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在2011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即将召开之际，一对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精心创作，被台湾收藏家珍藏了20余年的千件山水粉彩冬瓜对瓶回归瓷都，被该市民营企业家洪永文和张晓东出3200万元巨资共同收藏。昨日，记者来到该商店，目睹了这对极具收藏意义的陶瓷精品。
记者看到，这对粉彩陶瓷精品描绘的是庐山春秋两季的胜景，为通景画，瓷瓶高1.5米，其中一件作品题有唐朝大诗人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的诗句，另一件作品则题有宋代大诗人苏轼《题西林壁》诗句。
据收藏者介绍，他们很喜爱这对作品，这是景德镇重工粉彩瓷的象征，有很大的增值空间。据了解，1990年，广东省深圳市一位商人要为台湾一要员定制一对山水工笔粉彩的大花瓶，他专程来到景德镇，多方打听到张松茂是艺术行业内的全能画家，花鸟人物画样样都很擅长，因此找到张松茂来创作这对作品。当年，张松茂精力充沛，一鼓作气完成了第一件作品，由于当年生产如此大的陶瓷技术还不是十分成熟，前3件瓷瓶烧制后均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这对作品历时半年后终于烧制成功。并于当年底交付，对方收藏这对作品付了10万元人民币。
近日，该作品收藏者的后辈打算将这对作品转手，上海、南昌等地收藏家也获得此消息，最终洪永文和张晓东花了3200万元将此对作品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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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茂瓷瓶价格是多少
藏家在收藏陶瓷之时，往往更重视古陶瓷，认为古陶瓷的价格更高一些，收藏价值也更大一些。但是现代陶瓷的价值和收藏潜力其实并不比古陶瓷小，甚至有的还超过一些小的陶瓷种类，今天，小编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张松茂瓷瓶的相关信息，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张松茂先生的作品非常多，无论是《三顾茅庐》《鸟语花香》还是《国色天香》，每一件作品都是不可多得的存在，收藏价值非常高。
一、《鸟语花香》
以《鸟语花香》为例，这个作品采用了皇家粉彩复原工艺，不仅有洋红点染，还有创新之举。它的色彩相对于传统工艺更加粉嫩，这是张松茂先生的作品读到之处。
这个作品色彩明艳，图案清晰，给人一种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之感。再加上梅花傲雪、喜鹊闹春，美好的寓意让不少人都非常喜欢。
这个词器的瓶口洁白如玉，壁薄如纸，细节处理非常完美，足可见张松茂先生的雄厚功底。釉色方面明快清雅，质地精良，灵气十足。错落有致的纹饰让整个作品看起来更加典雅。
二、《国色天香》
《国色天香》是张松茂先生经过反复入窑烧制而成，画面仅牡丹就达到十多种，细节的处理更是细腻无比，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破绽。
三、《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是张松茂先生的另一个得意之作。整个作品以莲籽瓶为器型，大气优雅，温润如玉。瓶身上生动的绘画着刘、关、张三人历经风雪，三顾茅庐请孔明出山的故事，技法纯熟，场面精致。
《三顾茅庐》的瓶高是35厘米，肚径是22厘米，口径为15厘米，瓶底直径是12.5厘米，颈径为11厘米，最开始出售价格是19800元一尊。
这个瓷瓶上所用的《三顾茅庐》之画来自张松茂先生的瓷板画，2015年张松茂创作的瓷板画《三顾茅庐》以150万元价格拍卖成交，一年之后，这个作品再次以1300元人民币被北京藏家收藏。
张松茂新生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花鸟风景，都刻画的十分逼真，惟妙惟肖，尤其是在画面层次感方面，更是层次分明，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生动的人物形象绘画，意境深远的画面，实现了艺术与表达内容的完美合一，韵味十足。
从收藏价值来看，张松茂先生的作品收藏价值都不低。尤其是艺术价值和表现力，让这些作品有了更好的渲染之力，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关注者和收藏者。如今，张松茂先生的陶瓷作品价格不断攀升，最终能卖什么价，要看作品的大小以及耗费的时间心血。
张松茂瓷画作品值钱吗
在老一辈陶瓷工艺大师中，张松茂先生是相当长寿的，作为1934年生人，如今的张老已经八十余岁高龄。伴随着张松茂先生长寿的，还有他的瓷画作品在收藏界受到的持续关注和追捧。张松茂先生号“芝山松茂”，室名“雅月斋”，是我国首批陶瓷美术家之一，也是我国工艺美术大师，曾任中国陶瓷美术学会理事景德镇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江西省多届政协委员等职。不论是在陶瓷工艺美术的实践上，还是我国当代陶瓷美学的发展进程上，张松茂先生都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张松茂先生在解放前即开始陶瓷美术的学习，由于家学渊源，他得以时常绕膝于徐仲南、刘雨岑等瓷绘名家之间，这为他后来的瓷绘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初，张松茂先生就已经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釉上彩绘的各类技法，并有幸与众多瓷绘大师一同进入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工作。高层次的文化艺术熏陶打破了他原本的眼界局限，使得他不断地进行尝试性的创作突破。从此，张松茂先生进入了人生中第一个瓷绘创作的黄金期。其瓷绘作品《木兰从军》、《春节访问农村》、《孔雀舞，荷花舞》等瓷板画受到业界一直赞许。
在文革来临之前，张松茂先生为了进一步扩展眼界，开始了长途采风，意图将自然风景融汇在瓷绘创作中。但是这种实践却被文革浪潮阻断了，直到后期他回归传统宗法并将之与现实生活题材结合，这批作品才得逐渐以问世。张松茂先生文革之后的瓷绘作品，在个人独特的画风之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宋法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写实唯真，尽致纤毫”八字。
在此基础上，张松茂先生的“光感粉彩”是最引人注目的。这是在他参加第五次文代会后，瓷画作品表现出色彩浓烈、富有绚丽四射的光感、画面虚实错落、雅俗共赏等风格特征。近20年来，张松茂先生虽少雄浑厚重的作品，但是仍极为关注传统和创新上的统一协调，既具有时代生活的气质，又蕴藏着古雅瓷绘的艺术风情。
对于收藏瓷画作品的藏家来说，张松茂先生的瓷器，一直是比较“正统”的一个选择。他的瓷画作品既是风范别致的，也一定是陶瓷美术中主流的，因此市场流通率很好。2011年时，张老的一件粉彩-和靖咏梅瓷板，就已经斩获近500万的高价。2015年上海敬华拍卖在春拍、秋拍上分别拍出张松茂先生的一件春日牡丹图瓷板、一件粉彩-西厢记瓷板四屏，成交价分别为517.5万及1127万。要说张老的瓷画作品不值钱，那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当然，张松茂先生的瓷画作品也有拍卖价格很低的，甚至低到万元上下。这主要是因为，其中大多作品是张松茂先生早年学徒不成熟时所作，或者创作时的试验作品，还没有到精品的地步。如果要说升值，藏家还是应当选择张松茂先生各个饱满创作期的瓷画作品，尤其是建国初至文革前，和第五代文代会后的一些精品。这些瓷画作品目前的价格基本都在几十万，且升值空间比较明晰。
视频：央视《乡土》大师张松茂 徐亚凤
