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器与瓷器。
夏至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陶器已经丧失了前一时期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青铜礼器和生活、生产用器成为社会风尚的主流，陶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持着传统的面貌，但器型、纹样模仿青铜器的做法相当流行。烧陶窑炉的发展为冶炼青铜炼炉的创制提供了启示；而能用火候较高的温度冶炼青铜，又为改进陶窑炉进一步烧制出耐温较高的白陶器和原始瓷器创造了条件。
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白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此期出土的器型以三足盘、觚等为主，并饰以龙纹、兽面纹饰，与当时青铜器的特点保持同步。
商代烧制的灰陶器和白陶器，品种较前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提高。陶器表面有拍印绳纹、弦纹等纹饰，也开始出现一些动物、几何形图案。
西周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通常以三角纹、几何纹、弦纹等为主要装饰，印工规整，多为炊器，显然陶器已经基本退出了社会礼仪用器的舞台，成为纯粹的生活用具。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比较有代表性，以夔纹、席纹常见，朱绘彩陶器多模拟礼器，这种礼器远非传统的周礼所代表的贵族礼仪制度的体现，而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礼制和社会等级制度被逐渐打破后的新的社会现象。
战国时期以陶器代替铜器为明器入葬已成习俗，制陶工艺受到发达的漆器、铜器工艺影响，以印纹硬陶为主，对陶表面处理装饰的创新工艺有磨光、轧亮、铺施漆衣彩绘等。最为流行的装饰是彩绘云雷纹、兽面纹、涡纹，纹饰清新、色彩绚丽。虽然当时诸国的制陶技艺差别明显，但陶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的变化却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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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战国时期原始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孟、盅、碟、鼎、等，及仿铜礼器、鼎、钟、于等。
图：战国时期原始瓷提梁盉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但都不太大，而且往往仍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成品率不高。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我国原始瓷的发展到战国晚期受到一次严重挫折。由于那时各国战争频繁，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原始瓷产地（主要还是江、浙带）的生产设施、技术力量被严惩摧残。从考古资料看出，战国晚期原始瓷产量大减少，窑址发现极少，甚至有些地区一度中断生产。这使我国原始瓷未能顺利发展成熟瓷器，而在秦汉之际有一个恢复、再创原始瓷生产的过程。
秦汉时期陶器
秦汉是中国陶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强大的封建帝国建立起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渠道的沟通，极大地促进了制陶艺术的繁荣，表现题材更加丰富。
秦汉时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器皿的使用最为广泛。各地发现的秦汉陶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秦兵马俑集商周以来数千年制陶工艺技术之大成，是中国古代灰陶制造水平最高的作品，也是中国陶俑雄健朴素、明快洗练风格的最辉煌的杰作。还有具有时代特色的茧形壶与俑饰彩加绘，刻有秦统一天下诏文的陶量等，均为秦代陶器的代表作，也是秦代“车同轨，书同文”的历史见证。
两汉时期的陶器，由单调的青灰陶发展成饰粉、布朱与彩绘等品种，陶器的社会功能也更广泛，既有实用品，也有用于陪葬的明器以及生动逼真的陶塑说唱、乐舞、杂技俑。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大成就是在东汉时发明了黄、绿、褐色低温铅釉，其制品多仿塑城堡、院落、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用于建筑材料的瓦当产量也不少。与秦代相比，汉代瓦当的制作技术有了明显的改进，制作过程得到了简化，边轮齐整，面积更大。除常见的云纹瓦当外，更大量的是文字瓦当，反映了汉帝国的精神风貌。
陶瓷知识：广东陶瓷的历史——战国窑址出土陶器与汉代陶器
