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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古陶瓷博物馆馆主秀国宝级藏品

仙居古陶瓷博物馆馆主秀国宝级藏品

陶瓷艺术 陶瓷文化 陶瓷瓷砖

2021-04-17

陶瓷艺术。

进入仙居县的管山村,过河埠大桥,再拐个弯,然后往前走500米,记者总算找到了张海的古陶瓷博物馆。

从外观上看,这个博物馆看上去并不算大。这地方对于博物馆来说,会不会偏了点儿,不担心人气吗?对此,张海并不急着回答,而是笑着将记者领进藏馆,原来内有乾坤。

“古玩和商品文化氛围不同,我看中的是这里依山傍水,环境雅致。至于能否吸引人来藏馆,关键是藏品是否有吸引力。”张海对馆内的藏品很自信。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张海的古陶瓷博物馆里,记者看到,藏品几乎囊括了唐、宋、元、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古陶瓷精品,其中的“镇馆之宝”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镇馆之宝:明洪武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塔

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形容张海的民间古陶瓷博物馆再贴切不过。馆内的古陶瓷年代跨度大,品种也非常丰富,囊括了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粉彩、斗彩、唐三彩、元三彩、祭红釉等品种。

在这些藏品中,最为醒目的要数一座宝塔。只见六层约半米高的塔身,上面用青花和釉里红画满了各种图案,在灯光下泛着明亮的色泽,煞是好看。

“这是明洪武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塔,是我的‘镇馆之宝’,也算得上是国宝级的藏品。”讲起这件藏品,张海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这上面的青花并非普通青花,用的是当时通过丝绸之路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通过当时娴熟的烧制工艺,这种钴料的青花发色特别纯正,蓝得就像宝石。”

瓶身图案是青花和釉里红相结合,非常漂亮,但是由于青花和釉里红的熔点不一样,要想掌握好这个工艺非常难。

“青花要是烧得不好,就容易呈现灰黑的颜色,釉里红的颜色没有掌握好的话,容易‘烧飞’,即花纹模糊。但是在这件宝塔上,两者的工艺得到完美的结合,可见当时陶瓷烧制的工艺是何等高超。”张海介绍。

古陶瓷,最难辨别的就是年代。为什么张海那么肯定这一定是明洪武时期的陶瓷?

张海将宝塔倒过来,只见宝塔底部被刷了一层红浆。“这是朱元璋独特的个人爱好,他特别喜欢赭红,因此那个时期出土的很多瓷器,都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工艺,底部会刷上赭红或者是釉浆。”

除了工艺上的特点,这个宝塔还和朱元璋个人经历的一个典故有关。“传说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天下大战鄱阳湖,朱元璋沿昌江败退,躲到景德镇的红塔顶上,陈友谅带追兵进县城搜查,唯独没有上红塔,一方面是因为塔是佛教圣地,一般兵家不进入;另一方面朱元璋入塔时没有弄破门口的蜘蛛网,追兵认为没有人进塔,就撤兵了。这个宝塔的形状还是按照景德镇的红塔所建,当时庙宇里出现了很多这种宝塔状的供器。”张海说。

“十多年前,我在一个收藏家那里一眼相中,足足磨了三年,才让对方忍痛割爱。”张海说。

谁能解开小罐上的梵文“密码”

在众多的藏品中,张海对其中一个元代的青花瓜楞小罐情有独钟。这件藏品看上去不算特别起眼,两个拳头大小,青花发色纯正,用的也是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底部有个小点微微突起,是唐元时期古陶瓷的特点。

记者将这件古陶瓷拿在手里,顿时有种沁凉入骨的感觉,掌心还有泛起一层湿气。不过,瓶身上画满了各种符号,给这个小罐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张海告诉记者,瓶身上写的是梵文,如果有懂“梵文”的藏家或者学者,能够解开瓶身上的“密码”,说不定还有不一样的故事。

“收藏最重要是去钻研,懂得古玩本身的文化价值,这才能成为真正的藏家。”

在张海的心中,中国第一个私立博物馆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马未都可是他的偶像。除了办好这间古陶瓷博物馆外,张海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力派的古陶瓷鉴赏家。

藏品放家中孤芳自赏,不如拿出来共同品鉴

说起藏品,张海一件件如数家珍,但说起开这间古陶瓷博物馆的初衷,张海的想法非常简单。

张海告诉记者,他祖籍江苏,从小随父母在仙居长大,收藏古陶瓷已经近20年。在张海看来,仙居是个山清水秀的雅致地方,可惜收藏的氛围不浓,所以一直天南海北淘古玩。渐渐的,张海已经积累了不少“重量级”藏品。

