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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力争年前统一市场气价

景德镇力争年前统一市场气价

景德镇古代瓷器 景德镇瓷器鉴别 景德镇瓷器怎样鉴别

2021-05-12

景德镇古代瓷器。

11月30日,本报刊发《千年瓷都遭遇“能源之痛”》一稿,对生产遭遇能源危机一事予以报道,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1日,景德镇市经贸委有关官员透露,根据该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指示,经贸委将组织瓷局、景德镇焦化煤气总厂、物价局等相关单位赴潮州、汕头、佛山等地就陶瓷工业用气价格展开调查,力争年前统一市场气价。

2日,记者获悉,由于陶瓷生产企业谁都不肯停产让气,造成煤气压力大幅下降,最终导致谁都无法正常用气,该市陶瓷生产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来自景德镇焦化煤气总厂的消息称,煤气供需已出现7000立方米/小时的缺口。为缓解供需矛盾,该厂以每停一条隧道窑月补偿10--12万元的代价与该市光明瓷厂、建国瓷厂、青花文具瓷厂等企业达成协议,拟将陶瓷企业的6条能耗高的隧道窑停烧,预计3至5天内将恢复正常供气。

另悉,景德镇焦化煤气总厂的《景德镇市城市煤气扩建和陶瓷窑炉节能改造项目》申请书已准备逐级上报国务院,以争取国家贴息贷款,扩大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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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镇当代艺术瓷价创纪录


.h1{FONT-WEIGHT:bold;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FONT-SIZE:22pt;MARGIN:17pt0cm16.5pt;LINE-HEIGHT:240%;TEXT-ALIGN:justify}.h2{FONT-WEIGHT:bold;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FONT-SIZE:16pt;MARGIN:13pt0cm;LINE-HEIGHT:173%;TEXT-ALIGN:justify}.h3{FONT-WEIGHT:bold;TEXT-JUSTIFY:inter-ideograph;FONT-SIZE:16pt;MARGIN:13pt0cm;LINE-HEIGHT:173%;TEXT-ALIGN:justify}日前,从江西景德镇传出一个令关注景德镇艺术瓷市场的人们振奋的喜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先生的一幅《三顾茅庐》瓷板画,被上海客商王先生以150万元高价购藏。据了解,这是迄今为止景德镇单件艺术瓷卖出的最高价,也是瓷都当代名人名作的市埸价新纪录。

《三顾茅庐》瓷板画是1500x400mm的横幅雪景图,上海客商王先生多次来景见过此作品,他非常倾心张大师的这件精品杰作,凭着他对的研究,对中国艺术陶瓷市场趋向的敏感,以及对瓷都名人名作收藏的爱好,日前斥巨资150万元收购了《三顾茅庐》瓷板画。这件艺术瓷精品,以创纪录的不凡身价为景德镇当代艺术瓷精品市场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580年前的景德镇御窑瓷碎片,“复原”一个陶瓷传奇


580年前,它们是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残次品,才出窑炉即被打碎深埋;今天,它们是古器物专家眼中的珍宝,讲述着皇家传世精品的过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的眼里,这个每天接待上千名参观者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是一个“迟到的展览”,为世人了解中国瓷器制造历史高峰期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虽说中国仍有大量明、清时期御窑瓷器被保存下来,但这些传世品还是无法反映当时御窑厂生产的真实情况。如果能将拼对、修复的上千件整器与传世品进行比对研究,将更有助于人们一窥明代御器厂烧造瓷器品种的全貌、探究明代宫廷用瓷生产的管理体系。”他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现场,人们看到160件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修复残品与137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家传世瓷器同台亮相,一目了然就可看出当年御窑瓷器挑选的标准。那些被打掉的次品,或者变了形,或者釉色、彩色发黑。据说出土的成化御窑瓷器中还有个别图案画错了,比如一条龙的一足画了6个爪。

已经第二次参观展览的吴先生是一个古玩店老板。他说:“这个对比展很有价值,不仅帮我提高了鉴赏瓷器的眼力,而且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些瓷器研究的关键问题,比如说,让我清楚知道了什么样的釉色、彩色才算纯正。这个展览以新颖的形式为人们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

1984年从学院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吕成龙认为,景德镇出土瓷器残片之所以很受业内关注,是因为它回答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代御器厂最早设立时间的疑问、解决了明代御窑瓷器款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量传世明代御窑瓷器形成相互印证,弥补了传世明代御窑瓷器中的欠缺。

因为瓷器易碎,再加上战争、改朝换代,自然灾害和日常使用损耗等原因,很多东西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吕成龙指出,如果不对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古人还烧造这些瓷器。这批残次品的发现对人们了解御窑厂的烧造品种、生产格局和产量至关重要。

以一个永乐甜白釉大花瓶为例,他说,如果不发掘出土这件大花瓶,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永乐时期的御窑厂还烧造如此高大的器皿。

此次展览中有10多种器物呈现了明初伊斯兰文化东渐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3件永乐年间的八方烛台就是模仿伊斯兰风格的黄铜嵌金、银制品烧造而成,另两件用于装水的青花如意耳扁壶,也是永乐时期对同样造型的伊斯兰嵌金、银壶造型的模仿。

