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钧瓷器。
我常常在想，“中国”的英文名称为什么不选择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或者活字印刷？
可以肯定的是，当翻译家们决定用China来指代中国的时候，瓷器的名声已经超越“四大发明”而响遍全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至少从元朝开始，一批批精美的瓷器就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从中原出发,过玉门,经中亚，至西欧，在西方引起轰动。在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眼里,瓷器代表一个神秘的文明古国,象征着古老的东方文化，瓷器就是中国。
从元朝至今，近千年的光阴滚滚而逝。
一
在记者节来临前夕，我们来到被誉为“中国钧瓷之都”的神垕镇。这里是钧瓷的故乡，也是河南最大的陶瓷产地和集散地。
来到这里，仿佛进入了“瓷世界”。
大大小小的街道两旁满是瓷器门店，摆放着成千上万件瓷器供你挑选。巧夺天工、古香古色的钧瓷，洁白无瑕、美不胜收的高白细瓷，形态各异、工艺精良的绿化瓷……
从门店走进企业，我在一家炻瓷生产企业观看了炻瓷的生产过程：
一堆黄泥土，要“破茧成蝶”，形成外观美丽、质地优良的瓷器，需要经过搅拌、沉淀、挤压、制胚、烘干、打边、磨平、上水、打章、隔格、手绘、上釉等20多道细致的工序，最后还要在1200多摄氏度的高温炉里烘烤10多个小时。
炻瓷，因为具有很高的强度和良好的热稳定性，无铅、无毒，适合现代化机械洗涤，并能顺利通过从冰箱到烤炉的温度急变，在国际市场上销量很大。目前，神垕炻瓷年产量达3.6亿件，出口创汇3600万美元。
神垕镇有380家多陶瓷企业，已形成六大瓷系、上千个品种，产品远销美国、东南亚、欧洲、日本、非洲等地。在全省正式对外出口炻瓷的41家企业中，有33家在神垕。
二
瓷器给神垕带来了什么？
在孔家钧窑的炻瓷生产项目车间，19岁的赵颖颖一边工作一边与记者交谈。她是一名普通的女工，月工资在600元左右，够自己花销。她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带着金黄色的耳环。三年前她初中毕业，曾零星地打过短工，一年前来这里工作。如果不是在瓷厂上班，她最大的可能是外出打工，但她说：“那样未必就好，我在这儿干觉得挺不错。”
作为一项劳动密集型行业，神垕镇的陶瓷行业为当地及周边乡镇提供了两万多个就业岗位，成为富民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带动了运输、包装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里，我遇到了深圳一家公司的河南代表赵超。由于神垕瓷器的名气，他干脆把办公室从郑州搬到这里，成为公司常驻神垕的“特别大使”。像赵超一样，在神垕镇，“驻扎”着近百名各个贸易公司的代表，在这里，你能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方言。
三
中国是瓷器的发祥地，可我们却不得不面临这个尴尬的事实：我国的日用陶瓷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七成，但陶瓷贸易额和单件产品创汇却很低，单件创汇率仅相当于英同、日本的1／7，法国的1／3。有人这样形容：外国瓷器销售的是质量与档次，中国只是卖资源！
在神垕镇，每年有3亿多件印着“MADEINCHINA”字样的炻瓷销往国外，然而，由于目前炻瓷生产还处在初级阶段，器皿设计、经营权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我们只能赚取较低的加工费用，而国外的公司则从中赚取了5倍乃至10倍的利润。陶瓷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产品出厂价格一降再降，高层次的国际贸易、管理人才欠缺也成为突出问题。
神垕啊，你将怎样去面对未来？
可喜的是，神垕人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发展意识和危机感，并在用实际行动破解这些存在的难题。
神垕镇党委、政府以建设“世界陶瓷名镇”为目标，提出了“名瓷带动，以瓷兴镇”的发展战略，制定出陶瓷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建好工业园区，打造陶瓷产业发展平台。各个生产企业将目光放在科学管理和市场观念的更新上,并主动走出去开阔视野。
孔家钧窑董事长孔相卿意味深长地说：“瓷器不仅是属于神垕的，更是属于中国的。神垕的钧瓷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有志气，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在国际陶瓷市场上取得应有的地位。”
对于神垕人来说,昔日的辉煌已属于过去,未来才是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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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钧瓷之都的华丽转身