“藏品放在家中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不如拿出来给大家一同品鉴、欣赏。”张海说,“当时想着,如果有个地方能让藏家们一起交流、鉴赏,让市民在闲暇之余感受古玩的魅力那该多好。”

去年12月14日,张海终于如愿以偿,在浙江礼仕得观光园内开起了自己的民间古陶瓷博物馆。如今,博物馆已经吸引了不少行家前往“寻宝”。

挥别之前,张海说,自己会尽毕生精力将这个博物馆变成永久性博物馆,有条件的情况下,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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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级古瓷惊现民间博物馆


2013年6月8日,上海之根胡平文化发展中心会所百花吐艳、人头攒动。来自文化界、文物界、收藏鉴赏界的一流专家、学者及贵宾200多人汇聚一堂,观摩切磋,畅所欲言。

十点许,敦本博物馆隆重开馆,琳琅满目的收藏品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其中最夺人眼球的当是胡平先生收藏的洪武时代的釉里红龙纹大缸,缸形敦实厚重,气魄宏伟;缸腹釉里红巨龙,落笔豪放,气势磅礴;颈部、底部翻滚的海水、如意的云气,肩部仰天莲、八仙纹等均笔意纵姿,神气清朗,恰到好处衬托出了意趣入古、鲜活如生的巨龙形象。明朝以红色为尚,开国伊始,洪武盛世,釉里红龙纹大缸恰彰显了大明帝国洪武时期的朝气、霸气,为朱元璋宫廷陈设、祭祀、盛物之用,难得一见,系国宝级孤品。

因此,孤品被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宁夏卫视、东方财经、香港NOW财经频道连续播放介绍几个月来,蜚声海内外。中国邮政部门又将此图形连同胡平收藏的其它十一件古瓷珍品,精制成邮票、明信片、电话卡纪念珍藏册,借敦本博物馆开馆之际,国家邮政总局领导特在此启动向全国发行仪式。

正当胡平收藏的部分古瓷图片被制作成邮票等“国家名片”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收藏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李知宴及同仁们,在胡平收藏的一万多件古瓷中,又发现了多件珍稀器物。

瞧,在敦本博物馆里吸引了众多目光的黑瓷就是件重器。那是由南宋时期的建窑烧制成的“黑釉兔毫金彩盏”(子孙满堂铭),底径3.5厘米,高5厘米,口径11.5厘米,为铁骨胎体,造型俊美,黑釉温润,凝厚润泽,手感极佳,为典型南宋风格。宋代流行斗茶,从皇帝到贵族、文人士大夫均爱用黑瓷为斗茶器具,建窑盏最受宠爱,宋徽宗特撰文备加赞赏,可见其名贵程度。其中金彩黑瓷兔毫盏更极稀少,国家博物馆均未展出过,今却惊现在民办的敦本博物馆,怎不令人折服叫绝!

同期在胡平收藏品中发现的展示在敦本博物馆的珍稀器物还有南宋建窑产的“黑釉油滴盏”、元期景德镇烧制的“青花匜”,明朝景德镇产的“青花飞翼龙大罐”、清朝康熙时景德镇产的“五彩人物纹梅瓶”等。真是惊喜频频,美不胜收。

敦本博物馆里千姿百态的古陶瓷,各自带着时代的印记,以特有的语言诉说着历朝历代灿烂辉煌的人文故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载体与标志之一的古陶瓷,将作为上海之根胡平文化发展研究的重点,敦本博物馆将络绎轮番展示胡平三十多年来收藏的古瓷大量精品,诸多珍品及若干孤品,同时敦本博物馆将不断开展文化艺术品展览、观摩、论坛、讲座、交流、交易等活动,以推进同仁交流合作,开拓创新,以提高国民鉴赏水平、文化素养,丰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实为上海之根雪浪湖度假村平添了一个靓丽的文化活动平台。

