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５８０年前，它们是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残次品，才出窑炉即被打碎深埋；今天，它们是古器物专家眼中的珍宝，讲述着皇家传世精品的过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的眼里，这个每天接待上千名参观者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是一个“迟到的展览”，为世人了解中国瓷器制造历史高峰期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虽说中国仍有大量明、清时期御窑瓷器被保存下来，但这些传世品还是无法反映当时御窑厂生产的真实情况。如果能将拼对、修复的上千件整器与传世品进行比对研究，将更有助于人们一窥明代御器厂烧造瓷器品种的全貌、探究明代宫廷用瓷生产的管理体系。”他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现场，人们看到１６０件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修复残品与１３７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家传世瓷器同台亮相，一目了然就可看出当年御窑瓷器挑选的标准。那些被打掉的次品，或者变了形，或者釉色、彩色发黑。据说出土的成化御窑瓷器中还有个别图案画错了，比如一条龙的一足画了６个爪。
已经第二次参观展览的吴先生是一个古玩店老板。他说：“这个对比展很有价值，不仅帮我提高了鉴赏瓷器的眼力，而且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些瓷器研究的关键问题，比如说，让我清楚知道了什么样的釉色、彩色才算纯正。这个展览以新颖的形式为人们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
１９８４年从学院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吕成龙认为，景德镇出土瓷器残片之所以很受业内关注，是因为它回答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代御器厂最早设立时间的疑问、解决了明代御窑瓷器款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量传世明代御窑瓷器形成相互印证，弥补了传世明代御窑瓷器中的欠缺。
因为瓷器易碎，再加上战争、改朝换代，自然灾害和日常使用损耗等原因，很多东西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吕成龙指出，如果不对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古人还烧造这些瓷器。这批残次品的发现对人们了解御窑厂的烧造品种、生产格局和产量至关重要。
以一个永乐甜白釉大花瓶为例，他说，如果不发掘出土这件大花瓶，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永乐时期的御窑厂还烧造如此高大的器皿。
此次展览中有１０多种器物呈现了明初伊斯兰文化东渐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３件永乐年间的八方烛台就是模仿伊斯兰风格的黄铜嵌金、银制品烧造而成，另两件用于装水的青花如意耳扁壶，也是永乐时期对同样造型的伊斯兰嵌金、银壶造型的模仿。
“从瓷器的仿烧情况来看，造型最难模仿，这些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产生的新器形。”吕成龙说。
古陶瓷学者们认为中国陶瓷烧造能在明初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需要用瓷器作礼品赠送给所到国家的国王，另外也因为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皇帝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来自黑龙江的袁晓梅看到对比展后，为古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染。她说：“其实这些带有裂痕的瓷器，在我看来工艺也挺精湛，但是古人却把它毁掉了，没想到古人对工艺的要求这么严苛。这可能就是中国瓷器工艺精湛、影响力大的原因之一吧。”
展览期间，荷兰代尔夫特博物馆馆长帕德里克·冯·米尔一行曾登门拜访过吕成龙，谈到他们计划在荷兰瓷都代尔夫特举办一个类似的展览，希望得到故宫博物院支持。
１５８７年以来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贸易机构，驾驶大型帆船利用季风来中国采购瓷器。荷兰代尔夫特的瓷器烧造也是从模仿中国瓷器开始，并且代尔夫特瓷厂也曾为荷兰皇家烧造瓷器。