2007年11月，世界再次聚焦禹州。
11月18日，中国禹州第四届钧瓷文化节将盛装开幕，全国九大瓷区的主要负责人、代表企业和艺术家将聚集禹州，国内30多个省市、国内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陶瓷艺术爱好者都将来到禹州。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征服世人的同时，也将国内外的目光吸引到了禹州——这座被称为钧瓷之都、中国陶瓷文化之乡的城市。
禹州，这座充满人文魅力和经济活力的城市，这座奋力崛起、自强不息的城市，这座集能源、中药材、陶瓷、旅游于一体的城市，将再次绽放其绝代风华。
禹州文化底蕴深厚，夏禹文化、钧瓷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代代传承、绵延至今。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禹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又以建设者的姿态提出了“谋求大发展、实施大开放、建设大禹州”的宏伟目标。
禹州，曾经有“煤海”、“药都”、“瓷都”之称，曾经是一座资源性的城市，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而漫长的嬗变之后，如今，已经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走出了一条和谐发展、变革创新的大禹州之路。
钧瓷的前世今生
钧瓷，是禹州人骄傲，更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到禹州，不能不去神垕镇。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而禹州则是中国瓷器的重要发祥地，是著名的“中国陶瓷文化之乡”。而神垕镇，更是钧瓷的发源地。
行走在神垕镇古朴斑驳的老街上，每一棵树和石头似乎都刻满了岁月的痕迹，随处可见的钧瓷碎片更让人感觉艺术品的脆弱和珍贵。高耸的烟囱似乎静静地诉说着钧瓷的一世繁荣和千年回忆，恍然有穿越时空之感。
而钧瓷的前世今生更让人感慨万千，一部钧瓷发展史，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民族的兴衰史。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的名窑奇珍，为宋、元、明、清四朝宝瓷，现为中国五大名瓷之一。每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之时，钧瓷艺术就大放光彩；每当战乱频发、连年灾难之时，钧瓷艺术便一再受挫。”禹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运玺一语中的。
北宋徽宗时期，钧瓷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徽宗下令设立了专门为皇宫烧制珍品的“官窑”，并把钧瓷列入皇室的“御用珍品”，规定民间不得使用。而位于禹州市城北的宋官窑遗址，正是当年为皇室烧制珍品的地方。
钧瓷以其贵、神、奇、妙四大特点堪称瓷中极品，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瓷”之首，湖光山色、云霞雾霭、花鸟虫鱼等变化无穷的图形色彩更让钧瓷韵味无穷，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宋朝“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钧窑播火全国。元末明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十余家。民国年间，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举步维艰。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
1955年，钧瓷又在它的故乡——禹州市神垕镇得到恢复。目前，钧瓷产品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技术，突破了“钧不过尺”等界限，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国际奥委会、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电视台、外交部等先后收藏钧瓷作品，钧瓷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亚、欧、美、澳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几年，还先后在日本，香港举办了展览会，引起极大轰动。1997年香港回归，钧瓷作品——1.997米高的“豫象送宝”作为河南人民的礼品送往香港。1999年3月，11件钧瓷珍品被选为高官出访欧亚六国的礼品。1999年4月8日，国家邮政局在禹州市举办了“中国陶瓷——钧窑瓷器特种邮票首发式”，千年钧瓷被选入国家名片中。
禹州，一个自强不息、正在崛起的城市，用它自己独特的方式，用最传统也最珍贵的艺术品——钧瓷，让世界了解自己。
钧瓷文化 魅力绽放
