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古代景德镇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只是浮梁县治下的一个镇，并不具备构筑城墙的政治资本，即使它远较不远处的县城繁华百倍。令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是皇家瓷厂驻地的无比荣耀，明代御器厂、清代御窑厂均选址于珠山之巅、昌江之畔，所有的窑房与民居均以御厂墙根为中心，紧紧环绕，狭窄而密集的里弄形成环环相连的同心圆布局，即便再拥挤，这一大片成千上万镇民聚居的民房都断然不会在海拔上超越御厂围墙，以保证御厂始终处在俯视万民的优越姿态。
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蜂巢，而御厂便如蜂王居住的神圣地方。虽然御厂绝不是皇宫，但却生产着皇家象征的御用瓷器，这也使得镇民们油然而生皇城根下的飘然感觉，也使得八方工匠趋之若鹜，即使不得不常常面对狐假虎威的督陶官员的征召、盘剥与压榨，但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生存似乎较其他地方更为容易，虽然，在很多时候，这只是看上去很美。
立墙
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区的大战，使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早在元末时期就应该对景德镇这一产瓷名地有着清楚的认识。镇守浮梁的朱元璋手下大将于光即在此地设有军窑，专烧军需陶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朱元璋建立起大明帝国时即着手开始御厂的建立，而不必等到其身后的洪武三十五年，也即建文四年。因而，在众多纷纭的明代御器厂建立时间的版本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洪武二年的，至少，即使没有御器厂之名，亦应有御器厂之实。
宋元时期，在浮梁县境内，景德镇只是众多生产瓷器的集镇之一，其声势实际上还不如湖田或湘湖等南河流域其他集镇，而自御厂立，浮梁县境内其他诸窑逐渐衰败并向景德镇转移和集中，可见皇家权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这种凝聚力只在明代中后期才逐渐形成，而从明早期来看，各地窑工完全处在观望状态，面对这样一个新生的皇权事物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窑工们避而惟恐不及，这座对小镇来说显得巨大的御器厂的建设是否涉及强拆事件不得而知，但强征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明《江西省大志·匠役》言：“上班匠，籍匠户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纳班银一两八钱。遇蒙烧造，拘集各厂上工，自备工食。”这即是所谓的轮班匠制。对于散布于浮梁各地的窑工们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四年一轮的赴京上班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这是正班，到御器厂工作则并非正班，窑工们自然可以拒绝，然而“拘集”二字却分明地证实了官府血淋淋的强征事实。
不过，能“有幸”被强征者必是高匠，大约区区三百余名，明《江西省大志》记曰：“御器厂23作，有工匠334名。”但所有的窑工都有被强征到御器厂的概率，这种强迫劳动的手段确实令人不齿，因而至少在明代早期，并没有多少民窑斗胆聚集于御厂墙根下，处在极弱小的状态，湖田的窑火依然鼎盛。
御器厂的产品虽然仅供皇帝专用，绝非商品，但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却显得超强。尤其是在明早期，害怕民窑剽窃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至常以杀头令来明令禁止民窑生产某些产品，当然其本质目的是防止贱民们有辱皇家威仪。
明宣德早期，御器厂已库存了数量颇大的洪武、永乐时期的落选御瓷，不得不考虑处理事宜，督陶官丝毫不敢怠慢，打碎以后选择在平地仔细掩埋。此后，从宣德直至明中期，这一处理方式都得到延续，只是越来越显草率，明代中期时已混同于其他窑业垃圾之中，而明代晚期则几乎无迹可循，这表明在明代晚期出现了贪婪而大胆的变卖落选御瓷的行为。WWw.tAOcI52.cOM
晚明的嘉靖、万历二帝在位时间极长，但头脑显然与明早中期帝王相距甚远，有如此不精明的皇帝，御器厂出现集体侵吞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向御厂墙根聚集的窑工数量也突然猛增，嘉靖时期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众”，并出现了大型手工工场。这种非正常的增长，表明御器厂的督陶官员们及地方官员们已从单纯残暴的压迫和钳制转向官商勾结，甚至直接投资，而其间很可能也涉及到炒作房地产的行为。
晚明景德镇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以致“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这似乎是御器厂愿意看到的现象，既可趁乱敲诈勒索，更可将本应是御厂烧造的部分瓷器强迫转嫁到民窑中烧造，从而大发其财。由于晚明景德镇瓷器几乎垄断了国内外市场，民窑工场主们即使被大肆盘剥却依然能够获取丰厚利润，而即使是个体户亦能安然度日。
《醒世恒言》中即说到了这样一个小业主：“就其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坯，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俱能度日。”虽是虚拟，却极形象地表述了晚明景德镇小民的讨食生活。
官、工、商、民之间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大家都能够相安，保持一种表面的繁荣，直到更为残暴贪婪的潘相的到来，这一切平衡瞬间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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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拟斥巨资加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
