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意瓷砖。
6月2日从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文物部门获悉，这个县发现隋唐时期大规模邢窑遗址群落，已探明有6座相对集中的隋唐时期邢窑窑炉和丰富的瓷片堆积层，并已采集到隋代白瓷碗、带“盈”字款的白瓷玉璧底碗、唐三彩陶片等重要标本。
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内丘考古队队长王会民介绍，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对明清时期的文化层，包括一些夹杂的现代遗迹进行细致的剥离。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已经显现出3处隋唐窑炉的窑顶。同时，在已出现的瓷片堆积层中，发掘出大量含有各种釉色的瓷器、陶器、唐三彩以及各种窑具、匣钵等邢窑相关产品。
考古资料表明，邢窑创烧于南北朝晚期，经过隋朝的飞速发展，到唐朝时已达到鼎盛阶段，成为我国早期生产白瓷的中心，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其精美的细白瓷作为贡品入主宫廷，还远销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因在古代通常以烧制陶瓷的窑场所在地的州命名，内丘在唐代隶属邢州，故得名“邢州瓷窑”，简称“邢窑”。
内丘县“邢窑”遗址在近60多年来多次被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在内丘瓷窑沟等村就曾发现一些金元时期的瓷片。1984年，在内丘县境内发现邢窑遗址28处，收集瓷片标本上万件，其中有20多片带“盈”字款的标本。1988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考古队”，在内丘首次发现隋代的透影白瓷200多片。1996年11月20日，内丘的邢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4月，在原内丘县城服务楼及周边区域建筑拆迁改造过程中，内丘县文物保管所在施工前考古勘探，发现了此次的隋唐时期6座邢窑窑炉和丰富的瓷片堆积层，并采集到隋代白瓷碗、带“盈”字款的白瓷玉璧底碗、唐三彩陶片等重要标本。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6座窑炉完整程度绝无仅有，并且相对集中，形成群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考古价值。
taoci52.com扩展阅读
梅县发现一处宋代古瓷窑遗址
梅县发现一处宋代古瓷窑遗址
从梅县博物馆获悉，梅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队工作人员近日根据群众报告，在梅县松口镇松南磨坊村一坡地山坑梯田中，发现一处宋代古瓷窑遗址，占地近2万平方米，现场遗存大量宋、元时期烧制的罐、碗、碟等瓷器残片。
这次发现的宋代古瓷窑址，是梅州继上世纪80年代发现著名的唐代梅县水车窑、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梅县瑶上宋代印花青瓷窑后的第三次发现。
梅县博物馆文物专家考察发现磨坊村叶屋对面约30亩（近2万平方米）的坡地山坑梯田中分布着大量宋、元时期的瓷片和多处堆积层，现场采集有罐、碗、碟等瓷器残片，以及唯一一块直径为8厘米、厚度为0.6厘米、用于烧制碗碟的完整圆形窑垫，初步认定此处梯田，在800多年前为宋、元时期的古瓷窑址。由于尚没有挖掘，现场未发现窑膛。
据梅县博物馆专家初步考证，这个宋代古瓷窑的烧制年份长达近300年之久，跨越宋、元两个朝代。它的发现，为研究客家先人的迁徙历史和粤东北地区烧瓷业分布、区域类型、文化谱系等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显得弥足珍贵。
文物专家根据采集标本的特征分析，认为这些生活用品大部分为碗、碟等日用青瓷器。内外施半釉，器内底留色圈，或饰施釉绳圈，开片青釉柔润，烧制火候高，瓷片击声清脆。该窑址以往未见于著录或公布，是本次调查新发现，为研究客家先人的迁徙历史和粤东北地区烧瓷业分布、区域类型、文化谱系等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显得弥足珍贵。
大规模进军欧洲市场重塑中国陶瓷业辉煌
在世界陶瓷业的发展史上，20世纪以前的辉煌属于中国；但是在20世纪这个以建陶作为历史主角的舞台上，中国陶瓷业因为长时间缺席而辉煌不再。
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改变，这就是南庄建陶业的崛起和壮大。特别是今年5月下旬，英国陶瓷研究学会又一次来到南庄，举办“欧洲陶瓷砖及卫生洁具市场开拓”专题讲座。期间，英国陶瓷研究学会权威人士围绕“欧洲陶瓷砖与卫生洁具的消费趋势”、“欧洲进口陶瓷砖及卫生洁具的法律规定”、“中国建陶生产企业如何开拓欧洲市场”等主题内容，向以南庄建陶业为主的中国建陶业作了详细介绍与说明。在许多业界人士看来，这是世界建陶业最发达的欧洲市场对南庄建陶业的一种认可、一种呼唤。
在此前后，欧洲乃至全球著名的跨国采购经销公司——瑞典宜家集团，已选定华夏建陶研发中心作为其在中国内地唯一的建陶产品检测和技术咨询服务机构，同时也把南庄选为其在中国采购建陶产品的重要基地，今后每年的采购规模至少上亿元。这既是南庄建陶业大规模进军欧洲市场的一次大好契机，也是南庄建陶业重塑中国陶瓷业辉煌的又一次努力。
