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从“敬天"向“重民"转化。在丧葬习俗上，出现用俑葬取代人殉的社会进步潮流。俑，是以人或动物形象捏塑而成的陪葬品，有木制、陶制与瓷制，以陶制品为多。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年代最早的陶俑，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在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有六组小型陶俑，山东泰安康家河出土的几件陶俑及山西长治、陕西铜川出土的则是战国早期的陶俑。其中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山东章丘女郎山出土的一组彩绘乐舞陶俑，由人物俑、乐器及祥乌组成，人物俑分歌舞俑、奏乐俑、观赏俑。陶俑为泥质黑陶捏制而成，加施陶衣彩绘。人物姿态各异，造型生动，风格写实，捏塑线条分明，洗练逼真。
从出土的实物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陶俑，形体较小，大约10厘米，烧制温度较低，多采用捏塑的技法，人物的五官以简单的刻画来体现，面部基本上无表情变化，突出的是形体动作。从各方面说，均较为原始。
从战国开始直至明清，陶俑在殉葬品中一直占主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领域内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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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陶瓷
（一）战国陶瓷
1、战国时期的陶瓷
战国陶器仍以灰陶为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种类有日用器具、陶明器、建筑用陶及少量陶制生产工具等。
战国时期的的日用陶器，主要是泥质灰陶，釜这类的炊器则为夹砂灰陶。一般烧成温度较高，胎质坚硬。常见的器形有：作炊器的釜和甑，作盛器的罐、壶、盆、钵、瓮，作饮食器的碗、豆、杯等。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各国陶器在形制等方面差别很大，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烧制出较多的大形陶器，如高82、口径41、腹径90厘米的瓮，高55、口径88厘米的釜等，表明此时陶器成型、烧成技术已很高，为秦代烧制高大兵马俑打下了基础。
战国时期由于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贵族们也渐用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随葬用木俑或陶俑代替人殉，所以战国时期陶仿青铜礼器的明器迅速发展，陶俑较多出现。陶礼器主要有鼎、豆、壶、簋等，而且制作精良，磨光、暗花、朱绘线刻等装饰广为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陶工艺，推动了陶器业的发展。特别是战国陶俑的出现，为我国陶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品种，影响非常深远。请读者注意战国陶俑的特点：体小（高5-15厘米），火候很低，制作粗糙，有些身上还留有明显的刮削痕迹，带有很大的原始性。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大兴土木，建造城市和宫殿，因而建筑用陶发展迅速。战国建筑陶器的品种，有前一时期已经出现的陶水管、陶瓦（筒瓦和板瓦）、瓦当，铺地砖（方砖和长方砖）的基础上，此时新出现了建筑陶空心砖和陶井圈。空心砖长一米左右，作长方形条石状，内部空，壁厚2-3厘米，外部饰有花纹，主要作用大型建筑的踏步和台阶，也用以修筑坟墓的椁室。另外，战国时期还出现断面呈"几"字形的花砖和长方形凹槽砖战国陶井圈呈直壁圆筒形，每节高30-50厘米，口径60-100厘米，大多为泥质灰陶，圈壁上挖有几个小圆孔，以便井外的水渗入井内。战国陶井圈的特点是：时代早的体高，口径小，时代晚的体矮、直径大，外表拍印绳纹。
印纹硬陶仍然是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陶器品种，分布范围广，以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使用尤为普遍。此时印纹硬陶的烧制技术较前有所提高，胎体基本烧结，胎质坚硬，多呈紫褐色或砖红色。器形不多，主要有瓮、坛、瓿（大口深圆腹圈足成盛器）、罐、钵、孟等贮盛器。纹饰以米字纹、方格纹、回纹及堆巾的旋涡纹、S形纹为主，前一时期常用的曲尺纹、云雷纹已很少见了。由于各地文化传统不同，器形、纹饰各有特点，有的差别还很大。
2、战国时期原始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孟、盅、碟、鼎、等，及仿铜礼器、鼎、钟、于等。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但都不太大，而且往往仍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成品率不高。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我国原始瓷的发展到战国晚期受到一次严重挫折。由于那时各国战争频繁，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原始瓷产地（主要还是江、浙带）的生产设施、技术力量被严惩摧残。从考古资料看出，战国晚期原始瓷产量大减少，窑址发现极少，甚至有些地区一度中断生产。这使我国原始瓷未能顺利发展成熟瓷器，而在秦汉之际有一个恢复、再创原始瓷生产的过程。