他——张松茂著名陶瓷艺术家，江西波阳人，1959年荣获“陶瓷美术家”称号。1986年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1994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年张松茂之家被评选为“陶瓷艺术世家”。曾任江西省政协委员。张松茂，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以中国画为主的陶瓷彩绘艺术，尤攻釉上粉彩。他师法自然，坚持写生，艺趣广泛，技法精深，达到了“集众家之长，成一家之法”的艺术境界，他的作品光彩夺目、品位高、时代感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她——徐亚凤自幼受家庭艺术熏陶，在艺术实践中汲取中国传统绘画之精粹，学习诸多名师之技法。擅长粉彩花鸟，兼画人物、山水。其“水点桃花”画面继承其舅舅珠山八友之一的刘雨岑的技法，构图简洁淡雅秀丽，细腻优美。1975年参与主席用瓷7501的设计，为主创人员之一。
他们——徐亚凤自少女时代就崇拜张松茂的陶瓷艺术造诣及为人，1994年，景德镇市命名了24家“陶瓷世家”，这之中，只有张松茂和他的夫人――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徐亚凤是把两个“陶瓷世家”在了一起，可以说在这两块“陶瓷世家”的金匾背后记录着张松茂和徐亚凤两家人近百年来与不解的缘分，而徐亚凤的这个“陶瓷世家”，更是由于与“珠山八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直接影响到她在艺术上的创作。
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
钱汉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汪庆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瓷都景德镇今年迎来建镇1000周年，这是值得庆贺的日子。宋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宋真宗赵恒令该镇烧造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蓝浦《景德镇陶录》云：此类御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于是天下都称之为景德镇瓷器。此后景德镇之名著，而昌南之名遂微”。
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不久将在江西景德镇召开，届时来自海内外近200名古陶瓷专家云集瓷都，将就景德镇窑瓷业史、制瓷成果、瓷品外销、考古发掘新发现等进行广泛交流。笔者作为中国古陶瓷学会的会员，日前访问了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研究员，围绕中国景德镇窑发展史同他进行了对话。
钱汉东：景德镇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今年春天我专程赴景德镇窑进行实地考察，获益匪浅。据我所知景德镇烧瓷历史超过了1400年，因宋景德年的制瓷，而将原名昌南镇改为景德镇，这实在是中国陶瓷史的佳话。景德镇之所以获得“瓷都”的盛名，这同此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分不开的。这里出产的优质高岭土，至今还在开挖使用；周围盛产松柴和槎柴，为制瓷业提供廉价燃料；四周河流密布，南河流经城区，交通便捷；景德镇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各地的名师名匠，故有“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称；加上朝廷的重视，特别是明洪武二年设“御器厂”后，景德镇地位如日中天。请你简要评价景德镇对中国瓷业作出的贡献？
汪庆正：景德镇烧制的底带“景德年制”款的器物从没有发现，这恐怕只是美好的传说，不一定靠得住。景德镇在唐五代前没有什么地位，宋代受到定窑的影响，成功烧制仿玉器的青白瓷，也叫影青瓷，全国各地都有销售，这为景德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生产的枢府瓷继承了影青瓷，也很有特色。最重要的是釉下彩的元青花烧制成功；元青花图案漂亮又容易清洗，功能上比较完备，自然受到朝野的青睐。元末明初士大夫文人尽管觉得青花俗气，不如宋代单色釉显得高贵素雅，但由于朝廷提倡，也使得青花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青花瓷起源于唐代巩义县，宋代断了弦。青花器主要是中东等地来料加工的，这同郑和下西洋也有一定的关系。明清的青花瓷做得精细，粉彩瓷也不例外，景德镇从此声誉鹊起，举世瞩目。
钱汉东：贵族出身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北宋政权，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那种象征盛唐辉煌气象的唐三彩，自然被素雅高贵的以宋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为代表的瓷器所替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北方有磁州窑、耀州窑、鲁山窑、介休窑等，南方有越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等，中国制瓷业生机勃勃，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争艳”的局面，变成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这从客观上讲是否影响甚至阻碍了中国制瓷业的全面发展？我国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虽对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实际上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创造能力，致使中国文化走向衰败的地步，作家再也拿不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景德镇窑的功过也有相似之处。我们在纪念景德镇建镇1000年之际，应该冷静反思这些问题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汪庆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意识形态会对景德镇瓷业发展产生作用，统治者的爱好是要影响民间的。景德镇从明初设官窑，也有的说元代已设官窑，这时的瓷器已表现出贵族化的倾向，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恐怕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市场，你要老百姓自觉自愿拿钱出来买的呀！明代龙泉窑已走下坡路了，耀州窑粗俗不堪，怎么能同景德镇的青花瓷相比呢？缺少竞争力。景德镇工匠的开拓创新精神十分可贵，东西做得非常细腻。景德镇的成功，有统治者好恶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市场规律。唐代人用瓷主要为邢窑、定窑、越窑的产品，俗称“南青北白”，唐三彩主要是陪葬品，战马千姿百态，骆驼造型各异，反映了盛唐向上有为的气象。中国瓷器的高速发展是在明清时期的景德镇，是供求关系决定的。整个产量数不上全国第一，老百姓大量用的是粗俗的陶瓷器，瓮、碗、罐等，江苏省宜兴窑至今仍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整个国家瓷质最好的就数景德镇烧制的。
钱汉东：景德镇瓷器早期，特别是单色釉影青瓷素雅而不奢华，胎壁细薄，釉汁莹润，让人爱不释手。我到景德镇湖田窑去考察过，产品以日用品为主，比较贴近老百姓的生活。瓷器只要能够使用的，都进入市场，浪费较少，从窑址堆积层中的碎瓷片可以看到，器物都是实在不能用时才丢弃。这同我在“御器厂”看到的情景完全相反。民窑瓷器处处透露出民间艺人的率真和灵气，可亲可近，相比之下，官窑瓷器时时散发着皇家权贵的尊严和傲慢。现在拍卖市场上明清官窑价格上升到无法想像的地步，这虽说是市场的供需决定的，但也有瓷器价值取向的问题，文化认同感的差异问题，面对民间艺术和皇家工艺时，我们需要确立新的审美理念。我觉得如清代景德镇生产细长的豇豆红釉瓶等器物，适合当时那些变态人的心理，这同那时有人喜欢女人柳腰、小脚如出一辙。在皇家工艺充满珠光宝气和精雕细刻之中，失去了雄健和豪放，丧失了阳刚之气。我觉得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引领人们远离生活，追求贵族化，艺术倾向有失偏颇，这在客观上是否阻碍了中国瓷器的健康发展？