吕成龙认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陶瓷是最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烧造连续性好、从未间断过。在故宫博物院２５大类藏品中，陶瓷器约３６万件，所占比例最大。另外，陶瓷器耐腐蚀、不怕火烧，无论是完整器还是破片，即使在地下埋上几百年、上千年，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后仍崭新如初。所以陶瓷器特别受到文物藏家和文物研究者的钟爱。
“在中国，没有一种物质文化像陶瓷这样影响广泛、产量大。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陶瓷堪称一个很好的窗口。”吕成龙说。
记者了解到，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数量达数十吨之多，涉及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经抢救发掘，目前已黏合复原出１４００多件。同时期的传世藏品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也有数量可观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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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御窑厂的600年
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景德镇老艺术家48年前陶瓷杰作献展
日前，伴随着一场瑞雪，在景德镇市政府办公室仓库里“雪藏”了48年的一组四条屏陶瓷杰作终于再度浮出水面，在馆与观众见面。
徐焕文老人是当年参与创作的7位陶瓷艺术家之一。据他回忆，这组取名为《瓷都新貌》的陶瓷粉彩四条屏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作品，由景德镇艺术瓷厂组织著名陶瓷艺术家毕渊明、陈耀星、邹国钧、邓必浩、徐焕文、施林淦、汪少平等集体创作并赠送给市人民政府的，堪称上世纪艺术的巅峰之作。为了创作这组作品，艺术家经过半年多的深入生活，写生作画，收集素材，三易画稿，终于告成。作品分别取名为“东郊新貌”、“莲塘清晓”、“珠山挺秀”、“昌江瓷艇”，艺术再现和描绘了景德镇风景名胜和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的崭新风貌。画面中的昌江风帆、水路运瓷、烟囱林立、瓷厂窑炉等景观，在今天的景德镇已很难见到。老一辈艺术家的生花妙笔，真实记录了瓷都50年前的历史面貌，对研究文化和风光人情、都有极高的艺术和收藏价值。
如今，除徐焕文老人外，其他艺术家均已作古。这组作品曾一直为市政府办公室保管、保护和收藏。由于办公室自身条件所限，这一组陶瓷艺术精品长期静卧于“深闺”之中，既不便展示，又不安全。为了让更多的人观摩到这组作品，也为了它有个安全归宿，景德镇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倡议，将这组作品捐赠给馆。
景德镇御窑厂
明初，景德镇成立了御窑厂，宫廷瓷器开始注明皇帝的年款。
代表东方古老文化的瓷器，素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即官方创办的窑厂。封建社会的官窑是专为皇宫内院制造皇上用的瓷和皇帝赏赐臣僚的御瓷的御窑厂。
说到御窑厂，其来龙去脉应当是萌发于元初而兴于明清，绵延近七百多年。由于御窑厂的特权所在，历来荟萃着景德镇的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它虽然专为皇帝烧制瓷器，而客观上则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瓷文化的奇珍异宝。除了不少流失于海外，至今尚有许多陶艺珍稀品为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并向海内外游客作展示。
御窑厂是官窑的象征，是陶艺瑰宝的摇篮。历来，人们对御窑厂充满神秘感与好奇心。
一、元帝设浮梁瓷局
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蒙古族“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之品。白瓷在蒙元统治时期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所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御用瓷器。应当说，这便是御窑厂的萌芽。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其成就为后来明清两代御窑厂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自元代起就开始有了官窑。
二、洪武大帝建御窑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赏、贸易的需要，明朝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窑厂，世称“洪武官窑”。
