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器与瓷器。
1、 夏代的陶器
目前中国史学界关于夏代何时开始，结束，夏的社会性质是什么等，尚无定论，本书亦不打算加入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陶器作为夏代的陶器来介绍。
夏代陶器以泥质灰陶、夹砂陶较多，黑陶（包括黑衣灰陶）和棕陶次之，红陶已极少见。还有少量白陶器。主要器形有：作炊器的鼎、罐、甑，作饮器的觚，作食器的豆、簋、钵、三足盘，作盛器用的盆、瓮、缸，等等。纹饰主要是篮纹、方格纹、绳纹，还有一些素面磨光或在磨光陶器表面拍印的回纹、叶麦纹、涡漩纹、云雷纹、圆圈纹等。夏代陶器盛行在器表加饰数周附加堆纹、划纹、弦纹。陶器造型方面的特征是：折沿平底、三底足、圈足为主，圜底器少量出现。
夏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些进步，出现了能产生更高温度的馒头窑：窑室呈圆形弧壁，并向上逐渐收敛，封顶隆起形似馒头，故名。馒头窑可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火候）陶器的质量得以提高。
2、 商代的陶器
由于商代历史长（一般认为有六百多年），文化面貌比较清楚，商代的陶器前后差别较大，陶瓷史家们往往把它分成三个时期来介绍：
商代早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有少量红陶、棕陶和白陶，而黑陶、黑衣陶已很少见。主要器形有：炊器类的鼎、罐、甑、鬲。鬲逐代替鼎而成重要炊器。饮器类的觚、爵，食器类的豆、簋、三足盘，盛器类的瓮、盆、大口尊缸，等等。大口尊、圈足盘、簋 是新出现器形。这时期陶器纹饰以印痕较深的绳纹为主，约占五分之四强。另有少量磨光素面，及磨光面上拍印的云雷纹、双钩纹、圆圈纹，附加堆纹的运用已较前大为减少。
商代中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另有一些夹砂粗红陶、泥质黑皮陶、泥质红陶，白陶的数量占陶器总量的比例仍很小，但较商代早期有所增加。器形主要有：作炊器的鬲、罐、甑，作饮器的爵、觚、杯，作食器用的簋、豆、钵、鼎、作盛器的盆、瓮、大口尊、罐、壶，等等。在造型上，商代中期陶器口部折沿基本不见，多为卷沿，底部主要是圜底和袋状足，圈足器增多，平底器大为减少。商代中期陶器的纹饰，绳纹所占比重更大，几达98%。在制作精细的簋、豆、盆、罐、壶、瓮的腹部、肩部、圈足上，常有由图案纹饰组成的带条，主要纹饰有：饕餮纹、夔纹、方格纹、人字纹、花瓣纹、云雷纹、涡漩纹、曲折纹、连环纹、乳钉纹、蝌蚪纹、圆圈纹、火焰纹等。其中以饕餮纹组成的带条最多，一般是三组饕餮纹构成一个条带。饕餮纹在陶器上大量拍印，仅在商代中期最为盛行，到商代后期就很少见到了。
商代晚期的陶器，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代晚期我国白陶得到了高度发展，成为当时占陶器中比例不大却十分名贵、重要的一个陶器品种，下面我们还要单独谈几句。商代晚期陶器的器形，作炊器的主要有爵、觚、甑，作炊器的鬲、罐、甑，作饮器的爵、觚、杯，作食器用的簋、豆、钵、鼎、作盛器的盆、瓮、大口尊、罐、壶，等等。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刻划纹、凹线纹、弦纹、附加堆纹、镂孔，等等。商代中期盛行的饕餮纹、云雷纹、方格纹等带条状精美图案纹饰，这时期陶器上已很少见到，这一点是我们区分商代中期与晚期陶器的参考之一。在造型上，商代晚期陶器中的平底器，圈足器较前一时期明显增多，袋状足也不少，而圜底器则有所减少。
我国在6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即能生产以瓷土或高岭土为原料的白陶器。此后便源源不断。到商代晚期白陶烧制达到了高峰。商代晚期白陶器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均有出土，以安阳殷墟出土为最多。此时的白陶器不仅选料精细，而且制作相当规整、精致，器表又多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精美花纹图案，形制和纹饰都有仿制当时的青铜礼器。商代晚期白陶器是当时 陶器中的珍品，也是我国陶瓷器中的瑰宝。商代以后，由于瓷器的出现，白陶便迅速衰落了。
商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很大提高，馒头窑是主要的窑型。在江南地区新出现一种比馒头窑更为先进的陶窑--龙窑。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上虞，江西吴城均发现了商代龙窑。这种窑一般依山势建在山坡上，窑身呈长条形倾斜砌筑，外观上形似一条龙从下而上，故名龙窑。龙窑比起横穴窑、竖穴窑、馒头窑来，有多种优点：因依山而建呈倾斜向上状窑炉本身就有自然抽力，窑炉火势大，通风力强，升温快：可据生产需要和技术条件，增加窑的长度，从而提高窑的装烧量，还比较容易维持窑内的窑炉气氛（这对烧瓷器更重要，下面我们再详讲），这就使商代陶器有很大发展，并在商代中期开始了我国由陶到瓷的过渡，诞生了我国最早的瓷器--原始青釉瓷器。