国宝级瓷器欣赏


战国栾书 缶栾书缶战国时期的盛酒或盛水器,恒久以来学术界一样平常将“栾书”青铜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的器物来对待,视之为一件极具史料代价的贵重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春秋牺形铜尊牺形铜尊于1956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为春秋时期的酒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禹青铜鼎禹鼎 西周晚期闻名青铜器。为厉王时禹所作。禹鼎造型庄严,铸作风雅。1942年在陕西省岐山县任家村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盠青铜方彝盠青铜方彝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为西周时期的盛酒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虢季子白盘虢季子白盘 盘形制奇异,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制止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报告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席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怀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大盂鼎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传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郿县,在1951年潘达于老师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其真实地反映了其时的社会状态,具有极高的史料代价。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期间人面鱼纹彩陶盆人面鱼纹彩陶盆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新石器期间前期,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利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曜变天目茶碗 是宋代黑釉的建盏(东部。今属南平市建阳区),是宋人斗茶用的。日本人形容这个碗,都是用“碗中宇宙”这种词,说内里仿佛是深夜海边看到的星空,高深莫测。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为宋代的摆设品为北宋后期宫廷用瓷,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1983年出土于江苏省镇江市登云山南宋墓,为南宋时期的酒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南宋哥窑鱼耳瓷炉哥窑鱼耳瓷炉,高8.8厘米,口径11.9厘米,足径9.2厘米,为南宋时期的摆设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国串饰 串饰为战国时期的玉器,长20厘米,1957年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坟场。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国朱绘兽耳陶壶 朱绘兽耳陶壶,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区松园村战国墓葬,为战国时期燕国的盛酒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博精品馆首次调整陈列 多件国宝级文物亮相


珐琅彩玉壶春瓶

昨天从天津博物馆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天津博物馆开馆近三年来首次调整精品馆的陈列,这意味着,今年“十一”黄金周,许多国宝级文物将首次亮相,市民和文物研究爱好者可大饱眼福。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云希正介绍,这些展品上自西周、下至清代,包括书画、铜器、玉器、瓷器、漆器、杂项等,比较珍贵的有宋代苏汉臣的《婴戏图》、范宽的《雪景寒林图》以及“明永乐青花花卉纹鱼篓尊”“清康熙青花五彩花卉纹花觚”“清乾隆青花釉里红石榴纹天球瓶”等。这些文物多为珍品、精品,代表同时代同类器物的较高水平。最后,云希正介绍了几件首次“露面”的最具价值的国宝级文物。

“乾隆赏玩”款葫芦瓶

新展品中首屈一指

此次精品馆首次调整陈列后,新展出的展品年代跨度大、涉及种类多。云希正说:“此次新推出的展品中,首屈一指的要数清‘乾隆赏玩’款折方人物葫芦瓶。此葫芦瓶,人工模印八仙图案,并用团寿字点缀整个瓶身,瓶底模印有‘乾隆赏玩’阳文楷书款,瓶体工整,八仙神像模印得非常逼真,神态怡然。它原为宫中珍藏,是匏器中一件难得的传世罕见珍品。”

据介绍,匏制瓶是利用葫芦制作的瓶器,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匏制器物,就是用雕好花纹、文字的木模分块包在初生的嫩葫芦外面,让其长成各式各样的器型,最终形成具有印浮雕式花纹的各式葫芦器。在明代已有此类工艺的制作记载,到了清康熙、乾隆朝,这种工艺发展到了顶峰,制作最为精巧,出现了一批宫廷督造、专供皇室玩赏的贡物。

两件明代瓷精品

用上郑和进口色料

“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菱花口盘”和“明永乐青花花卉纹鱼篓尊”都是明代瓷中的精品。据传,青花料中有郑和下西洋时进口到国内的优质色料“苏麻离青”,因此青花发色浓艳。

“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菱花口盘”的内外壁各绘青花折枝花卉12朵,盘内心是青花缠枝花卉纹主题纹饰。胎体厚重,釉色滋润,纹饰流畅。

“明永乐青花花卉纹鱼篓尊”造型雅致,是仿十四世纪伊朗铜嵌银纹罐的造型,具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是永乐青花瓷中精美的艺术品。

苏汉臣《婴戏图》

真款作品国内罕见

书画作品中,宋代苏汉臣的《婴戏图》十分珍贵。此图描绘了两个幼童扑蝶嬉戏的场面,画面构图均衡,笔致工丽,又饶有情趣,右下署款“苏汉臣”。据介绍,目前国内题有真款苏汉臣的作品仅此一件。

镇馆之宝

保留陈列

据天津博物馆负责人介绍,此次调整陈列后,一些曾经展出的珍贵文物仍将保留下来。“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文物件件堪称‘镇馆之宝’。”