洪武窑瓷器，土质细腻，胎体很薄，釉分青、白二色，以纯素者为佳。据记载，洪武窑有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等二十座。洪武年间军事上需要以瓷器换马匹用于战争，又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窑厂烧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民族文化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的独特风格。
三、戏说燕王红战袍
永乐为明成祖朱棣年号。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棣身穿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威风凛凛，气势非凡。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的霜花自然凝结成了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以为瑞祥之兆，士气大振，战果辉煌。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窑厂的技师们便依照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制出鲜红甜白的龙纹瓷器，以表示对永乐皇帝的崇敬。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体的瓷器，一时间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首届景德镇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景德镇举行
10月21日下午，首届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我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圆形会议厅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包括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史文斌，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潘义忠，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市文博权威专家刘新园出席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我市文博界代表150余人参加论坛。史文斌讲话。
史文斌指出，景德镇御窑是皇冠上的明珠，在景德镇一千七百年的陶瓷制造生产历史进程中，御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严格的手工技术和周密细致的生产管理制度，不但烧造了美轮美奂的传世极品，更是对景德镇民间陶瓷的生产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对于我市陶瓷发展非常重视，提出陶瓷是景德镇的命脉，加强古陶瓷的研究与利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围绕御窑所进行的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御窑陶瓷论坛是我市文博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市陶瓷发展的一件大事。
论坛上，与会国内外专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陶瓷考古专家、文化学者和艺术家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专题对景德镇御窑进行研究、探讨景德镇御窑陶瓷文化精髓。通过研讨和交流，为御窑的开发利用出谋划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陶瓷文化，提升御窑和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
主办方告诉记者，本次大会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将把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汇集成册，编撰成书，并形成瓷博会固定的活动项目，为提升景德镇御窑的研究水平，扩大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发展贡献力量。
景德镇市御窑遗址 展现千年陶瓷文明
推进保护工作 遗址风貌再现