3、西周的陶器
西周隐患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也有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和白陶，到西周后期已经不见了。西周陶器的器形，作炊器主要有鬲、 甑，作饮器的主要有爵、 觚等。但已经很少，作食器用的重要有豆和簋，作盛器用的主要有勰、罐瓮、盆、盂等等。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划线纹、篦纹、弦纹、刻划三角纹等。这时附加堆纹已很少使用。
西周时期烧造陶器的窑炉主要还是馒头窑，龙窑的使用还是相当少。
4．春秋时期的陶器
春秋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夹砂棕陶。常见器形，作炊器的主要是鬲、釜、甑，作食器的主要有豆、盂、盘，作盛器主要有瓮、盆、罐。此外，大约从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专用于随葬的陶明器，春秋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有仿青铜礼器的鼎、 盘，也有仿日用器的鬲、罐、豆、盂，等等，陶器的造型以平底器和三足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春秋陶器纹饰更为简单，主要是粗绳纹、瓦旋纹。可以看出，春秋时期陶器不仅品种减少，而且纹饰单调，大约是因为当时的陶器手工业的主要力量，用于生产和发展更为先进适用的原始瓷上去了。
商周时期特别要提到的一个重要陶器品种是建筑用陶。我国目前书籍的最早的建筑用陶器，是商代的早期的陶水管。西周早期又出现了陶瓦，春秋时期出现了砖。建筑用陶不仅增加了商周陶器的品种，而且从根本上改进了我国建筑面貌，为我国独特建筑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商代早期的建筑用陶水管是作为宫殿群排水管用的，是一种一端粗，一端细的圆筒形管， 一般长约40、径约14、壁厚约1。2厘米，表面饰有细绳纹。管较细的那端有约15厘米一段的绳纹被抹去，便于与另一管较粗一端套接。商代晚期还出现一种"三通"陶水管，是为了作纵横两条水管丁字形相交用的，其形制与作用跟现在自来水用的三通管相似。西周的瓦有筒瓦、板瓦和瓦当。筒瓦和板瓦均一头宽一头窄。筒瓦大的长可达50厘米，小的也达22。5厘米，厚1。2至1。5厘米。筒瓦表面有各种绳纹、云雷纹等，内壁中部有一长约5厘米的圆柱形或圆锥形瓦钉，用来把瓦固定在房顶上。板瓦一般长48-53厘米，宽29-34，厚1--2厘米。板瓦的外面也有一至二个约长3厘米的园瓦钉。瓦当时筒瓦窄端粘接一个圆形或半圆形堵头，用于靠近房檐边沿处的。
春秋时期建筑用陶又有了新发展，出了方形或长方形薄砖。这是我国建筑的用砖之始。陶水管、板瓦、筒瓦、瓦当大量使用。特别要注意，，春秋时期的瓦同西周的瓦明显的不同：春秋的比西周瓦略小而稍薄：春秋时期的瓦基本上没有瓦钉（或叫瓦鼻）少量用瓦钉的瓦，也不是如西周瓦把瓦钉固定在筒瓦的内面，板瓦的外面，而是把瓦钉制成带有钉帽的单独构件，在板瓦或筒瓦一端近头处挖一个小圆孔，使用时将瓦钉通过瓦上圆孔插入房顶上以固定瓦；再就是筒瓦或瓦当的一端出现了稍小于瓦头的瓦榫头，便于两个筒瓦相接处更为吻合。
以上介绍的是夏商周时期的以河南、陕西、晋南等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陶器情况。我国当时中原地区以外的地方同样有各具特色的有些还是比较发达的制陶业，有很多值得重视研究的隐患，这里不便详细介绍了。有志于此的读者可细心研读那些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与研究著作。
夏商西周春秋陶器中，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品种印纹硬陶需要提及。印纹硬隐也是陶器，只是胎质比一般的泥质陶、夹砂陶细腻、坚硬，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高些，器表拍印有几何形图案为主的纹饰，所以叼印纹硬陶。它的特点是：胎的化学成份跟原始瓷器的相似，只是铁的含量多些（详见下节），器表和器里均多呈紫色、红褐色、灰褐色或黄褐色；器表多有拍印几何形图案纹饰；有的有一种光泽；胎较坚硬，扣之可发出金石声。夏代遗址中即有此类陶器出土。西周则是印纹硬陶的发展兴盛期，器形有瓮、坛等，有的器高达9厘米。春秋时期印纹硬陶继承前代的发展。印纹硬陶是由陶到瓷过渡的一种具有原始瓷某些特点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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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两代陶器的纹饰有哪些特征？
