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金代(1115~1234年)制作的陶俑。金代社会流行墓室墙壁上画出壁画，将墓主人生前所做所为和死后希望都生动描绘出来，所以陶俑陪葬很少。很多墓葬用质地精良的灰砖雕出俑人形象，有人称为砖雕陶俑，这些陶俑附着于砖体，镶嵌在墓壁上。最为典型的是河南焦作西冯封村金墓出土的18件砖雕俑。其中侍吏俑，高38~40厘米、头戴幞头，有的幞头前部为方形，穿圆领宽袍大袖袍服，腰系带，下微露双足，双手捧物，似执圭，作端立姿态；有的头戴卷脚幞头，前额高而圆肥，后面尖翘，身穿圆领窄袖短袍，腰系带及护围，足穿靴，作行走状；有的头戴圆形毡帽，脑后梳长辫，身穿束袖长袍，腰系带，足穿靴。男侍俑、高49厘米，头梳螺状发髻，身穿窄袖长袍，腰扎带，袍下微露双足，双手抱—长颈带柄执壶。女侍俑，高46.5厘米，头梳双髻，外罩窄袖开襟衫，内衬袄，下着裙，微露脚尖，双手捧八瓣形果盒。持排箫俑，高38厘米，头两侧梳长辫，身穿窄袖上衣，下着宽管短套裤，内穿长裤，腰系围裙，足穿尖靴，眉目清秀，昂首作吹奏状。持三弦俑，高38厘米，头绾发，服装同待排箫俑，坐姿，一腿下垂，一腿盘屈高抬，一手上扬扶住三弦，一手作弹拨状。吹笛俑，高38.5厘米，头戴多边尖顶帽，头发结成双辫，垂于胸前，腰系带，两侧挂如意形饰物，脚穿靴、头微侧作吹笛状。吹哨俑，高37厘米，头戴软帽，身穿圆领窄袖长抱，腰束带、足登靴，左手持板，右手作吹哨状。舞蹈俑，一类高43厘米，头发梳于头顶，身穿窄袖长衫、下摆宽肥如裙，腰系带，两手上扬作跳跃状；一类高42厘米，头发盘结于顶，着圆领长衫，内露花边短裤，足穿靴，一脚着地，一脚抬起作舞蹈状。还有—类头戴尖顶帽，身穿方领窄袖长袍，胸腹扎护胸，以4条带相结于前，右臂上举，左臂后甩。其他还有说唱俑、持节板俑、侍童俑等，高度在42~43厘米之间，表现的是官僚地主的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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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鉴别汉代陶俑
看神态汉代陶俑鉴定，笔者第一眼喜欢看陶俑的神态。如藏家有“火眼金睛”，一般一眼就能分辨出陶俑的真假。汉代的四川，是当时全国农业最富庶的地区，所以，制作的陶俑普遍都有一种“喜乐”的神情。
那种质朴、纯真的微笑，无忧无虑的神情，有心灵感应者，都会一见钟情。四川汉俑，表现得都是一瞬间定格的微笑，表现手法如删繁就简的朴素，如雾里看花的朦胧。无论是舞蹈俑、听琴俑、厨俑、牵狗俑，在“喜乐”之间还流露出一种乡间儒生般的那种儒雅的神态，内心世界平静安详。
因土埋千年，一般眼睛表面均风化模糊了，但仍能感受到一种无欲之光、无邪之声。纵然是说唱俑，在夸张的眉宇间，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朴实的滑稽、和善的滑稽、幽默的滑稽，神态气韵非常生动，不是那种尖嘴猴脑般狡猾的滑稽、油滑的滑稽，尤其令美术界人士喜爱。看神态鉴定汉俑，一般画家收藏者一点就通。
而新仿的四川汉俑，或神态怪异，或神情狡诘、面部生硬，目光里总掩饰不住一种当代心术不正者的邪气。举例最常见的新仿说唱俑，笑出来的也是一种油滑带有邪气的滑稽。仔细分辨，会一目了然。鉴定四川汉俑，如先能掌握“看神态”这一关键，其他鉴定方法均能迎刃而解了。
看工艺汉代陶俑看完神态后可看工艺。早期汉俑靠手捏成型，洗尽土锈后，在耳朵处，用放大镜看，偶尔还会看到大拇指的指纹。真品汉俑大都是通过合模加捏、刻画、堆塑等多种表现方法而成。特别重要的是真品汉俑整体是由两个以上部分构成。尤其是头颈部分都留有间缝，即头都是套上去的。有时，腿部及前后身体等也是拼接而成的。纵然经过竹片修刮，但仍会留有削刮痕迹。
而新仿汉俑大都是用真品翻模，一次成型，没有经过合范工艺，没有留下合范后用竹片等工具削刮的遗痕。况且用真品翻模克隆后的汉俑，细微的衣饰、眉宇纹饰大都模糊不清，或重新加工阴刻的线条迟疑、柔弱无力，这是一切包括书画、瓷器、玉器仿品的通病，真赝对比，很容易分辨出来。