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
衡阳境内的陶瓷考古开始于七十年代初期。经过十余年的调查发掘工作，青瓷、彩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各类窑址均有发现。其中尤以青瓷所占的比例最大，创烧时代最早。本文根据现今掌握的资料，拟对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形成原因作一探索，并兼论其对后世制瓷业的影响。
一、早期窑址概况及青瓷产品例证
1、东阳窑
东阳窑位于衡阳市南郊东阳乡境内的湘江东岸。它是衡阳境内较大的青瓷窑场之一。窑场南北长十余公里，大小窑堆五十余座。其中以高山村蒋家祠窑和扬托村瓦钵蔸窑的遗物最为丰富，堆积厚度达五至八米。过去因行政区划的原故，被分称为“蒋家祠窑”和“车江窑”两处，实则该两处窑址的产品造型、胎釉、纹饰、工艺均为一致，加上窑址所在地现在都处于东阳乡辖境内，故以“东阳窑”称之。
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最早的有刻花壶、瓶、尊、坛等。举其尊为例：形制为荷叶边喇叭口，折肩收腹，小圈足，外壁刻有莲花纹。这种花口造型的器物，多见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但北宋早期圈足器的足呈高而直的形态，小圈足不见；北宋后期器物在装饰上则因受北方青瓷耀州瓷产品的影响，普遍采用模印技术，刻花装饰的技法逐渐被取代。既然东阳窑的刻花青瓷尊不具备有北宋青瓷器的诸类典型特征，那么它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在东阳窑的青瓷产品中，还出土了一种葵花碗，从形制上看，它的烧制时代亦较早。该器作五出葵口，卷沿，平底微凹，圆饼底，碗的内心作圆块状。圆饼底的器足在初唐器物中很常见，碗内心作圆块状露胎的制法相似，二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承续的关系。鉴于葵口器的作法产生于晚唐时期，那么东阳窑的这种碗的时代绝不会跨前于晚唐时期，又因为器底作圆饼状，它比北宋早期碗类器的高圈足和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碗类器的矮宽圈足更显得古拙原始，那么它的时代应在宋代之前，由此推知，东阳窑的青瓷葵口碗的时代应为唐末五代时期。
1981年，衡阳市博物馆配合筑路工程清理了该窑场内的一座龙窑，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大中年”、“至和二年”等纪年铭款的擂棒。除了未见与“太平三年”时代风格相符的典型器物外，唐末五代至北宋的瓷片则散布于整个窑场。
2、衡阳窑
衡阳窑位于衡阳市北郊新安乡和茶山镇两地的湘江河沿岸。岸东有茶山镇的浏阳河、梁家河、罗汉寺、江家河等处窑址；岸西有新安乡的泥基台、瓦子堆、窑堆等处窑址，这是衡阳境内发现最早的一处青瓷窑场，故以城市地名而命名。
衡阳窑的青瓷产品中，烧制时代大体能证实的有碗形口印花高足杯，侈口鼓腹圈足壶、喇叭口蛋圆腹圈足壶、敞口扁腹圈足壶。在长沙发掘的一批五代(楚)墓中，“这些实物大部分与马殷铸造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和铅钱共存。极个别也出土晚唐‘会昌开元’钱及南唐‘唐国通宝’”①由于墓葬出土的衡阳窑器物有货币与之共存，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衡阳窑青瓷产品创烧年代的依据。《旧唐书.武宗纪》和《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并省天下佛寺，并毁佛像、钟磬等令各州铸造铜钱。这就是大量铸行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会昌开元”钱;“乾封泉宝”大铁钱、铅钱则是五代时期割据湖南的马楚政权自行铸造流通的地方性货币；至于“唐国通宝”钱的使用期根据《资治通鉴·后周纪》所载，其开始使用于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断，衡阳窑青瓷产品的烧制时代应为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
3、湘江窑
湘江窑位于衡山县西南贺家乡湘江村的西岸。沿湘江而下，有枫树河、赵家堆、细堆子、成家滩几处窑址。在湘江沿线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宽半公里的窑场范围内，四处散布有窑具和瓷器残片，该窑场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彩瓷，因彩瓷的烧制时代较晚，内容又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畴，故从略。
湘江窑的青瓷产品中，早期器物的造型、胎釉、纹饰、工艺与东阳窑、衡阳窑的早期青瓷产品各种特征同出一辙。所以，关于湘江窑的创烧时代，我们可以将其与有纪年物和纪年墓葬出土的东阳、衡阳二窑的产品比较研究。东阳窑早期烧制的外壁刻莲花纹的青瓷壶和衡阳窑早期烧制的喇叭口鼓腹圈足壶，在湘江窑中均有发现。由此可知，湘江窑的创烧期应与东阳窑、衡阳窑的创烧期相当，均为唐末五代时期。
在对衡阳境内各青瓷窑址的调查工作中，比上述三窑创烧时代更早的窑址尚未发现。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衡阳古代制瓷业的生产，开始于唐末五代时期，这个时期也是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早期形成时期。