清代珐琅彩玉壶春瓶

说起“镇馆之宝”,就不能不说“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日前,记者在天津博物馆精品馆内看到了这只单独放置在玻璃罩内的“玉壶春瓶”。这只价值连城的瓷瓶仅有一掌之高,质地莹白温润,瓶身绘有雉鸡、湖石和盛开的芍药,并有墨书题诗,造型古朴,纹饰精美,是诗、书、画合璧的彩瓷艺术珍品,也是瓷器收藏中的极品。

西周青铜太保鼎

太保是官名,是辅助周王的要臣。天津博物馆陈列的太保鼎是西周初期的青铜器,此鼎是四足方鼎,直耳,耳上有垂角双兽装饰。内壁有铭文“太保鼎”三字。

此鼎为国内唯一一件,历经众多名家收藏,是享誉海内外的青铜重器,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堪称国之瑰宝。

北宋雪景寒林图

雪景寒林图绝对称得上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此图是北宋山水画大师范宽的巨作,存世仅两件,另一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当年英法联军抢掠圆明园时,此图一度流落民间,后被近代大收藏家张翼得到。1981年,张翼之子张叔诚将此图捐献给了天津博物馆。

商代月有食牛骨卜

月有食牛骨卜是商代武丁王时期刻辞,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其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世界上关于月食的最完整记录之一,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列为重要标本,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走进迟岩之大器古陶瓷博物馆


前言:

以朝圣者的心态,用精神的力量完成一次次的穿越,追问有价值的未来。

——迟岩

迟岩,出生于60年代,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曾从事平面设计及珠宝玉石贸易,收藏研究古陶瓷多年,现定居深圳。其藏品中,瓷器类的年代最早可以从商朝的原始青瓷算起,而陶器的历史更是可以追溯到上古7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而一直延伸到大明王朝。

7000年厚重历史、20000件珍贵藏品,出自300多个窑口,迟岩先生自踏入收藏界以来20多年的心愿——大器古陶瓷博物馆(),终于在2014年8月1日应运而生。

迟岩先生一直希望将他这20多年来的收藏展现给世人,让人们都能一同分享这些陶瓷器背后蕴藏的文化。至于这些年的心得,迟岩先生也希望能够找到行内的知音。

从上古洪荒到当今时代,很多人都对书本上的历史并不陌生,然而那实实在在的历史当事人——古代器物却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大器古陶瓷博物馆()网站的建立,用迟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将古代文化、技术做一个系统性的传播。

大器古陶瓷博物馆网站主要将古陶瓷器分成四个类别:古陶馆、古瓷馆、人物动物馆还有权衡馆。

无论是道德三皇五帝,还是功名夏后商周,纵使时间长河淘尽天下英雄,这些陶瓷却一如长河中的不朽金沙,以艺术为坛,以文化为酿,在过去未来之间将那一份醇醉越藏越香。

迟岩先生追忆起20多年前的自己,那时的他本身就十分热爱艺术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痴迷。他回忆道,万事皆缘,能够同时满足他对艺术和传统文化的孜孜追求的器物中,陶瓷器是最令他心之所向的。二十几载春秋一路走来,迟岩先生最大的快乐和失去都在收藏这个爱好上不断交织。

是什么力量一直支撑着迟岩先生二十几年如一日地收藏呢?

用迟岩先生在大器古陶瓷博物馆()官网上自序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以朝圣者的心态,用精神的力量完成一次次的穿越,追问有价值的未来。”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作为1967年生人的迟先生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他开始收藏这二十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发地觉得收藏古陶瓷就是他要做的事,更可以说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甚至是一种信仰。

迟岩先生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件他付出十年心血的藏品,当年那件藏品,其原主人任何条件都不肯答应卖给他。最终,十年后的某一天,原主人家的孩子上学缺钱,才不得不以高价将藏品卖给他。迟岩先生觉得虽然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很多,但能够通过这件事帮助别人解决实际困难,其实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和通常的古陶瓷收藏者不同的是,迟先生的收藏是不分地域、年代的,甚至对窑口都广开方便之门。迟先生称这是“普通话”的概念,他坦言,只要是能够代表中国陶瓷历史的,他都会收藏,因为每当看到一件历经沧桑变化却依然如故的古陶瓷,他的心中都会如同回到了那一个个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年代。

在迟先生逾20000件的藏品中,极具历史沉淀感的高古陶瓷是最多的。其中公元前制作的陶瓷器在迟岩先生看来,其神韵十足,造型简约而内涵丰富;而公元后的陶瓷器,风格具象、写实的越来越多,东方朴素哲学意味渐失,其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造作的痕迹。

