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气泡鉴别。
《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大展》今起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这是中国古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盼望已久的展览，荟萃了国内外40余家文物机构的元青花珍藏。
青花名器来沪展出
许多人对元青花的关注，源于2005年伦敦佳士得将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这个当时中国古陶瓷的世界拍卖纪录。今天，这件归英国著名古董商收藏的“鬼谷子下山”大罐也被借展于上海博物馆。
展览中有一件元青花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器物———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至正型”瓶。如今声名显赫的元青花，在民国时期，收藏家和学者还不知有其存在。世人对元青花的认识，起于英国大维德爵士收藏的一对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波普博士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和伊朗两博物馆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象耳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世纪青花瓷。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公认。人们认识到，元青花不仅影响到明清两代瓷器，其“青花”风格和工艺甚至风靡世界，至今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上世纪80年代起，元青花在国际拍卖市场屡创高价，令人刮目相看。这对“至正型”瓶原来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如今其中之一首次回到它的出产国。据大英博物馆馆长代表称，这是该瓶自1920年以来首次离开英国。在大英博物馆展厅中，人们只能看到此瓶的一个侧面。这次在上海博物馆，它被陈列于独立展柜中，可四面观赏。
文博机构借出珍藏
筹办元青花瓷器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做了10年的梦，经过长期努力和多方支持，终于在上博建馆60周年之际得以成真。伊朗、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以及国内不少文博和考古机构出借了各自的珍藏，加上上博自藏，共有80余件元青花瓷器亮相。其中不乏首次在国内亮相者，还有些是元青花孤品。如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元青花缠枝莲杂宝纹蒙古包，非常奇特。这件10厘米高的瓷器“蒙古包”上除了有佛教、道教的纹样，还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此器胎釉精细，据说可能是景德镇为元代宫廷特殊烧制。南京博物馆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和日本出光美术馆藏昭君出塞图盖罐，精美和珍稀程度不亚于“鬼谷子下山”大罐。
学术课题存在争议
元青花还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学术课题。即使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之间也有不同的学术见解。陈克伦副馆长认为，元青花在当时主要是贸易瓷，用于“外销”，其风格、纹样，均异于中国传统的雅文化审美趣味，多近于磁州窑这类民间瓷器和伊斯兰风情。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为何画工精细繁复、器型大的元青花多在海外。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陆明华则认为，那些精美的元青花应该出自元官窑，不一定是专门为输出海外而生产，也不是纯粹为官方使用，国内出土了许多元青花瓷器可说明这点。但他们都认为，元青花中有不少是来样、来料加工的，甚至有的画工也可能来自异域。
随着元青花的市场表现日益火爆，国内民间收藏出现的“元青花”也越来越多。有人号称，保守估计，民间拥有15000件。这些“元青花”到底是真是赝，引发了激烈争论。民间“专家”纷纷叫板博物馆“砖家”。据悉，本次展览期间，海内外专家、学者等约180人将莅沪研讨。但愿就元青花的鉴定学和技术手段，学界能早日探索出一套可靠、可行、可信的办法来，结束元青花说不清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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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扫描：陶瓷收藏重寻根
近10年来，上海博物馆（简称上博）举办了数十个展览，形成“中西交往，南北交融”的文化风格。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上博先后在欧、美及日、韩、俄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举行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在海内外搭建起一座座精美华丽的展示平台，体现“千年遗珍的检阅，百代艺苑的览读”的时代创意，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深远宏阔的民族历史。
上博的陶瓷器收藏以源远流长、体系完备、名品迭出著称于世。从大约9000年前的陶片、新石器时代黄河及长江流域各重要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灰陶、黑陶，到商周时期的白陶、印纹硬陶、汉代的铅釉陶、唐三彩直至明清时代的紫砂器；从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东汉两晋的早期青瓷到唐代“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和“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再到宋代精彩纷呈的“哥、官、汝、定、钧”五大名窑，尤其是元明清以后景德镇官窑争奇斗艳的各种白釉、青釉、红釉、蓝釉、黄釉等颜色釉瓷器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彩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名品。
在收藏家或古董商眼里，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就如同发现一片星空。其实真正的星空是人才。上博当年拥有顶尖的一流学者、专家、鉴赏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在陶瓷、书画界，文博专家汪庆正是一位具有高深眼力的鉴赏奇才，他不满足稀世珍品的鉴定，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是地道的“窑址迷”。20多年前，他与同事范冬青、周丽丽等在连绵数十里汝窑遗址上寻觅，搞清楚汝窑来历，再延伸相关调查，2002年终于在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城内张公巷发现新的汝窑遗址――北宋官窑。