夏商两代陶器的纹饰有哪些特征？饕餮是什么？有人认为饕餮可能是古人心目中的一种怪兽，也有人认为它是古代一种类似于虎的怪兽。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出现在商代陶器、青铜器、玉器上的饕餮纹是由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和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演变而来。饕餮纹的图案很古怪，其形状有眉、有目、有鼻、有上颚而无下唇，并不是完整的兽首形象。
夏商两代陶器上的纹饰有别于仰韶文化陶器。夏代陶器盛行在器表加饰数周附加堆纹、划纹和弦纹，主要纹饰有篮纹、方格纹、绳纹、回文、圆圈纹等。商代早期的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云雷纹、双钩纹、圆圈纹等，中后期的陶器纹饰有饕餮纹、夔纹、方格纹、人字纹、花瓣纹、云雷纹、涡漩纹、曲折纹、蝌蚪纹、凹线纹、弦纹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饕餮纹。
饕餮是什么？有人认为饕餮可能是古人心目中的一种怪兽，也有人认为它是古代一种类似于虎的怪兽。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出现在商代陶器、青铜器、玉器上的饕餮纹是由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和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演变而来。饕餮纹的图案很古怪，其形状有眉、有目、有鼻、有上颚而无下唇，并不是完整的兽首形象。
商代陶器上的饕餮纹面目狰狞，看起来有点恐怖。商人刻画这种纹饰有何含义？据陈大年先生考证，饕餮纹之所以自下唇以下全无，是有戒贪的含意，它提醒人们不要像什么都吃的饕餮一样，见到利益都想分一杯羹。
春秋战国时期陶器纹饰很少而且简单，主要有粗绳纹、瓦旋纹、S形纹、栉齿纹等。秦汉时期陶器艺术成就最大的是陶俑和陶塑，而这一时期的建筑陶器也独树一帜，有别于其他时代，难怪后人常用“秦砖汉瓦”来赞美这一时间的建筑陶器。这个时期的砖瓦、瓦当等都刻有美丽的图案和文字。瓦当上的“千秋万岁”、“宜子孙”、“大富贵”等文字无疑是我国陶瓷史上最早的吉祥语。
厦、商、周、春秋时期的陶窑和改进（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
厦、商、周、春秋时期又称奴隶社会时期，前后共约300年。随着社会劳动分工不断加大，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日益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更为繁荣，陶器的生产技术也因之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对我国陶瓷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根据已发掘的资料，陶器的生产大都集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如郑州洛达庙商代早斯的窑（图1），它虽然具有馒头形的窑形，但对窑的结构有所改进。窑底部直径增到1.4m，火膛增高（0.8m），箅孔（即火孔）增多加大（直径0.1m）且分布均匀。窑室的窑墙向内呈圆弧形倾倒收缩，这样燃料既可以得到充分燃烧，又可使热气流均匀地进入窑内，这对提高窑内温度，改进陶器质量是有利的。
商化中期的窑型基本上与早期的差不多，从河南郑州铭功路商代中期的窑型（图2）来看[6]，更近似于现代馒头窑型。它的整个窑室位于火孔膛之上，即火膛直径与窑室底部直径相同（1.15m），算孔直径为0.14~0.18m，火膛与支柱的高度约0.68m，从图中得知这座窑的箅孔直径较商代早期大。虽然这座窑的火膛和支柱较商代早期的稍低，但箅孔较大，使进入窑内的火焰较多，增强窑内的热量，对提高窑内的温度也是有利的。
商代晚期的窑的发掘较多，如郑州旭旮王烧陶的窑[7]，与中期的窑相比，窑室底部直径更大，约1.8m，火膛亦增高约1.1m，直径1.7m。又如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来的一座陶窑（图3），在结构上除加大窑室和提高火膛外，最重要的是在窑室下面火膛中间的支柱取消了，这样一来，对于柴、草的充分燃烧以及提高窑内温度更加有利[8]。
总之，由于商代制陶工艺不断发展，窑炉结构继续改进，窑炉容积逐渐加大，烧成温度也随之提高，因而，陶器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均相应地提高和增多，所以商代初期的陶器产品多为质地粗松的砂质红陶和棕陶，而到商代中晚期，以质地较细腻的、制作精致的泥