汉代的窑址，在高州良德发现一处，尚未发抛，详细内涵不甚明了，但结合本省汉墓出土的陶器，从器形、数量和制陶工艺等方面来看，可知广东当时是处于历史上第二次陶瓷飞跃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广州、佛山、南海、增城、番禺、顺德、东莞、四会、韶关、英德、乐昌、怀集、平远、清远、肇庆、海康、徐闻、郁南和陵水等地都有发现。发掘清理了约七、八百座。其中有些东汉墓刻有记年铭文，如建初元年(公元76年)、建初五年(公元80年)、永元八年、永元九年(公元96、97年)、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等。以广州两汉墓葬出土的陶器为代表，西汉的陶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一般陶质都很坚硬，以施黄褐色和黄绿色釉的为多，常见的陶器有瓮、罐、钫、壶、鼎、盒、三足盒、三足罐、多联罐(二至五联的均有)、匏壶、熏炉、和釜、甑、瓿等器。纹饰有印纹、划纹及彩绘等。印纹多施于瓮、罐之上；划纹多施于三足盒、瓿、壶等器物上，纹样以水波纹、篦纹、绳纹等为常见；彩绘多见于壶、钫、鼎、盒等器物。凡带彩绘的一般都是陶质松软，出土时往往与土粘连，纹饰剥落，模糊不清，已不可辨认。中期的陶器胎质坚硬，挂黄褐或黄绿色釉，软陶数量极少。除瓮、罐、钫等还保留有早期的形式外，壶、鼎、盒、匏壶等器形都与早期的完全不同。三足罐、三足盒已无发现，瓿亦极少见。屋、井、仓、灶、囷等陶制明器已开始出现，但不很普遍。器物的纹饰方面，印纹仍有保留，划纹如绳纹、水波纹、曲折纹等已没有了，一般都是以简单的几条弦纹为主，风格简朴。晚期的陶器，种类和造型方面大致与中期的相同，但花纹渐趋复杂，开始有四叶形或斜方格的划纹。器形有四耳罐、壶、鼎、奁、盒、盂、仓、井、灶、三足釜、小盒等。三足釜和小盒中期没有出现过，增加了猪、牛、鸡、鸭等牲畜陶俑，但还不是很普遍。东汉的陶器，胎质坚硬，一般均带黄绿色或黄褐色釉。纹饰以划纹为主。纹样繁杂，常见的有斜方格纹、鳞纹、四叶纹、三角形纹、三角形垂叶纹、水波纹等。在同一件器物上往往同时兼划二、三种以上的花纹，与西汉陶器的风格有很明显的区别。日常生活用的陶器有罐(有四耳无耳之分)、壶、鼎、瓶、熏炉、盆、三足釜、簋、簠、杯、碗、耳杯、案、勺、豆、灯等，还有屋、仓、井、灶、陶俑、陶动物、马车、牛车、陶船等明器。其中陶屋的式样较多，有栅居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和城堡式等。栅居式陶屋结构比较简朴，其平面布局有一定的式样。结构分上下两层，低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个方形的基座，有的施于斗栱，正面安设楼梯，供登降之用，整个底层都是用作饲养家畜的圈栏，在背面墙根处多数都辟有一个椭圆形洞口，以便牲畜进出。上层的面积约占底层的三分之二，其平面分为横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屋顶采用悬山式，正面辟门，屋背有小窗。几乎在每座屋内都有一个厕所的设备。现今散居于中南、西南一带的兄弟民族仍极盛行栅居式住宅。可见这种建筑形式早在汉代已极盛行，而且在一些山区和水乡地带，还一直沿袭至今。楼阁式陶屋结构布局比较富于变化。一般是由两个三合式组成H形的平面，中间特别高，是整个建筑的主体部分。作上下两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展附于两侧的建筑为较高的单层平房。在构架上已普遍使用柱，梁、斗栱的方法，在整体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配合得井然有序。可见广东建筑体系，早在汉代已基本形成。曲尺式、三合式和城堡式等陶屋也各具不同的特点。此外，在广州汉代遗址中也发现过大量砖、瓦等建筑遗存，可见《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提到的广东落后到唐代才知道建筑瓦屋，并将建筑瓦屋之功归于宋璟和杨于陵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0cm长56.0cm广东省广州东汉墓出土广东省博物馆
战国秦汉陶瓷
（一）战国陶瓷
1、战国时期的陶瓷
战国陶器仍以灰陶为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种类有日用器具、陶明器、建筑用陶及少量陶制生产工具等。
战国时期的的日用陶器，主要是泥质灰陶，釜这类的炊器则为夹砂灰陶。一般烧成温度较高，胎质坚硬。常见的器形有：作炊器的釜和甑，作盛器的罐、壶、盆、钵、瓮，作饮食器的碗、豆、杯等。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各国陶器在形制等方面差别很大，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烧制出较多的大形陶器，如高82、口径41、腹径90厘米的瓮，高55、口径88厘米的釜等，表明此时陶器成型、烧成技术已很高，为秦代烧制高大兵马俑打下了基础。