这是上博“文化问根”的一例。据悉，上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科学发掘。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意义不凡。最近上海市文管委和上博正在考虑“长江文明”命题，将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文物，探索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关联，上博正在落实这项行动计划。
南宋瓷器精品亮相杭州 官窑博物馆扩建完工
南宋瓷器精品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设立的官窑史称“南宋官窑”。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与公众见面，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我国首座以遗址保护为基础的陶瓷专题博物馆，一期工程于1991年建成开放，二期扩建于2007年完成。此次三期扩建工程历时近7个月，扩建后的博物馆占地60亩，比原先扩大了三分之一，成为杭州占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博物馆。
中国陶瓷业在宋朝迎来了一个辉煌时代，宋室南渡后，沿袭汴京旧制，召集能工巧匠，在临安设立官窑。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造型端庄，薄胎厚釉，釉色滋润，青莹如玉，而且产量有限，传世极少，历来被视作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从上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尘封近800年的南宋官窑遗址，其中的老虎洞窑遗址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清·雅——南宋瓷器精品大展》，这是国内首个以南宋瓷器精品为概念的主题展，集中展出了130件（套）南宋瓷器精品，以及200余片（件）南宋时期代表窑口出土的瓷器标本精品。
这些瓷器精品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国内十多家博物馆，包括22件国家一级文物和39件国家二级文物。其中，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南宋官窑大瓶，高34.5厘米，是现今存世最大的一件南宋官窑瓷器，而来自国家博物馆的“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由于在海底沉睡近千年，釉色清亮如新。（记者 冯源）
博物馆馆藏也有假？
长沙窑大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彩鸟形注壶
长沙窑大执壶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壶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奖励“壶王”捐赠者1500万元。但在央视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壶王”为赝品。学术界对于一件文物真伪持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专家对经过其他专家鉴定的文物公开表示质疑的情况，非常罕见。该事首次让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博物馆出现赝品后患无穷：不仅会导致公众对博物馆权威的质疑，不再把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将之视为逐利的帮手。高额奖金则成为刺激造假者铤而走险的“肥肉”，回报社会的捐赠也变成挑战捐赠者良知的“鸡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他认为科学和真实才是博物馆的生命线。
●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展览中出现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和研究水平产生怀疑，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同时还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付给收藏者金钱，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应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
“壶王”事件回顾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长沙窑大执壶（“壶王”）、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赠给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国内权威专家共同鉴定，而杭州市政府以奖励的方式给了丁仰振15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央视播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壶王”的公开质疑，称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实用，且整个壶的设计比例有问题。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公认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而丁仰振称，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
“壶王”遭质疑后，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回应称正在研究处理此事，但迟迟未见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
博物馆必须告知“真相”
广州日报：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长沙窑大执壶遭质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这件事情让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览机构——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博物馆研究专家，您对这件事作何评价？
