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瓷器鉴别。
钧窑，即钧台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风格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深刻影响，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呈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控随心所欲的表现技术，后世至今无人能仿造。
精美钧台窑
清代道光年间《禹州志》记载：州(即禹州)西南六十里，乱山之中有镇曰'神垕。有土焉，可陶为磁。窑变是钧瓷的一大特色，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赞美曰：窑变之器有二、一为天工，一为人巧，其为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作幻色，物态直名之窑变。蚯蚓走泥纹，是钧窑的另一大特点。
钧窑碗
在古籍中同样有记载明张应文撰《清秘藏》均州窑，红若臙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之釉无论深浅浓淡皆混然一律，元瓷之釉浓处有时或起条文，浅处有时仍见水浪钧窑瓷极其珍贵，这在民间有众多的说法，比如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钧瓷无对，窑变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挂红，价值连城，钧不挂红，一世受穷等等。对于钧瓷的商业价值，当地民谚说钧窑《镂空斗笠碗》刘志钧作品：进入西南山，七里长街现，七十七座窑，烟火遮住天，客商天下走，日进斗金钱。
钧窑瓷器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一种最特殊的青瓷，它的前身，显然是唐鲁山窑花釉瓷器，钧窑窑变的特殊性，除了在于强还原焰下呈现的铜从2价还原到0价而出现的姹紫嫣红外，特殊的釉面结构也影响到它的显色，一般来说，钧窑的釉区别于其他窑口青瓷的最大之处，是它的釉结晶结构，呈现一定的纤维状，如果你用放大镜观察钧窑瓷器的釉面，不难发现，这种纤维状结构主要是显色部分，而纤维状结晶和玻璃状均质结晶(就是不显色部分)之间，有很大的气泡，这些气泡有不少突破釉面，造成钧窑瓷器釉面呈现橘皮棕眼状，这显然有助于光在釉面的散射，使得钧窑窑变颜色的层次感更加丰富，这一般是加入石灰碱的缘故，所以说，钧窑窑变的呈色，铜的还原反应是直接原因，而石灰碱入釉则是间接原因。
唐鲁山窑花釉瓷器
北宋官窑钧瓷的发色和纹理大小和分布，都难以做到人为控制而恰到好处，是北宋瓷艺的最高工艺水平的体现。这批钧瓷工艺早已失传，而窑址也随冰冻积水而下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可见当时钧瓷产生的轰动效应。于是各地群相仿效，窑口林立，但至今仍然不得要领。至今，研究文章汗牛充栋，考古窑口不计其数，因都未见过这批北宋官造钧瓷，也只能是管中窥豹了。1955年，禹县(今禹州)陶瓷厂开始研制、探索湮没已久的钧瓷胎釉的基本配方与烧成技术，不仅烧制出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等传统色釉，还发展了十多种花釉，并增加了现代日用器皿、艺术陈设瓷等新品种。
钧窑瓷器
钧窑瓷器由于在宋代是皇宫的专用瓷，数量和造型受到宫廷的严格控制，而钧窑的浑然天成的艺术价值也是人们所青睐的钧窑瓷器的传世品较少，真品在明代以后就非常难得，因此一批艺术价值较高的仿钧窑瓷也被市场看好，在瓷器方面，一些欧美的收藏家也把目光从明清瓷器转向了老窑瓷器，而钧窑瓷也正是许多收藏家追逐的重点。因此，钧窑瓷还有相当大的升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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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镯换钧窑笔洗的故事，钧窑一具千重厦
笔洗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之外的文房用具，是用来洗毛笔的器皿，一般器型端庄典雅、精美绝伦，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笔洗有很多种，如瓷的、玉、玛瑙的、象牙的、犀角的等，都属于名贵的材质，下面给大家讲一个传世钧瓷笔洗的故事。
老收藏家陈重远的《古玩谈旧闻》中，有一个“翠镯换钧窑笔洗”的故事。
说的是民国时期，北平一位老翰林娶了位年轻的姨太太，这位姨太太私自将老翰林珍藏的宋代钧窑笔洗拿去换了一只她心仪的翠镯。
当老翰林得知小老婆用笔洗换了翠镯后，不由得火冒三丈，浑身颤抖，高声喊道：“你太混啦!那宋钧窑笔洗是光绪爷赏的，是我的传家宝。别说一只翠镯，百副翠镯也换不到!‘钧窑一具千重厦’，你哪里知道?!太混!太混了!”小老婆也不示弱，跳着脚儿还口：“光绪爷赏你宝，你怎么去洪宪皇帝哪儿去磕头、称臣效劳?!”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句话像刀一样，戳在老翰林的心窝子上。
“卖漏”让翰林一病不起，不久就命归西天。而换得这件笔洗的珠宝店主人，又与其他古玩商合伙，卖了1.4万元，买主又将它卖给美国古董商，得到了2.5万块银元，这些钱在1930年能购得京东平原上千亩好土地!