（二）秦汉的陶器
按照不成文的惯例，无论讲中国陶瓷史，还是讲中国古陶瓷的鉴定，秦汉以后重点讲瓷，陶器越来越少了，宋元以后基本不讲陶器。基本原因我认为是内容不丰富因而只能择要讲述，再者，各时期瓷器的器形、装饰、工艺等等均代表了当代陶瓷生产的面貌。本书亦持此惯例。
秦汉陶器成就最显著者，是下面几种：
秦兵马俑：
这是我国古代灰陶制造水平最高的作品，是我国北方陶俑雄健朴素、明快洗练风格的最辉煌的杰作。关于它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化艺术上的伟大意义，论述已很多，并正在不断地深入研究。这里只讲它的作为一种陶器的特征：秦兵马俑在制作方法工艺上，集商周以来数千年我国制陶工艺技术之大成，用模、塑结合的方法，分部位（头、手、足、躯干等）合模制作、套合、粘接成初胎（叫定型），再于表面覆加细泥，运用塑、捏、堆、贴、刻、画结合的艺术手法制成。在烧成上，我们从众多陶俑皆质地坚硬、通体无形变等特点看出秦兵马俑制作时，胎泥配制成份严格统一，干湿程度非常恰当，火候恰到好处，陶色统一，等等，确是达到了当时制陶的最高水平，说明了当时已经建造了容积相当大的窑，能较准确地控制窑内烧成的还原气氛。（关于窑炉气氛概念我们下面讲到）。秦兵马俑不少还进行了彩绘，画有大红、朱红、紫红、粉紫、中黄、土黄、桔黄、深绿、粉绿，及灰、白、黑等色彩。这些鲜艳的色彩由于出土后被氧化，观众已很难辨认了。
下表介绍的秦兵马俑的化学成份及物理性能，会帮助读者更准确认识这种特殊陶器：
SiO2
Al2O3
Fe2O3
TiO2
CaO
MgO
K2O
NaO
吸水率
火候
陶俑
65.66
17.45
4.67
0.87
4.16
3.82
2.00
8.87
940℃
陶马
64.34
16.51
4.22
0.70
0.45
3.21
3.87
1.92
5.62
805℃
汉代的陶塑、陶俑：
西汉的陶塑继承了秦代艺术风格，深沉雄大。东汉陶塑，以四川陶俑最为典型，造型生动活泼，手法简洁洗炼，具有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川汉代陶俑多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胎较粗松。
汉代的铅釉陶：
我国带釉陶器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发现，但生产少。西汉宣帝以后，在关中、河南等地较多出现，东汉普及全国，数量大增，成为汉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器品种。这种釉陶器，胎体是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的釉。铅釉陶烧成温度低，大多为700℃，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可以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表面，冷却后的釉清澈透明，平整光滑，玻璃质较强，指数较高，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装饰作用。由于烧成温度低，胎体不结实，釉中铅含量高，所以不大作食器，大多作装饰器和明器，汉代几乎全作明器，器形有：鼎、盒、壶、仓、灶、井、水碓、磨、楼阁、池塘等等。
汉代铅陶的大量烧制成功，不仅是汉代陶器的一大成就和特点，开我国低温釉陶大量生产之先河，而且对我国汉以后陶器生产影响深远，唐代的三彩陶，宋明的琉璃釉陶均是其发展。
讲到这里，为了今后便于从本质上辨别鉴定陶瓷器的釉色，我们要稍为多讲点釉的呈色机理。先从汉低温釉陶的釉的成份说起。据研究，汉铅釉中的绿釉的化学组成为：
SiO2
Al2O3
Fe2O3
PbO
CuO
33.86
6.20
2.31
46.89
1.26
其中氧化铅（PbO）为助熔剂，氧化铁、氧化铜为呈色剂。铜和铁是我国古代陶瓷釉常用的呈色剂，铁尤其用得普遍。当釉中氧化铜含量极少而氧化铁含量较高，并在氧化焰中烧造时，氧化铁含量在3-5%釉成褐色或褐黄色，氧化铁含量在5-8%，则成黑色。铜更是一种呈色功能很强的呈色剂，釉中氧化含量只要达到0.5%，经氧化焰烧成釉呈绿色。
请读者务必记住"氧化焰"，"还原焰"这两个常用术语。它们的概念如下：
氧化焰：燃烧时供氧不充足，燃烧不完全，具有还原作用的火焰。这种情况下窑炉内的烧成条件叫做还原气氛。烧白釉、红釉、青釉、青花等瓷器，都需要还原焰。
秦汉的建筑陶：
秦汉时期的建筑陶，无论是质量和花色品种，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后人常用"秦砖汉瓦"来代称，形容其遗物多而精美。我曾用"秦汉建筑用陶艺术化"来概括此时建筑用陶品种繁多，图案花纹精美、烧制工艺先进的盛况。此时的砖、瓦、瓦当等都有美丽的纹饰图案，空心画象砖，四川筑墓用画象砖已成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关于秦砖汉瓦的具体的时代特征、纹饰内容等，相当多的专著文已有详细研究，本书不能细述了。
汉代灰陶器多为明器，造型独特，时代特征非常鲜明。
战国瓦当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出现了建筑用的板瓦和筒瓦。瓦当即筒瓦之头，是在筒瓦的窄端加上圆形或半圆形的头。其作用是为了蔽护屋檐，防止风雨的侵蚀，延长筒瓦的寿命；同时遮挡板瓦之间的缝隙，增加建筑物的牢固与美感。瓦当的形状有半圆形和圆形。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古代建筑均用瓦当。