宋向光：媒体不久前对“长沙窑壶王”事件作了多篇报道，也对捐赠人和当时参与此项捐赠事宜的专家进行了采访，披露了大量具体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博物馆，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公众。当然，这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来历，也涉及博物馆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我认为，有关博物馆首先应将“壶王”的捐赠过程说清楚。从媒体报道看，博物馆是按照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接受社会捐赠物品的程序办事的，聘请了专家对捐赠物件进行鉴定，并填报了相关工作文书。当然，鉴定结果如何，从博物馆藏品管理来说，博物馆可以对鉴定结果保密。但从展览情况看，展品标签说明该物件为“长沙窑”，也反映出鉴定结果如何了。
博物馆是否只能接受社会捐赠的“真”文物，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其实，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的这一认识，与博物馆作为“积聚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本质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馆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收藏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发展的所有东西，人的发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发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博物馆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发展的各种物质证据。从这个角度说，“壶王”也是人工制品，是特定时代人的追求、技艺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确实反映了特定领域的时代特征，博物馆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馆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对该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质、工艺等有明确的认识，对与该物件有关的历史、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事宜有准确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馆必须告诉人们“真相”，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连篇累牍，很难在展览中、在展品说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馆应该允许公众查阅博物馆藏品研究信息，如大英博物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余万件馆藏的基本信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与博物馆联系，获取那些非保密性的信息。
完善制度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从博物馆发展史上看，文物捐赠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宋向光：捐赠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的馆藏品都来自私人收藏。英国政府为购买汉斯·斯隆的私人收藏，发行了专项彩票，并支付给斯隆2万英镑。
捐赠确实丰富和充实了博物馆馆藏。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赠也让社会承担起保存和利用这些物件的责任，社会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保护这些物件，并运用公共资源来发挥它们的科学和教育作用。可以说，捐赠不仅关系到艺术品的延年益寿，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向公共博物馆捐赠物品也非常重视，既积极鼓励，也严格管理，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如美国利用税收进行调控，捐赠者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但也要防范一些人借此避税、逃税。
博物馆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规避不良捐赠可能对博物馆造成的危害。博物馆要制定明确的藏品标准，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赠的名义。在藏品征集入藏上，要制定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工作文书。西方知名博物馆多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中有专人或专委会负责藏品征集入藏事务。力求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审核程序，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事件中，捐赠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万元的奖金。很多人担心不菲的奖金会否刺激造假者将来铤而走险，以捐赠假文物的方式从博物馆骗取巨额奖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馆的捐赠基本是无偿的，博物馆不会给予资金或奖状之类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国家，捐赠者可以依据博物馆签发的捐赠文件，依法获得税务上的减免优惠。有些收藏者也会出售藏品，但购买就是购买，不会打着“捐赠”的旗号。
必须承认，我国有许多地下文物被盗掘，并流入民间。一些收藏单位不得不以捐赠的名目征集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民间文物，且付给收藏者一些金钱，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为随着制度的健全、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的完备，以及博物馆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骗术还是会被戳穿的。
广州日报：本来是出于回报社会的捐赠，今天却挑战着捐赠者的良知，考验着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智慧和眼力。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宋向光：首先，我们要对博物馆以及藏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博物馆不是“文物宝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宝的场所。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科学和真实是博物馆的生命线。任何尊重博物馆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馆的科学和真实。