看土锈看无釉的陶器的土锈远远比看有釉的瓷器重要得多。除非瓷釉风化，一般瓷器的土锈都能洗干净，仅在露胎处遗有火石红及土锈痕迹。而汉俑陶器的表面，几乎布满了被风化（笔者此处发明一个词也可叫土化）腐蚀的彩绘、陶衣、土锈。表层很酥。风化严重的，土锈与陶体也浑然一体，用手指甲轻轻一刮，土锈与陶体表层如粉末状落下；如风化不严重的，土锈相对就比较硬。
以上说的是土墓出土的陶俑。假如是崖墓出土的陶俑，表面局部常沾上、带有一些很牢固的白色状岩崖浆，这是由崖墓中的碳酸钙自然形成的，厚薄不匀、分布散乱，呈片状、块状，如陶胎本身般坚硬，又像海底下的贝壳牢牢依附于沉船遗落的瓷器，用常规的清洁剂很难清洗。这里还想说明一下，新出土的陶俑没有传世古玉的那种包浆，“包浆”在此处属于用词不当，只能称为“土锈”。
而新仿的陶俑土锈，最差的是直接用水沾墓土刷上去，再经过太阳暴晒等，但这种假土锈多清洗几遍即掉落。其次是水掺胶水再沾墓土、黄土粉、汉砖粉末扑打上陶俑表面。如用布使劲试擦，有胶水的假土锈会出现胶水凝固后的亮光及流动的状态，不难分辨。还有一个最简便的鉴定方法，即看陶俑外层与内壁的土锈状态，土锈色泽、硬度里外相似浑然一体的，真土锈可能性大；如土锈里外不一样，外旧内新，外硬内松，用手一抠，很容易块状般脱落的，这就是赝品。
看陶胎鉴定瓷器最后要把关的程序是看底足看瓷胎，造型、釉水、纹饰仿造得再神似，如胎质不对，就能一票否决。而看陶俑就不一样，除了彩绘覆盖部分，其余部分都属于裸胎、露胎部分，故尤其是新出土的陶俑的底足，露胎概念比较模糊，并不明显。笔者的经验是：胎体轻总比胎体重可靠些，因为前者问世一二千年，在千年土层里水分都风干了；后者刚出窑，还含有较多的水分。胎体松总比胎体硬可靠些，因为前者经历了岁月的风化，土蚀过了；后者刚出窑，刚凝结，还有火气，本身坚硬。当然，由于陶俑产地不同，胎轻与胎重，胎松与胎硬，不能一概而论。
金代耀州窑月白釉
月白色釉是耀州窑创烧的一种独特的釉色品种，始于北宋晚期，盛于金代，以乳白色为基调，白中略闪暗青色，恬静温润，有如冰似玉的效果。金代耀州窑月白釉以釉色和造型取胜，釉色浓深润泽，造型独特，展示了耀州窑青瓷的烧造水平。
耀州窑月白釉鋬沿洗
高6.1厘米，口径17.2厘米，底径8厘米。直口，弧腹，卧足，口沿侧附月牙形鋬耳，耳下附环形系。内外施月白色釉，细润光亮。
耀州窑月白釉刻花卧足钵
高6.8厘米，口径17.9厘米，底径6.4厘米。唇沿，弧壁，卧足，底足无釉。内外施淡青色釉，外壁施釉不到底。碗内刻折枝牡丹纹，刀法爽利娴熟，刀锋犀利，外壁光素无纹饰。釉面光亮柔和。胎呈浅灰白色，胎质细腻。
金代磁州窑人物枕赏析
金代磁州窑人物枕
毛杰
磁州窑窑址位于河北邯郸，创烧于宋代，并兴盛延续至清代。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微博]的金代磁州窑白釉褐彩长方枕，四周为折枝花卉纹，前面为牵牛花，后面为牡丹花，左右两侧为菊花。枕底有“王氏寿明”印款。枕面四出沿，主题以水墨画笔法，勾勒皴擦，锦地开光绘人物故事“风尘三侠”。
风尘三侠是唐初的故事，画面最右侧的人物，便是三侠之一虬髯客。他出身豪门，自幼随高人学得异术，欲起兵图天下，见到图正中的李靖后，自愧不如。器宇轩昂的李靖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韩擒虎常对人说，“军中能与我讨论军事的只有我这个外甥”，可见其才华。于是，虬髯客赠钱十万与李靖，自去朝鲜半岛，做了扶余国主。而李靖结识虬髯客是因为有红拂女张出尘引荐，就是李靖左边这位妙龄女。张出尘本是当朝权臣杨素的侍妓，因持红拂侍立于杨素身边，故又名红拂女。她见到来拜望杨素的有为青年李靖，慕其仪表和才学，二人私奔。红拂女在一客栈，结识了虬髯客并拜为兄妹，后与李靖合称风尘三侠。