战国时期由于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贵族们也渐用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随葬用木俑或陶俑代替人殉，所以战国时期陶仿青铜礼器的明器迅速发展，陶俑较多出现。陶礼器主要有鼎、豆、壶、簋等，而且制作精良，磨光、暗花、朱绘线刻等装饰广为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陶工艺，推动了陶器业的发展。特别是战国陶俑的出现，为我国陶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品种，影响非常深远。请读者注意战国陶俑的特点：体小（高5-15厘米），火候很低，制作粗糙，有些身上还留有明显的刮削痕迹，带有很大的原始性。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大兴土木，建造城市和宫殿，因而建筑用陶发展迅速。战国建筑陶器的品种，有前一时期已经出现的陶水管、陶瓦（筒瓦和板瓦）、瓦当，铺地砖（方砖和长方砖）的基础上，此时新出现了建筑陶空心砖和陶井圈。空心砖长一米左右，作长方形条石状，内部空，壁厚2-3厘米，外部饰有花纹，主要作用大型建筑的踏步和台阶，也用以修筑坟墓的椁室。另外，战国时期还出现断面呈"几"字形的花砖和长方形凹槽砖战国陶井圈呈直壁圆筒形，每节高30-50厘米，口径60-100厘米，大多为泥质灰陶，圈壁上挖有几个小圆孔，以便井外的水渗入井内。战国陶井圈的特点是：时代早的体高，口径小，时代晚的体矮、直径大，外表拍印绳纹。
印纹硬陶仍然是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陶器品种，分布范围广，以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使用尤为普遍。此时印纹硬陶的烧制技术较前有所提高，胎体基本烧结，胎质坚硬，多呈紫褐色或砖红色。器形不多，主要有瓮、坛、瓿（大口深圆腹圈足成盛器）、罐、钵、孟等贮盛器。纹饰以米字纹、方格纹、回纹及堆巾的旋涡纹、S形纹为主，前一时期常用的曲尺纹、云雷纹已很少见了。由于各地文化传统不同，器形、纹饰各有特点，有的差别还很大。
2、战国时期原始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孟、盅、碟、鼎、等，及仿铜礼器、鼎、钟、于等。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但都不太大，而且往往仍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成品率不高。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我国原始瓷的发展到战国晚期受到一次严重挫折。由于那时各国战争频繁，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原始瓷产地（主要还是江、浙带）的生产设施、技术力量被严惩摧残。从考古资料看出，战国晚期原始瓷产量大减少，窑址发现极少，甚至有些地区一度中断生产。这使我国原始瓷未能顺利发展成熟瓷器，而在秦汉之际有一个恢复、再创原始瓷生产的过程。
（二）秦汉的陶器
按照不成文的惯例，无论讲中国陶瓷史，还是讲中国古陶瓷的鉴定，秦汉以后重点讲瓷，陶器越来越少了，宋元以后基本不讲陶器。基本原因我认为是内容不丰富因而只能择要讲述，再者，各时期瓷器的器形、装饰、工艺等等均代表了当代陶瓷生产的面貌。本书亦持此惯例。
秦汉陶器成就最显著者，是下面几种：
秦兵马俑：
这是我国古代灰陶制造水平最高的作品，是我国北方陶俑雄健朴素、明快洗练风格的最辉煌的杰作。关于它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化艺术上的伟大意义，论述已很多，并正在不断地深入研究。这里只讲它的作为一种陶器的特征：秦兵马俑在制作方法工艺上，集商周以来数千年我国制陶工艺技术之大成，用模、塑结合的方法，分部位（头、手、足、躯干等）合模制作、套合、粘接成初胎（叫定型），再于表面覆加细泥，运用塑、捏、堆、贴、刻、画结合的艺术手法制成。在烧成上，我们从众多陶俑皆质地坚硬、通体无形变等特点看出秦兵马俑制作时，胎泥配制成份严格统一，干湿程度非常恰当，火候恰到好处，陶色统一，等等，确是达到了当时制陶的最高水平，说明了当时已经建造了容积相当大的窑，能较准确地控制窑内烧成的还原气氛。（关于窑炉气氛概念我们下面讲到）。秦兵马俑不少还进行了彩绘，画有大红、朱红、紫红、粉紫、中黄、土黄、桔黄、深绿、粉绿，及灰、白、黑等色彩。这些鲜艳的色彩由于出土后被氧化，观众已很难辨认了。
下表介绍的秦兵马俑的化学成份及物理性能，会帮助读者更准确认识这种特殊陶器：
SiO2
Al2O3
Fe2O3
TiO2
CaO
MgO
K2O
NaO
吸水率
火候
陶俑
65.66
17.45
4.67
0.87
4.16
3.82
2.00
8.87
940℃
陶马
64.34
16.51
4.22
0.70
0.45
3.21
3.87
1.92
5.62
805℃
汉代的陶塑、陶俑：
西汉的陶塑继承了秦代艺术风格，深沉雄大。东汉陶塑，以四川陶俑最为典型，造型生动活泼，手法简洁洗炼，具有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川汉代陶俑多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胎较粗松。
汉代的铅釉陶：