其次，民间收藏人士和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努力增进自身的学识。从向博物馆捐赠来说，不仅要对捐赠品的时代、出处、流传过程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对该物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有准确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博物馆藏品标准，有学有专长的专家，有完善的申报审批制度，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博物馆可以将“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赝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馆
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
广州日报：当下博物馆“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几个大型博物馆展览中见过标有“某某捐赠”的赝品。请谈谈赝品对博物馆业务和社会作用的影响。
宋向光：“赝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赝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骗之物，模仿特定器物或器类的特征，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就是其所模仿的物品。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历代制作的“赝品”层出不穷。又由于中国传统上有将前代之制视为楷模的习惯，仿得越像，好像就离楷模越接近。
近年来，出于对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制古器的营生，以满足人们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仿、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馆，甚至堂而皇之的摆进了博物馆展厅。很可笑的是，这些物件常常自隐出身，不敢或不愿标明捐赠者姓名，而只是以“传世品”或“捐赠”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品是要明确标明捐赠者姓名的，这样做一来是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来也是一种监督吧。
“赝品”，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出现的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质疑，进而对博物馆研究水平产生怀疑，对博物馆中的各项展览都可能打一个问好，甚至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而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赝品”也会对观者造成极大伤害。许多热爱收藏的民间人士都将博物馆当成最真实的学习场所，他们将博物馆藏品视为标准器。如果把“赝品”当做标杆，其后果可想而知。往严重里说，这将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藏品鉴定要有科学态度、精神和方法。个人经验是重要的，但团队合作也不应轻视；“一锤定音”与“众人拾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业务管理部门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不要过多介入藏品鉴定和研究等业务性事务。
高安博物馆藏元青花瓷与元青花瓷鉴定
元代青花瓷器中以高足杯、盖罐、梅瓶、玉壶春瓶、大盘5种造型的器物为多，此外还有觚、葫芦瓶、执壶、扁瓶、水注、小罐、小碗等。其成型、烧造工艺有如下特点：
1．器型多数不是非常对称，大器用手抚之表面凹凸不平，这是由当时生产水平和生产工艺决定的。
2．大罐、琢器由两节或多节分段成型后粘接，底部另接，腹部和底的接胎痕明显。高安博物馆藏云龙纹荷叶盖罐上充分体现出这种成型工艺。“数”字款梅瓶出土时脱底，能见内壁，为直观地了解梅瓶成型工艺提供了条件，其在成型上采用五段四接成型工艺，梅瓶的颈、肩、腹、胫、底分段制作后，再用胎泥粘接成型。
3．瓶、罐等大型器物底部中心处常见一内凹的圆点，在烧制大器时，为防止塌底，需在底部中心或稍偏处放一个用耐火土做成的圆饼或圆圈作支点，圆点就是由此形成的。兽耳盖罐、梅瓶、釉里红开光花鸟罐底部均有此特征。
4．削足处理方法常见底足足端外墙斜削一刀，大器足底宽厚多为挖足，挖足有深有浅。器物圈足不十分整齐，呈弯曲状。大罐、梅瓶突出，底部多有旋痕。
5．大器底无釉，多数带有粘砂痕，底部常见大小不一的釉斑，釉厚处呈鸭蛋青色。
6．大件器物内壁粘接处常不修胎，但也有修胎的。
7．碗类底足中心往往有乳钉状突起。
8．高足杯的杯身与杯把为泥接，杯把足端的圈足厚薄不一。
9．子扣套合结构的盖，采用子扣与器盖先成型后粘接工艺。“射”字款梅瓶的盖、云龙纹兽耳盖罐的盖上能清晰地看见接痕。
10．器物的底部有带火石红的，也有不带火石红的。
造型、工艺上的随意性体现在：
1．高安博物馆藏6件梅瓶的盖，除“书”字款梅瓶的不带管柱形子扣，“数”字款梅瓶借展上海博物馆待考外，余者都为管柱形子扣套合结构。
2．“礼”“乐”字款梅瓶的口沿转折处呈弧线弯曲，而典型元代梅瓶口沿转折处呈直角。
3．9件高足杯的造型上或多或少都有变形，且高度不一。
4．2件荷叶盖罐的高度、腹径和盖的大小、子扣的高度、盖钮的造型也不一致。
仿品的特征：
1．受蓝本的制约，仿品轮廓线显得生硬呆板，不及真品流畅。
2．仿品的口沿和圈足过于规整生硬，如：高足杯仿品圈足足端厚薄一致，过于规整。
3．仿品多数采用液化气窑烧造，有的为了在器底出现火石红的效果，在器底撒上一层谷壳灰烧制，但与真品上的火石红还是有差别的；而且仿品的粘砂集合板结，分布不自然。
4．仿品有意突出某些特征，但是太强烈，看上去不自然。如有的大器为强调分段成型工艺，器物的接缝太突出，过于生硬；碗类底部的乳突过分强烈。
来自广州的“海贸遗珍”将亮相新疆博物馆
象牙雕人物纹名片盒十九世纪
中国传统的牙雕工艺和西方贸易常用的名片盒相结合，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海贸遗珍——古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将于本月中旬登陆自治区博物馆，98件（套）来自广州博物馆的文物珍品将和首府观众亲密接触，它们将真实反映18、19世纪广州“一口通商”的繁荣盛况，呈现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汇流的奇丽景象。