许多年来，一座见证我国瓷业发展，反映景德镇千年陶瓷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景德镇市御窑遗址一直受到国家、省、市的高度关注。从2002年起，景德镇市正式启动御窑遗址保护工程。8年间，10多项保护和恢复工作稳步推进，已初现明清时期御窑厂盛景。
今年，景德镇市又将御窑遗址保护推进工作列入市重点工程，在人、财、物上加大投入。近日，在该市珠山中路北侧，记者看到，御窑遗址核心保护区内的200多户住户拆迁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重建御窑厂——开启遗址保护工作
据史料记载，景德镇御窑厂萌芽于元代，而兴盛于明清，是专门为皇家烧制瓷器的窑场，至今有700多年的历史。该御窑厂是中国瓷业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产物，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业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及世界手工业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景德镇御窑厂位于该市珠山中路北侧，包括龙珠阁周边地区和市政府原办公大院及宿舍区、居民民宅等区域，其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地下埋藏文物丰富，是我国唯一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信息的历史遗存。为保护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2002年，景德镇市启动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同年底，该市政府办公场所迁出，原政府办公大楼拆除，御窑遗址保护工程序幕由此拉开。
从2002年至2009年间，景德镇御窑遗址共实施了10多项大规模拆迁项目和保护工程。其中，保护工程有：御窑厂大门重修工程、御窑遗址龙珠阁护壁桩工程、御窑遗址大门内外广场整修工程、御窑厂窑炉遗址保护房工程、御窑遗址珠山北麓保护房工程、御窑工艺博物馆改造工程、古戏台修建、文物修复中心改建、佑陶灵祠重修、迎宾楼和御宝斋修建、水电管网改造工程、中心道路改建及绿化工程等，工程总投资近3000万元。
推进保护工作——遗址全貌即将呈现
为完整展现历史面貌，景德镇市决心加速推进御窑遗址的保护工作。今年3月24日，景德镇市召集土地、规划、建设、房管、文化、国资委等多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就下一步御窑遗址保护工作进行部署。
今年，该市计划在遗址核心区搬迁工作完成后，实施保护管理用房工程和修建旅游公厕工程，以及进行环境整治，修建碑廊（展示《唐英瓷务年谱》和大型瓷板彩画《陶冶图》），修建唐英广场，修建龙珠阁西面和南面台阶，修缮彭家弄古民居，安装消防设施，将拆迁地段进行绿化、美化、亮化等。
据规划显示，若整个保护项目完成后，御窑遗址将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序列展示，内容包括三馆、两房、两“人”、一中心。其中，三馆即指景德镇御窑厂历史陈列馆、景德镇御窑工艺博物馆、景德镇官窑博物馆；两房即指遗址西侧明代窑炉遗迹保护房和珠山北麓遗址保护房；两“人”即指佑陶灵祠供奉明代御窑厂窑工童宾雕像，碑廊与唐英广场展示清代御窑厂督陶官唐英事迹；一中心即指文物修复中心，展示出土官窑陶瓷修复的全过程。
此外，御窑遗址内还设有古戏台和具有御窑特色的三组瓷灯，以及按照《陶冶图》仿造的御窑厂作坊等，分别从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历史陈列、发掘现场、考古修复等各方面展现遗址风采。
原始社会的陶窑和陶器烧制（约60万年前~4000年前）
我国的陶器究竟始于何时？还难以定其上限时期，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还会不断有新的认识。根据距今约8000年前在河南新乡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器可知，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已能利用可塑性粘土，将其加水调合，手捏成坯体，干烧后再用火烧成陶器。至于是否用窑烧成，迄今无发掘资料实证，但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瓦族保留的原始制陶方法启示，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采用柴草就地篝火烧陶，此种烧陶方法现统称为"无窑烧陶"。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期间，始发现用泥土筑堆的简易穴式窑，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如图1和图2所示[8]。