人们第一眼看到瓷枕时，首先会问这么硬的枕头，睡着头会疼吧。其实不然，笔者早年睡过这种枕头，觉得夏天睡着很凉爽，道理也许是人体十二条经脉皆会于头部，头部凉爽了，人就很凉爽。笔者还发现，如果正面躺着，脖子会觉得窝着很难受，侧卧才舒服。人身体两侧是胆经所在，当人侧卧时可挤压按摩胆经。胆经是脏腑的总调度，胆经强了身体才能强。那枕边为什么要出个沿？人的耳垂正下方有个穴位叫翳风穴，脑后的风池穴是大家熟悉的，而枕沿硌的最多的便是风池穴到翳风穴之间，两穴正中间有一个穴叫“安眠穴”。使用这种枕头，因为颈部肌肉不用受力，从而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陶俑的特征与鉴别
陶俑在古代雕塑艺术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开始将泥捏的人体、动物等一起放入炉中与陶器一起烧制。到了战国时期，随着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替代了殉人陪葬，秦始皇陵出土的七千兵马俑气势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山东陶乐舞杂技俑、四川陶说唱俑、河南技乐俑等等形象真实，栩栩如生。
商周时期的陶俑给人以朴拙疏略，处于雕塑艺术的初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简洁生动，秦代已经达到了准确写实的娴熟程度。汉代陶俑的种类、数量、材质、水平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陶俑造型优美，动作滑稽可爱。隋唐时期陶俑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官、武士、仕女、牵驼、牵马、戏弄、骑俑、胡俑成为这一时代的常见种类。尤以色彩斑斓、奇伟多姿的三彩俑凝堪称中国陶俑的压卷之作。及至五代，陶俑之风大变，镇墓的神怪俑受到重视。宋代以后，葬俗转易，尤其是焚烧纸在丧葬中的盛行，陶俑的使用骤减，至清初遂告绝迹。
目前，随着收藏者的增多，制假者已将目光转向陶俑，他们主要是利用真俑翻制模具，用古人曾用之原土制成陶俑，埋于地下，使其生有土锈，或用白芨（中药）熬成稀水，刷在假俑上，再撒上原土，如此数十次，与真陶俑难以分辨。鉴别真伪，主要观察土锈，古代陶俑必有土锈，且与原物凝结一体，难以刮掉。作伪陶俑则轻易可去除。
金代淄博窑三彩釉仕女
近年来，金代窑址一个个被发现和发掘。金代山东淄博地区陶瓷业的发展概况终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
金朝是女真族于我国北方继辽而起建立的又一个王朝，和南宋对峙长达一百多年，雄踞祖国半壁河山。处在多民族杂居，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时代。
金朝统治者吸收辽代和北宋的文化和技术发展其陶瓷业。在这期间淄博陶瓷业在原来基础上得以长足发展，特别是其生产的三彩釉陶瓷更是别具一格，既沿袭了“唐三彩”“宋三彩”的制造工艺，又在诸多方面有所创新，研究者们将其称为淄博窑“金三彩”。
金三彩的名称是沿袭唐三彩的名称而来的，人们习惯上把含两种以上釉色的称为三彩，当然也有多于三种釉色的，一般都以“三彩器”统称之。
在发现的淄博窑金三彩器物中，有一组金三彩仕女（见图），十分引人注目。这组三彩仕女的个头尺寸都不是很大，一般高度在10至20厘米之间，重量在110克至230克不等；身材比例匀称恰当，如持扇仕女，身高16厘米，胸宽4厘米，重190克；身上通体施以黄绿等彩，外罩透明釉，色泽明快，熠熠生光。
这组金三彩仕女的陶胎制作是采用当地出产的陶土（俗称甘子土），胎土陶炼比较细腻，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能，含铁成分极低，胎色为白色或略显红色。其成型方法主要是模制法，即模子制坯：将泥料置入模型内后，用力压制，稍干取出，即成器坯。有单模成型、合模成型。模制的痕迹在三彩仕女上呈现得非常明显。在出土金三彩仕女和残碎片的窑址废墟中，也大量发现模和范，其材质和金三彩胎坯完全相同。烧成则是使用二次烧成法。胎坯成型后，首先入窑素烧，出窑冷却后再涂绘上三彩釉汁，干燥后再二次入窑釉烧。由于釉烧温度较素烧温度低，所以成品器型比较规整，几乎没有变形，釉和胎结合紧密，极少有釉层剥落现象。无论素烧或釉烧，全用一种窑体呈圆筒形，窑顶呈球冠形的小馒头窑。