“从瓷器的仿烧情况来看,造型最难模仿,这些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产生的新器形。”吕成龙说。

古陶瓷学者们认为中国陶瓷烧造能在明初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需要用瓷器作礼品赠送给所到国家的国王,另外也因为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皇帝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来自黑龙江的袁晓梅看到对比展后,为古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染。她说:“其实这些带有裂痕的瓷器,在我看来工艺也挺精湛,但是古人却把它毁掉了,没想到古人对工艺的要求这么严苛。这可能就是中国瓷器工艺精湛、影响力大的原因之一吧。”

展览期间,荷兰代尔夫特博物馆馆长帕德里克·冯·米尔一行曾登门拜访过吕成龙,谈到他们计划在荷兰瓷都代尔夫特举办一个类似的展览,希望得到故宫博物院支持。

1587年以来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贸易机构,驾驶大型帆船利用季风来中国采购瓷器。荷兰代尔夫特的瓷器烧造也是从模仿中国瓷器开始,并且代尔夫特瓷厂也曾为荷兰皇家烧造瓷器。

吕成龙认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陶瓷是最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烧造连续性好、从未间断过。在故宫博物院25大类藏品中,陶瓷器约36万件,所占比例最大。另外,陶瓷器耐腐蚀、不怕火烧,无论是完整器还是破片,即使在地下埋上几百年、上千年,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后仍崭新如初。所以陶瓷器特别受到文物藏家和文物研究者的钟爱。

“在中国,没有一种物质文化像陶瓷这样影响广泛、产量大。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陶瓷堪称一个很好的窗口。”吕成龙说。

记者了解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数量达数十吨之多,涉及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经抢救发掘,目前已黏合复原出1400多件。同时期的传世藏品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也有数量可观的收藏。

景德镇“大师瓷”市场陷入冰点 一些画师被迫转行


再访“瓷都”:大师的幻灭

2018年夏日,景德镇的街头,一个六线城镇的样板呈现:破烂、坑洼的主干道,逼仄、脏乱的街巷,地上随处可见的垃圾、空中杂乱无序的缆线,城垣残旧、棚户连片……

这座城市的破败,极易幻灭初访者对陶瓷艺术的憧憬,也让它的定位“与世界对话的城市”产生一种荒谬感。

过去的10年,荒谬和幻灭,在这座素有“瓷都”美誉的地级市交替上演。

冰点

景德镇莲花塘街原是陶瓷大师作品一条街,最红火的时候,一铺难求。而今,艺术陶瓷纷纷撤离,莲花塘街沦为了杂货一条街。

走在景德镇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大量关门倒闭的陶瓷门店,即使是少量营业中的门店也是门可罗雀生意惨淡。

这与5年前的景象大相径庭。

2008年至2013年间,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彼时,无论是大师的工作室,还是藏家的藏馆都可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来自全国的商贾名流在这里排队等候付钱。如今,这样的盛况是一去不复返了。

上一轮市场的繁荣主要起源于那些年盛行的“雅贿”。老板们买瓷器的目的是送礼而非增值,生意做得越大,送礼的需求就越大。地产商是需求量最大的群体之一,购买过亿元瓷器的地产老板不计其数。

“我接触过大量的所谓陶瓷玩家,他们本身对艺术不艺术这件事情毫无兴趣。这正是秩序混乱的原因。”艺术陶瓷策展人贺亮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

他说的“秩序混乱”是指,以“大师”之名定义和定价的艺术陶瓷市场,也称为“大师瓷”市场。

2013年初,《中国经济周刊》刊发深度报道文章《瓷器的官场生意》。该文揭开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寄生于官场的灰色经济,以及由此催生的既繁荣又荒诞的“大师瓷”市场。繁荣背后,是荒诞的大师批量生产机制,以及他们批量生产的仿品、赝品和劣品。

“大师瓷”因此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

真正致命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随后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这场斗争很快波及与“雅贿”暗合的艺术陶瓷市场。

艺术陶瓷行业的拐点在这一刻到来:泡沫被刺破,市场跌入了冰点。

泡沫

7月的一天,省级陶瓷大师沈家明在工作室待了整整一下午,一个光顾的人也没有。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哀叹,市场非常低迷,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易了。“半年卖不出去一个的也大有人在。”

价格更是一落千丈。

“不只是腰斩,是腰斩再腰斩。”陶瓷藏家徐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著名的国家级大师(简称‘国大师’)作品现在打个5折腰斩,其他国大师作品基本上就是两三折,腰斩之后再腰斩,几乎就只剩下‘脚板’了。这已经很可以了,如果不到国大师这个级别就更难了,很多人‘脚板’都没了,卷铺盖走人了。”

接受采访的大师们都感叹,现在光景惨淡,市场价格普遍下降。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也降价了。

