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颜色原始。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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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青瓷与原始瓷器
东汉时，在中国浙江地区已经生产出真正的瓷器了。窑址发掘出的瓷片经化验证明：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表面施釉较厚，釉层透明，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是在1260℃-1300℃的高温下烧成的，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各项基本条件。因此说，中国真正的瓷器应该生产于东汉。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致，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入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
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由于瓷土中含较多的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论，尽管淘洗很仔细，依旧残留一部分，因此当时陶瓷的胎中都含有2%以下铁的成分。早期瓷器的釉是含钙的石灰釉，以铁为着色剂。入窑烧造时空气流通，进氧很多，形成氧化气氛，釉中的铁遇到空气中的氧，烧出来呈黄绿色；如果不让空气进入窑内，则窑中产生还原气氛，烧出来的瓷器就是青绿色。因此，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为青瓷。
光绪瓷器价格居晚清瓷器之首的原因？
光绪瓷器的价格为何居晚清瓷器之首？这与当时景德镇瓷器烧制的复兴有重要的因果关系。同治十年(1871年)出生的光绪皇帝，其母是慈禧之妹，1875年光绪即位，慈禧仍然主导着朝政。1875年至1908年，光绪帝在位34年，在清朝十帝中仅次于在位61年的康熙帝和在位60年的乾隆帝，历史学者将光绪朝称为晚清王朝的回光返照期。因太平军和捻军起义被平息，光绪时期社会秩序相对进入到了一个所谓“同光中兴”的平稳期。瓷器生产方面，在光绪大婚、慈禧六十大寿、七十大寿等重要喜事的推动下，上行下效，烧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达到了乾隆以后的盛期。如光绪二十年，为慈禧“万寿节”烧制瓷器花费白银就达129963.435两。
从档案记载及传世器物来看，光绪瓷器基本上囊括了大部分的传统器型，既有仿古也有创新。清宫档案记载，自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景德镇始终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瓷器烧制。瓷器研究专家认为，此时期烧制的慈禧御用“大雅斋”款官窑瓷器，是本朝比较少见的精品。常见器型有大缸、花盆、碗、盘、盒等等，“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器物上有“大雅斋”3字款，以及“天地一家春”“永庆升平”、“永庆长春”等闲章。装饰纹饰题材多样，以藤萝花鸟、鹭鸶莲花、葡萄花鸟等等最为常见。2002年北京翰海秋拍时，清光绪“大雅斋”款的黄地粉彩喜鹊登梅图大碗就拍出了15.4万元。
光绪时期景德镇仿古瓷器的生产也达到了乾隆以后的最高峰，仿康熙、乾隆两朝瓷器最多，以仿康熙青花瓷成就最高。有学者认为，仿古瓷的大量烧造，与上层社会对清三代瓷器的好古风尚相关。虽然是仿古，但是制瓷的手工绘制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形成了本朝独特的艺术风格，纹饰丰富多彩，装饰华丽生动。《饮流斋说瓷》中有“而光绪近年仿康、乾诸制往往逼真，鱼目混珠，识者憎之，然不能不谓其美术之精进也”的记载。有研究者指出，光绪朝仿乾隆粉彩瓷的器物胎釉细致缜密，工艺精湛，最具代表性的是粉彩九桃大瓶、百鹿尊等琢器。此时期新创烧的器型也不少，比如秋操纪念杯、云蝠赏瓶等。釉彩方面仍以粉彩、青花及单色釉为主流，也出现不少新釉彩品种，如浅绛彩。光绪朝瓷器的款识种类也居晚清几朝之首，除常见的干支年款外，堂名款也较多，其中以“长春宫制”、“一善堂”、“慎德堂制”、“退思斋”、“春怡堂制”、“甘泽堂制”等款识的瓷器制作较精。
粉彩、单色釉瓷之外，历年成交价最高的光绪青花瓷器也超过了百万元。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时，高40.7厘米的青花“天下第一泉”字坛以96万港元成交。这种盖罐早在1995年中国嘉德春拍时，曾创下55万元的成交价。盖罐盘口，短颈，溜肩，圆腹，圈足，足内青花书“大清光绪年制”楷款。有意思的是，盖罐的肩部以篆书题写“天下第一泉”4个大字，罐腹以青花书馆阁体乾隆御制诗《御制试中冷泉作》全文。有藏家认为，当时这种罐是为慈禧饮水而烧制的，所盛的泉水是每日从北京西郊玉泉山运来的。当然，这仅是现代人根据记载的一种推测，但却给这种瓷器平添了些许传奇。