中国的瓦当始于西周。在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瓦当为半圆形，瓦当外圈有几道弦纹，当心为三角形，中间为重环纹，线条流畅简洁。西周的瓦当纹饰以重环纹为主，可以看出是受西周青铜器的影响。春秋瓦当以绳纹为主；战国瓦当有素面和带花纹或文字者两种，各地所出花纹瓦当各具特色；周瓦当以饕餮纹为多，但已简化，仅突出其双目，以后逐渐转为卷云纹；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为多，还有少量的对鸟纹；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树木双兽纹及树木卷云纹为多，还有“天齐"、“千秋万岁”等文字瓦当。
上述这些瓦当都为半瓦当。战国时期秦遗址出土的多为圆瓦当，纹饰有鹿、虎、豹等；安徽寿县寿春城楚郢都故址出土有风云纹圆瓦当和三角树云纹瓦当，纹饰图案别具一格。
色彩瑰丽写春秋
俑是古代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早是专指古墓中随葬用的偶人，后来其外延有所扩大，有生命的家禽、牲畜及想像中的神灵摹拟品亦被纳入其中。
因为俑的使用是为了使死者能在冥世继续如生前一样生活，所以俑真实负载了古代社会的各种信息，对研究古代的舆服制度、军阵排布、生活方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中国古俑在其盛行的从东周至宋代的约1500年中，弥补了同时期地面雕塑在种类及完整性上的重大缺憾，为我们勾勒出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脉胳以及历代审美习尚变迁的轨迹，成为了解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实物资料。
俑产生于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最早的俑见于安阳殷墟王室墓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双手绑缚的奴隶俑。至秦秋战国时期，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人殉时代的终结，代替人殉旧俗的随葬俑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的文献《孟子》、《礼记》首次出现了关于俑的记载。
中国古代各类俑中陶俑数量最多，另外俑质偶用木、石、瓷、铜、银等材料。俑的分类及名称尚无定制，殆有依其身份、姿势与持物，依其族属而定名数种。
中国的俑发轫于商，至东周时代渐趋流行。在山西长子县春秋晚期晋国墓中发现的4件木俑仍与人殉同存，这正是人殉没落、以俑代替活人随葬之风初兴的特征。至战国，湖南、湖北、河南楚墓中流行木俑，多为侍卫俑和女侍俑。北方诸国多为乐舞俑，而且多用陶塑，模制未见。
20世纪70年代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发现大规模兵马俑群。陶俑总数可达7000之巨。这是摹拟的千古一帝的送葬军阵。其数量庞大、形体壮硕、气势慑人，是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空前之举。最近，在紧靠秦始皇陵东南侧的甲胄坑旁，又发现了跣足袒身舞蹈状的巨型秦俑。所以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雕塑的历史。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雕塑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俑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等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帝陵陶俑数量很大，一般高50厘米至60厘米。或上承秦俑，模制敷彩。或沿袭楚风，裸塑着衣。侯王墓中，除武装士兵俑外，家内奴婢和伎乐俑也占有很大比例。形体略小于帝陵之制。低级官吏和地主墓中也有放置俑的，俑的构成主要是家内奴婢。西汉南方常见木桶，楚制依旧。而山东地区陶俑也继承了战国齐地古拙的传统。东汉伴随着庄园豪强的发展，与场景模型配置的小型陶俑多了起来，而且造型更为生动传神。其中河南的乐舞百戏、武装部曲俑；四川的劳作、说唱俑；广东的陶船及船夫俑；甘肃武威的铜车马仪仗俑代表着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社会的动荡与破坏，俑的制作也陷入低谷。其中西晋之时，俑的组合形成一定模式，约可分为镇墓俑、出行仪仗俑、侍仆舞乐俑、庖厨俑四类。南朝的俑，承袭了西晋的传统，而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出现了极具时代特征的甲骑具装俑。
隋唐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安定与繁荣，俑的艺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官俑、武士俑、仕女俑、牵驼俑、牵马俑、骑俑、戏弄俑、胡俑成为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尤以色彩斑斓、奇伟多姿的三彩俑凝铸雄浑富丽的盛唐之音，堪称中国古俑的压卷之作。
及至五代，俑风大变，镇墓压胜的神怪俑受到重视。宋代以后，葬俗转易，尤其是焚烧纸明器在丧葬中的盛行，俑的使用骤减，至清初遂告绝迹。
俑的历程虽已结束，但它在中国雕塑史上涂抹的瑰丽色彩却如史诗般成为永恒。
战国青瓷研究