由此可见，钧瓷的价值有多大，“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世人都晓黄金贵，不如钧瓷一把泥”是自古以来对钧瓷的无上荣耀。
再者，家里面有瓶瓶罐罐啥的，说不定是传世之宝呢，一定要看好了，可不能被无知的其他人拿去给处理了，不然到时候哭都来不及了。
类钧釉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
试论重庆清溪窑“类钧釉”瓷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
关于钧窑的工艺来源，古陶瓷学界普遍认为唐代花釉是钧釉的工艺来源。对此，笔者没有异义。唐代花釉是在黑釉、黄釉、青绿釉等底釉上，用天蓝、乳白、褐绿等色斑装饰出来的一种瓷器品种，其特点是：施彩潇洒自然、粗犷随意，纹饰不拘一格，色彩斑斓和谐，别有一番风韵。唐代花釉瓷器华美的彩班装饰为宋代钧窑工艺奠定了基础。
试论重庆清溪窑“类钧釉”瓷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生产花釉瓷器的窑址，在北方地区已发现有河南鲁山、郏县、禹县、内乡及山西交城等处，而唐代四川的邛窑也生产绚丽多彩的花釉瓷器并不被人们广为知晓。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一位长住成都的学者型收藏家罗希成先生在将邛窑与钧窑、汝窑作了比较之后，说到：“由此观之，亦可谓宋代之钧、汝诸窑之釉色，均胎袭邛窑而来”。另一个研究邛窑的专家魏尧西的先生则在引经据典之后说到：“二说均以邛窑之釉水，实开宋代均汝诸窑之先河”。笔者根据自身所收集的实物资料认为，上述二位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一生致力于四川古代陶瓷研究的老专家陈丽琼教授在《四川古代陶瓷》一书中讲到“唐代四川陶瓷的釉色”时，这样写到：“根据发掘的资料，釉色将近数十种，特别是黄色、绿色、青绿色最美。其中有蓝色浑浊的窑变碗、盘和紫蓝浑浊的小瓷塑，酷似钧釉色彩，当是宋代北方钧釉的先导”。(见图一1—4)
然而，在2009年十月召开的中国西部博览会(成都)首届收藏文化研讨暨媒体联席会上，陈丽琼教授在其发表《长江三峡出土的钧瓷及绍熙元年墓的钧釉瓷之探讨》的论文中，却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笔者根据重庆合川绍熙元年墓出土的仿钧釉瓶为例，结合三峡地区历次考古发现所出土的仿钧釉瓷，勾画出重庆清溪窑烧造仿钧瓷的轮
廓，填补了重庆地区仿钧釉瓷烧造的空白”。
这里，陈教授放弃了前面所说的四川唐代瓷器中“蓝色浑浊的窑变碗、盘和紫蓝浑浊的小瓷塑，酷似钧釉色彩，当是宋代北方钧釉的先导”的观点，而走向了此观点的对立面。陈先生直截了当地断言：“关于探讨重庆涂山窑系的清溪窑(以下简称清溪窑)仿钧釉瓷源于何窑钧釉瓷的问题，首先得弄清那些钧釉瓷窑可能直接影响到它，笔者认为应是邛窑与河南钧窑，这两窑中还是只有河南钧窑对它产生了影响”。
笔者从来敬佩陈丽琼先生，十分赞赏陈先生对古代巴蜀陶瓷研究的卓越成就。但是，当笔者听了陈先生新观点的论述后，感到先生的结论缺乏证据，存在较大误区。
会议期间，我笑着对陈先生说：“陈老师：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我要撰文与你商榷哦。”
陈先生说：“欢迎，欢迎!”
陈先生在学术上的民主意识和谦恭品德，的确是吾辈学习的典范。
长期以来，关于钧窑的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的问题，在古陶瓷学界和收藏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看来，2002年4月12日揭晓的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河南禹州神镇钧窑遗址的科学发掘是权威的结论。正如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一直坚持了三个标准：发掘是不是经过审批;是不是严格地坚持了田野考古的操作规程;发现是不是真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1年 河南禹州神镇钧窑遗址的科学发掘“基本认定在神垕镇西南部的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初步解决了钧窑的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的问题，并将对钧窑研究和宋元时期北方瓷器手工业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这个权威结论与其它关于北方钧釉瓷器烧造的起始时间的观点相比较，相对说服力要强得多，笔者是认同的。
从河南禹州神镇钧窑遗址出土的标本可知，钧瓷的基本釉色有三种：月白，天蓝，紫红。然而，这三种基本釉色在唐代的邛窑就已经出现。(见：图二1—5)
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在河南范围内的瓷窑遗址调查活动中，尚未发现五代以前的紫红釉瓷器出现。有人说“研究钧瓷的创烧年代应该确定紫红釉出现的确切年代。北宋官钧紫红釉瓷器，是北宋钧瓷烧制技术达到顶峰阶段的制品。民钧紫红釉瓷器的出现才应视为钧瓷诞生的标志。烧制成功用紫红釉装饰瓷器的年代，就是民钧窑的创烧年代，也即钧窑的起源年代”——这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的“推理”，更与出土实物相矛盾。
必须肯定，钧釉中的红是铜红即以铜(Cu)作为着色元素来美化瓷器。