市场严重萎缩,一些支撑不下去的大师和画师,被迫转行。

据陶瓷业内人士估算,转行、退场的差不多占到了一半。转行的大师和画师,有去做投资当股东的,有去炒股当股民的,有去开酒店、饭馆的,有开服装店、开滴滴的,有送外卖的……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人直接从景德镇的陶瓷大师转型为杭州的美容大师,以艺术大师之名挂牌授课。

转行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只是回归了自己的本行。

“在鼎盛时期,卖菜的、卖衣服的、开黑车的等各行各业的人,就算一天画也没学过,转眼之间都成为大师了。”沈家明说,他最看不下去的是,那些外行进来的人居然还评上了大师,很多人默默无闻地画了三四十年,一心一意钻研艺术,却一点机会都没有。这很不公平。

在艺术圈,不论是明着暗着都在贬低这个现象,这也导致收藏家流失和陶瓷价格的直线下降。

徐杰说,“有的大师过去一个瓷器卖20万元,现在卖2万元。原来卖100万元的瓷器,现在20万元都很难出手。”

在景德镇艺术圈,流传着有关价格泡沫的各种版本的故事:

有买家买了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打个比方,100万元买的,现在想100万元卖回给他,艺术家拒收,降到50万元卖给他,还是拒收。于是,买家做了个大条幅挂在大街上,大骂这个艺术家是骗子。

一个地产老板在景德镇花了两亿元买瓷器,回去之后有人告诉他,这些瓷器里有假的。于是,他把大师们叫过来开会协商,希望他们以六折的价格把这些瓷器收购回去,结果现场没一个人吱声。

“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的作品值不了这个价格。”徐杰调侃说。

当地有关部门查扣了1700箱陶瓷,“办案人员心想,这么多东西怎么也值个1000多万吧,结果拿去鉴定,只有600多万,很多都不值钱。”

托市

“今天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真的非常糟糕,但这是历史的最低点吗?不是,因为有些人仍抱有幻想。”在贺亮看来,“市场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下跌。但即使跌成这样,还是有资本敢于在这个时候托底,还在往上托。”

沈家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两年,市场出现了新的现象:有知名拍卖公司在景德镇设点,跟艺术家合作,艺术家们的作品想拍什么价格,就给它交多少钱,然后拍出艺术家想要的价格。“但事实上,拍卖公司明知是卖不掉的。”

陶瓷艺术家王晓峰也经常收到这样的信息,“你想拍出什么价格都可以,你给他钱就行了。”

这挺滑稽的,但真有艺术家愿意花钱这么干。

据透露,确实有赫赫有名的资深国大师,把钱和作品交到了拍卖行。“他要求自己的作品一定要维持在那个价位。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梦想’,有钱当然可以为‘梦想’付出。”

在贺亮看来,这是最后一次剔骨疗法,就是把艺术家骨头上那点肉给剔下来。“市场的钱已经挣不到了,那就把艺术家的钱给挣了。”

过去的那些年,景德镇的艺术陶瓷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有人担忧,在未来的某个瞬间,这些陶瓷会不会聚拢在景德镇,店里随便一堆陶瓷任人挑。“那将是最悲惨的一幕。”

还有较为悲观的观点认为,“大师瓷”也许未来会大量地出现淘宝价。

但接受采访的大师们几乎都不认同这个判断。

沈家明认为,大家确实都在观望,但艺术陶瓷市场和股市一样,有起有落,总有一天,低谷之后重新迎来高峰。“而新的繁荣会打破原来的传统模式进行创新。”

巅峰

模式的创新仍显遥远。处于谷底的陶瓷艺术圈人士有大把的时间回忆当年。

“那时候是真的繁荣!”王晓峰感叹。

身处其中的艺术家,人人都有机会分享这一轮的繁荣。王晓峰也不例外。

彼时,青年艺术家王晓峰住在景德镇偏远的农村,他的父亲从北方的老家第一次来景德镇。他跟父亲说,他能赚钱了。“我父亲不相信,因为我从小就不像是能赚钱的人。那段时间,他天天跟我待在一起,看着我白天画、晚上画,一天可以画五六个瓷器,一万块钱一个。他很惊讶,这真能赚钱啊。”

当一个陶瓷瓶子卖一万块钱的时候,他觉得价格很合理,他的艺术水准位列中等,能力不如他的人,瓶子还卖三四万元呢。然而,当他瓶子的价格也涨到3万块一个的时候,王晓峰开始感觉到压力。“为什么?3万块一个,一天画五个,那就是15万元。景德镇市委书记一年的收入都不如我一天的收入,而我的思考能力、我付出的劳动肯定不如他,这就不太合理了。”

事实上,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许爱民或许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以至于他后来也加入了大师的评选潮流中。2015年,中共中央纪委对许爱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时,其中就称其弄虚作假,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荣誉。