人们一提到战国青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归入商周以来的原始瓷系列。所谓“原始”，就是制作工艺不成熟的代名词。从目前国内外发表过的相关资料看，其中的绝大部分也确实如此。它们除了在器型和纹饰上与商代和西周的原始青瓷有所区别外，在制作工艺水平上似乎没有多少发展。就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战国龙形提梁壶来说，那象征龙首的壶嘴，就如同幼儿捏塑的橡皮泥作品，其形态似犬非犬，似羊非羊。壶嘴与壶身的连接处，用一根环状泥条做按压粘接，不进行任何修饰，壶盖已明显变形，壶身上只是粗劣地刻划了一些象征意义的弦纹和锥刺纹。尽管人们常用“古朴”二字来形容它，也难以掩饰其粗糙的做工。
我最近看到了几件战国青瓷，它们彻底改变了我对战国青瓷的原有认识。这批青瓷的制作工艺不但不“原始”，而且在其后的六朝青瓷发展史中，也很少能见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杰作。它们代表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在这批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一件龙形提梁壶,又称为姨。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器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有学者认为，该壶上的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与此壶一起拿来的还有四只造型各异的鼎和一只洗。其中一对大鼎，高22厘米，深腹，圆底，方唇，子母口，有盖。盖上分立三个双孔鸟形钮，中心置一桥形钮，上饰双勾S纹和鼓钉纹。鼓形盖面上有五道阳工弦纹，弦纹之间满布云雷纹。鼎口下沿有一圈阳工弦纹。两壁有长方形竖耳，下有三个外撇的方棱形高足。
与上述双鼎大小相似的还有一只釜形盘口鼎。鼎上虽然没有各种装饰性花纹，但造型也十分庄重。盘形敞口，折沿，沿上有一对称六棱环状双耳，径内收；扁圆腹、圆底，三个外撇的高足呈方形，鼎内外施满青绿釉。
此外还有一件小鼎和一只洗。一看这批青瓷就知道它们是出于同一窑口，甚至同一工匠之手。它们的造型和纹饰均仿造战国青铜器的式样，端庄古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王者风范。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工艺复杂，制作精良。以龙形提梁壶为例，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商、周至六朝的青瓷圆器，绝大部分在制坯过程中都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内壁上都留有盘压和拉坯时留下的螺旋状压痕或指纹。但是这批青瓷器不但修轹外壁，而且内壁也修轹得极其规整。从那些保留在器物内外的犀利刀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晚期，中国陶瓷的成型工艺已从慢轮制作转向快轮制作，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极其娴熟的制瓷技法。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先民就开始了青瓷制作。现在人把商周时期的青瓷称为原始瓷。它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揭开了人类瓷器发展的序幕。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原始青瓷的形制特征来看，基本是一致的。它们以尊、瓿、罐、瓮等盛器为主，并有一些豆、簋、钵等食器；胎质颜色以灰白色为主，并有少量青黄色、淡黄色和灰色；釉色多为青色和豆绿色，但也有少量酱色、淡黄色和绛紫色；器表拍印的纹饰，常见的有方格纹、云雷纹、锯齿纹、篮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等。
原始青瓷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上看，在北至北京，南达广东，东抵海滨，西到陕西、甘肃的广大地区内的西周和春秋遗址或墓葬中，都曾发现过多少不等的原始青瓷器或碎片。它说明原始青瓷的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扩大，其中仍以长江以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出土数量较多。这一时期原始青瓷的胎质，都以坚硬而细腻的灰色或灰白色为主。品种有豆、簋、钵、碗、盘、盂、姨、瓿、罐、尊、瓮、坛、壶、瓶等十多种。常见的器表釉下纹饰有方格纹、蓝纹、席纹、云雷纹、锯齿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划纹、人字纹、曲折纹、乳钉纹等。器表釉色仍以青绿色为主，兼有黄绿色和酱色。