广州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船队到达东南亚、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隋唐时期，造船技术的提高与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使广州成为唐代“通海夷道”的起点，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广州成为唐代市舶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中央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被时人誉为“天子南库”。市舶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至1841年八十余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关闭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对外通商。广州凭“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一枝独秀，跃升为东西方商品交流的重要门户。当时，广州出口的商品有茶叶、陶瓷、牙雕、丝绸、漆器、药材等。大量的“中国制造”随商船流入欧洲，在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广州手工艺人根据欧美市场需求，创作出中西合璧的外销艺术品，无论是刺绣、牙雕还是制瓷，都自成一派，深受海外人士的喜爱，成为广州出口创汇的“先驱”，也是传播中华文明重要载体。此次展出的文物中既有精美的陶瓷制品，也有巧夺天工的刺绣服装，中西文化交融是这些文物精品上最迷人的风景。
《海贸遗珍——古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是自治区博物馆引进的第一个大型文物展览。“新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北两条丝路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文化特征。‘海贸遗珍’可以让首府市民开阔眼界，对中华文明的博大有更深刻的深识。”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侯世新说。
东汉陶船（复制品）
原件于1954年广州沙河顶出土，已调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艘内河或沿海航行的客货两用船，分前中后三舱。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船头两边安插浆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结构的牢固及加深吃水量。“舵”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1958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为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访华，在广州博物馆意外发现了这艘东汉陶船，惊喜万分。此陶船证实了李约瑟之前提出的伟大推想：中国在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就发明了船尾舵，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此结论随后被李约瑟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记者赵婷）
世界牛的青瓷博物馆
南宋官窑六棱投箭瓶
有人说，青瓷是中国继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后对人类文明的第五大贡献。瓷器是如此的重要，外国人干脆用瓷器(ｃｈｉｎａ)来称呼中国(Ｃｈｉｎａ)。深圳民营企业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创办了世界最大的青瓷专业博物馆。私人财产变成了社会财富，个人的爱好变成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深圳有一家名叫玺宝楼青瓷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虽然是家民营博物馆，但是收集的青瓷数量多，成系统，不断代，比古代青瓷最大产地的浙江博物馆数量还要多，比国家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也多，因此称得上中国第一，而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因此有人说它是“世界最牛的青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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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参观大感惊奇
２００７年９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到深圳出差。他听说深圳有这样一家博物馆，就要求安排参观。来到罗湖区宝安中路上，距离全市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北面２００米的地方，有一栋小楼，很普通，不起眼。进楼上到二楼，才看到博物馆的大门，两开的红色门扇，金色的狮头门环，飞檐雕饰，古香古色。进入馆内，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宽敞的展览大厅，明净的橱窗内，柔和的灯光下，摆满了一件件稀世展品。商朝以前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只有陶器而没有瓷器。商代时不知是哪个能工巧匠突发奇想在陶罐上涂了一层釉，高温烧制，中国就有了最原始的瓷器。概括起来说，青瓷初创于商周，发展于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青瓷博物馆收藏了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青瓷珍品。不断代，成系列，按年代排列，历史脉络清晰。清朝以后，青瓷式微。青瓷好比是中国历史上一朵花期最长、花朵娇艳的鲜花，凋零后繁复的花瓣枝叶落地化作肥沃的土壤，里面长出了素彩、三彩、五彩、粉彩、珐琅彩、釉里红、青花瓷等千姿百态的彩色瓷器。默默无声的青瓷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人们：她是瓷之根、瓷之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不会说话的青瓷，用一个个实物展品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文化没有中断的唯一文明古国，优秀的民族为人类文明宝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
参观后，路甬祥大为惊奇。他没有想到，深圳这个历史上并没有以青瓷著名的地方，竟有人创办了一个藏品数量世界第一的博物馆；更没想到创办人是一位民营企业家，馆长吴克顺尽一生精力，用全部财产，创办起这个令人震撼的青瓷博物馆。他拿起博物馆的简介，看到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带您走进古老艺术殿堂，共同追忆华夏文明历史。小学生的心灵从这里启迪，中学生的眼界从这里打开，大学生的奋发从这里开始。”他微笑着点头称是。路甬祥回到北京后，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提笔给许宗衡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参观青瓷博物馆“感到十分震惊。此民间博物馆实为国内和国际青瓷收集之最，收存十分系统，而且包含大量国宝级精品，文化价值无限。建议深圳市给予进一步重视，保护和展出，也是深圳一大文化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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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爱好变成了事业追求