基于朴素的价值判断,王晓峰认为,收入和付出应该保持平衡才心安理得。

“3万块一个的瓶子,你得画得没毛病、没漏洞才过得了自己的心理关。”王晓峰说,因为对作品要求高,后来就越画越慢,有时候一个月才画出一个。

从圈内人的角度看,繁荣时期,像王晓峰这样一天画5个已经是非常老实和自律的艺术家了,其他人一天可以画50个,甚至更多。

那一时期,大师们进行了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

据徐杰讲述,一位画梅兰竹菊的大师,一天就可以画100多个,他的作品炒作到300元一件(编者注:“件”是陶瓷的大小规格单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200件的一个瓶子就是6万块。

“2013年之前的那几年,景德镇大师们的产量特别惊人,一个大师背后有十来个人在代笔,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徐杰说,“很多时候是经销商推着大师走,当经销商把销量打开之后,大师作品的量就会跟不上,经销商会主动找画工给大师代笔,最后大师签个名,大家合作一起赚钱。”

但在沈家明看来,大部分经销商的层次都不高,他们急功近利,对艺术家的打击非常大,“有些档次的艺术家都不去发展经销商模式了。”

“这个市场好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买家来买瓷器,没有现成瓷器不要紧,多少钱一个,他要买10个,也不还价,钱先付给你。”贺亮举例说,他有客人2010年签约买的瓷器,去年才画完。

“在最火爆的时候,一个大师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而净利润比上市公司厉害多了。”王晓峰感叹。

在景德镇坊间流传:从2008年到2013年间,景德镇大师们的个人收入甚至惊动了金融监管部门,有关部门对大师们的个人账户进行了监控。“上亿资金的账户并不鲜见,囤积的钱很吓人。很多艺术家,一年赚个三五千万很容易。”

有一位大师去南昌买店铺,一排店铺1.3亿元,一次性付清。

那一时期,大师们的年收入是以千万计的。

艺术家们富得流油,但税却很难收上来。

景德镇的破败一定程度上源于地方财政的羸弱,该市的财政总收入长期位列江西省末位。

“有一段时间,景德镇有关部门严查艺术家们的个人所得税,甚至规定评选大师的标准中有一条就是纳税额。艺术家们只能补缴。”当地税务部门有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有艺术家甚至补缴了高达数百万元的税。

补缴数额的多少成为大师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纳税额与大师的艺术水准毫不相关,因此,这在大师批量生产的时代遭受诸多诟病。

大师

景德镇盛产大师。

前些年,人们形容大师批量生产的盛况说,“一堵墙倒下来,砸到10个人,7个是大师”。

现在,在景德镇,“大师”俨然成为了骂人的称谓。你若称呼谁是大师,他很可能回敬你说,“你才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大师”的称谓是艺术陶瓷价格的放大器。不同级别的“大师”对应着不同的价格。一个省级大师如果评上了国大师,他的作品价格一夜之间就能翻倍。

“当大家都意识到大师称谓的含金量、市场及社会价值的时候,权力介入的官方评审取代了艺术的审美,大师文化就开始异化了。”

大师评选甚至被异化为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艺术圈里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百万元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元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沈家明说,现实很残酷,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圈子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位不愿具名的江西省陶瓷技术大师对《中国经济周刊》直言不讳,他的“大师”帽子就是花钱买的,“不花钱很难评上”。

在大师的评价体系中,这是层级较低的一种大师头衔。

但终归比没有好。“即使你画得好,但如果没有‘大师’帽子戴在身上,画也卖不到好价钱。如果有个‘大师’的帽子,再加上画得不错,那就要好很多。”这位江西省陶瓷技术大师说。

这种滥用公权力背书,在市场上攫取利益的评比表彰,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警惕。

2016年底,民政部通报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活动违规。早在数年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在国家有关部门清理整顿行动中已被取消。国家取消之后,行业协会还私自评选,自然违规。

贺亮认为,在繁荣时期,陶瓷市场认定官方背书的重要性,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是看谁在背书。而当大师评选的各种猫腻被公开化,官方背书失效,大师瓷市场泡沫被刺破,市场就走向没落。

大师评选的热度在下降。据2018年5月公布的结果,在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景德镇有8位艺术家当选。

“景德镇报送的全选上了,这出乎很多人意料,没报名的人都后悔了。”沈家明说,这被认为是代价最小的一次国大师评选,市场的热度已经明显下降。

上述那位江西省陶瓷技术大师认为,“现在要进入拼实力的时代了,泡沫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大师的头衔基本上没用。”

“但还是有人在问,给你个大师,你给我多少钱,要不要评?市场都跌成这样了,还不评就更卖不出去了。”贺亮说。

在上一轮繁荣中赚得盘满钵满的大师们,后半辈子即使一个瓷器卖不出去都不会威胁到生计。

沈家明坦言,“即使秩序混乱,即使不公平,但我们得到的更多,至少搭上了陶瓷艺术最繁盛的末班车。”

但真正受影响的是,刚刚砸锅卖铁甚至高息借贷评上大师后,市场就衰落的那部分人,以及对这个行业抱有热忱的青年们。

在王晓峰看来,“当整个社会都对这个行业感到失望的时候,这个影响是致命的。”

腐败

失望还因为不断爆发的丑闻。

2015年2月,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审查出的诸多问题中的一条就是“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荣誉”。