战国是我国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铁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开始普遍使用。战国初期，由于地处江南的吴、越两国战争频繁， 致使青瓷制造手工业的主产地江浙地区的陶瓷生产出现萎缩。战国晚期，吴、越两国被楚国灭亡，主要战场也由南方转向北方。这一时期，江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相对平稳，青瓷生产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开始由“原始”逐步走向成熟。从前面介绍过的几件青瓷作品上，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有铁制工具加工过的痕迹，从整个器物的规整度和切削力度上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唐代越窑开始，中国瓷器才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如果你要是能亲眼见到这几件战国青瓷作品，就会对上述结论产生怀疑。它们具备了官窑器物的一切特征：一、象征王权的仿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体现了战国最高统治者的嗜好和情趣。二、精湛的制作工艺代表了战国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三、存世量极其稀少，与大量出土的普通民用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惜的是：这批瓷器何时出土？又出自何人之墓？现已无证可考。它们是否为“官窑”瓷器的鼻祖，只有等到考古工作者们又取得了进一步的证据后才能揭开谜底。
现在海内外古董市场上的各类古陶瓷赝品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有大量的仿战国青瓷器，如何辨别真伪是收藏者们最为关心的课题。我认为辨别战国青瓷的真伪，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胎质。真品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掏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现代仿品的胎质较为纯净，质地也过于致密，胎色呆板缺少变化，这些都是难以掩饰的现代制瓷工艺造成的外表特点。有人采用听敲击声来辨别真伪，认为声音低沉者为真品，清脆者为仿品，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宋、元瓷器。
二、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谈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现代仿品的釉色与胎色往往不够协调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就是胎和釉的元素成分不同。战国青瓷胎和釉的基本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用同一种黏土作原料，只是在釉子里面多加入了一种天然熔剂——草木灰。现代仿品胎和釉的成分差异较大，釉是单独配制的，多用粉碎后的矿物原料和化工原料作替代品。
其次是釉质。战国青瓷的釉层普遍较薄，少数产品釉稍厚，釉厚处有明显橘皮现象，有的专家称其为“麻癞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釉的高温黏度较大，缺少流平性；二是作为基料的黏土和作为熔剂的草木灰未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草木灰作熔剂时，还没有掌握陈腐、漂洗、粉碎等工艺，只是通过简单的筛选后把它与黏土搅拌在一起，所以灰与土之间不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通过观察战国青瓷的施釉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未经过陈腐、漂洗、粉碎等深加工工艺处理的灰比重较轻，而黏土的比重较重，它们在釉液中会出现上下分离现象，灰浮在表面，土沉在底层，因此在上釉时不能采用蘸釉工艺，只能采用浇釉工艺。所谓浇釉，就是用勺子一边反复搅动釉液，避免灰土分离，一边向坯体表面浇洒。采用浇釉工艺制作的瓷器，釉面有较多“泪痕”现象，胎釉结合部位参差不齐，没有环状蘸釉痕迹。青瓷的浇釉工艺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汉，东汉以后才普遍采用蘸釉工艺。现代仿品的釉面较厚，麻癞现象也不典型，有专家称其为“豆腐脑”釉，上釉方法也多采用蘸釉法。它说明仿品的制釉工艺与古代有明显差异。
三、成型工艺。战国青瓷圆器已经开始使用快轮制作，在盘、碗等小件器物上已察觉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大多数只是在内壁有一圈圈螺旋状压痕，底足也不修饰，用割线从轮子上割下的痕迹依稀可见。现代仿品的器型都过于规整，螺旋状压痕也显得十分做作不自然，底足上留下的不是割线痕，而是刀痕。
四、自然旧貌。自然旧貌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如果釉面是用氢氟酸和高锰酸钾作旧处理过，表面会产生一种不自然的油光。还有一种更直接更简便的方法，就是用舌头舔一下器物表面，真品会有一种土壤的清香气味，用酸加工过的仿品会有一种辛辣味。器物表面的“土锈”也不容忽视。真品上的“土锈”较为坚实，必须用力才能抠下来，掉下来的“土锈”也为片状。仿品上的“土锈”十分松散，用手指一抠就成粉末状向下脱落。也有的作假者为使“土锈”变得坚实，便向泥土里加一些胶质物，如虫胶、107胶等。用手指抠它会留下一道白印，如用小刀向下刮，刮下来的“土锈”会向刨花一样打卷。真正的“土锈”则不会打卷，而是一片片向下蹦。