为进一步加强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江西省计划投资４９７８万元人民币建设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设施。这一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包括：建筑面积达１２００平方米的保护管理用房，主要用于办公管理、安全监控、资料保存、文物修复等；建筑面积达３０００平方米的综合展示中心；制作安装标桩、标牌及界桩２０４处。资金来源分别是：申请国债资金２４８９万元，地方配套资金２４８９万元。
御窑也称“官窑”，是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景德镇官窑集中了从元代至清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好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文献记载每１００件成瓷仅有４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埋藏入官窑范围之内，以禁绝流入民间。多年来，江西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清理了埋藏落选的贡品、遗址等大量官窑标本，修复了数以千计的官窑珍品，有一批被誉为“绝世孤品”的瓷器和文物遗存面世。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的成果，曾被评为“２００３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失传600年的“元青花”烧制工艺再现景德镇
双手拿着一根约半米长的竹筒，20岁的陶瓷工人徐科将液态釉缓缓地倒在一只正在转动的陶盘的表面，流下的釉液随之划出一道道弧线飞散开去。
头戴一个小型的扩音器，65岁的景德镇仿古瓷制作专家黄云鹏指挥作坊工人们，向正在中国瓷都参加第三届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数百名中外参会者全过程演示了失传600多年的元青花烧制工艺。
黄云鹏介绍说，传统的元青花烧制工艺已经失传了600多年，景德镇科研人员经过十多年的不懈研究，通过对古代窑址的匣钵和大量瓷片遗存进行观察分析，对复制的元青花烧制工艺和史料记载进行相互比验，以及通过和上海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合作，从元青花的物理、化学特性入手研究，目前已基本成功复原了元青花的主要烧制工艺，包括陶泥的配方、陶坯的制作、画坯、上釉、模印等主要环节。
黄云鹏坦陈，“这套复原的元青花烧制工艺在一些环节上免不了带上‘现代文明’的色彩，比如古代的拉坯靠的是轮盘旋转的惯性，而现在我们使用电动轮盘，但二者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中国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馆员吕成龙充分肯定了复原元青花传统烧制工艺的意义。他说：“用传统工艺制作高仿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收藏者的需求，弘扬中国陶瓷文化，使优秀的陶瓷艺术再现。”
吕成龙说，景德镇历来有仿制古陶瓷的传统。历史上景德镇的很多陶瓷制作高手在仿古的同时进行创新，从而推动了景德镇的制瓷工业不断前进。据吕成龙介绍，黄云鹏就曾接受过故宫博物院委托仿制400多件故宫收藏品。“许多真品只有一件或者两件，但是收藏者通过收藏高仿品，同样可以欣赏到这些‘国之瑰宝’的艺术价值，因为他们的仿制标准很高，具备了真品的主要艺术特征。”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浦生认为，元青花制瓷工艺的复原，对于了解元青花工艺，认识元青花的特征和特征形成原因，以及当前收藏中的断代辨伪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据专家介绍，元代青花的烧制工艺起源于唐代，宋代一度出现烧制全面中断期，元代进入一个颠峰时期。元青花瓷以造型端庄秀丽、料色青翠、纹样丰富并极为生动等特点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的推崇。但元青花并不为当时的元朝主流社会所欣赏，所以元朝亡国之后，元青花烧制工艺便逐渐失传。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波普（Dr.J.A.Pope）发表关于元青花的论文后，才逐渐引起世人对元青花的广泛兴趣。
据张浦生介绍，景德镇元青花使中国陶瓷进入了以彩绘为主流的新阶段，促进了外贸和中外文化的友好交往，为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成为世界瓷国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景德镇老瓷厂记忆：厂
上一辈的老瓷都人，谈起厂（以下简称景陶），都会清晰地记得景陶门前的运煤专用小铁路，每当满载着煤炭的小火车轰隆驶过，那之后的兴奋之情；还有景陶办公大楼的门楼，那是当时全市所有工业企业中最独特、最宏伟、最气派的一栋门楼，让不少瓷都人记忆犹新。
近日，记者来到景陶，那昔日象征着景陶曾经辉煌的大门，如今已经锈迹斑斑；曾经热闹非凡的厂房，已经空无一人……
建厂初期披荆斩棘
1958年9月1日，这一天对于每一个景陶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这一天瓷器十二瓷厂、十五瓷厂、十六瓷厂合并为景德镇市建筑瓷厂。
谈及景陶的前身，现任景陶厂长杨景华滔滔不绝地介绍，景陶的前身是景德镇市第二陶瓷手工生产合作社（简称“二社”），而二社的前身又是余协圣瓷行，老板是人称“三尊大佛”的资本家余炳哲。
1950年10月余炳哲抽走转移大量资金，使生产停顿，瓷行于1951年5月关闭，瓷行93名工人要求资方老板发工资维持生活。当时工人代表与资方老板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老板同意付给工人“共同工资”，但“大佛”不肯“善哉”，未履行协议。于是工人联名上诉到市法院，经过法院裁判之后，将这些固定资产作为股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恢复生产。