2010年,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许爱民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业界有人公开质疑他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许爱民。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官员加入大师评选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相反,它加速了大师泡沫的破灭,因为它引起了警惕和质疑。”徐杰说,在大师瓷的鼎盛时期,国大师的一个瓶子可以卖四五十万元。“这是一个财富合法化的最佳手段。”

在《中国经济周刊》曾刊发的《瓷器的官场生意》一文中,景德镇瓷器圈内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元。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这位官员正是许爱民。当年的采访对象说,“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他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在景德镇,艺术陶瓷与官场腐败的暗合在党的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高潮中被接连掀开。

大师们因受落马官员牵连,纷纷被纪委传唤协助调查,“很多人被多次传唤。”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在艺术圈牵连甚广。

2008年至2013年,苏荣主政江西,正值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最鼎盛的时期。那些年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赴景德镇采访,大师们最喜欢说的是“苏荣书记家里放了我的作品”或是“于姐很喜欢我的东西”。

“于姐”是苏荣的妻子,景德镇的常客,喜欢艺术。她在景德镇的身份是艺术文化研究所艺术顾问。在景德镇,人们夸张地形容她对陶瓷收藏的狂热:于姐从景德镇拉走的瓷器几个火车皮都装不下。

“于姐”喜欢瓷器,江西的官员和商人们也乐于投其所好。

苏荣落马后,纪委办案人员从“于姐”家中搜出的陶瓷藏品不计其数。

苏荣案引发的江西官场地震加速了陶瓷泡沫的破灭。

据徐杰介绍,江西南昌是景德镇瓷器一个极大的存储地,大量的瓷器在江西人手里,尤其是好东西大部分在江西官员手里。

“当一个气球吹了这么大的时候,刺它一下,不是破了也不是漏气,而是爆炸似的崩了。”贺亮说。

但即使在市场最萧条的情况下,仍有不受大环境影响的真正的艺术家。“像龚循明,他不评大师,但一直很受欢迎,景德镇确实也有这样一批完全走实力派的艺术家。”

他们认为,泡沫会破灭,但陶瓷艺术不会消失,而新的陶瓷审美秩序亟待重建。

景德镇:给我一个支点


原来今年是景德镇建镇千年纪念。难怪到处都在举办一些关于景德镇关于陶瓷的活动。这个被我们遗忘了许久的城镇终于又一次走进人们的视线,可惜,这次并不是因为他们引以为豪的陶瓷。 中国有哪一个城镇可以让人们如此清晰的记得诞生的时间?诞生千年还能被记得的更是绝少。景德镇,陶瓷,中国曾经是关联着的一个整体,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联被埋在了尘埃下面,渐渐被人忘却了。 八月份的《中国国家地理》几乎用了正刊杂志介绍关于景德镇的历史和文化,随意看来就象看了陶瓷的兴衰史。看看现在的景德镇,有点让人寒心。曾经的兴盛和辉煌都成了教科书里泛黄的书页了,如今的景德镇已经年迈了,眼花了耳背了,躲在博物馆里不问今夕是何年。 似乎历史越悠久就越缺乏创造力,景德镇只是中国众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中的一个,也不可避免的沾染了这种习气。“中国瓷都”的称号被广州潮州夺取了,这引起了景德镇人的极度不满,文化的传承终于还是敌不过市场经济下的利润和产值,这是景德镇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景德镇人一度奉为神明的烧瓷工艺技术不得不与成本进出口额利润进行抗衡,某种程度上,这就好像中国传统的文人和商人的抗衡。显得无力,曲高和寡。 近年来,很多媒体专家纷纷指责景德镇在烧瓷工艺上缺少创新,而且还在沿用封建社会里作贡品的态度:不计成本不考虑市场经济。而潮州则被看作是一个将传统工艺和市场经济完美结合的典型来宣传。不可否认,景德镇的各大国有陶瓷厂均问题严重;也不可否认,景德镇人在思想上的确缺少转变。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待景德镇呢?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能产业化不能产业化的东西都产业化呢?景德镇人早已经习惯烧制精良的瓷器,习惯烧制贡品,习惯自己烧制出来的东西称为众人竞相收藏的精品,千年一直如此。你怎么能要求他去烧制那些日常用品,虽然,瓷器最初出现是以日用品的形式,可是这一千年来,景德镇所做的事就是将这些日用品上升到一个工艺品的高度,现在你让他回到最初的阶段,这怎么可能呢?景德镇的窑火烧了千年,烧制出来的除了那些精美的瓷器之外,还烧制成了景德镇人和瓷器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思,在那里,瓷器已经不仅仅是容器或者工艺品,那成了一种灵魂里的东西,我们难道可以让灵魂和市场经济站在同一高度吗? 瓷器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他以容器的形式出现,在形成的最初,它就决定要包容万物;但同时,它又是细腻脆弱的,它要你精心呵护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碰撞。就好像文化,文化是最具有包容性的东西,可是如果你让他赤裸裸的直面效益利润的时候,文化往往就脆弱的不堪一击。 我们过分夸大了景德镇文化的自生能力了,虽然远在宋朝景德镇就成了贸易中心,可是千年之后的今天,贸易、生产都有了全新的诠释。同时,在这千年的时间里,景德镇被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真所谓高处不胜寒,我们不能要求有了傲气的景德镇瓷器趋低下头和潮州瓷器比谁的成本低,谁肯自己不辞辛苦打开海外市场。 有历史的城市就像人一样会有性格有脾气,我们不能对所有的城市都用同样的政策,可是偏偏景德镇的文化内涵在市场经济面前无计可施,而我们却将文化和经济牵强的挂钩了。也难怪景德镇会愤怒。 市场经济让我们太迷信产业化和城市化了,无论适不适合产业化适不适合城市化的我们都要求他们整齐划一。难道我们也要文化产业化也要历史产业化吗? 换个角度看待景德镇吧,不要一味要求他在市场经济下去单纯追求工艺和成本,不要让瓷器都成了没有灵魂的用品。景德镇需要一个支点,不仅仅是历史和现实的支点,更多是文化,灵魂和生存发展的支点。