汪庆正：明代除早期皇帝还有一点雄健豪放的阳刚之气外，从宣德皇帝起就昏庸无能，不思进取，不理朝政，吃喝玩乐，抽鸦片烟，朝廷被太监和权臣把持。官窑烧制的瓷器图案，先由宫廷艺师做“木样”，太监来审定，这些太监大多没有文化，更谈不上学问，弄来弄去就是龙凤呈祥、缠枝莲纹、婴戏图案、富贵福寿等，脱离生活，没有生气。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出现转变期，官窑衰退，优秀工匠投奔到民窑，向当时的画家学习，向中国传统工艺版画学习，向欧洲的艺术学习，增加山水、人物、戏剧、诗文等内容，题材丰富，这时期景德镇瓷坛出现清新感，这是中国古代瓷器的又一艺术高峰，远远超过我国其他地方生产的瓷器，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
钱汉东：景德镇制瓷业在这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也受兵荒马乱影响，但基本上没有中断过，这实在是个奇迹。我觉得市场的需求是主要的。景德镇瓷器在明中期以后独占了全国的主要市场，而且大量出口，还承担对外赏赐和交换的任务。外销瓷都是按照国外指定的器形、图案、装饰及釉彩进行制作的，这对于提高景德镇瓷器质量无疑是有帮助的。元末明初进口艳丽的苏麻离青釉料，促进了青花瓷的发展。中国瓷器今天在世界排名较落后，我们如何抓住纪念景德镇建镇1000年的契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引进国外先进工艺，进一步推动中国瓷业的发展？
汪庆正：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的时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
中国陶瓷史是一部开放的历史，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历史。中国古代瓷器受到中东、罗马、希腊等文化的渗透，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今天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大量国外瓷器将涌进中国市场，这是令人担忧的。我们要有志气，抓紧研制实用瓷，早日拿出作品。这寄希望于景德镇和全国瓷业的同仁。
欧洲“景德镇”千年陶瓷史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下陶瓷的发展各具特色。中国以精美的瓷器闻名于世，其他国家的陶瓷艺术又是什么样呢？日前，“千年马约里卡：意大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典藏”在深圳博物馆展出，近150件意大利陶瓷珍藏首次跨越重洋来到了瓷器的故乡——中国。
绘制神话故事人物故事是其特色
13世纪末，意大利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至今拥有众多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马约里卡陶瓷（即锡釉陶）便是意大利带给世界陶瓷艺术的重要贡献。深圳博物馆馆长叶杨介绍，意大利法恩扎国际博物馆作为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精美陶瓷。此次展出的只是馆藏的一个专题，即马约里卡陶瓷。
马约里卡是对意大利锡釉陶的泛称。马约里卡陶瓷造型独特，装饰图案精美，文化内涵丰富，意大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馆长克劳迪娅·卡萨利告诉记者,公元13世纪，当被泛称马约里卡的锡釉陶经西班牙传入意大利时，恰逢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兴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话、宗教故事及油画遂成为这种陶艺的主要素材和表现形式。
记者在现场仔细比照，发现，马约里卡陶瓷与中国陶瓷最大的不同是，其绘制的多是人物故事题材。比如绘有“伊阿宋和美狄亚”的盘，它由16世纪极重要的艺术家弗朗切斯科·夏恩托·阿韦里所作，作品取材希腊神话故事“伊阿宋和美狄亚”，色彩艳丽如画。
还有一些作品直接被塑为人形，比如16世纪末，由乌尔比诺的潘塔纳兹工坊所作的人像水罐，表现的是传说中半人半神的奥菲欧弹奏竖琴迷惑动物，他坐在一个圆桶上，液体从桶下方的小孔流入池中。据克劳迪娅·卡萨利介绍，这件产品专为私人居所而设计，可能在豪奢的宴会上用作烈酒容器。
毕加索也是陶瓷界核心人物
提到马约里卡就不得不提法恩扎，法恩扎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存的小城，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开始了陶器制作。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为马约里卡陶艺发展提供了重要创作源泉，以法恩扎为中心的陶艺工坊不断探索创新，特别是近代以来知名艺术家相继参与，最终成就了这种“土与火”的艺术地位和辉煌，使其薪火相传，享誉世界陶瓷行业，被誉为欧洲的“景德镇”。
本次展览分为马约里卡的诞生和传播、文艺复兴时期马约里卡的繁荣、东风西渐中马约里卡的融合与创新、马约里卡与艺术潮流的探索等四部分，不仅集中讲述了意大利陶瓷的发生、传承、创新和发展，也展示了马约里卡丰富的架构和多样的艺术倾向。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除了古代的陶瓷艺术品，现场展出的还有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的陶瓷作品。原来，毕加索是二战后意大利陶瓷艺术领域的核心人物，1947年夏天起毕加索开始探索陶艺，他把不同的形状和纹饰交替整合，并在绘画中融入黏土雕塑手法，创作出近乎幻觉的效果。这次深圳观众看到的《苦恼的农牧神的脸》就是毕加索1956年的作品。
马约里卡也有“青花瓷”
记者在展览现场意外地发现，有不少意大利陶瓷像极了中国的三彩、青花、广彩。原来，作为奢侈品的中国瓷器自中晚唐以来便开始销往地中海地区，并刺激了当地工匠的尝试仿烧，马约里卡产品逐渐带有浓郁的东方韵味。
克劳迪娅·卡萨利介绍，15世纪前半叶至16世纪，马约里卡在造型和装饰方面都模仿中国明代青花瓷器，形成所谓的“瓷器风格”装饰纹样。但是，因为并不了解青花真正的烧造工艺，所以马约里卡“青花”只是一种单纯的在样式和装饰上的模仿。
其实早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的意大利釉陶中，就有一种三彩装饰，其最初技术源头来自中国唐三彩。唐三彩从两河流域传入意大利，最终成为意大利釉陶中颇具中世纪古风的装饰。
到了18世纪晚期，意大利陶器匠师们在繁缛多变的东方纹样基础上，将罗马式香熏纹样、橡实、垂花饰、葡萄藤蔓等绘画作品上的装饰元素，应用到瓷器装饰中，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欧式纹样，独具特色。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小茶壶七十年后再现景德镇
近日，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民革景德镇市委会与民革上海宝山区委会联合主办“小茶壶大抗战”沪景两地民革艺术家联袂绘制“抗战胜利壶”活动，让更多的人铭记抗战历史。
1946年，景德镇制作了多批造型别致的瓷壶庆祝抗战取得胜利，被后人称作“胜利壶”。光阴流逝，当年的“胜利壶”如今已经难觅踪迹。最近，我市的陶瓷艺术家联合上海青年书画家，共同复制“抗战胜利壶”。
这批特型纪念瓷壶由当年的景德镇胜利瓷业公司制作，整个茶壶造型古朴小巧，壶盖顶部为一个象征胜利的拳头，壶把为镰刀，壶嘴下端有篆体“胜利”两字，如今保存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收藏，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民革党员、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周明介绍：“它的壶盖壶嘴，都跟这个抗战的因素联系起来。把创作者的心声表现出来。”
据悉，这批“抗战胜利壶”在收藏品市场上已经很少见了。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一批景德镇市陶瓷艺术家和上海青年书画家、艺术家们齐聚上海宝山，按照当年的模具原样复制“抗战胜利壶”。