光绪瓷器存世量大，近年来上拍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据笔者大略统计，中国市场历年成交价超过百万元以上有十余件，大部分都在近两年创出。有藏家认为，嘉道以后，光绪瓷器因为量大，收藏起来比较容易成专题，将是未来晚清官窑瓷器收藏中的一个潜在热点。2010年北京地区拍出了3件超百万元瓷器，器型都较大。北京保利秋拍1对清光绪御制黄地粉彩百鸟朝凤大瓶以246.4万元居历年之首，对瓶高140厘米，原是民国时期上海巨贾叶澄衷之子叶贻铨旧藏品，后归上海友谊商店。该公司春拍还以109.76万元拍出一组美国藏家旧藏的六扇屏清光绪仿珐琅彩二十四孝瓷板。北京翰海秋拍，底书“储秀宫制”篆书款的清光绪黄地彩云龙大盘以112万元成交。近年来，较好的光绪瓷器价格大多在六七十万元。
泉州宋船 香料瓷器的转运商
华光礁1号出水的折枝花卉图案粉盒。
清末美璋照相馆出版的明信片有泉州“镇国塔”。
泉州开元寺内海上交通博物馆的古船博物馆所展示的南宋古船。
华光礁1号出水瓷器，其中不少小巧玲珑、做工精美。
据泉州海交馆的专家说，以前认为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后来，研究阿拉伯人墓碑才知道，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有许多是由“陆上丝绸之路”转道而来。可见当时的泉州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汇聚的地方。这也证明，海丝与路丝是一种循环式，海陆相沟通的商路与交流之路。
梁二平
泉州开元寺的历史比开元还久远，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3年)，改名开元寺，此寺是泉州最古老的“景点”。上个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至泉州时，看的第一个景点就是开元寺，但开元寺吸引我的并非是寺。
走进开元寺的大院内，我先看的是院内相距约200米的两座古塔。东塔名为“镇国塔”，建于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当初为五层木塔，后改为石塔。西塔名为“仁寿塔”，建于五代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当初也是五层木塔，后几经毁坏，改建为砖塔。东塔通高48米，西塔高44米。如此高塔，立在泉州湾的晋江东岸，在古代，它们已不仅仅是佛塔，还兼具泉州湾地标和航标的功能，给出海归港船只以指引。我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到塔下驻足仰望。据史料载，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泉州曾发生八级大地震，而双塔无损，仅“镇国塔”顶盖石角折宝刹倾斜，在清末厦门美璋照相馆出版的“镇国塔”明信片上，还可见到这一奇景。
巧的是这个院子不仅有古代航标的意义，后来，它还“泊”入了一艘宋代古船，也被称之为“泉州古船”。当年，古船出土时，泉州还没一个像样的博物馆，所以古船一直住在这个寺院里，后来，这里就成了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的古船博物馆。
泉州后渚港出土古船
今天的泉州已把历史当做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格外珍爱。
21世纪初，我又多次到泉州考察，这里已建好了新的泉州博物馆和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新馆。据海交馆的朋友介绍，“泉州古船”现身之时，是大众文物意识很薄弱的时代。那是“文革”十年中的1973年，泉州后渚港的渔民在附近海滩上捡了很多烂在泥沙中的木板，就拿回家中当柴烧，但这些木块却难以引燃。刚好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为玑在泉州考察海上交通史迹与文物，听到此消息后，感到这可能是一种考古发现，立即赶到现场。后来发现这里确实是一个古沉船遗址。
1974年8月，中国首次大型海湾考古发掘工程在后渚港展开，当沉船上面2米多厚的堆积层被清除后，一艘（实际上是半艘）古船出现在人们面前。经测算，沉船残长24米，残9米，船下部有12道隔板隔出的13个水密隔舱，排水量近400吨，载重200吨；应当是一艘首部尖、尾部宽、高尾尖底“福船”型海船；沉船年代大约在南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即宋室南逃至泉州之际。
那么，它是一艘渔船，还是商船呢？是将要出港的船，还是归港船呢？专家从船中残存的货物来看，首先它应是一艘商船。人们从船舱中发掘出2350余公斤香料木及贵重药材，还有500多枚唐宋铜铁钱、50多件宋代陶瓷器、90多件木牌木签、2000多个暖海种贝壳，此外，还有许多桃、李、橄榄、荔枝等果核，及船上水手娱乐用的象棋子共有14种器物出土。此外，这艘商船应是载着南洋等地的货物从海上归来的船，不幸沉在了家门口，也许当时正是蒙元追兵进入泉州的兵乱之际。这艘商船原本打算贩运南洋香料到泉州，而后再倒卖给阿拉伯商人，由他们转手贩给不产香料的欧洲。出海时，还是宋朝呢，回来，就是蒙元的天下了。也有人进一步猜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泉州的最大海商蒲寿庚家族的商船。蒲寿庚家族主要在海上经营香料。并且，在宋元之交正是他们海上交易的兴旺之时。
中型福船可远洋
从《中国古船谱》来看，宋代的造船技术已相当成熟。据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宋时海船大者载重达300吨，可载五六百人。中型船可载150吨，载人可达300人左右。宋代海船船体坚固，结构良好。船体“以巨木全方，搀叠而成”。