二、早期青瓷窑场形成的原因
1、历史环境湖南地区古代制瓷业，在唐末五代之前，主要集中在岳阳湘阴、长沙铜官一带。东晋时期，岳阳的湘阴窑就生产出了大量成熟的青瓷产品，入唐之后，其质地更臻完善，故被唐朝人陆羽在其所著的《茶经》一书中，冠以“岳州窑”之名，列位全国青瓷器第四，中唐兴盛的长沙窑承袭了岳州窑的工艺技术，又在此基础上独创了釉下彩绘的新工艺，设计出种类繁多、题材丰富的装饰纹样，获得国内外广大用户的喜爱。近年来，各名城巨港大量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和残片，充分表明了长沙窑青瓷产品在当时的商业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对人们生活的重大影响。
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帝位数易，断致使战争连年不断，湖南也不例外，据《新五代史·楚世家》记载：当时割据湖南的楚王马殷曾先后与吴王杨行密、荆南高季昌、朗州雷彦恭在浏阳口、沙头、平江一带兴兵交战;其子马希范即王位后，又与溪州刺史彭士愁在龙山、澧县两地兵戎相见。五代后期，马希广、马希萼为争王位，在益阳、湘阴、武陵、汉寿、岳阳、长沙等地大起干戈。所以，整个唐末五代时期内，湘北、湘中、湘西等地都处于战争的扰乱之中。长之沙、岳州二窑的生产因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尽管战争给当时的湖南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端混乱和手工业生产的衰落状况，然而作为统治政权的马楚割据势力，为了支付其军队、政权的开支和统治者的个人靡费，不可一日无经济收入，从当时湖南的经济状况来看，以经营茶叶所获利润最大，于是马殷“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②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和茶叶的畅销，人们对各类青瓷茶具的需要量也逐渐增大。但日趋衰落的岳州、长沙二窑已无力提供足够的产品来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户求，于是另辟窑场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间题。
窑场的选址，除了考虑燃料、原料和交通运输等二因素外，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是一个同样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从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各地的社会局势来看，湘北、湘中的战争经年频发，湘西也曾受到战争的骚乱，唯有湘南地区自光化二年(公元899)马殷克连、即、郴、衡、道、永诸州以后，南部地区一直未遭到战争的破坏，以后马殷又夺取了桂管的广、桂、容、邑等州和安南郡，其子马希范在位时，云南、贵州的各部落酋长纷纷率众归附，③使得湘南以南的地区及南部边邻省份的一大片土地处于一种和宁的气氛之中，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制瓷工匠选择湘南的重镇衡州作为新的瓷业生产基地，在其境内辟造了新的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制瓷生产。
2、地理条件
衡阳之所以被辟为新的窑场，是因为该地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和发达的销售途径。
从东阳、衡阳、湘江三窑的地理位置来看，东阳、衡阳二窑距当时的衡州治所(今衡阳市)不逾十五公里，湘江窑与衡山县治相距也仅十余公里，三窑都处在湘江流域中段的丘陵地带上，窑址地面有茂密的森林，地底蕴藏着大量的高岭土，附近有湘江和沟恤渠道，为制瓷业的生产提供了燃料、原料和水源的供给。从销售途径来看，湘江是当时中国水上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将中南、华东地区与东南沿海勾连成一个“金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区域，包括了整个富裕的江南地区及当时的各著名的贸易港城。这为衡阳青瓷器销售于湖南以外其它省份，提供了可能。因现在尚无考古资料证实，故不敢揣度，但在长沙等地墓葬出土的衡阳青瓷产品，④已证明衡阳古代青瓷器在整个湖南已获得畅销的情况，衡阳青瓷窑场的早期产品还通过与湘江勾连的耒水、米水、蒸水、春陵水而运往湘南的各个州县和沿岸商埠，并顺江北下运至湘中、湘北地区，从而占据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瓷器销售的绝大部分市场。
正因为衡阳青瓷窑场在全国政局动荡的形势下，仍然依仗本地区相对安宁的条件发展生产，并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广阔的销售市场，因此其生产规模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奠定了它在湖南古代制瓷业的重要地位。
三、早期青瓷窑场的地位和影响