在禹州，与王运玺一样，很多人一提起钧瓷就如数家珍。禹州市委、市政府甚至要求各级干部要学习研究钧瓷文化，营造弘扬传播钧瓷文化的浓厚氛围。
一股自上而下的热爱钧瓷的情感转化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有一次我坐火车时，同车上的一个小伙子聊天，我跟他说起禹州时，他并不了解，但我跟他一说钧瓷，他马上说知道知道。临走时，我送了他一件随身带的钧瓷，我想让他和更多的人了解钧瓷，了解禹州。”禹州市陶瓷局局长吴松木的亲身经历，代表了很多禹州人的心情。
成立于2002年的陶瓷局是一个特殊的行政管理部门，禹州当地笑称陶瓷局为“天下第一局”。在地方政府部门里，禹州是最早设立陶瓷行业行政管理机构的县市，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禹州发展壮大钧陶瓷产业、让世界了解禹州的迫切愿望。
2007年4月底，禹州市在总结近几年钧瓷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成立了钧瓷发展委员会，其做法得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的认可，并专门作出了“钧瓷作为国宝级传统产业，大有发展的必要，只有发展，才能生存，而要发展一定要有新的思路，要与市场和群众的需求相适应”的批示。
从最初的钧瓷文化周到如今的第四届钧瓷文化节，钧瓷所承载的已不仅仅是钧瓷艺术的光大和复兴。
禹州和钧瓷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王运玺时时不忘宣传钧瓷：“禹州以钧瓷为名片，不断弘扬钧瓷传统文化，打造钧瓷文化品牌。目前，全市共有钧瓷生产企业56家，年产钧瓷200万件，涌现出国家级艺术大师3人，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和陶瓷艺术大师72人，形成了孔家钧瓷、禹州市钧瓷研究所、荣昌钧瓷、星航钧瓷、苗家钧瓷、王府钧瓷、建军钧瓷七大名窑，全国各大城市的钧瓷销售门店达100多家。”
为了擦亮名片，禹州市大力实施钧瓷“精品工程”，相继成功申报了钧瓷原产地保护，制定了《河南省钧瓷质量地方标准》，出台了《河南省钧瓷艺术标准》，成立了禹州市陶瓷工业管理局和河南省钧瓷产品评定委员会，并连续举办了中国钧瓷文化宣传周、中国钧窑学术研讨会等大型活动，成功申报了“中国陶瓷文化之乡”，进一步向世人展示了钧瓷文化的魅力。
2003年，禹州市神垕镇等地被国家批准为钧瓷原产地。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陶瓷窑遗址类禹州独占一半，禹州钧官窑遗址博物馆在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同时，也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另一方面，艺术大师在钧瓷艺术上也不断推陈出新。禹州市的艺术家和企业家们将钧陶瓷艺术不断发扬光大，让钧陶瓷艺术成为所有禹州人和中国人共同的骄傲。
在禹州市宽阔的街道上，巨幅的钧瓷广告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艺术珍品到钧瓷知名品牌，禹州的钧瓷艺术家们已经走出了作坊和工作室，在市场化的道路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近年来，钧瓷经常作为国礼赠送国际友人和各国元首，世界各地收藏大家也将其作为珍品竞相收藏。荣昌钧瓷坊所创造的祥瑞瓶、乾坤瓶、华夏瓶，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分别被指定为唯一国礼赠送给各国政要。2006、2007年，孔家钧瓷创造的钧瓷又作为唯一国礼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赠送给各国领导人，钧瓷盛名更是蜚声海内外。
“钧瓷是禹州市的一张名片。禹州市目前有700多家陶瓷企业，年产值在500万以上的有49家，整个年产值达到了40多亿元。钧瓷艺术也带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每年慕名到禹州市旅游的都有50万～60万人次，带动旅游相关产业的产值8000万元左右。”禹州市委副书记李英杰在心中早算好了这笔账。
中国陶瓷称为China的由来
中国的陶瓷在国外被称为“China”，这个名字享誉全世界，人人皆知。陶瓷是从中国出来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尤其是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扬名天下。中国是陶瓷的故乡，素有“瓷器之国”之称。景德镇是我国陶瓷主要产地之一，制瓷历史悠久，闻名中外，享有瓷都之誉。郭沫若1965年在一首诗中写道：“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可见我国的陶瓷产业历史悠久，驰名中外。那么“China”为什么会称为陶瓷的称呼呢？这样说来话就长了。
陶瓷，被外国人认为是中国的代表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更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技术特点。英文中的“china”既有中国的意思，又有陶瓷的意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就是“陶瓷的故乡”。