五、科学测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鉴定古陶瓷的真伪是最可靠的方法。无论造假者的造假手段如何高超，在现代科学面前都会原形毕露。目前采用的无损鉴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釉子的老化鉴定；另一种是元素成分鉴定。仿品的老化系数在0.10以下，真品的老化系数要远远高于它。
战国时期原始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孟、盅、碟、鼎、等，及仿铜礼器、鼎、钟、于等。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但都不太大，而且往往仍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成品率不高。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我国原始瓷的发展到战国晚期受到一次严重挫折。由于那时各国战争频繁，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原始瓷产地（主要还是江、浙带）的生产设施、技术力量被严惩摧残。从考古资料看出，战国晚期原始瓷产量大减少，窑址发现极少，甚至有些地区一度中断生产。这使我国原始瓷未能顺利发展成熟瓷器，而在秦汉之际有一个恢复、再创原始瓷生产的过程。
陶瓷品种知识——陶俑
在坟墓中陪葬死者的陶质人形。为了炫耀墓主人生前的身份、财富、精神信仰，商周时期习惯用活人殉葬，春秋战国逐渐用模拟活人的俑来代替，其中用陶泥制作，经火烧成的人物形象即为陶涌。秦汉陶俑制作精细、形体硕大、风格写实，多表现巨大的军阵场面，一般墓葬也常出土陶人陶马、奴仆武士、舞乐杂技人物，汉代还有表现豪强大族财富和权势的坞壁楼橹、高楼深宅、庖厨圈舍及家禽的模型这些陶塑模型很多是以群体形象出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上述陪葬俑，又增加了镇墓兽、步骑鼓吹俑，抚盾执兵俑，以及甲骑部队、鞍马骆驼、毛驴牛车等模型。南方从西晋开始，出现了青瓷俑，内容相似，但以夸张的手法塑造各类形象，有强烈的地方特点，如持刀握盾的部曲家丁，衣着简洁灵便，赤足；相对踞坐，执笔握简，作阅读书写状的文吏俑。广西一带东晋南朝大族墓中的俑，除成列成队的骑马、执旗、举戟、握刀武士俑，还有肩舆模型。隋唐五代，以精细雕塑、华贵妆銮打扮陶俑，不仅有彩绘陶俑，还有精美无比的三彩釉陶俑。陶俑内容有文官武吏、乐队仪仗、男仆女侍、行商艺人以及外国的遣唐僧侣、使臣、客商、撕绸之路载运货物的明驼骏马，再现了唐人的计会生活。唐代的陶俑艺术达到历史的高峰。宋朝以来，墓葬中的纸糊螟器增加，陶俑减少，制作日趋简单，元明时期陶俑使用更加减少，但仍然沿用，有的墓葬陶俑更是把墓主人生前役使的奴婢、使用的仪仗、起居房舍、出行车轿完全塑出，浩浩荡荡，逼真而详尽地记录了社会生活。陶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各个阶层生活习俗、意识形态、经济活动的生动记录，也是陶塑艺术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夏至战国时期陶器
夏至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陶器已经丧失了前一时期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青铜礼器和生活、生产用器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陶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传统的面貌，但器型、纹样模仿青铜器的做法相当流行。烧陶窑炉的发展为冶炼青铜炼炉的创制提供了启示；而能用火候较高的温度冶炼青铜，又为改进陶窑炉进一步烧制出耐温较高的白陶器和原始瓷器创造了条件。
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白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此期出土的器型以三足盘、觚等为主，并饰以龙纹、兽面纹饰，与当时青铜器的特点保持同步。
商代烧制的灰陶器和白陶器，品种较前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提高。陶器表面有拍印绳纹、弦纹等纹饰，也开始出现一些动物、几何形图案。
西周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通常以三角纹、几何纹、弦纹等为主要装饰，印工规整，多为炊器，显然陶器已经基本退出了社会礼仪用器的舞台，成为纯粹的生活用具。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比较有代表性，以夔纹、席纹常见，朱绘彩陶器多模拟礼器，这种礼器远非传统的周礼所代表的贵族礼仪制度的体现，而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礼制和社会等级制度被逐渐打破后的新的社会现象。
战国时期以陶器代替铜器为明器入葬已成习俗，制陶工艺受到发达的漆器、铜器工艺影响，以印纹硬陶为主，对陶表面处理装饰的创新工艺有磨光、轧亮、铺施漆衣彩绘等。最为流行的装饰是彩绘云雷纹、兽面纹、涡纹，纹饰清新、色彩绚丽。虽然当时诸国的制陶技艺差别明显，但陶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的变化却十分丰富。