唐宋五代时期衡阳创烧的这批青瓷窑场，是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为满足人们物资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承担了过去岳州窑和长沙窑所担负的生产职能，完成了唐末五代时期湖南制瓷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对岳州窑、长沙窑及衡阳早期青瓷窑场的调查发掘工作中，至今尚能看出这种迹象。
岳州窑和长沙窑出土的所有瓷器和残片中，绝大多数属于晚唐以前的器物，而唐末五代时期的器物标本极少。这充分说明岳州、长沙二窑在唐末五代时期已开始衰落。⑤与之相反的是，在衡阳境内，却发现了规模颇大的东阳、衡阳、湘江几处唐末五代时期创烧的青瓷窑场，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除了本身具有的时代特征外，墓葬或窑址中还有纪年物与衡阳早期烧制的青瓷器共存，为其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在东阳窑场的蒋家祠，我们发现了刻有“太平三年”纪年铭款的擂棒，然而，在衡阳早期青瓷产品中，却未发现同时期的的器物。所以，笔者认为这件擂棒是外迁至衡阳制瓷工匠携来之物。这亦说明瓷业工匠从事生产活动地点的转移。
另外，我们还从截至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有关湖南陶瓷考古资料中知道，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的瓷窑有岳州、长沙、东阳、衡阳、湘江及岳阳鹿角窑等处。⑥岳州、长沙二窑的情况如前所述，它们已进入了衰落阶段，岳阳鹿角落窑尽管窑场面积达十六平方公里，但其规模仍大大地小于衡阳古代的青瓷窑场，可见，唐末五代时期湖南生产的青瓷产品，绝大多数成之于衡阳诸窑场。换言之，即唐末五代时期的衡阳青瓷窑场，已成为湖南当时的制瓷中心。
北宋建立后，全国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制瓷业的生产比其它行业的发展速度更快，两宋时期湖南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以衡阳青瓷窑场的扩大最为突出.在此期间，衡阳境内先后创立了衡山糖铺窑、衡东大源窑、衡南茶市窑、黄狮窑、青冲窑、祁东归阳窑、衡阳演破窑、市郊白沙窑等一大批古窑址。它们与早期青瓷窑场共同形成了衡阳古代青瓷窑群。尽管同时于湖南其它地方还兴起了零陵黄阳司窑、汩罗营田窑、益阳窑、长沙窑头冲窑等处，但若与衡阳境内的古代青瓷窑群比较，则犹恐不及了。
衡阳古代青瓷窑场自唐大中年创烧，唐末五代时期即为湖南的制瓷中心，北宋时期青瓷生产更是发展到了极盛阶段，以后渐趋衰落，南宋末至元代停烧，其间历时四百余年。四百年间，衡阳青瓷窑场烧制的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湖南人民的物质生活，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至今残存于衡阳古代青瓷窑场的一百余处遗物堆积，仍能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提供翔实的实物资料。
华博礼品展首次大规模开辟陶瓷专区
4月19-22日，深圳四月礼品展将上演一场蔚为壮观的陶瓷秀，陶瓷作为礼品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届将以陶瓷专区的形式全新推出，吸引更多专业买家。陶瓷专区既吸纳了中国千年瓷艺的精华，也汇聚了世界顶级制瓷技术的作品，经典名瓷、创新珍品流光溢彩，闪亮登场。
陶瓷业界龙头“永丰源”将携新品亮相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礼品、工艺品、钟表及家庭用品展览会，其旗下出产的“帝王黄”及“满堂红”等一直是倍受国内外客户青睐的“深圳瓷”，渗透了日本皇家婚礼、中东、南欧、东欧的皇室豪门等世界市场，创陶瓷业三个世界第一；
来自北京中纬晶彩公司的“晶彩艺术陶瓷”，图案多取材于古今书画大师的传世作品，且具有直光似锦、侧光似绒、彩随光变、光变色幻、绚烂无比的光感视觉效果；
盛世昌南出品的珍品陶瓷系列正日益成为中国陶瓷工艺礼品的标识与象征，拳头产品黄帝龙系列中的“九龙珍瓷”被沈阳故宫博物馆作为现代陶瓷珍品收藏；
深圳市黛兰贸易有限公司传承中国高档瓷器之血脉，经典时尚的“黛兰”，尊贵典雅的“亚南”两大品牌享誉业界；
上海爱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展出的日本中高档家居用品及礼品瓷器，出自名家设计，高贵优雅，简洁大方的作品充满了时尚魅力和艺术底蕴。
陶瓷专区----亮丽的色泽、细腻的釉彩、典雅的图案、多样的造型将组成一道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线，更为业内买家提供丰富的产品选择，更多的贸易商机。
陶瓷知识：隋唐时期陶瓷业的发展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
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三彩凤首壶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
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
唐三彩杯盘
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
唐青釉砚台
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唐花瓷三足盘
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