2005年9月，我在浙江省博物馆编辑的学术刊物《东方博物》(第十四辑)上，发表了《关于“邛窑和长沙窑关系”争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针对研究长沙窑的著名老专家周世荣先生所说的“唯独‘铜红釉’是长沙窑所独创”的观点，表达了“邛窑最早烧制成功了铜红釉，但在当时或许是偶然的，或许是掌握了此工艺的优秀工匠水平还不很高，或许是有烧制铜红釉技术的优秀工匠还极少，而邛窑的工匠到了长沙后，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继续努力，将铜红釉工艺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观点。尔后，笔者又在浙江博物馆主编的《东方博物》第二十一辑上发表了《关于铜红釉瓷器起源问题的思考》一文，系统地阐述了邛窑在当时已具备的烧制“釉下红”彩的主客观条件。
2006年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民间赛宝大会上，一件唐代邛窑“釉里红”(“铜红”)水盂被赛宝会专家组评为铜奖。
遗憾的是：由于信息资源的缺失，来自景德镇的一位专家误认为，被评为铜奖的“釉里红”瓷器是迄今为止邛窑发现的唯一一件“釉里红”瓷器。这对于长期关注和致力于邛窑瓷器研究的笔者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邛窑早在隋末唐初即有“铜红釉”瓷器出现，直到宋代，四川境内亦有发色很纯正鲜红的“釉里红”瓷器出现。(见图三1—10)
试论重庆清溪窑“类钧釉”瓷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根据大量的出土实物资料，可以证明：北方钧窑和重庆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所具备的釉色及其烧制工艺，至少在唐代邛窑就已经出现。
陈先生在论文中列出了一张比较表：
清溪窑南宋仿钧釉胎釉化学成分表：
宋代钧窑胎釉化学成分表：
通过对上述比较表的分析，陈先生说：“根据以上数据比较，两者的区别较大，如以胎为例：清溪窑氧化铁含量为1.5%，钧窑为3.7%，钧窑高于清溪窑一倍以上;而在釉质的化学组成方面虽有差异但仍比较接近，如钧窑的釉中含有氧化铜(CuO)，据测试结果清溪窑的釉中CuO的含量为12%(即每克釉中含CuO120mg)”。
这里，陈先生在比较中，产生了一重大疏忽：南宋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釉内没有五氧化二磷(P2O5)，而宋钧釉的五氧化二磷(P2O5)则高达0.64——0.95;绝不能小看这一重大差别，正是这一差别决定了南宋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是透明釉即玻璃釉，宋钧釉是乳浊釉——不透明，两者釉料成分差别如此之大，釉面质感差别如此之大，怎么能够证明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是仿制于北方宋代钧窑呢?!
何况，比较表还告诉人们：宋钧釉瓷器的胎里不含氧化铜(CuO)，而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胎却含有0.008的氧化铜(CuO);宋钧釉里的氧化铜(CuO)含量高达9.66——10.66，远比清溪窑类似钧釉里的氧化铜(CuO)含量0.012或0.008高得多。
此外，宋钧窑瓷器的胎和釉普遍厚，而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胎和釉都远比宋钧窑瓷器薄;宋钧窑瓷器的胎和釉结合紧密，釉面无开片或开片不明显，有“蚯蚓走泥“纹，而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胎和釉结合不紧密，釉面多明显开片。(见图四：比较图)
两窑瓷器相差如此之大，仅仅是釉色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就断定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是仿制宋钧窑而来，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陈先生在论文中一方面承认：“关于河南钧窑瓷器在三峡区域出土不多，在众多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很少有记载，究其原因，是否是河南禹县钧台窑虽始烧于北宋，而盛烧于中晚期，或兴于北宋末期，其产量虽然较大，而因峡区交通不便或因价值昂贵，流传入峡区者甚少，其后又是宋金对峙，无论是水路陆路皆受其阻碍”;但另一方面却又提出：“重庆清溪窑烧造仿钧瓷”，“只有河南钧窑对它(清溪窑)产生了影响”的论点，这是自相矛盾的论证过程。在与陈先生探讨时，笔者问先生支持其新论点的证据是什么?先生重复了她在论文中提及的“商贸的交往又是无孔不入的”的唯一理由。
笔者以为这个理由是贫弱的，缺乏说服力。毫无疑问，唐宋时期巴蜀两地的地理交通条件决定了两地商贸交往十分频繁和密切。成都与重庆江河相连，一衣带水。由成都到重庆，顺江而下，快捷便宜。重庆地区出土的所有文物都可以证明两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生活习俗都联系得十分的紧密。