民革党员、景德镇市逸仙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冯章月说：“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达到一个推广文创产品的目的，通过文创产品让更多人了解当时的抗战历史。”
此次创作的“抗战胜利壶”共70把，寓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一部分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收藏，一部分将赠予台湾有关部门收藏，剩余的将向社会公开拍卖，所得款项将全部捐献给抗战老兵。
景德镇设镇1000年：千年沧桑话瓷都
一、“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制瓷业究竟起步于何时？查阅一些谈论景德镇的书籍，几乎都有这样一种说法：“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到南北朝时，至德元年(公元583年)，陈后主在建康(今南京)大造宫殿，新平镇民受命烧制陶础，然“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617年)，新平镇作狮象大兽二座，奉于显仁宫；至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628年)，昌南“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假玉器，且供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后人称之为陶窑。同期，镇民霍仲初等制瓷进御，其器色素质薄，佳者晶莹如玉，后人称之为霍窑。
以上说法都声称“据史料记载”。如此说来，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应当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迄今至少有1700年以上的历史，到唐代这里生产的瓷器已经向中央王朝进贡了，也就是说唐代初期昌南镇的制瓷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
然而，上述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究竟是什么呢？就现有的资料看，这些“史实”首先出现在乾隆48年(1783年)的《浮梁县志》卷十二“杂记”中的“述旧”篇。根据著名陶瓷史学家刘新园先生的考证：
1.清代以来谈论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所谓“根据”均来自清代初期的文献《昌南历记》；
2.清初的地方耆旧吴极的《昌南历记》一书，大约成书于康熙、雍正之际(此时距唐代武德时期已经一千多年了)，虽未能刊行而亡佚，但乾隆7年(1742年)和48年的《浮梁县志》中有所采摘，故保存了不少遗文；
3.《昌南历记》中有关汉唐时期景德镇瓷业情况的记述，在乾隆7年的《浮梁县志》中未予摘录，显然是当时的县志编撰者认为其说不足为据；乾隆48年的《浮梁县志》虽有采摘，但并没有编入记载景德镇瓷业的“陶政”篇，而是放在记述鬼神与轶事的“杂记”卷“述旧”篇中。编撰者把《昌南历记》的有关文字编入“杂记”卷，其用意显然是为了表明有此一说，而没有把它当作严肃、可靠的史料；
4.乾隆7年志对《昌南历记》一书的评价是：“考据不必尽核，时与正史抵牾”。
那么《昌南历记》关于景德镇汉唐时期瓷业的记述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吻合还是抵牾呢？
1.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工作者几乎踏遍了景德镇和浮梁县境内的每个自然村落，竟未发现一块与窑具共存的唐代瓷片，更无唐代初期的遗物；
2.景德镇境内五代瓷窑的成型和装烧技术与唐代的越窑、定窑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那么唐代初期的制品会比五代更好吗？中央王朝会命令该地贡瓷？
3.晚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景德镇所在县——浮梁县的特产时，仅列茶叶而瓷器则只字未提。假如唐代景德镇瓷器“天下有名”，并有“假玉器”之称，中央王朝又有诏贡瓷，那么李吉甫决不会不知。《郡县图志》不载浮梁产瓷，显然是因其时还没有瓷器生产，即使有的话也绝不能称之为名品，更不会上贡中央王朝了。
鉴于《昌南历记》成书于时间较晚，书中所述的汉唐窑事又未能说明来源，且与考古资料和权威的唐代文献相抵牾，因此不能把它当作研究历史的根据。
如今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景德镇瓷器的烧造历史不早于五代。可以认为，唐代末期到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时期。事实上，景德镇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瓷器实物是五代时期的器物。二、早期窑址依水而设
从现有的景德镇古瓷窑遗址分布图可以看到，五代到宋元时期的窑址大多分布在景德镇东河与南河流域，表明景德镇制瓷业的产生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景德镇水土宜陶，瓷业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得益于它良好的自然条件。景德镇境内水系非常丰富，除了主水系昌江以外，还有东河、南河、西河几个较大的支流，丰富的水系为它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昌江及各支流流域茂密的林木为它源源不断输送了燃料；尤其是丰富的瓷石和瓷土矿藏，更为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提供了原料保障。景德镇地区最早得到开发的瓷石和瓷土资源主要在浮梁东部的东河与靠近市区的南河流域，与早期窑址的分布是基本一致的。三、五代——起步之初
目前，在景德镇市范围内所发现的五代时期兴烧起来的古窑遗址，包括湖田窑、杨梅亭(又称胜梅亭)窑址、黄泥头窑址、南市街古窑址、白虎湾古窑址和湘湖街古窑址。从这些已经发现的五代时期的古窑址中，可见当时景德镇瓷业已经初具规模。
从这些古窑址中发掘出来的器物及瓷器残片来看，当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多系灰胎青釉器、白胎青釉器和白胎白釉瓷等品种，其中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经测试分析表明，其烧成温度为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全国瓷业的格局来看，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青瓷，北方则以邢窑为代表生产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白瓷使景德镇成为我国南方最早的白瓷产地，开始打破当时“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打破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这当然与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原料适合于生产白瓷有关，同时也说明景德镇瓷工在瓷业的起步之初就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使景德镇在此后的瓷业发展中不断有石破天惊般的创造。
五代时期的瓷器装烧采用支钉叠烧法，这种装烧方法十分有趣，以当时最大宗的碗类为例，即将碗坯重叠堆放，碗与碗之间各用几根一定高度的土质支钉隔开，然后一叠叠放在窑床排列有序的无釉垫柱上，不用匣钵装烧。
五代时期的坯料配方中，尚未使用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高岭土在此时仅仅作为一种耐火材料来使用，而瓷器胎体所使用的原料则仅有瓷石一种。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