唐三彩马
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
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
唐三彩刻花三足盘
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
安史之乱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
唐三彩胡人牵骆驼俑
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
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
唐白釉渣斗
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
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
唐巩义窑绿釉小壶
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
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
唐邢窑白釉罐
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
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
唐邢窑白釉玉璧形底碗
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
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
唐白釉兔系罐
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
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
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
唐越窑青釉壶
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
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唐越窑海棠式杯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
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
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
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
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考古]余干发现晚唐青瓷古窑遗址
有关专家称：将进一步证明江西也是青瓷的发源地
记者昨日获悉，在余干县黄金埠镇刘家山，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古代窑址，窑址内出土的青瓷文物证明，我省也是青瓷的发源地。
昨日，记者赶赴现场采访了解到，这座古窑遗址是在景鹰高速公路余干县出口互通施工现场发现的，位于余干县黄金埠镇上行村委会的刘家山。连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余干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窑址500平方米范围进行抢救性发掘。
从发掘情况看，目前发现龙窑一座，出土了大量青瓷器，有碗、盘、碟、钵、罐、壶、砚台及各类烧具。这次出土的器物，其造型有的雄浑，有的精巧，釉色呈现铀青绿和青黄，色泽精美，为同时期江西窑址所罕见。
从外形看，釉色与浙江越窑有密切联系，胎上施褐彩的碗类器，又与长沙窑工艺如出一辙。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玉璧底器，对研究我国古代瓷器文化有较高价值。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余家栋告诉记者，这个窑的时代为中唐到晚唐，说明余干也是中国古代瓷器的烧制地之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称，我们原来一直认为青瓷的发源地在浙江，这个古窑的发现，填补了江西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进一步证明了江西也是青瓷的发源地之一。
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景德镇乐华洁具生产线即将大规模生产
7月18日上午，景德镇乐华洁具有限公司第一条洁具隧道窑生产线顺利点火，预计下月初正式出产品。
据了解，在经过几个月的小规模试产后，乐华洁具有限公司生产逐渐进入正常阶段，并于18日上午，首条洁具隧道窑生产线全面点火投产。据该公司总经理仝元东介绍，首先投产的洁具生产线窑长148米，月产量将达到50000件。记者在车间内看到，一批质检人员正在进行洁具产品检测工作。据某质检人员介绍，洁具检测程序包括肉眼检测以及试水台检测两部分。仅肉眼检测一项就包括产品裂纹、产品表面凹凸、色差、斑点等近四十条内控标准。对不符合内控标准的产品，除小部分可进行二次修复外，其余均要判作废品。同时，据了解,洁具产品重量一般在10~60千克之间，产品放在检测台上还要经过工作人员360度翻转的全方位检测，劳动强度相当大，一名检测人员一天检测产品大概在200件左右。
