，10个陶坯一起放入1300℃以上的炉火中烧制，一般仅有2个到3个成品能够完好无损地出炉，成功率仅有20%。
说到青花，这应该是大家对景德镇瓷最熟悉的瓷种了吧。青花艺术有着古朴的意境，其起源于元代，盛于明清，传承发扬于现代，近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之成为古代东方艺术的代表而举世闻名。用青花色调表现山水等具有苍翠古朴的格调，特别是经过岁月的沧桑，逾显其古朴之神韵，使人回味无穷。青花瓷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青花玲珑瓷是在瓷器坯体上通过镂雕工艺， 雕镂出许多有规则的“玲珑眼”，然后以施釉烧成后这些洞眼成半透明的亮孔。景德镇青花玲珑瓷是明永乐年间在镂空工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据说青花玲珑的创烧还有一个故事。在宋代景德镇瓷器中有一种叫熏炉的产品，炉盖采用镂空装饰，在烧成过程中，由于釉料的高温流动性好，加之烧成温度往往控制不严，常使窑内温度过高，从而使釉料熔融后流动而将炉盖上的孔洞填平，出窑后对光一照，光亮透明。这种偶然的产品缺陷却使工匠们大受启发，终于在明代永乐年间成功烧制出晶莹剔透的玲珑瓷器，永乐年间的玲珑瓷流传极少，很不易见。晶莹、幽雅的青花玲珑瓷，外国人称其为“嵌玻璃的瓷器”，数百年来一直誉满中外。碧绿透明的玲珑和淡雅青翠的青花相互衬托，其釉面白里泛青，料色青翠欲滴，玲珑碧绿透明，釉中有釉，花里有花，结合得天衣无缝，展示着我国古代制瓷业高度的技术成就和艺术成就。
粉彩瓷， 也是我画瓷器最多的瓷种。其不同于青花、玲珑和颜色釉，是一种釉上彩瓷，而前三者都是属于釉下瓷。那么，釉上瓷与釉下瓷究竟有着什么区别呢？所谓釉上彩是指在已烧成瓷器的釉面上用彩料绘画，再入窑在600～900℃之间进行二次焙烧而成的品种。这种彩，因施在釉上，用手扪之，有凸起感觉。粉彩就是釉上彩瓷的代表，其也可以称软彩，是在古彩基础上，用国画技法发展而成的低温釉上彩。从施彩的方法看，粉彩在素胎白瓷上勾出图案的轮廓，然后在轮廓内填上一层玻璃白，再在玻璃白上堆填色料，用干净的毛笔轻轻地将颜色洗染成深浅不同的层次，这与中国画中的没骨画法有着相似之处。由于玻璃白对彩料的粉化和乳浊作用，使彩绘颜色粉润柔和，画面细腻工整，形象生动逼真，并有浮雕之感。粉彩始创于康熙，极盛于雍正，粉彩的问世撼动了青花这几千年来的霸主地位，迅速成为宫廷新宠，在所有的彩瓷中，粉彩的表现力为第一，其艺术价值也是极高。就我而言，我画的较多的就是粉彩花鸟，是将国画的花鸟运用到粉彩瓷中，以粉彩为技法的花鸟柔和生动，仿佛在瓷面上舞蹈一般，鸟的性格、花的娇艳都是我在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
粉彩的收藏价值是在不断攀升的，俗话说“盛世收藏，乱世黄金”，翻开近年来中国陶瓷拍卖成交表，粉彩瓷器从2000年开始价位连年飙升，一件雍正粉彩橄榄瓶，在香港的成交价达到4150万港币，而另一件清乾隆的粉彩瓶，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更是拍出5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所以说，粉彩瓷不管是在艺术方面还是在价值方面都是十分可观。
瓷器收藏四大要素——“古、稀、美、俏”
第二要“稀”
物以稀为贵。如宋代汝瓷，便因其稀有而倍加珍贵，尤其是御用汝瓷。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北宋晚期至今传世的御用汝瓷总数不超过百件，且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各地、各国博物馆和少数收藏家手中，故有了“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据了解，目前市面上，一块带有芝麻钉的汝瓷残片已达数千元，如果是一件完好无缺的汝瓷器，那将是数万，数百万元甚至更高的价位。国内外古瓷收藏界，均以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作品为热点，其次要数元代青花彩瓷了。而唐代青花(唐青花是由白瓷与三彩孕育而生，唐代白瓷成熟的烧制工艺，使三彩器与唐青花以其洁白的衬底映照出艳丽的色彩效果)因其存世数量极少而难得，故唐青花瓷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上讲，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第四要“俏”
要注重收藏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的古瓷。这种“俏”货价格攀升潜力大。约10年前，清三代官窑瓷器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才几千、几万元。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现在的官窑瓷器已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了。另外，国内古瓷的拍卖价近年来虽然不断升高，但与国际拍卖价相比还是较低的，后者往往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古瓷的市场前景看好，升值潜力仍较大。
蕴含中国传统文化颜色釉陶瓷的四大特征
五颜六色、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古代陶瓷工匠的聪明才智，或热烈、或奔放、或沉稳、或雅静，体现出土和火的艺术的真谛。漫长的历史岁月沧桑积淀于缤纷的色彩之中，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象大树的年轮一样，述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元、明、清颜色釉陶瓷，不但色彩斑斓，而且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品种之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特征。
一、浓厚的宗教观念
广义的宗教观念，包括对自然和先祖的崇拜祭祀行为，从远古时代即已盛行。历代皇朝还规定了祭祀的礼仪制度，其中包括祭器。明代洪武二年，朱元璋就下令：今后“凡祭器皆用瓷”，自此，陶瓷祭器就成为明清两代官窑的主要品种，烧造数量巨大，作工十分精细。明清皇家祭祀十分频繁，所祀内容有：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等。其中土地、宗庙、社稷、山川为天子亲祀，其余遣官祭告。各种祭祀活动及不同的位置中，需配用不同的颜色釉陶瓷。如天坛正位用青色；地坛正位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月白色；先农坛、天神坛、太岁坛正位用白色等。
许多颜色釉的名称，也与祭祀相关。如有名的“霁红”，其本意应为“祭红”，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论述颇详：“霁红也，肆考纪明厂窑作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作霁红，而陶俗皆做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效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由此可知，霁红原为祭红，是唐英将其改写为“霁红”的。“霁”与“祭”同音，只是前者更能显示文采而已。“霁蓝”、“霁青”等名，在纷杂的文献中也常称“祭蓝”、“祭青”，均与宗教祭祀相关。