北宋时期，宋王朝与辽长期征战，打打停停，时战时和，其间又要对付西夏兵的侵扰;南宋时期，宋金对峙百余年，金军虽得关中，却始终不能入蜀门以犯四川。故而，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公认：宋代三百年巴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商贸发达，堪称全国之最。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地处河南的钧窑工艺通过“商贸的交往”影响和传播四川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今人要推测某一个地区或城市古代瓷器的使用和流通情况，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考古发掘的成果，除了依据墓葬、窖藏中出土的古陶瓷来判断外，对地层关系保存完好的城市中心地带的古代民居遗址的考古发掘最为重要。
一九八三年一月，文物工作者对大邑县城中心的唐宋民居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成批的出土瓷器——这在当时属于“首次发现”。考古工作者赵殿增先生、胡亮先生对采集到的瓷器标本进行了“粗略统计”和“窑系分析”，“上千件标本中，属邛窑系统的约占60%，属琉璃厂窑系统的约占30%，属彭县磁峰窑系统的仅占5%左右。此外，还有极少数龙泉窑、耀州窑等窑系的 产品残件”。
陈先生的论文中也曾说“2004年春笔者参与整理鉴别奉节永安遗址中，见有元代钧釉碗残片数件，和已修复的金代钧窑碗一件”，而笔者十多年来在成都收集到的钧窑瓷片几乎都是元代的盘碗残件，相对于地处长江下游的宋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残片在成都的出土量则少得很多。
中国科学院伤害硅酸盐研究所教授张福康先生在《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一文中，公布了对唐代邛窑各种瓷器的胎釉进行科学测试的数据。笔者通过对所有数据的分析，可以认定：编号为“邛崃窑胎JN1”的瓷胎的化学成分中没有五氧化二磷(P2O5)——这一点与清溪窑类似钧釉瓷器的胎中没有五氧化二磷(P2O5)是一致的，而对邛窑瓷器标本进行测试的所有透明釉(包括透明绿釉、透明灰釉、透明黄釉)和乳浊釉(包括乳浊绿釉和乳浊白釉)都含有五氧化二磷(P2O5)和氧化铜(CuO)——这一点又是与清溪窑类似钧釉和宋钧釉是一致的。
由此，通过邛窑和清溪窑瓷器胎、釉的化学分析比较，邛窑工艺应是清溪窑类似钧釉的直接来源。唐宋时期巴蜀属于同一行政管辖地区，水路交通十分便宜，邛窑工艺通过岷江、嘉陵江是很容易传播到渝州涂山窑(系)地区和万州地区的。
北宋初年，四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曾对邛窑系各窑场所在州县以巨大冲击。《宋书 太宗》载：淳化四年(993)春，“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县令齐元振。”从而，揭开了起义的序幕。起义军克青城，插彭山，战邛州，夺成都，转战蜀中各地，时间长达近两年之久。笔者查阅《王小波、李顺起义地区图》，发现邛窑系各窑场所在州县多数是起义军与宋军激战之地，如王小波战死的地方就是离邛崃不远的江原县(今崇庆县)。据《邛崃县志》载：“淳化五年(994)到至道二年(996)，邛州临邛郡曾归李顺建立的大蜀农民政权管辖。”
在这两年兵荒马乱、战争频繁的岁月里，邛窑的生产绝不可能正常进行，相当多数的窑户和工匠四处逃难，八方谋生，绝对是情理之中的明智之举。客观上，又促成了邛窑工艺向东向南向北的广泛传播。
陶瓷工艺技术的传播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一样，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在某一种陶瓷工艺技术产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许多地方这种工艺技术又出现了，在唐、宋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商品贸易已扩展到世界范围的条件下，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应该是最早发明这种工艺技术的地方传播过去的。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是历史逻辑的必然。至于一种陶瓷工艺技术怎样地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再流传到更多的地方，这正是古陶瓷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
事实是：邛窑早在唐、五代时期就率先在全国发明了如下制瓷工艺技术：
1、在青釉中加入草木灰使之成为乳浊状青绿釉的配釉技术(早于龙泉窑)(见图五1-2)。
2、用“芝麻挣钉”支烧高档瓷器的技术(早于汝窑)。(见图六1-2)
3、铜红釉的烧制技术(早于长沙窑)(见图三)。
此外。运用不同的配釉、施釉、加彩和控制窑内温度、气氛等技术较早地烧制出高、低温釉上、釉中、釉下三彩瓷器、窑变花釉瓷器和彩绘瓷器的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
这里，笔者重申在五年多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所表明的观点：
考古发掘报告中所说的“仿钧瓷”应该命名为“类似钧釉瓷”。