金三彩仕女的釉色主要是黄釉、绿釉和微显牙黄色的透明釉，也有少数器物用黑色釉做装饰、点缀。施釉的方法主要是刷釉和沾釉法。
金三彩仕女施釉都不到底，由于不同颜色的釉料调配得当，色彩的透明度和饱和度都非常高，特别在烧制过程中，主釉色互相交融，互相渗透，由此又繁衍出介乎于纯色的中间色，使金三彩仕女呈现出溢彩流霞、斑驳淋漓的艺术效果。
这组淄博窑金代三彩仕女，形态与真人酷似，惟妙惟肖，生动传神。它们的体貌姿态、衣着打扮时代感非常强烈，穿着异常华丽：头戴圆弧形窝帽，上身穿直领对襟窄袖旋袄，内着齐胸长裙，下穿百褶裙，当是金代女真贵族妇女最流行、最时髦考究的服饰。她们有的怀抱爱犬，有的手持铜镜，有的双手玩扇，有的两手交叠前握，气韵生动，神态优雅，风采卓绝，显露着富足骄侈的形象。应该是金代女真族统治阶级奢侈浮华生活的写照。
从这组金三彩仕女看，其服饰有对于宋辽服饰的吸收，又极具本民族的特色。虽与宋代妇女服饰比较相似，但内裙较短，露出腿部所着裤，验证了《大金国志》的相关记载：“妇女衣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缺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袭之。”
淄博窑金三彩仕女在器型设计和装饰上广采博取，既体现了汉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又具有非常浓厚的北方女真民族文化特色，带有鲜明的以“俗”为美和崇真尚实的金代审美风尚。
东汉绿釉奏乐人物陶俑
我国音乐的起源相当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就已开始使用乐器弹奏乐曲。先秦时期的典籍文献中就已有大量关于音乐和乐器的记载。到了汉代，音乐和乐器的发展则进入更为繁荣的时期，各地的考古发现中都有不少画像石、壁画以及乐人俑能反映汉代音乐的发展情况。本篇来介绍几件安徽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绿釉奏乐人物陶俑。
抚琴人物陶俑（图1），高8.3、宽6.2厘米，上世纪50年代安徽省蒙城县涡河闸出土。陶俑胎体呈红色，表面施绿釉，塑一人物席地而坐，膝上置琴一把，琴弦刻画较清晰，乐人双手作抚弦、弹拨状。琴是中国传统的弦乐器之一，起源很早，《山海经》中即有“伏羲作琴、神农作瑟”的记载。汉代及汉以前的士大夫阶层已把抚琴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士人们视琴瑟为不可离身之物，如《礼记》中说：“士无故不徹琴瑟”，《列子·汤问》中也有“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典故。
吹埙人物陶俑（图2），高8.6、宽4.8厘米，上世纪50年代安徽省蒙城县涡河闸出土。胎体呈红色，施绿釉，塑一站立的奏乐人物，双手握住一个较小的圆球形物件，放在嘴下吹奏。根据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较清晰的乐人俑，可以推断这种乐器应为“埙”。埙属于吹奏乐器，据考证，埙的早期雏形为狩猎时用的石头，有的石头上有自然形成的空腔，投击猎物时，石头的空腔由于气流作用而产生哨音，人们受此启发，便渐渐地出现了埙这种乐器。正史《汉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这里的“八音”当指八种材质的乐器，埙位列之首，且以土为材料，说明当时的埙多以陶土烧制而成，至唐宋时期，仍然有陶瓷质地的埙。而埙字从土旁，也说明了它的基本材质。