隋朝的陶俑与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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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205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万多年的灰陶、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6000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4000多年的商代白陶、有3000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但是陶器始终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亨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明珠，也将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珍重。
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是有着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再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瓷器状态，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共330多年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如北方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南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形成“北白南青”的两大窑系。同时唐代还烧制出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及贴花装饰等品种。
宋代是我国瓷器空前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出，品类繁多，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耀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好局面，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统理窑务，发明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烧制出大型瓷器，并成功地烧制出典型的元青花和釉里红及枢府瓷等，尤其是元青花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金时战乱后遗留下来的南北各地的主要瓷窑仍然继续生产，其中龙泉窑比宋时更加扩大，其中梅子青瓷是元代龙泉窑的上乘之作。还有“金丝铁线”的元哥瓷，应是仿宋官窑器之产物，也是旷世希珍。
明代从洪武35年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200多年来烧制出许许多多的高、精、尖产品，如永宣的青花和铜红釉、成化的斗彩、万历五彩等都是希世珍品。御窑厂的存在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景德镇的青花、白瓷、彩瓷、单色釉等品种，繁花似锦，五彩缤纷，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还有福建的德化白瓷产品都十分精美。
清朝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发展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景德镇瓷业盛况空前，保持中国瓷都的地位。康熙时不但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朝以来所有精品的特色，还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并烧制出色泽鲜明翠硕、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郎窑还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技术，郎窑红、缸豆红独步一时。还有天兰、洒兰、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等都是成功之作，另外康熙时创烧的珐琅彩瓷也闻名于世。
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制瓷工艺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乾隆朝的单色釉、青花、釉里红、珐琅彩、粉彩等品种在继承前新的基础上，都有极其精致的产品和创新的品种。