笔者认为，“仿钧瓷”的概念不准确。所谓“仿钧瓷”应该是以钧窑瓷器为范本，模仿制作而成，并与钧窑瓷器相同或相似的瓷器。然而，清溪窑生产的“类似钧釉瓷”与钧窑瓷器相差很大，区别明显：前者有化妆土，后者没有;前者有“芒口”，后者没有;前者胎薄，颜色为黄白色，后者胎厚，颜色多样，计有黄灰色，灰白色，灰色，黑色，灰黑色等;前者施釉薄，胎釉结合不紧密，后者，施釉厚，胎釉结合紧密;前者成品系一次性烧成，后者成品为二次烧成，即第一次素烧，然后施色釉，再入窑烧成;前者釉色单一，基调为“青白天蓝闪红”，后者釉色比前者丰富多变，计有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和灰青，米黄，黑色、梅子青等等。其中以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等品种最为著名，素有“钧瓷无双，窑变无对”的说法;前者所开细纹片比后者明显，并不见后者釉面普遍存在的“蚯蚓走泥纹” 特征。
总之，除了清溪窑“类似钧釉瓷”那种“青白天蓝闪红”的釉色与某些钧窑瓷相似以外，就没有什么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自身的特点是相当突出的。
正如陈先生所说：“2005年成都考古所进一步在邛窑发掘时，即在南宋堆积层中出有一摞一匣一碗的粘连件，粘连的碗共四件，碗胎深灰色，碗内皆施蓝色乳光釉，在最上层一碗中挂有茄紫红夹天蓝色条块色斑窑变纹(照32)。此出土物，如若不是笔者亲眼在发掘工地现场所见(照30、31)，而是在其他地方或传世品中所视，必认为是河南钧窑所烧，但它却真真实实的为邛窑所烧造。”
综合以上分析和推理，笔者认为：北宋末期北方钧釉瓷器的烧制，邛窑是有贡献的，因为，邛窑也是唐代花釉瓷器的生产地，乳浊状青绿釉和铜红釉的烧制技术都起源于邛窑，而地处边境的邛窑工艺技术在北宋初年存在着朝省内外东、南、北三个方向扩散传播的历史背景。
试论重庆清溪窑“类钧釉”瓷的工艺来源及其对钧窑瓷器的影响，至于蜀地陶瓷工艺技术对巴地的影响更是直截了当的。
五彩瓷器之青花 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
·青花五彩
五彩瓷器，产生于北宋晚期，产地，只留下汉语拼音hong,jiang.的实据线索。在对汝窑进行改进时，成功地在卵白色汝窑上创烧了五彩。五彩瓷器基本色调以红 、黄、绿、蓝、紫五色彩料为主，按照花纹图案的需要施于瓷器釉上，再二次入炉经过700——800摄氏度的高温二次锫烧而成，其特点是以釉上彩的装饰方法。它的存世器物珍稀。
·青花五彩
青花
青花五彩的称谓，应该从其彩绘工艺的方法进行判定。“五彩”是针对以红、黄、绿、紫和青花等五种主要色彩而言，如果以这五种颜色分别在瓷坯和瓷胎上画彩，就是我们前章所述的釉上五彩。而青花五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相结合，其工艺与斗彩异曲同工。那么何为“青花五彩”，何为“斗彩”，区别主要是在青花的使用方面。斗彩是采用青花料勾勒纹样的轮廓线，烧成后再在轮廓线内填釉上彩，青花在斗彩中所占位置很重要。青花五彩不用青花勾线，青花只作一种颜料来点缀图案，如有勾线也是极少的。五彩只是将青花料作一种颜色来用，青花起辅助作用。因此青花使用的量就是判断两种不同工艺的标准。
中国陶瓷工艺制作涉及范围很广，技法各异，明代彩瓷品种很多，长久以来，文献只以“五彩”统称，到乾隆年间《南窑笔记》才提出“五彩”、“斗彩”、“填彩”等新说。因此，鉴赏时要注意器物以哪种工艺为主的特点，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判断。
·青花五彩
青花五彩瓷是宣德窑所开创的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相结合的彩瓷，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明代文献记载：“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今古之冠，如宣品最贵。”青花五彩的特征是以白中泛青的瓷胎，配以一定的青花，再以丰富的釉上彩来装饰图案，具有玉质般感觉的瓷器显得非常精美。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明宣德款青花五彩鸳鸯莲池纹盘，充分展示了青花五彩的工艺特点，装饰纹样采用了青花色彩平涂、青花勾线填彩几种手法，是典型的早期青花五彩器。青花五彩器 自明宣德创烧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历经了二百多年，烧造了许多精美佳作。明嘉靖、万历是青花五彩发展最盛的时期，开创了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嘉靖青花五彩多为官窑生产，由于青花色料改用回青料或加石青，所以色调表现为蓝中泛紫，十分浓艳，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矾红彩料的大量制作和使用，也使五彩更加显得色彩亮丽，带有枣皮红色的矾红与蓝中泛紫的青花料，搭配起来很协调，具有新颖的风格。这种色调，持续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万历青花五彩的制作数量很大，质量很高，在明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器物形制大，追求造型高大奇巧的特点。二是装饰华丽，绘瓷所使用的青花不仅作局部色彩点缀，而且还和红彩、绿彩共同当作主色调用。同时还将镂空工艺和彩绘结合。装饰内容广泛，常用的装饰纹样达几十种之多，最常见的是龙凤纹，还有蟠螭纹、花鸟纹等。
·青花五彩
明代天启年的青花五彩也有其特征。在造型和装饰方面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具有传统风格的，一类是具有日本风格的。这类具有日本风格的青花五彩瓷器是在何种背景下生产的，尚无定论，通常说法有二：一是中国工匠按照日本订货要求生产的，二是日本的陶瓷艺术家在中国学习时所制。清康熙时青花五彩，显著的成就是对青花的运用。由于康熙中晚期青花成就显著，对青花五彩亦产生影响。