吹箫人物陶俑（图3），高11.2厘米，1956年安徽省太和县李阁乡马古堆出土。陶俑红色胎体，施绿釉，釉面较光润，有开片。塑一站立的奏乐人物，双手持一长箫，正在吹奏。箫是一种管状的吹奏乐器，箫字为竹字头，呈长管状，当以竹子作为材料制成。在汉代时，箫已是比较常见的乐器，《淮南子》中就有“若风之过箫”之句。箫与笛子的形状较为相似，但吹奏的方式并不相同，所谓“横吹笛子竖吹箫”，从这件乐人俑吹奏姿态看，其乐器应当是箫。
以上这三件奏乐人物陶俑，均出土于安徽省的西北部地区，这里与河南省邻近，东汉时期墓葬中常见有绿釉陶器出土，这些绿釉陶器一般都是作为随葬明器，所以形制比较简单，做工较粗糙。但它们的出土，可以反映两千年前东汉时期音乐、乐人和乐器的情况，能反映当时安徽地区的社会风貌，是较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三彩胡人骑驼陶俑（唐开元）
唐三彩胡人骑驼陶俑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三彩胡人骑驼陶俑，约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高74厘米，长55厘米。
双峰骆驼站立在菱形托板上，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如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似欲起步。驼背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扎幞头，身着翻领、窄袖、开胯、过膝的胡服，下着袴子，脚蹬高靴。手扶骆驼前肉峰。肩上站立一猴，猴一爪扶俑头部，一爪托腮，一副顽皮之相。除胡人面部敷白粉，五官、胡须等墨绘外，其余部分均施三彩釉。胡人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骆驼的头、颈、四腿及驼峰的绒毛均施以浅黄色釉，驼背的披垫施以绿、赭、黄三色釉。
此件唐三彩作品出土于河南洛阳。人、驼、猴刻画生动，三彩釉施釉匀净无瑕疵，配色自然，清丽而不浮华，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
此件作品中的胡人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京都长安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康国人善商贾，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华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之情趣。
生动而神秘的四川宋三彩陶俑
四川制陶历史非常悠久，成都周边的营盘山文化(公元前3500—前3000年)、宝墩文化(公元前2700—前1800年)的陶器都十分丰富。从夏前到商周，从宝敦文化到三星堆、金沙文化，再到丰富无比的汉代陶器……直到生动而神秘的宋三彩陶俑，四川陶器源远流长。
四川的彩色釉陶器，可追溯到汉代，四川汉墓出土过许多绿釉或黄釉陶马、摇钱树座、匜、炉、壶等，釉面均匀光亮，工艺技术已很娴熟，这时四川还出现了绿釉彩绘黄釉陶壶。汉代陶器上所施的绿釉和黄釉都是低温铅釉。唐代，四川邛窑烧造出许多精美的高温唐三彩，所饰之釉为无铅高温釉，器物多为实用器。到了宋代，四川各地窑口(包括砖瓦窑)纷纷烧制宋三彩陶俑，主要用作冥器。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宋三彩陶俑作冥器？这跟宋代的社会变迁和丧葬习俗的演化是密不可分的。宋代多战事，尤其是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迁，使长江流域以南发生很大变化。