早在东汉时期，古人就在昌南（现在的景德镇）建造窑坊，烧制陶瓷。到了唐朝，由于昌南土质好，先人们又吸收了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的优点创制出一种青白瓷。青白瓷晶莹滋润，有假玉器的美称，因而远近闻名，并大量出口欧洲。
十八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制造瓷器，因此中国特别是昌南镇的精美瓷器很受欢迎。在欧洲，昌南镇瓷器是十分受人珍爱的贵重物品，人们以能获得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就这样欧洲人就以“昌南”作为瓷器（China）和生产瓷器的“中国”（China）的代称，久而久之，欧洲人就把昌南的本意忘却了，只记得它是“瓷器”，即“中国”了。
西方瓷器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明朝的时候，大批的中国瓷器产品就开始输往西方世界。波斯人称中国的瓷器为chini，欧洲商人在波斯购买中国瓷器也同时把一词带回了西方。后来，他们又把chini改为china，并且把生产china的中国也一并称为China。欧美人谈到China的时候，往往联想到China(中国)是china(瓷器)之乡。
总而言之，中国的陶瓷闻名世界，陶瓷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陶瓷的流通也是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陶瓷，永远记住“China”这个名字。
中国的瓷器为什么叫china
讯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瓷器叫china，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瓷器叫china呢？今天由瓷库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原因。
说china最初是昌南地名译音，我觉得很新鲜。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在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起)改名景德镇。此时所制瓷器已负盛名，特供御用。按照“景德镇最为流行的说法”推论，其后本镇瓷器外销朝鲜、日本、越南，又其后经阿拉伯远销到欧洲，皆以产地昌南作为商品名称。昌南两音，口碑远播，写成法文便是chine，写成英文便是china。china又回译成汉文瓷器。瓷器名声响遍全球，欧洲人就把中国也叫作瓷器，而大写其字头，成了China。这个推论亦能自圆其说。
然有极大障碍，景德镇人难以克服。就是至今无人能够否认英文China起源于印度古梵文“支那”。这个支那又作脂那、至那，三千年前就出现了。想想三千年前是什么意思吧。那就是说，什么昌南，什么瓷器，还得在娘胎里静待两千多年，方能一朝分娩出世。资格太嫩了，昌南瓷器争什么。三千年前，不但焚书坑儒的秦朝，就连春秋五霸的秦国，都还不存在，China怎么能是秦的译音呢？论资格，支那之名比周朝还要老，怎轮得上替暴秦争面子呢？
请容详说支那由来。唐代义净法师《南海寄归内法传》云：“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他显然不同意China与昌南瓷器或与秦朝挂钩。隋代慧苑法师《华严经音义》云：“支那，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他则直探古梵文“支那”的原义。两位僧人生在隋唐，那时昌南尚名新平，所制瓷器亦未颖出。
二十世纪之初，China一词起源问题，学界曾经讨论，众说纷纭，未定一是。文僧苏曼殊(1884-1918)通英、法、日、梵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认为China起源于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用来指我华夏。他研读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发现支那一词最早见于这两部著作，其原义为“智巧”。他认为，这是三千四百年前印度婆罗多王朝时彼邦人士对黄河流域商朝所治国度的美称。“智巧”与慧苑所说之“思维”内涵略有不同，想系词义因时代而演变所致。
外邦对我华夏称呼，最早曰支那Cina，其后曰拓跋Tabac，最后曰契丹Kitai。今之China即支那，先是国名。明代中期葡萄牙人贩瓷器到欧洲，称其商品名曰Chinaware，若汉译应该是“支那瓦”。陶瓷产品，古称瓦器。此处ware应是瓦之译音。支那瓦者，中国瓷也。China放在ware之前，可知China国名，初无瓷器一义。后来省掉ware，简称为China，才小写其字头，获得瓷器之义。这已经是晚近的事了。
景德镇人不必失望。你们不是还有浮梁县的高岭村吗？没人替它争取，它却进入洋文。在英文里，Kaolin义为瓷土。景德镇瓷器最初用高岭村出产的粳米白泥作原料，称高岭土。Kaolin乃高岭之译音也。后来欧洲人制瓷器，凡是瓷土，不管哪里产的，皆以高岭称之。贵村之名于焉“走向世界”，不亦壮哉。
为什么中国被称为CHINA?