而对于官窑和民窑,迟先生的看法是仁者见仁,各有各的美。官窑的收藏其经济利益高,会使一些人放弃收藏的文化性,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其实民窑的陶瓷品,更能代表其所属年代社会大众的普遍审美,对生产力的反映也更确切,民窑的陶瓷品文化信息和官窑一样,都很美。

所以不论公元前后、官民两窑,这些藏品迟先生都将其视作自己的孩子。现在大器古陶瓷博物馆是一个网络展示的平台,他还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将这些藏品完整的保护和传承下去,让世人能够近距离地一睹数千年华夏历史所沉淀的真容。

一直低调收藏的迟岩先生也坦言,过去信息技术还不发达,自己的藏品又没有地方展出,所以他低调了二十几年。近些年,他越发觉得互联网传播便利、速度很快,所以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积累通过大器古陶瓷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一下。迟先生直言,在收藏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懂的很多的时候,其实懂得真的很少。他更希望,借助大器古陶瓷博物馆()能够多和大家交流、研究古陶瓷,希望能够看得更深、更远、更透。

面对如今收藏界的个别浮躁现象,迟岩先生认为,收藏有风险,收藏需谨慎,一旦收藏和金钱利益挂钩,其实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而且商业的味道过重,纯文化的收藏精神就容易消失。

到此,我们不得不提起收藏界的一句老话:识古不惑,迷古必穷。对于前半句话,迟先生非常赞同,数千年的历史中包含这无数的前人智慧,对于个人短暂的一生来说,是受用不尽的。而对于后半句,迟先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迷古,固然容易散财而导致贫穷,但迷古让人的内心富有,这种财富是谁也无法夺走的,而金钱没有了,还可以再赚。

所以迟先生建议后来的收藏者们,多关注藏品本身的文化“价值”,少关注商业“价格”,这样收藏才会带给人真正的快乐。

收藏难免遇到赝品,无师自通的迟先生在早年也曾“打眼”,所收到的赝品统统都被他彻底砸毁。他并没有参加过类似《鉴宝》的节目,偶有心爱之物,他也只给现年93岁的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泰斗耿宝昌老先生一人鉴定过。

三皇五帝到如今,民间的古陶瓷何止千万,迟先生觉得自己这20000多件藏品其实也只是沧海一粟。到今天,他自觉不会再向以往那样大量的收藏了,以后除有精品外,他打算将重心放在对古陶瓷的研究和传播上。为后人充分了解华夏历史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让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民族自信心和对这片古老土地的归属感。

54件国家三级文物“进驻”桂林博物馆


核心提示:昨天,市文物工作队将54件国家三级文物移交给桂林博物馆。这批文物中,有的经抢救性挖掘重见天日,有的是文物工作队在日常执法中缴获的。“进驻”桂林博物馆后,它们将得到妥善的保管并有望与广大市民见面。

昨天,市文物工作队将54件国家三级文物移交给桂林博物馆。这批文物中,有的经抢救性挖掘重见天日,有的是文物工作队在日常执法中缴获的。“进驻”桂林博物馆后,它们将得到妥善的保管并有望与广大市民见面。

本次移交的文物,跨越了唐、宋、明、清、民国等不同朝代和时期。从材质上看,既有陶瓷品,也包括镂空雕花靠背椅等木质家具,还有发钗、铜镜等金属物件。这些用途不同的文物,如实地反映了各个时代人们的起居、装饰家居等生活侧面,弥足珍贵。

记者从桂林博物馆了解到,自1982年以来,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就开始向该馆移交文物。其中,包括唐代开元寺舍利塔遗址出土的铜函、微笑堂工地出土的宋代影青釉小碗、明代靖江王宗室墓出土的“明万历年造”款青花云龙纹大梅瓶等重要文物。

博物馆馆藏也有假?


长沙窑大执壶

长沙窑青釉褐彩鸟形注壶

长沙窑大执壶一直是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镇馆“壶王”,杭州市政府更是曾奖励“壶王”捐赠者1500万元。但在央视专题片《壶王真相调查》中,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公开质疑“壶王”为赝品。学术界对于一件文物真伪持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但专家对经过其他专家鉴定的文物公开表示质疑的情况,非常罕见。该事首次让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博物馆出现赝品后患无穷:不仅会导致公众对博物馆权威的质疑,不再把博物馆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会将之视为逐利的帮手。高额奖金则成为刺激造假者铤而走险的“肥肉”,回报社会的捐赠也变成挑战捐赠者良知的“鸡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宋向光教授,他认为科学和真实才是博物馆的生命线。