二、森严的等级制度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决定着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也限制了民窑颜色釉瓷器的发展。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知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森严。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限制了它向民间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皇帝的严格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精湛的制瓷工艺
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一般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榻法。为保证釉色均匀，一般颜色釉多用吹釉法，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均与吹釉法相关。清人龚鉽诗赞曰
看他吹釉似吹箫，小管蒙纱蘸不浇。
坯上周遮无渗漏，此中元气要人调。
古代陶工用的吹管，是当代喷枪的前身。二者的作用完全相同，能保证釉料均匀地附于器物外壁之上，烧成匀净的釉色。各种施釉工艺均有特殊功能，它们是颜色釉的工艺基础，也是精湛的制瓷工艺的具体表现之一。
颜色釉有高温、中温和低温之分，色釉品种至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但决定颜色釉的呈色剂却只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尤其是前三种，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温度和焰性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氧化铜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如果在还原焰中可烧成红色。而铁的氧化物，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提高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更可烧成黑色。这其中的奥妙，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工，在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釉料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成技术，创造出数十种色彩缤纷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四、富于观赏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瓷器色彩缤纷，五颜六色的色彩变化能使人从中品味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后人一向推重宋瓷，而宋瓷的主流就是单一的颜色釉瓷，五大名窑均以釉色取胜。元、明、清颜色釉瓷更显示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条：
1、巧妙地利用缺陷，反丑为美
釉面的裂纹、斑点等，本都是烧成的缺陷，但经陶工之手，反丑为美，均能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哥窑的大小开片，本是因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陶工巧妙地应用这种缺陷，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明清仿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再如清雍正时出现的窑变花釉，本是仿钧釉不成功时，釉面出现的人工难以控制的窑变现象，但陶工善于取势，顺其自然流淌，反而创出变化万千的窑变花釉的新品种。再如豇豆红釉的绿斑点，厂官釉的黄斑点，均是烧成时出现的缺陷，但陶工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反增加了釉色的韵律变化，令人回味无穷。
2、均匀中的变化
均匀纯正是颜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颜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自然的工艺变化，增添颜色釉的韵律和节奏感。如宣德红釉棱形洗（图），外壁施均匀纯正的红釉，但口沿及棱角处却露出胎体本色的洁白色，十分整齐规整，俗称为“灯草口”、“出筋”，红白分明，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再如雍正青釉鱼篓罐（图），外壁施用粉青色釉，呈色均匀稳定，但仿鱼篓的弦纹却使釉色产生了一种节奏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均可说明中国传统颜色釉在完成均匀纯正的基本要求后，追求均匀中的变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3、釉色与造型的统一
不同的釉色，配用相适应的造型，方能充分体现釉色本身的美感。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之分，其特征分别为沉稳、奔放、素雅。传世品中沉稳的霁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浓艳奔放的郎窑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罐等相结合；素雅柔润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再如窑变花釉，色泽浓烈，传世品中多为大、中件的陈设用瓷。而胭脂红釉色泽淡雅柔和，传世品中均为小件的碗、盘、瓶等等。总之，色彩丰富的颜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颜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颜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颜色釉斑斓的色彩中，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是颜色釉陶瓷受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能成为中国陶瓷主流产品之一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