中国的瓷器以历史悠久、造型优美、质地精良、装饰俏丽新颖而享誉海内外。瓷器与中国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以至英文CHINA一词，就有“中国”和“瓷器”的双重意义。
在我们进一步了解英文“CHINA”一词的双重涵义之前，先来简略叙述一下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瓷器的产生和发展
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CHINA与中国
进入十七世纪，西欧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收藏中国瓷器之风。现藏德国卡赛尔（Keisel）郎德博物馆的一件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有年代标识的明代瓷器，几百年来一直是黑森家族的传家宝。葡萄牙开辟新航路之后，瓷器也成欧洲社会最珍贵的礼物。瓦斯伽·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以瓷器博取葡王曼纽埃尔一世的欢心。现存里斯本科特斯陈列馆（JoseCortes）中印有曼纽埃尔一世（1469－1521）纹章的青花执壶，是中国最早为西欧特殊订货制造的外外销瓷。正德、嘉靖年间，这类订货大多经葡萄牙贩往欧洲。1604年荷兰人洗劫了装载瓷器返回欧洲的葡萄牙大帆船圣·卡特林号（SantaCaterina），将这批中国瓷器取名Kraaksporeleint,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购买，于是中国陶瓷的影响在欧洲不胫而走。
发端于十七世纪末，延续至十八世纪末叶的欧洲罗科科(Rococo)艺术风格，以生动、优美、轻倩、自然为特色，其倡导的艺术作风与中国艺术风格中的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殊途同归。罗科科风格盛行于法国，法国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尤为偏爱。那时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潢仿效的中心，所以具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流传整个欧洲社会。
瓷器初入欧洲，法国人用当时社会流行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的男主人公赛拉同（Celadon）来称呼青瓷。法王路易十四命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有专室收藏中国陶瓷；而十七世纪的英国人直接用“中国货”（Chinaware）指称来自中国的瓷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醉心华瓷，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以陈列各式瓷器。于是英国社会以华瓷装饰和日用的风气便流行起来，瓷器渐成客厅和内室必不可少的陈设。
China一词也随着中国瓷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瓷器的代名词，使得“中国”与“瓷器”成为密不可分的双关语。
另据《英汉词海TheEnglish-ChineseWord-OceanDictionary》（王同亿主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China词条介绍，China做为瓷器的涵义，是源于波斯语chini（中国的或中国人），由于受到China表示中国这种表示法的影响，产生了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
至于这种变化最终在何时最后确定下来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基于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陶瓷传播之路，使得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物品被世界人民所喜爱，将中国与瓷器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
把醴陵打造成为世界著名的“陶瓷之都”
一度衰落的醴陵陶瓷产业，近年因民间资本进入，一扫沉闷的景象活力勃发。去年419家陶瓷企业，共完成产值52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5％；缴税1．46亿元，几占全市财政收入3成。陶瓷已成为该市最大的支柱产业。今天，郑茂清副省长在考察醴陵陶瓷产业时，勉励该市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品质，把醴陵打造成我国甚至世界著名的“陶瓷之都”。
醴陵拥有数百年陶瓷生产历史，素有“瓷城”美誉。因产品老化、企业机制僵化，该市陶瓷产业一度陷入困境。近些年，该市加大了国有、集体陶瓷企业产权改革的力度，同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一产业。短短几年，醴陵陶瓷再现异彩，产品由单一的高温日用瓷，发展到如今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建筑瓷、特种工程瓷5大类4000多个品种，特别是日用炻瓷的勃兴，使醴陵陶瓷大步走出国门，盈利能力大增。