我国带釉陶器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发现，但生产少。西汉宣帝以后，在关中、河南等地较多出现，东汉普及全国，数量大增，成为汉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器品种。这种釉陶器，胎体是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的釉。铅釉陶烧成温度低，大多为700℃，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可以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表面，冷却后的釉清澈透明，平整光滑，玻璃质较强，指数较高，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装饰作用。由于烧成温度低，胎体不结实，釉中铅含量高，所以不大作食器，大多作装饰器和明器，汉代几乎全作明器，器形有：鼎、盒、壶、仓、灶、井、水碓、磨、楼阁、池塘等等。
汉代铅陶的大量烧制成功，不仅是汉代陶器的一大成就和特点，开我国低温釉陶大量生产之先河，而且对我国汉以后陶器生产影响深远，唐代的三彩陶，宋明的琉璃釉陶均是其发展。
讲到这里，为了今后便于从本质上辨别鉴定陶瓷器的釉色，我们要稍为多讲点釉的呈色机理。先从汉低温釉陶的釉的成份说起。据研究，汉铅釉中的绿釉的化学组成为：
SiO2
Al2O3
Fe2O3
PbO
CuO
33.86
6.20
2.31
46.89
1.26
其中氧化铅（PbO）为助熔剂，氧化铁、氧化铜为呈色剂。铜和铁是我国古代陶瓷釉常用的呈色剂，铁尤其用得普遍。当釉中氧化铜含量极少而氧化铁含量较高，并在氧化焰中烧造时，氧化铁含量在3-5%釉成褐色或褐黄色，氧化铁含量在5-8%，则成黑色。铜更是一种呈色功能很强的呈色剂，釉中氧化含量只要达到0.5%，经氧化焰烧成釉呈绿色。
请读者务必记住"氧化焰"，"还原焰"这两个常用术语。它们的概念如下：
氧化焰：燃烧时供氧不充足，燃烧不完全，具有还原作用的火焰。这种情况下窑炉内的烧成条件叫做还原气氛。烧白釉、红釉、青釉、青花等瓷器，都需要还原焰。
秦汉的建筑陶：
秦汉时期的建筑陶，无论是质量和花色品种，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较前一时期有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后人常用"秦砖汉瓦"来代称，形容其遗物多而精美。我曾用"秦汉建筑用陶艺术化"来概括此时建筑用陶品种繁多，图案花纹精美、烧制工艺先进的盛况。此时的砖、瓦、瓦当等都有美丽的纹饰图案，空心画象砖，四川筑墓用画象砖已成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关于秦砖汉瓦的具体的时代特征、纹饰内容等，相当多的专著文已有详细研究，本书不能细述了。
汉代灰陶器多为明器，造型独特，时代特征非常鲜明。
战国瓦当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出现了建筑用的板瓦和筒瓦。瓦当即筒瓦之头，是在筒瓦的窄端加上圆形或半圆形的头。其作用是为了蔽护屋檐，防止风雨的侵蚀，延长筒瓦的寿命；同时遮挡板瓦之间的缝隙，增加建筑物的牢固与美感。瓦当的形状有半圆形和圆形。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古代建筑均用瓦当。
中国的瓦当始于西周。在陕西扶风召陈村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瓦当为半圆形，瓦当外圈有几道弦纹，当心为三角形，中间为重环纹，线条流畅简洁。西周的瓦当纹饰以重环纹为主，可以看出是受西周青铜器的影响。春秋瓦当以绳纹为主；战国瓦当有素面和带花纹或文字者两种，各地所出花纹瓦当各具特色；周瓦当以饕餮纹为多，但已简化，仅突出其双目，以后逐渐转为卷云纹；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以饕餮纹和山云纹为多，还有少量的对鸟纹；临淄齐故城出土的瓦当以树木双兽纹及树木卷云纹为多，还有“天齐"、“千秋万岁”等文字瓦当。
上述这些瓦当都为半瓦当。战国时期秦遗址出土的多为圆瓦当，纹饰有鹿、虎、豹等；安徽寿县寿春城楚郢都故址出土有风云纹圆瓦当和三角树云纹瓦当，纹饰图案别具一格。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陶器
1、 夏代的陶器
目前中国史学界关于夏代何时开始，结束，夏的社会性质是什么等，尚无定论，本书亦不打算加入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陶器作为夏代的陶器来介绍。
夏代陶器以泥质灰陶、夹砂陶较多，黑陶（包括黑衣灰陶）和棕陶次之，红陶已极少见。还有少量白陶器。主要器形有：作炊器的鼎、罐、甑，作饮器的觚，作食器的豆、簋、钵、三足盘，作盛器用的盆、瓮、缸，等等。纹饰主要是篮纹、方格纹、绳纹，还有一些素面磨光或在磨光陶器表面拍印的回纹、叶麦纹、涡漩纹、云雷纹、圆圈纹等。夏代陶器盛行在器表加饰数周附加堆纹、划纹、弦纹。陶器造型方面的特征是：折沿平底、三底足、圈足为主，圜底器少量出现。
夏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些进步，出现了能产生更高温度的馒头窑：窑室呈圆形弧壁，并向上逐渐收敛，封顶隆起形似馒头，故名。馒头窑可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火候）陶器的质量得以提高。
2、 商代的陶器
由于商代历史长（一般认为有六百多年），文化面貌比较清楚，商代的陶器前后差别较大，陶瓷史家们往往把它分成三个时期来介绍：