景德镇瓷局致力规范陶瓷展销市场


今年,虞市长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经济的主攻方向,并且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将陶瓷业单独列出,而在以前,陶瓷业一直包含在工业中的。

去年是景德镇置镇千年,然而多家省外媒体对景德镇频繁而且无组织的陶瓷展销进行了报道,并且许多家媒体在措词方面十分的辛辣。许多人认为景德镇地方没有采用正常的手段来规范陶瓷展销,这将会在无形中破坏“”"这块上千年的招牌,而许多业界人士对此也忧心忡忡,对此,记者近日走访了市陶瓷局。并就我市陶瓷业近来出现的问题采访了相关负责人。

在采访中,市瓷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去年的整顿,我市的陶瓷境内外展销的规定己趋完善,并且己出台《陶瓷展销规定》(未立法)。对于出境展销,将由政府官方定期组织。并且在前段时间组织的“景瓷泰国展销会”己成功结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的瓷器都销售一空,各参展陶瓷商也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在谈到有些由商自行组织的展销会失败的情况时,该负责人谈了几点。他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是参展商轻信了组织者夸大市场及销售量的原因,另一点则是展销时间太短,一般只有15天左右,而参加展销的陶瓷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得到当地市场的认可,还有一点就是参展商盲目的携带过多的陶瓷,而当地市场根本不能容纳这些,以至造成商品过剩。他认为,在这些原因中,展会组织者欺骗参展商是最根本的原因。

他还告诉记者,其实自从我市整顿陶瓷外出展销市场后,陶瓷展销己经规范了很多,而且在去年里,有许多景德镇籍不法参展商己逮捕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有些还判了刑,所以我市在打击不法陶瓷展销方面还是下了决心的。然而许多景德镇周边地区的不法陶瓷商,他们仗着离景德镇近,于是打着景德镇的旗号在外跑展销,更有甚者,许多陶瓷商在展销的时候卖的根本就不是景德镇出产的瓷器。

在最后,这位负责人表示,市瓷局将尽一步规范我市的陶瓷市场,让千年水与火结晶出的瓷文化不受到不法商人的玷污。

580年前的景德镇御窑瓷器碎片“复原”陶瓷传奇


580年前,它们是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残次品,才出窑炉即被打碎深埋;今天,它们是古器物专家眼中的珍宝,讲述着皇家传世精品的过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的眼里,这个每天接待上千名参观者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是一个“迟到的展览”,为世人了解中国瓷器制造历史高峰期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虽说中国仍有大量明、清时期御窑瓷器被保存下来,但这些传世品还是无法反映当时御窑厂生产的真实情况。如果能将拼对、修复的上千件整器与传世品进行比对研究,将更有助于人们一窥明代御器厂烧造瓷器品种的全貌、探究明代宫廷用瓷生产的管理体系。”他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现场,人们看到160件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修复残品与137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家传世瓷器同台亮相,一目了然就可看出当年御窑瓷器挑选的标准。那些被打掉的次品,或者变了形,或者釉色、彩色发黑。据说出土的成化御窑瓷器中还有个别图案画错了,比如一条龙的一足画了6个爪。

已经第二次参观展览的吴先生是一个古玩店老板。他说:“这个对比展很有价值,不仅帮我提高了鉴赏瓷器的眼力,而且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些瓷器研究的关键问题,比如说,让我清楚知道了什么样的釉色、彩色才算纯正。这个展览以新颖的形式为人们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

1984年从学院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吕成龙认为,景德镇出土瓷器残片之所以很受业内关注,是因为它回答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代御器厂最早设立时间的疑问、解决了明代御窑瓷器款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量传世明代御窑瓷器形成相互印证,弥补了传世明代御窑瓷器中的欠缺。

因为瓷器易碎,再加上战争、改朝换代,自然灾害和日常使用损耗等原因,很多东西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吕成龙指出,如果不对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古人还烧造这些瓷器。这批残次品的发现对人们了解御窑厂的烧造品种、生产格局和产量至关重要。