从图1可以看出，半坡仰韶文化的窑型分横穴和竖穴两种。这两种窑的结构简单，都是就地用泥挖掘而成，窑室较小，略呈圆形，直径约1m.。烧时都是在窑底以柴草为燃料，火焰由窑室四周火道进入，无烟囱，温度分布比较均匀。由于窑内热损失较无窑烧陶要小得多，故烧成温度亦较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的红陶稍高（约1000℃左右）。从热工观点分析，尽管窑型结构还较原始，但有了窑以后，不仅热损失小，而且当燃料燃烧时，进入窑内的火力比较集中，温度易于升高，坯体易于烧结，有利于提高陶器质量。故从无窑到有窑烧陶在技术方面是一大突破。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基本上都改用竖穴窑烧制陶器，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图2）。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位于火膛之上，火膛较深，位于窑底的火道分三股主火道，两侧的主火道还有支火道，火道上还分布有25个火孔。窑室呈圆形，直径约1m。当燃烧时，由于火膛较深，一次空气供应充足，使柴、草等燃料得以充分燃烧，火焰很均匀地从窑底的火道再进入窑室，使窑内的温度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窑壁上部往里收缩，窑室结构有利于窑内温度的提高（一般为900~1050℃），这对保持窑内温度的均匀以及减小窑内各部温差是有利的，也说明这种竖穴窑较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横穴窑又前进了一步。
龙山文化的后期，由于烧陶技术不断改进，竖穴窑采用更加普遍，如河南陕县三里桥窑（图3），虽也属穴窑，但在结构上又有新的改进，较庙底沟窑更趋合理，它不仅加大了窑室容积，增设了四条间隔均匀的火道，而且燃烧室（火膛）也设在距离窑室较近的前面，这样对于燃料的充分燃烧，窑室温度的提高和温度的均匀分布更为有利，因此这种窑型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后期。据资料分析[4]，烧成温度可达950~1050℃，窑内气氛也便于控制，故对龙山文化晚期制陶技术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演变为馒头窑、倒焰窑的设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复活800年前的瓷器，汝瓷天青釉
瓷器，像古代中国的肌肤，那么汝瓷定是看着最清丽摸来最温润的那一种。各种名瓷发展到北宋，跟后宫的佳丽一样，竞争激烈，要争的是皇帝的宠爱，后来，“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脱颖而出，而其中又以曼妙的汝瓷最为出类拔萃，当时就仅限宫廷使用，大臣之中唯有权倾朝野的蔡京才能拥有，它太珍贵了，以至于历代帝王均不以其作为冥器殉葬。
然而世事多变，汝窑毁了，汝瓷碎了，那惊鸿一现的美艳转瞬在战火纷乱、世事变迁中消逝，化成一种瑰丽的记忆凝结在宋代，现世仅存的60多件成了绝世珍宝分散在世界各地。
后世的许多人不甘心，为重现那一抹青光的灵气用尽心力，无数工匠的努力只在身后留下一串串沉重的叹息。800多年过去了，汝瓷在汝州一个叫朱文立的人手中“复活”了。
朱文立，最初只是汝州市汝瓷二厂的一个临时工，高中文化。
朱文立对化学一直很感兴趣，他的老同学在高中时，每次上化学课做实验，老师都让他招呼着同学们做。到1976年他进汝瓷厂也正好满足了他的爱好，他很快就“陷”了进去，厂里的技术小组在朱文立的带领下，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研制成功豆绿釉，然后是天蓝釉……1982年4月，朱文立拜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的冯先铭先生为师。正是在北京冯先铭先生的家中，朱文立看到了一小片真正的汝官瓷，在朱文立的手指触摸到那“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汝官瓷的瞬间，他明白了自己一生已别无选择。
1983年，他掌握了汝瓷月白釉和葱绿釉；1987年，他恢复了汝瓷天青釉。汝瓷似青似蓝，以“天青色”为核心的釉色肌理更是极端复杂，难以模仿。再加上汝瓷细密开片上独具的“蟹爪纹”、“蝉翼纹”和底部芝麻大小的裹足支烧，更成就了其在中国陶瓷文明史上显要的地位。大规模的仿制使南宋官、钧、哥、定四大名瓷重回人间，但汝瓷终因不得其秘诀而未能成功。
朱文立自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自1989年开始，在汝州城内苦苦寻找汝官窑遗址，历经十余年艰辛，终于于1999年找到了文庙汝官窑遗址，并于2000年找到了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
北宋官窑玛瑙入釉，釉面呈独特青色，刻片纹近似汝官瓷，做工之精细与汝官瓷异曲同工，器物足部呈直、窄、矮状，带支钉的器物支钉痕如谷粒大小。
朱文立先生根据张公巷出土的北宋官瓷碎片，自2001年开始研制，历时5年，终于于2005年8月使张公巷北宋官瓷重回人间，继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填补了我国又一项空白。