商代早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有少量红陶、棕陶和白陶，而黑陶、黑衣陶已很少见。主要器形有：炊器类的鼎、罐、甑、鬲。鬲逐代替鼎而成重要炊器。饮器类的觚、爵，食器类的豆、簋、三足盘，盛器类的瓮、盆、大口尊缸，等等。大口尊、圈足盘、簋 是新出现器形。这时期陶器纹饰以印痕较深的绳纹为主，约占五分之四强。另有少量磨光素面，及磨光面上拍印的云雷纹、双钩纹、圆圈纹，附加堆纹的运用已较前大为减少。
商代中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另有一些夹砂粗红陶、泥质黑皮陶、泥质红陶，白陶的数量占陶器总量的比例仍很小，但较商代早期有所增加。器形主要有：作炊器的鬲、罐、甑，作饮器的爵、觚、杯，作食器用的簋、豆、钵、鼎、作盛器的盆、瓮、大口尊、罐、壶，等等。在造型上，商代中期陶器口部折沿基本不见，多为卷沿，底部主要是圜底和袋状足，圈足器增多，平底器大为减少。商代中期陶器的纹饰，绳纹所占比重更大，几达98%。在制作精细的簋、豆、盆、罐、壶、瓮的腹部、肩部、圈足上，常有由图案纹饰组成的带条，主要纹饰有：饕餮纹、夔纹、方格纹、人字纹、花瓣纹、云雷纹、涡漩纹、曲折纹、连环纹、乳钉纹、蝌蚪纹、圆圈纹、火焰纹等。其中以饕餮纹组成的带条最多，一般是三组饕餮纹构成一个条带。饕餮纹在陶器上大量拍印，仅在商代中期最为盛行，到商代后期就很少见到了。
商代晚期的陶器，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代晚期我国白陶得到了高度发展，成为当时占陶器中比例不大却十分名贵、重要的一个陶器品种，下面我们还要单独谈几句。商代晚期陶器的器形，作炊器的主要有爵、觚、甑，作炊器的鬲、罐、甑，作饮器的爵、觚、杯，作食器用的簋、豆、钵、鼎、作盛器的盆、瓮、大口尊、罐、壶，等等。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刻划纹、凹线纹、弦纹、附加堆纹、镂孔，等等。商代中期盛行的饕餮纹、云雷纹、方格纹等带条状精美图案纹饰，这时期陶器上已很少见到，这一点是我们区分商代中期与晚期陶器的参考之一。在造型上，商代晚期陶器中的平底器，圈足器较前一时期明显增多，袋状足也不少，而圜底器则有所减少。
我国在6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即能生产以瓷土或高岭土为原料的白陶器。此后便源源不断。到商代晚期白陶烧制达到了高峰。商代晚期白陶器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均有出土，以安阳殷墟出土为最多。此时的白陶器不仅选料精细，而且制作相当规整、精致，器表又多饰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精美花纹图案，形制和纹饰都有仿制当时的青铜礼器。商代晚期白陶器是当时 陶器中的珍品，也是我国陶瓷器中的瑰宝。商代以后，由于瓷器的出现，白陶便迅速衰落了。
商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很大提高，馒头窑是主要的窑型。在江南地区新出现一种比馒头窑更为先进的陶窑--龙窑。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上虞，江西吴城均发现了商代龙窑。这种窑一般依山势建在山坡上，窑身呈长条形倾斜砌筑，外观上形似一条龙从下而上，故名龙窑。龙窑比起横穴窑、竖穴窑、馒头窑来，有多种优点：因依山而建呈倾斜向上状窑炉本身就有自然抽力，窑炉火势大，通风力强，升温快：可据生产需要和技术条件，增加窑的长度，从而提高窑的装烧量，还比较容易维持窑内的窑炉气氛（这对烧瓷器更重要，下面我们再详讲），这就使商代陶器有很大发展，并在商代中期开始了我国由陶到瓷的过渡，诞生了我国最早的瓷器--原始青釉瓷器。
3、西周的陶器
西周隐患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也有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和白陶，到西周后期已经不见了。西周陶器的器形，作炊器主要有鬲、 甑，作饮器的主要有爵、 觚等。但已经很少，作食器用的重要有豆和簋，作盛器用的主要有勰、罐瓮、盆、盂等等。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划线纹、篦纹、弦纹、刻划三角纹等。这时附加堆纹已很少使用。
西周时期烧造陶器的窑炉主要还是馒头窑，龙窑的使用还是相当少。
4．春秋时期的陶器
春秋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夹砂棕陶。常见器形，作炊器的主要是鬲、釜、甑，作食器的主要有豆、盂、盘，作盛器主要有瓮、盆、罐。此外，大约从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专用于随葬的陶明器，春秋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有仿青铜礼器的鼎、 盘，也有仿日用器的鬲、罐、豆、盂，等等，陶器的造型以平底器和三足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春秋陶器纹饰更为简单，主要是粗绳纹、瓦旋纹。可以看出，春秋时期陶器不仅品种减少，而且纹饰单调，大约是因为当时的陶器手工业的主要力量，用于生产和发展更为先进适用的原始瓷上去了。