土地私有加剧，佛教进入民间，各宗教思想和各民族习惯的相互吸收加大，火葬盛行，堪舆术流行，“世俗化、现实化、实效化”之风成为宋代社会民俗文化的主流。当时民俗有天曹、冥府、鬼神之说。《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十九庚、陵字内，收录了金(南宋)元时期张景文著的《大汉原陵秘藏经》，在这部讲述唐宋时期墓葬形制和埋葬习俗的书中说：“大凡葬后墓内不立盟器神，亡灵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生人不吉，大殃咎也。”为防妖魔鬼魅对幽宫的滋扰和侵害，也即为了生者的吉祥，故在墓中放置许多镇墓辟邪的陶俑冥器。
一对匍匐俑守护在墓主人近旁。以往有人把匍匐俑称为跪拜俑、伏拜俑、卧伏俑等。其实这对匍匐俑并不是在“拜”墓主人，而是驱妖逐魔、镇墓辟邪的仰观俑和伏听俑。其中一个举头仰观，观察“天曹”，它是专司感应天意的仰观俑；另一个则匍匐在地，全神贯注，伏耳静听，它是专司“地府”动静的伏听俑。它们忠心耿耿地守卫着墓主人的魂魄，以保风水永在，使生者永遇好运、永享安宁。
卧犬，幽宫的犬又称为玉犬。犬陪伴人类已有几千年历史，其嗅觉灵敏度是人的1000倍。犬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幽宫里也少不了它来看宅护院。这只金黄釉卧犬，抬头远眺，注视着地面的动静。图7的绿釉大神龟仰首张目，口吐瑞气，生动而神秘。其神态跟金代画家张硅所画《神龟图》中的龟几乎一模一样。龟是长寿的两栖动物，早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就视其为保护神，殷商时期则把龟甲作为决定重大事项的卜具。宋代冥器中的龟，担负着驱赶山邪海魔的重任，代表着长生不老和基业的稳固。图8是一组伏龙，在我国古代文化中，龙能跑能飞，能隐能现，能翻江倒海，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龙是独特的灵异神物，龙图形出现在墓葬中已有8000年的历史了。在四川汉代画像墓砖中，有墓主人乘龙车升天的画面。这两对蛰伏的龙弓身远眺，蓄势待发，随时准备腾空而起，显得格外生动而神秘。
在幽宫里，各路镇墓大神组成了天、地、海、空等全方位的防卫体系，它们默默无声地尽着自己的职责，守护着墓主人的魂魄和那里的风水，那里应该是十分安静的。但是，有的墓里设置了呐喊俑的职位。图中的呐喊者跪姿，身着长袍，手握竹木质或纸质传声筒(已腐)，竭尽全力大吼或高歌，以吓走邪魔，这在墓俑中是十分少见的。图10的枕形连体俑则显得格外缠绵，给阴寒的幽宫增添了几分温馨。成都一带宋墓的连体俑呈人首蛇身缠绞状，起源于伏羲、女娲。这种枕形连体俑出自遂宁市射洪县一带。雅安市一带的连体俑更有意思，中间卷成被窝状，两端各露出一人头，合眼酣睡，很是安逸。它们象征着繁衍昌盛，多子多孙。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不同地方的墓俑有着不同的地方特色，一般说来成都地区比较规范，跟其他省份较为接近。遂宁地区的陶俑中持物俑较多，如持镜俑、持箱俑、持布匹俑等，体现出“事死如事生”的汉唐遗风犹存。雅安地区的陶俑更具特色，除了常见的文武俑外，更多的是商旅和南亚胡人。这些颇具特色的宋三彩陶俑，体现出另一种神秘，让人们的思路从阴森的幽境中走出来，去探寻阳光照耀下的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看看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是何等的繁荣。
透过这些精美、生动、艳丽的宋三彩陶俑，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工匠的艺术创作才能是多么令人惊叹。这些寓意深奥的古代艺术珍品很值得人们给力保护、收藏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