恢复生产之后二社逐渐发展，让工人们看到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征程，他们白天生产、晚上义务劳动，在资金不足以全部建设正规厂房时，他们挑来泥土、运来竹子搞基建，用竹片糊黄泥搭起一栋栋简易厂房。在1958年，这一年二社已有部分工人迁到毛家坡新厂房生产。新厂房的建成，告别了点多面广，迈出了厂房、设备、人员高度集中的关键一步，为今后的景陶奠定了基础。
发展期间充满曲折
只要熟悉景陶的人都知道，景陶主要出产工业陶瓷，其中三角牌釉面砖更是闻名中外。据景陶老职工回忆道，当年厂里生产的面砖，其特点吸水率适中，光洁度好，耐酸、耐碱性能强，使用周期长。
可景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每个角落，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干扰，瓷厂生产经营一落千丈，企业也是面目全非，运作十分艰难。
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景陶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收新工人，工人年龄面临着青黄不接，就在1973年，这一天下着雨，但是景陶的职工们却觉得这是一场喜雨，因为在这一天，景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迎接了158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到来，这些都是各大院校高才生，他们的到来，及时地为景陶补充了新鲜血液。
据景陶书记常水根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是景陶最令人羡慕、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期。这一时期，景陶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釉面砖生产量和质量节节上升，产量位居全国之冠八年之久。这一时期，釉面砖品种日益增多，全厂上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
“要知道，当年我们生产的三角牌釉面砖，出产上海、北京等地，都是免检产品，畅销到连找厂长批条子都买不到，当时时任厂长为了减少上门客户的纠缠，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剪贴了报纸上的一副“兔开尊口”的漫画，”常水根骄傲地说。
从景陶建厂初期开始，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经验积累后，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看准了市场对釉面砖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机，“咬定青山不放松，”果断决策，让效益不高的日用陶瓷和工业瓷逐渐减产直至全面停产，进而举全厂之力来发展效益较高的釉面砖。
如何扩大釉面砖生产规模，经过商量之后，最好的选择是把工业瓷车间改造成釉面砖车间。但是改造的资金在那里？面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景陶人利用多种渠道寻求合作伙伴，在1981年至1982年，景陶在难以从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能力，采取这一变通的灵活措施，使景陶的釉面砖产量大增，一跃成为全国釉面砖产量第一的专业厂家。
不仅如此，在1980年至1987年，景陶釉面砖产量一直居全国首位整整八年，当时景陶头上一直戴着桂冠，光芒四射。“三角牌”产品在整个上世纪的80年代畅销美国、港澳、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是最受欢迎的建陶产品之一。
景陶人的创业精神
余昌铨1955年就进入景陶，直到1997年才退休，作为一名老景陶人，他有着景陶人艰苦朴实的创业精神。正如余昌铨的老伴常说的，“他就是块头木头疙瘩，笨。上班从未迟到过，就连我生孩子的时候也还在上班，从来都不知道请假这个两个字，天天就惦记着生产生产”。
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余昌铨依然深深地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时，工人们上下班全靠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发出怨言。当时工厂搬到毛家坂时，这里还是比较荒芜的地方，工厂用竹片编成篱笆做围墙，厂里规定没有到上班时间是不开门的，来得早的人都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当时有一个姓黄的工人家里没有闹钟，下半夜3时左右就起床，走到厂里还没有天亮，但他又不敢跨过篱笆进厂，只好在曹家岭灰棚子里休息一下，不小心睡着了，一觉醒来，到厂里已经迟到了，还受到了处罚。由此可见当年的纪律是多么的严格。
余昌铨在景陶一直都是从事匣钵工作，这项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丝毫都没有怨言，起早摸黑的一干就是40年，他说，“我们那时就把厂里当成了自己家，从来都没有迟到早退，一周就休息一天，休息时还要义务劳动半天；有时半夜刮风下雨，我会习惯性的跑到厂里去看匣钵是否被雨淋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匣钵40余年，但是余昌铨坚持下来，对他那个年代来说，只要认定了这门手艺，就会一直干下去。
回想起，以前厂里的辉煌，余昌铨自豪地说：“在80年代，我们厂是全市最好的一个厂，也是全市第一个有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单位，当年6辆公交车停在厂门口，是多么的气派”。