以一个永乐甜白釉大花瓶为例,他说,如果不发掘出土这件大花瓶,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永乐时期的御窑厂还烧造如此高大的器皿。

此次展览中有10多种器物呈现了明初伊斯兰文化东渐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3件永乐年间的八方烛台就是模仿伊斯兰风格的黄铜嵌金、银制品烧造而成,另两件用于装水的青花如意耳扁壶,也是永乐时期对同样造型的伊斯兰嵌金、银壶造型的模仿。

“从瓷器的仿烧情况来看,造型最难模仿,这些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产生的新器形。”吕成龙说。

古陶瓷学者们认为中国陶瓷烧造能在明初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需要用瓷器作礼品赠送给所到国家的国王,另外也因为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皇帝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来自黑龙江的袁晓梅看到对比展后,为古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染。她说:“其实这些带有裂痕的瓷器,在我看来工艺也挺精湛,但是古人却把它毁掉了,没想到古人对工艺的要求这么严苛。这可能就是中国瓷器工艺精湛、影响力大的原因之一吧。”

展览期间,荷兰代尔夫特博物馆馆长帕德里克·冯·米尔一行曾登门拜访过吕成龙,谈到他们计划在荷兰瓷都代尔夫特举办一个类似的展览,希望得到故宫博物院支持。

1587年以来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贸易机构,驾驶大型帆船利用季风来中国采购瓷器。荷兰代尔夫特的瓷器烧造也是从模仿中国瓷器开始,并且代尔夫特瓷厂也曾为荷兰皇家烧造瓷器。

吕成龙认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陶瓷是最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烧造连续性好、从未间断过。在故宫博物院25大类藏品中,陶瓷器约36万件,所占比例最大。另外,陶瓷器耐腐蚀、不怕火烧,无论是完整器还是破片,即使在地下埋上几百年、上千年,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后仍崭新如初。所以陶瓷器特别受到文物藏家和文物研究者的钟爱。

“在中国,没有一种物质文化像陶瓷这样影响广泛、产量大。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陶瓷堪称一个很好的窗口。”吕成龙说。

记者了解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数量达数十吨之多,涉及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经抢救发掘,目前已黏合复原出1400多件。同时期的传世藏品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也有数量可观的收藏。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是自宋室南迁以后,随着景德镇瓷业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我国陶瓷窑炉发展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在明、清时期,景德镇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瓷区,而且产品质量之高,生产规模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多,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国际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制作工艺过程中,窑炉结构和烧成技术是影响最大的关键技术。

景德镇窑的发展过程,很可能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先形成元末明初时期的葫芦形窑[44],然后逐渐形成小型蛋形窑[45],清末至今,随着瓷器产量的不断扩大,已由原来小型的蛋形窑改为至今仍继续采用的大型蛋形窑。柴窑的主要部位尺寸如图1所示。

表1 窑砖和泥浆的化学成分(m%)

名称

SiO2

Al2O3

Fe2O3

TiO2

CaO

MgO

K2O+Na2O

窑砖

66.28

17.83

6.85

0.76

0.44

1.88

2.96

泥浆

68.33

22.03

3.87

0.97

0.78

1.40

2.64

蛋形窑的结构是窑前部高而宽,后部低而窄,全窑长18~20m,窑前高度约5.4m窑尾约2.3m,窑底倾斜度为3°,全窑容积约150~200m3。紧接窑尾末端设有一与窑长相等的烟囱,高约16~18m,窑墙和窑顶厚度约02.0~0.25m,窑身两侧用窑砖围砌成一护窑墙,与窑身之间留有0.2~0.3m空隙,作为空气隔热层,以减少窑内热的损失。窑的前部有一个窑门,高约3m,宽约0.6m,进门处有一火坑,在火坑上部与窑底水平高度处,全部用烧过的旧匣体和窑砖砌成火床(或炉栅),长约1.2m,宽约0.7~0.8m,炉条之空间设有用窑砖砌的骑子(即斜放窑砖)。高温烧成时,烧窑工常常将斜放的骑子用铁钩钩下,以增加窑内的空气量,提高烧成温度。装窑完毕后,即将窑门用窑砖封闭,上部留一0.3×0.4m的投柴孔,投柴孔上部用两只匣钵砌的窑眼,以作为观察前部火色、估计窑温之用。投柴孔下部留一发火孔(除渣孔),另在窑顶靠近烟囱前设有看火孔,以配合观察窑内的瓷器成熟程度。烟囱的断面似半截蛋形,全部由窑砖砌成,壁厚约0.10~0.12m,上口断面约2m2,烟囱断面高尖处一般都朝向窑身的方向,现就其热工技术特点简述如下:

(1)从我国陶瓷窑炉发展过程而论,景德镇的蛋形窑采用一般耐火度极低的粘土砖(耐火度1300℃)和砌窑灰缝泥浆作为砌筑材料,造价低廉,施工方便。所使用的窑砖的化学成分和泥浆的化学成分列于表4-2。惊人的是未使用耐火度高的耐火砖和耐火材料。窑砖的物理性能如表2所列。