乾隆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到嘉庆以后瓷艺急转直下。尤其是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竭，制瓷业一落千丈，直到光绪时稍微有点回光返照，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陶瓷发展史，并至此落下帷幕。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古陶瓷发展史，它虽然是以衰退而告终，但是它给后人留下的这份珍贵而又丰富的遗产，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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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其中有较为典型的仰韶文化、以及在甘肃发现的稍晚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等等，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家天下”。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年就已结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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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尽管世界各民族对美的鉴赏千差万别，但是，却都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对美的享受。 远在九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在从事渔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不但开始可最原始的建筑活动，并且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在改造大自然的长期劳动实践中，伴随着无数次时间与成功的体验，开始制造和使用成为中国古文化之一的艺术创造物陶器，并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石器时代”。尽管因时代、地区或民族的差异，由于其他条件的种种影响，陶器的形式、风格发生过多样变化，也各自产生了很多特点，但却都表达着自己的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新石器时代首先表现在陶器的器形与纹饰和质地的感觉上。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制陶业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彩陶艺术，各个地区文化彼此影响、相互交流、或继承发展，再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共同又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美来自于生活，制陶者正是从表现生活的角度，有寓意地，间接表现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 以彩陶为文化的仰韶文化之后，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的另一类文化遗存方式出现。这个时期制陶业的突出成就就是黑陶艺术。龙山文化灰陶器面，不求无益的崇饰。全凭器体自身的黑色取胜，它以“通体漆黑”闪闪发亮为最佳境界，器体有时略加点缀凹凸璇纹或镂孔与塑造烧制结合，体现出一种单纯的质朴美。进入商代，模仿同时期青铜器纹样与器型的白陶出现了，在当时它是比青铜器更为豪华的工艺，器形几乎全是礼器。尤其富有特点的是波状雷纹、勾连雷纹和一种怪异人形云雷纹。是人类文化上罕见的工艺美术品。商周时期的制陶工艺没有显著的进步，艺术性也没有多少发展，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空心砖的生产是战国陶工的一项重要创造。 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土地广袤，各地因地理位置或其它因素的不同而陶瓷用品也有很大差别，从质地来看，我国东南海沿海一带的百越地区，盛行灰陶、印纹硬陶和原始陶器，而其它地区则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 在日用陶器中，主要是泥制灰陶。灰陶的陶土含有一定的砂粒，烧成温度高，陶质坚硬，多呈灰色或黑灰色。与此同时，在长江下游的地区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等地区普遍使用着印纹硬陶。但由于印纹硬陶质地粗糙，不宜作饮食器皿，故极大多数是容器。 “六王毕，四海一“。秦汉时期也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秦代陶俑以其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表明了我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的久远和我国古代制陶水平之高，并且还为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深沉雄大的民族风格。 在彩绘风格方面，汉代彩绘陶一改战国彩绘陶流丽生动，热烈奔放之作风，转而崇尚凝重精雅的神韵。画面铺天盖地，色彩富丽绚烂。 到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长期稳定和民族意志的高昂，是唐代的各个方面无不空前的繁荣和提高，陶瓷艺术最能表达这种盛唐气象的就是唐三彩釉陶。三彩陶俑和三彩陶器，就是制造它的那个时代的艺术记录和唐人生活情趣的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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