景陶的蒸蒸日上，与干部和职工艰苦奋斗是离不开的。老职工老占告诉记者，当年他在厂里的时候，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都是一样的在生产线上辛勤的工作。现代剧《窑前战歌》就是以厂里一个职工老董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1976年的一天，烧练车间窑炉的烟道发生堵塞，烟道不疏通，瓷器要报废，老董得知此事之后，二话不说，钻进了烟道，硬是将堵塞烟道的匣屑。砖块一铲一铲掏出来，高温将老董的脸灼得青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抢修行列，终于将烟道疏通了。
别看现在景陶厂生活区破旧不堪，生活区内公园，丝毫看不到绿意，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子弟学校、保育院、职工医院、食堂、浴室、文化中心等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区内花园不仅绿树成行，花草芬芳，花园内还有喷泉，环境优美。
“可是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东等地区乡镇企业及其他性质的建陶企业的崛起，‘三角’牌受到猛烈的冲击，经济效益逐步下降，并出现经营亏损，景陶在1997年全面停产，目前景陶主要以出租方式将厂房、设备租给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多种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老占说。
景陶从辉煌鼎盛到退出市场，从部属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到市属三类企业，它经历了五十余个春夏秋冬，这人生漫长的半个世纪，就好似流星在历史星空划过的一瞬间。在这期间虽没有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但一座座高耸的制粉喷雾干燥塔和一条条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作业线却是见证了景陶昔日的光辉，尽管如今这种辉煌已不再，但景陶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景德镇御窑遗址首次开放 “皇家窑厂”重见天日
十八日，中国元、明、清三代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皇家窑厂所在地——景德镇御窑厂遗址首次正式对海内外游客开放，至此这座在地下沉睡百年的历史名窑终于揭开神秘面纱，重见天日。
御窑遗址是景德镇辉煌陶瓷文明的历史见证。该遗址是专门为元、明、清宫廷生产瓷器的皇家窑场，自明代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在此设窑厂开始，到清王朝灭亡结束，持续烧造时间达六百余年。此后传说中的官窑遗址也在景德镇的土地上消失，留给后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官窑瓷器。
一九八二年一名古陶瓷学者路过景德镇市珠山区一个工地时，不经意一瞥，发现并在推土机下挽救了这个神秘的古窑。二00二年起，专家开始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出土窑炉都是单个的，而这些官窑的窑炉是成组出现的，目前考古专家正在挖掘的官窑就有六个窑炉。
近年来，在这里出土复原了数以千计的稀世珍品官窑瓷，这些瓷器胎细釉润，纹饰丰富多彩。其中有不少瓷器品种，如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内白釉外釉里红龙纹小碗等一批瓷器，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并不多见，是极为珍贵的精品。不少研究成果解决了中国陶瓷史的部分疑难问题，在世界陶瓷考古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评为“二00三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产，景德镇市于二00五年动工修建御窑厂遗址保护房，历经两年终告完成。同时，还在御窑厂遗址保护房的基础上，组建了“景德镇御窑遗址博物馆”，并以此为核心，对市区内的古作坊、古窑房、古码头、古寺庙、古里弄、古民居进行了全面的整合与发掘，形象地再现了较为完整的陶瓷发展古韵风貌。
首届景德镇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景德镇举行
10月21日下午，首届御窑陶瓷国际论坛在我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圆形会议厅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包括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史文斌，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潘义忠，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宝昌，市文博权威专家刘新园出席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我市文博界代表150余人参加论坛。史文斌讲话。
史文斌指出，景德镇御窑是皇冠上的明珠，在景德镇一千七百年的陶瓷制造生产历史进程中，御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严格的手工技术和周密细致的生产管理制度，不但烧造了美轮美奂的传世极品，更是对景德镇民间陶瓷的生产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对于我市陶瓷发展非常重视，提出陶瓷是景德镇的命脉，加强古陶瓷的研究与利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围绕御窑所进行的御窑整体保护，文博学术研究，御窑工艺开发，御窑品牌运作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御窑陶瓷论坛是我市文博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市陶瓷发展的一件大事。