质灰陶和夹砂灰陶居多，而且许多产品表面均有花纹装饰，此外在郑州二里岗的遗址中还发现有质地坚硬的釉陶。
进入西周以后，在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均有陶窑发现，在结构上的改进尤为显著。如在郑州董砦遗址中发掘的一座西周时期的陶窑，除了窑室容积和火膛较大外，其他结构部分与商代后期的馒头窑型相似。另在陕西长安沣东发掘的西周陶窑（图3），其结构与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后期没有支柱的窑型（图4）类似，所不同者为烟囱建于窑顶中部[9]。
此外，在西周时期发掘的陶窑还很多，如长安沣西客省庄窑和张家坡窑[10]，其特点是在窑底部都设有若干烟道使烟气再汇入主烟道内，最后烟气再由烟囱排出，尤其是张家坡窑，在残窑上还摆留着残高0.9m的一截，肯定在窑后没有烟囱。窑上烟囱的出现，在窑炉结构的改革上是重大创举，从热工学的观点而论，对于燃料的燃烧，空气的调节，火焰流动的速度，窑室内温度和火焰性质的控制，都会得到良好的改善。张家坡遗址中出土的釉陶测定的烧成温度近1200℃，坯体已基本致密、坚硬，接近瓷器的特征。由此也可说明，西周时期我国陶器质量的改进与提高烧成温度是密切联系的。
综上所述，我国陶窑自西周开始在北方黄河流域已基本形成了附有烟囱的馒头窑型的结构。西周以后，春秋时期由于陶业继续扩大，促进了陶窑的改进，在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均有陶窑的发现，特别要提及的是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东南一带遗址所发现的窑炉[11]，其特点之一是陶器可在陶制的炉条上烧成，二是在火门相对的后方有一个直径8cm的烟囱。烟囱由窑顶移至窑身后是烧陶窑炉的重大改进[12]，对以后完善馒头窑的结构起重要作用。山西侯马东周釉陶的气孔只有0.14%，烧成温度为1230±20℃[13]，可以推知，窑的改进对提高烧成温度和釉陶质量是有显著效果的。
秦汉时期陶器
秦汉是中国陶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强大的封建帝国建立起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渠道的沟通，极大地促进了制陶艺术的繁荣，表现题材更加丰富。
秦汉时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器皿的使用最为广泛。各地发现的秦汉陶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秦兵马俑集商周以来数千年制陶工艺技术之大成，是中国古代灰陶制造水平最高的作品，也是中国陶俑雄健朴素、明快洗练风格的最辉煌的杰作。还有具有时代特色的茧形壶与俑饰彩加绘，刻有秦统一天下诏文的陶量等，均为秦代陶器的代表作，也是秦代“车同轨，书同文”的历史见证。
两汉时期的陶器，由单调的青灰陶发展成饰粉、布朱与彩绘等品种，陶器的社会功能也更广泛，既有实用品，也有用于陪葬的明器以及生动逼真的陶塑说唱、乐舞、杂技俑。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大成就是在东汉时发明了黄、绿、褐色低温铅釉，其制品多仿塑城堡、院落、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用于建筑材料的瓦当产量也不少。与秦代相比，汉代瓦当的制作技术有了明显的改进，制作过程得到了简化，边轮齐整，面积更大。除常见的云纹瓦当外，更大量的是文字瓦当，反映了汉帝国的精神风貌。
夏至战国时期陶器
夏至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陶器已经丧失了前一时期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青铜礼器和生活、生产用器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陶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传统的面貌，但器型、纹样模仿青铜器的做法相当流行。烧陶窑炉的发展为冶炼青铜炼炉的创制提供了启示；而能用火候较高的温度冶炼青铜，又为改进陶窑炉进一步烧制出耐温较高的白陶器和原始瓷器创造了条件。
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白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此期出土的器型以三足盘、觚等为主，并饰以龙纹、兽面纹饰，与当时青铜器的特点保持同步。