吴克顺是甘肃景泰人。１９７１年入伍，１９８１年随部队调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１９８３年转成为深圳人。１９８６年，他任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工程技术部经理。为建设游览景区里的“小人国”，３年间他跑了国内外１００多个风景名胜区考察；也参观了全国的陶瓷厂，深入了解陶瓷的烧制过程，随着对青瓷的了解，他开始对青瓷收藏有了兴趣。
吴克顺真正下决心开始收藏古瓷器是在１９８７年。是年９月，由冯克铭等瓷器专家编写、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该书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１００多个窑址情况写得非常详细；对每个窑口的形状、各种瓷器的形体、烧制温度、化学成分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此书出版前，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有人说瓷器最早是由他们国家发明的。有一次，吴克顺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个英国古瓷专家对“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见到多少实物。“实际上你们中国的瓷器要到我们大英博物馆来鉴定。”英国人的话刺痛了吴克顺。他下决心将收藏方向定为青瓷。他说：“这几年的经历使我认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青瓷。青瓷源于中华，始于商代，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瓷器，是瓷器之根。”他说：“要办青瓷博物馆给外国人看。一定要圆这个梦，这是个民族的梦。”
经过几年的积累，他在青瓷收藏和保管方面有了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与陶瓷界许多专家建立了良好关系。１９９６年，吴克顺开始筹办青瓷博物馆。他向几位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来深圳帮助整理藏品。其中有朱伯谦(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浙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丽琼(号称中国文博考古四大女强之一、重庆博物馆研究员)、赵青云(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等。正在创业的吴克顺没有能力高标准接待，只好把专家们安排在博物馆上面的职工宿舍里。没有一个人提出报酬问题，心存感激的吴克顺只是给每人每月给点生活补贴费。但是专家们毫无怨言，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为藏品作鉴定，写说明，建立档案，在深圳足足工作了一年多。整个工作完成后，吴克顺又请汪庆正(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古陶瓷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来到深圳，将展品、资料全部审核一遍，在所有的鉴定文书上签字负责。吴克顺谈到这些往事十分感动：“学者们太可爱了。他们是这个行业里的顶级专家，外国人花大价钱请不动他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来深圳帮忙，是为了实现一代人的追求，完成一个民族的心愿。”
３
收集古瓷的酸甜苦辣
吴克顺收藏第一件瓷器是在１９８５年，他出差到山东淄博。中午，两个同事约伴出门到农民集市上逛逛。在地摊上，眼尖的吴克顺看到一个汉代越窑的瓷器，他出价３００元买了下来。他的青瓷收藏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吴克顺不总是这样好运。由于知识不够，眼光不精，开始一段时间里他收到了一些假货、赝品，价格高达３００万元。“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这一行业的巨大风险。这是我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当时，我几乎绝望，一段时间一直考虑一个问题：是干下去，还是就此打住，洗手不干？最后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去。
最成功的一次收购
“青瓷鼎盛于唐宋。”青瓷以宋朝官窑的瓷器最为名贵。在青瓷博物馆里，有９件宋瓷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安排的空间也最大。汪庆正在评价青瓷博物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宋代修内司官窑的瓷器是珍稀瑰宝，有一件就了不起，玺宝楼竟然有９件。”其中有一件南宋官窑的六棱形投箭瓶，釉色佳美不可思议，色润如碧玉，光冷像冰凌。几乎每次去博物馆参观，吴馆长都会介绍这件瓷器。这个绝品是１９９９年收来的。当时吴克顺听说杭州一个藏家手中有一个南宋官窑的瓷瓶想出手，已有日本人、台湾人参加竞购。吴克顺第一时间赶到了杭州，看了这个投箭瓶，一时不能判断其价值。留下几万元定金，吴克顺将古瓷带到宾馆，请来几位专家鉴定。专家们发表了看法：首先，这个瓷瓶是干什么用的呢？宋朝的文人们喜欢游乐享受。春游饮酒时，将此瓶置于大树下的草地上，人站在五六米外，手持箭杆投掷，以投中多寡为赢，或吟诗作对，或饮酒取乐，极为风流潇洒。其次，瓷瓶质量怎么样呢？几位专家意见一致：“极为完整，毫无损伤，造型优美。最可贵的是釉色玉洁冰清，为稀世珍宝！”(后来这件古瓷又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鉴定，他的评语是：“世界罕见之珍品”。)
古瓷是罕见宝物，藏家开价也高：１６０万元。日本人和台湾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报价。吴克顺出不起这个价格，但是他决心将这件宝贝买下来。艰苦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开始了。吴克顺请藏家到酒楼吃饭，不断地磨来磨去，藏家的态度开始松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杭州的一些专家助了吴克顺一臂之力。他们带话给藏家：“这件藏品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文物，作为有良心中国人，应该将其留在国内，不要卖到国外……”吴克顺也动之以情：“我是一家民营博物馆馆长，虽然没有力量出最高的价格收购。但是，这件藏品放在我的博物馆，可以让更多的国人参观这件宝物，而且你的子孙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件传家之宝。”吴克顺的真情终于打动了藏家，最后同意以８０万元的价格卖给青瓷博物馆。这件珍品现在是青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最心痛的收购