在参观东阳电瓷、天博瓷业、华联瓷业、陶润实业等醴陵陶瓷业的领军企业后，郑茂清对该市陶瓷产业集中度与外向度高、创新与盈利能力强等优势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醴陵陶瓷不能满足于现状，要继续做大做强。为此，郑茂清建议在改善企业组织结构上进行探索可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企业间进行各专业分工合作，既可避免重复建设，又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业企业也可在行业协会组织下，或实现产品错位生产，或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郑茂清指出，纳米新材料的应用为陶瓷产业提升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醴陵陶瓷企业要赶快行动起来，加快新材料在陶瓷生产中的应用，抓住机遇，再上新台阶。
萍乡湘东获颁“中国工业陶瓷之都”
新年伊始，一个喜人的消息从萍乡湘东传来。本报记者从萍乡陶瓷产业基地管委会获悉，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已通知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政府，同意授予湘东“中国工业陶瓷之都”的称号。通过不断调整经营思路和策略，近年来湘东陶瓷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湘东的化工陶瓷曾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该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陶瓷为主导产业，按照打造“规模型、科技型、生态型、外向型”基地的方向，全力推进萍乡陶瓷产业基地建设，使之成为世界塔填料基地、投资洼地和科技高地。经过两年多的发展，陶瓷产业聚集效益明显增强。笔者走进萍乡市陶瓷产业基地，只见新投产的江西正大陶瓷有限公司厂房内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返乡工人们正井然有序地接板、包装、装车……操作十分熟练。到目前为止，投入资金4.5亿元的萍乡市陶瓷产业基地一期工程水、电、路、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已全部到位，引进企业44家，有14家已经正式投产，10家正在兴建，这批企业全部投产达标后可实现销售收入100亿元、利税15亿元。已经投产企业由于注重产品研发，产品科技含量高，许多工厂不但没有受金融危机影响，而且产品十分畅销。据悉，黄冠集团生产的高铝球甚至远销到德、美、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基地二期13.5平方公里已开工建设，工业南大道全部贯通。基地的教学实验中心、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人才培训中心建设进展顺利。陶瓷产业基地铁路专用线建设也被列为江西省政府今年的重点项目。
泉州德化成为‘世界陶瓷之都’称号城市
“今天，德化通过了‘世界陶瓷之都’的考评，大家应该感到珍贵，因为这是世界第一个拿到‘世界陶瓷之都’称号的城市。”5月30日，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国际专家组全票通过，授予德化县“世界陶瓷之都”称号。
5月29—30日，德化县迎来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国际专家组对“世界陶瓷之都”的复评。该专家团队包括世界手工艺理事会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北美地区的负责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派代表以及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等。
专家组首先听取了县长欧阳秋虹作的题为《世界陶瓷手工艺的璀璨明珠——德化》的工作情况汇报，再实地走访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德化陶瓷博物馆、凤凰陶瓷陶瓷研究所、尚思小学陶瓷实践课堂、顺美陶瓷文化生活馆、中国白艺术馆、宏益陶瓷研究所、多宝堂、屈斗宫古窑址、洞上陶艺村、蕴玉瓷庄、协发光洋陶器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德化陶瓷文化发展、陶瓷生产流程、陶瓷技艺传承、产业规模和人才培养等情况。
考评组对德化丰富多彩的陶瓷产品，历史悠久的陶瓷文化，雄厚的产业基础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德化工艺大师的作品让传统的技艺得以继承和创新，现代日用陶瓷发展的风生水起带动了就业，创造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形成了良好的陶瓷发展现状，完全满足“世界陶瓷之都”的所有条件。
专家们纷纷表示，德化获称“世界陶瓷之都”当之无愧。世界手工艺理事会亚太地区主席加达·易加薇表示，德化县政府对陶瓷产业十分重视和支持，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努力，尤其是陶瓷的技艺传承从小学生抓起，这让她很感动，同时德化对历史遗迹、文化方面的保护工作也做得很好，值得很多国家学习。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凯文·穆瑞说，“希望德化精彩的故事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执行主席、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山则这样表达专家们的感受：“这两天，可以说是‘美瓷与咖啡，让我心儿醉’，对每一个专家来说，都可以用三个成语来形容。一是‘梦寐以求’，这里是每一个人梦中都想来的地方，二是‘流连忘返’，这里让大家来了就不想离开，三是‘回味无穷’，专家们回去后，都还会时刻想起这里的情况，成为文化使者，将德化陶瓷宣传出去，让德化瓷到世界各地发扬光大。”