论坛上，与会国内外专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陶瓷考古专家、文化学者和艺术家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专题对景德镇御窑进行研究、探讨景德镇御窑陶瓷文化精髓。通过研讨和交流，为御窑的开发利用出谋划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陶瓷文化，提升御窑和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
主办方告诉记者，本次大会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将把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汇集成册，编撰成书，并形成瓷博会固定的活动项目，为提升景德镇御窑的研究水平，扩大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发展贡献力量。
580年前的景德镇御窑瓷器碎片“复原”陶瓷传奇
５８０年前，它们是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残次品，才出窑炉即被打碎深埋；今天，它们是古器物专家眼中的珍宝，讲述着皇家传世精品的过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的眼里，这个每天接待上千名参观者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是一个“迟到的展览”，为世人了解中国瓷器制造历史高峰期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虽说中国仍有大量明、清时期御窑瓷器被保存下来，但这些传世品还是无法反映当时御窑厂生产的真实情况。如果能将拼对、修复的上千件整器与传世品进行比对研究，将更有助于人们一窥明代御器厂烧造瓷器品种的全貌、探究明代宫廷用瓷生产的管理体系。”他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现场，人们看到１６０件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修复残品与１３７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家传世瓷器同台亮相，一目了然就可看出当年御窑瓷器挑选的标准。那些被打掉的次品，或者变了形，或者釉色、彩色发黑。据说出土的成化御窑瓷器中还有个别图案画错了，比如一条龙的一足画了６个爪。
已经第二次参观展览的吴先生是一个古玩店老板。他说：“这个对比展很有价值，不仅帮我提高了鉴赏瓷器的眼力，而且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些瓷器研究的关键问题，比如说，让我清楚知道了什么样的釉色、彩色才算纯正。这个展览以新颖的形式为人们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
１９８４年从学院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吕成龙认为，景德镇出土瓷器残片之所以很受业内关注，是因为它回答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代御器厂最早设立时间的疑问、解决了明代御窑瓷器款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量传世明代御窑瓷器形成相互印证，弥补了传世明代御窑瓷器中的欠缺。
因为瓷器易碎，再加上战争、改朝换代，自然灾害和日常使用损耗等原因，很多东西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吕成龙指出，如果不对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古人还烧造这些瓷器。这批残次品的发现对人们了解御窑厂的烧造品种、生产格局和产量至关重要。
以一个永乐甜白釉大花瓶为例，他说，如果不发掘出土这件大花瓶，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永乐时期的御窑厂还烧造如此高大的器皿。
此次展览中有１０多种器物呈现了明初伊斯兰文化东渐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３件永乐年间的八方烛台就是模仿伊斯兰风格的黄铜嵌金、银制品烧造而成，另两件用于装水的青花如意耳扁壶，也是永乐时期对同样造型的伊斯兰嵌金、银壶造型的模仿。
“从瓷器的仿烧情况来看，造型最难模仿，这些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产生的新器形。”吕成龙说。
古陶瓷学者们认为中国陶瓷烧造能在明初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需要用瓷器作礼品赠送给所到国家的国王，另外也因为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皇帝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来自黑龙江的袁晓梅看到对比展后，为古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染。她说：“其实这些带有裂痕的瓷器，在我看来工艺也挺精湛，但是古人却把它毁掉了，没想到古人对工艺的要求这么严苛。这可能就是中国瓷器工艺精湛、影响力大的原因之一吧。”
展览期间，荷兰代尔夫特博物馆馆长帕德里克·冯·米尔一行曾登门拜访过吕成龙，谈到他们计划在荷兰瓷都代尔夫特举办一个类似的展览，希望得到故宫博物院支持。
１５８７年以来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贸易机构，驾驶大型帆船利用季风来中国采购瓷器。荷兰代尔夫特的瓷器烧造也是从模仿中国瓷器开始，并且代尔夫特瓷厂也曾为荷兰皇家烧造瓷器。
吕成龙认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陶瓷是最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烧造连续性好、从未间断过。在故宫博物院２５大类藏品中，陶瓷器约３６万件，所占比例最大。另外，陶瓷器耐腐蚀、不怕火烧，无论是完整器还是破片，即使在地下埋上几百年、上千年，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后仍崭新如初。所以陶瓷器特别受到文物藏家和文物研究者的钟爱。