２００１年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高速公路时，露出了一个瓷腰鼓。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克顺后，他火速赶到了当地。看到两个茬口很新的碎片后，吴克顺傻眼了。他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发现这个花鼓时在场有１３个农民。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件文物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而是决定藏起找机会卖掉分钱。但是在“由谁保管”的问题上相持不下。最后一个精明的人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办法：砸碎花鼓，分瓷片！一个一米多长、小盆口般粗的古瓷花鼓被砸成了４０多块瓷片，１３个农民有的分了一大片，有的分了几小片。后来吴克顺搞清楚，这是一件唐代的花瓣釉青瓷腰鼓，鼓身上有漂亮的花瓣，两头粗中间细，两头蒙上羊皮，可以敲响，用来伴舞。这样稀罕的瓷鼓只能是皇宫的用品。这样一个稀世罕见的珍品，就被这帮贪婪愚昧的农民打碎了。吴克顺欲哭无泪，赶紧开始抢救性收购。这个农民手里有两片较小的碎片，讨价还价后八千元成交。然后在这位老兄的带领下一个一个找到其他人，将他们的瓷片全部买下，共花去１１万元。可惜的是最后一位农民外出打工不知去向，他手里的碎片没能收到。吴克顺回来后，将碎片对好、黏合，恢复了腰鼓的原貌，不足部分用石灰灰浆补齐。现在我们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这件腰鼓，可惜不是原来的优美形状，有几块地方是白色的石灰，看着令人心酸。
时间最长的收购
展馆中还有一套９件的金属餐具，吴克顺用了４年时间才将其收购全。１９９３年，吴克顺听说自己的景泰家乡有一位清朝时名叫岳登龙的将军，据说是岳飞２７代后裔。岳将军的孙子已８０多岁，要将家传的一套金属餐具卖掉。说起这套餐具来历不简单。岳登龙将军小时候调皮，到少林寺学武后投军，当年是镇守凉州(今武威)的一名将军。有一次他带伤上阵，立下大功。战功报到皇宫，慈禧大悦，在大红锦缎上写下一个大大的福字，连同自己使用的一套餐具作为奖品，派快马送到兰州，奖给了岳登龙。
吴克顺听到这件事，马上回家乡找到了这位老乡。请他拿出餐具瞧瞧。这是一套合金餐具，说是９件。但是让人失望的是，主人手里只有少半，多数被几个声称要买的人拿去看货，肉包子打狗一去无还，好多年了。吴克顺让他讨要回来再谈买卖，老人家可怜巴巴地说，这几个人分在几个省里，他没有路费去讨货，估计也要不回来，还是请吴克顺想想办法。碰到这种事，吴克顺哭笑不得，但是他觉着这是很珍贵的文物，放手又心不甘，只好亲自出马帮助主人去讨货。此后，吴克顺花了４年时间，跑了新疆、青海、陕西和甘肃的一些地方，找到了拿走这些餐具的人。讨要餐具时不可能白要回来，这些人是不会给的。吴克顺只好说代表岳家感谢他们保管了这些年，付给他们一笔“管理费”后才把餐具一个个收回来。当９件餐具收全后，吴克顺才感觉自己４年的努力和辛苦是多么值！眼前的这一套９件餐具，有１个大鼎、４个中鼎、４个小鼎。每件造型、鼎的耳朵、盖上的钮各不相同，鼎身上刻有不同的花纹、小篆文字等，十分精美。９件收齐，文物价值难以估量。吴克顺将这套餐具整齐地摆放在展厅突出的位置，独特的餐具和餐具背后的故事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将流失的文物购回来
随着吴克顺在文物古玩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他这一方面的消息也越来越灵通。内地的很多文物是通过深圳口岸走私到香港去的。有时候一些文物到了深圳后一时出不去，就会有人将消息告诉吴克顺。自觉对保护祖国文物肩负责任的他，就会找当事人做工作将文物留在国内，或者干脆自己收购。这方面的故事很多。而且后来他还经常去香港港岛上环的摩■街等文物古玩街溜达，发现有比较好的文物收购回来。
４
有了青瓷博物馆
外国人就牛不起来了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文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圳第一个私营博物馆、全国最大的青瓷专项博物馆——玺宝楼青瓷博物馆正式开馆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新加坡国际博物馆等３０多家单位先后致电祝贺。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认为，玺宝楼的规模、质量、观赏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是一流的。朱伯谦同意兼任玺宝楼青瓷博物馆名誉馆长。
听说中国深圳开办了青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有些不相信，特地派来两个人探虚实。不久，又正式派来５个人(４名洋人专家和１位华人翻译)来青瓷博物馆参观考察。这次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细。看过以后感觉不简单，认为：“只有中国才能办起来这样专业的博物馆。”最后评价说：“看了这样规模巨大、展品全面，形成系统的专业博物馆后，看来陶瓷确实是中国发明的。”为青瓷博物馆建馆时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陈丽琼女士说：“从今以后瓷器要拿到中国来鉴定了，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此打下了基础”。香港青花瓷大王戈世科评价说：“青瓷博物馆规模很大，展品精美，是中国人的骄傲。吴先生非常了不起。”
现在，青瓷博物馆已经开馆１０年了。１０年间，参观人数达到近１０万人次。政府给青瓷博物馆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德育基地。许多领导、名人和国外的朋友都来博物馆参观过。北京国家歌剧院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来深圳时特意到博物馆参观，对博物馆里的藏品喜欢得不得了，最后买了一个玉佩作为留念。今年３月，李铁映来到青瓷博物馆参观。看完展品后说“感到非常震撼”，欣然提笔写下了“精美绝伦”的题词。他评价说：“到全国许多地方看过博物馆，没有看到过收集了这么全的青瓷，深受感动。吴先生把收藏当成了事业，是一位思想品德高尚的企业家。”
吴克顺办青瓷博物馆，实际上把个人的收藏变成了国家文物部门管理下的文物管理单位，把私有的财产变成了社会的财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能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发达，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人不能忘本。我个人的藏品，说到底属于国家和人民。我办私人博物馆，就是要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尽炎黄子孙的一点责任。”从吴克顺成功创办青瓷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人的私人爱好可以变成创意的来源，只要这个爱好是真正从心底里产生的，没有太多的功利性；而社会责任也可以成为激发创意的一种动力，一个富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人总会能想得到如何为弘扬民族文化做点事情。
盘点拍场上出现的亿元瓷碗