对于汝瓷，朱文立说：“当我凝神看瓷的时候，瓷也在看我。这些年来，我不只是用窑火烧瓷，更是用心灵烧瓷。许多人没有深爱过任何东西便度过一生。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对汝瓷的信仰给了我无惧的勇气，给了我生命的飞扬，虽然其中掺杂着难言的无奈和苦涩。”
景德镇明清御窑黄釉瓷器及特征
黄色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国历代帝王崇尚土德，因此黄色象征着帝王之色。皇帝的衣食住行中皆融入黄色，代表了皇帝拥有天下，权力至高无上。
自隋唐始，黄色即皇帝的御用颜色，而后至明清时期，黄釉瓷器便从众多单色釉瓷器中脱颖而出，成为帝王的御用瓷。清代时期的黄釉瓷器成为了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根据清宫规定，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三人才可使用纯黄釉瓷。黄釉瓷作为皇家专用的瓷器品种，民间是禁止烧造的。
景德镇传统黄釉瓷是以铁着色、铅为溶剂的低温颜色釉，属于铅釉。烧成温度约850～900℃。中国低温黄釉陶器最早出现在汉代，色泽橙红。之后在唐三彩、宋三彩以及元、明琉璃上均有表现。最终，中国低温黄釉陶器渐渐发展成为低温黄釉瓷器。
从现有资料来看，景德镇黄釉瓷的产生时间应当是明代洪武年间。为彰显皇家权威，明代初期宫廷在建造时使用了大量黄瓦。明洪武时朝廷就下令让“江南造黄瓦”。因景德镇地处江南，所以应该接到了指令并且生产过部分黄瓦，此“黄瓦”可能是陶质琉璃黄瓦或瓷质低温黄釉瓦。
黄釉瓷的造型和釉色的历史演化
明初烧造的黄釉器物较少，多以盘、碗为主。明洪武时的黄釉瓷不见完整器传世，唯有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和北京地区出土过此期的黄釉盘残片。内白釉外黄釉，色泽较深，有细微开片，近足处一圈积釉呈深黄色，外底无釉，火石红较重。
直到明代弘治时期，低温黄釉瓷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此时黄釉釉色娇嫩、淡雅，光亮如同鸡油一般，被称为“娇黄”或“鸡油黄”。又因其使用浇釉法施于瓷胎之上，故又称“浇黄”。弘治黄釉瓷器壁较薄，通体施黄釉，光素无纹。造型规整，修坯细洁，多见直口盘。器物底足低矮，圈足光滑，底微塌，造型呈窝状，俗称“窝盘”。此时期的款识主要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刻款和“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楷书青花双圈款两种。弘治黄釉瓷除了釉色超凡绝伦外，还突破了品种上的局限，烧制出诸如牺耳尊、绳耳尊、飘带耳尊等体量较大的琢器。
正德时期黄釉瓷继承弘治之作，但釉色不如弘治浅淡而嫩，显得深沉，胎体加厚，有“老成持重”之说。款识与弘治期保持一致。此时黄釉瓷工艺复杂且多有新花样，品种出现了黄地紫彩、黄地绿彩等。
明正德黄地绿彩云龙纹尊
嘉靖时期黄釉变深，釉质肥厚，釉面有不平感，色调大多鲜亮，偶而有极淡且釉面匀润者。器型多为盘、碗、杯、碟、罐。器物以素面为主，另有单线或双线暗刻花纹装饰。款识主要是青花单圈或双圈六字楷书款。若黄釉器器底施黄釉，则为刻款。
明代晚期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景德镇御器厂辍烧停工，黄釉官窑器几不可见。
清代顺治时期，黄釉瓷恢复烧制。到了康熙时期，以仿制明代“娇黄”为主，釉质细腻晶莹，质量提升。此时还出现了蛋黄釉，因色如鸡蛋黄，故称“蛋黄釉”或“西洋釉”。康熙黄釉瓷不仅在釉色上有所发展，瓷胎上还出现了加刻各种图案花纹的工艺以及堆塑纹饰。另外，器型也有创新，多以素面为主。底部款识为青花篆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款，与弘治时的区别较大。器物的圈足也较弘治偏矮。
雍正时期是清代黄釉瓷烧制最好、艺术水平最高的一朝。此时黄釉瓷以柠橡黄釉最为出名。此时期的黄釉瓷不仅造型完美，做工精细、胎薄、质细，更重要的是除了承袭前朝单色釉和黄地绿彩制品外，还出现了黄釉地施加粉彩的图案。同时，官窑典型器造型也更加丰富。
清雍正黄地绿彩云蝠纹碗
乾隆时期黄釉器物明显少于康、雍两朝，色泽淡雅且釉层较薄，施釉均匀没有色差。因此时期黄釉中掺有玻璃白，所以釉面混而不透。传世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此时黄釉瓷在单色黄釉创新上并无发展，多作为黄釉彩瓷的底色。
清乾隆黄地紫绿彩勾莲纹瓶
光绪时期黄釉瓷在烧造质量和品种上达到了又一高峰。到了清晚期，黄釉瓷数量与器型仍旧不少。因朝廷规定并不太严，民间也开始生产少量黄釉瓷，但多为米黄釉。底部款识除六字楷款外，还出现了民窑人名款等。
在明清历史上，御窑黄釉瓷一直是皇权传统中最尊贵的代表，同样的，它独特的艺术与历史价值也得到许多人青睐。直至现在，黄色与红色一样都代表着中国的主色调。作为宫廷御用瓷器中的一种，其功能已不仅仅是供皇家日用或观赏，它还可以反映帝王的审美喜好，甚至是当时宗教、礼仪、制度等文化内涵的另一种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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