“在中国，没有一种物质文化像陶瓷这样影响广泛、产量大。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陶瓷堪称一个很好的窗口。”吕成龙说。
记者了解到，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数量达数十吨之多，涉及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经抢救发掘，目前已黏合复原出１４００多件。同时期的传世藏品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也有数量可观的收藏。
景德镇市御窑遗址 展现千年陶瓷文明
推进保护工作 遗址风貌再现
许多年来，一座见证我国瓷业发展，反映景德镇千年陶瓷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景德镇市御窑遗址一直受到国家、省、市的高度关注。从2002年起，景德镇市正式启动御窑遗址保护工程。8年间，10多项保护和恢复工作稳步推进，已初现明清时期御窑厂盛景。
今年，景德镇市又将御窑遗址保护推进工作列入市重点工程，在人、财、物上加大投入。近日，在该市珠山中路北侧，记者看到，御窑遗址核心保护区内的200多户住户拆迁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重建御窑厂——开启遗址保护工作
据史料记载，景德镇御窑厂萌芽于元代，而兴盛于明清，是专门为皇家烧制瓷器的窑场，至今有700多年的历史。该御窑厂是中国瓷业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产物，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业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及世界手工业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景德镇御窑厂位于该市珠山中路北侧，包括龙珠阁周边地区和市政府原办公大院及宿舍区、居民民宅等区域，其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地下埋藏文物丰富，是我国唯一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信息的历史遗存。为保护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2002年，景德镇市启动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同年底，该市政府办公场所迁出，原政府办公大楼拆除，御窑遗址保护工程序幕由此拉开。
从2002年至2009年间，景德镇御窑遗址共实施了10多项大规模拆迁项目和保护工程。其中，保护工程有：御窑厂大门重修工程、御窑遗址龙珠阁护壁桩工程、御窑遗址大门内外广场整修工程、御窑厂窑炉遗址保护房工程、御窑遗址珠山北麓保护房工程、御窑工艺博物馆改造工程、古戏台修建、文物修复中心改建、佑陶灵祠重修、迎宾楼和御宝斋修建、水电管网改造工程、中心道路改建及绿化工程等，工程总投资近3000万元。
推进保护工作——遗址全貌即将呈现
为完整展现历史面貌，景德镇市决心加速推进御窑遗址的保护工作。今年3月24日，景德镇市召集土地、规划、建设、房管、文化、国资委等多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就下一步御窑遗址保护工作进行部署。
今年，该市计划在遗址核心区搬迁工作完成后，实施保护管理用房工程和修建旅游公厕工程，以及进行环境整治，修建碑廊（展示《唐英瓷务年谱》和大型瓷板彩画《陶冶图》），修建唐英广场，修建龙珠阁西面和南面台阶，修缮彭家弄古民居，安装消防设施，将拆迁地段进行绿化、美化、亮化等。
据规划显示，若整个保护项目完成后，御窑遗址将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序列展示，内容包括三馆、两房、两“人”、一中心。其中，三馆即指景德镇御窑厂历史陈列馆、景德镇御窑工艺博物馆、景德镇官窑博物馆；两房即指遗址西侧明代窑炉遗迹保护房和珠山北麓遗址保护房；两“人”即指佑陶灵祠供奉明代御窑厂窑工童宾雕像，碑廊与唐英广场展示清代御窑厂督陶官唐英事迹；一中心即指文物修复中心，展示出土官窑陶瓷修复的全过程。
此外，御窑遗址内还设有古戏台和具有御窑特色的三组瓷灯，以及按照《陶冶图》仿造的御窑厂作坊等，分别从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历史陈列、发掘现场、考古修复等各方面展现遗址风采。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正式挂牌
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之际，12月28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正式挂牌。副省长吴忠琼，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市委书记钟志生，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晓艺，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锋，国家文物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柏，市政协主席张春萍，副市长熊皓等出席仪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金龙，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致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刘朝阳主持仪式。市文旅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组建情况。