五代景德镇诸窑烧造的瓷器品种均属日用品，以碗盘居多，亦有少量壶类，但未发现瓶、尊之类陈设品的残片。这种品种结构似乎可以表明，其时景德镇诸窑的烧造目的主要在于满足日常使用和少量商品交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表明其时景德镇瓷工虽然掌握了部分琢器产品的成型方法，但还未普及，更没有形成圆、琢二器的专业化分工。因而无论是从当时景德镇瓷业的经济形态、技术水平及专业化分工水平来看，五代景德镇瓷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它无论是在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以及知名度等方面，都无法与越窑和邢窑相比，销售市场也非常有限。四、跻身名窑行列
宋代的中国瓷业名窑辈出，各自烧造出不同风格的产品。为了占领市场，各窑场之间相互竞争，推动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并导致了许多新的名瓷的出现。景德镇便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以质取胜，以新取胜，于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出了清淡高雅、俊秀挺拔的青白瓷(亦称“影青瓷”)，从而一举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名瓷产品，并在北宋中期越来越得以普及，使景德镇从此跻身于宋代名窑行列。
影青釉是一种含氧化钙较高的釉，经还原气氛烧成后，釉色青中有白，白里泛青，有“冰肌玉骨”之誉。自影青瓷问世以来，景德镇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对成型质量也非常考究，这是由影青釉的性质所决定的。
影青釉是一种透明度很高的釉质，坯体上如有任何不好的痕迹和脏杂之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暴露无遗。而这种表现为产品缺陷的瑕疵显然不利于在宋代那种名瓷辈出，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因而也直接给工匠及业主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体加工是十分精细的。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的成型技术就一直居于全国首位。
同时，影青釉又是一种高温流动性很好的釉，在坯体上刻花，釉层在花纹凹陷处沉积后色泽较深，自然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感。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坯胎已经做得很薄，再加上坯体刻有精致的花纹，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真正达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他名瓷名窑争一日之长的实力。如果说宋代钧瓷以刚劲饱满、灿如晚霞而见长，汝窑器以“釉汁莹厚如堆脂”而出名，官窑及龙泉窑器以凝重深沉的质感而给人以观赏不尽的蕴蓄，那么景德镇的青白瓷便以其精细优雅、轻巧挺拔、晶莹如玉、温文尔雅的仪态独树一帜，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类。
北宋后期，北方大片领土为金人所占领，北方的名窑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日渐萧条。尤其是靖康之役以后，随着宋室南渡和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迁的工匠把北方名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也带到了南方，对此后景德镇瓷业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为此后全国瓷业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为以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技艺基础。宋代景德镇民间窑场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那些依附于农业的制瓷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分工较为细致的手工业的过程。其生产规模之大，产品销路之广，工艺水平和装饰水平之高，可以当之无愧地名列于官、哥、汝、钧等名窑之前，而与定窑和龙泉窑齐名，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瓷)，并享有“饶玉”(意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此时属饶州辖)之称。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工艺和成本等方面比较，宋时景德镇的影青瓷仍较定窑、龙泉窑为优，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制瓷水平。
景德镇由于有适宜的原料，影青瓷瓷胎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影青瓷的出现，表明景德镇瓷工找到了当地优质制瓷原料的最佳表现方式，并通过精细的加工赋予瓷器以半透明的质感。瓷器由半透明釉发展到半透明胎，是我国制瓷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景德镇宋代影青瓷首先产生并完成了这个飞跃。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瓷器都是在影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景德镇也就是在宋代开始发展成为我国瓷业中心的。五、南宋瓷业危机
与北宋和南宋早期相比较，南宋中后期的景德镇瓷业不但没有长足的发展和提高，相反还出现了某些衰落的迹象，如瓷器的质量远不及北宋时好，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也纷纷停产。这是因为南宋时期的景德镇瓷业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南宋窑业危机的主要原因：
1.靖康一役，宋室南渡，中国北方尽为金人所占。宋金对峙，商务不通，景德镇瓷器失去北方广大市场。市场缩小，生产受阻；
2.南宋中期，景德镇受天灾影响，1188～1223年计35年间，大水三次，饥荒七次，其于尚属农村手工业之窑业影响之巨，可以想知；
3.依蒋祈《陶记》所云，临川、建阳、南丰三地均仿景德镇生产青白瓷。景德镇本已失北方市场，所余又为三地各夺其部分，竞争之余，利益菲薄，投入能力减弱，生产必然相应受影响；
4.因受税制影响，景德镇窑场重启几近废弃之覆烧工艺，故器口有芒，“不堪用”，且支圈组合覆烧窑具致瓷器釉面不及北宋时光致茂美。品质下降，竞争能力削弱；
南宋·蒋祈《陶记》载其时瓷窑税制谓：“窑之长短，率有数，官籍丈尺，以第其税”，又云：“兴烧之际，按籍纳金”。
其影响：①使一种很不适用的芒口碗盘得以大量风行。因“窑有尺籍，私之者刑”，为降低单件瓷器所承担的税额，只能从坯件的堆叠密度上去想办法，故大量采用定窑创造的“支圈组合式覆烧窑具”来生产芒口瓷器，其堆叠密度约为仰烧釉口瓷器的4.6倍(与北宋仰烧瓷器比)。于是在北宋后期行将灭亡的那种芒口碗盏，因为推行特殊的税制而又在南宋时代重新风行起来了；
②使瓷器的烧成质量下降。因瓷器纳税于“兴烧之际”，生产者就会产生一种“宁可把温度烧得低一点也不烧高”的心理，要把窑火烧到理想的温度，虽然能使瓷器质量提高，达到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但也极有可能变形甚至产生倒窑的危险(其时仅瓷石一种原料制胎，骨子较软)，故大多数瓷器的瓷胎就不如北宋的致密，釉面也不如北宋的光亮、精美了。
5.依刘新园氏《高岭土史考》之谓，南宋景德镇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生产成本提高，且瓷器变形加大，销售必受影响。六、元代——独步天下