商代烧制的灰陶器和白陶器，品种较前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提高。陶器表面有拍印绳纹、弦纹等纹饰，也开始出现一些动物、几何形图案。
西周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通常以三角纹、几何纹、弦纹等为主要装饰，印工规整，多为炊器，显然陶器已经基本退出了社会礼仪用器的舞台，成为纯粹的生活用具。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比较有代表性，以夔纹、席纹常见，朱绘彩陶器多模拟礼器，这种礼器远非传统的周礼所代表的贵族礼仪制度的体现，而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礼制和社会等级制度被逐渐打破后的新的社会现象。
战国时期以陶器代替铜器为明器入葬已成习俗，制陶工艺受到发达的漆器、铜器工艺影响，以印纹硬陶为主，对陶表面处理装饰的创新工艺有磨光、轧亮、铺施漆衣彩绘等。最为流行的装饰是彩绘云雷纹、兽面纹、涡纹，纹饰清新、色彩绚丽。虽然当时诸国的制陶技艺差别明显，但陶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的变化却十分丰富。
陶瓷知识：广东陶瓷的历史——新石器时代至西周的陶器
龙川出土的西周《双耳陶罐》(0cm口径11.5cm广东省龙川遗址出土广东省博物馆
商周时期，南方是百越部落聚居的地区。在《尚书泰誓》、《逸周书王会》、《诗经大雅》等文献和中原出土青铜器铭文中有南夷、仓吾、南瓯、南国、南海等词，指的都是南方百越部落。南方百越部落同商周王朝经常有交往，有时也发生战争。在这过程中，逐步扩大了我国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上述发现的印纹陶，大口圆底尊和彩绘陶器等，它对进一步研究当时广东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年代上，无疑是增添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春秋战国陶俑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从“敬天"向“重民"转化。在丧葬习俗上，出现用俑葬取代人殉的社会进步潮流。俑，是以人或动物形象捏塑而成的陪葬品，有木制、陶制与瓷制，以陶制品为多。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年代最早的陶俑，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在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有六组小型陶俑，山东泰安康家河出土的几件陶俑及山西长治、陕西铜川出土的则是战国早期的陶俑。其中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山东章丘女郎山出土的一组彩绘乐舞陶俑，由人物俑、乐器及祥乌组成，人物俑分歌舞俑、奏乐俑、观赏俑。陶俑为泥质黑陶捏制而成，加施陶衣彩绘。人物姿态各异，造型生动，风格写实，捏塑线条分明，洗练逼真。
从出土的实物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陶俑，形体较小，大约10厘米，烧制温度较低，多采用捏塑的技法，人物的五官以简单的刻画来体现，面部基本上无表情变化，突出的是形体动作。从各方面说，均较为原始。
从战国开始直至明清，陶俑在殉葬品中一直占主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领域内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
西周印纹硬陶
西周是印纹硬陶发展的兴盛时期。印纹硬陶的胎质比一般陶器坚硬，烧制温度在1200℃左右，与原始瓷器较为接近。由于原料含铁量较高，胎质和器物的表里多呈紫褐色、红褐色，还有的呈灰褐色、黄褐色。少数器物表面有一层薄釉似的光亮，这是由于器表在窑内高温熔化所形成的光泽。印纹硬陶器基本上以泥条盘筑法成型，器物的一些附件如鼻、耳等，则为手制后粘接在器体上，其纹饰多采用拍印法。
从考古发掘看，长江以南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印纹硬陶出土数量较多，延续时间长，从夏直到秦汉。在黄河流域地区，印纹硬陶出土数量既少，出现时间也晚。
西周时期常见的器型有罐、钵、坛、缸、盂等生活用器，平底器和圆底器较多。装饰纹饰有夔纹、回纹、扁体云雷纹、波浪纹等，其中很多是将几种纹饰装饰在一件器物上。
引人注目的是，西周的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的器型、纹饰及制作方法基本相同。在江浙等地一些窑址中，发现原始瓷器与印纹硬陶在同一个窑中烧制。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色彩瑰丽写春秋