黄金龙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御窑厂遗址的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文旅厅等单位的关心指导下，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扎实推进御窑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组建是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殷殷嘱托的重要举措；是“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生动实践；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贡献景德镇力量的创新行动。通过整合御窑厂遗址管理、研究、展示等机构职能，进一步加强御窑遗址考古、修复、研究、保护和“申遗”等工作，将更有利于深入系统地开展景德镇御窑文化研究，全面提升御窑厂遗址整体建设、运营和学术研究水平。
黄金龙表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要加强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特别是要加快推动“申遗”工作，让世界共同认知御窑文化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同时，恳请故宫博物院、省文旅厅和各兄弟单位对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多关心、多指导、多支持，我们将坚定信心、齐心协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奋力开展好御窑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为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做出应有贡献。
许杰表示，陶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今天，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挂牌，将站在以景德镇为本源、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舞台的高度，引领全世界对乃至中国陶瓷艺术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陶瓷尤其是景德镇御窑陶瓷的欣赏水平，期待御窑厂遗址“申遗”工作早日取得成功。
据介绍，御窑厂遗址是我国唯一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信息的历史遗存，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结束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历经明清两代27朝皇帝，为皇帝烧造御瓷长达542年。御窑厂现存遗址及其背景环境是研究景德镇御窑厂历史沿革、管理制度、烧造工艺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历史文化名城景德镇城市发展脉络的重要基础，对全世界陶瓷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被誉为“瓷国皇冠上的明珠”。组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可进一步加强御窑厂的考古、修复、研究、保护和“申遗”等各方面工作，传承和弘扬御窑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核心价值，奠定景德镇在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中心地位，从更高层次上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御窑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通过整合御窑厂内的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展示机构，引进、培养陶瓷考古、修复和陶瓷文化研究、宣传策划、运营管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打造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心、中国陶瓷考古基地、中国陶瓷修复中心，全面提升御窑厂整体建设、运营、学术研究水平，提高景德镇对话世界的能力，落实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新要求。
参加仪式的还有：台湾鸿禧美术馆前馆长、研究馆员廖桂英，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克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海峰，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耿东升，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柯中华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日本筑波大学、日本东北学院大学、越南艺术与科学院、越南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日本静嘉堂美术馆、韩国国立公洲大学博物馆、韩国首尔工艺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馆、深圳博物馆、山东大学博物馆、东莞博物馆、东莞袁崇焕纪念园、江西高安博物馆，中国收藏家协会、新加坡收藏家协会、福建省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等单位的知名专家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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