据古船专家介绍，泉州古船，其龙骨由两根松木接合而成，采用体外龙骨的设计和直角榫合的工艺，增大了船的纵向强度。海船的船壳、船底用二重板叠合，舷侧则用三重板叠成。自龙骨至舷有侧板14行，1至10行由两层板叠合而成，11至13行由三层板叠合而成，采用搭接和拼接两种结构工艺，以钉榫为主要构件。里层船壳板的上下板之间都用子母衔榫合。尖底造型使船壳弯曲弧度大，多重板工艺使取材、建造和维修较为容易，二重或三重板加固的侧板与船壳板使全船的强度大为提高更耐波浪的冲击，利于远航。古船还使用了铁钉，舶板采用榫联和铁钉加固，并用桐油、麻丝、石灰等嵌缝，以防渗漏和钉头锈蚀。
据古船专家研究，此船形特点是：底尖、船身扁阔，长宽比小，平面近于圆形，应是宋代泉州海船。这种V型船体的结构设计，不但可增强船舶的稳定性，而且能减少水下阻力，使海船在遇到横风时横向移动较小，在顶风行船时更是优越，“贵其可破浪而行也”。为改善船舶的摇摆性能，宋代水手还在船腹两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
我们仅以泉州1973年出土的34米长的海船为例，这艘船可装载200吨的货物，相当于丝路上700头骆驼的承载量。海船借助季风，即使是去东非，160天也就够了。东西贸易无论是速度上，还是运量上，海上运输都是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
华光礁1号或是泉州古船的姐妹船
考古最怕孤证，泉州只有这么一条宋代古沉船，值得关注的是后来，人们在远海又发现了一艘南宋沉船，它和泉州还真有点关系。
1996年南海渔民又在西沙群岛发现了一艘沉船，后命名为“华光礁1号”。此船后来经考古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船体残长20米、宽约6米，舷深约3～4米，发现11个残留的隔舱，估计排水量大于60吨。但船已烂得严重，估计无法成为又一艘可展示的古船。此沉船尚有近万件宋代文物，其中四分之三是产自福建的陶瓷器。陶瓷产品按釉色分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这些陶瓷器都属于生活用具，大多是民窑生产，质量不高。
福建和海南两省的考古专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南宋时期的某一天，它从福建出海，沿丝绸之路航行时，在西沙遇到大风后触礁搁浅，随后沉没”。宋代已经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专门机构，负责内外贸易；泉州港是福建最大的贸易港口；专家们由此推断，它很有可能是从泉州出海。近海的远海的古沉船证明，宋代的泉州确是海上贸易的重镇。
海交馆的小陈博士对我说，以前认为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后来，研究阿拉伯人墓碑才知道，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有许多是由“陆上丝绸之路”转道而来。可见当时的泉州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汇聚的地方。这也证明，海丝与路丝是一种循环式，海陆相沟通的商路与交流之路。
探讨陶器、原始瓷与瓷器的区别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原始青瓷的风采
原始瓷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我国商、周时代。大家一致认为，原始瓷器属于瓷器生产的早期和低级阶段，它和东汉以后的成熟瓷器相比，烧成温度偏低，胎体比较高，釉层薄而且容易剥落，制作工艺比较原始。当我有幸看到这件战国早期极为罕见的原始青瓷双耳罐（见图），它那优美的造型、极为工整的制作技艺、晶莹剔透如玉般的釉面，都勾起我探秘的本能。这件战国原始青瓷，直口、丰肩、腹鼓圆，平底。体型硕大。胎色灰白，釉色青中泛黄，釉面厚薄均匀。肩饰双系，并刻划数组瓦沟纹和阴刻弦纹。瓦沟纹的深度、宽度异常的一致，平行排列，线条刚劲有力，朴素大方。人们除了从它特有的造型和制作工艺特征上解读这件精美绝伦的战国瓷器可能为某贵族墓葬出土外，似乎对其更深的文化内涵难以破解。人们始终难以理解的是，早在战国就会有这样高水准的器物，况其烧成温度和胎体的烧结度并不亚于后来的东汉成熟瓷器。
我们知道，原始瓷器是在选料和制陶的技术十分进步成熟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原始瓷和陶器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原始瓷器用瓷石做坯料，其中氧化硅和氧化铝的含量较高，通过高温烧制后，提高了坯体的机械强度，原始瓷胎多数呈灰白色或淡黄色。
（2）原始瓷的烧成温度较高，极大多数已在800℃以上或1000℃以下。胎质松软，发展到战国晚期烧结温度高达1200℃左右，胎壁烧结坚硬，不渗水，品质已接近于近代瓷器。
原始青瓷双耳罐
（3）原始瓷表面施釉，有光泽，透明洁净，便于洗涤。已经开始使用氧化钙作为助熔剂，它能使釉的熔融温度降低，在较低的温度中玻化。釉不仅能使原始瓷器表面光滑，不易污染，而且能为制品增添色彩。
原始瓷釉料中因含有氧化铁，所以釉呈青、青黄和褐色等。从无釉到有釉，是陶瓷工艺中的一项巨大进步，为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工艺模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