俑是古代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早是专指古墓中随葬用的偶人，后来其外延有所扩大，有生命的家禽、牲畜及想像中的神灵摹拟品亦被纳入其中。
因为俑的使用是为了使死者能在冥世继续如生前一样生活，所以俑真实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中国古俑在其盛行的从东周至宋代的约1500年中，弥补了同时期地面雕塑在种类及完整性上的重大缺憾，为我们勾勒出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胳以及历代审美习尚变迁的轨迹，成为了解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资料。
俑产生于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最早的俑见于安阳殷墟王室墓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双手绑缚的奴隶俑。至秦秋战国时期，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人殉时代的终结，代替人殉旧俗的随葬俑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的文献《孟子》、《礼记》首次出现了关于俑的记载。
中国古代各类俑中陶俑数量最多，另外俑质偶用木、石、瓷、铜、银等材料。俑的分类及名称尚无定制，殆有依其身份、姿势与持物，依其族属而定名数种。
中国的俑发轫于商，至东周时代渐趋流行。在山西长子县春秋晚期晋国墓中发现的4件木俑仍与人殉同存，这正是人殉没落、以俑代替活人随葬之风初兴的特征。至战国，湖南、湖北、河南楚墓中流行木俑，多为侍卫俑和女侍俑。北方诸国多为乐舞俑，而且多用陶塑，模制未见。
20世纪70年代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发现大规模兵马俑群。陶俑总数可达7000之巨。这是摹拟的千古一帝的送葬军阵。其数量庞大、形体壮硕、气势慑人，是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空前之举。最近，在紧靠秦始皇陵东南侧的甲胄坑旁，又发现了跣足袒身舞蹈状的巨型秦俑。所以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雕塑的历史。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雕塑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俑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等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帝陵陶俑数量很大，一般高50厘米至60厘米。或上承秦俑，模制敷彩。或沿袭楚风，裸塑着衣。侯王墓中，除武装士兵俑外，家内奴婢和伎乐俑也占有很大比例。形体略小于帝陵之制。低级官吏和地主墓中也有放置俑的，俑的构成主要是家内奴婢。西汉南方常见木桶，楚制依旧。而山东地区陶俑也继承了战国齐地古拙的传统。东汉伴随着庄园豪强的发展，与场景模型配置的小型陶俑多了起来，而且造型更为生动传神。其中河南的乐舞百戏、武装部曲俑；四川的劳作、说唱俑；广东的陶船及船夫俑；甘肃武威的铜车马仪仗俑代表着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社会的动荡与破坏，俑的制作也陷入低谷。其中西晋之时，俑的组合形成一定模式，约可分为镇墓俑、出行仪仗俑、侍仆舞乐俑、庖厨俑四类。南朝的俑，承袭了西晋的传统，而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出现了极具时代特征的甲骑具装俑。
隋唐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安定与繁荣，俑的艺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官俑、武士俑、仕女俑、牵驼俑、牵马俑、骑俑、戏弄俑、胡俑成为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尤以色彩斑斓、奇伟多姿的三彩俑凝铸雄浑富丽的盛唐之音，堪称中国古俑的压卷之作。
及至五代，俑风大变，镇墓压胜的神怪俑受到重视。宋代以后，葬俗转易，尤其是焚烧纸明器在丧葬中的盛行，俑的使用骤减，至清初遂告绝迹。
俑的历程虽已结束，但它在中国雕塑史上涂抹的瑰丽色彩却如史诗般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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