另据获悉，该公司为完善景德镇生产基地的生产结构，8月份该企业第一条瓷片生产线也将正式点火。目前相关设备的调试及配套的完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隋唐大运河遗址出土瓷器的特点
1999年，为配合基建，在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行政村发现了沉寂地下、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挖的人工运河的河床、河堤、码头、瓷器等遗物。撩开了这条总长约五千华里、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的人工运河的神秘面纱，拉开了隋唐运河考古工作的序幕。翌年，柳孜码头遗址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保单位。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2000年4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徐苹芳、黄景略、张忠培等老专家曾这样评价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瓷器：“瓷器太好了！跨越时间长，近十几个、二十几个窑口……瓷器相当重要，要很好地整理……这是一条陶瓷之路，不论是遗址还是瓷器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应是中国“陶瓷之路”提法的主要内涵。研究运河和瓷器，离不开运河的经济、运河的文化这两个大话题。这应该是两个专题。在谈到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可不可以设想划一个“运河经济文化带”呢？所谓“运河经济文化带”，即区域上以运河为中心，各种物资的分销、集聚，明显受运河的制约和影响；各种生产技术因运河相关信息而生长、传播；各种民俗民风显然在运河开通以来，因各种社会建设、城市的兴起、典章制度的确立等而派生、滋蔓等等。这有待作专题讨论。
大运河从隋到南宋早期或中期大约500多年的使用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唐宋瓷器制造业在我国陶瓷史上处于巅峰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陶瓷制造、运销及陶瓷文化的传播应是空前的，是一块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日用和陈设陶瓷与千家万户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夸大其词。特别是在市井生活光怪陆离、繁荣而丰裕的唐宋时代。饭馆、酒肆、茶摊、药店里面；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从陈设的仿古陶瓷，到生活必需品，连同玩耍的蛐蛐罐、专用来斗茶的各式碗、吹奏的小乐器和小动物、人物瓷塑等等，其使用范围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品种和用途可谓开后世之先河。一是产，二是运，三是销。运输这个中间环节给产与销架起了桥梁、铺成了通道。运河的开通为瓷器的销售打开了销路，销售数量的增加又刺激了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兴旺，促进了工匠们制作技巧的改进提高。精美的制瓷技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利润。唐宋时期制瓷业的繁荣、窑场数量的增多已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南北方制瓷业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以国保单位运河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柳孜为例——柳孜在唐代始为镇的建制，属宿州临涣县，是宋州与宿州间的要会，是运河边上的重镇。它不仅在军事上位置显要，而且在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中，它同样担负起了货物集散的职能。按宋天圣十年所刻柳孜砖塔碑文的记载，柳孜当时既设监押、巡检，又有税务官，可见其所处位置应为唐州县以外的新兴市镇与草市，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方圆百里，它像海绵汲水一样，吸纳各种社会物资通过柳孜码头和大运河分销到中国的南北方；又像一道道靓丽的光束，把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种新奇物资商品，通过柳孜镇辐射到方圆百里的州县集镇，这当然包括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柳孜和运河一样，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唐宋王朝的政治统治。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仅国保单位柳孜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省濉溪县，其境内约40公里的运河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孜等城镇。