碗是如今最常见的餐具，相信您也有失手打碎瓷碗的经历。但下面这些碗，若作为饭碗可就大材小用了，更别说失手打碎，那可是上亿元的损失！今天，就请大家认识下这些拍卖史上极为罕见、珍贵的亿元瓷碗，感受下它们的精致奢华。
清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花卉碗
本月3日，一只清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花卉碗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2 .38亿港元成交，打破了碗类瓷器的拍卖价格纪录。此碗直径14.3厘米，以罕见的粉红色釉作底，以五瓣花朵式开光，内绘花卉，色彩艳丽，笔触细腻。底盖粉红色“康熙御制”楷款，加双方框。目前已知的类似作品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同着粉红为地，绘花相异，但论色调、布局，却能与之匹配。
珐琅彩釉多自欧洲进口，以其烧制的瓷器始于康熙，盛于雍正、乾隆。珐琅彩釉色彩丰富艳丽，可以用它调配、烧制出所有常见颜色。然而，我国大批文博机构和文物鉴定家通过海量研究表明，珐琅彩和中国传统釉上彩在化学成分上差别很大，特别是其中含有剧毒的砷。据了解，珐琅彩时常采用的调色剂玻璃白又称“砷白”，比如粉红就是用胭脂红和玻璃白调制而成的。当温度达到数百度时砷就会挥发，由此可知，古代窑工是冒着生命危险制作这些珐琅彩瓷器的。
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碗
2017年4月5日，一只明宣德青花鱼藻纹十棱菱口碗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最终以约2.29亿港元成交。此碗直径约23厘米，为十棱菱口碗，烧制难度极大，故而又有“宣德碗王”之称。该器深壁外撇，绘饰卓绝悦目，柔光温蔼，沦肌浃髓，让人不禁倾心。碗上绘丰鱼四尾，畅泳水藻池莲之间，悠然自得，投入细赏，彷彿置身其中，可感其安、知其乐。四鱼两两相对，一面画鲤，一面绘鳜，各迎一鲂，品种稍异。如此碗上所绘，鲂鱼成年后头上多有隆起肉瘤。这些鱼种，自古为中国羹食，鲤、鳜较多见于瓷器纹饰，绘鲂鱼者却罕。
鱼藻纹属常见中国瓷器纹饰。据史料记载，北宋末年，宫廷画师刘寀擅画鱼，以鱼为题之水墨作品自此开始流行，进而影响到瓷器绘画。鱼居水中，不便微察细观，因此画鱼又较其他禽鸟更难。据悉，传世绘相同鱼藻纹宣德碗，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两件可与其相比较，然尺寸皆较小。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
2006年11月28日，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在香港佳士得上拍，最终以约1.51亿港元成交。由于当时市场上极少见到价格超亿元的拍品，加之此碗器形小巧，因而轰动一时。该碗直径11.3厘米，上绘有杏花盛开，春风吹绿柳，双燕比翼飞；侧面有乾隆御笔行楷题诗：“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碗底有蓝楷书款“乾隆年制”。该碗造型秀美，白釉温润，工艺精湛，乃为乾隆珐琅彩瓷器杰作。
现存世珐琅彩多为康熙至乾隆年间烧造。康熙时期多为在素胎上绘画主题纹样，再将其他地方全部以彩填满，效果华丽。雍正时期，国产珐琅料研制成功，珐琅彩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此时瓷器上留白的地方增多，开始配以诗句，将诗、书、画、印四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瓷器风格凸显优雅。乾隆时期，宫廷内汉风更盛，乾隆帝沉迷诗文创作，以其御制诗题于瓷器者为数颇多，其中尤以该杏林春燕图碗于藏界最负盛名。
北宋定窑划花八棱碗
2014年4月8日，一只北宋定窑划花八棱碗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最终以约1.47亿港元成交，它是亿元碗类瓷器中仅见的一只高古瓷。此碗直径22.2厘米，胎质细腻，器形端庄，碗内划花线条流丽生动，釉面柔润，色呈牙白悦目，聚处若泪痕而色略深，虽久历千年风霜，依然朴淳如昔。
定窑是于唐代创烧的著名窑口，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定窑以其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被后世列为“五大名窑”之一。宋定窑瓷器的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其中划花最为常见。划花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纹饰，有的一花独放，有的双花并开，有的莲花荷叶交错而出，还有配鸭纹的，总之纹饰简洁又富于变化。
存世定窑瓷碗向来比较少见，有消息称，在2013年纽约春拍上，一件据说是旧货摊上以3美元淘来的北宋定窑刻花碗竟以约合千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
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碗
2013年10月8日，一只明成化青花缠枝秋葵纹宫碗在香港苏富比上拍，最终以约1.41亿港元成交。所谓“宫碗”即宫廷用碗，这么叫是为了和“民碗”区分开来，其实二者在造型上并无多大差异。此碗直径14.5厘米，弧壁圆滑，口沿微撇，隽秀蕴藉，犹如华葩半开。碗外壁巧绘秋葵连枝，柔瓣散舒，幽芳怒绽。嫩叶有芒掩映花间，新蕾无意独伫媖娴。碗心团花框双圈，葵瓣旋卷而发。碗内壁环饰连枝秋葵，与外壁类同，然姿影稍异，更添意趣。碗沿里外、足上各缀弦线二道。此碗通体罩施釉料，透亮若脂，润泽如玉，器底署青花二行六字双圈楷款。对于御制瓷器来说，这只明成化宫碗有异于任何前朝或后世同类瓷器，是制作上的大胆尝试，但藏界也有人据此对该碗的真伪提出质疑。
缠枝花卉纹碗亦见于明永乐、宣德二朝，成化窑纹饰并未全盘承袭，而是在规整中加以改变，令宫碗各式花卉图案更富动感，静中显动。明成化宫碗多数内里平素，里外兼绘之宫碗图案寥寥可数，黄蜀葵花瓣半圆，多叶状，叶呈掌形分裂，裂片长披针形，于诸多宫碗纹饰中更显富丽别致。 （宗合）
明嘉靖之群仙祝寿纹青花大罐鉴藏
佳士得2013春拍·群仙祝寿纹嘉靖青花大罐
佳士得2013春拍·群仙祝寿纹嘉靖青花大罐
佳士得2013春拍·群仙祝寿纹嘉靖青花大罐
传统的古董器物上所绘制的群仙祝寿纹，即指八仙人物。据史料记载，八仙人物一般在宋元以后在民间的影响较大。在明代永乐宫纯阳殿壁画中已出现八仙过海的壁画，被民间敬畏为吉祥喜庆的神。
这是一件明代嘉靖时期的青花大罐，为香港佳士得[微博]2013春拍“中国宫廷御制艺术精品-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专场中为数不多的明代瓷器。其罐直口，短颈丰肩，颈绘缠枝灵芝纹，肩部及近底处还饰有如意云头，而罐腹壁则通景绘群仙祝寿图。当时笔者在香港拍卖预展现场参观这件青花大罐的时候，就已被这人物纹饰深深的吸引着。一般地，在收藏古董瓷器对于八仙人物的纹饰在清代相对比较常见。如笔者岳宝轩所珍藏的一件4米多长的清代“八仙人物”纹饰刺绣，又如笔者一位前辈所珍藏的一件八仙人物纹饰古董大床，其年代亦为清代。
此件高为52.5cm的群仙祝寿纹嘉靖青花大罐，估价为150-200万港元，落锤价为195万港元。其画意生动，青花色泽明亮，与2008年中国嘉德[微博]春拍中以112万港元落锤的那件同为明代嘉靖年间的青花八仙祝寿图大罐相似。
通常明代时期瓷器的八仙人物纹饰图案，在嘉靖最为流行。这皆缘于当时的嘉靖皇帝本人好黄老之道，当时相关的古器物上也相应地有道教思想内容的图案纹饰。常见的有八仙、八宝、云鹤等。
2013年5月30日 傍晚
于【岳宝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