表2 窑砖的物理性能

耐压强度

105Pa

抗弯强度

105Pa

体积密度

(g/cm3)

空隙率

(%)

真密度

(g/cm3)

透气率

(kg·/cm2/mm)

111.5

23.3

1.95

27.09

2.65

0.021

(2)装窑容量大,适合于多种坯釉烧成。根据实际记载,窑室面积约200m3,可装瓷器20t,匣体柱约40余柱,随着窑内前后温度的不同,约5排一种配方,全窑共装约24个坯釉配方产品。窑室前部装高温坯釉产品,即精细白瓷(1300℃);中间部位烧中温坯釉瓷器,那普通白瓷,温度为1250℃上下;窑的后部装低温坯釉粗瓷(或称灰可器),温度为1200℃上下。此外,在窑内还装有高、中、低温颜色釉,在烟囱底部装匣钵处温度为950~1000℃,常装低温釉瓷,如法华釉产品。窑内各部位装窑产品的利用率很高,如无高超和熟练的烧成技术是难以办到的。

(3)以柴作燃料,烧成时间短,烧成周期快,产品质量高,是蛋形窑最大的特点。全窑烧成时间共20~24h,最高温度1300℃,窑前部的CO含量为5~8%,窑中部为4~6%,窑的后部为2~4%,最后部(在烟囱底部)为1~2%,说明在烧成过程中全窑处于弱还原焰与重还原焰变化之中。窑内压力的分布情况为,窑前部自窑成5m处至发(清)火孔的动压维持在1.33×102Pa左右,窑中部自窑底0.1m高至发(清)火孔3.95m处的动压维持在零压左右,窑的底部(约0.1m高)为0~(―4-6)× 133.2Pa。说明窑内大部分处在零压阶段,过量空气极少,这是景德镇陶工们为了用含铁量较高的原料制造具有独特风格的泛青白瓷,经历了多少代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才达到了如此高度的筑窑和烧成技术水平。

景德镇蛋形窑的炉栅强度与倒焰窑、阶级窑相比[26]如表3所列。由表中数据表明,景德镇窑的炉栅强度最小,热效率最高,燃料消耗量也最低。景德镇窑烧成时间短,单位耗柴量低,加上在一窑内装入多种瓷器品种同时烧成,确实是代表我国古代瓷器烧成水平的一项伟大创举。

表3 炉栅强度表

窑 别

项 目

炉栅面积(m2)

窑室几何容积(m2)

倒焰窑

4~6

100~120

20~30

阶级窑

4~5.0

160~200

36~40

景德镇窑

0.90~0.95

180~200

190~200

我国陶瓷烧成技术和窑炉发展的过程相当长,随着地区和时代的变化,其改进也是多种多样的,简要的概括起来可以归纳成下述图表作为总结。

景德镇“大师瓷”价太高 藏家转向学院派


讯:最近在当地展览上,让不少藏家眼前一亮。看惯了传统“传承派”的“大师”作品,这些风格清新的“学院派”作品,处处透出创新的味道。作为目前界两大没有清晰界限的派别,“传承派”和“学院派”之间的争论从没停过。但因目前很多“大师”作品已经动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原有的藏家队伍近年来正慢慢分化出一个支流,对后起之秀“学院派”的关注正在慢慢抬头。

传承派VS学院派

在陶瓷业内,约定俗成地将传统“师带徒”模式学成的陶瓷艺人归为“传承派”,而将在学院内教学或毕业的从业人员归为“学院派”。最明显的区别,“传承派”挤破脑袋想要评上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而“学院派”分的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在读博士或硕士研究生。

对此,景德镇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其实现在也没有明显的派别,只不过大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追求的是创新,而师带徒模式下,很多徒弟接收的信息很有限,他们只是把师傅的东西学全、学像了就行了。学院派的从业人员多有一二十年的美学教育基础,他们面对的是丰富的艺术资源,所以风格上不会固化,可以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中选择出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

“我现在跟藏家接触,很多人都说,实在不想再看千篇一律的牡丹花瓶了。我这并不是说传统的东西不好,但审美容易产生疲劳,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要有自己的语言,作品应该能够反映时代趣味,才能跟观众产生精神的共鸣。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否定传统,经典可以膜拜,但不是重复,其实传统真正的继承者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把传统的灵魂给延续下来。”

藏家开始喜欢学院派作品

中国现当代陶瓷收藏起步于明清官窑收藏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人群逐年增加。而“学院派”最早也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

因为是后起之秀,“传承派”和“学院派”的作品价格相差甚远。目前一件“国大师”的作品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省大师”的也起码几万元。

对此,景德镇业内人士表示:“因为购买‘学院派’作品的都是纯粹的藏家,并非礼品消费,他们都很理性,对作品的判断都很成熟。”

行家告诉记者:“大师作品的价格这几年实在涨得太高了,慢慢地已经有一些藏家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学院派’身上,特别是年纪较轻的藏家,因为‘学院派’的作品风格相对比较现代。但有实力的买家,多是60后,他们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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