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官营和民营的海上贸易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大旅行家汪大渊在其《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的瓷器输出到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过去一些艺术鉴赏家认为，元代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均落后于汉族的异族统治着中原大地，它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因而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技术上停滞不前，艺术上趋于衰落的时期。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发现许多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以后，国内的一些遗址与窖藏中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元代景德镇瓷器，这才使人们对元代的瓷业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元代景德镇瓷器并不是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景德镇瓷业在世界陶瓷业中所占据的领先地位，就是在元代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公元1278年，即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前一年，元朝廷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当时中国最好的瓷器是浙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在工艺成就及产品知名度等方面，均不及龙泉窑，但是元王朝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为什么不设在浙江龙泉窑而要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吉，即所谓的“国俗尚白”。实际上，古代的北方民族都崇尚白色。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曾信奉萨满教。在北方草原流行的萨满教里，白色恰恰是善的象征。唐以后，白色工艺品最风行的是辽、元两代，其统治民族也来自信奉萨满教的北方草原，从其“青牛白马”、“苍狼白鹿”的祖先传说中，可以看出，白色还同他们意想中的祖宗密切相连。所以，白瓷在隋唐以后的勃兴和风靡，除去种种工艺条件之外，还与统治集团的色尚有很大关系，而色尚肯定比技艺更重要，因为，连同陶瓷在内的工艺美术品都是为人生产的，只要工艺条件具备，可以提供多种选择，到底选择什么，人的好尚便至关重要。既然有崇尚白色的民族传统，又有生产白瓷的技术条件，那么王室所需的祭器与日用器皿必然也要求“洁白无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正是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的瓷器与龙泉青瓷相比，当然更容易博得蒙古族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
浮梁瓷局是为朝廷生产瓷器的机构，所烧产品既有皇家用瓷和朝廷祭器，也烧造商品瓷，其中既有为元代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的书有“枢府”的卵白釉瓷器，也有最先销往伊斯兰教区国家，并在以后成为景德镇瓷业主要产品和生产主流的青花瓷器。
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窑倍受“宠爱”，它可以借助官府的力量垄断最优质的原料(所谓“御土”，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可以从全国各窑场调集优秀工匠，还可以从将作院和宫廷画院得到新的产品器型和装饰画面，甚至可以直接得到来自西亚波斯湾地区进口的青花彩料。种种“特殊待遇”使景德镇瓷业迅速超越同时代的所有窑场而独步天下。
元代景德镇瓷业在制瓷工艺和陶瓷艺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的使用，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南宋时出现的原料危机，曾使景德镇瓷业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而高岭土使用价值的新发现，则使南宋后期濒临绝境的景德镇瓷业转危为安并再度繁荣起来，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给景德镇制瓷原料的开发和瓷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以后明、清两代多品种、大批量的瓷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高岭土的发现和使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高岭土是一种白色粘土，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瓷原料。据专家考证，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最早发生于元代的景德镇。高岭土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景德镇瓷器的质量。由于高岭土耐火度高，在瓷胎中起到骨料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大件瓷器的烧造成为可能，同时减少了制品变形率，也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瓷器从此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了高火度的硬质瓷，完成了中国陶瓷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质的飞跃，可以说高岭土用作瓷器制胎原料是世界瓷业史上的重大变革。高岭土使用价值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导致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制胎法的出现，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正是由于高岭土的使用，使景德镇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在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使古代景德镇的制瓷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元代景德镇瓷业的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青花瓷器的烧造成功，这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青花瓷是我国最优秀的陶瓷产品之一，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的优点，所以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或是外国，都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以致青花瓷的生产历数百年而不衰。
青花瓷器是一种以钴的氧化物(一船为矿物形态)为着色剂、经高温还原焰烧成的釉下彩绘装饰瓷器。可见青花瓷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以钻为着色剂、还原气氛烧成，釉下彩绘装饰，也就是说，钴料运用技术、还原焰烧成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便构成了青花器的三个基本工艺要素。这三个工艺要素在元代以前都已经具备，如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宋代由磁州窑加以继承和发展；唐三彩陶器中的蓝彩；有了这两个工艺条件，景德镇青花瓷的发明就具备水到渠成之势了。