康熙青花五彩，早期作品胎体较为厚重，瓷质坚硬;中晚期则变得胎体轻薄，装饰纹样绘制精细，色彩明快艳丽;所用青料青翠明亮，彩绘工艺上运用了“分水皴”的技法，使得画面效果更加鲜亮。尽管康熙朝釉上五彩发展极快，并发明了釉上蓝彩，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并没有影响青花五彩的继续发展。清代青花五彩保持着独有的特色，一直烧造至晚清。
钧窑瓷器的艺术魅力
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条件下烧制出窑变铜红釉，并由此繁衍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等多种窑变色彩，红里有紫，紫中有蓝，蓝里泛青，青中透红，青蓝错杂，红紫掩映，宛如蔚蓝的天空中出现的一片彩霞，五彩渗化，交相辉映。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等诗句来形容钧瓷釉色灵活、变化微妙之美。钧窑瓷器不但釉色绚丽多彩，周身还布满珍珠点、兔丝纹、鱼子纹、蟹爪痕和曲折迂回的蚯蚓走泥纹等生动美妙的窑变流纹。加之其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达到了类翠似玉赛玛瑙的美丽程度，形成了钧釉无可比拟的独有特色，确有巧夺天工之美，在我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钧瓷的釉料配方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青瓷那种单纯的以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的传统，采用了以铜、铁、磷、锡等多种元素，分别配釉，分层挂釉，加上独特的窑变工艺，即火的艺术，使钧瓷的釉层结构变得复杂。经过用光学仪器观察的结果显示，钧红釉系多层结构，大约分为四层：靠近胎体的一二层与天青釉的结构相同，天蓝釉的上部界面出现起伏很大的波浪形，并有许多气泡；第三层则是不连接交错的紫红层；第四层为表面层，是比较整齐均匀的铜氧化层，即淡蓝色层。这样的釉面结构，对各种光波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反射，使釉层含蕴光莹，犹如宝石。釉层里的气泡对光线的搅动作用，使釉中的流纹变幻无穷，形如流云，灿若晚霞，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由于铜在高温下的挥发作用，工艺上较难控制，烧制出色泽质量好的制品更为不易，所以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瓷器历来都被视为珍品。相传民国时上海大收藏家潘子良曾有葵花式花盆残片标本，有人出过高价买去当作宝石镶嵌戒指。近来也曾在古玩市场见到有民国时期制作的挂屏和座屏，中间镶有宋、元时期的钧瓷残片，一般为天蓝釉带紫红斑，国内的收购价一般为单件数千元，但遇到的机会已不多见。这种以带有紫红窑变斑的钧瓷残片做装饰物的出现，更为直接地说明了钧瓷窑变釉的烧制不易及其弥足珍贵。
钧窑瓷器丰富多彩的铜红窑变釉的成功烧制，彻底改变了以往青釉类瓷器一览无余的单色格局，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的内容，并为以后中国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国青瓷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受钧窑瓷器铜红釉制作工艺的影响和启发，南方地区的许多名窑在元、明、清时期相继生产出了高质量的名贵铜红釉，如元代的釉里红，明清时期著名的宝石红、霁红（祭红）、郎窑红、美人醉等新品种。虽然其色调和风格因胎釉成份，烧成温度和气氛以及施釉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不能就此否认钧窑铜红釉的成功运用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和积极作用。
元代钧窑瓷器精品记录
元代钧瓷瓷器胎色由断面观察多呈深灰色，甚者呈黑灰色。据文献记载及本人手头的实物资料表明，河南禹县钧台一带的窑口温度高烧制的钧瓷胎，基本上是深灰色或灰色，而山西、河北、河南北部林县鹤壁等窑口烧制的钧瓷胎多是灰白或灰黄色，胎土稍粗，烧结后多有空隙，胎与釉之间施有白色化装土。
元代钧窑瓷器碗
元代钧窑瓷器市场价格多少钱，元代钧窑瓷器价格： 一直以来，瓷器收藏市场上最引人关注的都是明清瓷器，近两年在传统的明清官窑瓷器缺乏亮点和市场激情的情况下，高古瓷器反而吸引了众多眼球，无论是伦敦、香港还是巴黎，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宋朝五大名窑除钧窑外，均榜上有名，其中官窑和定窑各占3席，而汝窑和哥窑各有1件拍品上榜，余下的则来自景德镇窑和磁州窑，汝窑虽然仅有1件拍品上榜，但凭借创出天价的“北宋 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成为榜单中成交总额最多的名窑，此件拍品直径十三点五公分，六葵瓣花式，口略撇，上丰下敛，浅腹薄壁，棱角含蓄，器身随沿起伏，圈足微外撇，底有细小芝麻钉痕三枚，这是由于汝窑继承了越窑的支钉烧法，它与大英博物馆所藏汝窑洗原为一对，同属克拉克夫妇的收藏，后辗转流入日本茧山龙泉堂，是已知的流传有序且藏于私人之手的7件拍品中的1件，足见本件拍品在2012年香港春拍“天青宝色——日本珍藏北宋汝瓷”专场以1.69亿元成交，的确是物有所值，