●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展览中出现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和研究水平产生怀疑,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甚至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同时还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付给收藏者金钱,是不得已的方法。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同时,应健全制度、完善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

“壶王”事件回顾

2005年,安徽淮北收藏者丁仰振把自己收藏的长沙窑大执壶(“壶王”)、磁州窑白地黑花鼓等600余件文物捐赠给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这批文物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和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戢四位国内权威专家共同鉴定,而杭州市政府以奖励的方式给了丁仰振15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央视播出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静荣对“壶王”的公开质疑,称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仿品,理由大致是:一、他没有见到过类似的器物出土;二、不实用,且整个壶的设计比例有问题。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该执壶的釉面贴花图形的比例失调,与公认的长沙窑瓷器特征明显不符。而丁仰振称,捐赠文物并非出土,而是他从老百姓手上收过来的……

“壶王”遭质疑后,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邓禾颖回应称正在研究处理此事,但迟迟未见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

博物馆必须告知“真相”

广州日报:日前,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长沙窑大执壶遭质疑一事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这件事情让公益性的收藏、研究、展览机构——博物馆的权威和诚信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博物馆研究专家,您对这件事作何评价?

宋向光:媒体不久前对“长沙窑壶王”事件作了多篇报道,也对捐赠人和当时参与此项捐赠事宜的专家进行了采访,披露了大量具体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博物馆对这一质疑的答复。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博物馆,有责任把真实的事实告诉公众。当然,这一事件涉及的不仅是一件物件的年代和来历,也涉及博物馆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我认为,有关博物馆首先应将“壶王”的捐赠过程说清楚。从媒体报道看,博物馆是按照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接受社会捐赠物品的程序办事的,聘请了专家对捐赠物件进行鉴定,并填报了相关工作文书。当然,鉴定结果如何,从博物馆藏品管理来说,博物馆可以对鉴定结果保密。但从展览情况看,展品标签说明该物件为“长沙窑”,也反映出鉴定结果如何了。

博物馆是否只能接受社会捐赠的“真”文物,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其实,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机构的这一认识,与博物馆作为“积聚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本质有很大的偏差。博物馆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重要机构,博物馆收藏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发展的所有东西,人的发展涉及生理和心智的发展,也涉及人的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博物馆收集和保存反映人的发展的各种物质证据。从这个角度说,“壶王”也是人工制品,是特定时代人的追求、技艺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如果它确实反映了特定领域的时代特征,博物馆可以收藏。但是,博物馆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对该物件的年代、地域、材质、工艺等有明确的认识,对与该物件有关的历史、艺术、科技、社会、文化等事宜有准确的了解。

最重要的,博物馆必须告诉人们“真相”,要将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人们。当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能会连篇累牍,很难在展览中、在展品说明中全部表述。但博物馆应该允许公众查阅博物馆藏品研究信息,如大英博物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余万件馆藏的基本信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与博物馆联系,获取那些非保密性的信息。

完善制度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从博物馆发展史上看,文物捐赠在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中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宋向光:捐赠是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的馆藏品都来自私人收藏。英国政府为购买汉斯·斯隆的私人收藏,发行了专项彩票,并支付给斯隆2万英镑。

捐赠确实丰富和充实了博物馆馆藏。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捐赠也让社会承担起保存和利用这些物件的责任,社会必须运用公共资源来保护这些物件,并运用公共资源来发挥它们的科学和教育作用。可以说,捐赠不仅关系到艺术品的延年益寿,也关系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对向公共博物馆捐赠物品也非常重视,既积极鼓励,也严格管理,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如美国利用税收进行调控,捐赠者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但也要防范一些人借此避税、逃税。

博物馆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捐赠行为,规避不良捐赠可能对博物馆造成的危害。博物馆要制定明确的藏品标准,不符合藏品标准的物件是不能接收的,即便是以捐赠的名义。在藏品征集入藏上,要制定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的工作文书。西方知名博物馆多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中有专人或专委会负责藏品征集入藏事务。力求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审核程序,降低误收“赝品”的几率。

广州日报: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事件中,捐赠人丁仰振接受了政府1500万元的奖金。很多人担心不菲的奖金会否刺激造假者将来铤而走险,以捐赠假文物的方式从博物馆骗取巨额奖金?