商周时期特别要提到的一个重要陶器品种是建筑用陶。我国目前书籍的最早的建筑用陶器，是商代的早期的陶水管。西周早期又出现了陶瓦，春秋时期出现了砖。建筑用陶不仅增加了商周陶器的品种，而且从根本上改进了我国建筑面貌，为我国独特建筑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商代早期的建筑用陶水管是作为宫殿群排水管用的，是一种一端粗，一端细的圆筒形管， 一般长约40、径约14、壁厚约1。2厘米，表面饰有细绳纹。管较细的那端有约15厘米一段的绳纹被抹去，便于与另一管较粗一端套接。商代晚期还出现一种"三通"陶水管，是为了作纵横两条水管丁字形相交用的，其形制与作用跟现在自来水用的三通管相似。西周的瓦有筒瓦、板瓦和瓦当。筒瓦和板瓦均一头宽一头窄。筒瓦大的长可达50厘米，小的也达22。5厘米，厚1。2至1。5厘米。筒瓦表面有各种绳纹、云雷纹等，内壁中部有一长约5厘米的圆柱形或圆锥形瓦钉，用来把瓦固定在房顶上。板瓦一般长48-53厘米，宽29-34，厚1--2厘米。板瓦的外面也有一至二个约长3厘米的园瓦钉。瓦当时筒瓦窄端粘接一个圆形或半圆形堵头，用于靠近房檐边沿处的。
春秋时期建筑用陶又有了新发展，出了方形或长方形薄砖。这是我国建筑的用砖之始。陶水管、板瓦、筒瓦、瓦当大量使用。特别要注意，，春秋时期的瓦同西周的瓦明显的不同：春秋的比西周瓦略小而稍薄：春秋时期的瓦基本上没有瓦钉（或叫瓦鼻）少量用瓦钉的瓦，也不是如西周瓦把瓦钉固定在筒瓦的内面，板瓦的外面，而是把瓦钉制成带有钉帽的单独构件，在板瓦或筒瓦一端近头处挖一个小圆孔，使用时将瓦钉通过瓦上圆孔插入房顶上以固定瓦；再就是筒瓦或瓦当的一端出现了稍小于瓦头的瓦榫头，便于两个筒瓦相接处更为吻合。
以上介绍的是夏商周时期的以河南、陕西、晋南等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陶器情况。我国当时中原地区以外的地方同样有各具特色的有些还是比较发达的制陶业，有很多值得重视研究的隐患，这里不便详细介绍了。有志于此的读者可细心研读那些地区的考古发掘报告与研究著作。
夏商西周春秋陶器中，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品种印纹硬陶需要提及。印纹硬隐也是陶器，只是胎质比一般的泥质陶、夹砂陶细腻、坚硬，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高些，器表拍印有几何形图案为主的纹饰，所以叼印纹硬陶。它的特点是：胎的化学成份跟原始瓷器的相似，只是铁的含量多些（详见下节），器表和器里均多呈紫色、红褐色、灰褐色或黄褐色；器表多有拍印几何形图案纹饰；有的有一种光泽；胎较坚硬，扣之可发出金石声。夏代遗址中即有此类陶器出土。西周则是印纹硬陶的发展兴盛期，器形有瓮、坛等，有的器高达9厘米。春秋时期印纹硬陶继承前代的发展。印纹硬陶是由陶到瓷过渡的一种具有原始瓷某些特点的陶器。
战国青瓷研究
人们一提到战国青瓷，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归入商周以来的原始瓷系列。所谓“原始”，就是制作工艺不成熟的代名词。从目前国内外发表过的相关资料看，其中的绝大部分也确实如此。它们除了在器型和纹饰上与商代和西周的原始青瓷有所区别外，在制作工艺水平上似乎没有多少发展。就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战国龙形提梁壶来说，那象征龙首的壶嘴，就如同幼儿捏塑的橡皮泥作品，其形态似犬非犬，似羊非羊。壶嘴与壶身的连接处，用一根环状泥条做按压粘接，不进行任何修饰，壶盖已明显变形，壶身上只是粗劣地刻划了一些象征意义的弦纹和锥刺纹。尽管人们常用“古朴”二字来形容它，也难以掩饰其粗糙的做工。
我最近看到了几件战国青瓷，它们彻底改变了我对战国青瓷的原有认识。这批青瓷的制作工艺不但不“原始”，而且在其后的六朝青瓷发展史中，也很少能见到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杰作。它们代表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在这批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一件龙形提梁壶,又称为姨。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器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有学者认为，该壶上的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与此壶一起拿来的还有四只造型各异的鼎和一只洗。其中一对大鼎，高22厘米，深腹，圆底，方唇，子母口，有盖。盖上分立三个双孔鸟形钮，中心置一桥形钮，上饰双勾S纹和鼓钉纹。鼓形盖面上有五道阳工弦纹，弦纹之间满布云雷纹。鼎口下沿有一圈阳工弦纹。两壁有长方形竖耳，下有三个外撇的方棱形高足。
与上述双鼎大小相似的还有一只釜形盘口鼎。鼎上虽然没有各种装饰性花纹，但造型也十分庄重。盘形敞口，折沿，沿上有一对称六棱环状双耳，径内收；扁圆腹、圆底，三个外撇的高足呈方形，鼎内外施满青绿釉。