元代钧窑瓷器梅瓶
拍卖会征集元代钧窑瓷器特征怎么鉴定
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钧瓷是我国宋代五大名
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是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独有的国宝瓷器，
凭借其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复杂的配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湖光山色、云霞雾霭、人兽花鸟虫鱼等变化无穷的图形色彩和奇妙韵
味，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瓷”之首。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钧瓷的恢复烧制工作开始，钧瓷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钧瓷生产工艺与水平都得到了划时代的提升，不断的作为国礼现身世界。
元代钧窑瓷器-三足炉
成交清乾隆 胭脂红轧道锦地洋彩缠枝花卉套炉钧窑釉双象耳转心瓶 ，人民币： 70100000，2011-04-08
成交北宋 钧窑窑变釉大花盆 人民币： 58000000元，2009-12-06
成交明 十五世纪初 钧窑天青釉仰钟式花盆，人民币： 39527500，2008-04-11
成交宋代 钧窑八方弦纹瓶 人民币： 27370000，2010-12-30
成交明15世纪初 钧窑天蓝玫瑰紫釉棱口花盆 人民币 16840000，2013-04-08
成交明初或更早 钧窑天蓝釉葵花式花盆配白玉座 人民币 11385000，2012-06-05
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关于：炉钧（二）
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关于"炉钧"
“炉钧”作为瓷器的一个品种，出现最早是清乾隆时期的《南窑笔记》和清人唐英的《陶成纪事碑》中。
《南窑笔记》是这样解释的： “炉钧一种，火炉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为佳，青者次之?”故有人据此解释为：因在炉型窑中采用还原工艺烧制而称之为“炉钧”，但究竟何谓“炉型窑”?至今没人能够解释清楚。
《陶成纪事碑》中则将“炉钧釉”释为“如东窑、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为流淌变化过之”：据此，还有人认为“炉钧’’与宜兴仿钧有传承关系。
我们知道，雍正瓷器素以精细典雅的艺术风格而著称，特别是颜色釉瓷的烧造品种繁多，制作精湛。炉钧釉是清代雍正时期创烧的低温窑变花釉品种之一，盛行于雍正、乾隆两朝，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从传世的景德镇炉钧釉瓷器来看，工艺精湛，釉色美妙。据分析，炉钧釉以铜、钴、铁等元素为呈色剂，烧成后釉呈红、蓝、绿、紫、青等色，釉层肥厚，釉面自然垂淌，相互熔融，形成彩斑或条纹等窑变效果。但其釉层不透明，开小细片，器足涂釉，内底一般有款。同时期景德镇还烧有仿钧窑变釉，这种瓷器内壁釉面为柔润的洁白色，其外壁多以红色为主，有浅蓝色细纹，红蓝掩映，釉水有成旋涡状，有成花朵状，开片自然，偶有流釉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景德镇所烧的“炉钧”或“仿钧窑变釉”等器物，虽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仍然属于仿钧的范畴。就其风格或品相上讲，与传统宋钧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宋钧以蓝色乳浊釉和铜红窑变釉形成的幻化莫测的艺术形式而闻名于世，开创了颜色复合釉的先河j可以说宋钧那种厚重典稚的风格和宝光内蕴的品质对后世影响极大，尤其是金元时期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烧制，以致形成了庞大的钧窑系；明清时期，广东的佛山所烧的“广钧”、江苏宜兴所烧的“宜钧”以及江西景德镇所烧的“炉钧”和“仿钧窑变釉”瓷器，构成了这一时期重要的仿烧钧瓷品种。
但我们今天所要搞清楚的不仅仅是景德镇“炉钧”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景德镇的“炉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要查清“炉钧”的身份。我们说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因果关系， “炉钧”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今天谈景德镇“炉钧”必谈一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必谈一地：所谓一人是指清乾隆时期的唐英而言；所谓一地则是指钧瓷发源地禹州的神重而言。