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最早出现于元代。有趣的是，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景德镇，并且一开始便显得十分成熟，似乎没有任何孕育期和成长期，这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相吻合。这种与常规相悖的事件的出现，自然有其特别的原因。
元王朝特别重视对外贸易，早在元朝建国之前，便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关系，统一全国后，即在泉州等处设立市舶司，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因而终元一代，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由此带来了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融。
如前所述，我国至晚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烧造青花瓷器的工艺条件，一旦有了市场需要这个外部动力，青花瓷器便会应运而生。这个外部动力正好便是元代与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
青花瓷器原为销往西域伊斯兰教区的外销瓷，而伊斯兰国家波斯早在12世纪就流行用钴蓝彩画白釉陶器了。我们知道，青花最适宜装饰质地优异的白瓷，我国北方虽有生产白瓷的元代窑场，但在与波斯陶器质地相近的北方白瓷(质地粗劣)上流行彩绘青花，作为输出品便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南方的龙泉青瓷和中原地区的磁州窑器质地优于北方白瓷，但青花毕竟也不适宜画在龙泉窑器的深绿色厚釉下，更不可能画在磁州窑和吉州窑的黑釉之下，只有景德镇那种质地优异、釉色莹润的白瓷才适于青花装饰。加上元王朝唯一的专为官府烧造瓷器的浮梁瓷局又设在景德镇，因此青花瓷器突然而又成批地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便是顺理成章、势所必趋的事情了。这便是青花瓷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背景因素。
然而，在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还是一个生产纯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只有使用刀具在坯体上刻划的刻印花装饰，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彩绘工具的彩瓷，因而严格地说，景德镇窑场的工匠在开始烧造青花瓷器之时，其美术基础，或者说是绘画基础是不太好的。但元青花瓷器毕竟在这里成批地诞生了，而且一露头角便显得那么成熟、那么工整、那么完美，以致明清时代的同类产品都难以望其颈项。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元代青花瓷是否由景德镇那些缺乏绘画基础的工匠所绘制?这批成熟、工整的青花瓷器究竟出自谁的画笔?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当时绘制这批青花瓷器的工匠，当是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而非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
根据《元史》的记载，在忽必烈执政的最后几年，曾有大量北方人迁入南方，元成宗也把北方的“御匠”安插江南。《元史·忙兀台传》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另，清乾隆48年《浮梁县志·食货·户口》记载了各个时期浮梁的人口情况：宋咸淳5年(1269年)，38832户，人口137053人元至元27年(1290年)，50786户，人口192148人明洪武24年(1391年)，18731户，人口104970人
可见，朱元璋灭元以后的二十四年，由于残酷的战争，使浮梁人口减少了八万余人，而至元庚寅年，即蒙古大军灭宋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浮梁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南宋后期增加了五万五千余人。尽管宋元战争没有元明战争那样残酷，但在短短的十年，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十年里，浮梁人口自然增长达40%，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人口增长，必然与北人南迁、北匠南调有关。此后，浮梁瓷局的规模迅速扩大，工匠迅速增多，可见在南迁的北方人中，工匠所占比例较大，其中必有许多来自于磁州窑的工匠。这些工匠在得到朝廷的指令和青花料以后，便开始大量彩绘青花瓷器。
磁州窑烧造釉下黑彩的历史较长，积累了丰富的釉下彩绘经验，并拥有众多优秀画手。而画釉下青花和釉下黑彩相比，只有彩料的不同，在技法上却无多大差异。正如一个用国产黑墨水绘画的人(与釉下黑彩料比)也可以用进口的蓝墨水(与波斯青料比)绘画一样，然而对于当时以印花装饰为主、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来说，彩绘釉下青花就不一定能够胜任了。
那么这批绘制元青花的磁州窑工匠又怎么会到景德镇呢?据文献记载，元王朝曾搜罗大量技艺文人为朝廷服务，而那些经常向元王朝献财进宝的波斯商人往往要求皇帝回赐。如果他们要求得到具有白釉蓝花(其时在波斯流行白釉蓝彩陶器)的中国瓷器的话，元朝廷便会像“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元史·成宗一》)，调“西域织金绮钦工三百余户”往弘州(《元史·镇海传》)一样，很迅速地把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的浮梁瓷局。因为波斯人在元代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属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而元朝廷对西域国家的贸易往来，也要求将磁州窑工匠调往景德镇，烧造波斯人所喜爱的白釉蓝彩瓷器。这样一来，便使得成批的、初露头角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显得非常成熟、非常工整、非常完美，而且其绘画笔意也酷似磁州窑的釉下黑彩瓷器。磁州窑工匠在景德镇大量绘制青花，使景德镇的工匠也开始学会并逐步掌握了釉下彩绘技术，为以后釉下彩瓷的持续发展和釉上彩瓷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出现，是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的产物，是景德镇瓷业持续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花瓷器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它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青花虽然是一种单色釉下彩，但由于当时使用的波斯青料是一种含铁钴较高的青料，绘画时线条微晕，自然流畅，其浓郁的色调与莹洁细腻的白釉巧妙配合，相互辉映，加之用浓淡不同的青料彩绘于同一器物之上，产生深浅不一、浓淡有致的呈色效果，又有“料分五色”之称，颇具水墨画的特点，艺术价值极高。
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要创制。釉里红也是一种釉下彩，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瓷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魅力，二者相互衬托，相得益彰，和谐高雅。这种高超的装饰技法一直沿用至今，而青花釉里红瓷器由于烧造难度相当高，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产品，这些颜色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色剂的熟练掌握，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