宋向光:在西方,向博物馆的捐赠基本是无偿的,博物馆不会给予资金或奖状之类的表彰。在一些西方国家,捐赠者可以依据博物馆签发的捐赠文件,依法获得税务上的减免优惠。有些收藏者也会出售藏品,但购买就是购买,不会打着“捐赠”的旗号。

必须承认,我国有许多地下文物被盗掘,并流入民间。一些收藏单位不得不以捐赠的名目征集一些说不清来源的民间文物,且付给收藏者一些金钱,这是不得已的方法。我以为随着制度的健全、博物馆藏品征集标准和程序的完备,以及博物馆研究人员专业水平的提升,骗术还是会被戳穿的。

广州日报:本来是出于回报社会的捐赠,今天却挑战着捐赠者的良知,考验着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智慧和眼力。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

宋向光:首先,我们要对博物馆以及藏品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博物馆不是“文物宝窟”,不是炫耀文物珍宝的场所。博物馆是研究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机构,科学和真实是博物馆的生命线。任何尊重博物馆的人,首先要尊重博物馆的科学和真实。

其次,民间收藏人士和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努力增进自身的学识。从向博物馆捐赠来说,不仅要对捐赠品的时代、出处、流传过程有清楚的认识,更要对该物件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有准确的理解。再次,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是有力的保障措施。有明确的博物馆藏品标准,有学有专长的专家,有完善的申报审批制度,有严格的监督体制,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博物馆可以将“走眼”控制在最小限度。

赝品粉碎了公共博物馆

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

广州日报:当下博物馆“打眼”的事情已不稀奇,我就曾在几个大型博物馆展览中见过标有“某某捐赠”的赝品。请谈谈赝品对博物馆业务和社会作用的影响。

宋向光:“赝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赝品”就是假冒之物,是欺骗之物,模仿特定器物或器类的特征,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就是其所模仿的物品。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历代制作的“赝品”层出不穷。又由于中国传统上有将前代之制视为楷模的习惯,仿得越像,好像就离楷模越接近。

近年来,出于对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做起仿制古器的营生,以满足人们收藏古物的欲求。一些或高仿、或臆造的物件也流入了博物馆,甚至堂而皇之的摆进了博物馆展厅。很可笑的是,这些物件常常自隐出身,不敢或不愿标明捐赠者姓名,而只是以“传世品”或“捐赠”名目示人。在西方博物馆中,捐赠品是要明确标明捐赠者姓名的,这样做一来是表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二来也是一种监督吧。

“赝品”,特别是在博物馆展览中出现的赝品,会导致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质疑,进而对博物馆研究水平产生怀疑,对博物馆中的各项展览都可能打一个问好,甚至不把博物馆再作为学习的场所,而视之为逐利的帮手。公共博物馆数百年“科学”、“理性”的形象,被几件“赝品”打得粉碎,被几个铜臭熏心的人士抹黑。

“赝品”也会对观者造成极大伤害。许多热爱收藏的民间人士都将博物馆当成最真实的学习场所,他们将博物馆藏品视为标准器。如果把“赝品”当做标杆,其后果可想而知。往严重里说,这将会对中国的民间收藏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博物馆从业人员要坚守职业伦理,藏品鉴定要有科学态度、精神和方法。个人经验是重要的,但团队合作也不应轻视;“一锤定音”与“众人拾柴”是相辅相成的。博物馆业务管理部门要尊重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不要过多介入藏品鉴定和研究等业务性事务。

胡佛青花瓷藏品现身唐山开滦博物馆


燕赵都市报冀东版记者闫漪

2月7日晚,央视一套寻宝春节特别节目《传家宝》栏目播出了,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美籍华人李永明在节目现场将一件康熙年间的青花冰梅纹将军罐无偿捐献给开滦博物馆。此青花冰梅纹将军罐为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当年从中国带到美国收藏的文物。此藏品因其与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以及开滦百年矿业发展史的特殊历史渊源而倍受瞩目。捐赠人李永明希望该胡佛藏品能长期在开滦博物馆展出。记者了解到,这件青花冰梅纹将军罐在1月3日已经正式落户开滦博物馆内,并在博物馆三层模拟的胡佛在开滦工作时的办公室内展出。这件胡佛的藏品也因此再次回到了胡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地方。

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在中国时爱上了青花瓷,此后一生坚持收藏中国明清瓷器,并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胡佛夫妇在中国共生活了将近3年,他们把家安置在天津,天津的古玩市场十分兴旺。大概就是从天津开始,胡佛夫妇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兴趣,尤其是迷上了中国古代的青花瓷器。胡佛夫妇一生在不同时期,收藏过几百件中国的青花瓷,其中不乏明代和康熙时期的青花瓷精品。从天津开始,胡佛夫妇收藏青花瓷的热情从来没有间断过,即使在做了总统和从“大位”退下来后,胡佛仍然没有中断同古董商人和收藏家的联系。