唐英(1682一一1756)，字俊公，隶汉军正白旗，沈阳人。雍正六年，监江两景德镇窑务，协助年希尧烧造瓷器。雍正十二三年接替年希尧职务，任管理淮安扳闸关税务，兼领陶务。唐英在职将近三十年，先后为雍正和乾隆两代帝王烧制瓷器。由于他潜心钻研，躬身力行，与窑工们同吃同住，为清代的陶瓷辉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于五大名瓷来讲，康熙时期熊氏督窑期间就开始仿汝、官、哥窑烧制，史称“熊窑”。雍正七年时，唐英根据谕旨为仿烧钧瓷，专门派吴尧圃到禹州神重学习钧瓷配方及工艺。吴尧圃何许人也?吴尧圃为安徽人，长期客居景德镇，能仿古法自为窑器，产秘色瓷，与唐、熊、年三窑并称，谓之“吴窑”。足见吴尧圃的陶瓷造诣极深。临行前，唐英专门作诗赠与吴尧圃： “絮落花飞春已暮，几欲留春春不住；离筵黯黯趁春开，春风引客均(钧)州路；山山水水几许长，帆墙云树愁苍茫；谷城黄石岘首泪，酒材诗料携轻装；
丈夫出¨各有道，知己情深在怀抱；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lei)关国家；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君不见，善游昔日太史公，名山大川收胸巾；陶镕一发天地秘，神功鬼斧惊才雄；文章制度各有别，以今仿古将毋同；不惜骊驹三叠唱，内顾无忧行色壮。荆襄一水游有方，不比天涯成孟浪。荷香蒲绿掉归舟，倚闾白发yong望”。这首诗最应关注的两句，一句是“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家”，这里讲的“此行陶冶赖成功”，说明唐英对吴尧圃的钧州之行充满期待； “钟鼎尊罍关国家’’说的是瓷器造型，意思是这些造型都是关乎国家政权的礼器；再一句是： “玫瑰翡翠倘流传”，这里讲的是钧瓷自然流动所形成的的窑变釉色，即红似玫瑰，绿如翡翠。单就这种釉色而论，就是典型的“卢钧釉”而不是“宋钧釉”。因为宋钧釉的特点是“里兰外红”。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了唐英希望吴尧圃到钧州是干什么了，就是要学习卢家烧制钧瓷的配方及工艺。
如是，这就为我们判断江西景德镇“炉钧”的由来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就是说卢家最起码在雍正时期，已经能够烧造“玫瑰翡翠”般的釉色，而这个釉色也正是吸引唐英和吴尧同之处。钧瓷之源在钧州，景德镇要仿烧钧窑，一定要到钧州的神垕来学习。而神重的卢家技术又最高，所以他们在学习中就难免会有“卢家钧窑”这个概念。当然，对于“炉钧”一说，有人认为是源自当年卢家所用的风箱式小窑炉，这种小窑只能装一件匣钵，匣钵里装一件或两件瓷器，周边堆满蓝炭，待蓝炭烧尽为成。此种烧制方式虽成功率极低，有“十窑九不成”之说，但偶尔出一件珍品，其价格也相当高。
时至今日，这种窑炉在神重作为传统烧制技艺仍有保留，如当代钧瓷艺人李和振的窑就是这种窑。其实这种风箱式小型窑炉是卢家的试釉窑，因怕大窑烧坏而先用小窑试烧。所以，吴尧圃在神垕时，肯定接触到了当年卢家所用的这种试验型蜂窝式小窑炉。所以吴尧同在学习中脑子里必然会有“卢家钧窑小窑炉”的这样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概念，即“卢钧”或“炉钧”这样两个概念。当吴尧圃把在神垕所学的技术带到景德镇后，很明显，作为清官窑来讲，他不可能把烧成的钧瓷叫作“卢钧”，因“卢”为姓氏，作为皇家御窑来讲，不可能以“卢”姓来命名御仿钧窑，但他们又离不开从“卢家”所学的工艺与配方，于是景德镇所烧的钧瓷便有了“炉钧”之名，这应该就是“炉钧”之概念的南来。不客气地讲，皇家御窑能用“卢”之谐音“炉”作为瓷器定名，已经是对“卢家”最大的认可或者说是恩赐了。
由此而论，清乾隆时期《南窑笔记》所解释的“炉钧”应该是站不住脚的。何为“火炉中所烧”，请问什么瓷器不是火炉中所烧呢?那为什么景德镇的“青花”和“粉彩”不叫“炉青花”或“炉粉彩”呢?可见， “炉钧”之名与“卢家”是有很深渊源的。
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结论
三、卢钧与炉钧的辨析之结论
了解了“炉钧”与“卢钧”之名的由来，可以说“炉钧”与“卢钧”的真实面目都露出了端倪。也就是说景德镇的“炉钧”就其本源来讲也姓“卢”而不姓“炉”， “卢钧”才是其本来的身份。但由于其历史的原因、地域的原因、人为的原因等等，才有了后来的“炉钧”之名。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晋培章先生在世时曾说过： “五六十年代，神垕艺人到景德镇去，哪里的艺人都远接远迎，为什么?因为景德镇的钧瓷是从神垕学的，所以他们才尊称神垕的艺人为老师”。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景德镇所烧的钧瓷是和神垦有渊源的，所以他们称神垕的艺人为老师就不足为奇了。时至今日，在神垕的近二百个窑口中，起码有五十个还在烧制“卢钧”，而且非常红火。当然，至于“卢钧”的叫法是否科学，我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不管是卢家烧的“卢钧”或张家烧的“卢钧”，虽然他们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如从科学意义上讲，他们都属于钧瓷的范畴，所以他们只能叫钧瓷，而不应叫“卢钧”。
当然， “卢钧”的称谓之所以能够保持至今，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公认。但更多的是人们对卢家在钧瓷发展史上和新中国成立后所保留下来的烧制工艺和钧釉配方的尊重。的确， “卢钧”作为钧瓷的一个流派，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确实值得后人永远的敬仰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