近年来，德化先后荣膺“中国瓷都”、“中国陶瓷之乡”、“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版权保护先进单位”等殊荣，“德化瓷烧制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德化白瓷”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如今，德化拥有陶瓷企业1400多家，10万多名从业人员，80%的产品销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中国首个出口陶瓷质量安全示范区。2014年实现陶瓷产值177.15亿元，是中国百佳产业集群，陶瓷业成为支撑德化发展的民生产业。
“德化获评‘世界陶瓷之都’，是起点，绝不是终点。”德化县委书记吴深生表示，德化一定珍惜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世界陶瓷之都”殊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后，德化将继续以“振兴工艺美术，传承手工技艺”为使命，围绕“争当世界陶瓷产业的领导者”目标，与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全球的视野打造发展平台、发展陶瓷产业、深化交流合作，推动德化陶瓷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让千年瓷都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外国人为何称中国为CHINA
中国的瓷器以历史悠久、造型优美、质地精良、装饰俏丽新颖而享誉海内外。瓷器与中国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以至英文CHINA一词，就有“中国”和“瓷器”的双重意义。
在我们进一步了解英文“CHINA”一词的双重涵义之前，先来简略叙述一下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瓷器的产生和发展
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CHINA与中国
进入十七世纪，西欧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收藏中国瓷器之风。现藏德国卡赛尔（Keisel）郎德博物馆的一件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有年代标识的明代瓷器，几百年来一直是黑森家族的传家宝。葡萄牙开辟新航路之后，瓷器也成欧洲社会最珍贵的礼物。瓦斯伽·达·伽马、阿尔曼达都曾以瓷器博取葡王曼纽埃尔一世的欢心。现存里斯本科特斯陈列馆（Jose Cortes）中印有曼纽埃尔一世（1469－1521）纹章的青花执壶，是中国最早为西欧特殊订货制造的外外销瓷。正德、嘉靖年间，这类订货大多经葡萄牙贩往欧洲。1604年荷兰人洗劫了装载瓷器返回欧洲的葡萄牙大帆船圣·卡特林号（SantaCaterina），将这批中国瓷器取名Kraaksporeleint,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购买，于是中国陶瓷的影响在欧洲不胫而走。
发端于十七世纪末，延续至十八世纪末叶的欧洲罗科科(Rococo)艺术风格，以生动、优美、轻倩、自然为特色，其倡导的艺术作风与中国艺术风格中的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殊途同归。罗科科风格盛行于法国，法国人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尤为偏爱。那时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潢仿效的中心，所以具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流传整个欧洲社会。
瓷器初入欧洲，法国人用当时社会流行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的男主人公赛拉同（Celadon）来称呼青瓷。法王路易十四命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有专室收藏中国陶瓷；而十七世纪的英国人直接用“中国货”（Chinaware）指称来自中国的瓷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醉心华瓷，在宫内专门设置许多玻璃橱以陈列各式瓷器。于是英国社会以华瓷装饰和日用的风气便流行起来，瓷器渐成客厅和内室必不可少的陈设。
China一词也随着中国瓷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转而成为瓷器的代名词，使得“中国”与“瓷器”成为密不可分的双关语。
另据《英汉词海 The English-Chinese Word-Ocean Dictionary》（王同亿 主编译，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China词条介绍，China做为瓷器的涵义，是源于波斯语chini（中国的或中国人），由于受到China表示中国这种表示法的影响，产生了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
至于这种变化最终在何时最后确定下来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基于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陶瓷传播之路，使得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物品被世界人民所喜爱，将中国与瓷器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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