城镇的兴起，人口的增多，社会物质的积累以及全社会消费水准的提高，都说明了运河包括柳孜这样的城镇，藉运河之便利，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的繁荣发展与封建王朝制定了与漕运和运河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是分不开的，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载：“（韦坚等）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仑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并负责赔偿损坏，以增加唐中央的粮食和其他各地的土特产”。《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又载“（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广运）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柎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韦坚的改革，不仅有了专门用来运输名瓷、酒器、茶碗等的货船，还专设了放置包括瓷器在内的地方土特产的义轮，使得漕运的数量和品类比过去大大增加，对巩固经济基础、稳定政治中枢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
柳孜有没有这样的义轮呢？试想，约五千华里的隋唐宋运河沿线，五百多年的使用时间，该有多少这样的瓷器专用船和义轮啊！总之，运河开通后，仅东南系统运河，除上述小市镇外，还有宋、宿、泗、楚、扬、润、常、苏、杭等州，它们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是与运河的开通有很大关系的。那么，陶瓷器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应该占有相当的份额。
二、大运河出土瓷器的特点
弄清这个问题，在研究和整理运河出土瓷器方面可以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我们知道，一般窑址的出土瓷器其时代特征和历史分期，包括自身的诸如用料、釉色、烧造工艺等特征的研究，现大部分已成定论。也有个别可归属某大窑系的新窑口刚刚发现。但除了运河出土已成定论的或刚发现的各窑口的瓷器，在研究方面有其共性外，运河出土瓷器还有其自身的以下几方面的突出个性：
（一）间接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
这一特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瓷器窑系之间的各种联系和瓷器产运销之间以及与社会各行业间的各种联系。
前一种联系是很明了的，即各窑系在地域之间，在制作技术和运用材料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渗透、融合、借鉴等等。后种联系特点似乎不是瓷器本身直接体现的。而即便是间接体现的特点，仍然是运河出土瓷器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和难以推卸的任务。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和一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它们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同样，运河出土瓷器除上述地域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横向联系外，瓷器制作生产与出口转运、营销辐射、政策法令等等，也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和连带关系。通过这种种联系，产生了商品流通、市场贸易、漕运河运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政治安定，社会发展，人口增多，需要生产更多的瓷器制品，这些社会物资的递增又培育和刺激了交通运输业、船舶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市场的形成和拓展。随之而形成了适应这些行业发展的社会管理和行业服务调控机制。从而使社会和市场经济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健康轨道上循环往复，向前发展。因此，运河出土瓷器在经济上反映出的瓷器生产同交通运输、市场营销，在政治上所折射出的与瓷器生产、运销相关的漕运制度、政策法令、行业管理等等方面的联系，便是运河出土瓷器所间接表现出的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这也是运河出土瓷器所包含的运河文化本身所特有的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特点。
（二）跨越时空的群组特点