据介绍,胡佛夫妇一生所收藏的中国青花瓷最后有三个归宿。大部分捐给设在爱荷华州的胡佛总统图书馆及博物馆,以及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公众现在还可以在这几个地方参观胡佛总统留下的精美中国青花瓷;还有一部分留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儿子去世后由孙辈继承,其中也有些捐献给不同机构;仅有一小部分,流入民间私人收藏。

2012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寻宝》栏目播出了李永明收藏的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当年从中国带回美国的一件青花瓷。而在节目现场,李永明曾说“这件东西有适当机会,准备做公益。”

“胡佛在开滦工作过,对胡佛的研究,一直是我们开滦博物馆的重要课题,是深度挖掘开滦文化历史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的一期节目引起了开滦集团以及集团领导的关注,希望能将此藏品收录到开滦博物馆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志民说,此后,刘志民辗转与李永明取得联系,并表达开滦博物馆收藏胡佛当年藏品的愿望。

2013年6月份,李永明回复开滦,其在加州拍卖行新拍得一件胡佛的青花瓷收藏品,并有相关证明,准备将此件捐给博物馆。“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很兴奋。2013年7月份,李先生到沈阳中医大学讲学,我们特别赶到沈阳与李先生见面,并将此事定了下来。”刘志民说,目前在开滦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青花冰梅纹将军罐就是2013年李永明在加州拍卖行拍得的藏品,有详细记录,并已证明是当年胡佛从中国带到美国的藏品。

“中国的青花瓷在经历了110多年辗转再次回到中国。经过鉴宝栏目专家鉴定,该青花瓷为典型康熙年间的青花瓷,也符合胡佛夫妇的收藏习惯。”刘志民说。

在加深认识和邮件往来中,李永明了解到,其岳父叫王子文,曾是解放后,滦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因为有这样的情节,更坚定了李永明的捐赠意愿。

“这属于文物,建立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寻找有关胡佛的文物,一直未找到。这次的缘分让我们有机会得到这么一件文物,可以说是价值非凡的宝物,可以作为镇馆之宝。对于挖掘开滦历史、人物和背后故事都有重要意义。胡佛是重量级人物,在开滦博物馆黑色长河展览中,专门复原有胡佛当年在开滦工作的办公室,但陈设的物品都是复制品,以及购买的老物件,相当于道具,李永明先生捐赠的这件珍品将对于展陈增添色彩。”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志民说,这个青花瓷是真正与胡佛有关的唯一一件藏品。

上海博物馆扫描:陶瓷收藏重寻根


近10年来,上海博物馆(简称上博)举办了数十个展览,形成“中西交往,南北交融”的文化风格。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上博先后在欧、美及日、韩、俄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举行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在海内外搭建起一座座精美华丽的展示平台,体现“千年遗珍的检阅,百代艺苑的览读”的时代创意,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深远宏阔的民族历史。

上博的陶瓷器收藏以源远流长、体系完备、名品迭出著称于世。从大约9000年前的陶片、新石器时代黄河及长江流域各重要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灰陶、黑陶,到商周时期的白陶、印纹硬陶、汉代的铅釉陶、唐三彩直至明清时代的紫砂器;从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东汉两晋的早期青瓷到唐代“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和“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再到宋代精彩纷呈的“哥、官、汝、定、钧”五大名窑,尤其是元明清以后景德镇官窑争奇斗艳的各种白釉、青釉、红釉、蓝釉、黄釉等颜色釉瓷器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彩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名品。

在收藏家或古董商眼里,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就如同发现一片星空。其实真正的星空是人才。上博当年拥有顶尖的一流学者、专家、鉴赏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在陶瓷、书画界,文博专家汪庆正是一位具有高深眼力的鉴赏奇才,他不满足稀世珍品的鉴定,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是地道的“窑址迷”。20多年前,他与同事范冬青、周丽丽等在连绵数十里汝窑遗址上寻觅,搞清楚汝窑来历,再延伸相关调查,2002年终于在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城内张公巷发现新的汝窑遗址――北宋官窑。

这是上博“文化问根”的一例。据悉,上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科学发掘。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意义不凡。最近上海市文管委和上博正在考虑“长江文明”命题,将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文物,探索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关联,上博正在落实这项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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