此外还有一件小鼎和一只洗。一看这批青瓷就知道它们是出于同一窑口，甚至同一工匠之手。它们的造型和纹饰均仿造战国青铜器的式样，端庄古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王者风范。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工艺复杂，制作精良。以龙形提梁壶为例，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商、周至六朝的青瓷圆器，绝大部分在制坯过程中都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内壁上都留有盘压和拉坯时留下的螺旋状压痕或指纹。但是这批青瓷器不但修轹外壁，而且内壁也修轹得极其规整。从那些保留在器物内外的犀利刀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晚期，中国陶瓷的成型工艺已从慢轮制作转向快轮制作，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极其娴熟的制瓷技法。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先民就开始了青瓷制作。现在人把商周时期的青瓷称为原始瓷。它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揭开了人类瓷器发展的序幕。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的商代原始青瓷的形制特征来看，基本是一致的。它们以尊、瓿、罐、瓮等盛器为主，并有一些豆、簋、钵等食器；胎质颜色以灰白色为主，并有少量青黄色、淡黄色和灰色；釉色多为青色和豆绿色，但也有少量酱色、淡黄色和绛紫色；器表拍印的纹饰，常见的有方格纹、云雷纹、锯齿纹、篮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等。
原始青瓷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上看，在北至北京，南达广东，东抵海滨，西到陕西、甘肃的广大地区内的西周和春秋遗址或墓葬中，都曾发现过多少不等的原始青瓷器或碎片。它说明原始青瓷的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扩大，其中仍以长江以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出土数量较多。这一时期原始青瓷的胎质，都以坚硬而细腻的灰色或灰白色为主。品种有豆、簋、钵、碗、盘、盂、姨、瓿、罐、尊、瓮、坛、壶、瓶等十多种。常见的器表釉下纹饰有方格纹、蓝纹、席纹、云雷纹、锯齿纹、水波纹、叶脉纹、S形纹、圆圈纹、弦纹、划纹、人字纹、曲折纹、乳钉纹等。器表釉色仍以青绿色为主，兼有黄绿色和酱色。
战国是我国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铁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开始普遍使用。战国初期，由于地处江南的吴、越两国战争频繁， 致使青瓷制造手工业的主产地江浙地区的陶瓷生产出现萎缩。战国晚期，吴、越两国被楚国灭亡，主要战场也由南方转向北方。这一时期，江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相对平稳，青瓷生产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开始由“原始”逐步走向成熟。从前面介绍过的几件青瓷作品上，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有铁制工具加工过的痕迹，从整个器物的规整度和切削力度上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唐代越窑开始，中国瓷器才有“官窑”和“民窑”之分。如果你要是能亲眼见到这几件战国青瓷作品，就会对上述结论产生怀疑。它们具备了官窑器物的一切特征：一、象征王权的仿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体现了战国最高统治者的嗜好和情趣。二、精湛的制作工艺代表了战国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三、存世量极其稀少，与大量出土的普通民用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可惜的是：这批瓷器何时出土？又出自何人之墓？现已无证可考。它们是否为“官窑”瓷器的鼻祖，只有等到考古工作者们又取得了进一步的证据后才能揭开谜底。
现在海内外古董市场上的各类古陶瓷赝品比比皆是，其中也不乏有大量的仿战国青瓷器，如何辨别真伪是收藏者们最为关心的课题。我认为辨别战国青瓷的真伪，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胎质。真品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掏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现代仿品的胎质较为纯净，质地也过于致密，胎色呆板缺少变化，这些都是难以掩饰的现代制瓷工艺造成的外表特点。有人采用听敲击声来辨别真伪，认为声音低沉者为真品，清脆者为仿品，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宋、元瓷器。