窑址出土瓷器具有相对单一的技术制作特征，即有别于其他窑址出土瓷器的个性特征。无论窑址出土瓷器有怎样的自身发展变化，亦无论怎样分期分型分时代，它都具有要么是定窑、要么是邢窑、要么是吉州窑的个性特征。我们可以说，这是某窑口、某时代的作品。而大运河出土瓷器则不同，它是散落在河道里的舶来品和集合品，它有突出的跨时空的群组特点。它把不同地域的同时代各窑口的东西集在一起，这是超越空间的集合；它又把不同时代的瓷器聚集在了运河沿线这个同一地域相对空间内，这是时间上的集中。这是隋、唐、宋时期二十多或更多个窑口制品的大荟萃。我们在对已成定论的窑系窑口的制品进行归纳集中的同时，还要对一些非驴非马亦非牛，似A似B又像C的制品这样一些新面孔进行辨识、分类、排比。这些挤进运河出土瓷器队伍中的不速之客，更多的是一些有相似共性的群体，尚可归类。但有的则是一些带有个性的个体，无法用某窑系、某窑口的特征去归纳解释。这种情况，被有些专家戏称为“运河出土瓷器中有很多没娘的孩子。”
上述已知可以暂时归类的群组和暂不明身份的群组和个体，共同组成了运河出土瓷器标本这个大集体。这就是我们在研究运河出土瓷器标本时首先感受到的跨越时空的群组特征。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相类群组还是不相类群组，都有数量大、窑口多的特点。
（三）埋藏环境上的特点
运河出土瓷器在埋藏形式上，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埋藏的瓷器都有地层叠压关系上的共性。唯有运河这些地层的土质较相似，多半是靠一次次黄水冲刷的痕迹及包含物来作划分的。但在埋藏环境上，大运河出土瓷器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出土瓷器相比有其较为显著的特点。大运河沿线有这样一个说法，叫“黄水不过堤”。即黄河泛滥时，从西北过来的大水一般超越不过隋堤（当地群众称大运河的河堤为隋堤）。因此，在运河河堤周围，特别是北侧深3～4米不等全为黄泛带来的泥沙。河床内几乎从现地表至6～7米深的河底也全为黄泛的泥沙。而隋堤往南则为黑淤混合土。结合近年考古资料，证实了堤北唐宋时期的地层在现地表的3～4米以下。这以上的3～4米，全是历史上数百次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土堆积层。
沙土层，透气性能好，保墒性能也好。埋藏在这种土壤环境里的瓷器（少数居住遗址除外），因土层含有机质少、污染小、侵蚀少，总结起来有一些基本共性，即“新、亮、净”。当你看到有些瓷器就像刚从窑中取出的一样新，不相信这会是唐宋时代的老东西、真东西。
“亮”即通常所说的贼光。一般情况下，古瓷由于长时间埋藏，其釉面浮光会自然退去，现出油润的岁月之痕。但有相当数量的大运河出土的瓷器出土后呈现出一种贼亮的光泽，使观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光。
“净”即釉面净，露胎净。除釉面的“新亮”以外，凡露胎的瓷器（生活区埋藏的除外），都很干净。旋纹清晰，很少有附着物；如注意观察，多数有一种枯涩的感觉，但仍然很净。由于有了以上三个特点，看惯了其他埋藏环境下出土的瓷器，很多人往往不敢相信运河出土的瓷器而予以否定。我也借此机会在此呼吁一下，看运河出土瓷器时，千万要口中留情，不可简单否定。
（四）初分谱系与自立门户
我们在对上述瓷器的特点和研究方法进行定位后，接下来的工作应是对号入座，初分谱系。将其磁州窑系的，定窑系的等等归类、排队，这是不言而喻的。再下一步就是自立门户。自立门户的工作量大、难度大。这是因为这条运河兴衰几度，浚而塞、塞而疏，使用了500余年时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概念啊！大量的陶瓷器大部分经这条水上运输线，从黄河中下游到江浙，直至出口到海外，沿途各州县集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因各种变故而散落的，商铺集市里摆放的，河道里、船舶上遗弃的各种瓷器和残片，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仅1999年安徽柳孜考古工地发掘的900个平方米中，就出土完整的、可修复成形的瓷器几千件，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可辨识窑口的南北方瓷器残片约几十袋，数10万片。这还只能是遗弃瓷器、瓷片的很小一部分。运河，是一座古代瓷器的宝库啊！所以说，原来很多不曾相识的、稀奇古怪的瓷器瓷片，找不着根据的瓷器瓷片就不足为奇了。这对我们有限的经验是个佐证，是个补充，是个考验。运河就像一条大展带，它把五六百年间我国南北方几个时代的各窑系大小窑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而运河考古研究工作正像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却才刚刚起步。
因此，我们要把这些运河里“陌生”的模样记下来，安个户口，自立门户，找出已知的，关注未知的，这是第一要务。待以后大运河以及其他窑址发掘工作做多了、做细了、深入了，各窑系的产品特征都大白于天下了，再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工作。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河北内丘发现隋唐时期大规模陶瓷窑场遗址群落》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河北内丘发现隋唐时期大规模陶瓷窑场遗址群落》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陶意瓷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