青花和釉里红等优秀品种艺术效果的体现，须以白釉瓷器为之衬托，这是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枢府”器，就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釉瓷器。枢府器胎体厚重，釉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这种卵白釉烧成温度高，与瓷胎结合紧密，不开片也不脱落，不仅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展现的场所，而且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甜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及各种颜色釉等产品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应用，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新星高高闪烁在天际，昭示了元代景德镇制瓷业辉煌的成就，使景德镇瓷业开始进入了黄金时代。
千年瓷都景德镇准备复建官窑
竣工两年的昌南大道绵延5公里，几乎全部辟山而建，道路两旁刻意保留的山体斜面，用各种碎瓷制作成了“千年窑火”等造型；几条主干道路的路灯，灯柱全部用陶瓷装裹；甚至连路名都与陶瓷有关：瓷都大道，古窑路……
沿古窑路步行数分钟，就到了古陶瓷博览中心。76岁的刘水德坐在作坊里，一边吸烟，一边观察着游客的动静。如果导游介绍完上一道工序，向他这道工序走来时，他就把烟含在嘴里，拿起一只待加工的半成品瓷器，熟练地“表演”起来。
这是一片明清之际建造的民窑作坊，作坊的瓦片与木桩都失去了本色，一律变成灰色，另一边是展示区，整齐地排列着已经烧制好的花花绿绿的瓷器，给作坊带来鲜艳色彩。“我10岁就开始学做瓷器了，干了56年喽。”刘水德说，他们这些作坊，一方面作为旅游景点展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老艺人的手艺失传，“现在烧窑都用瓦斯，用电了，但我们的老手艺还是不能丢。”刘水德带了两个徒弟，他手把手地把技艺传授给了他们。
实际上，刘水德及其他老艺人在作坊里“表演”的工序，只有主要的五道：做坯(使器具初步成型)、印坯(使器具内壁光滑)、利坯(使器具外壁顺畅)、刹合坯(为器具内外上釉)和画坯。而在古代，完整的工序多达72道。
见记者眼馋，刘水德让开位置，让记者也来“利坯”。坐下，仿照老师傅的样子，用木棍搅动辘轳，使之快速转动，然后拿来一只碗具，用一把蝴蝶型的刀具沿碗具外壁刮削，辘轳带着碗飞快地转动，刮削下的粉末雪花似的飞扬。很快，这只碗被记者划了个洞，经此一试，记者彻底打消了转行做窑工的念头。
离作坊很近，是窑工们的祖师爷——“风火仙师”的神庙。不过，这位“风火仙师”并非虚构人物。明神宗时期，景德镇受命为皇帝制造殉葬龙缸，但多年未果。32岁的童宾为了反抗暴政，投身窑火。次日，窑工们惊奇地发现，龙缸竟烧成了。从那以后，童宾就成为窑工们膜拜的对象。
刘水德说：“只要干上我们这行，轻易不会转行的，会干到死的那天。”
“复建”官窑，市政府搬迁
彭春文是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的科长，人很忙，电话一个接一个，因为，前一天晚上，景德镇庆祝“千年华诞”的晚会刚刚结束。
北宋年间的1004年，当时叫“新平镇”或“昌南镇”的景德镇，将一些贡品瓷器运到朝廷，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皇帝特别喜爱，于是询问瓷器的产地，因为当时的年号为“景德”，于是大臣就回答：“产于景德镇。”景德镇因此得名，并在千年发展史上写下辉煌一笔。
景德镇市瓷局，是全国仅有的两家陶瓷行业行政管理机关(另一家为河南禹州市陶瓷局)。12月20日，瓷局综合科主任段雪灿这样评价千年以来官窑对民窑的促进作用：“由于要上贡，官窑出产的瓷器都是百里挑一，同时，也使得日用陶瓷向艺术化方向发展，最终使景德镇瓷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于“瓷局”，其实早在元代就有了。
果真，在“御窑厂”的大型宣传牌上，记录着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立浮梁(现为景德镇下辖县)瓷局，因此奠定明清两代制瓷工艺的基础。
“御窑厂”遗址就在市中心商业区，离“瓷贸大厦”很近。说是“遗址”，其实走进去，已经看不出一点遗址的影子了，两边全部是大型宣传牌，介绍着官窑的历史，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民居和机关。“其实你只要再往里走，能看到一座当时人们办公的场所，这也是地面上唯一的历史遗存物。”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
据这位负责人说，当时官窑管理极其严格，朝廷时不时派员督陶。有一次，为了整肃纪律，杜绝官窑贡余品的外流，明朝宣德帝朱瞻基将督陶官张善处死，然后将所有的贡余品、次品打碎，并深埋“御窑厂”。这一打碎深埋的举动，固然是为了维护皇权，但也“打出了官窑的至精至美”。
“‘御窑厂’地下有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地带，堆积着价值连城的无数古瓷碎片。”原在“御窑厂”办公的市政府整体搬迁至景德镇的新区。现在，国家文物局正在这里开展有计划地发掘，不久，这里将成为“中国陶瓷文化遗产中心”。
历史文化名城要“盘活”
“瓷贸大楼”是景德镇市以销售陶瓷为主的专业市场，肖群英正在与伙伴们打牌，她周围的货架上，陈列着精致的艺术瓷、日用瓷。
“我们景德镇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瓷器———传统嘛，从烧窑、做坯到彩绘，基本上一家人都能包干。”她说，不过现在，会制作瓷器的人家越来越少了，“都集团化了。”不制瓷了，就开始贩瓷。景德镇市直接从事陶瓷行业的从业人员就达10万人，如果把搞经营销售、企业管理的人员也算在内的话，景德镇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在从事陶瓷行业。
但是，景德镇人也有危机感。日本的京瓷陶瓷企业，一年的销售收入相当于江西全省的财政收入，而且，他们占据了工业技术陶瓷的制高点和绝大部分市场。景德镇市瓷局段雪灿为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与国内其他产瓷区相比，工业还处于落后位置，产品花面陈旧，器形单调，成本高，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低。12月16日，当地的《瓷都晚报》刊发消息，景德镇市专门分管陶瓷工作的副市长历数非法展销、地摊经营以及梭式窑深藏城区的危害，然后，他对在场的人士说，大家对景德镇的艺术瓷关注很多，现在，“请多多关注日用瓷。”
“就我的理解，他是在强调艺术瓷和日用瓷两者需要统筹，”博物馆馆长助理、高级工艺美术师陈军说，日用瓷需要艺术化，艺术瓷也要面向市场，需要产业化。在他看来，只要克服长期形成的工匠作坊心态、官窑做派，抛开“等、靠、要”的落后观念，了解国内外陶瓷发展趋势，艺术瓷和日用瓷都有市场。
一位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创办了一所“陶艺研修院”，每年慕名前来研修的学生络绎不绝，不但声名日隆，而且收入可观。这件事给景德镇以强烈的启迪和震撼：景德镇的陶瓷教育早已形成系列，其陶瓷学院是全国唯一的陶瓷专业院校，在景德镇，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师”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达到12位。一个毕业生能办教育，为什么景德镇不能办？于是，景德镇开始做相关产业的文章。如今，从昌南大道进入景德镇，偌大的广告牌就告诉你：景德镇还在建设中国陶瓷博物馆等旅游文化设施。
在馆内的陶瓷艺术研究所内，画工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釉下彩绘”作业，他们画几笔，就抖一抖笔，以便颜料能浸润到笔尖，画完一幅往往需要3天。多少年来，景德镇就是依靠这种方式，打出了名气。千年瓷都景德镇，因瓷而立，因瓷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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