二、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谈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现代仿品的釉色与胎色往往不够协调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就是胎和釉的元素成分不同。战国青瓷胎和釉的基本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用同一种黏土作原料，只是在釉子里面多加入了一种天然熔剂——草木灰。现代仿品胎和釉的成分差异较大，釉是单独配制的，多用粉碎后的矿物原料和化工原料作替代品。
其次是釉质。战国青瓷的釉层普遍较薄，少数产品釉稍厚，釉厚处有明显橘皮现象，有的专家称其为“麻癞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釉的高温黏度较大，缺少流平性；二是作为基料的黏土和作为熔剂的草木灰未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草木灰作熔剂时，还没有掌握陈腐、漂洗、粉碎等工艺，只是通过简单的筛选后把它与黏土搅拌在一起，所以灰与土之间不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通过观察战国青瓷的施釉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未经过陈腐、漂洗、粉碎等深加工工艺处理的灰比重较轻，而黏土的比重较重，它们在釉液中会出现上下分离现象，灰浮在表面，土沉在底层，因此在上釉时不能采用蘸釉工艺，只能采用浇釉工艺。所谓浇釉，就是用勺子一边反复搅动釉液，避免灰土分离，一边向坯体表面浇洒。采用浇釉工艺制作的瓷器，釉面有较多“泪痕”现象，胎釉结合部位参差不齐，没有环状蘸釉痕迹。青瓷的浇釉工艺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汉，东汉以后才普遍采用蘸釉工艺。现代仿品的釉面较厚，麻癞现象也不典型，有专家称其为“豆腐脑”釉，上釉方法也多采用蘸釉法。它说明仿品的制釉工艺与古代有明显差异。
三、成型工艺。战国青瓷圆器已经开始使用快轮制作，在盘、碗等小件器物上已察觉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大多数只是在内壁有一圈圈螺旋状压痕，底足也不修饰，用割线从轮子上割下的痕迹依稀可见。现代仿品的器型都过于规整，螺旋状压痕也显得十分做作不自然，底足上留下的不是割线痕，而是刀痕。
四、自然旧貌。自然旧貌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如果釉面是用氢氟酸和高锰酸钾作旧处理过，表面会产生一种不自然的油光。还有一种更直接更简便的方法，就是用舌头舔一下器物表面，真品会有一种土壤的清香气味，用酸加工过的仿品会有一种辛辣味。器物表面的“土锈”也不容忽视。真品上的“土锈”较为坚实，必须用力才能抠下来，掉下来的“土锈”也为片状。仿品上的“土锈”十分松散，用手指一抠就成粉末状向下脱落。也有的作假者为使“土锈”变得坚实，便向泥土里加一些胶质物，如虫胶、107胶等。用手指抠它会留下一道白印，如用小刀向下刮，刮下来的“土锈”会向刨花一样打卷。真正的“土锈”则不会打卷，而是一片片向下蹦。
五、科学测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鉴定古陶瓷的真伪是最可靠的方法。无论造假者的造假手段如何高超，在现代科学面前都会原形毕露。目前采用的无损鉴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釉子的老化鉴定；另一种是元素成分鉴定。仿品的老化系数在0.10以下，真品的老化系数要远远高于它。
春秋战国陶俑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从“敬天"向“重民"转化。在丧葬习俗上，出现用俑葬取代人殉的社会进步潮流。俑，是以人或动物形象捏塑而成的陪葬品，有木制、陶制与瓷制，以陶制品为多。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年代最早的陶俑，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在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有六组小型陶俑，山东泰安康家河出土的几件陶俑及山西长治、陕西铜川出土的则是战国早期的陶俑。其中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山东章丘女郎山出土的一组彩绘乐舞陶俑，由人物俑、乐器及祥乌组成，人物俑分歌舞俑、奏乐俑、观赏俑。陶俑为泥质黑陶捏制而成，加施陶衣彩绘。人物姿态各异，造型生动，风格写实，捏塑线条分明，洗练逼真。
从出土的实物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陶俑，形体较小，大约10厘米，烧制温度较低，多采用捏塑的技法，人物的五官以简单的刻画来体现，面部基本上无表情变化，突出的是形体动作。从各方面说，均较为原始。
从战国开始直至明清，陶俑在殉葬品中一直占主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领域内最具时代特征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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